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旅行治學，並不是簡單的游山逛水或為學術而學術，而是在特殊情況下，抱著「紀政事，察民隱」的目的，以「體國經野之心」，去「登山臨水」尋求經世致用的有補於國計民生的道理。凡社會風俗，民生利弊，必親歷體察；于地理考證，不完全依賴文字記載，而重視實地調查。一年之中，他有一半時間是住宿旅店的。定居北京后，仍然繼續活動，足跡幾乎踏遍了北京郊區各地。

傅山與顧炎武除了談政論文、詩歌唱和外，還一起創辦了一些實業，組織票號，以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

據方聞《傅青主先生大傳年譜》考《明史》稱：李自成陷京師得勛戚文武諸臣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還京師，火容金為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即以騾車糹困載運歸西安。敵追甚急，騾馬疲憊，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餅「遂多為晉人先後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貲財。世傳傅山與顧亭林（顧炎武號亭林）先生友善，兩先生密計經營票號，操縱金融，以圖舉大事，惟忌招禍敗事，故其法只憑口授而不傳一字。

鴉片戰爭后清朝內憂外患，國勢每況愈下，京城無人顧及文化事業。顧祠在十幾年中破敗蕭寂。

1910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終於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民國十年，徐世昌繼袁世凱之後任大總統，為標榜自己有別於北洋軍閥，是文治派，提倡尊孔崇儒。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參議、故宮博物院管委會副委員長的王式通，住家離報國寺不遠，發現動亂中顧祠已破敗不堪，倡議籌資重修顧祠。1920年修葺，請大總統徐世昌親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記」，勒碑石于顧祠東牆。

五天以後，鄭成功大軍抵達南京城下。這時，張煌言派往上游的部隊已攻取江浦城。蕪湖的清將也請求投降。蕪湖，是沿江關鍵重鎮。鄭成功請張煌言駐軍蕪湖，經營上游軍事。

這時，清廷企圖乘張煌言和鄭成功新敗之際，一舉消滅浙閩抗清力量。於是分兵數路繼續掃蕩。他們逮捕了張煌言的妻子和兒子，接著，下令沿海居民一律遷入距海三十里以內的地區，嚴禁舟船出海，企圖斷絕人民群眾與抗清隊伍的聯繫。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炎武原配王碩人于崑山病故。自顧炎武離開家鄉，在外面飄零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再回過崑山，自然再也沒有見過妻子。他吩咐僕人買來香燭等祭品，遙祭妻子。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幾拜后，慨嘆時事，回憶往昔，終於痛哭失聲，頗見真情。山河碎，鴛鴦分，多少人不幸？想必在他心底深處，也有對妻子的一絲愧疚吧，因為他在家與國中，堅定地選擇了國。

他拜的老師是壽陽縣五峰山的還陽子郭靜中，郭靜中是當時有名的道士，頗多神異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號「真山」，因身著紅色道袍，遂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可見，傅山出家並非出自本心，而只不過是表明一個忠君愛國、不與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態度，而且也不用剃髮留辮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這個身份的掩護，傅山可以方便地四處從事抗清復明活動——道士雲遊是不犯罪的。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傅山三十九歲那年就這樣過去了，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應該是充滿困惑的。

當清兵入據北京之初，明朝一些官員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它僅僅存在了一年時間，就被清朝滅掉。清兵趁勢進犯浙江。浙江人民沒有屈服，各地紛紛起義，保衛家鄉。張煌言參加了寧波舉義，並迎魯王朱以海來紹興監國。

王夫之與黃宗羲、顧炎武一起被譽為明未清初學術界的「三先生」。三先生輝煌的學術成就，對後世造成極大的影響。

不久就發生了顧炎武溺殺家僕案。

1644年3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弔而死，明朝滅亡。次年5月，即順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奏請下，即下令設立總裁官、副總裁官，開始纂修《明史》。但是因為當時南方各地的抗清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而清朝政府反動強|暴的「剃髮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堅決反抗和抵制。在這種戰火紛飛、政局動蕩的情況下，當然是無暇顧及修史的。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因晚年隱居於衡陽石船山，所以人稱船山先生。

南京戰敗消息傳到蕪湖，張煌言立即寫信給鄭成功，要他切勿全軍東撤，只要堅守鎮江，自己還可保有上游各城，「天下事尚可圖也」。可是，這封信已經無法送達了。鄭成功在突遭失利之後，已放棄鎮江，並撤出駐長江流域的軍隊，回師金、廈去了。

不久，李定國和鄭成功在廣東會師的計劃也失敗了，於是他率軍親赴安龍，打算從孫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曆帝朱由榔。孫可望派人阻截李定國軍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國必過之地盡焚芻糧，以絕其歸路」。1656年，李定國擁永曆帝至雲南，次年又大敗孫可望，孫可望勢窮降清。孫可望降清后，雲貴虛實盡為清軍所知。1658年，吳三桂率清軍攻入雲南。次年初，下昆明，永曆帝出逃緬甸。李定國率全軍設伏于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追兵，結果因內奸泄密失敗。1661年，吳三桂率軍入緬，索回永曆帝，次年四月在昆明將其處死。7月，李定國在勐臘得知永曆帝死訊，亦憂憤而死。

黃宗羲不僅參加了復社的文學集會，而且參与了復社聲討閹黨餘孽阮大鋮之流的政治鬥爭。著名的《留都防亂公揭》就是由顧杲、黃宗羲帶頭簽名，當時簽名的有一百四十餘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家喻戶曉的八字名言為顧炎武所創，激勵了無數後人。顧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錄·正始》里寫了一段精闢的話：「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他認為社會的道德風氣敗壞，就是亡天下，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個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應負起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就是這樣來的。

顧炎武初名絳，別號亭林，字寧人，後世稱為亭林先生。明朝滅亡以後改名炎武，號蔣山佣，崑山（今屬江蘇，歷史上這個城市以生產優質麻布而聞名全國）人。他生於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為官，到了他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然中落。

這之前天下的局勢是：李定國率軍八萬東出廣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同時，孫可望派劉文秀出擊四川，克複川南；張煌言此時也接受了永曆封號，也發動了攻勢。按照實現計劃，三方應該在長江會師，假若實現的話，江南一舉可以收復。十分可惜，這次以錢謙益為核心精心策劃的大行動失敗了！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擊潰李自成義軍，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大清帝國，然後揮戈南指。在消滅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權之後，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廣大人民的頑強抵抗：魯王朱以海稱監國於浙東、唐王朱聿鍵立隆武帝號于閩南，桂王朱由榔建永曆帝號于西南，分別擁有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及李過、高一功等強悍的抗清義軍，為之竭誠轉戰。

現在更可靠、確實的傅山反清活動的資料已經不好找了，如果從他寫的詩來看，他的行蹤大致是在盂縣、平定、壽陽、祁縣和晉源這一帶，反清活動的效果怎麼樣，事實上，很有可能沒有什麼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陽節，傅山還在盼望著反清的義師的到來或者是起義的爆發。依靠讀書人要反抗一個政權，希望實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個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經秘密地收養了一個明朝宗室的後裔，但發現他竟越來越傻，於是感嘆朱明王朝的氣數果然完了，從此就消沉下去。傅山雖然不會這樣消極，也一直在做實際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動最後都只有一個結果——失望。在那個甲申年將要過去，乙酉年將要來到的時候，傅山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麼幾句，「縱說今宵舊歲除，未應除得舊臣荼。摩雲即有回陽雁，寄得南枝芳信無。」交織著對故國的留戀，對復國的希望，當然還有無可名狀的憂愁和無可排解的失落。

