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做派
1948年，北大校長胡適到南京競選總統。某日，胡到龍蟠里書庫看《水經注》的善本書，中午，江蘇省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驅車來接胡適去新街口三六九酒家吃飯。飯館老闆見胡適光臨，趕緊拿出紀念冊請胡適題字。胡自知字不如柳，再三謙讓，請柳題寫。柳題畢，胡適在柳書旁邊端端正正地寫上四個字——「胡適隨侍」。
潘光旦只有一條腿，但他並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閉，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悶子，例如他說：「對於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哦，對不起，應該是四體投地。」
清華時期，聞一多講《楚辭》。他的學生馮夷回憶說：「記得是初夏的黃昏，七點鐘，電燈已經亮了，聞先生高梳著他那濃厚的黑髮，架著銀邊的眼鏡，穿著黑色的長衫，抱著他那數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那樣的昂然走進教室里來。當學生們亂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復坐下之後，他也坐下了，但並不即刻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他的紙煙盒，打開來，對著學生們露出他那『潔白』的牙齒作藹然的一笑，問道：『哪位吸？』」
潘光旦在清華讀書時，問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嚴說：「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的不夠多，一條腿的也送來了。」潘聽后大怒。此時一個在清華教圖畫的名叫Star的美國女教師出來為潘做主，說：「潘光旦不能出洋，誰還能出洋？」潘的成績在清華同屆中首屈一指。
胡政之生活之簡樸和單調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時，他就是一身布衣，從沒穿過皮大衣。他不打麻將，不看電影，不抽煙。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後也難免鬧出些笑話，他晚年身患肝病，與嗜酒大概不無關係。
潘光旦在清華讀書時，屬於品學兼優的學生。唯一的「劣跡」是某個嚴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時不敢外出如廁，就在宿舍門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齋務主任迎面撞上，給了他一個記過處分。當年清華中等科宿舍的廁所號稱九間樓，面臨操場，黑燈瞎火，加上狂風怒吼，夜裡上趟廁所的確瘮得慌。
馬珏是魯迅友人馬幼漁的女兒，她15歲時寫過一篇《初次見魯迅先生》的作文，內有這樣一段：「見了，就行了一個禮，父親在旁邊說：『這就是你平常說的魯迅先生。』這時魯迅先生也點了點頭，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我覺得很奇怪。魯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這麼一個不愛收拾的人！他手裡老拿著煙捲，好像腦筋里時時刻刻都在那兒想什麼似的。」
北伐期間，蔣介石約李宗仁到前線視察。當時戰況正酣。李宗仁因蔣介石沒有當過下級軍官，未曾親上前線一嘗炮火轟擊，擔心他會被四周的槍林彈雨嚇著。他們走到城邊，流彈在左右颼颼橫飛。這時李宗仁默默觀察，見蔣介石極為鎮定，態度從容，頗具主帥風度。
西南聯大成立后，原清華、北大、南開的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來巡視學生宿舍。蔣夢麟覺得條件太簡陋，張伯苓則認為國難當頭，學生也應接受磨鍊，梅貽琦曾是張伯苓的學生，未便表態。蔣夢麟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這宿舍里！」張伯苓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
1936年夏天，蘇南一些高中的學生軍訓后前往南京中山陵，接受蔣介石的檢閱和訓話。學生集合站好后，蔣介石緩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檢閱總指揮桂永清隨後從平地邁著正步一階一階走上中山陵，這本事確實得練一陣子。
當年，某北大畢業生數次去找周作人謀職，第三次去時，周正待客，被門房擋駕。該學生疑為周推託不見，怒火中燒，便站在門口大罵一氣。幾天後，他被告知去某處上班。有人問周，他這樣大罵，為什麼還要用他呢？周說，到別人門口罵人，這是多麼難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湖畔詩人汪靜之寫的情詩打動過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許傑。許傑一直以為汪是個風流倜儻的帥哥。1935年，許在上海教書，夏天到杭州過暑假，住在岳墳附近的一個尼庵里。一天有客來訪，告訴他隔壁住著汪靜之夫婦，許不禁一驚，汪竟然是個「矮胖丑怪」的人物，許傑說：「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見得怎樣的漂亮，我們只是在每天晚上，聽見她那麼嬌聲嬌氣的說話時，倒使人想起是一個女人，但卻也不一定是詩人所歌詠的皇后。」人詩兩張皮，被汪靜之演繹到了極致。
