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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八章

勞拉馬上說:「喏,你看這個怎麼樣?生菠菜拌松子,要不來一客『卡威亞』?」
「從『無出路咖啡館』。」我說。
「為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在北京認識戴維斯。」
「夠什麼?」
「有啊。」我挎著「五四式」手槍,軍裝口袋揣著特別通行證,它能讓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車時將它往列車長眼前一晃,說:「給我弄個卧鋪。」那種「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揚威感覺還是挺棒的。
「那麼,你當時被指派為戰場特別記者時,心情是……」
「我在北京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個叫安德烈·戴維斯的美國外交官。」
「你下來。」
我趕緊摁下回答鍵,對話筒說:「哈羅?」
「謝謝。」
「我能想象,大概那類文章相當有民族主義情感。」他認為他捉住了一點佐證,眼睛里出現了孩子氣的自以為是。
「我也得吃飯啊。」他說。
他發現自己已經乖乖地邁開下降的步子。
「你們在中國過聖誕節嗎?」他開始清理桌子,準備下班。
她指著那張購物單,面色嚴肅緊張,然後她抬起腕子看看表:「你還有兩個半小時。」
老太太心想,好好一個美國,一下子冒出這些亞洲窮光蛋是怎麼一回事?
「他發病的時候身邊沒人?」
我心想,我最大的苦衷還不是期終作業,而是旅費。我上哪兒去籌這筆機票錢呢?我對劉先生的女兒說:「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嗎?」
「你認為你的智商夠不夠呢?」
我又聳肩又把兩個眼珠子翻上去望著上蒼。牧師太太也是又聳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著上蒼。
我聳聳肩。我不知道我這個美國動作做得夠不夠純正。他端起紙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這個女人大概沒什麼審頭,她沒幹過幾樁上檯面的事。這回輪到他偷看一眼手錶,輪到他覺得日子難熬了。
「什麼後果?」
我母親心裏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劉先生任何時間都可能出現,這條弄堂可停不下兩部汽車。她請李師長坐。李師長說開會坐累了,站著伸伸筋骨。她說她馬上去房東那裡討杯開水,給他泡茶。
李師長說:「要這麼多,一輩子也夠用了。」
回到酒店,勞拉披著大衣在門口站著。見到我她小跑著上來,說她剛才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
老闆脖子一縮,兩手朝兩邊一攤,黑瞳仁全翻上去,表示他清白公道,毫不愧對上帝。
我坐了一夜飛機,站在劉先生旁邊不斷打著短促的盹兒。劉先生倒沒有明顯病容,只是沒有那股潔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顯得過分鬆弛,過分軟和,使他乍一看像個老奶奶。
「噢,一共才十多天,你就賺了兩千五?」
她說:「我得盯在這兒。在旅館餐廳訂了只烤鵝,我得確保他們在鵝肚子里塞的東西樣樣都對。你不盯著,鬼知道他們填些什麼烏七八糟的玩意兒。」
「比方有這麼一篇:一個年輕士兵是個孤兒,十九歲,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養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隊出息出息,見見世面,混成排長連長就回去娶他女兒。結果他上前線第三天就給地雷炸傷了,傷得沒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兒了。」
衛兵說:「這是你隨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那你和他一塊兒去了哪裡?」
「不過我想我們時間都有限——我的期終作業交不出來會有嚴重後果。」
「寫了十來篇。」
「為什麼?」
我見劉先生張開嘴,像是要呼喊卻突然忘記自己是在夢境里,是那種剝奪人聲音的夢境。他啞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著淡藍窗帘時憋回去的。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發生的:李師長正在攻佔我年輕的母親,他一隻手伸向手槍,打開了槍保險。他和我母親在聽見劉先生和衛兵對話時同時勒住了激|情,他們剛被熔鑄的形狀「噝」地一下冷卻在那裡。我母親不懂那「咔嗒」一聲是槍的保險栓被打開了,它腹內的子彈任何一瞬間都會失禁。她發現自己的手攥在李師長的小臂上。在那以後的不少天,李師長的小臂上都留著五道女性的抓痕。
「還有——還有的我還沒總結呢。不過我剛才總結的那兩條正確不正確?」
「不正確。」
安德烈用中文跟我說:「你說我會跟她戀愛嗎?」
我說:「行,我作證。」
「我沒有跟安德烈·戴維斯一塊兒去過聖誕晚會。」
「我採訪他的時候,他說他對不起把他養大的老丈人。後來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藥。他在前線表現得非常英勇,是個非常優秀的小夥子。」
「你別哭。說不定劉先生會很快恢復。」
「噢。」
「因為我對什麼都不好奇。」我說。
這個表面憨厚的傢伙絕不像他看上去那麼弱智。他把我腦子攪成了一鍋糨糊。我一時竟想不起我曾經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不過根據我對自己的了解,我當時多半講的是謊話。可我的謊話我現在要背誦不下來,事情可能對我不利。
她企圖挑逗我伺候她玩遊戲,我卻老實巴交的怎麼都行。窮到我這地步,也就沒什麼回合跟她玩了。我也被她談遺產時的實事求是態度所感染,居然不感到錢是個丑字眼。窮成我這樣,大概也能出來一種大氣,能誠實地承認窮,誠懇地表達對於錢的興趣,就是窮者的尊嚴。能夠正面表示對於錢的進取心,是向文明邁出的一步。我為自己邁出的這一步感激簡妮弗(加西卡)。
「是的。」
她說:「我去給你弄茶。」
「特邀記者是非本職記者。由於特殊需要,臨時或者偶然地充當記者。」你對中國行政編製的知識相當初級。我有閑工夫的話得從ABC給你補課。
「你如果有現鈔的話,我不收你稅。」他的小泥腸食指在小計算器小九九一番,把得數亮給我:「你看,這是稅錢,你從我這裏得到的聖誕禮,這一來就不小啦。」
她跟護士說:「我當然情願自己留下來陪我父親。不過我明天晚上的宴會無法取消,因為是州長競選的募捐宴會,我又是這位州長候選人的私人至交。」
我看著劉先生病床邊的心臟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不緊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動。那一聲聲「嘀、嘀」的搏動,也是不緊不慢,卻讓我感到那顆心髒的孤單。這份孤單從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當然是在一陣癲狂的胡蹦亂跳之後。四十多年前,同樣的這顆心臟緊緊堵住劉先生的喉嚨口,他立刻感到空氣也不夠用了。並且,一股鋒利的甜腥氣從封塞的喉管冒上來,充滿他的口腔。他覺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內向大出血。
「你意思是我們不會了解這情況?」
我只完成了購物單上的四項購買,所有商店就打烊了。
我說:「什麼?」
牧師太太意識到我在講英文,便趕緊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熱巧克力。她認為既然她能聽懂我們的對話,她就不該聽了。她腳步飛快地離開了廚房。
電話里是個英語純正的女人。
她說:「這傢伙上來就問我,你想賣幾顆卵子?」
「我沒有說過我和戴維斯在北京見過面。」
「對不起,是特邀記者。」
她這樣就把自己的處境弄得很清楚。她跑到三樓,向房東太太借用了電話。她給魏小姐打了個電話,請她轉告劉先生不必來接她了,她在外面還有幾樁小事要辦,辦完事她自己直接去機場。魏小姐覺得奇怪,問:「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電話嗎?」我母親說:「他的電話線忙啊,我打不進去!我又馬上急著要出門。」
安德烈在一邊抿嘴笑。我有點吃不准他笑什麼。我看他一眼,他用中文說:「有件禮物不能拖延,得馬上拆。勞拉不准我告訴你。她說我把這個秘密禮物告訴你,她就殺了我。」
勞拉對我說:「你幫我作證。」
「不太清楚。」反正你這樣老跑題肯定不行。
「你知道怎麼著?我的直覺棒透了。」她結束打量時說,「第一次見你——第一分鐘,我就想,這個女人很危險。」
我母親和我父親講話的調子,就是從那天晚上定下來的。後來當然有些變本加厲,嬌嗔少了,教訓越來越多,漸漸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結結實實的訓導。我父親直到某一天,發現教訓自己的不再是那個嬌嗔可愛的少女,而是個兩鬢斑白的黃臉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農村妻子實際上有多溫柔。
