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好這首詩在五月一日寫成，神宗卻在三月五日（五十六天前）去世。他在慶祝國喪哩！他高興皇帝去世嘛。好一個懦夫——好一個忘恩負義的傢伙！這是最近蘇東坡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指摘，罪名可大了。照文章看來，我相信「好語」只是代表那年的好收成。但是子由替哥哥想出了更好的辯白。元祐六年（1091年）子由作證說，蘇東坡三月在南都，當然已聽到皇帝去世的消息，不可能五十六天後在揚州才聽到。他告訴太后，「好語」是指蘇東坡下山聽到農夫爭傳小皇帝即位的好消息。這個說法高明多了，子由說完證辭，就退出聖殿，讓別的官吏去爭到底。

宋朝的官制特別容易造成黨爭。大權操在皇帝手裡。雖然元豐元年（1078年）朝廷曾改組官制，簡化官制，仍然沒有專責的宰相一職。內閣的連帶責任並無明文規定，好讓宰相和閣員成為一體。我前面已說過，在位黨和反對黨也沒有明確的權責。多數黨統治的機能並不存在。於是政治遊戲便成為個人之間的鬥爭，比西方更劇烈。但是東西方的政治規則完全一樣：爬到頂端的一定是庸才。遊戲大部分在幕後進行，有幾個固定的規則。第一，好政客要會說一大堆話，卻不透露任何消息。好官決不肯定什麼，只用否定。只要學會「無可奉告」、「你說得對」等至理名言，好官就可以無往而不利。第二、他應該施惠于朋友。第三、他應該小心不得罪人。一個人如果不隨便說話，愛用文雅、細柔、愉快的低語，又很喜歡施小惠給人家，他就算不位極人臣，也不會失勢。他到死都有官做。

蘇東坡覺得，太后收到的彈劾狀遠比他所知道的多。她不斷把狀子束諸高閣。他要求公布彈劾他的書表，讓他有機會答辯，但是太后不贊成，他知道敵人打算推翻他。連他起草的惠卿謫官詔命都被敵人提出來，說他貶抑先帝。他趕蒼蠅實在趕厭了。不但蘇東坡本人，連他的朋友秦觀、黃庭堅、王鞏、孫覺也經常成為攻擊的目標，有時候是正式告狀，有時候是造謠中傷。暗中造謠，使人無法自辯，這可不是現代的新玩意兒；只是現在升格為政黨攻訐的戰術之一而已。蘇東坡覺得自己彷彿置身蛇窩中，他決定退出去。

當時政府最大的問題——中國每一朝代都是如此——就是冗官充斥。文人太多，官位太少，在「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社會成為經常存在的弊端。除非現在能改變此一觀念，否則教育普及就能把國家拖垮。我們要如何提供四億五千萬知識分子的官位呢？如果公職制度嚴格遵行，用人惟才，則考中的人數自然有限，素質也會提高。但是蘇東坡時代已盛行親族主義。各省來的考生有不少憑著親友的推薦，沒有應考就得到官職。中舉得官的人若有三、四百位，免考得官的就有八、九百人。禮部能薦用兩、三百個特免生，其它的由兵部和皇家親戚推薦。春祭時節，很多學者蒙皇上「解恩」免考。蘇東坡說，結果「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喪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魚利，靡所不為，而民病矣」。又說：「臣得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九*九*藏*書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識，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渭之恩澤，非臣所識也。」蘇東坡建議削減免考的人數，嚴格限制大官的兒子、親戚和皇族推薦的人當官。

兩年之間，蘇東坡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大胆的言論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河北、河南派在內。他更變成王安石黨人的眼中釘！蘇東坡一天不走，這些人就一天無法再得勢。

他一再請求，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一日終於如願以償。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領兵浙西。浙西太守可以管轄六區。包括現在的江蘇。臨走皂帝還賜給他茶葉、銀、金鍍鞍馬、官袍、金帶等禮物。這匹馬蘇東坡用不著，就送給窮門生李廌去賣錢。

有些彈劾狀很有意思。最有趣的也許是蘇東坡替皇上起草的王安石政敵呂大防任職召命。聖詔稱讚呂大防的勇功，說王安石不再當道，「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這是一句人人可用的古文。出自「詩經」一則諷刺暴君的詩。御史們眼睛一亮，他們說蘇東坡毀謗神宗，把他比為周厲王。御史們聽到心愛的先帝受謗，氣得雙腳發抖。

