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性格
李健吾說：林徽因「缺乏婦女的幽嫻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都）感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長富貴，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裏面，熱情卻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為她熱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抑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
熊十力性狷狂，曾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他，馮友蘭不識字，金岳霖講的是戲論。
傅雷多才多藝但性格暴烈急躁，樓適夷說：「我親眼看見他抓住孩子的頭髮，提著小腦袋往牆上去撞，好像立時三刻要把孩子處死的神情。」抗戰結束后，昆明一家美術學校請傅雷去當教授，傅雷便從上海起兵發馬、捆載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當天，即去參加一個討論教學計劃的會議，因一言不合，他馬上扛起尚未打開的行李，回了上海。
鄧散木腕力極強。他年輕時，一次去酒館，跑堂的見他不像是有錢人，就把他曬在一邊，專心去侍奉幾個紈絝子弟。鄧也沒說什麼，向店裡要了幾個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運力，核桃應聲而碎。店家及鄰座都大吃一驚，以為遇上「綠林」高手了，趕緊過來招待。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範任教時，宿舍門外有個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經睡下，學校的收發員跑來敲門，說有電報，李在屋裡應道：「把它擱在信插里。」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電報。事後有人問：「打電報來必有急事，為什麼不當時拆看？」他答：「已經睡了，無論怎麼緊急的事情，總歸要明天才能辦了，何必著急呢！」
鄧散木家裡掛著這樣一張《款客約言》：「去不送，來不迎；煙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倫，去、去，幸勿污吾茵。」他當年的結婚請柬也別具一格：「我們現在定於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點鐘在南離公學舉行結婚儀式，所有繁文俗禮，一概取消，只備茶點，不設酒筵。到那時請駕臨參觀指教，並請不要照那些可笑而無謂的俗例送什麼賀禮；倘蒙先生髮表些意見，和指導我們如何向社會的進取途徑上前趨，那便是我們比較賀禮要感謝到千萬倍的。」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職明星影片公司，兩人性格迥異。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剛烈、奔放，在攝影棚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對大導演張石川也並不言聽計從，有時甚至令張頗傷腦筋，不久即脫離明星公司。胡蝶則是另一類人，銀幕上下、從裡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為人柔順、和藹、乖巧，拍戲很用心。成了「電影皇后」以後，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戰爆發。兩人截然不https://read.99csw.com同的命運和結局，似乎應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話。
寧漢合流后，被軟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漢民獲釋。他離開孔宅的當日，門前車水馬龍，除蔣介石之外的幾乎所有文武大員都來送行。胡由女兒木蘭扶出大門時，眾人排列兩旁，紛紛向胡問好。胡不予理睬，旁若無人地直趨坐車，上車后抬眼看見囚禁期間負責他警衛事宜的一個工作人員，便又下車上前與之握手，連聲道謝。
孔祥熙曾請潘光旦調查其家譜，以證明他是孔子之後，潘一口回絕，說：「山西沒有一家是孔子之後。」
胡漢民談到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只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1929年，學者劉文典時任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一次到安慶召見劉，要他提供學校里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介石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針鋒相對：「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李叔同和歐陽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學。一日，李叔同約歐陽予倩早8點到他家，兩人住處相距很遠，歐陽予倩被電車耽誤，晚到了幾分鐘，名片遞進去后，李叔同從樓上打開窗戶，說：「我和你約的是8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罷關窗離去，歐陽予倩只好掉頭往回走。
方誌敏在獄中給魯迅寫過一封密信，想請魯迅托宋慶齡向蔣介石保釋其出獄。這封信是通過胡風轉給魯迅的，胡風回憶說：「魯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會，說，蔣介石是什麼人？這絕對做不到。」
羅爾綱在北大工作時，曾有一些學校想把他挖走，胡適對他說：「你到別個機關去，恐怕人家很難賞識你。」羅後來反省這句話：「好似暮鼓晨鐘一般警告我。我這個人，性魯行方，不會應付人事，不是適之師，誰能同他這樣愛護我，體諒我，寬恕我，棄我之短而錄我之長呢？」
段祺瑞性憨直，經常口無遮攔。有一次他在執政府當著眾多大員的面指著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鍾麟說：「這是我從前的兵。」後來段被通緝，鹿主動請纓捉拿他。