「不會吧。」
她說:「你從哪兒認識了這麼逗的一個人?」
電話里的女人這時哭了起來。她說:「父親買了機票,準備去芝加哥看你……」
她說:「這種新科技就這麼討厭,永遠也別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電話里的女人說:「對不起,你聽不清嗎?是這樣,昨天夜裡我父親中了風,現在還在急救室……」
「你剛才聽見我跟護士談守護人的價錢了吧?」
安德烈對我說:「你別理她,做自己胃口的主。勞拉糟蹋自己的錢不眨眼,糟蹋別人的錢更不眨眼。不過她確實是糟蹋錢糟蹋出一肚子吃喝玩樂的學問。這個酒店的黑馬提尼真的很棒。要不你嘗嘗我的?」
牧師太太看著我,我也以同樣莫名其妙的目光看著她。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她說:「滾回你的亞洲去。」
劉先生感到尊卑、貴賤、優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兩個牌局之間,一切都在被洗牌。
「嗯?」當然不會用諜報裝置。
她轉身對我招招手。
我問她我哪裡危險。
我見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整個人搖頭踱步又嘆氣。她個頭比我高三四厘米,寬度也超過我不少。劉先生說我和她長得頗像,連尺碼都一樣,看來是他的主觀願望。她有個三個音節的英文名字,不是簡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條米色休閑褲,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開襟的,一顆紐扣也不扣,露出裏面同樣顏色和質地的弔帶背心。她沒戴任何珠寶,卻掛著所謂的抽象首飾。名設計家的這類首飾,往往比真珠寶還貴。她整個人看上去昂貴而樸素,有種知識分子氣質,裝束卻不是知識分子階層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選擇,我會一絲不苟地拷貝她的這身裝束。我也會像她一樣隨便、洒脫、自信,讓所有看著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我突然打了個寒噤。我母親和劉先生一個失之交臂,我便錯過了做這個簡妮弗或加西卡。
李師長抱著掉腦袋的甘願將我母親擱在卷掉了褥墊的床上。棕綳上鋪了那件軍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著眼睛,似乎都在問對方:這樣做你以後會怎麼看我?會小看我嗎?……李師長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支漂亮的手槍擱在我母親頭旁邊。那意思是,你要有半點被強迫的感覺,你就開槍。我是不夠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槍被擱在離他手幾寸的地方,似乎還有另一個解釋:這時候闖進個人來,讓他們生死攸關的好事猝然中斷,他抓起槍便斃了他。我父親差點斃掉的那個人,就是現在躺在各種橡皮管子交織的網中的劉先生。
我走了很遠還在想我那二十響連發的道別和道賀。大塊頭便衣瞪著眼看我動作和嘴皮子一樣麻利:穿衣,戴圍脖,背上幾十磅重的書包,脊樑領https://read.99csw.com路飛快地退出那間審訊室,退出了長形的辦公室。
審訊我的又換成了大塊頭。他顯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臉蛋因感恩節的肥大火雞和聖誕節將再次出現的肥大火雞而更加紅亮。像他這樣正常健全的美國家庭,一隻節日火雞可以吃許多天:節日當天是主菜,雞胸脯和大腿外圍的白肉紅肉被消耗掉約百分之二十,餘下的雞胸和雞腿肉可以做成一個禮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餘下的不成形狀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雞肉沙拉,再餘下的空骨架和火雞頭顱、脖頸、翅膀熬出夠七至十天喝的湯,裏面不斷添進新鮮蔬菜。然後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雞大減價——冰凍貨架上堆滿肥碩龐大的火雞屍體,標價簽是金黃或橘紅色,上面寫「三角五一磅」。
「非常嚴重的後果。」你反正不擔當我的任何後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風,沒有獎學金,抑或像里昂那樣去賣腎臟等等後果。此類後果離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怎麼敢把真的戴出來?我也把它存在銀行保險箱里。」
電話上的女人說:「我父親昨天夜裡中風了,對不起我一時想不起你的名字……」
勞拉咯咯咯笑得直晃。
我說:「是是是。」我能說什麼?
「為什麼?」
「哪一類的沒被發表?」
「聽我爸爸說,你的男朋友是個外交官。」
「印第安納和弗吉尼亞的公路,也一模一樣?」
老太太說:「那就回你的中國、日本、韓國去,反正你從哪兒來我不介意——反正哪兒來哪兒去。」
此刻不聽到劉先生的聲音,她便繼續對李師長偏心。她總是對李師長偏心,對此她是沒辦法的。
簡妮弗(加西卡)不必這樣。她不必作態,佯裝,她就這樣坦蕩、大方地談著由父親死亡而給她造成的一次財富增長。原來對錢做許多姿態的人,對錢厭惡、不屑的人都是沒有錢的。對錢滿不在乎的人,錢之於他們恰恰是性命攸關。
她說:「你打算拿出多少錢來置辦禮物?」
「我確定。」
李師長就在這天正式開始做我父親的。當然他在這天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親。我想他一定是這時讓我母親懷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斷定我媽這天還是不是處|女。在我見到劉先生后,我分析我母親第一次跟我父親做|愛時很可能是黃花閨女身。我父親在我長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談起他和母親的關係,他痛苦地想弄懂,那個溫順的小美人兒怎麼就給一個黃臉婆偷偷掉了包。他說:你知道我當時為了她掉腦袋都願意啊。
「我爸爸還算走運,他昨晚出去看戲,回家十一點多了。進了家門他沒來得及撥密碼解除防盜報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鐘警車就來了。嗚嗚嗚……」
「謝謝,不過你幫不了。」
勞拉往一小塊黑麵包上抹魚子醬,手勢優美。她抿緊嘴巴咀嚼,五官仍在繼續剛才的憤怒陳述,瞪眼挑眉,嘴角下撇。她的肢體語言更豐富,縮肩扭頭,意思是說:有這樣的父母,你們也會瘋。
她說:「那個男人是跟著內地一個什麼貿易代表團來的,說是要在美國受訓六個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襲地回到家,從後院悄悄進了門,還不知她一天到晚拿電話胡扯八道呢。後來我就在電話上裝了個小錄音機。晚上一聽,我的上帝,全是她軋姘頭的事!她英文很臭,軋姘頭的詞彙倒蠻全的!」
「有什麼不同?」
勞拉把她房間的鑰匙遞給我,眼睛仍盯著老太太。她說:「用我房間的電話。我得在這守著,萬一這位老人家給我氣出好歹來。」
「好吧,你想揭他什麼短兒?」我聽上去是真有興緻。
「警察?!」
我當然明白那是什麼信。攆房客這類事很討厭,常常要傷和氣。常常有一堆賬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來完成的,扯皮就免不了兩敗俱傷。對於溫厚的牧師太太,這樣的事非常難為她。她知道不管我實質上多麼厚顏,但表面上還是含蓄、柔弱的禮儀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話用電腦寫出來,這樣事情變得婉轉不少。我想,既然是這樣一封信在我房裡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對不起。」
我這個大疑團在她眼前立刻化解。她一輩子也不會想到她母親的十克拉鑽戒神話給了我多麼大的啟發。
「沒意見。」
「大概不夠。」
「沒被全部發表。」
「聽上去很殘忍。」
她把茶端給李師長的時候,抿嘴一笑。
「我叫你下來!」
李師長說:「這是什麼?」
我說:「什麼是『卡威亞』?」
我對老闆笑了笑說:「還認識我吧?」
「行。」
勞拉說:「還欠我兩塊五。」
勞拉說:「那禮物呢——不拆禮物啦?!」
「據我們了解的情況,你和戴維斯是在北京認識的。」
但那端槍的身影使他意識到他或許講了句冒犯的話。他還意識到這軍人是個衛兵,他的衝鋒槍朝一個侵入他警衛範圍的人發射是正當和理所當然的。
她說:「因為你內心不像你看上去那麼乖,而且你是個像貓一樣好奇的人。」
「也許你不認為那叫『認識』。『認識』得要點時間。是不是?」
我發現她現在在跟我說話了。她談的問題非常深奧,因為是有關美國的混賬遺產法。她說她父親沒聽她勸告,沒如何如何,結果導致了怎樣怎樣的後果。我只懂得後果是她可能會少個幾百萬。如果我父親不及時攻下我母親,劉先生就會在我母親體內造出這麼個簡妮弗(加西卡),她眼也不眨地提前談著父親的身後財產,用一串串鳥獸語言的法律詞彙。我也會像她一樣,把生死置之度外,冷靜超然地談錢。這樣談,錢便不再是個好東西,而只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這樣的客觀,可以使人在錢面前不再兩面三刀:心裏愛它愛得作痛,嘴裏卻要講它壞話;私下裡同它親得不能再親,人前卻要忸怩,卻要反感,卻要說:「不就是錢嗎?!」
