第四章
「你父母呢？」我反問。
警察們不理會我的說情，將流浪漢半提半拖，向出口處走去。流浪漢在兩個大象般的警察手裡乾癟稀鬆，成了個漏掉大半填充物的布玩偶。
「他並沒有開後門送你的哥哥們去軍隊？」
「當然！」
「治理淮河。」是為了我母親。我母親使李師長受了處罰。他的上級對拋棄原配妻子的軍官們突然覺得有必要收拾收拾。我猜想那個收拾李師長的上級艷福太淺，假如我母親那天在醫院碰到的是他，那麼拋棄妻室天良淪喪的事就輪到他頭上了。這是由不得他的，我母親一旦進入了一個部落，首選必定是酋長。
她想到曾經在鎮上看見的兩個姑娘，她倆是鎮上醫生的女兒。她們給父親做幫手，戴雪白的口罩，頭上頂個餛飩帽。她們進過縣城的衛生學校，所有人都叫她倆「衛生小姐」。她們從來不|穿綢緞，不|穿繡花鞋，總是一身細布旗袍，冬天陰丹藍，夏天淺藍。她們從來不戴玉鐲耳環，遠遠走過，人們聞到一股好聞的藥水味。人們都說那是「衛生香」。我母親看見衛生小姐的時候只有十歲。她開始拒絕艷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歲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棄那五百兩黃金了。我當然清楚，我母親這隻井底之蛙在做這項人生選擇時，只有兩個參照，一個是等待發掘黃金的三十多個殷姓子女半痴獃半瞌睡的面孔，一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兩個衛生小姐。我母親認為衛生小姐的魅力大過黃金。
「他沒什麼希望。在我們中國，一參軍，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聽從安排。」你實在缺乏基礎知識。
「用張乾淨紙，把它重新謄一謄。戰鬥英雄的遺書，至少要有頭有尾。好不好？」
我母親說：「首長先生，信沒有寫完……」
「他平常都跟你談些什麼？」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觀念影響你呢？」
老師傅說：「那就對不住了，小妹妹，你走到縣城去搭車吧！」
「離開的原因是什麼？」
路的西頭來了輛汽車。車頂上綁著四五個皮箱，十多個鋪蓋卷。車子蓬頭垢面，四個輪子上肥厚的一層泥土，使它看上去腫脹、笨拙。我母親朝它揮一下胳膊，汽車在她面前停下。她回身彎腰，去拾那條墊在土包上的繡花手絹。我知道母親無論在多麼十萬火急的情況下，都不會腦子一熱丟失一條手絹或一枚發卡。她問五十多歲的司機：「老師傅您可是去南京啊？」老師傅說：「是啊，你打票沒有？」母親鬆開五個手指，下巴一偏，掌心上是一塊光洋：「老師傅，這個夠不夠我打票啊？」司機說：「這麼大的錢我到哪裡去給你找錢？你沒有零錢嗎？」母親搖頭笑笑。車上的人個個都在睡覺，這時有兩個人醒了，看見有人在錢上作了難，便立刻眼一閉，心想，等他倆扯皮扯完了我再醒吧。
「她最愛說的詞是『不』。」
我母親說：「有多遠啊？」
我母親說：「鼓樓。」
我母親突然說：「我會刻鋼板。」
我母親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象我母親當年那個模樣：她先讓眼睫毛一點點綻開，然後是眼睛整個地怒放。假如說她一生中只有那麼幾次讓荷爾蒙或內分泌左右，那個秋意綿綿的夜晚，她頭一次清楚地意識到體內那陣溫暖的痙攣。
「真的？！」這屋的牆已不再禿，貼滿各色紙片。動詞：黃色的；形容詞：淺藍的；副詞：淡灰的；名詞：綠色的。「對不起，你說到哪兒了？」
「不會吧？」理查說。他忙看一眼表：「真的，不過只過了兩分鐘。」
理查看我已站起身，拿起椅背上的挎包，彎腰去系一隻鞋上鬆了扣的鞋帶。他馬上追上一句：「最後一個提問。」
「你的父親，在『文革』期間，被批鬥過？」
他點點頭，眼裡有一絲欣慰，似乎發現原來不只他一個人讀不透這個魯迅。
「都好。」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操蛋意思。
「很抱歉打斷了你。」
「你的父親把你送到軍隊，據說是走了後門的？」
「當然信。他沒辦法。」
她說：「我要去上課呢。」
「是三百多頁。」
我翻了一頁書。這本書要在明天上課前讀完。
他再看她時，眼睛沒了原先的寒光。他見這個姑娘兩眼平直地看著他，身體也不忸怩作態。好大方的一個女孩。讀了書，就是見了世面；見了世面，人就這樣大大方方。
「問吧。」
「行。謝謝晚餐。」
「你父親現在還信仰共產主義嗎？」
「噢。」
火車帶著輕微地震進了站。我正要邁步上車，聽見身後「咔嗒」一聲金屬砸擊。回過頭，見警察們已將流浪漢銬起來了，手銬的另一頭留在警察甲手中，警察乙提著警棍隨時打算掄出去。我立刻從車裡回到站台上。
「那得看什麼時候。」
「是不是我每天回來得太晚？」
「你是說索爾仁尼琴？」
「真的。」
她就知道一個鼓樓、一個夫子廟。夫子廟給日本人燒了，她是曉得的。所以對於她，南京也就只剩了鼓樓。
我知道理查什麼都清楚。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如何清楚。他和我都不徒勞地假裝彼此周旋很有必要，因此我們乾脆不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遊戲。
她的確為我操了不少心，替我守著銀行，守著電話公司，絕不讓他們設圈套給我鑽。我從支票本上往下撕支票，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拙劣——似乎同她面對面結清電話賬這樁事是對她剛才的一番關懷的絕不領情，似乎在定義我和她的原則性關係。撕扯支票的聲響撕裂了小廚房裡的好氣氛，使我和她都打了個哆嗦。我心裏對自己的不合時宜失望透了。
劉先生說：「可惜呀，我雇不了你，你要在上海就好了。」
「一個從貧窮中來的棄兒，卻會說『不』。對了，你怎麼不問她叫什麼名字？」
所有的傷兵們這時都不去看首長們了，全去看那小看護，因為她摘下了口罩。農民的兒子們第一次看見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現在他們眼前。原來口罩很該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乾淨的臉頰，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們形容不來它怎樣好看，他們只知道他們從來無法想象這樣的天然淺紅、天然濕潤的嘴唇微微一彎，露出的牙像剛除了殼的新米。
「替我問她好。」他滴水不漏——難堪、意外、狼狽、措手不及，一概不漏。
「你父親是在五十年代初離開軍界的？」
「沒錯！」
她說她當然曉得他，他的書都很深呢。
「她是個非常不幸、非常可愛的小女孩。她已經和我們一同生活了半年。我敢打賭她將來會很有個性，智力的發育也會……」
我笑出一個頗厚顏的笑，想到阿書果真把他拉下水的情形。
我母親看著她，滿臉的莫名其妙。
「談政治局勢——比如說你們黨中央的某一號文件？」
李師長這時起身，走到門口，關上門，一面對我母親和他自己說：「真他媽鬧人。」
「我們覺得太有趣了，一個一歲的孩子往往最愛說『我要』——我要這個，我要那個。這個孩子恰恰是不要這個，不要那個。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你不覺得嗎？」
老師傅笑得呵呵的。車就開上路了。他朝一個空座也沒有的車廂喊：「大家擠擠睡啦，給這位小妹妹騰點地方坐！」他喊了三遍，誰也不肯醒。他便拿了個鉛桶，底朝天擱在凸起的引擎旁，又把自己一個爛棉襖鋪到鉛桶底上。我母親坐了下來，把那塊光洋仔細塞回包袱。她知道搭這趟車她一文錢不必花了，老司機方才叫她補票的話，是講給全車人聽的，是向他們表白，對這個乖巧漂亮的小姑娘，他毫無偏心眼兒的。