光緒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末代名臣張之洞建議朝廷發明詔，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人從祀文廟。顧炎武去世260年後，又被他竭力抵抗的滿清政府神聖化了，這是他生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康熙二十年（1681年）八月，顧炎武由華陰往曲沃，縣令迎他入城，十月他移寓進士韓宣家。第二年正月初四，寓主人韓宣設宴會親，他還應邀出席，風采依然。八日早，他擬去答賀縣令熊某及在官諸君，不料上馬時失足墜地，於是「疾作，竟日嘔瀉」，第二天凌晨就永遠離開了這個使他既留戀又厭惡、既熱愛又憎恨的世界，享年七十歲。因為生前長前孑然一身，死後無子無嗣。

顧炎武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堂嬸」王氏。從十歲起，顧炎武跟隨嗣祖父讀書。他的嗣祖父顧紹芾要求他讀完《資治通鑒》，並告誡說：「現在有的人圖省事，只瀏覽一下《綱目》之類的書便以為萬事皆了了，我認為這是不足取的。」這番話使顧炎武領悟到，讀書做學問是件老老實實的事，必須認真忠實地對待它。顧炎武勤奮治學，他採取了「自督讀書」的措施：首先，他給自己規定每天必須讀完的卷數；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讀完后把所讀的書抄寫一遍。他讀完《資治通鑒》后，一部書就變成了兩部書；再次，要求自己每讀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寫下心得體會。他的一部分讀書筆記，後來匯成了著名的《日知錄》一書；最後，他在每年春秋兩季，都要溫習前半年讀過的書籍，邊默誦，邊請人朗讀，發現差異，立刻查對。他規定每天這樣溫課二百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黃宗羲入京頌冤，轟動了京城，也傳遍朝野。據邵廷采所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記載：「當是時，先生義勇勃發，自分一死沖仇人胸……會審之日，觀者無不裂眥變容。當是時，姚江黃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還里，四方名士無不停舟黃竹浦，願交孝子者。」

兩個月後，清兵大部分調離南京去迎戰李定國，長江下游兵力薄弱。張煌言決定再攻南京，一路攻打重鎮鎮江，他自己則直搗南京。但由於福建鄭成功方面的主力沒有出動接應，同時，鎮江方面的戰鬥失利，張煌言在戰略上既處於不利地位，只得放棄攻城，撤回舟山。

康熙十八年（1679年），應都總裁官、大學士徐元文之請來到北京，居其家中。當時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祿，稱翰林院纂修官，但萬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萬泰、其師黃宗羲忠於故國思想的影響，不願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銜，不拿俸祿，只作為徐氏門客，以「布衣」身分參加史局。與一般的總裁、編修不一樣，萬斯同是作為總審稿人參與纂修的，對明史稿的最後定稿起了關鍵作用，據後來全祖望在《萬貞文先生傳》中說：萬入史局后，「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複審。先生問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萬在京師王鴻緒家中去世，為《明史》可謂耗盡了畢生的精力。黃宗羲《送萬季野北上詩》所說：「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南雷詩歷》）即反映出萬斯同在《明史》修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當時明朝的政治極端腐敗，朝廷實權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一夥佞臣手中。他們結黨營私，為所欲為，窮奢極欲地攫取社會財富，又瘋狂迫害正直官員，反對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時人斥之為「閹黨」。黃尊素是站在主張改革朝政的「東林黨」一邊的，是一位深懷憂國憂民之心的剛直人士。

當時，據守台灣的為鄭成功之子鄭經，此人庸庸碌碌，只知道據守一方，無所作為，不足為清廷慮。清廷所擔心的，就是縱橫浙海的張煌言。當時張煌言雖然雖勢孤力單，但因為人忠義，素得軍心民心，構成清王朝在東南的心腹大患。

1659年春，清兵分三路攻入雲南。為了牽制清兵，保住永曆朝廷，再圖恢復，張煌言馳書鄭成功，請他火速出兵，北入長江。五月，鄭成功率十七萬精兵出發。張煌言率領本部將士六千人，與鄭成功會師，並充任先頭部隊，挺進長江口。

當時，南京守備疲弱，士兵情緒低落。這時，如果鄭成功大軍及時趕到，南京一攻即破。可惜鄭成功仍取道水路，九九藏書行進遲緩，而清兵卻從滇黔方面撤回一部分兵力，日夜兼程趕來，攻城良機終於失去。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刻苦撰著，為後人留下了極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後人稱他「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王夫之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品質，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個寫照。

至北京后，傅山繼續稱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馮溥並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多次拜望誘勸，傅山只靠坐床頭，淡然處之。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卻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試，授封「內閣中書」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並不惱怒，反而表示要「優禮處士」，詔令「傅山文學素著，念其年邁，特授內閣中書，著地方官存問」。

顧炎武在他的《秋山》詩里記載了當時景象：「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崗巒」，「可憐壯者縣，一旦生荊杞」。

由於清朝對政治犯律令嚴苛，所以張煌言的墳墓僅黃土一抔，連墓碑也沒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麥飯而祭者」，「寒食酒漿，春風紙蝶，歲時澆奠不絕」。百姓們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懷念自己的英雄。

張煌言死後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樣反抗清廷統治的革命黨人秋瑾被滿清政府殺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吳芝瑛冒著殺頭的危險，將秋瑾的遺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橋畔，附近就是岳飛和于謙祠，埋在西冷橋畔的還有著名的「何處結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蘇小小。不久，秋瑾的兒子王沉德將她的遺骨取出，歸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勝利，一九一二年，革命黨人將秋瑾的遺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可是，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傅山剛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經傳來，並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佔了河津、絳縣、曲沃等地。雖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認為只要太原還在，就可以逐步收復汾河以南的地方，並且，只要山西河北還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證，甚至有更進一步收復失地的可能。但是，本來就是希望帶兵保護自己在曲沃的家產的李建泰卻令他失望了。李建泰聞聽「曲沃已破，家資盡沒」后，竟然又驚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剛走到井陘固關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並奉陪老母輾轉于平定嘉山。他這時估計心情是很鬱悶的。曾經在詩中以戰國時著名的義士「晉鄙」自況，被天下稱為「山右義士」的傅山還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廈于即傾的幻想就被現實擊碎了。

當時的江南繼東林之後，再組復社。復社聲氣傳遍天下，俱以婁東二張（張溥，張采）為宗主，是當時江南最大的政治學術團體。顧炎武年僅十四歲時就加入了復社。由於顧炎武博雅獨行於鄉里，和同鄉摯友歸庄為鄉里人不容，有「歸奇顧怪」之稱。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在山西拜訪完傅山後，出了雁門關，與曾三年前在代州訂交的友人李因篤等二十餘人「鳩資墾荒于雁門之北」。不久得知自己在《忠節錄》「逆詩」案（即山東「黃培詩案」）顧炎武中受到牽連，為澄清真相，毅然南下濟南投案。滿清政府不由分說將他關進監獄。後來還是由李因篤等大力搭救，才取保出獄。

順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張煌言一戰攻克崇明，然後與張名振溯江直上，在鎮江登陸，並在鎮江西北的金山駐紮了幾天。但由於西南方面軍隊未按約定時候趕到，只好暫時撤回崇明島。

據說張煌言年少時放蕩不羈，喜好賭錢，贏了錢后就呼酒買醉。有一天，他喝醉了躺在社祠中，夢中有個神仙對他說：「君宜自愛，他日成大事者，君也。」張煌言從此感悟，開始努力讀書。（《海東逸史》）

在艱難危急的處境面前，有人建議退往台灣，依附鄭經。張煌言認為，與其「偷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堅持不肯撤退。張煌言和魯王都有曾經為鄭氏所制的切身體會，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

就在這時，鄭成功大軍在南京遭受了嚴重挫折。原來張、鄭分手后，鄭成功疏於警戒，誤中敵人緩兵之計。他沒有分兵攻取周圍城邑，而只是屯兵南京城外，靜候清兵投降。七月二十三日，守城清兵傾城而出，發動突然襲擊。鄭成功倉促接戰失利，大將余新、甘輝被俘，士兵傷亡慘重。