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后，對繼任者馬君武有一番評說：「馬先生是孫中山同盟會的秘書長，地位很高。只是脾氣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連倒痰盂也不放rｅａｄ•９9cｓw.ｃｏm心，要去看過。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負責；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黃侃任中央大學教授時，學校規定師生出入校門要佩戴校徽。黃侃對此置若罔聞，一次被門衛攔住，要看他的名片，黃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長叫出來調解、道歉，才算了事。
鄭超麟早年曾與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憶說：「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藝，如魯迅說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軟弱的。楊之華一次告訴我，她某日與秋白同坐電車，車上一個人瞪目對著秋白看，秋白當時嚇得面如土色。」
劉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齒笨拙，不善辭令，貌似忠厚實誠，實則內藏機謀，個性倔強，認準的事情絕不動搖。他常對人說：「我劉經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王雲五說：高（夢旦）先生是一個老少年。
朱湘的朋友羅念生說：「朱湘性情倔強、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內心裡卻熱情似火。」「他並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別人，太詩人化了，所以他處處上當。」
1943年秋，劉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對劉的評價是：「身為大將而膽小如鼠。」據說劉夜裡起來小便，竟然要兩三個衛兵陪著。
抗戰期間，五戰區豫西別廷芳部的民團曾建奇功。別廷芳目不識丁，為人清廉正直。豫西產西瓜，歷年偷瓜者不絕，別廷芳便發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別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裡拿個西瓜吃了。此事被別知道后，立即吩咐衛兵，推出槍斃。別的獨生女抱住父親大哭，替丈夫求情，說如果丈夫被殺，女兒終身靠誰呢？別把女兒推開說：「槍斃了他，有我養你一輩子！」
曹禮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學任教，兩人是朋友，卻常被別人弄混。曹禮吾對曹聚仁說：「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並非曹聚仁。」曹聚仁說：「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潔，我十分不修邊幅；然而我們非常相投，可以說是管鮑之交；用佛家的說法：『這是緣吧！』」
上世紀30年代，一次學者熊十力與馮文炳因爭論一個問題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來，熊十力聲色俱厲地說：「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對佛！」
梅貽琦長期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作為一校之長，他平時話不多，很少當眾斷言拍板。有學生針對其性格寫打油詩云：「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抗戰期間，一次黃琪翔請田漢吃飯，事先說好是一桌客人。屆時田漢帶著三十來read.99csw.com人去赴宴，黃見狀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這一手，恰好準備了三桌。」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東拉西扯，對銘賢學校學生、山西同鄉、舊日部屬都視為親信，給人以「厚道」和「懷舊」之感。
何應欽生性懦弱，行事優柔寡斷，缺少勇氣、毅力和決斷力。與此相應的是，他待人謙恭和藹，少有惡言急色，對朋友極有禮貌，對學生和部屬也從不擺架子。無論上班和開會，何一貫遵守時間，準點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點，對部下往往有一錢如命的苛求。
林語堂用英文寫成《吾國吾民》，並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後，決意赴美從事英文寫作。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當時林在上海已經住進花園洋房，過著舒適愜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棄這些如敝屣，可見林為人的有決斷。
傅斯年動輒發怒，但只對事不對人，事後又常常後悔。有個工友開玩笑說：希望傅斯年向他發脾氣。因為傅上午發脾氣，下午某雜誌送來稿費，他便一股腦地送給了工友。
西南聯大畢業生何兆武回憶：「大凡在危急的情況下，很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比如梅（貽琦）校長，那時候五十好幾了，可是極有紳士風度，平時總穿得很整齊，永遠拿一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走起路來非常穩重，甚至於跑著警報的時候，周圍人群亂鬨哄，他還是不失儀容，安步當車慢慢地走，同時疏導學生。可是吳晗不這樣，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
陳強初演《白毛女》，對黃世仁強|奸喜兒那場戲，無論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實是成心不想演好。導演正告他：「你不是陳強，是黃世仁。」陳強狡辯道：「這戲演好了，還有人喜歡我嗎？我還沒結婚呢！」
抗戰期間，當年上海灘的兩個大佬虞洽卿和王曉籟常往返于重慶和昆明之間。兩人行事風格迥異。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煙，不及招待，早飯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錢買四個小饅頭，后物價上漲，饅頭變成三分一個，有人戲問虞洽卿如何應付，他答：「我改吃三個，反而可省錢一分。」一女戲子曾隨虞洽卿從重慶到昆明，有人問她，虞是闊人，路上用什麼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飯，這就算最豐盛的了。王曉籟則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麵包，聽任物價上漲，從不更改。
