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曾被袁世凱召見三次，有人問他袁是什麼樣子，閻說：「我……我沒有看見，我只看見他的靴子。」表現得極其懦弱馴服，連袁世凱都被感動了，於是他這個辛亥革命的都督，居然被留了下來。

1975年，「四人幫」在「批鄧」時說：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

吳祖光到北大荒勞改，時值「大躍進」，農村的荒唐事層出不窮，畝產糧食萬斤、10萬斤地吹。因為說實話倒霉，人們均以沉默對待，至多在親朋好友之間議論。新鳳霞去河北農村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如何指揮社員連夜把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裡，點上大燈，開起風扇猛吹（怕密不透風，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牛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回到城裡，她把老舍當作好友，將此事告訴老舍，老舍忙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

田桐為人偏激。在《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後，他認為同梁啟超的爭論是「無味之口角」，是降低了革命黨人的「價值」，是「恥辱」，提出應以暴力手段對付之，「力不足以誅梁啟超者，任之可耳」。到宋教仁要實現「政黨內閣」，提議取消同盟會，與其他幾個小黨合組為國民黨時，他力加反對，「拍案痛罵」，使會議無法進行。后見孫黃同意，才不再堅持，而變為國民黨實現政黨內閣的勇士。在國會裡他是一個極為活躍的議員，發言不到三句就拍桌子，扔墨盒，大叫大嚷，被人稱為「田三句」。在競選活動中，他為拉選票到處奔走，不遺餘力，甚至不惜以手槍相威逼。

成舍我辦報對記者管理很嚴，他每天親自比較報紙版面的優劣，樹立幾個「假想敵」，如以北京晨報和天津大公報作目標，摘記自己有什麼特點，人家有什麼佔先，凡認為落後於人的，屬於外地的即用函電責詢駐外記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記者所發專電報道某地發現大烏龜的一條新聞，即據以刊布，次日另外幾家報紙所報道的不是烏龜而是玳瑁。成當時很惱火，立即發致南京一電，內有「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之語，員工見此電稿者莫不失笑。

郭嵩燾曾在日記里記述夫妻失和的原因。他曾經向馮桂芬提過娶妻的條件：「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可是當新婦過門后，他立即發現，此婦「多言狂躁，終日叫呶，有類瘋癲，貌更凶戾，眉目皆豎。」一連幾頓吵鬧過後，不由得使郭嵩燾大喊倒霉，埋怨「馮景老（馮桂芬號景亭）誤我」。

1973年，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資格老的張春橋心中不滿。張春橋指使徐景賢給中央寫信，揭發王洪文種種腐化變質行為，除了打獵釣魚吃法國大餐外，還有一個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裡還使用一個黑色的進口精密儀器，從遠處操縱電視機（即今電視遙控器也）。」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夫婦從歐洲經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蔣介石對他表示了熱忱的歡迎，並動員了麾下大批軍政委員，反覆遊說汪精衛，要他留在上海「贊助清黨」，切莫去武漢。其中吳稚暉甚至當場向汪精衛跪下，求其留在上海，汪躲避不及逃上樓梯，口中則連連叫道：「稚老，您乃老前輩，這樣子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1960年，中南海懷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編歷史劇《蔡文姬》，這是一部為曹操翻案的戲。羅點點回憶說，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康生等在場的人都笑了。

「大躍進」期間，楊獻珍到河南調查。當時的河南省，據報紙報道，樣樣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國第一，號稱千斤省。小麥衛星、玉米衛星、鋼鐵衛星，一個一個放，好不熱鬧。某衛星公社小麥畝產吹到7320斤。楊到下邊一看，衛星全是假的，普遍營養不良，人人患有浮腫病，還餓死了不少人，楊獻珍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多一條打狗棍嘛！」當時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順，幹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學會弄虛作假，在河南省黨代會上，一個縣委書記發言說：「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與群眾臉上無光榮……」楊獻珍跟河南省委辭行時，省委書記腆著臉說：「我們的缺點很多，就是浪漫主義多了一點兒。」楊說：「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實主義百分之一。」