傅山在醫學上，也有著巨大的成就。他內科、婦科、兒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而尤以婦科為最。其醫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訣》，至今流傳於世，造福於人。傅山極重醫德，對待病人不講貧富，一視同仁，在相同情況下，則優先貧人。對於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則婉詞謝絕。對此他解釋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醫與好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葯，正經者不能治。」山西至今還有傅山醫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年輕的黃宗羲，給人們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通史。全書336卷，其中目錄4卷、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認為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黃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魯王，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國活動。其間滿清懸榜緝拿黃宗羲，黃宗羲帶著全家到處避難。在幾年顛沛流離生活中，黃宗羲一家累遭禍殃，兒媳孫氏、兒子阿壽、孫女阿迎接連病死，故居兩次遇火，所以，他悲憤地寫下了「八口旅人將去半，十年亂世尚無央」、「半生濱十死，兩火際一年」的詩句。

張煌言在後一封信的開頭就提出「古今來何代無廢興」，認可改朝換代是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種客觀存在，不過「有志之士，尚謂人定可以勝天」，表現了自己「挽狂瀾于既倒」的雄心壯志。接著，他又表示：「即使歷運推移，朝市遷變，興王每每賓禮勝國君臣，錄用前朝宗室」，這種做法，不失為使「忠臣義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國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斂，偃武修文，與天下更始」，那就會出現「四海謳歌，群雄歸命」的太平景象。這些言簡意明的表達，足以證明張煌言已經看到了滿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歷史潮流的不可逆轉。

清初，為了籠絡人心，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頒詔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聯將親試錄用」。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傅山稱病推辭，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強行將傅山送往北京。

這年五月，傅山潛回還被起義軍佔領的太原，把他的母親和兒子接到了壽陽縣一個好友的家中。經過一段時間在歸隱和抗清間的選擇，他當然還是選擇了抗清。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苟逃」的悲痛詩句。

顧炎武不肯乘車或騎坐馬匹，他牽的兩頭大騾子，馱滿了圖書資料，每到一處，就把實地考查結果和書本上的記載對照參看，做出科學而又詳細的記錄，糾正了前人的不少錯誤。他一生標榜「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在這兩方面，他都立下偉大的風範。

瓜州大捷后，鄭成功率陸軍攻取鎮江，以阻遏敵人增援。張煌言則帶水軍直搗南京北面的觀音門。不久，鎮江克複。張煌言聞訊后，一面寫信要鄭成功加速從陸路直趨南京，以爭取時間；一面命令部隊晝夜行軍，趕赴南京。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的水軍抵達觀音門。

袁繼咸，是明末海內咸知的鯁直之臣，提學山西時，以「立法嚴而用意寬」的精神宗旨，整頓三立書院學風，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極重於文章、氣節的教育，對傅山影響頗深，傅山亦以學業精湛、重節氣得意于袁氏門下。袁繼咸曾在朝為兵部侍郎，因為官清廉，為人耿直，敢於直言，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被貶為山西提學。崇禎九年（1636年），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捏造罪名誣告袁繼咸，陷其京師獄中，傅山為袁鳴不平，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余名，聯名上疏，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願。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申明真相，並兩次出堂作證。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鬥爭，方使袁繼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復武昌道。袁繼鹹得雪之日，魏忠賢的走卒——張孫振，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這次鬥爭的勝利，震動全國，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讚揚，名揚京師乃至全國。

1643年（明崇幀十六年），王夫之考中舉人，北上會試不成返回家鄉。不久，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清兵入關，明朝滅亡。王夫之悲憤欲絕。

張煌言生前有詩云：

朝廷的意圖也主要是想藉此宣布明朝已經不復存在，以及籠絡明朝遺老及降清明臣。加上當時明朝的大量檔案、邸報等材料也沒來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並未實際展開。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隨著三藩之亂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穩定，經濟、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實，明朝史料也大量發掘整理，修《明史》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才正式開始《明史》的纂修工作。這一年，康熙試博學鴻儒143人于體仁閣，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們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帶有強烈的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目的，對修《明史》並不特別熱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時緊時松，用了將近50年的時間。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繼位之後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種是313卷本，一種是416卷本。這是所謂萬氏《明史稿》，即由民間史學家萬斯同審定的兩種明史稿本；另外兩種是王鴻緒分別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205卷本（列傳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進呈的310卷本，但王鴻緒這兩種稿本完全是在萬氏稿本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為一個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達二十多年，遊歷北方大地，無非是為了乘機而起推翻滿清統治，其民族氣節一直以來激勵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學問更是開了清朝樸學的先河，強調實用主義，反對理學的「明心見性」，都是旗幟鮮明的。對明朝後期的所謂心學，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對於後世樸學，他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別是他的民族性，對於後來的晚清的資產階級革命有引導性作用。資產階級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對清朝政府的時候，特意自署名章絳，同顧炎武初名，可見顧炎武思想的影響力之深遠。

王夫之的另一個重要哲學觀點是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不斷地變動，動是絕對的。他提出天地萬物「變化日新」的見解，認為一旦事物不動，就必趨腐敗，「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是如此，總的趨勢是「世益降，物益備」，即一代勝過一代，即使是被人們美化為理想社會的遠古「三代」，實際上也遠不及現今之世。因為歷史是發展的，時代是變化的，所以王夫之贊成隨歷史的變化而進行社會變革，他強調：「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對現今適用，必須針對實際https://read.99csw.com情況加以變更，在知行關係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統一的觀點。他說：「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就是說「行」是「知」的基礎，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從這重「行」出發，王夫之認為一切學問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致用。顯然，這是對湖湘學派務實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長江兩岸人民熱望故國的軍隊，已有十五年了。張煌言這次率軍到來，百姓爭相傳告，喜悅萬分。地方官員也紛紛歸順投誠。旬日之間，光復城池竟達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部下水陸軍也增至萬餘人。這時，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繫，或提供敵軍情報，或約期起兵響應。張煌言面對這一連串輝煌勝利，更是無比欣慰。他日夜部署諸軍，擬直取九江，打通與滇黔聯繫的道路。一時江淮半壁為之震動。

「文革」中，黃宗羲墓被毀。

在那國破家亡的歲月里，顧炎武曾十下南京拜謁明孝陵，北上山東、河北，特別對河北的形勝之地做了廣泛的實際調查，重點關注了山海關、居庸關、昌平、古北口等地，並多次哭吊位於昌平的明「十三陵」。經過多年的努力，山東、河北的地理形勢，都一一裝到他的胸中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等許多軍事地理名著，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面寫出來的。

當黃尊素被害的凶訊傳到餘姚，黃宗羲全家無比悲憤。祖父黃曰中激勵孫兒為父報仇，寫下「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個大字貼在牆上。母親姚氏對兒子說：「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粘壁書耳！」黃宗羲痛哭受教，決心效法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的故事，立志卧薪嘗膽向閹黨報仇。

與魯王政權建立的同時，唐王朱聿鍵也被福建軍閥鄭芝龍擁立稱帝。1646年，清兵進犯閩浙，鄭芝龍降清，唐王被俘，絕食而死。張煌言匆忙辭別父親妻兒，追隨魯王泛海出走。

三百年裡顧祠雖幾度興衰，但都完整地保存了顧炎武的一批書稿、遺物，以及何紹基、張穆等人的字畫。抗日戰爭爆發后，侵華日軍佔據了報國寺和顧祠，文物全部丟失。這大概是顧老想不到的又一件恨事。

