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幼年時聰明，家中來客，客人多出題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辭。一晚，客人帶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過一橋，其父問：「識橋字否？」錢點頭曰：「識。」問：「橋字何旁？」答曰：「木字旁。」問：「以木字易馬字為旁，識否？」答曰：「識，乃驕字。」父又問：「驕字何義，知否？」錢又點首曰：「知。」其父就此挽著錢手臂，輕聲問道：「汝昨夜有近此驕字否？」錢穆聞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語。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梅沒有表態。

顧頡剛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母親對他要求甚嚴。一次天降大雨，顧想借故逃學，對母親說：「今天雨太大了！」母親說：「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

黃炎培對黃萬里教育甚嚴，要點凡三：「一，必須尊重農民。黃炎培多次教育下屬說，我國自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二，為人必須噴出熱血地愛人！愛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謂真善美實皆包含在愛中。三，戒驕傲。戒驕必須從內心出發，僅在形態上不虛偽猶不足道也。」

林長民、林徽因父女喜歡文學與藝術，林徽因對人說她是父親唯一的知己。其父女關係非同尋常，「中郎有女」，林長民生前常以此自喜，但他也曾慨乎言之：「做一個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份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裏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並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

蔣百里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鬱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九九藏書活。」蔣回頭提醒孩子：「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章乃器年輕時尋找人生出路，當他從一本薄薄的經濟學教材緒論里讀到「通商大埠，常位於大江大河下游」時，立馬為之傾倒，讚歎其為「一切古書里找不到的知識」，從此與經濟學結下不解之緣。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而有師生晝夜輪流守護。陳後來對梅貽琦校長說：「想不到師道尊嚴，今日尚存於教會學校之中。」幾十年後，梅認為：「辦了幾十年教育，陳先生這句話，對我是最高獎賞。」

1931年，《中學生》雜誌社向魯迅提出一個問題：「假如先生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先生）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回答道：「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阿炳為小道士時，師父教其吹簫、吹笛、拉胡琴、彈琵琶、學崑劇、京戲，待其極厚。一次中秋之夜，師父帶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師徒兩人駐足二泉池畔，但見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師父諦視良久，自言自語：「二泉啊二泉，我何時才能替你譜一首曲呢？」他告訴阿炳，惠山二泉從很遠很遠的古代傳來，可以從中聽到來自古代的聲音，有「關關雎鳩」之聲，有「呦呦鹿鳴」之聲……

沈葆楨少時膽子極小，夜裡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觀念，問曰：「你敬仰歷朝歷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楨回答：「當然敬仰。」沈母隨即舉例說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萬折不撓的故事，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的膽子從哪來的嗎？」葆楨說：「他們天生大胆。」沈母說：「不對，因為他們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裏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報效國家，所以膽子就大了。」隨後又經常有意讓沈葆楨獨自往返陰森可怕的地方，一來二去，沈葆楨的膽子也就練大了。

程潛少時，學習刻苦，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程潛伴如豆油燈，搖頭晃腦，琅琅出聲。一九-九-藏-書夜，月懸中天，程潛正襟危坐，一遍又一遍地誦讀《詩經》，恰逢屋檐下一小偷駐足，賊盜為程潛抑揚頓挫之聲所迷，禁不住撲哧一笑。後來，此小偷對鄉里一農民說：「程家的後生讀得真認真，將來定有出頭之日。」