孫中山與陳炯明交惡后，汪精衛、鄒魯請託吳稚暉向孫進言，寬恕陳炯明的罪過，允許他帶兵打仗，立功自新。孫憤怒地說：「陳炯明謀叛，要殺我；什麼人都可寬恕，獨有陳炯明不恕。」吳稚暉就跪下去求情：「先生不答應，我就不起來。」孫中山只好說：「快些起來，我為你恕了他，但是要他寫一張悔過書，則百事可了。」

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有為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康有為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https://read.99csw.com、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張繼是同盟會員中的一個好打手，在日本保皇黨開會時，常由張一馬當先，跳上台去把保皇黨說話的人拉下台來。國民黨老人說，張繼本是一「草包」，可是他用了手段，去對孫中山說，袁世凱早晚必叛民國；如果他做了國會議長，就有資格容易見到袁，必要時可以對袁下手，自己不惜性命，為國除害。中山先生見其志可嘉，乃叫黨人投張繼的票，做了參議院議長。

鮑政被稱為「怪題大仙」，其做主考挖空心思出怪題，令人哭笑不得。某年，鮑出《顧鴻》一題，將四書五經背得爛熟的秀才們尋思好久才明白此題出自《孟子·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舉子們大怒，當即有人在考卷上寫詩諷刺他。鮑照出不誤，又來了個《及其廣大草》，又讓人摸不著頭腦，原來出自《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一個秀才在卷上寫詩諷刺道：「廣大何容一物膠，滿腸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色變草包。」但鮑政依然我行我素，調任湖北時又出一個《下襲水》，取自《中庸》：「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秀才們又是大怒，有人寫詩罵他：「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中藏，侮聖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鮑政批閱考卷，見此詩，心中氣極，又想自己實在出題太怪，也只得忍氣吞聲。

何鍵宣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提倡尊孔讀經。他經常到機關、學校、部隊演說，認為「學生必須研究孔子經義……正其思想」，規定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都要讀經。

1929年夏，山東曲阜孔氏族人控告山東二師，二師當時演出《子見南子》話劇，孔氏族人以為二師校長宋還吾違反行政院通過的「尊孔」案侮辱了孔子，要求嚴辦。在其背後大力支持的是孔祥熙，他對人說：「侮辱我們的祖宗，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部派員去調查時，一縣府職員問：「宋校長會不會殺頭？」

民國時期，政客徐光弼與魏斯炅是莫逆之交，前者將賽金花介紹給後者，魏倒也湊趣，說：「甘蔗老頭甜，越老越新鮮。」他與賽金花十分投緣，此事就成了妙局，有好友勸魏，好端端的別做「剩王八」，魏自我解嘲道：「剩下的都屬於我，有何不可？！」

陳家鼐兄弟都愛吹牛皮、出風頭，他們頭上都長著癩子，尤以家鼐為最，一些人都叫他陳癩子。1912年他毛遂自薦，冒充上海某報的駐漢通訊員。他開頭第一次專電雲：「陳家鼐某日抵漢，與黃克強同車出遊，沿途觀者數萬人。」報社的編輯照原文把它披露在報上，只在括弧中加一注云：「看你的癩子。」閱者大笑。

民國初，民國政府與遜位大清帝國之間往來較多，遺老們常因此侮辱攀附新貴者，孫寶琦曾為大清山東巡撫，搖身變為民國政府里的國務員，貴為外交總長。一次，孫與趙秉鈞等國務員到大清小朝廷來致祭，孤臣孽子梁鼎芬一眼發現了老朋友，他直奔這位穿大禮服只鞠躬的國務員面前，指著鼻子問：「你是誰？你是哪國人？」孫給老友問怔了，梁提高嗓門：「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這身衣服，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有廉恥嗎？你是一個什麼東西！」「問得好，你是個什麼東西！？」勞乃宣跟了過來，他們倆一唱一幫，引過來一大群人，把這三人圍在中心。孫面無人色，低下頭連忙說：「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民國期間，曹錕唆使張紹曾以內閣全體總辭職、軍人索薪等手段驅逐黎元洪，黎逃往天津，將總統大印秘藏。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率軍警上火車索要總統印信。黎問：「我不把印信交出來。你敢把我怎麼樣？」王答：「既是如此，就委屈總統在車上仔細想想。」