元祐元年（1086年）八月，蘇東坡終於使朝廷不再行青苗法。同年四月，朝廷曾頒布詔命半廢此舉。常平倉恢復了，但是農民貸款照樣發給人民，只是款額限於倉谷價值的半數。朝廷用意甚佳。不許官吏象往日一樣，到村中召集人民，硬攤貸款，更不許官員挨戶到民家收債。但是蘇東坡認為，這種半改革還不夠，還會造成往日的弊端。八月四日他上書給太后，首先要求政府不再行青苗法，又要求政府免掉貧民的債務，本息皆免。他把四月的法令比為偷賊決心改過，卻聲明每月只偷一雞。典故來自「孟子」。「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又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娼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蘇東坡問道，君主怎麼能自卑自賤，借錢給人民來賺利息呢？他建議政府下令欠官債的人分十期還債，半年為一期，甚至希望皇帝體念債務人已付了不少利錢，大發慈悲，免掉四等以下貧民的債務。下個月政府就宣布罷行青苗法。不過貧民免債的建議，卻直到六年之後，經過蘇東坡再三爭取才被朝廷接受。

太后照例把議狀束諸高閣，官吏們又接著上了幾道表狀。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中到元祐二年（1087）一月十日朝廷收九*九*藏*書到四、五篇彈劾蘇東坡的狀子。一月十二日太后命朝臣不要再進言。一月十三日百官在中書省收到聖詔。那批人抗命，第二天又上表論奏。這時蘇東坡不想答辯，卻四度上表請求離京。十六日太后對朝臣說，蘇東坡的意思是百官失之過寬或過嚴，並非存心污衊先帝，顯然支持蘇東坡的立場。甚至還說要處罰彈劾蘇東坡的人。

還有一個案件牽涉到蘇東坡幾年前由南都回京時所寫的一首詩，說他聽到朝廷准他往常州，欣喜欲狂。他經過揚州，曾在一座廟牆上刻了三首詩。三首一起讀，主題決定不會弄錯：他一直想安居，卻沒有結果，如今真高興能退休歡度余年。他第三首詩說：

但是學者若缺乏獨立思考和大胆批評的精神，言論自由也沒有用處。在這方面他推崇歐陽修，貶抑王安石，因為歐陽修鼓勵自由批評，王安石卻極力壓制。蘇東坡很關心當時死氣沉沉的氣氛，學者都忘記自己思考了。這段期間他曾寫信給門生張耒說：「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抱怨最多的就是周穜的大案件。這件事蘇東坡實在忍不住了。王安石的餘黨失勢在外，打算卷土反攻。首領惠卿、蔡確等人都已遭罷黜，但是他們仍有許多朋友仍在京師任職。為了試探朝廷的態度，他們叫一個默默無名的州學教授周穜上表，建議朝廷把王安石的靈位放在皇家祖祠神宗牌位下，分享神宗皇帝的祭祀。如果太后恩准，就表示他們可以出來公開行動了。蘇東坡看出他們的意思，就猛烈攻擊這些投機分子。他列出十六位奸黨人物，說他們是「蟣虱」、「蛆蠅」、「邪妄小人」、「國之巨蠹」。他第一次不吞吞吐吐談王安石，而公開稱他為大騙子。他告訴太后，如果富弼、韓琦、司馬光還在，「此鼠輩」就不敢露面了。他警告說，這次的陰謀若不加以阻止，則「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根據他自己的觀察，這些事遲早要發生的。事實上他已決心離開朝廷。他說君子如麟鳳難求，小人「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含意很明顯：人若不想與蒼蠅合污，就只好自己離開垃圾。

他獨自對抗政府的貪污和無能。他要由基層改革吏政。科舉是選官的基礎，但是考試製度已經鬆懈了。他曾三、四度擔任主考官，儘力選拔人才，有時候還救下其他考官所遺棄的卷子。有一次考生在內廷衛士監督之下應考，衛士的囂張使蘇東坡嚇了一跳。巡捕內廷對應考人高聲喝叫有如使喚新九*九*藏*書兵。有一兩位舉人挾帶，被人扶出殿外，由兵眾大聲喝叫。一片鬧哄哄，再由巡鋪內臣恢復秩序，有如平亂一般。他們存心污辱舉人，蘇東坡立刻寫了兩封信，將那兩位內臣免職。