我母親從蘆葦遮蔽的小路一步登上兩丈寬的大路，回過頭，扶疏的蘆葦已愈合如初，不再有退路可走。除了我之外，母親村裡的人沒有一個能找到殷家三小姐的下落。十六歲的母親從來零嘴不斷，出村子前還在雜貨店買了一包梅子。出了村，又叫住一個賣熟老菱的，用她的繡花手絹兜了一斤老菱。我知道，只要順著小路上的菱角殼、梅子核尋下去，便能找回秘密出逃的母親。
我也「嗨」了一聲，說：「是我把你吵醒的吧？」
「想勤工儉學？」
我從垃圾車旁邊擠出去，跑到走廊末端，這裏的一扇門通防火樓梯。我聽著自己的古老皮靴在防火階梯上「嗒嗒嗒」地攀登，踏出荒涼的迴音。文學系在第十六層，系辦公室的門十點鐘關閉，我得趕在它關門前把兩封推薦信收回，然後再到電腦上去刪除「傑出」、「精彩」之類的詞彙。
他說：「你也是個順水漂來的孩子，漂過太平洋，漂到我們的海岸。」
我母親說：「怎麼這樣巧？」
「當然。」他有三年時間被非官方囚禁。母親在那三年中突然變得極其沉默，眼睛失神卻有種凄慘美麗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樣的目光。她的內心時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個傍晚。
「你父親把你送到軍隊，他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軍人？」
我點點頭。我是吃不消。
「他的政治觀念偏左還是偏右？」
她說：「首長哪裡是粗人。」
年輕的李師長回過頭，發現小女看護緊緊盯著他。士兵們中有個傳說，說是李師長打仗勇敢，但從來沒掛過花，是因為李師長後腦勺上長著眼睛。假如士兵們在這一剎那看見李師長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頭，他們會進一步相信李師長腦後確實有眼。
她見這女子穿件黑白細格子旗袍，淡淡地化著妝。她身後的桌上，是兩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子，還有個戴著眼鏡的男子，口音都有點兒南腔北調。
我母親膽子一乍，說：「我十八歲。」
「可你打斷了我。」
他果真看明白了，眨巴著眼，手指合攏在十分幣上。他突然說：「你看這樣好不好，我給你買份晚餐。」
「我也帶著我的女兒出去小小度了個假。我告訴過你嗎？我和我的女朋友領養了一個韓國小女孩？」
「謝謝。」
我母親走過街邊一家小食鋪，鋪里一共六張方桌，張張都滿，她正要退出去，靠近門的一桌客人叫住她。叫她的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她笑嘻嘻地問我母親：「你們南京人都愛吃些什麼？」
我說：「沒怎麼我，就是打算請我吃一個熱狗。」
「我打斷了嗎？」
然後他轉身，胳膊抱在胸前，說：「小鬼ｈtｔps://ｒｅaｄ•９9cｓw.ｃｏm真不簡單啊。」
流浪漢這時轉過臉，兩個大眼珠子在他污穢的臉上乾淨得如同兩汪清水。他心情半點也沒被損害，咧嘴朝我一樂。他覺得這晚上值了：竟然有人和他聊上了。他給尿憋急沒事，地鐵有不少拐彎抹角的方便地方；給話憋急了卻只有一日日憋下去。這麼深而廣的孤獨，偌大的芝加哥是盛不下的，寒夜裡有多少遊魂般的流浪者，對他們耳聞目睹的一切質疑或抒懷、詛咒或評點，永不停息生髮著內心獨白。
「是的，電話賬。」我乾巴巴地說。
「『陽光燦爛』不喜歡花，但很喜歡樹葉、樹枝；她也不愛玩具，但特別愛我的鑰匙！你說她是不是很逗？」
「無論你說什麼，都沒錯。」
「我是個帶兵打仗的人。」
「謝謝。」
「同意，同意。」你那比喻是，偌大個索爾仁尼琴被盛在竹籃里，隨波漂流。這個比喻可不怎麼樣，比較恐怖。而且巨大的嬰兒一從竹籃里站起就罵美國的大街。
她也同我一塊兒捅捅拳頭。同樣的動作她一做就正宗了。這確實是個很洋氣的動作。
「小鬼，冷了吧？」
「嗯。」
「他真的沒怎樣我……」
我等著他完成他的禮貌。
「很好。」
「哦，當然！」理查的歉意接近真實了，「你任何時候都可以離開，任何時候都可以拒絕和我們談話。你完全是自由的，你要是感到我干擾了你的自由，那可真對不起，因為我們本意不是如此。」
「我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我們又沒在打掃戰場的同時在無數女性體內繼續兵力駐紮。
「理查，你知不知道有這麼回事——FBI在五六十年代把美國所有著名作家都列在黑名單上，連福克納都在內。女作家賽珍珠在你們這兒的檔案，一共有二百多頁，是她言論、行動的記錄。」專業名詞，那叫「搜集黑材料」。
我母親說：「好巧啊，我也是去上海。」
「你的母親也是共產黨員？」
那是我母親的關係網。她與父親的熟人們相處得比我父親跟他們熟絡得多，也自然得多。無論我父親得意、失意，她都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自然。這是她高明的地方，從來是放長線釣大魚，不然她一個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遠大的我父親。
我母親趕上前，把寫得半滿的那張紙交給李師長。她說：「首長先生，請您過目。」
「對了，下次我想聽你談談你的父親。」
三個月內，劉先生一發而不可收，不僅有車，房也有了。他對我母親的造訪，漸漸稀疏起來。我母親想：好了，時候到了。她打開柜子，從角落裡拿出那個印花包袱布，裏面的十塊光洋絲毫未損。我母親很厲害，守她的財就像守她的身一樣，守得鐵緊。她遏制了自己的貪嘴、吃零食的習慣，每一文錢都花在節骨眼兒上。她多少次告訴我：好吃懶做的女人，下場往往很慘。她拿著沉甸甸的大洋進了布料店。她的對手是電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敗給她。她一塊塊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後選了塊蘋果綠的薄呢。她穿上蘋果綠的半長大衣，剪了一排齊眉劉海，在下午六點來到劉先生辦公室樓下。
我母親倚窗站著，把重傷號的話通過李師長的臨時整理，口頭編輯，一字一句落實到紙上。傷號有一陣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著。在這空隙中，李師長再次回頭，看著我母親。我母親背襯著窗外的傍晚，白色裝束和白皙皮膚使她看上去像個半透明的玉人。
「所以我父母覺得我不孝順。」
首長們抬頭看她一眼。我母親穩穩拿住架勢，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長們一直在留神她，這個時刻都裝著眼一亮，剛發現她似的。她感覺到李師長馬上抽出口袋裡那本書，書里夾著幾頁紙，稀落地寫了些字。我母親一看便知，那是他把書里的生字摘抄下來，練習讀寫的。
他這樣講的時候臉上那點兒不忍馬上被母親抓住。她說：「老師傅，你看太陽都偏西了，你捨得我一個人走三十來里地呀？」
一個警察對流浪漢說：「哈，你可讓我今天沒白過。」
「沒有。」他們不必走後門。他們符合走前門的條件。
這時候他對跟在身邊的小衛兵說：「去，找個能寫字的人來，他有話要捎給他婆姨。」
「可能吧。」
「噢。」這事不是流行很多年了？
「我覺得非常幸運，能有這樣的孩子，不過『陽光燦爛』也很幸運，我們真心愛她。我已經開始為她儲蓄教育經費了。你知道嗎？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得二十多萬！」
「這不是我希望不希望的問題。是她非常、非常獨特。你說呢？」
她看見劉先生走了出來，便把手裡的書打開，慢慢地邊看邊走。聽到劉先生的嗓音喚她，她倏然從專註的閱讀中冒出臉來，左顧右盼，像是沒看見喚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內。她從劉先生的眼裡知道，自己的一切設計都很奏效。