1923年，北大教授譚紅喪妻兩月後即與其妻妹陳淑君聯姻，與陳有口頭上婚約的沈某在報上痛斥兩人。北大哲學系教授張競生髮表文章為譚陳辯護，並提出愛情四項原則：「愛情是有條件的；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夫妻有如朋友，離散在所難免。」張競生的高論遭到普遍非議。人們認為愛情至高無上，愛情不容比較，愛情應具有永續性，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種。也有人主張終止這場討論，因為「中國沒有討論的資格」。

1953年，胡風舉家北遷，在景山公園與什剎海之間的一所幽靜小院里安家落戶。他在院子的四角種上了四株樹：一棵梨樹，一棵桃樹，一棵白杏，還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四樹齋」。有人提醒他，這不是「四面樹敵嗎」？胡風只好放棄齋名，但在劫難逃，一年後即被捕入獄。

1972年，戴乃迭被釋放，楊憲益先於他出獄。戴回到家中，看見楊憲益已經整理好房間，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蘭地，戴說：「好久不見，沒想到你還沒有改變過去的頹廢毛病。」楊憲益說：「是支部書記指示這樣做的。」

開明書店常受「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刁難，宋雲彬回憶，有兩件事開明應付得相當好。一是沈端先（即夏衍read.99csw.com）譯的高爾基的《母親》被禁售，他們把「沈端先」改為「孫光瑞」，《母親》改為《母》，仍然繼續印行。一是郭沫若的《離騷今譯》，裏面有「黨史人之偷樂」一句，審查官認為是暗罵國民黨，不給通過。章錫琛就質問他們：「是不是戰國時代已經有了國民黨？」問得他們啞口無言，只好通過。

民國初，北大人才濟濟，名教授有二馬三沈之號：馬裕藻及弟馬衡為二馬，三沈指吳興沈氏三兄弟士遠、尹默、兼士。沈士遠在北大預科講授「中國國學概況」，其第一篇是《莊子·天下篇》，因兼總務科長，經常請假，一年未能講完這一篇，年年如此，故學生戲稱為「沈天下」。

聶紺弩對古典名著有極深的造詣，黃苗子為其書房題齋額：三紅金水之齋，意思是：「三國紅樓金瓶水滸之齋」。「文革」開始，這齋額首先受到衝擊。一天，幾個戴著紅袖章的造反派來到聶府，指著那齋額問什麼意思。毫無準備的聶紺弩急中生智，回答說：「思想紅、路線紅、生活紅，謂之三紅；『金』是紅寶書上面的燙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寫出來。」幾句話說得來人目瞪口呆，但還是一把撕碎齋額罵道：「你是什麼人，你也配！」齋額被毀后，聶紺弩特意跑到黃苗子處報告前後經過，然後說：「將來你另外給我寫幅大的，我給你裱好再掛上。他們還沒有抄掉我的錢，我有錢，幾時我請你吃飯。」

吳佩孚失勢后，曾到甘肅一帶活動，當地人多有捧場者，是以吳等受盡優待。當其過天水時，受到馬廷賢的歡迎。在天水期間，馬的部下、各縣士紳以及地方人士等往謁甚眾。吳對來賓只談論詩文和四書五經，不談政治。當時曾有人問：「聽說蔣委員長要請大帥到南京去，大帥去嗎？」吳只回答：「鳥獸不可與同群。」不再言其他。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裡，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牆紙的白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1950年12月，傅斯年在「省參議會」上回答「參議員」郭國基就台大招生尺度放寬等事項提出的問題，回答完畢后，剛走下發言台，只說了一句：「不好。」然後就倒地昏迷了。原來是腦溢血發作，一昏不醒。之後，「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對外宣布：傅先生棄世了。結果這位議長的國語不太好，被一些記者聽成了「氣死」。消息馬上傳開，說傅校長是被郭國基「氣死」的。郭國基以盛氣凌人著稱，傅斯年也以「大炮」之名行世，深愛傅斯年的台大學生們深信此說不謬，於是打著「痛失良師」的旗幟，圍攻「省參議會」，要收拾郭國基。后經多方勸導說明，學生們方才散去。傅斯年遺體火化后，葬于台大校門右側一空地，名為「傅園」。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督促白崇禧派兵參加。白對人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管他呢？有匪有我，無匪無我，我為什麼頂濕鍋蓋為他造機會？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他的部隊給紅軍幫了不少忙，有一次紅軍寫下一路「有勞桂軍遠送」的標語，「表揚」白軍只跟不打的「好意」。氣得蔣介石說：「這真是外國的軍隊了！」