「……我的期終作業還沒完成。」
我說:「猶太人不過聖誕。」
「我到現在都對美國地理很無知,何況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我到勞拉的房間,給「無出路咖啡館」打了個電話。那邊回答說,他今天還沒來,不過可能馬上會來。我把勞拉房間的號碼告訴了他。
她說:「你很需要錢,是嗎?」
「全沒被發表?」
安德烈樂出聲來,說:「那我先欠著賬吧。」
「你不認為他們中間有些是情報人員?」
「什麼採訪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是的。」
她說:「我問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電話?』她說:『沒有哇!』你知道我有電話插拔,所以我沒辦法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現在突然趕回去,偷襲她。現在內地女人很鬼,買張很便宜的電話卡,先打電話給男方,然後那男人再把電話打回來,這樣他們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兩三個小時!」
「我母親戴出門的十克拉是仿製的,同一個工匠做的,仿製得一模一樣。你知道為什麼要仿製嗎?」
劉先生的女兒說:「不知道。他還沒醒過來……嗚嗚嗚,我今早乘飛機,剛剛到……」
「我心情很激動。」就跟當年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向他的祖國人民說「別問你的祖國給了你什麼,問一問你給了你的祖國什麼吧」,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竄著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學。那種生物化學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溫度,迅速達到沸點。這種「咕嘟嘟」沸騰的血液使人放棄個人準則的道義和是非,背負起他人的道義和是非。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還要去裁決全人類的是非,干涉全人類的道義取向,在他進行這種他自認為崇高的裁決和干涉時,「我們可以背負起任何負擔,跨越無論多遙遠的距離」,他在這時贏得的擁戴是你們給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種堅信自己民族正義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們一樣,聽任渾身血液「咕嘟嘟」地開鍋。堅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軍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於正義和非正義,敬愛的肯尼迪總統讓你們別跟自己的政府過不去,別去理論自己社會的是非,先把你們運過太平洋,去跟一幫黃皮膚、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絕去萬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國家的名義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時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現了非常質樸的是非觀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對手;我憑什麼去揍那些我壓根兒不認得的人?我不能因為白宮和五角大樓那些陌生人想揍他們我就得揍他們;他們在熱帶雨林里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上跟他們玩命嗎?白宮和五角大樓那種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著為他們去玩命嗎?再說了,去揍一幫沒名沒姓、熱帶雨林里的陌生人,又有什麼揍頭?!拳王的基本原則「To be or not to be」非常單純明了——揍,還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則為他做出最終決定:不揍。
我坐在那裡,看著她發獃。她去衣櫃取大衣。
我說:「有炸薯條嗎?」
她說:「那太好了。我付你每小時十五元。」
他不知自己怎樣下了車。他見自己正向司機交代一句什麼,是一句什麼話,他自己都沒聽見。他只是看見司機的鴨舌帽上下動了動,表示領受了他的交代。他這時看見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鑰匙——這把鑰匙在菁妹決心跟他遠走高飛時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這裏。這把鑰匙是一個重大象徵。他看見自己的手狠狠一擰,鑰匙便鬆動了裏面的鎖。他突然覺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的白,白得他不再認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鑰匙,自己熟門熟路地將它揣回西裝口袋,鑰匙卻錯過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鑰匙,上面一個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邊,拖了一根絲穗。
我也會像這樣一邊交代著事項,一邊看一眼「卡地亞」手錶,然後打開「芬迪」桶形包,從裏面拿出「香奈爾」化妝盒,以及一管「香奈爾」口紅。我也會有幾十種顏色的口紅,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飯,吃晚餐,參加雞尾酒會,出席黑領結晚會,看芭蕾聽歌劇或交響樂或室內樂,進入搖滾吧、爵士吧,去海濱浴場,去逛商店,去參加葬禮、婚禮,去孩子們的生日晚會,總之每個口紅顏色都絕對符合場合,都和背景協調相宜。
他更加笑眯眯了:「那是我的胃口問題。」
她說:「你可真是當兵的啊,上海有誰喝茶是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紐約人》雜誌上時常出現的人物專訪,跟我當時寫的報告文學比較接近。」
他說:「我真不渴。」他的心給她撫摸得作癢。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們就去找劉先生的彆扭。把一個充滿小布爾喬亞|情懷的劉先生監控起來,讓他在你們的望遠鏡焦距中行走和活動,在你們的竊聽器磁帶上談公事和談文學詩歌戲劇以及談戀愛,在你們的檔案櫃里榮幸地跟福克納、海明威、賽珍珠做鄰居,在你們的拘留室裡頭一次體驗男性對男性的性襲擊。「現在你還這麼九*九*藏*書認為嗎?」
「嗯?!」勞拉挑釁地一斜臉,裝出眼冒凶光的樣子。
我傻瞪著她,然後發出一個白痴一般的爛漫笑容,再硬起舌頭說:「不懂英文。」
我說:「那就二十五塊一小時。」
我看著欲喊不能的劉先生,心裏想:你真傻,看見衛兵的槍便真信我母親的謊言了,她在槍杆子下將自己的童貞繳了械。假如你見到我父親,你一定會大夢初覺:啊,這是多麼男人的一個男人,他這樣愛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設。
她打量我一眼,認為我說的是真話。
我勸她想開點。我說:「我們都不介意晚吃一天烤鵝。」
我說:「我會。」
她說:「你不會真去賣卵子吧?」
我每花一筆錢就有一股燥熱涌到臉上,在那裡形成毛毛汗,霎時又冷下去,一股冰冷順著我的後腦勺,沿著脊椎骨鑽下去。
「我希望我能幫助你。」
她把字吐得仔細至極:「請、你、走、開。」
「沒錯。所以我一再告訴你,我跟戴維斯不是在北京認識的。信不信由你。」
「我爸爸告訴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戲,我知道那不是實話,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覺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國,暫時得有個爸爸……嗚嗚嗚……」
「沒什麼……」
我想我這麼個窮光蛋,又是在異國做窮光蛋,「謝謝」與「對不起」就是我的信用卡和支票簿,可以容我且混一陣呢。
她說:「我可以陪你去買。你的預算是多少?」
「如果我當時是六百塊從你手裡買來,我這時候還得請你付三千三百。」
她哈哈哈地樂起來。
「沒有允許,任何人不能打擾首長。」
「他也寫小說?」
她瞪著我,我是她最近幾天見到的最討厭的一個人。大過節的,她不想見到任何惹她討厭的人。
「沒有。」
牧師太太說:「她說她父親中風了,現在還在急救室。」
「你是得吃飯,可你也不能頓頓吃龍蝦吧?」
安德烈說:「你告訴我的。」
她的面孔又公事公辦了。她說:「我先給你三天的工錢——七十二小時,我全算你工時。你有沒有意見?」
「還……還下圍棋,中國圍棋。」
