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后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后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后，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于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鍾開萊對沈從文說：「數學研究到達一定境界，就像文學創作中寫抒情詩。」沈從文因此寫道：「表達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徵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唔夠，更唔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丁文江在頻繁的野外調查與學術行政的改進實踐中，對政治之於各項事業的高度相關性有了親切的體認。李濟在一次與丁的談話中就被明確告知：「你們老問我為甚麼戀著政治問題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學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我們必須先造出一種環境來，然後科學工作才能在中國生根。」科學的發展既然與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這樣的行動主義者自然就有了努力問政的理由。

1920年10月，在梁啟超等支持下，瞿秋白、俞頌華、李仲武等由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合派到蘇俄採訪。瞿秋白在途中商量調查方法，因為他們並無新聞記者的經驗九-九-藏-書。俞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

1949年1月，傅作義召集北平的學者名流開會。徐悲鴻說：「北平是一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這裡有許多宏偉的古代建築……希望傅作義將軍顧全大局，服從民意，使北平免於炮火摧毀。」康有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兒康同璧慷慨陳辭：「北平有人類最珍貴的文物古迹，這是無價之寶，絕不能毀於兵燹。」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于木牌，所云：『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于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游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學歷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但卻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就到英國留學了，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只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郁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志摩說：「我不是戰士，只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訐，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陳岱孫在北大為他舉行的95歲壽辰上說：「在過read.99csw.com去幾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學校教書。」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蘇報》案發生后，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甚麼功名呢！」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一度社會上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待，《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只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對太平洋。」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徵，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嘆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康有為寫出九-九-藏-書《大同書》后，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解放后，群眾運動不斷。葛劍雄曾記譚其驤晚年，為又一次運動的結束寫了一份小結，葛見譚寫得奇快，不像學術文章那樣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驚奇。譚長嘆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寫過多少，無非是罵自己吧！」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但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里，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歷了多年的反覆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孫中山到北京后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推薦中醫。但是孫中山不願服中藥，他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仍舊一再勸他吃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隻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啟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1969年，九九藏書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制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雷震在獄中可以看報，但是報紙被切割得厲害，很多地方都成為天窗。雷抗議，監獄負責人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面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面沒辦法，就改用墨來塗，不再切割了。但這種做法只是掩耳盜鈴，重要的新聞，還是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回國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是什麼了。」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這位教授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鄭昕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就對他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面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岳霖的邏輯課，金教授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魯九_九_藏_書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任鴻雋曾對新入學的學生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才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裡，怎麼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日。」

趙樹理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回鄉住了一陣，回來做報告，說農村的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他舉例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后，方才知道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他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后，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