葉德輝性情古怪，他藏書甚富，不輕易示人，在書櫥上貼有「老婆不借書不借」的字條。但他對性問題有想法，校刻了不少有關性問題的舊書，像《素女經》、《交歡大樂賦》、《雜事秘辛》等都翻印過。潘光旦評說，葉翻印的書還有「幾分科學的價值」。

「文革」中，工宣隊進駐北大，很多教授被隔離審查，俗稱「蹲牛棚」。教授們一切聽指揮，早請示晚彙報都得排隊，排隊時必須報數，同時要自報自己的政治帽子，馮友蘭個頭較高，曾被叫排頭一個，並叫他說：「報數！我叫馮友蘭！是……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行！重報！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馮便改口：「我，我是反動學閥。」洪謙先生由於害怕，怕也說他避重就輕，就說：「我叫洪謙，反動學閥！」紅衛兵說：「不對，你還不夠格，你是反動學術權威！」洪嚇得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時，紅衛兵說：「你不就是寫過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里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983年，孫大雨與陳巨來相逢于朋友婚宴。孫個子高大，不言不語，陳巨來個子矮小，且極瘦，以尖而細的聲音跟人頻頻交談。他一見孫大雨就說：「大雨兄，長久勿見了，你好哦？你吃了這麼多苦頭，怎麼身體還是這麼好？我是吃勿消，批鬥的時候被他們打呀，我現在只有70幾斤了。」孫只是默默頷首。陳巨來又問：「我們上次是在哪裡碰頭的？」孫說不清楚，陳突然大叫：「我想起來了，是徐志摩請客吃飯。」滿座為之愕然，蓋因徐死於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閻錫山臨終時給其親屬留下了六點遺囑：「一、一切宜簡，不宜奢；二、收輓聯不收挽幛；三、靈前供無花之花木；四、出殯以早為好；五、不要放聲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記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九_九_藏_書七日之內，每日早晚各讀他選作之《補心錄》一遍。」生前，閻錫山還自作輓聯數幅，囑家人在他死後，貼在指定位置。貼在靈前的是：「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筆事功」。橫幕為「朽嗔化欲」。貼在檐柱前的為：「擺脫開，擺脫開，沾染上洗乾淨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來甚為難」。橫幕為：「努力擺持」。貼在院中的為：「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橫幕為：「公道愛人」。貼在院門上的為：「對在兩間，才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橫幕為「循中蹈對」。中間兩幅較易為人理解。對前後兩幅，憑弔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說「閻一生喜弄玄機。臨終還留此謎聯，讓人動腦筋」。

高長虹到延安后不久，周揚請其到「魯藝」作報告，各系學生一聽高長虹的大名，莫不踴躍前來。在周揚作了開場白后，高長虹看了看「周圍的如花笑容，滿天星星一般的眼睛」，大聲說道：「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他說完看看周圍，又看了看大家，不言語了。周揚笑了笑，請高再多講講，高長虹把原話重複了一遍，又戛然而止。一位詩人因此將高長虹稱為「高起義」。

1935年，杜重遠的新生周刊因一篇涉及「對日本天皇不敬」的文章而引起中日外交活動，國民政府接受了日本總領事的要求，由上海法院奉旨審判杜重遠。吳鐵城怕杜不出庭，事先向杜大拍胸脯：「只要你出庭，一切都易解決，萬事有我負責；不然的話，引起日軍干涉，問題更嚴重。」杜出庭受審，即被扣押。這時吳鐵城又轉口對杜說：「你在外面有危險，在這裏（指監獄）既自由又安全。」