母親從來沒走過這麼長的路。要不是她準備了充足的零嘴一路給她打岔，光是走這段路的無趣，也會煩得她受不了，到不了路的三分之一，她便會對自己說：算了算了。她這時找了塊土包，把原本包菱角的繡花手絹鋪上去，這才提一提旗袍，坐了下去。她穿著棉紗長筒襪，不像城裡少奶奶的絲|襪那樣薄，也是精紗細紡的。走了十多里地，母親感覺襪子從膝蓋褪到小腿，又從小腿褪到腳踝，絕大部分的路途，她是把兩條長筒襪踩在腳心走過來的。若沒有零嘴分她的神，母親不可能受得住縮成兩團、硌得要命的長筒襪。
「嗨！」牧師太太出現在廚房門口。笑容將她的面頰向兩邊推開，直推到她豎起的軟乎乎的白絨布浴袍領子上。她是我這些天來看到的最暖和最舒適的人。
我母親說：「是的。」
劉先生說：「你刻過？」
牧師太太向我使了個年輕可愛的眼色，說：「你有我呢——我才不答應那些人把你當個小可憐兒來欺負。今天下午，我決定和電話公司宣戰！我打了個電話到『消費者保護熱線』，他們說一定饒不了電話公司。我先告訴你結果：電話公司不僅答應退還你這月的四塊六，上個月和上上個月，他們一共從你這兒坑走了十塊零五分，他們都答應退還！」她臉上出現了更年輕的神色：兒童得了獎狀似的神采飛揚。
「不是的。有時我聽見你出門、你進門心裏比較踏實些。」她暖洋洋、軟乎乎地一笑，「我的母親就有這毛病——她不阻止我們做任何事，但她必須知道我們到底在做哪些事。她得聽見我們進門、出門，聽見我們在電話上和同學講一兩個小時的廢話。所以我晚上聽不見你回來，就只能睡著一半。別誤會我！我不是更正你，要你吵鬧一點；我是在更正我自己。你是個沒話說的好房客。」
「真的，你不會誤認為我為你瞎操心吧？」
我母親和十幾個女同學戴著紅十字袖箍輕盈地走在醫院長長的過道里。病房內外全是傷號，見了這些年輕的義務看護立刻垂下眼皮。等她們走過去，他們卻扭過臉，追看她們背影。年輕的士兵們從未見過如此單薄、蒼白的少女，他們印象中的女性是紅撲撲的，有著圓滾滾的四肢和脹鼓鼓的胸和臀。而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護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層淺藍、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個具體的、物質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氣、一個精靈。這些農夫的兒子們還說不上喜歡她們，除了新鮮感的刺|激，他們甚至有些害怕她們。彷彿她們和他們不屬於同一人間，儘管她們蒼白細瘦的手也做出些潑辣的動作：把他們扔在床墊下血污發硬的土布軍裝扯出來，扔到一掛推車裡，第二天，軍裝被送回來時，已洗凈熨平，一股太陽光的暖意和一絲清淡的漿衣水香氣。經過她們細瘦蒼白的手，一切都整潔得令人生畏：綁腿、布襪、繃帶。一切都潔凈得成了她們素凈苗條身影的延伸，令農夫出身的士兵們不忍也不捨去觸碰。她們和他們隔著一層口罩，她們在口罩的那一面對他們施捨恬淡的笑容。她們的手指清涼如露珠，每一記觸碰都在他們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種奇特的、好受的傷痛。士兵們將眼睛閉起，羞得無地自容，感受著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護細瘦、蒼白的接觸：她們將他們的腳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細細剪去趾甲。或者將他們靠在她們單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湯喂進他們口內。那真是讓他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們有時也在雪白的口罩後面講一兩句話。本來就細而柔軟的話音給雪白口罩的紗布篩得更加細而柔軟，到達他們的知覺時，同樣地觸傷了他們，留下異樣的、好受的疼痛。這疼痛包括她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縮減的距離，不可能建立的熟識，不可能將她們挽留住，哪怕是短暫的挽留。而只有一個小女看護是例外的。她總是來得早，走得遲，偶爾會問幾句士兵們答得上來的話，比如：家鄉主要種麥還是種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澇？大軍南下了，可給家裡老人捎過信？知道你受了傷，他們會急壞了嗎……
「好的。」不過我真想跟人講的，或寫的，是我的母親。她從家裡出逃，去拼打男人們的天下時，還不足十六歲。你怎麼一字不問我這了不起的母親……
「好的。」
我母親抄寫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點鐘這段時間。九點鐘，衛兵小趙會送她回家。走下樓梯，經過李師長的會客廳時，我母親總是被李師長邀請進去坐一會兒。李師長在這樣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軍大衣，下擺晃蕩晃蕩氣派很大。我母親這天晚上坐得長了些，因為李師長提到了魯迅。兩個人沒談幾句就談不下去了，話題便很自然地轉到我母親所受的教育上。我母親把自己的家庭講得極像一個家學底子厚實的鄉鎮文豪。
首長們來到一個重傷號床邊。李師長把他唯一沒受傷的左手拿起，輕輕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湊到傷員臉旁邊，問他家住哪裡，家裡都還有誰。然後他把耳朵湊過去，一面聽一面點頭：婆姨、孩子、老娘……
「沒關係！她現在一歲了。你知道她最愛說的詞是什麼？」
老師傅說：「三十來里地。」
流浪漢最受不了的或許不是吃不飽喝不足，而是他九*九*藏*書們終日終年的沉默。人們會賞他們一兩個角子，但從來不賞個面子站下腳，聽他們說句話。
「沒事。大概做父母的都有這個毛病，吹噓他們的孩子。不過我並沒有吹噓『陽光燦爛』。她的確沒有那些棄兒的毛病。好像她不怕得罪我們，甚至不感激我們救了她。」
老司機說：「家裡老人都好吧？」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髮，給她找了大堆的文件來抄寫、複寫、刻寫。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里：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他們對男女關係的新觀念，他們嚮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漂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頭髮，同家裡不復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檯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
劉先生說；「要不要去我辦公室坐坐？」
李師長一看見那一行行極有功夫的字跡就呆了。我母親她們那個時代，一筆好字是附加在年輕美貌之上的本錢。
「我相信『陽光燦爛』將來一定會讓我驕傲，一定會……」
她這個時刻向那位劉先生笑了一下。這種笑很奇怪，只有當事者明白它的真正含義，局外人根本捕捉不住，即便看見它從燃起到熄滅的瞬息，也無法確定它是一個笑。所以我在這兒的意思，就是我母親對男女間微妙關係的無師自通。假如我現在告訴她：你那是暗送秋波。她一定死不認賬：胡說八道，我那時才十六歲，懂什麼「暗送秋波」！
在她的留言旁邊，另一塊磁石釘著幾張賬單。我一個個電話號碼找下去，發現一些號碼被檸檬色的熒光筆勾了下來。每個無人接聽卻空響了六遍鈴的電話，都是按一分鐘通話計價。我數了數，共有十七個這樣的電話讓電話公司敲了我一筆：共四塊四角六分，相當我一小時工錢。一般情況下，我不拖欠電話費，因為我佔據電話的時間長過牧師夫婦。