他表達退意最好的書表是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十九日寫成的，當時他杭州任滿，要求繼續留在外郡。這是蘇東坡最好的自傳信，列出他過去遭逢的一切惡運，包括他被捕受審在內。黨人對他「嫌忌」甚於子由。他列出長長的政治生涯，然後說「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他反對周穜的信觸怒了敵人，更增加他們的恨意，他們拚命攻擊他。古語說，「聚蚊成雷，積羽成舟，寡不勝眾也」。

小娃娃夭折，沒有機會實現父親的願望。我們懷疑詩畫家能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官員。太平時期應該可以，不過「太平」是一個相對的名詞，政治上沒有一段時期沒有熱門問題可爭。詩畫家滿懷高超的哲學觀點，很難專心於政治問題，甘願玩政治、受折磨。他試了幾次之後，往往嘲笑自己不該下海從政。

世上有晉身之道，也有自退之道，蘇東坡專門從事於後者。現在蘇東坡不追求政事，卻為政界所追逐，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王安石當權，他在政界失敗還不為奇，他自己的黨人得勢，他仍然「不成功」，可就令人吃驚了。蘇東坡向來不是好黨人，因為他做人的格調太高。同黨當道，他自己又享盛名和高位，連太后都佩服他，他卻一直想放棄這個受人羡妒的官職。他沒有立刻如願，不過凡是知道蘇東坡脾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不會永留政壇。延年術的第一道法則就是避免一切情緒干擾，而蘇東坡對政壇他所謂的「奸小之境」卻有不少情緒的紛爭。政治遊戲對於愛好此道的人頗有魅力；對於不想統治別人的人來說，失去人類尊嚴以換取權勢和浮名實在太不值得了。蘇東坡從來不熱衷政治遊戲。他缺乏躋身公卿的決心，如果他個性稍微改一改，陞官並非難事。他身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其實等於太后的秘書——有機會和皇族親近，只要他有心玩一手，憑他的智慧一定可以大大成功。但是這不合他的本性。

首先他爭取「廣開言路」。若生在現代，他會為言論自由或健全的輿論而戰。這是他一再重彈的主調。他指出好政府好皇帝一向肯接見任何人。譬如唐太宗——也許是中國四千年來最好的皇帝——甚至准許沒有官階的百姓上殿進言。人民若求見皇上，御用衛士不準在宮門擋駕。蘇東坡提醒太后，宋朝初年低層官吏和沒有官階的學者也可面見君主。如今可以見她的不出十幾個人。這十幾個人怎麼能知道全國發生的事情呢？萬一這十幾個人都是庸碌之輩，不敢告訴她實情，太后必以為百姓無冤曲。這豈不是一大病態？其它官吏雖然可以上書，但是書表一入禁中，就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太后不親自召見，又怎能詳細討論問題呢？何況有許多事，不宜用筆寫。有些事情太複雜，連口頭都說不清楚，何況是書信！他在另一封書信中又說，馬病不能申訴，「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

這時候蘇東坡決定不九*九*藏*書求外放，要為這件事爭鬥到底。一月十七日他寫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皇上，點明立場，責備政客小人。他維護意見不一的原則。信中指出，「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對國家並沒有好處。君主和大臣應該互相提供意見，如果百官唯唯諾諾，就變成孔子所謂「足以喪邦」的跟屁蟲了。然後他舉出他和司馬光對徵兵問題的異議。他們看法不同，卻尊重彼此的意見。現在司馬光去世，這批人遵行他的政策，一心只想順從君主。事實上，他認為司馬光並不要求別人永遠順從他的意見，太后也不希望大家唯命是從。他另一道異議是，免役法所收的三千萬貫中，除去西北戰爭的費用還剩下一半，政府應該在城郊買地，安頓退休的老兵，減掉一半的兵員。「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他始終維護這些論點，得罪了不少人。十二日左右他寫信給好友楊珪（元素），再度指責那批人。頗為自己獨立的思想而自豪：