黃宗羲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從儉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長逝后，葬在家鄉餘姚城東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現屬陸埠鎮十五嶴村）。這一帶三面青山環抱，林木蔥鬱，鳥語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黃宗羲詩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鄰家，依舊水聲徹夜嘩。風景過清銷不盡，滿溪明目浸桃花。」兒孫們遵照遺囑辦理葬事，並由清初著名史學家鄞縣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肖山毛奇齡撰寫墓志銘。

王夫之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父親、叔父、兄長都是飽學之士，他自幼受家學薰陶，從小穎悟過人。四歲人私墊讀書，七歲讀完了《十三經》，十四歲時，王夫之一方面跟父親王朝聘學習經義，另一方面又大量閱讀各類書籍，成為一少年才子。

維新志士譚嗣同更稱王夫之的學術和思想「空絕千古」，「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在湖南古代史上，對湖南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是王夫之。在王夫之之前，湖湘子弟所推崇德鄉先賢是周敦頤；道光年間，王夫之的著作由新化鄧顯鶴為之刊布流傳，於是王夫之便取代了周敦頤，成為湖南人所崇拜的新的精神偶像。周敦頤生當太平，王夫之身歷世屯，兩人生平經歷大有不同。王夫之的出現，不只是結束了過去那種空疏的高談理性不切詩實際的學風，更主要的是開創了一種將理學與經世致用結合的新的學風。於是，湖湘文化便因王夫之而發揚光大。

康熙二年（1663年），崑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傑，來太原找到傅山。顧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晉地、比他年長的傅山，兩人抗清志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自此過從甚密。以後傅山又先後與申涵光、孫奇逢、李因篤、屈大均以及王顯祚、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並與傅山結為「歲寒之盟」。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

就這樣，錢謙益等人精心策劃的長江會師計劃由於南明政權內各懷心思，各自為戰，忙於內耗，不幸而失敗了。張煌言兩次進軍長江，儘管都不得已撤退，卻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清鬥志。

張煌言率軍擔當突破江面封鎖的任務，鄭成功則派陸軍去奪取江岸炮台。潛水士兵截斷了攔江鐵鎖，張煌言立即指揮艦隊進攻。這時，兩岸炮台發炮如雨，清兵的木浮營也從水面順流而下，萬箭齊發。張煌言命令自己所乘的艦船直衝向前，將士們見此情景，更加拼力死戰，一舉奪下三座木浮營，江岸炮台的清兵競相潰逃。隨後，鄭成功大軍開到，全殲守敵，攻克瓜州。一時江浙大地憾動，湘贛魯豫等省志士紛紛前來聯繫，準備響應。清廷上下震驚，順治帝甚至準備「東還」了。

明天啟三年（1623年），黃宗羲十三歲，在家鄉通過考試，補為浙江仁和縣（今屬杭州市）博士弟子員。黃尊素奉調入京，升任山東監察御史，黃宗羲即隨父母入京讀書。黃宗羲深受家庭影響，重氣節，輕生死，嚴操守，辨是非，磨礪風節，疾惡如仇，反對宦官和權貴，成為東林子弟的著名領袖。

顧炎武不與清政權合作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他從不與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與自己的親外甥，時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學弟兄，也很少走動。有一次，徐乾學堅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無奈去了，但拒絕飲宴，以表示不食清祿之義。後來徐乾學兄弟在江南替他買田置地，多次請他回故鄉養老，顧炎武始終不肯南歸。

柳亞子寫有《吊鑒湖秋女士》：「漫說天飛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須傷。已拼俠骨成孤注，贏得英名震萬方。碧血摧殘酬祖國，怒潮嗚咽怨錢塘，于祠岳廟中間路，留取荒墳葬女郎。」

當時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銳，年輕的顧炎武對此憂心如焚，他意識到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應負的責任，十分注意身體鍛煉，一邊和好友們操練刀槍棍棒等作戰武器，一邊刻苦地練習騎術。有時被烈馬一連摔落三次，肩背負傷，仍然堅持練習，終於騎術也練得頗為精熟。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父親黃尊素，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是有名的「東林黨人」，在朝任山東監察御史，次年，為寧國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第二年，張名振「中毒卒，遺言以所部屬煌言」（《清史·卷224·張煌言傳》）。當時傳聞紛紛，都說張名振之死是由鄭成功下毒所致，「名振遇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邵廷采·《東南紀事》）。

張煌言和舊日部將阮春雷合軍，集戰艦百余艘，準備攻取福寧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賣，未能如願。而清廷又糾集數倍于張的兵力前來偷襲。眾寡不敵，這支抗清隊伍傷亡慘重，只好退駐舟山島。由於清廷強迫舟山島居民全部撤離，再加上對沿海的封鎖，使張煌言面臨絕糧斷炊的新困難。

傅山出獄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傅山聞聽鄭成功、張煌言屢屢戰敗清兵的捷報，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復明無望時，遂返回太原，隱居於城郊僻壤松庄，開始了「松庄煙樹十余年」的「僑居」生活。

「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邵廷采《東南紀事》）

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入關后的第二年，南渡過長江，大肆屠殺江南民眾。史可法揚州殉難以後，江南半壁戰局每況欲下，但江南民眾依然奮起抵抗。江陰、嘉定、崑山都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顧炎武和歸庄起兵于崑山。一時抗清之勢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鎮壓。

終順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軍和義軍一直進行著頻繁的、激烈的流血戰鬥。直到公元1662年，八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即位時，唐王早巳就義，桂王與李定國已經前後殉國，鄭成功與魯王也相繼病死，在全國範圍內，仍舊高舉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閩浙沿海和台灣了。

咸豐皇帝即位后曾思勵精圖治，咸豐六年（公元1857年），恢復科舉以網羅人才，京城文壇一派熱鬧，亭林祠也香火重燃。1863年十月，名儒學士們又于顧祠公祭亭林先生，與會者議論重修顧祠，紛紛捐資，由報國寺住持負責操辦，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寫《顧亭林先生祠記》一文，由書法家王錫振揮墨，刻碑石嵌于游廊東牆。

之後，顧炎武精心撰寫的《日知錄》已引起當時許多學者的重視，紛紛向他提出轉抄的要求，於是顧炎武于康熙九年（1670年）將已寫好的《日知錄》八卷公開刊行。

顧炎武回信說：「這裏的百姓愛讀經書，特別尊重德行高尚而不愛做官的人，並且敢講真話，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華陰地處山西、陝西、河南三省的交界處，地勢險要，消息靈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遠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險。大軍東出潼關，爭奪天下，實在有高屋建瓴之勢啊！」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顧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復明的大業。他暗結遺民，曾經與台灣鄭成功聯絡，可惜鄭氏退守台灣后，私心自用，一心只想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並無進取中原之心。

1645年，清軍下湖南，王夫之與管嗣裘等於衡山起兵抗擊，事敗逃亡肇慶，任南明永曆政權行人司行人。因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隱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寧的荒山野嶺之間，隱居寫作了《周易外傳》等書。

在顧炎武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依然惦記著傅山，他在臨終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隱者「商山四皓」，願意永遠和他「相隨拾芝草」。

如此，自己人跟自己人鬥了個翻天覆地，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縱觀南明歷史，這樣的事情真是數不勝數。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倖免于文字獄「庄氏明史案」，但其好友潘檉章、吳炎等人慘遭殺害。

十幾天後，張煌言被押往杭州，寧波人民聞訊趕到碼頭送行的竟有數千人之多。一出城門，張煌言下了轎子，向故國、家鄉揖手告別，向送行的人們拱手致意。圍觀的人們都泣不成聲。

天啟七年，朱由檢即位，改元崇禎。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黃宗羲寫好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鐵錐，赴京頌冤。當他到達北京時，崇禎帝已經鎮壓了「客魏」集團，平反了天啟朝冤案，但閹黨孽種尚存，黃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謝恩」之後，即上書皇帝，請求誅殺參与陷害其父的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李實等人。崇禎帝即傳旨刑部，嚴加審訊。