張宗昌督魯時，一次到濟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這三處名勝觀光遊玩，在大明湖，隨從為他講了劉鶚、杜甫等對濟南風光的評價，張宗昌問：「杜甫是誰？他會打炮么？」
宋美齡與蔣介石結婚後，平時頭后梳一個小髻，旗袍貼身，大衣適體，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緊步走過。她見到蔣周圍的工作人員，總是自然地面帶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員與她接觸，不會感到拘謹，也不會覺得宋有任何驕矜之氣。宋平時和人談話委婉適度，蔣介石侍從室一工作人員說：「六年中我未曾見聞她和蔣有過口角。」宋美齡說話的聲調，總能把握到讓對方聽清楚為止，從不大聲叫嚷，更不頤指氣使。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腳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師範的同事和鄰居姜丹書回憶說：「（李叔同）每走過余室時，不必見其人，只須遠聞其腳步聲，而知其人姍姍來矣。」
北大教授、明清史專家孟森講課時手持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然後照本宣科，從來不看台下。下課鈴響後，他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就走。他的這個講義後來確實用《明清史講義》的名義出書，成為業內學者繞不過去的名著。
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學徒出身，創業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無成。后與人合作創辦冠生園，終於發跡，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這在芸芸暴發戶中，是難得一見的。他從不涉足歌廳舞場，唯一的愛好是聽聽京戲。抗戰期間，他將妻子留在上海，隻身在重慶八年，始終住在冠生園的樓上，九_九_藏_書從不外宿。
西方學界有一個說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鴻銘。」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北京訪問辜鴻銘，問辜如此高才，為何不問世事，辜的英文說得很快，對方的思維跟不上，辜鴻銘便用手指蘸著唾液在桌子上寫了一連串的「老」字。北大西語系主任溫源寧在《辜鴻銘先生》一文內寫道：「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禮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努力標誌（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馮友蘭每次上課前，都面無表情地坐在講台後，呆望學生數分鐘后，才開始上課，臉上也逐漸露出笑容。
畫家胡亞光年輕時風度翩翩，陳蝶仙說：「與亞光共談笑，如對玉山琪樹，令人自生美感。」一次，某作家續弦，胡亞光和梅蘭芳都去參加婚禮，且比肩而坐。有人仔細觀察，認為胡亞光的美勝於梅蘭芳，便就此寫了篇文章，登在《晶報》上。
喬大壯執教台大時，一女生見其面容憔悴，拿來一隻家裡養的雞，要工友做給喬吃，喬說：「我是不殺生的，拿回去，寄養你家，給它個名字，就叫喬大壯吧。」
《語絲》同仁聚會時，林語堂說郁達夫：「我們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撫弄他的小平頭，顯得狂放、任性又滿足。」
出於對劉師培學問的敬重，黃侃一向對劉執弟子禮。1915年，劉參与籌安會活動，招集北京學術界名人到他家，商量「聯名上書」、擁袁世凱稱帝事宜。黃起初不明真相，到了劉家，聽明意思后，他起身說了句：「劉先生以為這樣好，你一個人去辦好了。」言畢，拂袖而去。
上世紀30年代，金陵大學請名家黃侃去講課，黃侃答允每周授課四小時，分兩次到校，但有個附加條件：「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
九一八事變后，何香凝送給蔣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對其不抵抗的抗議；一·二八事變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協定》簽訂后再送一套。楊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訪，當時已及熱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長袖的舊褂子，她對楊虎城說：「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給蔣介石了。」
范旭東身為大老闆，去世后卻沒給家人留下什麼可觀的遺產。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慶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賃的房子，出門很少坐汽車。只是抗戰期間在重慶時住沙坪壩，離市區過遠，才乘坐公司的汽車。他平時從不請客送禮，更不邀宴權貴，常說：「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錢穆的不少學生回憶說，他講先秦史別具一格，是「倒敘」式的，即從戰國講起，而春秋、西周，並且從不循規蹈矩地面面俱到。有學生描述說：「他講課每講到得意處，像和人爭論問題一樣，高聲辯論，面紅耳赤，在講台上龍行虎步，走來走去。」「他以熾熱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評議，把聽講者帶入所講述的歷史環境中，如見其人，如聞其語。」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體態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煙鬼，因而常被誤傳為癮君子。張學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煙土相贈，被張季鸞拒絕。