「沒有……嗚嗚嗚。」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卻發現巨大的蠟台下仍壓著那一筆筆錢。牧師夫婦竟沒發現我爭取做良好房客的實際行動。但我立刻感到僥倖,我去看劉先生的機票有著落了。我把鈔票從蠟台下抽出,趕緊回到卧室去給里昂打電話。他對買各種廉價機票、音樂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電話打到「無出路咖啡館」,他果然在那裡。「無出路咖啡館」里有塊黑板,各種投機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貼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鐘就為我找到了一個機票販子,一張去洛杉磯的「紅眼睛」機票只需兩百零八元。
她可真坦誠,真大方,一點兒不羞澀。
「以什麼方式把報道發回你們的總部?」
侍應生送來賬單。勞拉很快算出我們三人每人該攤多少。安德烈付了我和他倆人的,勞拉拿出兩張二十元鈔票,說:「找我十六塊五。」
勞拉說:「他肯定用中文叫我『猶太公主』。」
我留了他的呼機號碼,假裝走進一幢四單元的公寓樓。直到他瘦高而彎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彎處,我才穿過馬路回牧師的家。我不願暴露我的真實住址給一個人類器官掮客。
我這才悟過來,電話里的女人一點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劉先生的女兒。
「你呢?有沒有懷疑過正義在握?」
「那你說過你們倆在哪裡見的面?」
我一看,是勞拉。她臉上沒有拌嘴的意思,相反很溫婉,只是下巴翹起來,眼皮耷拉得很低,嘴角勾出一個極酷的微笑。我從沒見過比這更高雅的憤怒。
李師長說:「我剛剛開完會,順路過來看看你。」
她從皮包里取出一個小本,寫下她的電話卡密碼,交給我,讓我每小時給她打個電話。她突然想起什麼,目光平直地看著我。
「中越一幹起來記者不夠。」我講了你不會相信,我是主動申請得到這個職位的。
白色雪佛蘭拐進了弄堂。劉先生聽見司機自己在跟自己嘟噥:怎麼可以這樣停車?這樣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劉先生這才發現那輛解放軍吉普再次攻佔了這條細窄的弄堂。他感到喉嚨口發緊,連司機問他「是不是這條弄堂」他都答不上來。
「我對這種故事比較有興趣。」
「你看,這是兩個社會性質的分歧: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有制國家,如果以愛國名義啟發國民的民族意識,跟一個私有制國家以愛國主義對國民的召喚,是性質不同的。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兩種性質?」
「我一直想訂它,可是時間不夠。」
勞拉說:「知道我為什麼情願到這裏來過聖誕節嗎?」
「聖誕節真是很累人的一樁事。」他說。
只差那麼一點點,她和我就會合而為一,現在這個樸素而昂貴裝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會像她這樣對護士高雅而和藹地輕聲說話,滿不在乎地請護士找最貴的守候人,似乎「開銷」這樣低級趣味的顧慮從來就沒有污染到她。她對護士說:「一定要請最有經驗的,不要移民,那種英語都說不標準的人再認真都會誤事。我必須把我父親托給能完全信賴的人。」
「是特邀記者。」
他說:「別去了,我不渴。」
我拿著這封信,心裏直納悶,牧師太太怎麼沒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電費。
我說:「是不是叫醫生來看看?別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對勁。」
「他們真實身份是觀光客。他們上前線是去觀光的。」
他說如果機票出差錯我可以扣下里昂當人質。我笑著回答,如果他發現偽鈔,也儘管拿里昂做人質。他跟我一塊兒走出店門后,我發現他手裡出現了一塊火腿三明治。我問他除了機票他還賣什麼。他咬了一口三明治,罵罵咧咧地說這種雜貨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進街邊垃圾桶,同時反問我:「你想買什麼?」我說:「我想買什麼你都能買到?」他說差不多。上次有人通過他買到一顆女人的卵子。我裝著沒事,心想沒準就是這小子差點做了里昂腎髒的掮客。我向他打聽一個卵子標價是多少。他說沒有統一標價,價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歲數,什麼人種,學歷、健康狀況都會影響價位。他說:「打個比方,你的卵子應該價錢不錯,因為你看上去像個博士生。」我說:「碩士生。」他說:「博士和碩士差價僅是一兩百元。」他又說:「黑頭髮比紅頭髮價錢高。」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一般紅頭髮女人性情不好。」我問他黑頭髮的價碼是否低於金頭髮。他說:「這就得看誰買了。有人認為金髮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願意他們的女兒有一頭金髮。」我說原來此中學問頗大。他說當然,有關遺傳工程的書籍他都寫了好幾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錢出版。
安德烈說:「幸虧不是回爐火雞。回爐火雞我一定會嘔吐。」
「我是來……」
李師長卻拉住她,把她徑直拉進自己懷裡。
「不是。想換一處房,這裏太小。」
「哦,看上帝份上,別哭了。我一定想辦法。」
牧師太太從廚房門口走過。她大概以為牧師回來了,把音樂開得這麼響。但她一見佔領了廚房的是我,眼睛出現一個大問號。我對她一揚手,說:「Hi!」
她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說:「成交。」
「我們談的三十塊一小時是有過訓練,也有證書的。」
「我是來接她的。」
他清了清喉嚨,同時把領帶鬆了松。鬆開的領口露出他粗壯的脖子,一早用刮臉刀刮過的脖頸上一片密集的雞皮疙瘩。它們顆粒飽滿,每一顆都大得驚人。這是火雞的脖子。
我記得母親總是會有那麼幾天異常,寧靜祥和,雙手捧著一杯從熱到冷的茶,坐在藤沙發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張聖誕卡片之後。魏小姐曾經替劉先生和我母親做通信的中轉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親戚。如此漫長曲折的郵路,他們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這趟郵路的我母親,就又變成了溫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斷定,只有經歷過慘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麗的。
大臉蛋倏然向我面前湊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們真實身份是幹什麼的?」
我從被我烤得焦黃的吊櫃里取出一包方便麵,又去開冰箱取雞蛋。我已經很久沒買蔬菜了,見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綠的菠菜葉,不由得食慾中燒。我基本上已被房東攆出門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再沾最後一點光——我從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葉。十分鐘后,我的鍋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來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謝謝。」我當然不會學習老八路留幾毛錢。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風還是值得借鑒。
勞拉說:「你怎麼知道的?!」
勞拉這時從浴室出來,妝化了一半。她指著安德烈,說:「你閉嘴。你要用中文叛賣我,我殺了你。我決定了:我們明天一早先拆一部分禮物。」
「聽見了。」
我說:「謝謝你,簡妮弗。」
「我看不出,對不起。」
我看著這個年輕我好幾歲的女子,一個獰笑在我臉上開放,我說:「還有呢?」
牧師太太卻走進來,為自己做了一杯熱巧克力,在我對面坐下來,同時把兩隻腳架在我旁邊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聽我對著手機講中文——反正她聽不懂,聽聽也無妨。她把我剛才正做的填字遊戲拖到她面前,順著我做的做下去。報紙上的填字遊戲是供時間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時間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給了我一個驚訝的眼色。我對著毫無反應的手機不知在胡扯什麼,心裏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該走;若走該如何走;走的話她會不會覺得我提防她;若她認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餘,她反正什麼也聽不懂,她對我巨大的失望和識破之上,是否又會增添一層失望和識破……