我快要在別人的節奏中睡去時，主卧室的門打開了，先是牧師進了浴室，然後，是他年輕的妻子。水聲飛濺，如同年輕的笑聲。不知我母親最初熱戀我父親的時候，是否對做|愛有過如此的興趣……
劉先生和我母親幾乎天天見面。她很清楚他對她懷有希望。我母親知道，對她懷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個女人在這個時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時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懷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驅使、利用；弄得不好，就會砸鍋。包括劉先生在內，所有男士中沒有一個完全如她意的。他們都沒什麼大本事，只能約了去一同看看電影，軋軋馬路，使她總有足夠的抄寫生意。她想，沒準哪天這幾個男人里就出息出來一個呢。她的方針是，先拿他們將就著，時刻準備發現新目標。
李師長沒有把書和紙遞給我母親，而是對小衛兵說：「沒有桌子，請她墊著書寫吧。」
「對不起，我明天有課，今晚必須讀完這本書。一千多頁。」
我說：「晚餐就免了吧。」
我母親把從她父母、叔嬸、姑姑、姑父那兒聽來的食品特產，一五一十告訴了他們。這當中她發現那個戴眼鏡的男人瞅著她，覺得她很好玩似的。她看見男子面前擺了一本簿子，半寸厚，是手工用針線釘成的。
「大概是吧！」
劉先生說：「真不簡單。你多大了？」
我此刻與便衣福茨對答如流，背誦著上次給那位大臉蛋便衣的回答。區別是這回是講中文。估計他們是想用兩種語言折騰折騰看，是否能讓我露馬腳。我牢記我母親的話：在任何情況下，能講半句話絕不講一句。
她輕盈地跳下車，在一盞盞路燈和闊葉梧桐之間，時明時暗，走出了老司機的視野。
老司機說：「家住哪裡呀？」
「沒錯。」還是該把生詞寫在小紙片上，貼到牆上去。
「什麼書？」
「放心，誰也影響不了我。我們這代人——受教育初期趕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按主次排下去，我母親對殷家大瓦屋中每樣東西都搖頭撇嘴，實在看不上。唯有一樣東西，是她在半年前打算離家出走才決定不要的。那是五百兩黃金，是殷家的頭一任家長留下的。那位祖爺爺和我母親隔著四代，據說沒任何人知道他從事什麼掙下了家業和那五百兩黃金。村裡的老人們有見過他到來時的模樣，他一身洋服很像是借別人的，完全不合身。還戴個不倫不類的禮帽。老人們說他來了不久就買下田畝，蓋起房子。殷家的人都聽我母親的祖父說，祖爺爺一訓話就說他的五百兩黃金將落到哪個兒孫手裡，要看這些兒孫的出息，更要看他們的孝敬程度。直到祖爺爺咽氣，兒孫們沒有對他回過嘴的。但祖爺爺咽氣是他獨自咽的，一早起來兒孫們發現老頭兒在自己床上誰也沒驚動地走了許久了。他從來沒告訴任何一個兒孫，五百兩黃金存放在何處。因此，孝期一完，大家便悄悄地行動起來。翻箱倒櫃，一寸一寸地敲牆，一塊一塊地撬鋪地的青磚。三年後，大家意識到悄悄分頭去尋找，是分散智力，不如讓聰明搭起伙來。果然進展出現了：在祖爺爺床板的背面，釘著一個木匣，打開，裏面有些洋鈔票，還有幾張照片。照片上的祖爺爺很年輕，和七八個年輕男人站在一起。那些年輕男人都穿著不合體的洋服，全戴不倫不類的禮帽。殷家兒孫們把洋鈔票拿到縣城銀行，鑒定下來說是美國鈔票，數額小得不夠他們一行人的盤纏。
離得很遠我就把鑰匙準備好，找准開大門的那一把。這樣屏聲斂息、躡手躡腳地進出這房子或在這房內活動，我已非常習慣。即使不是深更半夜，我的動作也極輕。我總是早早豎起耳朵來聽：走廊沒人了，廚房空出來了，我才盡量迅速而無聲地穿過走廊，閃入廚房，為自己倒杯水，或泡碗麥片，或烤片麵包。我還是習慣喝熱水，常常接一杯自來水放到微波爐去加溫。我盯准計時器上躍過的一秒又一秒，在它五聲鳴笛之前將門拉開。一切聲響都被我極端嚴密地控制著。房子不大，這樣留心便使它有了獨屬於我的通道和空間。我和牧師太太已有很久沒碰面，連房租、電話和水電以及煤氣的費用，都以留言的方式過手。
「這是你的辦公室啊？好排場。」
我說：「他沒怎樣我，就是要給我買個熱狗！」
「噢，她叫什麼名字？」這一頁里居然有三個生詞。
老師傅看著這個俊秀的女孩，他是捨不得的。他說：「回頭到了南京，你補張票吧。」
我正要進入地鐵入口，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說：「晚上好，賞一個角子吧。」
「我在修會計課，還修了英文課。」
士兵們沒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師長回頭的瞬間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讓三十多歲的長官眉頭一皺。
我母親說：「嗯。」
「真的？」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回答呢？你應該說：『謝謝晚餐。』」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南京我熟得很，丟不掉的。」
「……」理查說，他的話擦著我的耳朵過去，成了白色噪音。
「這樓是我父親報館的。」
「他們離婚三十年了。」
我不知他說的「你看」是什麼意思，要我看什麼。看他的國際襟懷？看他如何正常地、有人情味地做人？跟美國大部分中產階級一樣，有著接濟全人類的志向？
我繼續跟著他們小跑，一面打聽：「你們這是要把他押到哪兒去呢？」
我母親並不多話，只是有問必答。
我的現實如此地缺乏詩意。或說詩意對於我的現狀毫不切題。我需要多掙一些錢，需要睡足覺，爭取不拖欠房租，爭取上課不打瞌睡。這時我聽理查說：「還有你。」
「怎麼樣？休了個很好的假期？」便衣福茨聲音悅耳。
這樣兩個人就聊遠了。聊到十點多，樓下傳來粗聲粗氣的對罵，李師長才猛一醒，然後拿出懷錶看了看。他見我母親從沙發上起身，一副告辭姿態就說：「今天晚上他們下起棋來了。這一下還不知下到幾點，你不如再坐坐。」
李師長又轉回去念那些字的內容，可那些字已經沒了內容。他腦子裡轉來轉去的話就是：真看不出，她還是個秀才……
劉先生是這個笑的靶子，當然被擊中了。他說：「你去上海做什麼？上學？」
李師長想，這個小姑娘怎麼一點兒都不啰唆？小小一個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裏有墨水的人。
老司機說：「你是來走親戚？」
「你父親為你參軍走後門，就是說，他在軍界有不少朋友？」
理查瞪著眼，目光藍藍的。他想，她這樣冒出一句鬼話是什麼操蛋意思？
「我們看見了他胡鬧的全過程，」警察甲邁著大象般傲慢闊大的步子，「並且，他沒買地鐵銅幣，從門上翻過來的。」
「索爾仁尼琴你知道嗎？」
「是的。」
魏小姐指著劉先生說：「當心，他很會剝削人的！」
我母親說：只要你自己曉得你本錢好，別怕他——他哪裡是對你沒興趣？他越有興趣越會做出沒興趣的樣子。我母親就這點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錢：年輕，貌美，有點兒文化。
「沒交情。」父親和毛澤東的合影一共有三張。後來它們就是我父親政治生活的三個盾牌。我母親把這些盾牌用得很好。放大了十倍尺寸，掛在父親的辦公室、她自己的辦公室、她孩子們的校長和教師的辦公室、她那潛藏五百兩黃金的娘家的堂屋。因而她娘家的幾棟大瓦房片瓦未損，繼續包藏殷家的黃金懸疑。
「四季豆？」
「毛澤東和你父親夠交情嗎？」
「你不同意我的比喻？」
我母親回絕了劉先生的約請，中午便心穩穩地等待衛兵小趙。她在上午向劉先生打聽了魯迅是什麼人，然後到街上的書鋪買了那本叫做《吶喊》的書。讀了兩個鐘頭，她沒有讀出任何頭緒。無論如何，李師長要問起她，她不會對此書一無所知了。