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將對漢奸進行審判清算。大漢奸褚民誼忽然從蘇州監獄內上書蔣介石，說他願意獻出他珍藏多年的寶物，要求贖罪。蔣為慎重起見，特把這件事交與軍統辦理，經毛人鳳指派第二處處長葉翔之和沈醉一同去蘇州找褚民誼，由他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葉沈兩人到南京他一個親戚家中去取寶物。沈醉迫不及待，問究竟是何寶物，褚民誼極端神秘地不肯先說，只再三叮囑務必認真妥慎辦理，因不僅關係到他的生命與前途，而且認為這是國家不可或缺的寶物。沈醉等人取出一看，原來是孫中山的一副肝臟。因孫先生患肝癌逝世后，醫生把他的肝臟切開後用玻璃片密封起來，這件東西不知怎樣落到褚民誼手中。結果國民黨許多元老對他盜竊孫先生肝臟據為己有，還想以此贖身，極為憤慨，最後仍決定把褚槍決。

「文革」期間，戴乃迭被關進監獄，她的唯一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毛澤東語錄》，後來可以看到美國的左翼刊物，監獄還給她發了一支鉛筆，一個筆記本。她了解到，在美國監獄里可以學習，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風，就在筆記本上寫道，她嫉妒他們，這惹惱了看守：「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我們這裡是……！」戴說：「那麼，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說：「你的思想問題太大，你得好好學習。」

孫岳是明末宰相孫承宗的後裔，常對人說他是天生的革命黨，不反清做什麼。孫家是高陽世族，孫岳在北方革命黨中也是有名的，故袁世凱背叛革命后，袁的爪牙四處捉他。一天，孫突然光臨何遂處，青衣氈帽，鄉下佬打扮，神色慌張。何遂問他何以如此狼狽，他說：「家鄉呆不住了，袁世凱要殺我。」何勸說：「這裡有的是關中豪傑，你不用怕。」孫不安心，在華山下找了一間土房子，去做隱士了。

「文革」期間，革命人民養成了每天「三祝願」的習慣。早上、午前、午後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語錄》，由一人作司儀，他說一句，大家跟著念一句。「首先，讓我們衷心祝願，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隨後是對領袖的祝願詞，右手高舉語錄本前後擺動。上行下效，某省委領導人要求群眾「三祝願」時還要祝願這位省委大員「比較健康」。

曹錕當上了總統，卻因內外交困不能施展其總統的威風。他對手下人大發牢騷：「你們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來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著老命要來活受罪」。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因此說：「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

王湘綺的夫人去世后，王想把女傭周媽正位中宮，但兩個兒子不答應。好在當時周媽名氣很大，王到東到西，一定要帶上她；有人請客，也要連帶請上周媽。王到北京，坐著馬車拜客，也有周媽陪同，周的名片上寫著：「王氏侍佣周媽。」

民國初，陳介石老先生在北大講中國哲學，每周九小時，講了一學期，才到周公。學生問何時可以講完，他說：「說完就完，說不完就不完。」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後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后，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說：「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https://read.99csw.com黃侃跟章太炎在東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頭苦讀，不時向章請益。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終沒有「拜師」的形式，太炎先生很以為奇，到黃決定回國，向章求臨別贈言，太炎先生說：「你要拜一個好老師常常指教你才好。」他問：「什麼人好呢？」太炎說：「到北京找劉申叔（師培）吧！」他答：「暫時尚不想去北京。」太炎說：「浙江孫詒讓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說：「陳伯韜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也去不了。」太炎說：「那麼怎麼辦呢？萬不得已，就是我勉強點吧！」這時，黃才認真地磕了一頭，算是拜了師。

溥傑十幾歲時，很想買一個照相機，就問服侍他的太監需用多少錢。太監現出了鄙夷的神情對他說，「您是一位當爺的，打聽這個幹什麼？您若是都知道了，奴才們還怎能託福？！」溥傑聽了不但深覺失言，而且是失了「當爺」的體統。

康有為頗自負，曾說：「古今大文章只有二十余篇，以李斯《諫逐客書》為第一，賈誼《過秦論》第二，其次則司馬相如、劉向、劉歆、谷永、揚雄、匡衡諸家敦厚典雅，皆含經義。」而其講文往往出乎本題之外，如講韓文公《馬說》，首言：「吾讀《馬說》則生無限感慨。昔戊戌變法，勸德宗辟新疆全省為牧馬場，養馬八百萬匹，為擴充騎兵之用。日本島國不足慮。若馳驅歐亞，稱霸天下，舍騎兵莫屬。蒙古入歐，全憑馬力。余願輔德宗為成吉思汗也。」至下課，則文公《馬說》一字未談。