「不問問我想揭他什麼短兒?」
「那可得恭喜你。」
「你得原諒我的直率,美國外交官工資可不怎麼樣。政府的公務人員都沒錢;外交官比郵差、軍人的薪水可能稍高一點。」
「不會。」
「他給你買這個訂婚戒指的時候,是我陪他去的。我提議去Tiffany買,他說太貴。總算被我拉進Bloomingdale's,我要他買一克拉的,他最後還是買了這個半克拉的。你要是跟猶太男人訂婚,至少給你一克拉!我父親送過我母親十克拉的鑽戒,信不信由你。」
我說:「劉先生剛才張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樣子。」
他對衛兵說:「那麼,勞您駕去請殷小姐出來。」
我說:「啊?!三千兩百元?你只給了我七百塊,就從我手上買走啦!」我瞪著這張笑眯眯的臉。它看上去並不像這樣吃人不吐骨頭。
「那麼你把你們著名的肯尼迪總統演講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動情感的詞句叫愛國主義呢,還是民族主義?」你們的肯尼迪總統簡直就是濫情,美國硬漢頗酷的濫情。
他發現自己收回了那隻踏在木頭樓梯上的腳。
「是在馬里蘭州?」
「他反正九_九_藏_書是沒法讓女人生孩子了。」
她說:「這傢伙說笑話自己一點兒都不笑!」
勞拉覺得她所有的精心安排全砸了,脾氣大得嚇人。
勞拉想說什麼,卻嘿嘿笑著住了嘴。等安德烈去了洗手間,她說:「知道我剛才想說他什麼嗎?」
「但這兩個主義是一個主義。」
「夠情報人員標準。」
「你能來一趟嗎?」
我說:「啊?!」
我想不出劉先生當時的臉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烏黑的樓梯扶手,馬上破壞了那上面均細的一層絲絨般的灰垢。劉先生平時上這樓梯非常小心,不讓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這會兒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級級台階。當他走到兩段樓梯之間的空地時,一個粗大嗓門在他身後響起:「你是幹什麼的?!」
劉先生溫文爾雅地在氧氣管、輸液管、排尿管的網路里持續昏迷。我看到床頭床尾都是鮮花,心想這位女兒就用鮮花來伺候她父親。她把我從機場接到醫院后,馬上到走廊上打投幣電話去了。她說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兩個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為男朋友訂的生日蛋糕上的賀詞改寫,還要打電話給獸醫,推遲她那匹馬的體檢。除去這些,她每小時給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電話,看看保姆是否讓孩子按時進餐、馬桶訓練、看圖識字、出門散步。或者檢查保姆是否在電話上跟朋友或姘頭瞎聊天。這個離了婚的年輕母親比我見過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母親說:「這五塊有黑字的,是從禮拜一用到禮拜五,綠的是禮拜六,紅的是禮拜日,以後你忙昏頭也曉得日子。」
我正跟自己聊得熱鬧,突然聽見「嘀零零」一聲。我見牧師太太驀然抬起臉,瞪著我手裡的手機。我還沒反應過來這「嘀零零」來自哪裡,又是一聲「嘀零零」。響動就發自我的手機。
我在酒店大堂的角落找到公用電話,撥了掮客的呼機號,又把我正使用的這台公用電話號碼輸進去。剛掛上電話,一位老太太過來,請我躲開,因為她要打電話。我退後幾步,她看我一眼,又說:「勞駕,能請你再走遠些嗎?我從來不習慣我打電話的時候身邊站個人。」
我跟房東太太交換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間絕大部分花招,更別說我這兒的東方花招。她家祖祖輩輩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個在花招上貧乏的男人,因此她什麼都去猜就是不去想這是我耍的花招。
我說:「哈羅?什麼?!」
我說:「晚一天拆還是禮物。」
「我倒不反戰。我比較討厭那一大群採訪者。他們到了野戰醫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後來我要安德烈去刻名字。他還是依了我。你喜歡這種字體吧,古老得接近沙勒梅羊皮書上的字了!」
「沒錯。」
我站在原地,雙手交叉抱在胸前。
這時我的手機在書包里響起來,我跟牧師太太做了個抱歉的手勢,便去書包里翻找電話。為了圖價錢便宜,這個手機的分量等於一隻小啞鈴,體積也相當可觀,所以它總是沉在書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書本,摸到它,對方已改了主意把電話掛了。但我假裝電話接通,這樣牧師太太可以把我一個人剩在廚房繼續舒服。
「是嗎?」你這肥大火雞似的糊塗蛋。你該去專職扮演聖誕老爹。滿大街的聖誕老爹沒一個有你形象好的。你那兩個大紅臉蛋若去搖一隻銅鈴,為「救世軍」搜集人們口袋裡的硬幣,一天的鈴搖下來,你准拎不動那隻盛硬幣的鉛桶。
她伸過手來握住我的手,笑得又甜又暖。但我想她的心裏紋絲不動。
「哪裡。」
「噢,你是這個意思。」你想打聽我軍的通訊系統?「我不屬於報道戰鬥實況的記者。我主要的任務是撰寫英雄人物。比如一篇兩三萬字的報告文學,寫一個烈士的成長史、犧牲經過。你讀《紐約人》雜誌嗎?」
我見他嘴巴一動,恐怕他又想在我們倆之間做思路嚮導。我忙大聲說:「你懂『悟』這個跟禪有關的字嗎?」他嘴又一動,我忙著再次截斷他:「等你懂了『禪』中的『悟』,就對我剛才講的『認識』沒太大問題了。時間到了,我得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約了六點見面,他得給我的期終作業提修改方案。再見。如果我們在聖誕前不再見面,那麼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聖誕快樂。聖誕到新年期間,我要離開芝加哥,所以也在這裏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請留步。」
「為什麼會指派你做特邀記者?」
老闆也笑了笑說:「當然。」
我說:「我想贖回我的戒指。」
我母親穿著白色細絨衣、背帶工裝褲的照片一直夾在劉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這身打扮站在門口,望著突然造訪的李師長,呆了。她說:「請進吧。不過地方好小,首長不要笑話。」她還有三個小時就要隨劉先生去美國了,房間里不值錢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給了房東,比如被褥、窗帘、帳子、涼席,一些家鄉特產的蚊煙,一套不粗不細的瓷器,兩個鐵鍋一個沙鍋。稍值一點錢的那架老式無線電和一些書,一套大小俄國木娃娃(劉先生贈她的禮物)就暫時存放在房東太太那裡,等著魏小姐來取。
「那我很遺憾。」
「等你完成了,來也沒用了。我爸很欣賞你,說你比我懂事體貼,又勤奮又用功。你為什麼不能把期終作業拿到這裏來寫呢?」
沉默了一分鐘,他又說:「你剛才說的嚴重後果……」
她說:「兩個半小時后,全部商店都關門了。聖誕節前夜提前停止營業。所以你必須在兩個半小時之內完成這些購買。」
這時一個清朗的女聲從我身後傳來,說:「滾回你的墳墓去。」
劉先生想,他在這支軍隊眼裡,大概就是反派。
半小時過去,仍是沒有消息。我想大過節的他買賣可能不錯,找他賣卵子的女藝術癟三可能不少。
這個對錢落落大方的女人差一點就是我。
「現在時髦的年輕人都相互寄聖誕卡片什麼的。也有人會弄棵聖誕樹。」
她取出一個大錢夾,裏面有一個支票本。她開支票的手勢很漂亮,把支票從本子上扯下來的動作更漂亮。以這漂亮的動作,這帥勁,她買房子置地,買設計家的窗帘、傢具,買她那匹價值五萬元的馬。討價還價的樂趣不在於省下幾千或幾萬塊錢,而在於她佔了上風,成了一局遊戲的贏家。她的討價還價還是她愚弄人、打趣人、抬舉人的一種方式,或是她的調侃或調情。她可以在討價還價中嗔怒、嬌憨、發嗲,她可以噘嘴或仰面大笑。你若不給足她空間時間讓她把所有的回合完成,那你就沒伺候她把一項遊戲玩盡興。
我看看她年輕光潤的臉:這下慘了,她居然聽得見——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剛才玩的花招了。她卻一副心急如焚的樣子,恨不得立刻變成我的助聽器。
他認為我態度不夠嚴肅,或者俏皮得不是時候。
不一會兒,勞拉面前上了一小盤橙色透明的魚子和切成小塊的黑麵包。東西擺設得極像珠寶行。
我做出不懂她在講什麼的表情。我的英文反應遲鈍並不完全是弊端。有時我想矇混過關,或多贏得一點時間來想對策,別人就把我這時的裝傻看成真傻。所以我在勞拉眼裡遠比我本身憨厚。
「全發表了嗎?」
「為什麼?」
「你看你看,我叫你別道歉!記住,你非常棒,用不著說『對不起』。」
勞拉也笑嘻嘻地說:「誰讓你點便宜的?」
李師長肯定被我美麗年少的母親那一嬌一嗔弄得全身無力。他覺得老人說「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臉」這話有問題,應該是「少女的臉」。這臉才是一會兒晴一會兒雨,雲霧、綺霞、彩虹,時時都讓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麼始終就一個灰淡的氣象呢?