「抱歉，我還得上https://read.99csw.com班。你要付我的房錢飯錢管我的飯，我陪你審到底絕不會有意見。我已經好幾次遲到了。」
乘電梯下樓時，我對著電梯里鋥亮的不鏽鋼牆壁理頭髮，看見一行圓珠筆寫的小字：「大麻能讓你放屁放出彩虹。」毫無道理地，我突然想到在推薦信上我把「精彩」、「傑出」這類詞用在自己頭上，是不是無恥了點？除了「精彩」、「傑出」的學習成績，還有「罕見的寫作天分」。我罕見嗎？在教授眼裡，一個二十九歲的中國女人操著時態混亂的語句在課堂上口述故事，大概夠罕見的。但「天分」呢？對這個時態上毛病百出的人，「天分」幫得上多大忙？電梯顯示器的數字在一聲聲短促的鳴笛中下降，我突然渾身潮熱，所有汗毛孔同時擴張，沁出汗珠。我發現自己的食指摁在上升鍵上。電梯昏昏然地升上去，卻在第十層停了下來。門陰險地緩緩打開，一輛巨大的垃圾車被塞進來，狹小空間立刻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半分鐘過去，電梯警鈴響了，垃圾車仍是無所從屬地擁塞在電梯門口。「罕見的寫作天分」使我一身一身地出汗。我這才明白這些教授們狡猾得可惡：他們讓被推薦人自己寫推薦信。人在自我吹噓時的厚顏程度畢竟有限，否則就會像此刻的我一樣臊得活不下去。因而那點可憐的獎學金數額不會造成學生之間太大規模的自相殘殺。教授們真油啊，他們把希望建築在我們的廉恥心和自輕自賤上。我把兩個掌心緊貼在冰涼的金屬電梯壁上，卻仍是無望將我渾身的燥熱鎮下去。這些流氓教授們就是要我為給自己冠上的「傑出」和「精彩」無地自容，每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形容詞在此刻都會成為自我羞辱。
「好像美國挺時興領養韓國小女孩的。」在字典上查到的詞意頗模糊，令人難以滿意。
我母親膽大包天地看著他。荷爾蒙能讓任何人膽大包天，更別說我母親這樣本來就對男性懷有雄心大志的女子。她任荷爾蒙迸出猛烈的血流，任血流溫度上漲，滾滾沸沸渾身亂竄。她的兩頰失去了玉石的白凈，讓荷爾蒙迸壓的血濺得緋紅。
我說：「沒錯，專門請我吃虧。」
我賊一樣無聲敏捷地進了大門，熄滅門廳里專門為我留的燈，然後溜進廚房。冰箱上有張便條，是牧師太太留給我的。她溫雅和善地寫道：「九月、十月的房租收到了。非常感謝！十一月的房租請不必著急，因為我了解你的困難，更了解你的人品。順便提醒，麥片粥里放一根香蕉，營養會好一些。另外，長途電話鈴響到第五遍就要掛斷。因為鈴聲空響六遍，電話公司就要收你費用。」
「治理淮河是毛澤東的主意。毛澤東說，一定要治好淮河。」
劉先生買了鑽戒，打算向我母親求婚時，解放軍大隊人馬開進了上海。我母親被夜校的女同學拽上街去，看這支穿上布軍服、生著農民面孔的隊伍浩蕩進城。我母親對我說：「開始你覺得這支軍隊很奇怪，像是走錯了地方，但是過了一會兒，你就會覺得，這支軍隊有種氣勢，有股勁頭，任何軍隊都沒有。」我母親在敘述這一段時，眼睛像在看電影：在隊伍里一位長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馬背上。學生們在街道兩側打著腰鼓。一隻腰鼓槌兒不知怎樣就飛起來，飛到那位長官頭上。長官眼都沒眨。然後他跳下馬，拾起鼓槌兒，遞給學生們。學生們既害怕又驚喜，竟沒人伸手去接。大約有兩三秒鐘的僵局，一隻細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兒。那是我母親的手，無名指上閃著鑽石的光。
我聽牧師太太鬆軟暖和的腳步朝廚房這邊來，便加快寫支票的動作。
李師長邊聽邊輕輕點頭，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噢。」
「還知道誰？」
「我也相信。」
「治理淮河是怎麼回事呢？」便衣福茨拿不準這是不是個情報要點。
他不大高興我這麼提問，似乎挺擠對他。
我母親從來沒見過這種筆，帶一個帽子，旋下帽子，筆尖上居然沒有毛。但她一點兒也不露她的孤陋寡聞，她不去接筆，對那劉先生說：「你先寫幾個字，我照著你的字寫。」這樣一來，我母親馬上看見這桿筆的全部功能：墨原來是裝在筆肚裏，它自己溢向筆尖，落到紙上。她心裏冷冷一笑，原來外面的一切反比家裡容易，城裡人的事由竟比鄉下好混。她一揮而就地寫下了幾個字。四個人立刻說：「不錯不錯，蠻像樣的行書。」
我母親說：「謝謝老師傅！到了南京，我買鼓樓的臭豆腐請你吃！」
果然李師長在第五次見面時問起她曉不曉得魯迅。
「什麼都談。」
上到第十六層，就見一盞盞燈正在熄滅：自動熄燈器在十點之後開始熄燈。我大張著嘴喘息，整根喉管幹成了一眼枯井。只好明天一早來取信，系辦公室九點開門，系裡最早的課也是九點開始。無論如何，我得在格潤和翰尼格到達之前把那兩封信取回。
熱狗上可以加到四種配菜：蔥末、腌辣椒末、番茄醬和芥末醬，不超過四種，不必付額外的錢。他告訴我。他認為我缺乏這方面的基礎教育。
理查·福茨對於我父親這樣的老共產黨員，有種年輕的獵奇心理。那獵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腦中引發的活躍過程，類似我曾經的朋友們在談論通姦時所煥發的年輕活力。一個人能有如此強烈的獵奇心，是年輕的表現。我和這便衣年齡相仿，我卻沒有那樣年輕的獵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點獵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還有就是對於他們這一行的便衣。阿書要和眼前這位英俊便衣來一場情愛遭遇的大胆假設，假如她真那麼英勇地重現那假設，對我的獵奇心可能會給予一些滿足。不然這張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種面孔不是挺浪費的？
「是的。」
「你看，沒什麼大不了的，我完全可以請你客。」
「都行。」
「你要熱狗還是要漢堡？」
「那就好極了。」
「你是不是不愛聽我講『陽光燦爛』的事？」
「上課？」
「問他，」李師長指著身後的衛兵，「他叫我什麼，你就叫我什麼。信沒寫完，你去想想辦法，好不好？」
「是不是說明，你父親和你關係更密切？」
「阿書要我問你好。」
這個跟士兵們頗談得來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烏黑的齊耳短髮被一根白色髮帶箍在耳後。士兵們認為她戴口罩的臉非常好看。他們認為每個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這姑娘又是尤其適合戴口罩。口罩襯得她眉眼、頭髮更黑了。她兩隻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時候也是笑的，沒話的時候也在說話。
那以後殷家子孫沒有往外搬的，女兒們嫁出門，也常常回來，看看五百兩黃金是否有了線索。陰陽先生請了四個，按他們的招數抽干過渠和井，殷家的大魚塘也弄了幾回底朝天，一兩黃金也沒找見。
「是嗎？」
「是個非常可愛的小姑娘。典型的亞洲娃娃，你該看看她那頭髮，又黑又密！」
「謝謝你！」
「真棒！」我說。我得到了如此年輕的保護，也年輕了許多，兩個拳頭在空中捅幾下。這似乎是個很洋氣的動作，但我一做就土到了家。不過我不能不做它，牧師太太等我這兩下子等了一晚上，我做得何等洋涇浜她都不在乎。
我母親和長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塊兒。我母親說：「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麼是男人。」
他們說他們的火車誤了點，才給了他們逛南京的機會。