最後朝廷在二十三日下令蘇東坡留任原職，二十七日決定赦免彈劾他的官吏。

蘇東坡逃避政治，政治卻在追逐他。他和司馬光政見不合——獨立的心靈永遠不會完全一致——但是他到京師半年，司馬光就去世了。蘇東坡陷入顯赫遭忌的地位。不久風暴向他襲來，朝廷的爭鬥立刻以他為中心。到了次年一月，有幾十篇表狀攻擊他。司馬光一死，政黨就形成了——有理學家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和蘇東坡為首的「四川派」。由記載和蘇東坡的退意來判斷，他根本不知道「四川派」是什麼意思。但是政敵很氣他，一心要與他狠斗。說句公道話，鬥爭是由他弟弟子由引起的。元祐初年子由入京擔任右司諫，他自認為有責任清掃政府，去除騎牆派和王安石的餘黨。後來惠卿終於被逐，蔡確、蔡京和章惇也暫時貶官，然而他們日後卻強力反擊。不過子由也上了七道奏摺彈劾河北派的一位領袖，最後那個人垮台，他還說河北派其他的人都是「飯袋」。

「官官相護」自然造成「官對民」的結果。還有廣東守將童政無法平定盜匪，竟殺害數千無辜的百姓。但是其它官吏都奏報他平賊有功，是大英雄。還有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只是降官而已。一位小吏卒為了請賞求功，大白天入民宅殺了一家五、六口人，都是無辜婦女。他把首級割下來，自稱殺了不少強盜。案件太多，無法遮掩，朝廷下令調查，官吏竟辯稱殺時無法分辨男女。有這些暴政存在，蘇東坡實在不能保持沉默。

蘇東坡自覺有責任把官吏怠惰、無能和欺君的情形告訴太后。他寫過不少機密的表狀。很多封都加了附筆，求她自己保管書信，不要發交中書省。

不幸蘇東坡並非這種典型。幾年內他解犯了每一道作官成功的規則。朝雲的兒子出世，他曾寫出下列的願望：

臨行八十三歲的老臣文彥博特地來送他，勸他不要亂寫詩。蘇東坡已經跨在馬上。他大笑說：「我若寫詩，有一大堆人正等著替我註解呢！」

蘇東坡進退兩難。太后支持他，政敵沒有達到目標，反而丟盡面子，他只好留任原職。為了報答太后的鴻恩，他決心更坦白、更直率九九藏書，向她提出別人不敢說的意見。如今蘇東坡全集中有不少策論和上書，都是往後兩年寫的。這些表狀明列日期，我們可以看出他爭取的是哪些問題。

鬥爭熱烈進行。政客吵架一點意思都沒有，因為這回不象上回為王安石的新政而辯論，這回根本和政策原則無關。蘇東坡曾反對恢復徵兵制，但是黨人爭的不是這個問題，純粹是借故挑釁。他擔任秘閣試論的考官，曾叫考生闡述下面的問題：「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師守令不識其意，而入于刻。」漢文帝無為而治，並未造成弊端。宣宗勵精圖治，也沒有過嚴的現象。他要考生說明中庸之道的奧秘。政客們指摘這個考題，蘇東坡一再上表給太后，要她主持公道。他們指控他的罪名是瀆蔑仁宗和神宗。

例如西北蠻族暴動，中國農民將近萬人遇害。軍事將領不肯將實話奏報朝廷。甚至消息傳到京師，朝廷派特史去調查，他本著「官官相護」的古風，說只有「十數人」遇害。特將災情化小，要求原諒守軍將官，慢慢調查案情。兩年過去了，一點動靜都沒有。於是該受撫恤的村民，被剝奪了不少利益。蘇東坡上書給太后，指出這樣忽略民情，政府很難贏得百姓的愛戴。

他接著寫下去：

元祐元年（1086年）他第一次遭到攻擊，曾想辭官不作，第二年又再度請辭。這兩封信含有自傳的題材，點明他作官的生涯和他倔強的個人主義所招來的災禍。元祐三年（1088年）十月十七日那封表狀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兩年內他「四遭口語」，他推薦的人也遭到無謂的毀謗。他提醒太后，前朝他曾受李定彈劾，他寫諷刺詩，本意是希望皇帝聽到百姓的疾苦，改變政策。御史把他的忠言當做「毀謗」，指控「猶有近似者」，而今他用「民亦勞止」一辭竟有人說他毀謗先帝，連「近似」也談不上。「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今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眾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信中他加了四道附筆，註明「貼黃」、「又貼黃」、「又貼黃」、「又貼黃」。最後一則說，如果太后覺得他的話不真實，就把這封信交給外府，公開調查。如果相信他的話，請她留在宮中省閱。他會再寫正式的表狀辭職，對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