熊希齡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處相距不遠。某大學欲請熊佛西去講戲劇，請柬卻遞到了熊希齡家。屆時熊希齡到場，校方問他講題是什麼，他答：幼稚教育。滿堂嘩然，熊希齡馬上明白過來，對學生說：「攪錯了，你們要請的是熊佛西，不是我這個老頭子，我去替你們請來罷。」
巴金夫人陳蘊珍（后更名蕭珊）是西南聯大畢業，曾聽金岳霖講邏輯，感覺很枯燥，便問金岳霖：「您為什麼要搞邏輯？」金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梁啟超和郭沫若都屬於才子式的學者。侯外廬說：「郭沫若曾告訴我，梁啟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時說過：點起一盞油燈，日文就學會了。而郭老自己，則一星期就學會甲骨文。」
軍閥張敬堯督湘時，想物色個安徽籍的名士當教育廳長。張的軍事參議陳建謨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紹給張，張即派員前往禮聘。童抵達長沙后，張在督署設盛宴為童洗塵，除軍政要員外，還請來名士王闓運。當年南北議和，王曾擬一名聯：「國猶也是，民猶也是，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這次張敬堯設宴，賓客齊集后，王闓運才姍姍而來。他頭戴紅頂瓜皮緞子帽，垂著紅線小辮，身著八團花緞馬襯，金色緞夾袍，茶青色緞褲，腳踏三道雲厚底黑緞鞋，裝束頗為扎眼。張敬堯上前迎王落座，王說：「承張大帥賜飯，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帶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媽來，現在門外，請准予接見。」張派左右接人。周媽約40多歲，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襖褲，長眉秀目，儀態大方，雖半老徐娘，卻風韻猶存。由於座中都是男賓，張令另設一席，讓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間，周媽引經據典，談吐風雅，張敬堯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對，只有干聽著。王晚年參与各種活動，周媽都不離左右，王到北京，周媽也隨同而來，名片上印著「王氏侍佣周媽」。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親病故，虞回鄉奔喪。有報社記者追蹤過去，親見他每到飯點，便拎著一個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間廚邊吃，自盛自添。旁邊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從不使喚。桌上的菜也極其簡單，不過是一碟黃泥螺，一碗豆瓣湯之類。
巴金說：「我不善於講話，也不習慣發表演說。」
關頌濤是協和醫院外科醫生，滿族。關在醫院只說英語，不說漢語。但在生活中是一個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頭。他穿著洋服見了長輩，打個千，一垂手，一屈腿，盡顯京味。
李宗仁說：「陳炯明身材魁梧，儀錶非凡，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他總不正眼看人。和我談話時，他遠遠地目光斜視，殊欠正派。孟子說『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身上頗有些「異類」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說：「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辯，擅排難解紛，軀幹很高，雙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跡，嗜膻腥，常在市集攤子邊長凳上九_九_藏_書坐喝羊肚湯。某日到他家裡，見他上裝穿一件黃色制服，胸前一排黃銅紐扣，刻有鐵路圖案，問他往年是不是做過某車站員工？他笑答：『昨日方從估衣店中買來的。』其邊幅不修，竟是這樣的。」
林語堂任教東吳大學時，一次給新生上課，他帶著一大包花生進教室，和學生邊吃邊聊，說：「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
1946年，郭沫若曾出遊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見張申府獨自從湖邊道上走來，郭後來寫道：「他顯得那麼孤單，但也似乎瀟洒。淺藍色的綢衫，白嗶嘰的西裝褲，白皮鞋，白草帽，手裡一把摺扇，有點舊式詩人的風度。」隨後又寫道：「我心裏暗暗佩服，他畢竟是搞哲學的人，喜歡孤獨。假使是我，我決不會一個人來；一個人來，我可能跳進湖裡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個孤獨。忽然又憬悟到，屈原為什麼要跳進汨羅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獨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現在的嗎？」