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我母親卻看見了。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會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標。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並不是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髮射魅力，劉先生儘管心裏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好的。」
另一個警察指著流浪漢問我：「他怎麼你了？」
「要我是你的話，就要熱狗。因為可以在波蘭香腸上加腌酸菜。這樣的夜晚，烤熱的波蘭香腸加腌酸菜沒治了。」
便衣理查笑起來，然後興沖沖抓起筆，寫下四季豆。總算在中文表達上添了一點色彩。
「……真的非常特別。」
他和她就在路燈初亮的馬路上分了手。果然不出我母親所料，劉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間來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銹跡，立刻被除去。她對他承認，她曾經瞞了自己年齡，她到現在也還不滿十八歲。劉先生聽了，顯出很傷感的樣子，伸一隻手擼著她的頭髮：這是個多麼潔身自好、意志如鋼的孩子。我母親講到殷家三十幾口為守著五百兩黃金，外面的生意、學業，樣樣可以丟棄，他們讓她一天也不願多忍，寧願冒受窮挨餓的危險獨自闖蕩，她以那種孩子式單純直接的語言講述，而劉先生卻慢慢流下眼淚。他抱住她，說：「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麼低賤，多麼沒有尊嚴。」我母親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汽車到達南京的時候，天已黑了。所有旅客下車后，老司機說要把我母親送到家門口。
我說我沒有角子。我攤開兩手，讓他看看我就剩命一條了。
為預防暴風雪，地鐵站口關上了兩扇朝北的門。我小跑著往南邊繞，白天被踏爛的雪這時凍結成冰，大片無序的凸凹，我的步履便踏在無數歪曲細碎的齒鋒上。腳上這雙靴子的前任主人或許不必在如此的雪地上起舞般行走；她的纖纖秀足在薄薄的鞋底與鞋面之間，在六十年代的「林肯」或「福特」車內和著Joan Baez或Carly Simon（兩位都是六十年代的女流行歌手）的節奏踏動，那時的一雙腳為活著的舒適感到幸運或無所謂；那時的一雙秀足以它們的形狀永遠地把輕盈婀娜的步態留在這雙靴子里，三十多年後為萬里之外來的異國女人制定著步履；那優美婀娜的幽靈此刻同形狀迥異的這雙異族之足一同受罪。她在三十多年前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這雙秀麗
九*九*藏*書皮靴的歸宿；她絕想不到它們曾經的所有非功利、唯美的屬性，它們引以為榮的華而不實之處，在三十年後終於被看透，被定罪為華而不實。她是否還活著？倘若活著她會在哪裡？是坐在殘喘的壁爐邊微醉地想到三十多年前一小截情史；她穿著這雙靴子在爵士吧里強作痛苦地扭動突然發現一束鍾情的目光？還是躺在暖洋洋的鴨絨被裡昏昏入夢，在她無邊無際的遼闊忘卻中，藏納著她對於這雙皮靴的徹底忘卻？……每一件來自舊貨店的物品都如此地曖昧與豐富。勞拉卻絕不會要這一份曖昧和豐富。在這樣的冰天雪地中，任何人不到萬不得已，都不要這份曖昧、豐富。誰都寧願要三十塊錢一雙的尼龍棉靴，帶厚厚的防滑膠底。再要個性、再不願犧牲風度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摒棄這雙優美婀娜的皮靴，而選擇芸芸眾生的尼龍棉靴。而我卻沒有選擇。我拿不出三十塊錢，只好忍痛優美婀娜下去。魏小姐說：「看上去你只有十三歲！」
「你希望她感激嗎？」
劉先生不搭理她，拿出一支筆，對我母親說：「來，寫幾個字給我看看。」
「那該怎樣稱呼您？」
我說：「啊？」
他這樣詩意真要我命。三十來歲的便衣福茨原來也可以滿口文藝腔。
「戴維斯先生怎麼樣？」
「很逗。」
躺在床上，我一遍遍回憶我上次講了哪些有關我父親的話。不能說錯一句，錯了一句就會被認為是謊言。我看著外面路燈的燈光從百葉窗縫投射進來，把完整的黑暗拉成一絲一絲。牧師夫婦開始做|愛了，他們逐漸調整了方式，為了我好，他們現在悶聲不響地作樂，在黑暗中不分你我，僅是地板的微微顫悠傳到牆這邊來了。黑暗似乎隱去了一牆之隔，他們把我容納到他們健康、年輕的夜晚活動中去了。
便衣福茨變得很動情。他辛辛苦苦尋覓我的行蹤，問候我的歸來，準時給我打電話，就是要向我抒發他這番激|情。我甚至被他的激|情感動了，因為我聽出他動真格的了。雖然這激|情和我無關，但我不忍提醒他。他這樣一個整天忙著逮人、忙著審訊的便衣也難得這般激|情。我甚至在他的話音中聽出了詩意。他說韓國女嬰的到來讓他想到那個著名的聖經故事，他說世上多少美好善良浪漫的故事就始於這樣一個躺在竹籃里的嬰兒，順水漂流，漂到幸運之岸。漂到美國之岸的女嬰「陽光燦爛」當然是幸中之幸者。我心想，真難為他了，整天操持的都是血淋淋的事務，倒還未泯一腔詩意。
流浪漢跟著我下樓梯，堅持要我賞他一個角子。空氣里的尿味有他一份貢獻。我聲音和他一樣平板，透著同他一樣的大度、超脫、頑韌，告訴他我今晚也缺一個角子。我們這樣扯著皮下到站台。他今晚喝得可真不少，很可能抄起什麼給我一下。我只能讓讓他了，掏出個十分幣，摁在他粉紅色的掌心上。
他們按照我母親的推薦點了菜，請我母親一塊兒吃。我母親想，跟著他們不花飯錢，說不定住店錢也能省掉。我對我母親的直覺十分佩服，她和任何人接觸，頭五分鐘就能確定此人將給她多大益處或害處。她立即確定這四位外省人不會給她太大害處。一邊吃著飯，我母親聽他們談著她不懂的事：文明戲、劇本、角色。她在席間也弄清了幾個人的姓名。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姓魏，戴眼鏡的男子姓劉。魏小姐不時講到的事就是「刻鋼板」。她很快弄清，所謂「刻鋼板」就是寫字。
母親把長襪子從腳板下面一路拉上來，拉得平整光潤，她心裏一陣難以言喻的好受。她眼睛向路西頭望著，手把鞋子提起，仔細倒盡裏面的沙土、草根。然後她從隨身挎來的藍色印花包袱里，拿出一塊光洋。餘下的還有九塊光洋，它們都沒了之後她靠什麼吃飯，她是不去想的。我母親主意很大，九塊光洋之後的日子她肯定過得下去，並過得不差。
然後是重傷號的咽氣，一個醫生兩個護士進來。我母親見李師長毫不動容，反剪雙手，帶頭走出了病房。
「哪裡的話。」
我走到門口，突然站住腳。
我母親是殷家頭一個想開的人。她在某一天突然看見三十多口人的一家子全是眼神獃滯，心不在焉，滿臉的無所事事，她想，他們此生就剩了一件事的盼頭了，就是等著五百兩黃金被發現的那一天。我知道我母親從來就看不起這家裡的任何一位男女老少，而她從來沒像那個瞬間一樣感到噁心。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門子先生。」
「我父母……」我懶得同這便衣解釋什麼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什麼是「相濡以沫」。我只說：「他們是那種老式夫婦，離婚這樣的詞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意識。」
「你看見我用筆勾畫下來的號碼了嗎？我對著這些號碼傷了半天腦筋——你幹嗎一口氣連打幾次電話到這個號碼上，每次又只講一分鐘呢？她做了個苦思的姿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腦門上輕輕敲擊，突然用力一彈，表示苦苦推敲終於找到了思路：啊哈——你是一直沒打通，所以一直在打，每次都讓電話鈴響過了六次！」她把帶著重大發現的面孔朝向我，五官都靜止著，要我看見它們的強調：「你看，電話公司專門請你吃虧！」
