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見識的自然也有，只是難得大用。賈似道頗有吏才，對大局一向懵然。他專權四十年，朝中的意見，可想而知。勝國遺民，喜歡吹捧激進派，指責溫和派，似乎只要一力拚殺，大局可挽，但南宋和明朝的滅亡，卻是激進派的責任最重。南宋的遺民痛罵賈似道僨事誤國，卻忘了他常有激烈的舉措，拘留郝經便是一項。文天祥說他羈使開釁是兵連禍結之始，也不算很冤枉他。

蒙古人南侵的野心，未必因一紙和議而打消，便是不扣留郝經，宋蒙之戰也難避免。不過在南宋方面，此時與蒙人議和，儘管束不住北方的馬蹄，但也不會束住自己的手腳，何必落人口實？把這樣一位名儒扣留起來，于大局何補？當時南宋的軍隊和蒙軍交手九_九_藏_書，拚命的少，逃命的多，轉而療羞於一個書生，貌勇實怯。或者說是為了振奮民氣，則當時能夠振奮民氣的舉措，該做不做的，不知凡幾，文也不做，武也不做，倒來做這種不明不白的勾當。後世的「不戰不和，不降不走」方針，大概在南宋可以找到出處。

自居為弱者的人，墮落最快。起初只是憤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許自己做各樣的壞事，因為他覺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麼都情有可原。他自己縱容自己，便以為別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輿論，和他那個小天地中的並不一樣。當年漢朝對郅支單于確有不公道的地方，而郅支襲殺漢使，只是使後人對他的身死國滅，少了許多同情。匈奴雄強hｔｔps://rｅad•９9ｃsｗ•ｃｏｍ的時候，很少做鬼鬼祟祟的事；一旦勢衰氣沮，體面全無，其羈留蘇武，不知對自己有哪方面的好處，倒是成就了蘇武的名節。

有形勢的弱者，有心理的弱者。有形勢雖弱，其志不惰的，也有心中先慌了，舉措無不失宜。北宋軍事上經常失利，不廢大國之體，到了南宋，國土尚遼闊，做事卻小氣起來。這固是積累所至，也得怪肉食者多不通實務，臨時的見解，往往要向下尋找；而民間的主意，激憤之氣可用，于大局上，就鮮有貢獻了。

郝經是北方的理學名儒，他的學術，是漢人之學；他的出身，當算是金朝遺民。他給忽必烈辦事，並無不安，因為在他看來，道統高於皇統，只要能行中國之道，當皇九*九*藏*書帝的是漢是夷，沒什麼分別。「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這種議論，放在後世，必給戴上幾頂帽子，但那時雖有華夷的大防，國家概念和現代的還很不一樣。在郝經，夷夏之別更多的是文化的，而不是民族或國家的，他相信自己的出仕，符合用夏變夷的大道，「傳正脈于異俗」。何況，他沒做過一天宋朝的子民。

當時甚至有議論要殺掉郝經，以為他血統上是漢人，道統上是儒術，卻替蒙古人做事。幸好持這種意見的人沒幾個，因為南宋，雖然顢頇，畢竟高明於後來的一些朝代。賈似道想迫使郝經背蒙歸漢，用的辦法，竟和當年匈奴人對待蘇武的差不多，給他住極小的屋子，派人在四周日夜巡邏，梆子敲得噹九_九_藏_書噹響。他的隨從精神崩潰，互相鬥毆，死了好幾個人。郝經每月給宋方寫信，全如石沉大海，雖是鬱悶至極，一直不肯低頭。後來有人拿他和蘇武相比。這種比較，真是宋人的恥辱。

南宋聽說郝經要來議和，在朝廷上討論，最後主戰的傾向佔上風。南宋丞相賈似道命令地方將領把郝經扣留在真州（現在的江蘇儀征）軍營，這一扣就是十六年。

宋蒙之間，使節往來，本來也正常。南宋自從聯蒙滅金，自毀屏藩，立時覺到北風之寒，又謀河南不成，老羞成怒，此後看到蒙古使臣，心境大變。大臣真德秀說，自古兩國交兵，使臣不絕，縱使蒙古人侵犯我國，若有使者，還是要以禮相待。這番議論，才符合大國之體。而不久之後，宋蒙交兵，蒙古又派九-九-藏-書使者來，南宋便拒於國門之外了。以後對北使時拒時延，莫衷一是。蒙古使臣中，有一個叫月里麻思的，因為言語衝突，被囚禁在長沙三十六年，最後死在那裡。蒙古人報復，也把一個宋使扣了七年。忽必烈當上大汗后，宋蒙關係才有所緩和，他派郝經出使南宋，想罷兵修好。

蘇武鴻雁傳書，只是傳說，郝經則確曾把蠟書系在雁腿上，居然傳到了蒙古人那裡。儘管身份尷尬，他在後世的名聲很不錯，這同他的經歷，同南宋人對他的虐待有關。他的理學，也沒什麼出奇之處，不過理學家的所學，往往影響行為，這一點和詩人不同。賈似道就是一個詩人，有句雲「燈色難禁雨，秋聲不離山。明朝分手后，俗事不相關」，何等清脫，做起事來，卻蠻不是那碼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