20世紀80年代初，韓羽剛調到《河北畫苑》任總編時，一次單位組織全體職工去看電影，韓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轎車，可電影快開演了，車還沒有啟動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組織者答覆說等總編呢，韓羽聞聽，氣不打一處來，說什麼狗屁總編，架子這麼大，讓一車人等他。大家當時還不認得韓羽，於是有人也跟著罵開了，正罵得起勁兒，車外的組織者見到車中的韓羽，忙叫道：「韓總編，下邊的轎車等了半天了，你怎麼在這兒？」韓才知道自己正是挨罵被等的總編，全車人見狀，大笑不止。

清末大臣剛毅極受重用，而此人不學無術，錯別字脫口而出，其低能聞名遐邇，推薦人才時竟說該人和黃天霸的水平相當，此外白字迭出：民不聊生之「聊」念成「邪」，把禹稱作王，皋陶的「皋」讀作「臬」字。當時流行七律一首，諷刺其低能，詩曰：「帝降為王禹舜驚，臬陶掩耳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邪生。功名鼎盛黃金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狗肉將軍」張宗昌有三不知：不知錢有多少，軍隊多少，老婆有多少？他在山東時，適逢天旱，百姓籲請求雨。張素不信此，然不能不舉行故事，因命于龍王廟設壇念經，彼將親往禱告，民間聞之，皆大歡喜。屆期，張果至龍王廟，但既不拈香，亦不禱告，直奔龍王廟前，手批神像之頰，厲聲罵道：「操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罵完就走，但一天過去，仍沒有下雨，張就命炮兵團在濟南千佛山列過山炮十九尊，實彈向天空轟擊，結果傾盆大雨，驟然而降。

何鍵曾把「鏟共」、「清鄉」作為湖南省的中心任務，他把全省划為二十二個團防區，各區設指揮一人，大都以縣長兼任，並以清鄉反共的成績作為考核縣長的主要標準。他說：「當縣長就要不怕殺人，婆婆媽媽當什麼縣長！任用縣長就要看這一條。」

1897年4月，熊希齡與蔣德鈞一道，專程趕往湖北，面見張之洞，請准湖南省內河通航。蔣申述來意后，張談湖南情況特殊，不得援蘇、浙、贛行輪之例，要慎重行事，從長計議，宜緩不宜速。熊希齡忍不住反問：湖南人不能辦輪船的特殊性在哪裡？眼看外國商輪可直抵湖南內河，而不準本國人置輪開航，怎樣向國人解釋這種慎重？張之洞答不出話，悖然變色，即端茶送客，由於激動，茶碗蓋失手落地，打得粉碎，失了官場禮儀，氣焰才有收斂。

清末民初，吳虞以「打倒孔家店」口號名動一時，其本人專製作風之烈亦可一嘆。吳在日本時，寫回四川的家信，從吃飯，用錢，讀書，都有一套規矩，他根據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為例，從日本對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遙控。他規定說：「今我既不在家，則香祖（吳妻）日用半斤，餘人或牙祭日與肉稍豐，平時則諸人每日共肉四兩足矣，不能過此數也。」又加註說：「若半斤肉已足，則四兩肉之錢可以歸入牙祭內，而牙祭可節省也。」

馮友蘭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飯照吃，覺照睡，其早餐是一窩頭，兩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錢的鹹菜絲。鹹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馮友蘭不夠。經郭蘭芳提醒，馮大著膽子向紅衛兵要兩分錢鹹菜，紅衛兵瞪大眼睛說：「人家一分錢鹹菜都吃不完，你還吃兩分錢的，你怎麼吃這麼多？」馮答：「我……我吃的多。」話雖受斥責，竟還滿足了要求。洪謙與馮友蘭個子差不多，而飯量只有馮友蘭的四分之一。

