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實際上是第一派的。他對個人處境的論述，啟發了莊子，但兩個人的旨歸，畢竟不同。在莊子，改造社會是無意義的，因為社會本身，便是個人的對頭，至於政治，「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還躲不及呢。

與莊子同時，還有一位屈原。若請莊子說屈原，一定會論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好好的一個人，非要以身試法，豈不愚蠢？但在屈原看來，自己是高陽的苗裔、楚國的貴族，對國家有義務，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實現，「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在《離騷》中，屈原最後說「算了」——「己矣哉！國無read.99csw.com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但實際上，我們知道，他最後還是一條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了。

荀子曾批評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知他在說這話時怎麼想的，因為他恰恰說反了。莊子思想對社會，固然是一種瓦解力量，但又何嘗不是使社會免於走到極端，人人自危的挽救力量？莊子的性格一定是極敏感的，因為戰國時，社會還大致鬆散，他死後兩百年，絕對國家大功告成，國家社會把市民社會擠得更扁，莊子連後者都忍受不了，若活在這時，無處藏身，也許會另有一番嶄新的說法。

與九_九_藏_書莊子差不多同時，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氣，光耀千載，如能再多一點反省，就更好了，一邊仗義直行，一邊對自己的「義」，不斷反思，庶免勇猛過頭，以百姓為芻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師的主張，為理所當然，不但自己不驗證，也反對別人驗證，離先賢的本意，也越來越遠。而在莊子看來，以禮義繩天下，或以社會理論改造社會，那發生在後來的，乃是必然。

一個人，處在他不滿意的社會環境中，何去何從，一直是古代哲人的大惑。是默默忍受，還是挺身反抗？是自保高潔，遠離是九-九-藏-書非，還是跳到渾水裡，想讓大舟轉向？是單騎獨行，不以事功為期，還是招良聚莠，以惡抗惡？個人的力量極為渺小，集體又污濁，何棄何取？一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有無限度，這限度又在哪裡？圓滿的無趣，與破損的生動，哪個更值得爭取，人生的意義，有無可能延伸到人生之外？

活在這時的是司馬遷，已如前所說，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莊子是不懂政治的，不過他談國家政治的話，偶爾也精采，如《雜篇·則陽》中的「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門。

把莊子和老子劃歸一派，是漢代文、景之後的事。有點奇怪的ｈｔｔｐs://rｅaｄ•９9csw•cｏｍ是，司馬遷也隨著大流，說莊子的思想本于老子，以攻擊儒墨為長，——以司馬遷的遭遇，讀莊子，正該感慨萬千，引為先聲，何以有此論呢？

先秦諸子，若從立場來分，有兩大派。兩派的共同點，是對社會現實不滿，覺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自己不舒服，別人也不舒服，滔滔者天下皆是。不同點，是一派，要用自己的綱領改造社會，所謂狂者進取，如孔、墨，以及後來的名法之士，都是這樣。另一派，更多著眼于個人感受，厭惡權力本身，所以對前者的社會理論，打心眼裡不信任，覺得那只是將惡改良，至多是將兇惡的權力，換成好一點的，何況——如為後來的事情所證實的——也未必九_九_藏_書好到哪裡去。

除了取捨不同，性情兩異，屈原和莊子的一大分別，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種政治或社會方案。《離騷》中有一句話，叫「眾不可以戶說」，而「戶說」，正是莊子做的事。莊子哲學是個人的，並不包含社會的解決方案，前儒或拿莊子書，邊翻邊罵說，瞧，大家都如此，還有國有家么，怎麼得了，這便是責人以其所無了。朱子說莊子「只在僻處說活」，是的，莊子確實不像儒者那樣，說什麼都是一囫圇，既然談的是個體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間。他的思想，若當社會思想看，立顯幼稚、膚淺，就是當人生指導，可能直接導致「不譴是非，與世俗處」的犬儒主義，要是懷此兩種算盤，還是不要讀《莊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