「寫科幻小說。」我隨口胡謅。
他嬰孩般純真的眼睛飛快眨動幾下。他心想,這女人真能瞎插嘴,這下好,我忘了我剛才說到哪了。
「有畏懼感就證明你潛意識裡有反戰情緒。」
我想,因為他一點兒都不認為自己在說笑話。
原來局勢仍不妙。我心裏飛速盤算,去哪裡弄到三千塊,去把那個真玩意兒買回來。看護劉先生我掙的一千來塊錢倒是一分沒動。可我上哪兒去找那兩千呢?我的朋友全是藝術癟三,榨乾他們也別想榨出四位數借款。我突然想到那個「人類器官掮客」。我跟安德烈和勞拉告假,說我有個緊急電話要打,手機的電池又耗盡了,只得去找投幣電話。安德烈從口袋抓出一把硬幣,一手抓著我的手,另一隻手將硬幣放到我掌心上。他口袋永遠裝著停車或打投幣電話用的硬幣、一包紙巾、一塊折成四方的潔白手絹,還有一把瑞士十字軍多用摺疊小刀。他要萬一做了羅賓遜,可以活得不錯。用十字軍刀上的小放大鏡取火,用那上面的小鋸條伐木。據勞拉說,他還在口袋裡添了一樣必備:抗胃酸葯,因為我一吃好伙食就泛胃酸。看著安德烈的眼神我就知道,自己是個招他愛憐、惹他擔憂的小可憐兒。
瑪倫達擁抱了我。我們都屬於乳|房不大的女人,所以擁抱起來顯得特別緊密。
我懷疑我母親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過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來看看這個三角關係該怎麼處理。她在房東的廚房拎起竹殼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進宜興紫砂壺。灶上在蒸銀耳,我母親聽著自己的念頭在溫火上咕嚕咕嚕作響,又化成稠厚的白霧,漫卷在四壁油煙的灶房間里。我佩服我十九歲的母親,在那樣的關頭還沒慌得把開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聽任自己的念頭不緊不慢地咕嘟著:他倆你更愛誰?突然她又一想,怎麼在這個時候還有閒情逸緻去想「愛」這種無用的字眼?她判斷李師長今天一定不是順路,而是專程來的。那就是說,他心裏已打定了某種主意。他剛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個共同的家了。
「這我不知道。」
「那我得認識他!我朋友里從來沒有這麼哏兒的人!噢對了,他讓我轉告你,有個買主急需亞裔卵子,如果你能在聖誕節后馬上跟買方接洽,他負責給你拿下最理想的價錢!」勞拉又跺著皮鞋的高跟,笑作一團。
「你認為你有反戰情緒嗎?」
「不讀,很抱歉。」
我說:「上帝,我們前天通電話他還好好的!現在他怎麼樣?!」
「我也是。」
我想,我也沒有跟中風老人打交道的經驗。掛了電話,我心事重重走進卧室,見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師太太的手跡。我拾起信封,打開它,裏面卻是一封給「親愛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發現一張小紙簽,房東太太在上面寫了一行字:等你讀完這封信,就什麼都明白了。我趕忙把那封兩頁紙的信讀完。大體上它把我是怎樣一個窮光蛋介紹了一番,然後號召全體教友為我捐款。牧師太太告訴教友們,我每天如何勤奮地讀書、寫作,如何是個對美國文學藝術將會有貢獻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這才知道牧師太太對FBI的印象不佳,她對她的教友們說:讓我們以誠摯友情把這個不幸的中國孩子帶出FBI九*九*藏*書的陰影,領到我主的關愛中吧!
「你很謙虛。」
「我想揭他短兒。」
老太太像是要昏過去,白面孔成了銀灰色。
我說:「可不。」
「對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談到這裏。」你還要怎樣具體呢?!別裝著你不知道做個留學生是怎麼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學期終結作業,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門門課拿「A」,哪個教授推薦也沒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從系裡教授一路腐蝕上去,把當權人物一個不剩地腐蝕掉,我也不能保證他們敢給一個把期終作業寫成糟粕的女留學生九千塊獎學金。
她指著長長一列名稱:「他的祖母比較好辦,收集水晶製品。祖父比較費事,喜歡收集四十年代的唱片封面,他用這些封面裝飾他的私人圖書室。你看,安德烈的媽媽興趣很廣,可送的東西就多,David Kurk的首飾,印第安地毯,遠足鞋,登山拐杖,La Ashlay的卧具和棉布鄉村式連衣裙,各國郵票,各種藝術品——油畫,水彩畫,銅版畫,木刻,抽象或者寫實的雕塑。反正我全給你寫下來了。最難辦的是他父親,他什麼也不需要。」
「你確定?」
「沒錯。」
「價錢好商量。我可以給你聖誕節前的折扣。這樣好不好?我們來個漂亮數字,三千元整。大過節的,那點零頭也算我一份聖誕小禮物。聽上去怎麼樣?」
勞拉說:「我說呢。第一眼我就覺得它不像。不過聖誕節你該戴真的,因為安德烈家的三代人都來看你,你戴假戒指,可不夠隆重。」
安德烈和我都開始翻錢包,湊出十四塊。
勞拉就這點好,富有使她自信,自信使她從不懷疑別人對她的誠懇。如我這樣在心裏跟她瞎逗,伺候著她順著任何一條思路往下走,伺候著她開開心心把任何一條思路走到頭——如我這樣的人,她也毫不懷疑我的誠懇。她的自信讓她把自己看成任何人的知己、至交。她的自信也使她認為任何人都不必隱瞞弱點,她自己從來也不隱瞞她的弱點,比如她絕不讓別人在錢上占她便宜,如果你認為這叫「摳門兒」,是一項蠻不雅的弱點,她卻從不隱瞞或為此害羞,她上來就會爽快地把這弱點亮給你。為此我喜歡勞拉。
「能再講得具體些嗎?」
安德烈的父母突然決定從波士頓開車來芝加哥。因為那位繼祖父的恐高症發作了,大家只得跟他一塊兒放棄飛行。這樣聖誕便只能向後順延一天。
「因為那麼大的鑽戒是不可以戴的!只能存在銀行保險箱里。仿製的那個也要三千多塊。說了你都不信。」
「怎麼可以這樣?!」我天昏地暗地看著十多天前還屬於我的東西。
「他還幹什麼?」
「嗯,嗯——這裏:你十八歲被指定為特別記者……」
因而,當我走出洛杉磯海關時,劉先生含在眼裡的老淚是四十余年積下來的。他做夢一樣看著我母親如何將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劉先生從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國一次,卻從來不和我母親見面。他和我母親都屬於閑情較多的人,對這種人來說,製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種消閑。他們把死別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來享受,明明在一個人間,卻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對家常的老年男女,這樣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們青春永駐,翩翩躚躚化了蝶。
勞拉的臉轉向我:「不可能吧——我什麼時候告訴他的?」
「難道我記錯了?你不是說過你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是在一個很大的聖誕晚會上?」
他說:「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塊兒搬吧。」
我揣著上千元錢回到芝加哥,第一件事便是去珠寶行贖我的鑽戒。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我爸爸昨天夜裡中風了。」女人說。
劉先生在第二個一刻鐘后啞著嗓音對司機說,走吧。他意識到兩隻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們摘下來,扔在車內的地上。他想,心碎並不是那樣疼痛,而是一種遲鈍和麻木。
假如四十多年前,劉先生先一步佔領我母親,那麼現在這個有雙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個州長的密友該有這樣一雙眼睛,濃妝之後將對人對事更加視而不見。任何人都別想讓她從那份自我專註中分心,她那絕無針對性、絕不個人化的微笑擦著情感的邊沿錯過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熱絡,製造著抽象的情境。這情境中的她是大潑墨、大寫意的,因而高雅美麗,可望不可及。我會以她那隻戴抽象手鐲的手捏著細極長極的香檳酒杯,跟晚會上所有女人一樣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動或靜,讓又細又尖的高跟鞋舉著身體,猶如高腳杯托起一盞盞香檳酒。我也會像這類場合最得體的美麗女子一樣,把跟人的交往維持到最淺,把談話內容維持到最淡,絕不拿任何一個真實的笑臉當真。我這樣款款走過一個米莉那樣的老貴婦:你好嗎?她回答:還好,只是我的母親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說:那就好,那就好,見到你真好……
他在婆婆媽媽給我指出,我糊塗在哪裡。