七月十七日，張傑派出兵卒，乘坐張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潛入懸嶴島。他們從島後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張煌言從睡夢中驚醒，伸手抽劍，但已經遲了。一窩蜂衝進屋內的清兵緊緊地把他捆縛住。他們搜出了搜出永曆帝頒發的「視師兵部」銀印和九枚關防、張煌言詩文稿以及他與中原豪傑志士的來往密信兩大箱。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達一百余種，四百多卷，體系浩大，內容廣博，在哲學思想、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發揮宋代哲學家張載的「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世界是以「氣」為物質始基而構成的，並由此出發，堅持「道」（規律）必須依存於「器」（客觀事物），一旦「器」變，「道」也就必定變化。這是一種唯物的自然觀。

《明史》經三次纂修，延時近百年，經手之人眾多。第一次纂修時詔諭中提到的總裁官有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第二次纂修時，監修都總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賜履、張玉書，總裁官有葉方靄、張玉書及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另有編修、檢討50餘人。此外還包括一些未入史館或不署銜的人，如「布衣」萬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時也有總裁張廷玉、朱軾、徐元夢以及纂修官23人，最後由張廷玉進呈于皇帝。可見，《明史》經過三代學者精心撰寫、勤奮鉤考，歷時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其功最偉，用力最多的當數萬斯同。

王夫之身處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時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識極為強烈，他特彆強調夷夏之別https://read.99csw.com，把它提到「古今之通義」的程度，認為君位「可禪可繼可革」，但絕不能落入「夷類」之手。於是，王夫之把幾千年來傳統的大漢族中心觀發揮到了極至。抗清復明失敗后，就隱居石船山的「湘西草堂」從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後以明遺臣終生。

「國讎家難轉相仍」，一連串不幸的消息使張煌言深深感到復國事業的艱難，卻更加堅定了他至死不屈的決心。如今只有張煌言一支孤軍屹立在臨門。

顧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顧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來，一直飄泊在外，二十多年來一直過著形單影隻的羈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無子嗣。傅山十分關心友人的命運，作為醫學國手他為友人診脈，診得「斷可得子」，於是便多方為其物色配偶。顧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對他的關心，但他已過慣了這種萍蹤浪跡的生活，而且已把這一生交給了獻身的事業，就詼諧地寫了一封《謝友人規納寵書》，婉謝了老友的好意。

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顧炎武生於江蘇崑山東南的一個叫千墩的江南小鎮。那是一個動蕩年代的前夜，外有滿清貴族崛起於東北，大有叩關南下之勢；內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如火如荼，席捲中原大地，明朝統治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成立，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氣勢頗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但他還未能積極有效地響應時，弘光政權和唐魯政權相繼覆滅，最後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斷的希望中反覆失望，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傅山養成了喝苦酒的習慣。《清史》中說傅山「喜苦酒，自稱老糵禪」（《清史·卷501·傅山傳》）；其實，傅山哪裡是喜歡那種乾澀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來提醒自己，時刻不忘天下為滿清所苦。

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權，字亞盧，再更名棄疾，又號稼軒，又字亞子。後為了統一名號，便用亞子。柳亞子十七歲至上海，入愛國學社，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談革命。他是南社的發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頗似明末的復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學團體，成立於1909年蘇州虎丘。南社具有濃厚的反滿色彩，會員多為同盟會員；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對北庭的意思。柳亞子深受顧炎武、張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響，在詩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題張蒼水集》：「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雨凄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蒼水為張煌言的號。柳亞子在詩中借「胡塵慘淡漢山河」，號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亞子應毛主席的電邀，由香港啟程進入解放區，後來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一天，張煌言手下的幾個士兵駕船去舟山買米，被徐元撞見。他抽刀威脅眾人供出張煌言的住址。幾個士兵寧死不講，被徐元一一殺死。最後剩下的一個船夫，在嚴刑拷打下供出了懸嶴島的處所。

如此可見，顧炎武與傅山是盛極全國二百余年晉商票號的首創者。

當時浙江總督趙廷臣通過多種渠道，一再以帛書向張煌言招降，而張煌言也兩次以堅貞的氣節、鏗鏘的言辭拒絕了趙的誘惑。這裡有一點殊可注意，那就是張煌言對滿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轉變。

張煌言（1620～1664年）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出身士紳家庭。張煌言十一歲喪母，父親到北京擔任小官吏，一直把他帶在身邊。當時，滿洲貴族的后金政權（后改稱清朝）派兵繞道進入直隸。敵騎蹂躪當地人民的慘況，給張煌言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此後兩年間，黃宗羲四齣交遊，結識了江南文社、詩社中許多名士，如張溥、陳子龍、吳偉業、周鑣、錢謙益、陳貞慧等，並於崇禎三年（1630年）經周鑣介紹加入復社，多次參加了復社、幾社、讀書社的集會活動。還同時在南京參加了科舉考試，結果落第還鄉。於是，他重溫父親「學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遺訓，「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發憤攻讀經史著作，從明十三朝實錄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此外，還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之書，以及天文、地理、曆法、數學、音樂、佛教、道教書籍。他自己家中的藏書不夠讀了，就「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由此，黃宗羲名聲大振，「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聲名，「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

李實在受審時辯解說，當年誣陷黃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賢指使別人冒充他的名義在蓋有官印的白紙上填寫的。但他做賊心虛，在審訊前給黃宗羲送銀三千兩，乞求其對證不追究他。黃宗羲嚴正拒賄，上疏說：「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辯豈足信！」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吳三桂舉起反清旗幟，顧炎武著悲喜交集的心情，在《哭歸高士》詩中懷寫道：「碧雞竟長鳴，悲哉君不聞！」雖然他十分痛恨那些叛國投敵、為虎作倀的漢奸。

但傅山強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學性情，數百年後仍使後人的心弦為之顫動。

在青少年歲月里，顧炎武廣泛接觸當時的名士大儒，講學論道，以天下為己任。年輕時候的他就認識到科場應試無足輕重，也不走科舉之路，經歷兩個朝代均沒做官，只用心研學實用之學。顧炎武最恨一般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常嘆謂：「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直接對當時文人無不以浮名苟得為務之風做了無情的批駁。這種沉痛與氣魄，真是古今罕有。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鄉后，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並以「內閣中書」稱呼。對此，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泰然處之。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挂「鳳閣蒲輪」的額匾，傅山凜然拒絕，毫不客氣。他仍自稱為民，避居鄉間，同官府若水火，表現了自己「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1644甲申年春，崇禎上吊自殺，李自成率領大順軍進北京。接著，清兵入關，民族矛盾急劇上升。四月，黃宗羲跟隨劉宗周至杭州，召募義軍，以謀復明之計。五月，明鳳陽總督馬士英在南京擁立福王稱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隨即起用劉宗周任左都御史，黃宗羲隨之到南京。但馬士英借擁戴之功，把持軍政大權，排擠抗清派，並任阮大鋮為兵部侍郎。

傅山的事迹生平于正史記載即位簡單，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誌、府志，也只見廖廖數語。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相當之深，毫不誇張地說，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頗受人民群眾擁戴。在整個山西乃至於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彪柄於後。

起義失敗后，顧炎武再回到家鄉，發現他的生母被清兵斫斷了右臂，而他的嗣母王氏已經在家鄉淪陷后，絕食十天以身殉國。王氏是中國的全套舊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孝牌坊，最後在明末清初時期，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沒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候，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這也成為顧炎武一生的信條，從此顧炎武自三十三歲到七十歲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但滿清並不十分了解張煌言的心思，他的銷聲匿跡在敵人眼中看來是在醞釀更大的行動，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極度不安，他們要竭力拔除這一顆「眼中釘」。滿清浙江水師提督張傑絞盡腦汁，終於找到了一個張煌言的舊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腳僧，在舟山探尋張煌言的蹤跡。