葉公超說：「他（徐志摩）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
韓國鈞（紫石）任江蘇省長時，一次請蕭俊賢畫一立軸，囑手下要蕭題紫老上款，蕭聽后對韓派來https://read.99csw.com辦事的屬下說：「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林語堂點評《語絲》諸同仁道：「達夫瀟洒，伏老（孫伏園）靜逸，玄同紅臉，半農矯健。」「玄同守活鰥，永住孔德學校，不回家，此人實在神經。」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靜如水，心寬如海。處境無論順逆得失，都漠然不很關心，隨遇而安罷了。
抗戰時期，傅斯年常在國民參政會上「放炮」，蔣介石私下請傅斯年吃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應該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馬寅初一次去拜訪黃侃，和他說起《說文》。黃很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黃炎培曾以「外圓內方」自詡，梁漱溟則稱其「外圓內也圓」。
《大公報》兩大當家人——胡政之和張季鸞——工作上的配合天衣無縫，但性格迥異。據說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獨樂主義，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對之尊而不親」。而張季鸞則與下屬打成一片，「喜交遊，善談笑，愛熱鬧，嗜飲啖」。他一到，往往就賓客盈門。無應酬時，他願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飯館，閑暇時也時常約同好唱唱崑曲，是個不缺親和力的總編輯。
徐悲鴻從歐洲回國后，1927年攜妻兒回了一趟宜興老家。徐母大有兒子「衣錦還鄉」之喜，擺了好幾桌。當日下午兩點來鍾，大家剛吃完飯，正圍坐敘談家常，突然傳來幾聲槍響和「強盜來啦！」的喊聲。徐家一片驚慌，一家人相互照應著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獨不見徐悲鴻的人影。土匪散后，蔣碧薇正著急擔心時，只見徐悲鴻進了院子，頭髮和衣服上粘著許多穀粒。原來徐悲鴻反應極靈，「槍聲一響，他跳起來就跑，自家一個人跑到屋后穀倉，打破了氣窗的木條，鑽進去躲在穀子堆里。」
陳布雷為人質樸，待人寬厚，助人為樂。拋開職業和立場不論，他是個好人。
吳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畫者紛至沓來，以致畫債累累，難以清償，但他並不為此所累，仍客來時談笑終日，客去后自擺棋譜。有人勸他，如此浪費時間，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畫一些？吳答：「人還是人，不能和機器等量齊觀。」
莎劇的譯者朱生豪不僅英文厲害，還精通詩詞，被詞學名家夏承燾譽為東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書獃子，性情孤僻，對應付人際關係一竅不通。他從學校畢業后，入世界書局當編輯，曾致總編輯一函，上來就稱其為「仁兄」，傳為笑柄。
上世紀20年代，清華學生ｈｔｔｐs://ｒeａｄ.９9csｗ.coｍ有「四子」之說，即子沅（朱湘）、子潛（孫大雨）、子離（饒孟侃）、子惠（楊世恩），四人同住西單梯子衚衕的兩間房內。「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隨和，與人無爭；另外三個詩人的性格都屬於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紀80年代，四人中碩果僅存的孫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態度對待他，仍不能釋懷。
蔣介石平時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蔣的侍從室組長以上人員聚餐，蔣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說到一件關及衛生的話題時，蔣指著侍從醫官吳麟孫開玩笑說：「不衛生找他好了。」
周扶九本是江西鹽商，發跡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產，成為巨富。周為省錢，外出從不乘車。有一晚，周從外面提著燈籠回家，見前面一頂轎子前後都掛著玻璃燈，便尾隨其後，吹滅手中燈籠里的蠟燭。一直走到家門口，周正為省下的半截蠟燭竊喜時，定睛一看，從轎子上下來的，卻是他家的媳婦，周氣急之下，差點背過去。
豐子愷一向蔑視權貴。住在緣緣堂時，家鄉的縣長慕名求見，事先帶話來，豐便在門上貼上「謝客」兩字。抗戰期間，豐住在貴州遵義，當地豪紳羅某幾次上門求畫，都被擋了回去，某日羅突然襲擊，豐正吃午飯，不及迴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幾句，即起身進卧室了。抗戰勝利后，孔祥熙想出高價買豐子愷的西湖套畫，杭州市長也曾親自到家中求畫，都被豐拒絕。
巴金告訴沈從文，他不喜歡在公眾場合講話。沈從文便說起，他第一次上中國公學的講台，教室里坐滿了學生，他驟然感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盯著自己，立時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好在黑板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鐘。」而當時是中國公學學生的羅爾綱的回憶則是另一個版本：「沈從文只讀過小學，是胡適把他安排上大學講座的。選他課的約有二十多人，但當他第一天上課時，教室卻坐滿人，他在講壇上站了十多分鐘，說不出話來。突然他驚叫了一聲說：『我見你們人多，要哭了！』」
蔣吟秋與周瘦鵑、范煙橋、程小青並稱「吳中四老」。鄭逸梅說：「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出言吐語，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諧，直中有婉，任你滿懷的不快樂，愁眉苦臉，和他一談，不自覺地心境舒適，如坐春風。他雖和人絕交，也不出惡聲。在家中與子女相處，從無疾言厲色。」
宋靄齡為人低調，平時深居簡出，不愛拋頭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擺平蔣宋孔三大家族之間的摩擦和矛盾，連蔣介石遇事都讓她三分。她稱蔣介石為「介兄」，是蔣周圍唯一一個不用「總裁」、「委員長」稱呼他的人；在公眾場合，蔣介石對她畢恭畢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