「你還是自己問她好吧。」反正你給她打長途電話既拿薪水又花國家的電話費。
他說：「嗨，你怎麼回事？我要的是一個角子。」
李師長動作瀟洒地脫下毛料軍大衣。
「響到第五聲就掛，絕不給他們可乘之機。」
「可我還沒結束我那句話。」
我指給她看那些被檸檬黃色塗畫的數字：「我把這些補交給你了。以後我懂了，電話響到第六聲，就掛斷……」
我母親心想，就因為老人們個個都好，都太硬朗，我才不要這個家了。四代人三十來口，擠在一個姓氏下，困於一座大屋中。一頓飯要從上午八點做到中午十二點，每個人才有希望吃飽。一個老虎灶的煙囪要不斷冒煙，每個人才洗得上澡。我母親的一個姐姐嫁出去了，一個嫂嫂娶進來了。兩個不比她年長多少的女子就變得隔了代一樣老，接著就挺起了大肚皮，接著就當著一大家子敞開懷拽出長形的奶|子，塞到小毛頭嘴裏。我母親覺得她們眨眼間變形的長形奶|子是她頭一個不想要的。好好的奶|子說變就變，變得那麼丑，她們連大敞著懷也無妨了。我母親在她的姐姐和嫂嫂又呆又直的目光里，看見她們的滿足：那種對自己的未來完全熟知的滿足。她們的未來就像通往井台的那條小路，一共兩個彎、三個坎、四個台階，她們閉著眼都走不錯。這是令她們踏實的好事，令她們兩眼瞪著二尺遠的一處空白，心裏一個心思也沒有；偶然有的個把心思，無非是一個成色好的玉鐲，一塊杭州綢料，一條南京來的雲片糕。等她們把孩子從胸前換到背後，她們便再次大起肚皮來。
我從書包里拿出支票本，按牧師太太為我演算的數目寫了支票，心裏惦記我銀行賬戶的形勢。開出這張支票，我賬戶的錢大概又將低於銀行規定的最低限額。曾有兩次，牧師太太在留言中告誡我：注意！如果你的存款不到最低限額，銀行就會罰你的款。不知什麼讓牧師太太對我的慢性經濟危機洞察得如此清楚。我並不常開空頭支票，大概我僅有的幾回透支讓她一直為我捏把汗：這樣慘重的信用損傷是不堪多發生的。她和牧師都不忍心眼睜睜看銀行為此敲我竹杠。他們也希望我在他們那兒的信用能儘快復好如初。年輕的牧師太太最近的留言大半都是在指導我如何去維持或改善我的信用。但我明白，我的信用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復，我能做到的就是拆東牆補西牆。那些陌生人的牆給我拆成什麼樣我顧不上，我只管在牧師夫婦的宅子里儘可能做個安分守己、經濟紀錄大致規矩的房客。我喜歡這裏，我希望被這裏長久地收留。
我母親眼皮「啪嗒」一垂，表示默認，表示默然接受，表示她將溫順地接受他給她的一切。她剛才的張和現在的弛，她剛才的積極、主動和現在的消極、被動，她剛才的衝鋒和現在的投降，搭配得好得不能再好，恰合李師長這樣一個對摩登開放和封建古雅兩種女性都夢寐以求的男性的理想。我母親任他照料她，將她裹進大衣。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從來沒照料過別人的人，這點更讓我母親怦然心動，他是個指揮千軍萬馬，手一揮就有人去衝鋒陷陣、去送命的男人啊。我母親認為一旦男人有了這樣的權力、這樣的威風，他在女人心裏才是個真丈夫、真漢子。其實我母親對此缺乏實質性的認識。能指揮千軍萬馬的權力使男人很性感。他將深橄欖綠的呢大衣，從我母親的一個肩頭兜到另一個肩頭，軍大衣足有十斤重，它是李師長沉甸甸的間接擁抱。我母親被粗糙的呢大衣擁抱著、撫摸著，荷爾蒙幽暗的熱流從她下腹、從她雌性源泉的底部湧出來，在剎那間完成了她最後一段青春發育。這個男人和這個少女的雌雄電流在空中接通，火花迸濺。
「你父母的關係怎麼樣？」理查問。
「是的。」
「對。」
「你是說……」理查還沒組織好他的腦筋，「他沒辦法有信仰的自由選擇？」
「他也是漂來漂去，終於漂到我們的海岸。」
「什麼都談。」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談的，比如政治、時局、國際上的大事、戈爾巴喬夫，父親都會跟我談。他何必浪費我這樣一個最體己的談話對象呢？
「太好了。」
「你們當時的頭兒胡佛還是她的最熱衷讀者之一。」
這時候我母親已經常來李師長的辦公室，替他抄寫文件。她發現有些文件是秘書寫的，寫得蠻整齊。偶爾有一兩行，被一支紅筆劃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學、中學做報告的講稿。介紹解放軍的傳統，介紹某場戰鬥。偶爾，有一兩篇文章，是向上級彙報工作。
「她叫Sunny，陽光燦爛的意思。她不是個一般的孩子。離開孤兒院大部分孩子會哭的，她就是不哭，很可能她心裏對孤兒院有看法。她好像對許多問題都有看法。今天早上我給她吃混合奶，我自己去讀報。等我讀完報，發現她根本沒動奶瓶！因為她對我讀報紙不理她這事有看法。你看！」
李師長膽子倒比我母親小。他慢慢朝我read.99csw.com母親邁著王者的、佔領軍的步伐。他在故作輕鬆。
「我和我父親從來沒談過信仰什麼的。我們不是那種裝腔作勢的家庭。我可以走了嗎？」
四個人一塊兒扭過臉：一小時不到，他們忘了她的存在。
「我正在讀他的傳記。」
我順勢將支票推到她面前。她看一眼面額數字，大聲說：「不對！」
老司機問：「是在南京讀女子中學啊？」
根據她對劉先生的了解，我母親曉得劉先生會喜歡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孩。
老司機從頭一眼看見這女孩，心裏就在罵她的父母：這樣一個女孩，怎麼就捨得放她到鄉間村野來。碰不上土匪碰上人拐子，那不可惜了她的知書達理、上好家教？她穿一件淺藍布旗袍，黑布鞋，兩根辮子綰成兩個圈，城裡女學生要是不剪短髮，一般都梳這種辮子。
「因為我要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就不必為我操那麼多心了。」我父母從來不操|我的心。他們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條螞蟥，剁成幾節，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親看著我，目光里總有潛台詞：行，不比我當年差。當我二哥發現我和他的同學開始相互傳遞不明不白的詩歌時，他給了我一頓臭罵，中心內容是：你有一個男朋友了，幹嗎來招惹我的同學？最後他伸出食指點了我半晌，掂量他嘴裏那句話是否太惡毒，他把那句惡毒的話壓低好幾個調，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這是腳踩兩隻船！！！」沒等我反應，母親從浴室伸出滿是肥皂沫的臉，說：「不腳踩兩隻船，她怎麼比得出好壞？她這個年紀腳踩兩隻船怎麼了，腳踩十隻船也不過分。」她眼睛給肥皂辣壞了，齜牙咧嘴地對我說：「我當時要腳踩兩隻船踩長些時間，就不會受你爸矇騙。」
我母親笑笑說：「他們下棋怎麼這樣吵啊？」
「油鹽不進。」
「押到一個很暖和的地方去。」警察乙說。
我母親根本不知什麼是「勤工儉學」，但劉先生臉上的表情告訴她，它多半不是壞事。她點點頭。這樣她是留了餘地給自己的。
她拿出自製的蘋果派和我分享。我們的歡慶一直延續到一點鐘。躺到床上，我聽著隔壁傳來的熟悉的響動——床墊和床幫碰撞出的歡樂節奏：一二、一二、一二……心想，歡慶仍在延長，年輕的牧師也參加了進來。然後我聽見節奏停在長長的休止符上。一分鐘后，主卧室的門開了，牧師赤|裸著腳走進浴室，水花四濺的舒暢。不久，牧師太太也進了浴室，戲水聲大了一倍，伴摻著男聲和女聲壓低音量的談笑。這個幸福的巢穴並不對我見外；它納我于內，讓我佔有一個溫柔安全的角落。
劉先生寫的劇本被拍成了電影，電影打得又很響，一夜間就本事起來，來看我母親時黃包車也不坐了，坐了部轎車。他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是電影片廠的股東兼副廠長。我母親隨他坐進轎車，臉上雖淡淡的，心裏卻想：幸虧我沒得罪他，幫他維護住了他心裏對我的希望。她聽他談笑風生，講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親想，原來魏小姐也一夜間成了大明星！她和劉先生工作中往來緊密，只要她同我爭，我太不是她的對手了。