作為一個明朝的知識分子，傅山肯定會有天翻地覆的感覺，因為他所要維護的那一整套社會秩序已經崩潰，被稱為「流賊」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這個世界成了個什麼世界？仍然滯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悶，覺得天下之大，似乎沒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詩中寫到「偃卧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傅山自謂僑公，那些「松喬」、「僑黃」的別號就取之於此後，其含意是明亡之後，自己已無國無家，雖居故鄉，如居異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僑」的詩句，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

顧祠于次年春天落成，架屋三楹，分南中北三個院落。1845年5月28日顧炎武先生生辰之日，舉辦了顧祠落成典禮儀式並開展亭林先生公祭活動。此後顧祠也成為儒臣學子們聚會、社交及討論學術的地方。

在詩、文、書、畫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他書出顏真卿，並總結出「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經驗。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畫征錄》就說：「傅青主畫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勝，墨竹也有氣。」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博得後人的高度讚賞。

由於明朝政治日益腐敗，張煌言的父親辭官回鄉，課子讀書，並請人教習武藝。張煌言十六歲參加縣試，加考騎射，他三箭皆中，與試者無不驚服。

七月初七，張煌言抵達蕪湖。他分兵四路：東出溧陽，西鎮池州，北取和州，南入寧國。自己則駐節蕪湖，總理軍務。

第二年，清廷還不死心，讓主持編寫《明史》的大學士熊賜履派了兩個差人來到華陰，請顧炎武到北京做熊賜履的助手。顧炎武毫不遲疑，「刀繩俱在，無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不合作主義者。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是顧炎武悼念妻子的詩。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遙遠的江南小鎮，送妻子入土為安的僅有六歲的侄孫。你如果在黃泉遇到年邁的父母，請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遺民還有我這個人——沉鬱蒼涼，蘊含著感人的悲壯。這一年顧炎武已經六十八歲了。

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瓦解，黃、顧得以乘亂脫身。黃宗羲晚年回憶此事時說：「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但此案雖然了結，而黃宗羲「半生濱十死」的艱險歲月，卻僅僅是個開頭。

顧炎武的嗣母王氏還給他講過很多歷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靈。這些對於他以後人格的培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魯王在福建長垣再建臨時政權，聲威復震。奉魯王之命，張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重返浙東，招集散亡，籌建軍隊，並圖收復長江下游地區。這時候，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曆政權桂王朱由榔的軍隊，正在西南與清兵戰鬥。原張獻忠部將李定國率軍隊攻克桂林之後，又攻入湖南，在衡州大敗清兵，準備順長江東下，特地約會張煌言東西夾擊。

四月，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帶著清兵直入山海關，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沒幾天皇帝的李自成倉皇南下，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宣布定鼎燕京。「華夏」亡于「夷狄」了。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達杭州。這一天陰霾遮日，杭州城崗哨林立，一隊騎兵押解張煌言來到弼教坊。他昂首遙望鳳凰山一帶，嘆道：「好山色！」接著索來紙筆，口占絕命詩一首，命書吏抄錄：「我今適五九（按：指四十五歲），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然後，端坐就義。他的妻子董氏和兒子張萬祺一直被羈管在杭州，已經在三天前被害。

松庄在太原東南。《雙塔寺雅集記》曰：「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其下為松庄傅隱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條漫長的沙河灘，每當雨季便有山洪從東向西流去。

史書記載，顧炎武「貌極丑怪，性復嚴峻」。他擅長理財，很懂經濟，在山西創辦了票號、錢莊，經營成績卓越，在晉商中也是成功者；所以顧炎武雖然一生羈旅生涯，但並不貧困。他每遊覽到一地，大買莊園，大買媵婢，但住不到一、二年，即棄之而去，「終已不顧」。

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4年），距離1644年整整兩百年，由何紹基、張穆等人策劃，發起修建顧亭林祠，得到學子們的響應，由儒臣學士們集https://read.99csw.com資，于顧炎武在北京寓居時間最長、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地方——報國寺之西南隅，修建了亭林先生祠（現宣武門南廣內大街）。

梁啟超《清代學術史》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亦云：「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

康熙元年（1662年），顧炎武從河北到山西、陝西遊歷。到了陝西后，他不顧年高體弱，遊歷了關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華陰買了土地五十畝，決定就在那裡墾荒。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守，進可攻，大可經營一番。這時候，他的一個侄兒從家裡來信，認為陝西天氣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勸顧炎武回江南去。

張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詣頗高的詩人，曾經受教於陳子龍。據《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為詩歌，既使軍旅餘閒，也不輟吟誦。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盡。但他一生為反清復明四處奔走，屢有傾厄，劫后所存，不過全鼎一臠，故名《奇零草》。《採薇吟》則為其隱居於懸山范嶴后所作，附以被執后蒙難諸詩。張煌言的不少詩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艱苦卓絕的抗清歷程和東南抗清史事，有著厚重的歷史內涵，故有「詩史」之稱。由於張煌言的詩文在清一代被嚴厲禁止，流傳甚少，又為其勛名所掩，故鮮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在錢塘江畔，張煌言寫下了「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壯詩句。他早已經明白復明無望，對滿清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但依舊不失氣節，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士大夫們最可貴的捨身成仁的精神。這精神不因失敗的結局而減色，它將永遠光照千秋！

袁案結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無意官場仕途，尋城西北一所寺廟，闢為書齋，悉心博極群書，除經、子、史、集外，甚至連佛經、道經都精心覽讀，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同時代人評價他「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博極群書，時稱學海」。

顧炎武痛哭一場后，葬了他的繼母，離開了他的家鄉。他想渡海去投奔魯王，還沒有出發，魯王政權已經覆滅了。顧炎武隱姓改名，在長江南北一帶奔走，想組織一支抗清義軍，但畢竟勢孤力單，沒能成功。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家學淵源，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左傳》、《漢書》，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承務郎，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遼海兵備，頗有政績，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精於治學。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試高等廩餼。后就讀於三立書院，受到山西提學袁繼鹹的指導和教誨，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

梁羽生的名著《七劍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絕、醫術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藝多才，重氣節，有思想，有抱負，在武林中深孚眾望。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歷史上明清之際的仁人志士——傅山。

顧炎武的朋友們為了搭救他，去找錢謙益幫忙。錢謙益表示，只要顧炎武承認是他的學生，他就能順理成章地保顧炎武出獄。因為錢謙益投降過滿清，那位朋友知道顧炎武一定不肯那樣做，就自作主張，假造了一張顧炎武的名帖，送給錢謙益，算做拜錢謙益為師了。錢謙益果然以老師的身份出面周旋。錢謙益當時雖然已經不在朝為官，但他名氣極大，許多門人都在朝為官；松江府見他出面，不得不賣了人情給他。

1644甲申年，傅山已經三十九歲了，他當時正受聘於三立書院講學。對於一個山西人來說，滿族人入關的威脅雖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經兵臨黃河，準備入晉的李自成農民軍。所以，當東閣大學士、曲沃人李建泰號稱要以「家財佐軍」，並自請提兵督師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請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韓霖為「軍前贊畫」的時候，估計傅山是非常著急地就去與之會合了。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鄭成功軍隊既撤，清兵便專一對付張煌言。張煌言孤軍深入，兵少糧缺，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最後全軍潰散。張煌言身邊只剩下一個僮僕，在各地百姓們的掩護下，他輾轉跋涉二千余里，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才脫險回到浙東。隨後，張煌言一面重整軍隊，一面總結經驗教訓，寫下了《北徵得失紀略》一文。1660年，張煌言率部回到臨門。

1675年，他在衡陽湘江西邊的石船山下築草堂而居，度過了自己晚年的十七個寒暑。這時期，王夫之貧病交加，還受到清朝統治者的監視，常常早晨起來發現紙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窺視他的行動。在艱難的處境中，王夫之毫不喪氣懈怠，發孤憤以著述。