我說:「哈羅?!什麼?!?!」
「你一共在前線寫了幾篇所謂的報告文學?」
「什麼時候搬家,我叫司機開車過來,再派兩個戰士給你,歸你指揮。」
「那是誰把他送進急救室的?!」
我對簡妮弗(加西卡)說:「我可以留下來守候劉先生。」
回到牧師家,我看見牧師太太的留言,說她寫了封信給我,已經擱在我卧室里——她從我房門下面的縫裡塞進去的。
她越看我越可疑,一句話也講不出。
「直到現在我都分不清馬里蘭州和密歇根州有什麼不同。」
「未婚夫。我們訂婚了。」
安德烈說:「那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你跟父母鬧翻了。」
「當時我就是想當英雄。」
「你沒看見?!」
她說:「你說我怎麼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給這種人?」
「更幸運你沒找個藝術癟三!」她在我肩上一拍。
「什麼字體?」
「你『謝謝』也說得太多。」
她說:「是回爐鵝!」
「噢。」
「不知道。」
「智商差了點兒。」
安德烈說:「我用英文也叫你『猶太公主』。」
他想,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亂了,因為突然出來了這麼一個最新的優越階層。這個年輕的士兵一身土布軍裝,語言里充滿大蔥氣味,他敢對著一個西裝革履的紳士驕橫成這樣。
「你不管正義是否在自己一邊?」
安德烈說:「要不就是你去年告訴我的。」他對我說:「假如勞拉問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家過復活節、感恩節、聖誕節,你就回答她:跟父母鬧翻了。我認識她這麼多年,從來沒聽她講過任何人壞話,除了她父母。」
老闆從腰裡拖出一根鐐銬般的粗鏈子,上面至少有五十把鑰匙。他看也不看就從那堆鑰匙里拈出一把,打開一個櫃檯的門,取出一枚賊亮的玩意兒。它被套在一根白絲絨的模擬手指上,貴重得我都不敢認。
我也招招手。手裡捏著她給我的支票,所以我脫口說道:「謝謝!」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轉水轉,玩命的最終是白玩命,到頭來發現揍錯了人算誰的?他覺得你們這主義那主義有我什麼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實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對手。糊裡糊塗去揍糊裡糊塗的陌生人,對拳王來說,不大地道。
「是沒法信。」
「你專門寫這種事?」
李師長一看見兩隻帆布箱擱在亭子間門口,便說道:「要出門啊?」
一小時后,我和機票販子在牧師家附近的「7-11」雜貨店接頭。機票販子說他只收現款或大麻。我遞給他一摞二十元的鈔票,他認真點著鈔票,我認真檢查機票上的所有細則是真是偽。
我說:「我想經歷這個國家所有的奇異事物。」
「警察。嗚嗚嗚……」
「當時我不懷疑。」
「我剛才出的價有談判餘地。你可以提出你的價錢。」
我說:「哈羅?!?!?!……」
我也跟著笑。或者發出和笑聲相仿的聲音。
我心裏想,豁出去了。我說:「一千,夠嗎?」
「都是些什麼採訪者?」
她馬上沒勁了——我只有一千塊請她幫我花。
坐在我對過的「大臉蛋」不會放過三角五一磅的火雞,他將它照上一隻火雞的殯葬法再來一次,先烤好三明治再熬湯,完成另一個以人類消化系統為流水線的殯葬流程,使人、火雞、自然、宇宙形成一環扣一環的生態輪迴。
我開始在他腦子裡攪糨糊。
勞拉問我要我手上的戒指,我把偽鑽戒脫下來。她盯著戒指後面看了半天,然後又來看我。我心裏想,全完了。
我心想,我要再回來的話一定要弄只黑襪子套在臉上,弄支槍端在手裡,吆喝著你把那五十把鑰匙挨個使一遍,我得把五十個柜子全清理乾淨。
這時候劉先生的女兒走進來,神色是那種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種堅信自己所忙的樁樁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終記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著我時,我才能跟她說話,可一般認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卻在講著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電話上跟她情人講不堪入耳的話。她說:「這些中國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開化呢!你說是不是?!」
「二十。怎麼樣?」
等了近一小時,勞拉回來了,說是替我列了張購貨單。我不懂她說什麼。她說明天是聖誕節早晨,大家要拆禮物,我必須給安德烈一家三代準備一些禮物去拆。她還告訴我,打聽誰喜歡什麼是門學問,她旁敲側擊替我打聽到安德烈父母、祖父母喜歡什麼。
勞拉兩道黑眉毛立刻拱成「麥當勞」符號。她說:「我什麼時候講過他們壞話?我講的全是實話。他們要我租一千四的公寓,說每月補貼我一千二。現在我把它租下來了,跟他們說:當時說我只出零頭的,你們做父母的不能這麼坑人——租房契約簽了,錢呢?!他們還特有理,說:『當時我們不知道你會提升,工資漲了一萬多。』你看,父母應該在孩子有成就的時候給獎勵才是父母啊,我晉陞了,他們不加錢反而連原來答應的都不算數了。我現在給他們打電話,要是我母親接的,我就說:『請問大衛·艾德樂在家嗎?』我母親說:『勞拉看上帝份上別逼瘋我!』我說:『就是你們這樣的人要對猶太人許多壞名聲負責。』」
衛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個看法。
「直到現在,美國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樣。」
「那是。這年頭誰時間夠?」大概你是詞彙量不夠,趣味也不夠。你這樣的人家裡,在馬桶旁邊放個小雜誌架,上面插著「Money」,「Reader's Digest」,「People Magazine」,還有專門抓拍名人們最醜惡一剎那的「National Enquirer」,大概也會有整天搬弄好萊塢是非的「Vainity Fair」。
劉先生並沒有接到魏小姐的電話,因而他按預先跟我母親約定的時間來接她。他自己的車已經三文不值二文地賣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輛白色雪佛蘭,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裝,扎個黑領九九藏書結。他把這次旅行當蜜月來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後再舉行婚禮。他坐在雪佛蘭寬闊舒適的後座上,手上戴著雪似的手套。他的這雙手要將一位玉人攙下樓,扶入車內。他以白日夢的眼神望著車窗外的豫園路,梧桐落葉鋪得馬路柔軟起來。蕭蕭秋葉已提前做了劉先生懷鄉夢裡的景物,街上的人們都在一種亢奮的心情中,他們對一個新政權又畏懼又新鮮。劉先生的出國讓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她說:「不用謝。不過我的名字不是簡妮弗。我叫瑪倫達。不過沒關係,千萬別跟我道歉。」她笑起來。
「在美國什麼地方?」
老闆伸出兩根小泥腸手指頭,拈起上面金色的小价碼簽說:「三千兩百元。」
她看著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們說的威風凜凜可就是指這張面孔?她伸出手指,摸著他線條極硬的下巴。她看見自己的手指那麼膽怯又那麼好奇,是個孩子的手,一個招惹暫時溫和的大獸的孩子。她看見自己的手跟他的臉完全不是一回事。這點使她肉體深處再次發生那種奇特的抽搐。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他的遲鈍和麻木直到他碰上一個女學生才開始消退。他在到達美國的第二年開始私授一些中國的詩、詞和曲。我想他屬於那種人,在中國熱愛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熱愛中國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親的一筆字就更覺得中國可愛,愛得他有時會潸然淚下。他私授中國藝術課,是為了解悶,而他不多的幾個成年學生,也為了解悶。女學生跟他從認識到結婚一共兩個月。他所有的戀愛給了我母親,剩餘的,就給了這女學生。
我在他杯子里喝了一口,沒喝懂什麼,但我說:「沒錯,很棒。」
「你上次說你和戴維斯是在馬里蘭州一條公路上相遇的。」
「我認為該叫它愛國主義。」
「在中文里,認識就是認識。認識屬於直覺。」
「噢。」
「這可沒一定,見到什麼就報道什麼。」
衛兵十分敵意地說:「問你是幹什麼的?!」
我只好戴著假鑽石去見安德烈了。他給我的聖誕禮物竟是一大幫人:他的父母,他的祖母、繼祖父,兩個高中好友,三個大學友好,以及勞拉,都被他邀請到芝加哥來給我一個聖誕大團聚。
「……噢,我說呢。」
我母親說:「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頭的?」
我笑起來:「我以為一眼就被你看出來了呢——這個是仿製品。」