王靜安遺體入斂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國學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魯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長子，負擔著家庭門楣的重任。但這種對愛的渴求成為他深厚的人道主義底色。沒有遊戲，也沒有相應的讀物，當長媽媽踩死了伴他讀書生活的隱鼠，他憤怒了，公開向長媽媽詰問，並從此對長媽媽產生了憎惡。他憎惡長媽媽，並不僅因長媽媽踩死了他的隱鼠，還因長媽媽總愛向人群中「切切察察」，總限制魯迅走動，拔一株草，翻一塊石頭，都要管束。但是，當長媽媽用藍布衫為魯迅包回魯迅渴望已久的四本繪圖《山海經》，魯迅一下子把長媽媽敬若神明，以前謀害隱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後，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紀念長媽媽，魯迅寫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林海峰初履日本，吳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誡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李鴻章母親精明能幹，她特別「多產」，共生了六子二女。生計窘迫的李文安大感煩惱，寫詩發牢騷：「難得多累怨丁添，煩碎高堂問米鹽。」她聽了以後把眼一瞪：「我教孩子發奮讀書，長大后都能成為棟樑之材，哪還怕什麼貧窮？」她天生一雙大腳，嫁到李家，下田勞作，立下汗馬功勞。鴻章兄弟顯達后，這雙大腳也鬧出不少笑話。李作直隸總督，將母親接來天津同住，各級官吏紛紛設家宴迎請，以示巴結。每當出門坐上八抬大轎，老太太總要將一雙大腳伸出簾外，招搖過市，引得路人紛紛駐足圍觀，成為街議笑料。李面子上下不來，於是苦苦哀求老媽將腳收斂一點。老太太勃然大怒：「你老爸當年也不敢說這般話，沒有老娘這雙大腳，誰供你們讀書做官？」說罷倒頭便睡，絕食三天，以示抗議。李只好連跪三天賠罪告饒，從此任憑老媽為所欲為。

溥傑年少時，生活養尊處優，曾無意中在窗玻璃上寫了「小米半斤」四字，為其母發現，大發雷霆，嚴厲地責備了溥傑一頓，主要理由是：計算糧食，有失身份。

1920年，在上海國民黨總部工作的孫鐵人在《大晚報》上讀到他昔日的學生聶紺弩的詩作，大為驚異，馬上致信報社總編、好友胡石庵：此生頗有文才，但尚九*九*藏*書需開拓視野，這樣才不致埋沒鄉間。他邀請聶紺弩去上海，聶由此走進了革命和文化的隊伍。

徐世昌少時家貧，其母劉氏系桐城派劉大櫆的後代，頗有修養，教子很嚴。一次，徐世昌與弟世光見桌上有三塊糕點，都爭著要多吃一塊，劉氏大怒，擲糕點于地，不准他兄弟倆吃，說：「你們如果從小就不兄友弟恭，長大了怎麼辦？」

姚學塽極為讚賞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為師，姚不允，辭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為你之師？」魏源：「師學識淵博，又具極其寬容之治學之境，當為我之師。」姚說：「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計？」

丁文江出生於江蘇泰興的一個士紳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為將來走科舉道路作準備。他13歲時，「出就學院試」，適遇知縣龍璋，「龍大嘆異，許為國器，即日納為弟子，并力勸遊學異國以成其志。而赴東留學之議，乃自此始。」

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熊氏應該讀什麼書。熊氏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些時候，徐復觀再去看熊十力，說《讀通鑒論》已經讀完了。熊問，有什麼心得？於是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他不太滿意的地方。熊十力未聽完便怨聲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于右任少時喪母，家貧，父親于新三在外經商，由伯母撫養。稍長，父親回來，用心督促兒子學業。遇到必背課文，兒子背誦一遍，他跟著背誦一遍。且背書時如師生禮儀，肅然異常。右任背書時，須先給父親作一個揖；父親背書時，將書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兒子站立一旁，父親向書本恭恭敬敬地作一個揖，而後背誦。「一燈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當地傳為佳話。

胡林翼年輕時才華嶄露，在著名循吏陶澎幕府格外受到青睞，後來成為陶的女婿。胡在陶任兩江總督期間，徜徉於秦淮河溫柔鄉中，陶氏嚴禁僚屬冶遊，只是不責備胡林翼，並且說，潤之（胡林翼字）他日為國宣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為，卻是預償以後之勞累的。胡氏後來任湖北巡撫，式馬倥傯，軍書旁午，力疾從事以至於死。