十九日，張煌言被押到寧波——他闊別了近二十年的故鄉。他頭戴明朝的方巾，穿著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樣的平和、堅毅，給聚集在大路兩旁圍觀的百姓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崇禎十四年（1641年），顧炎武的嗣祖父顧紹芾去世時，他為了籌集喪葬費，不得已抵押了八百畝地產給同郡富豪葉方恆。葉方恆乘人之危，圖謀仗勢侵吞。

顧炎武被釋放出獄后，知道了事情究竟，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朋友去找錢謙益討還名帖。朋友不肯討還，顧炎武索性在大街上貼告白，聲明那張拜錢謙益為師的名帖是假的，反而弄得錢謙益十分尷尬。

阮大鋮在《留都防亂公揭》一事後為東林和復社黨排擠，蟄伏多年，自然要修怨報復。阮大鋮編造了《蝗蝻錄》，誣指東林黨人為蝗，復社人士為蝻，並根據《留都防亂公揭》的名單捕殺復社志士，企圖一網打盡。黃宗羲與顧杲一起被捕入獄。幸而刑部掌院鄒虎臣與顧杲是姻親，故意拖延審訊。

1658年，永曆帝朱由榔自西南遣使，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於是，閩浙兩處加緊備戰，共圖大舉。

鄭成功不出兵是因為有他自己的小算盤，而西南方面軍隊遲遲不到，則是因為這時候永曆政權正忙著搞內部爭鬥。孫可望大權在握，逐漸滋長稱帝之心，挾永曆朝廷以自重。永曆帝如坐危城，為了自保，與朝臣合謀，偏偏在這個東西會師的關鍵時刻，兩次召李定國統兵入衛。於是本來要趕去與張煌言會師的李定國從湖南匆匆回師廣東，但不料永曆帝謀泄，孫可望派人到安龍問罪，意圖找出每一個參与策劃以及與李定國聯繫的人；但永曆皇帝稟性難移，不願承認他自己的責任。於是孫可望將十八名朝臣下獄、殺害，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之獄」。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曆實錄》、《安龍紀事》等歷史著作均有記載。在這種情況下，孫可望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自然也不會派劉文秀出師援助張煌言。

康熙十七年（1678年），當時朝議以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征舉海內名士。許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屈膝出去做官。顧炎武的同鄉葉方靄等人也聯合舉薦他出來，顧炎武回信嚴詞拒絕。

清提督張傑設宴招待張煌言，張煌言拒絕了，只說：「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別無一語。

票號之前有鏢局。據有關史料載這也與顧、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學者姚映川在《中國的幫會》一文中說：幫會的組織除西北堂、東南堂……而外尚有顧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組織，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為標局，后因此而產生山西的票號。顧炎武在江南謀革命不成，在山東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明崇禎元年（1628年）秋，黃宗羲護持父親靈柩南歸，辦完喪事，到郡城紹興，跟隨名儒劉宗周（1578～1645）學習。

康熙三年（1664年），張煌言殉難，黃宗羲感到恢復明朝事業已經無望，於是告別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改名換姓回到故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晚年建龍虎山草堂于化安山，從事讀書著述。黃宗羲學識廣博，他堅決反對明末空洞浮泛的學風，倡言治史，開浙東研史之風，為清代史家之開山祖。史學之外，對經學、天文、歷算、數學、音律諸學都有很深造詣。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歲時寫的劃時代的《明夷待訪錄》。

瓜州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處，是清兵南下增援的要路。在這裏，清兵設下攔江鐵鎖，兩岸又設西洋大炮數百門。狹窄的江面上，清兵還扎就巨大的木筏，筏上建築城堡，浮泛水面，稱做「木浮營」。真是水下魚難過，天上鳥難飛。

與張煌言同死的還有幕僚羅綸、僮僕楊冠玉等。監斬官見楊冠玉長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無邪，有心為他開脫。楊冠玉卻斷然拒絕道：「張公為國，死於忠；我願為張公，死於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時年僅十五歲。見者無不落淚。

當時張煌言已經由一介書生成長為東南抗清的一面旗幟。夏燮認為：張煌言一死，而明運也隨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殘山之局，其所系豈淺鮮哉！」

同年五月，刑部會審許顯純、崔應元等閹黨餘孽。許顯純以自己是萬曆皇后的外甥，要求減刑。黃宗羲嚴辭駁斥，說：「顯純與閹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皇后之外親！」結果，許、崔兩人被判死刑。黃宗羲又痛打崔應元，拔了他的鬍鬚去祭祀先父亡靈，還聯合幾個死難官員子弟，打死了直接殺害其父的牢頭葉咨、顏文仲。

張煌言在眾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並不顯赫，然而在長達二十年的抗清鬥爭中，他歷盡了艱難險阻，處處以大局為重，幾乎是一位無可挑剔的完人。黃宗羲為他撰寫的墓志銘說：「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后之人其許我否也。」後人將岳飛、于謙、張煌言並稱為「西湖三傑」，為淡妝濃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鐵馬之色。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滿洲人仍然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離散的兄弟同胞，況且，歷史也已經證明了，清朝的皇帝雖然使中華民族蒙受了從來沒有的屈辱和磨難，但畢竟也讓中國的老百姓過了近兩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還是要好不少，但那時的人尤其是掌握著話語權的讀書人可不這麼想。他們終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華夏之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環境下生活，亡國尚可接受，但被異族還是野蠻的異族統治卻無異於「亡天下」。還有一點，就是「氣節」，即使在現在看來，滿洲人當皇帝是大勢所趨，但像洪承疇、吳三桂那樣出賣自己民族的人，畢竟是可恥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時的心情可以用他寫的詩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時。」另一方面，傅山也寫了不少奮發準備抗清的詩，比如「仰天看怒雲，驚如義旗移」。

1638年（明崇幀十一年），十九歲的王夫之來到長沙嶽麓書院讀書。當時擔任嶽麓書院山長的是頗負盛名的吳道行。書院內書聲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遠大、刻苦勤學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這裏飽覽藏書，專註學問，與師友們「聚首論文，相得甚歡」，為以後的學術活動打下了良好基礎。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九*九*藏*書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一百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煌言考中舉人，還沒有來得及去京會試，國內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一年，明朝軍隊在松山（錦州附近）和清軍決戰，再吃敗仗，洪承疇投降滿清，山海關外土地全部喪失。緊接著，1644年春，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取北京。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竟勾引清兵入關，聯合鎮壓農民軍，迫使李自成撤出北京。清軍鐵騎乃長驅直入，踐踏中原大地，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年僅二十六歲的張煌言聽說后，「憤不欲生」，為了挽救民族危難，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抗清的戰鬥生涯。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議修《明史》，特開「博學鴻儒科」，以延攬人才。葉方藹向康熙帝推薦黃宗羲。黃宗羲的弟子陳錫嘏當時在北京任職，代為力辭。黃宗羲聞知后即致書陳錫嘏表示感謝，說他對葉氏舉薦之事，「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嘆」，而「喜兄（指錫嘏）之知我也」。又說如果讓他「待詔金馬」，無異於「斷送老頭皮也」。

康熙十九年，黃宗羲年已七十一歲，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撫「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託病力辭。但他這時親眼看見滿清的統治卓有成效，他對康熙帝恐怕已經不太反感了，在給清朝官員的信中寫道：「羲蒙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這較之《留書》中罵清統治者為「夷狄」、為「虜酋」，已經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雖不應聘，卻派遣自己的兒子黃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館去修史了。