一次，吳稚暉和王璞為國音字母的事相互爭執，王璞氣極了，拍桌子大罵：「王八蛋！」吳稚暉慢慢站起來說：「鄙人不姓王。」
抗戰時期，一次西南聯大在廣場上開文藝晚會，幾千聽眾在草坪上隨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會上講「五四以來的散文」。他說：「什麼是散文呢？像諸位這樣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段祺瑞當政時，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總理」之稱，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
西南聯大時期，有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都提著一個手提箱，裏面其實並非貴重物品，而是他的女朋友的情書。他把這些信視若生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給別人看，因為信里沒有卿卿我我的纏綿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汪曾祺說：「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抗戰期間，畫家陸維釗避居上海友人家，適有挂號信寄到，身邊無私章，他便找了塊石頭用裁紙刀現刻了一枚。陸後來成為名畫家，這枚印章卻沒有被他捨棄。
傅東華在陳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紹說：「我叫傅東華，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門，題作東華門，你們進城以後，別忘記住我的東華旅館；在旅館里閑著無事，卻不妨翻一翻我編的《十一朝東華錄》。」
周作人講課就是低頭伏案照稿子念，而且聲音細小。梁實秋說：坐第一排的人也聽不清楚。
章克標說，郭沫若「有點駝背彎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聾」。
蔣、馮、閻大戰前，馮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握著孫殿英的手說：「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們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對滿清這一點，我乾的是活的（逐溥儀出宮），你乾的是死的（東陵盜墓）。」
林語堂享有「幽默」一詞的發明權，魯迅卻說：「林語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田漢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教書時，一天拉著幾個同事去小酒館喝酒。席間有人表示不會喝酒，田漢說：「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新鳳霞晚年不離輪椅。但在病前，她走路一向風風火火，比一般人要快得多。據新回憶，這是小時候「趕包」練出來的。當年她和母親在天津演戲，從南市到法租界、勸業場，沒錢坐車，一路都是連走帶跑。長此以往，便養成了「快走」的習慣。
聞一多是藝術家，懶於在日常瑣事上操心。當年他的鞋穿破了，便先試穿廚師的鞋，再讓廚師代他去買。梁實秋說，聞一多「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為數較多」。聞平時講課常夾雜「呵呵……」的聲音，一次他從教室前走過，看見黑板上寫著一首打油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
金岳霖回憶說：「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裡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的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梁實秋說：「我數十年來奔走四方，遇見的人也不算少，但是還沒見到一個人比徐志摩更討人喜歡。」他還回憶說：「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飛路寓所來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亂的圍棋殘局，便要求和我對陣，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飛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窮於應付。下至中盤，大勢已定，他便託故離席，不計勝負。」
黃裳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張蓬春曾把梅蘭芳請來參觀。學校布置下去，嚴禁學生圍觀。黃裳想請梅簽名，料定他會去新建的瑞廷禮堂，便事先躲在禮堂後台守著。果然梅蘭芳在校長們的簇擁下來到禮堂，這時黃從後台突然走出，給客人和陪同人員來了個突然襲擊，校長等對此也束手無策，黃從容地將一張卡片遞了過去。梅蘭芳踟躕了一下，輕聲問：「是橫著簽還是豎著簽呢？」梅寫起字來純熟老到，和他說話的聲音有點兩樣。此時黃裳注意掃了兩眼：「他臉部的髭鬚已經青青地布滿了雙頰了。」