張壽波幼時天資聰穎，過目能誦，24歲時中廣東省鄉試第七名舉九九藏書人。光緒二十年赴北京，聯名「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后，其母吳太夫人教訓他說：「大易，天地閉，賢人隱。汝猶未解耶？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學，以補汝短。」張於是東渡日本求學，后聲譽日隆，所到之處，聲響非凡，時國事鼎沸，張又投紅十字軍，其母斥曰：「一代廢興，劫運難測，絲棼難理，綱絕難舉，汝宜安分，毋戾祖宗遺教也！」張因此收心。

華羅庚從16歲開始自修，五年後，他動手寫數學論文投稿，當他的《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學》雜誌刊登出來后，驚動了清華大學的熊慶來教授。熊慶來看完這篇文章，問周圍同事：「這個華羅庚是哪國留學生？」恰好有江蘇籍的教員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個小同鄉名叫華羅庚，便道：「這個華羅庚哪裡教過什麼大學，他只念過初中，聽說在金壇中學當事務員。」熊慶來驚奇不已，迅即作出決定：「這個年輕人應該請他到清華來！」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討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其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輟，人復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鄧寶珊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只讀了幾天私塾就失學了。15歲當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識字太少，連一封報平安的家信也不會寫。他打聽到駐地附近有一位能斷文識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師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鄧寶珊恭恭敬敬地說明來意，但這位老先生哼哼嘰嘰了老半天，態度曖昧，始終沒說一個「行」字。老先生家裡，除了他的老伴外，別無他人。鄧寶珊見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話沒說，抓起扁擔，就去挑水，水缸擔滿了，便悄聲離去。從這天起，鄧寶珊天天來挑水，卻不提投師的事。這樣一連挑了十幾天水，老先生被感動了，找出一本《秋水軒尺牘》，說：「來吧，就學這個，認會一篇背一篇！」過了半個多月，在老先生的指點下，鄧寶珊熟識和背會了書中15篇文章后，就自己動手給家裡寫出了第一封信。

顧維鈞雖以外交幹才稱，卻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書楊玉清每天從古文中選一點材料抄給他，他夜晚回家去讀。他對楊玉清說：「一個中國人，當然應該把中文學好。一個人不能說年紀大了就不求進步。我應該學中文。你這樣做，是幫我的忙。」

康、梁神離貌也不合時，康有為曾訪周善培，問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稱趙先生（指趙熙）。你為什麼那樣服從趙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從他，就答覆說：「趙先生只同我講學問，學問的道理是方的，我無法違背他，只有服從他；你同任九-九-藏-書公變法以前也是講學問的，變法以後，就專講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圓的，你有你的辦法，他有他的辦法，自然他對你就有從有違。還有一個重點：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趙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趙先生從來未向我要過一個錢、薦過一個人。你對任公是否如此，請你反省一下。」康有為聽了很不滿意。

羅振玉為培養翻譯人才，開辦了東文學社。一次，他在一同舍學生扇頭上看到一首詠史詩：「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羅對此很欣賞，他認為寫詩的青年會有大出息，於是開始關照寫詩的王國維，在王生活困難之際，羅振玉包他學費，讓他在社內兼職，使其無後顧之憂。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王世傑、李四光等人與蔡元培謀創在原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基礎上籌設武漢大學。李四光為武大選中偏僻荒涼的羅家山（后取聞一多建議改為今名「珞珈山」）和獅子山一帶為校址，王世傑受任為武漢大學校長，他對國民政府宣稱：「要我當校長，就不是一個維持武大現狀的校長。武大不辦則已，要辦就應該是一個新的、國內一流水準的大學。武漢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於美國，武大應與此重要地位相稱。」王後來很看重自己對武大的拓荒之功，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武漢大學校長銜。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臨終寫道：「若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囑止此二語，語不及私。

沈從文18歲時到北京來謀生，他住在一會館的小亭子間里寫小說。冬天到了，涼快透頂，下大雪時，沒有爐子，身上只兩件夾衣，他就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地寫小說。郁達夫去敲門：「哎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麼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郁看吃飯時間到了，邀請沈從文去附近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約一元七角多。飯後兩人回到小亭子里談了一會兒，名作家告辭，留下他的一條淺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後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錢。沈從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