我來到密歇根大道上的「聯合大陸」酒店,見勞拉和安德烈正坐在大堂的吧里,桌上放了兩杯黑馬提尼。勞拉問我要不要也來一杯黑馬提尼,因為這個酒店除了它的著名室內游泳場之外,就是它著名的黑馬提尼了。我說我反正一竅不通,還是來點吃的比較實惠。
「我們當然是在美國認識的。」
「你剛才問我,在當戰場特邀記者時的心情。」
我也跟著樂。不樂挺傷和氣的。
大臉蛋的呼吸在這間不足六平方米的審訊室里氣味濃重。沒有窗子,我懷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氣味。那是火雞罐頭的氣味。若是打開一盒火雞罐頭狗食,跟這氣味會比較接近。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緊的時候跟我疏遠了兩禮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識到讓他在我這個案子上瞎耽誤工夫不上算,把他緊急派遣出去,增援機場的「反恐怖活動」去了。
我送她到走廊上,我想我是喜歡她的。假如四十多年前我爸爸沒有突然出現,打亂了我母親和劉先生的計劃,這個撕下支票就揚長而去的漂亮女人便是我。我看著她的背影,心想,真那樣的話我沒什麼意見。
「當時你對中越邊境衝突怎麼看?」
劉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麼。
在勞拉眼裡,我們這樣的窮人不是別無選擇的窮,我們的窮是種情調,是種生活風格。因為勞拉對於窮完全無知。她不相信窮是很具體很實在的生活狀態。在這個頌揚財富的國家,窮是絕症。
「我覺得你在這一點上有些糊塗。」
「下來!」
「你看——又是『謝謝』!」
我右腳支出去,成了松垮垮的「稍息」。我這姿勢在瑪倫達眼裡是謙卑的,是形體的苦笑,有點像《茶館》里王掌柜的「稍息」。
她說:「後來他說出你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把我當你了。我從來沒聽過這麼奇怪的事,所以我特別好奇,問他:『你買女人的卵子幹嗎?』他說:『我只不過是個經紀人,把賣方和買方的頭牽好,我拿百分之十五的提成。』我說:『都誰是買方呢?』他說:『反正不是餐館。』我樂了,問他:『一個卵子值多少錢?』他說:『從六百塊到幾千塊,得看你是誰了。』我說:『如果我是柯林頓夫人呢?』他說:『她的蛋早下完了,沒下完也都不新鮮了,孵出的孩子都是愚童症。』我差點樂死。他問我到底有沒有卵子出售,我說我今年六十歲,你看我還有什麼可出售的。他還當真了,說:『眼角膜。』」
「好的。」
「哦?你們中國什麼樣的智商可以做情報人員?」
我說:「好的。」
這小子原來很陰險。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點的飛機……」
他回頭,見發出這樣不斯文聲音的人站在樓梯底部,門外亮著的天色與他穿軍裝系綁腿端衝鋒槍的身影構成了一張底片。
「現在……」他的大臉蛋一僵,心想:怎麼就輪到你來盤問我了呢?「你當時上戰場有沒有畏懼感覺?」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說,你專門做哪方面的報道?」
我看也不看就出了門。他還在我後面叫喚:「你回來!咱們可以再好好商量!」
她似乎這才確定她看見的確實不是別人,是我。她想,這個貌似膽怯、多禮的東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訕地問了問氣候,身體已在撤離。我看見詫異在她眼裡飛快發酵。她一再地想:假如這東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話,這三個月的裝蒜可夠她受的。
勞拉說:「你管那叫食品?」
「我是問,你所做的報道,當然要以最快的通訊渠道送往總指揮部……」
勞拉說:「這後面刻了你們兩人姓氏的頭一個字母啊……」她覺得我非常可疑。
「你一定要來,因為我從來不知道怎麼跟一個得中風的老人打交道,我這方面一點經驗也沒有!」
他靠回到椅背上,覺得我若說的是實話,那可沒什麼勁。
安德烈笑嘻嘻地說:「你點的東西最貴。」
我被自己脫口而出的實話嚇一跳。
「但我敢打賭你能分清馬里蘭州和北京。」
「……多麼有趣——越南人先後是我們共同的敵人,儘管我們兩國是敵對立場。」
我拿著勞拉開的購物單走到大街上,先買了一隻水晶天鵝,我兜里的身家性命已去掉了一個不小的百分比。我順著密歇根大道往前走,感覺總是過著人流。人流浮在以深紅深綠為主的購物袋上。芝加哥的大街原本就吵鬧,人們躲在噪音里打嗝、詛咒、放屁,卻什麼也不被聽見。今天連乞丐的大聲講演,也被完全捂在噪音里。所有的人都在動嘴巴,都在張大嘴哈哈地樂,可你一點兒聲音也聽不見。聲音失去了個體的存在,具體的存在。
我說:「你真看不出來?」
她說:「哪能茶都不給你喝?我一會兒就來。」
我說:「不、懂、英、文。」
「沒關係……」
她瞪著我,說:「你會?!」
「沒關係。」
我把麵條端到桌上去,又為自己鋪好餐紙。我發現一個人在放棄給別人留好印象的負擔之後,原來心裏會如此踏實。看看我現在的樣子:一隻小鍋擱在桌上,下巴幾乎架在桌沿上,兩腳在桌對過的椅子上歇著,耳朵聽著收音機里惠特妮·休斯頓的歌唱,嘴裏「呼啦呼啦」、熱氣騰騰、連湯帶水吃著方便麵。一個人不必再討人歡喜,就可以像我此刻這樣,停止受累。我感覺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禮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實在別人的國家夾著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壞了,此刻我從儀態上到操行上,都給自己來了一次休假。
「啊。」
「當時你是少尉軍銜?」
我母親在意識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說我父親用手槍霸佔了她。那是她不講道理的時刻。我認為我母親真正不計代價愛的唯一男人,就是我父親。那是她唯一一次把自己交給荷爾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體做犧牲奉獻出去時,心靈完全出竅了,而不是在一旁側目而視,算計成本和盈利。而我母親自己一點也不明白這點,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劉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軍全面征服的一個細小局部,是師長大人的戰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麼渴望做戰利品。她的暗示使劉先生更是傷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轉地請求我母親的寬恕,怨他在兩個槍口一明一暗對著他時,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來歪曲一件事實,來使他們雙方都堅信,他們是被血淋淋拆散的當代梁山伯、祝英台。
「噢,好在我找的不是郵差。」我說。
聖誕樹放在安德烈父母的套房裡。早上八點,我們開始拆禮物。聖誕樹下橫擱著一個巨大的紙箱,包裝是銀色的,上面是雪花形狀的鏤空。勞拉和安德烈把這龐然的禮盒抬到我面前。我看看上面的卡,竟是阿書送我的。安德烈和勞拉都面無表情地看我動剪子,打開銀色包裝。裏面的巨大紙板箱並沒被捆紮、封口,我正要去揭那蓋子,「嗵」的一聲,裏面冒出一個活人。再一看,這活人我認得,是阿書。
我說:「可不。」
「對對對。」
「對不起。」
我看著心臟監測儀屏幕上的曲線,讀著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顆小布爾喬亞心髒的記錄。我想劉先生當時一定以他風雅的高姿態平衡內心的狼狽和屈辱,走到了門外弄堂,故作輕鬆地告訴雪佛蘭的司機再等一刻鐘。他做出不與衛兵一般見識的模樣,掏出煙盒,點了根煙。衛兵的雙眼和他的槍口一齊黑洞洞地瞄著他。一刻鐘過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間的小窗,窗帘淡藍色,點綴著細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極。
安德烈根據勞拉的推薦,要的也是這裏的名牌:菠菜拌松子。菠菜一共十幾片,貴重得不像泥里長出來的。安德烈給了我兩片菠菜葉和五六顆松子,勞拉用她的刀尖挑了一小撮魚子,放在我堆了一大堆薯條的盤子邊上。我唯一吃得懂的還是炸薯條。他們這樣提拔我的口味品格,是真糟蹋錢。
「我信。」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在北京一塊兒去的那個聖誕晚會,有聖誕樹沒有?」
安德烈告訴我「卡威亞」是俄國魚子。
李師長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來摟她。我母親覺得這個軍人摟得她非常舒服,遠比劉先生摟得對勁。她說,等一下,差一點兒忘了。她拿出一疊白手帕,一共七塊,每塊角落上都綉了個「L」,五個「L」是黑色的,另外兩塊一綠一紅。我母親身上還保存了一些鄉下女孩的示愛方式,比如綉個帕子、襪墊什麼的。她偶然路過一家正在倒閉的鋪子,看見這些便宜得等於白撿的細紗手帕,便買回來綉上了劉先生姓氏的頭一個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