羅爾綱在中國公學讀書時，胡適是校長。羅自稱是一個「在學校里無聲無息的一點不活躍的學生」，因成績出眾，得到了只有五人入選的獎學金，為胡適所發現，畢業后招至家中，成為胡的私淑弟子。1930年6月的一個晚上，羅去胡適在極司菲爾路的寓所「報到」，恰值胡適在宴請鄰居張元濟。胡遂把羅介紹給張，張元濟起身向羅還禮。羅後來成為史學界泰斗，晚年回憶說：「一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長者向我還禮，使我肅然起敬。」
吳昌碩個矮，晚年成一小老頭，頭上盤著一個髮髻，無須，有道士風貌，故自治一印曰「無須道士」。
女作家蘇雪林晚年談到另一個女作家凌叔華時說：「叔華固容貌清秀，難得的是她居然駐顏有術。步入中年以後，當然免不了發胖，然ｒｅaｄ•９９csｗ.com而她還是那麼好看……叔華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說話時，眼光常帶著一點『迷離』，一點『恍惚』，總在深思著什麼問題，心不在焉似的，我頂愛她這個神氣，常戲說她是一個生活于夢幻的詩人。」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學國學門講學。當時章已滿頭白髮，穿綢布大褂，由弟子馬幼漁、錢玄同等五六人陪著登上講台。他向下一望，便講了起來，滿口浙江餘杭話，嬉笑怒罵貫穿其間。章的這番講課，由劉半農翻譯，錢玄同負責板書。
魯迅個子不高，身體瘦弱，面色黑黃，不常理髮。由於長期大量吸煙，全部牙齒呈黑黃色，牙根則是深黑色。去陝西講學時，有人向接待人員探問：「周先生恐怕有幾口癮吧？」也有人問：「學者也吸鴉片煙嗎？」接待人員問其所指，對方答：「周魯迅面帶煙容，牙齒都是黑的，還能說不吃煙么？」魯迅定居上海不久，與許廣平到杭州度蜜月，上火車時被憲兵搜查了一回，車開后又被另一撥憲兵翻箱倒篋地搜了一回。他與許廣平在北京戲院看電影時，有個癮君子摸過來低聲向他打聽，到哪兒去買黑貨。
版本學家趙萬里剃光頭，穿藍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訥，看上去就像個書鋪的夥計。其實一接觸即能發覺他十分健談，十分精明幹練，也十分精力充沛。
1923年，李宗仁初識白崇禧。白給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禮，頭腦清楚，見解卓越」。
陳寅恪在清華任教時，一次在侄子陳封雄陪伴下到西單一家西藥店買胃藥。藥品都為洋貨，店員取出幾種，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陳寅恪將每種葯藥瓶上的說明及盒內說明書都仔細看過後，選購了一種。店員見狀，以為陳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陳封雄忙解釋：「他懂各國洋文。」店員及顧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弘一法師一次去豐子愷家，落座前將藤椅輕輕晃動幾下，然後慢慢坐下，豐不解其意，弘一法師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錢穆曾談及劉文典：「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
辜鴻銘一次出席一個宴會，座中皆社會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國記者問辜：「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辜鴻銘答：「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槍決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
醫學家尤彭熙曾遍游歐美諸國，說：「地球並不大，我到處都遇到熟人。」
黃侃講課時常抑揚頓挫地吟誦詩章，引得學生也跟著唱和，這聲調被北大學生稱為「黃調」。
余叔岩自己唱戲，卻看不起唱戲的。他有個女兒，成年後一有人來提親，他便說：「如果是咱們梨園行，就不必提了。」
經亨頤任浙江第一師範校長時，曹聚仁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五四運動前後，經校長經常給學生講時事，每提到曹汝霖，總說成「曹聚仁」，引起學生哄堂大笑。經亨頤個子很高，說話很慢。曹聚仁說：「我看到戴高樂的照片，不禁想起這位校長來。」
畫家白蕉自稱「懶漢」、「天下第一妄人」和「蕉老頭」。
民國初年，黃遠生在北京兼任《申報》特派員。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將，在鬼混中把具有遠見深思的政治通訊和評論寫在花箋上。
許寶騄是俞平伯的內弟、數論專家，也好崑曲。抗戰期間在昆明，他常和友人唱曲，然後去翠湖西路一家北京人開的小飯館聚餐，飯後結賬是AA制。常常是掌柜的還扒拉著算盤，許寶騄已經把錢斂齊了交到柜上。掌柜的頗為詫異：怎麼算得這麼快？
一次清華開師生同樂會，趙元任表演「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鐵路南下，折入山西、陝西，東出潼關，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山東，跨渤海到東三省，最後入關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當地土話介紹名勝古迹及土特產。這一圈轉下來，說了將近一小時，不時引發哄堂大笑。
抗戰勝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復港版《大公報》，等於第二次創業，條件極苦。此時的胡政之雖已躋身「報業巨頭」之列，卻對自己的「身份」並不介意。他單身住在報館宿舍頂樓的一間小屋內，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車。有員工曾在巴士上看到這樣一幅情景：人多車擠無空坐，胡政之立於車中，一手抓著扶手，一手拿著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軀隨著車行的節奏而晃動，悠然自得。這包花生米，備不住就是胡的一頓晚飯。