「什麼沒錯。」
我母親想，千萬不能熱乎，不能黏上他，別跟他上樓。
九月這天傍晚，幾位首長來看望傷兵們。那個「月白」少女正要離開，這時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掃向首長們，最後停留在最年輕的首長臉上。她聽士兵們稱呼他「李師長」。她分析著，很快發現這位年輕的首長實際上是一行首長中官銜最高的。他極少開口，偶爾有話，只是一兩個字。他挎著精巧的小手槍，軍服是種粗毛料，但給腰間的牛皮帶一紮，顯得很合體。他的軍裝口袋裡插著一本書。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長考我呀？」
「很好。」我就知道你會打電話來。你夠準時的——晚上十點。
她走進來，從大玻璃瓶里拿出幾塊她自己烘烤的餅乾，一面對我說：「我倒寧願你吵一點。你靜得有時讓人擔心。」她斜靠著灶台邊的小酒吧，毛茸茸的拖鞋一隻架在另一隻上。鞋面是古非狗的臉。
「你在寫支票給我？」她問道，出我意料地爽快，同時走到桌邊，坐下。
我母親第二個不要的，就是她們的杭州綢緞小褂，她們的玉鐲，以及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相好。她們的丈夫和相好在我母親眼裡都毫無區別：梳著分頭，穿著長衫或短衫，聊天的時候總是每隔幾分鐘往地上啐一口唾沫。他們還是能讓女人們有面子的男人，不必做下田的泥腿子，頂多押車到縣城去賣賣茶葉或蠶繭或挂面。
她說：「以後我更要替你提防這些不老實的傢伙。」她手指點著賬單。她沒見過我也會以肢體比畫出開心來，因而她感到神聖而滿足。
下了課近十點鐘，我把兩封事先列印好的推薦信塞到格潤教授和翰尼格教授的信箱里。所有教授的信箱就是一個大方格中的無數小方格，每一小方格上印著小極了的姓名。不按字母順序，按一個暗中被認定的主次排列，因而非常難找。這暗中的主次地位，暗暗在系裡所有學生和所有教、職員心目中確立，我選的這兩位教授，都應該屬於成就不顯著，卻也不是顯著低能的。他們該被排列在中間地帶。果然，我在非優非劣的一帶找到了他們的名字。這是兩封措詞一模一樣、內容一模一樣的信，是推薦我拿獎學金的。我跟兩位教授事先商量過，他們都說不介意我自吹自擂，他們會一個字也顧不上讀，只在簽名處簽上他們的名字。
我曉得母親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四年私塾。她在最初闖蕩世界的時候，不講實話，我完全贊同。我母親真是個聰明過人的少女，她表現出的大方、沉著，讓人相信別說她熟知南京，就連上海十里洋場都不在她話下。我認為她身上唯一的可疑之處就是那個鄉氣十足的印花包袱。老司機也覺得那小包袱有點坍這女孩的台。
「沒錯，肯定沒治了。」
從粗大的柱子後面突然閃出兩個粗壯的警察。
「……像她這樣的棄嬰都會討好他們的養父養母，他們沒辦法，這是棄兒的本能，他們潛意識裡的求生本能。所以棄兒總是很會察言觀色，討你歡心。這是他們建立自我防衛的唯一方式，也是他們表現感激……」
他也回了個同樣厚顏的笑，被同樣的念頭激發的：阿書特意換上風騷短裙，對他左一個眼風又一個眼風，抽象地吃了他一回豆腐，具象地請他吃了一回豆腐。
「噢，很遺憾。」我不知他遺憾什麼。
他轉頭對衛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對我母親說：「寫個地址給小趙。」
站在門口的我母親，對正要向外跑的小衛兵說：「給我一張紙一支筆。」
「……我的女朋友出生在美國。你有韓國朋友嗎？」
李師長馬上領悟到我母親十分靈巧地已將他倆領出了一個難堪的話題。他也笑了，說：「吵算什麼？這倆傢伙上回為下棋差點兒開槍！」他看看我母親又說：「你是不是害怕？我們都是些粗人。」
「很抱歉。」
我母親心想，看你敢不敢走到我身邊來。
「岳飛也帶兵打仗。」
「那我謄寫完了，明天給您送去。」
「是。阿書告訴你的？」
牧師太太說：「美國有許多服務行當給你使絆子。你這樣問也不問就付賬的人，最中他們的意。四塊多錢，確實沒什麼了不得，但注意——你一個人被他們敲詐四塊六角，十萬個人呢？一百萬個人呢？像你這樣剛來美國不久的人肯定不止一百萬個！他們都像你這樣一天到晚地忙，上工、上學，一個月有一大堆賬單要付，根本顧不上一筆筆的賬來仔細過目，糊裡糊塗就被坑走這一筆那一筆的錢，太不公道了：銀行罰你的款，電話公司也占你便宜，你怎麼吃得消？！」
我看看這個流浪漢，毫不減速地步下地鐵階梯。空氣既溫暖又骯髒，拐彎抹角處的尿被蒸發在空中，一股特殊的辛辣。
「你們家只有你是非共產黨員？」
我母親坐在鉛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卻一動不動，兩個胳膊肘緊緊壓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塊光洋，是以這個轉折點到廣闊無際的未來的唯一保障，是她十六年來積攢的壓歲錢。她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過。我母親可以為一個她自己也不認識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極致。我也不知道什麼世面也沒見過的母親，從哪裡來的堅定信仰——她一定會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業。我不能要求我母親超越她的局限：憑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業，就是通過一個男人來成就自身。我來點穿她吧，我母親在開往南京的長途汽車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個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殷家祖爺爺那樣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我母親說：「你們都是去上海？」
「好的。那就來四種吧。」
穿黑白細格子旗袍的女子問我母親是不是在找座，我母親點點頭。她便拍拍那條長板凳，叫我母親同他們一塊兒坐，順便告訴他們南京有哪些東西好吃，味道又不怪。
「為什麼？」
「讓我們看看……你父親最高的職位……相當於一個美國的州務卿？」便衣福茨從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總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裏面兩江海藍的無邪。
「當然。」從五十年代中期，著名作家賽珍珠開始了這場拯救棄嬰的神聖事業。她受不了美國士兵們打掃戰場之後在無數韓國姑娘腹內留下種子，然後拍拍屁股回了美國。賽珍珠到處演講，口乾舌燥地動員人們掏腰包，給予千萬個「蝴蝶夫人」一些關照。女作家已兩鬢斑白，她將美國士兵們造的孽一一補償，將他們留下的殘局慢慢收拾，一直收拾到理查·福茨的小女兒——「陽光燦爛」。白髮蒼蒼的文學女泰斗伸出強壯的雙臂，展開老祖母的擁抱，呼喚著：救救孩子們！因為他們也是我們的孩子！救救美國的孩子，救救美國良心……
我母親聽懂了李師長的話。他的意思是，這一幢樓里的另外兩套公寓住著他的兩名下屬，她要下樓，必須從他們門前經過。他們已經對他和她注意起來，常常對他不懷好意地笑。他不願他們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們倆的關係。
「是什麼？」
「時間已經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