自從在魯王病死後，張煌言已經對前途感到完全絕望，儘管還有不少明朝遺民在四處奔走，鄭氏還雄居台灣，但人心思定，大勢已去；天下事，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因為自己要以身殉國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國。這個時候的張煌言是相當沮喪的，在經過反覆考慮后，他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隱居到南田的懸嶴島（今浙江象山南）。張煌言始終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軍隊后仍然沒有像其他士紳那樣去台灣的原因。

受嶽麓書院經世致用傳統學風的影響，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學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絕非空談，而是關注社會，切于實行。第二年，他又與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組建了匡社，「匡」是糾正謬誤的意思。這是一個以東林、夏社為楷模，討論學術，縱談國事，進行愛國活動的團體，從中體現出了王夫之心憂天下的精神風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長沙奠定的。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學中關天「禮」的闡述，堅持維護封建等級制度，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對絕對君權，如果君言不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獲罪天下百姓，就必須革除他的君位。雖然王夫之所持行的還是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際提出限制絕對君權，就已是難能可貴了。

這年中秋，對於傅山來說，勢必是個非比尋常的日子，他出家為道了。傅山本來便與道士們頗多交往——這種活動的思想根源是與古代讀書人一貫的自命清高、遁世無為的「隱士夢」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下，這樣不切合實際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實現。

崑山軍民跟清軍激戰二十一天，因為兵力懸殊，終於失敗。七月，清兵陷崑山。歸庄裝扮成一個和尚溜走，得以死裡逃生，之後他改名為「祚明」，以示不忘明朝之意。顧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兩個弟弟死在大屠殺中。

崑山和揚州一樣被屠城，殺戮甚是慘烈。一些史料表明，崑山陷落那天，大約有四萬多人死難。

終於，在順治十一年，傅山為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複明室，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繫，密謀策劃，積蓄力量，初定於順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向北發展勢力。然而，機事不密，宋謙潛往武安不久，即被清軍捕獲，並供出了傅山。於是傅山被捕，關押太原府監獄。羈拘期間，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係，即便是嚴刑逼供，也只說宋謙曾求他醫病，遭到拒絕，遂懷恨在心。一年之後，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門人弟子們又多方奔走，「門人中有以奇計救之」（《清史·卷501·傅山傳》），於是清廷以「傅山的確誣報，相應釋宥」的判語，將他釋放。

顧炎武出獄后，葉方恆派遣刺客尾隨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太平門外將他殺傷；同時派人洗劫他在崑山的故宅，「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時局的險惡，豪紳的陷害，迫使顧炎武決意遠離故土，到北方去遊歷，從而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的遊歷生涯。

這裏提下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到了杭州，浙江總督趙廷臣再一次勸張煌言降清，並保證清廷以兵部尚書原職起用，遭到張煌言拒絕。在獄中，張煌言大書《放歌》一首于獄壁，歌詞有雲：「予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予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余之精魂分化為日星，尚足留綱常于萬禩兮，垂節義于千齡！」

「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張煌言表明死後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與岳飛、于謙二墓為鄰。寧波同鄉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和尚超直於是葬張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近代梁啟超曾經說：「近世的曾文正（即曾國藩）、胡文忠（即胡林翼）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譚嗣同、黃興亦都受他的影響。清末民初之際，知識階級沒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並且有許多青年，作很熱心的研究，亦可謂潛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傅山與兒子感情很深，兩人經常賣葯四方，共扶一車。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不久則撒手人寰，與世長辭，時年七十七歲。

家國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滅亡可能在許多人的意料之中，況且，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情還少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悶后，只要社會能穩定下來，傅山也會逐漸走出亡國的陰影。可是，更大的打擊還接著就會來到。

天啟五年（1625年）初，魏忠賢大興冤獄，逮捕東林黨領袖人物楊漣、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應天巡撫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龍以及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等七名官員。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極其殘暴的手段將他們害死在詔獄。黃尊素于天啟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僅四十三歲，時黃宗羲十六歲。

經過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說已經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開史局，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修，張廷玉為總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增損、考訂、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學士張廷玉進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終於完成了。如果從順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經歷了近一個世紀。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嗇廬、僑黃、僑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於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縣），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時，移居太原陽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1661年冬，吳三桂帶兵進入緬甸，俘永曆帝父子，南明徹底滅亡。在雲南邊境艱苦轉戰的李定國次年病死軍中。1662年，鄭成功在台灣病故。其子鄭經，在清兵掃蕩下，被迫放棄沿海島嶼，撤往台灣。不久，魯王病死在金門。

審判結束后，黃宗羲與死難諸家子弟在詔獄中門共祭忠魂，哭聲傳入宮廷。崇禎帝嘆息說：「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正因為王夫之強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兩百年一直埋沒不彰，直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才有鄒漢勛、鄧顯鶴整理編校的《船山遺書》問世，但搜集不全，流傳亦不廣。以後，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又在金陵設局刊印較完備的《船山遺書》，使它的學說為人們所知悉，並立即受到全國，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從而對近代長沙和湖南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曾國藩借重他的重「禮」思想來強化保守的傳統觀念；維新人士吸收他「變化日新」的社會變動觀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識進行反滿革命；民國初年，劉人熙等人在長沙設立船山學社，創辦《船山學報》，鼓吹保護國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長沙第一師範任教的楊昌濟對王夫之的知行學說倍加讚賞，主張力行實踐，並影響到青年毛澤東；直到今天，坐落於長沙鬧市區的船山學社舊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讀過的嶽麓書院，仍吸引著人們去追懷這位傑出的人物。

他的兒子王在《行狀》中這樣描寫父親：「自潛修以來，啟瓮牖，秉孤燈，讀十三經。廿一史及朱張遺書，玩索研究，雖饑寒交迫，生死當前而不變，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勝硯，指不勝筆，擾時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兩位內閣學士，徵聘黃宗羲的弟子萬斯同、萬言北上修史。黃宗羲從「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點出發，支持萬斯同「以布衣參史事」，但他在賦詩送行時告誡他們「太平有策莫輕題」，表明其不與清廷合作的初衷。

事態的發展遠比傅山想象的更為嚴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根本毫無還手之力。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義大軍又經寧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弔死在萬歲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國大順，年號永昌。明朝亡了。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縣人，其父戴運昌與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京敗退，贈白銀若干給戴運昌，戴運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於反清事業。戴家又以拳術鳴世，故戴廷木式便與傅、顧密議設立鏢局，為商人運送現款。當時山西人多在東北、蒙古、新疆經商，攜運現款要僱用拳術精通之武人保鏢，成立鏢局既可賺得可觀的傭金，又可掩當局耳目，還可以聚攏文武雙全的人才。這對反清復明的大業是一舉三得的上策。傅山與顧炎武參与其事的目的即在於此。

1644年確實是相當混亂的一年，不僅對於傅山是這樣，對於整個中國都是這樣。每個人都被迫選擇自己的路，選擇的結果在360年後的人看來，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就在這選擇中，歷史的滄桑一晃而過，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身影，讓後人評說。

清順治二年（1645年）后，清兵佔領了江南，但沿海和太湖一帶還有零星的抗清活動，滿清官府防備很嚴，發現有什麼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進監獄。順治十二年（1655年），葉方恆想吞沒顧炎武家的田地，買通顧家的僕人陸恩，策劃以勾結海上抗清武裝的罪名告發顧炎武。顧炎武聞訊于當年五月潛回崑山，秘密溺殺了陸恩。於是葉方恆藉機將顧炎武綁架，必欲置之於死地。後來，幸虧友人歸庄等人及時營救，將這一案件告到滿清松江府，但顧炎武也因此被滿清官府逮捕，以殺人罪下獄。

萬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幼年即閱讀古書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獻；后與兄萬斯大一起從著名學者黃宗羲學習，盡窺其史學蘊奧及治世致用的學問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紹興）姜定庵家，精讀姜所藏明十五朝實錄，並參以其他野史、筆記等，從此熟識明代史實，為以後寫明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