周詒春任清華校長時，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許同學正面和他談話，學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邊說。
陳寅恪任教清華時，父親陳三立一度居上海。某年暑假，陳寅恪的幾個學生去上海拜謁陳三立，老人和幾個學生坐著談話，陳寅恪則立於一旁，直到學生離去。
李叔同年輕時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職浙江第一師範后便變了個人。平時灰布長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來往，上課時夾著書本進教室，下課後徑直回宿舍，走路很快，從不左顧右盼。
上世紀30年代，一次金岳霖給陶孟和打電話，陶家的保姆問：「您哪兒？」金竟然一時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保姆卻說：「不行。」金再三請求，對方仍說不行。金沒轍，只好求教於自己的車夫，車夫也說不知道。金說：「你沒有聽見人說過？」車夫答：「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這個「金」字，終於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有過之的一例是，抗戰期間，潘梓年在重慶的一個簽名場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邊的人提醒他說姓潘，潘卻問：「阿里個潘呀？」
抗戰期間，黃裳曾在重慶大街上見過吳玉章一面，他說：「吳老穿了熟羅綢衫，拿了摺扇，飄然在中山路上走著，的確很有點舊
九九藏書時代文酒風流的文士的飄逸的風致。」有人這樣描述葉公超：「方面大耳，頭髮溜光，個兒高，背微駝，肩胸寬厚西裝挺，口銜一個栗色大煙斗，一派英國紳士風度。」
1920年前後的碧雲寺住持聚林法師，用蔣碧微的話說：「是個好人，但卻不是好和尚，他不茹素，而且還喜歡喝兩杯，曾聽人說他在北平城裡還養著女人。」
馮友蘭把人生哲學划為多重境界。西南聯大時，某日馮去上課，路上碰見金岳霖，當時馮不過四十多歲，蓄有長髯，穿長袍，有道家風範，金笑問：「芝生（馮友蘭字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李大釗的友人說：「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史量才是中國老牌報紙《申報》的老闆，雖身列風雲人物，但平時衣著隨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藍竹布長衫，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老闆中，是不多見的。他走路更有特點，兩腳的腳跟都不著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躍，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顧頡剛是燕京大學教授，但口才不行。講課時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速度快且字跡清晰。
1932年4月27日，夏承燾去杭州顧頡剛家拜訪，他對顧的印象是：「肅客殷勤，姁姁如老嫗。談吐樸訥，尤覺悃愊可親。」
聯大同學中，也有個別人從不跑警報，始終安然無恙。有個廣東同學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缸子到鍋爐上煮蓮子。警報解除時，他的蓮子也煮爛了。一次敵機炸了聯大，此人居然聽著身邊的炸彈聲依然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1934年初，劉半農初見冰心，他在日記中稱她「大有老太婆氣概矣」。而冰心後來的朋友季羡林在清華讀書時，曾去旁聽冰心的課，他在日記里寫道：「冰心先生當時不過三十二三歲，頭上梳著一個信基督教的婦女王瑪麗張瑪麗之流常梳的髻，盤在後腦勺上，滿面冰霜，不露一絲笑意，一登上講台，便發出獅子吼：『凡不選本課的學生，統統出去！』我們相視一笑，伸伸舌頭，立即棄甲兵而逃。」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見國民黨元老李烈鈞，余向李介紹說：「這是新詩人臧克家。」李是個大胖子，此時坐在藤椅上閉目點頭：「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裏窩火，後來對余說：「以後對不懂新詩的人，千萬不要再做介紹了。」
魯迅說：「中山革命一世，雖只往來於外國或中國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無大變化，在中國總還算是好人。」
1928年後，一次張繼到清華視察，並在大禮堂演講。他說：清華有這麼考究的房子，這樣好的設備，一年花這麼多錢，卻沒造就出一個有用人才，試看，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各部部長中，有哪個是從清華畢業的？張講完后，清華學生會主席張人傑即起立接著張繼的話茬說：「聽了張主任的訓話，我們有一個疑問，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麼標準？如果按學識、專長和成果來說，清華的畢業生中，卻不能說沒有。就連孫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築圖案，不也是清華畢業生設計的么！如果人才是指黨棍和官僚，清華的確一個也沒有。」
抗戰時期，敵機經常空襲後方，西南一帶有所謂「跑警報」一說。雷海宗是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授課內容已爛熟于胸，無需備課，講到哪算哪，每回上課現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話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課前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該女生打開筆記本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張中行說：學者孫楷第「人清瘦，總是像大病初愈的樣子」，「我個人的感覺，是有學問，像是也不想學問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聽見他一邊走一邊吟詩」。「凡事都會有得失兩面，博而精，考證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還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為書獃子。從20年代後期我認識孫先生的時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止，我的印象，除去書和他專精的學問以外，他像是什麼也不想，甚至什麼也不知道。」
丁文江對錢昌照說：李宗仁比較忠厚，沒有一句假話；白崇禧相當狡黠，沒有一句真話。
倓虛法師是河北人，40歲出頭才出家，此前閱歷豐富，經過商，當過兵，行過醫，開過藥鋪，學過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講經別有一套，談笑自如，妙趣橫生，有如說書乃至說相聲。有人評論說：「他的講經，是以經文|做引子，扇子數珠，花瓶香爐，辣椒茄子，葫蘆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隨拈皆是，乘性而談。天天講經，卻不提經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員如馬冀平、葉恭綽、楊麟閣等，都被其口舌說動，當了他的護法。
臧克家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適張宗昌督魯，教育廳長、清末狀元王壽下令大中學校學生一律讀經。學校請來兩個行將就木的老先生來講經。一個據說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憑人扶著上講台，張口「關關雎鳩」，連小注都一字不錯地背下來；另一個講《孟子》的是個結巴，頭一句「孟子鄒、鄒、鄒……人也」說了一分多鍾。
徐訏曾這樣描述留法歸國的劉半農：「他不是有一個善笑的臉，或者是在法國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國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著雪茄煙；黑帽子遮去了臉，靜悄悄地坐著包車或者慢慢地走過。當我在黃昏遇到他的時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時鐘的故事，他是像個德國式的學者。」
吳蘊初身為大資本家卻全無資本家的惡習。抗戰勝利后，吳的工廠與資源委員會合資，成立董事會，吳被推為董事長。他召集董事會時，午餐就在會議桌上吃，四菜一湯，不備煙酒，由廠里的大師傅烹飪。參加董事會的人曾戲謔他為「猶太人」。吳本人生活一向簡樸，自己的衣食，家裡的陳設都極其普通。工廠每年的盈利，除提read.99csw.com出一部分擴充規模外，全部捐獻社會。
林徽因常在晚上寫詩。她的堂弟林宣回憶：林在寫詩時總是點上一炷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面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釀製佳作。「我姐對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極，曾說『我要是個男的，看一眼就會暈倒』，梁思成卻逗道，『我看了就沒暈倒』，把我姐氣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會欣賞她，太理智了。」
魯迅雖有煙容但行動乾脆利落。魯迅晚年的朋友蕭紅回憶說：「魯迅先生走路很輕捷，尤其使人記得清楚的，是他剛抓起帽子來往頭上一扣，同時左腿就伸出去了，彷彿不顧一切地走去。」
溫源寧是北大西語系教授，平時不說漢語。張中行說他的語調「說是上層味也許還不夠，是帶有古典味」。其夫人是個華僑闊小姐，有汽車，但溫從來不坐，遇風雨天要出門，其妻讓他坐汽車，他總是道謝后仍坐人力車去學校。
上世紀30年代初，徐志摩與羅爾綱都借宿胡適家。胡適要羅爾綱每天下午陪徐志摩去北海公園散步，羅回憶說：「徐志摩去公園散步很少說話。有一次，游罷出了後門。有個老婦叫花子向他乞討。他就站著詳細問她什麼地方人，家中有無子女，因何流落到北平來等等。他和那老婦叫花子絮絮談話，懇切有如親人。隨後把袋裡的錢都給了她，還在沉思遲遲不走，回家吃晚飯的時間都忘記了……我靜靜站在旁邊，使我如同讀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那樣感受到大詩人悲天憫人的愛。」
李長之曾著《魯迅批判》一書，並寄贈魯迅。魯迅在寫給孟十還的信中說：「李長之不相識，只看過他的幾篇文章，我覺得他還應一面潛心研究一下，膽子大和胡說亂罵，是相似而實非的。」
林損在北大當教授時歲數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藉著酒勁出怪語。一次周作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麼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答：「陶淵明。」
1926年，郁達夫和郭沫若等去廣州，行前創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寧波菜館給他們餞行。席間有人談到正準備辦個叫《野火》的刊物，約郁、郭等人寫稿。郁達夫要了幾張紙，拿起筆就在飯桌上寫了一篇雜文，取名《蛋炒飯》。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國留學，托蔣夢麟向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老了，還讀什麼書。」蔣夢麟據實轉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孫中山請求。孫中山說：「好，好，你去。」邊說邊拉開抽屜，拿出一塊銀洋給戴季陶說：「這你拿去做學費吧。」戴季陶說：「先生和我開玩笑吧？」孫中山說：「不，你到虹口去看場電影好了。」
1924年暑假，蔣廷黻曾與魯迅等同去陝西講學，他後來談及對魯迅的印象時說：「他有點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
北大教授劉師培住北京西單大同公寓時，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飯，滿嘴烏黑。原來他吃飯時看書過於專註，一手持書，一手拿著饅頭。本來是用饅頭蘸菜湯，卻蘸上了墨汁，劉竟渾然不知。
梁啟超居天津時，一次其夫人得病，託人從北京請來名醫蕭龍友，管接送並包食宿。看病後梁大筆一揮：「禮金大洋貳佰元正。」
1940年1月，梁實秋參加國民參政會華北視察慰勞團，訪問了五個戰區七個集團軍的司令部。張自忠將軍的33集團軍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當陽之間一個叫快活鋪的小鎮上。張的寢室僅一床一桌，四壁蕭然。梁實秋說：「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後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張將軍本人卻更簡單。他有一個高高大大的身軀，不愧為北方之強漢，微胖，推光頭，臉上颳得光凈；顏色略帶蒼白，穿普通的灰布棉軍服，沒有任何官階標識。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著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他見了我們只在閑道家常，對於政治軍事一字不提。」
1928年5月3日，日軍製造「濟案」。蔣介石和一批大員臨時在濟南附近的黨家莊車站席地而坐，商討應敵之計。正商量間，馮玉祥突然爬起來，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便走到路邊，去幫一個路過的車夫推車上坡。馮之為人，於此可見一斑。
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講的是莊子，他開講時必說一句話：「《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聞一多講楚辭，開頭則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聞一多上課抽煙，上他課的學生也可以抽煙。西南聯大的另一位教授唐蘭是古文字學專家，卻開了一門「詞選」課，課上只講《花間集》。據說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只是用無錫腔調（實是吟唱）念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鳳』——好！真好！」
1920年初，陳獨秀到上海，約陳望道、李漢俊、李達、沈雁冰等到其寓所談話。茅盾說：「這是我第一次會見陳獨秀。他中等身材，四十來歲，頭頂微禿，舉動隨便，說話和氣，沒有一點『大人物』的派頭。」
1929年陝西大旱，《大公報》發起募捐賑災活動，報社編輯徐鑄成被派到營業部幫助收款。某日，來了一個瘦高老頭，小鬍子，袍子馬褂，腰板直挺，臂上掛著手杖。他進門后掏出20元錢，讓徐鑄成登記。徐認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鄭孝胥，便裝不認識，請教其姓名，對方用濃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裝聽不清楚，抽出一張紙請其留名，哪知鄭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詐，掏出一張名片留下，隨即出門登車離去。
抗戰勝利后，周作人被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黃裳曾作為記者去獄中探訪，隨後著文寫道：「我在窗外看見一位獄吏帶了一個老頭兒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周作人，不過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個影子了的，現在看著『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綢短襯褲，淺藍襪子，青布鞋。光頭，消瘦，右面龐上有老人當有的瘢痕，寸許的短須灰白間雜，金絲眼鏡（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