「文革」期間，河南西部山區一個公社中學有一位女學生，英語考試不會答題，便在考卷上寫一首打油詩：「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九-九-藏-書ABC，一樣為人民」。女學生受到學校領導批評，自殺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後，認為這是教師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號召打垮「師道尊嚴」，反對「智育第一」。該中學校長和有關老師被捕判刑。

茅以升在20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在50年代被迫檢討說：「我於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1912年6月，唐紹儀辭職，陸征祥代理總理，繼而奉命組閣。他向參議院提出補充六個閣員名單，親自到會宣布「政見」，開口便講「補充閣員名單」好比「開菜單作生日」，使全場嘩然，成為笑柄。至於「政見」，一句話也沒說。議員們對他大失所望，將他提出的人選，一一否決，致使新閣流產。

黎元洪、段祺瑞交惡，黎大感恥辱，曾說：「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于段。總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婦。婆婆可少管事，但不耐媳婦命令一切。」而段祺瑞、徐樹錚等毫不把黎放在眼裡。韓玉辰為政學系幹事，此時兼任黎府秘書，常與黎左右爭論府院關係，孫武、哈漢章常拍案罵段、徐，韓說：「曹操不是罵得死的。」

李瀚章曾以知縣身份晉見湖廣總督裕泰，裕泰坐在台上接見。行禮后，李坐在裕泰旁的椅子上，裕泰呵斥再三，李才起立。事後，裕泰對其他官員說，你們看見李瀚章了嗎？此人架子大，日後名位一定不亞於我。李果然做到總督，外號李大架子。中國官僚相度人才，匪夷所思，慧眼獨具。

在反右結束時，孫靜軒和雁冀走到「大躍進」遊行的文藝界隊伍的最前面。他當右派，是「自己跳出來的最後一個」。因為他說過：「他媽的，這個也是右派，那個也是右派，誰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試試！」有人向上彙報了，他因此成為右派。

抗戰勝利后，吳鼎昌為蔣介石出主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國共和談之後，雙方厲兵秣馬。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請願和平代表團代表馬敘倫、閻寶航等赴南京，在下關遭國民黨特務毒打。26日，請願代表團質問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為什麼用武力打內戰解決問題，吳回答說：「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

張賢亮打成右派後下放農場勞動，有一天收工回來，看見一個鄉下人蹲在號子門口呼天喊地地哭，問他怎麼也會成為右派。原來他們縣要押送二十個右派來勞改農場，押送的人已經派好了，他卻想趁此機會到外面逛逛，非要爭取這趟差事不可。苦苦請求，領導才同意他跟另一個幹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時，一個右派逃跑了。兩人向縣裡打長途電話請示辦法，縣領導說：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指標了，就讓他頂那個空缺吧。

「文革」中，每當毛澤東發表一段講話以後，大家都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之後，回單位認真學習。在一次學習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對，結果導致一片「打倒」的喊聲。

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朗笑三聲，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1941年，在日本的推動下，「蒙疆政府」派李守信偕同總務部長關口保（日本人）赴青島與南京汪精衛政府代表周佛海簽訂蒙寧協議書。德王對汪精衛居於他之上統轄「蒙疆」表示不滿。他說：「今天日本人忘了他們許下的幫助蒙古建國的諾言，反而叫我當汪精衛的兒子，我可以做日本的兒子，但不能做它兒子的兒子。」

抗戰勝利后，梁鴻志被關押在楚園，大家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同牢的孫曜東更認為梁已死到臨頭，因為有人告訴他：「你看梁鴻志，長著一對『豬眼』，這種人相書上說過，頭要『過鐵』」，即是要被殺頭。孫深信不疑，而不知「豬眼」何謂。十年後他受潘漢年、楊帆冤案牽連再次入獄，進而發配到安徽的茅嶺農場養豬，方才明白「豬眼」是怎麼回事，原來豬眼看人是用眼角從下往上「斜挑」著看，與梁鴻志看人情志神似。

「梁效」班子分寫作組、研究組，馮友蘭等老教授在研究組（后改名註釋組），主要任務是負責寫作組的文章「把關」。在1976年批判鄧小平公開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寫了一篇《再論孔丘其人》，矛頭指鄧極為明顯，有人意猶未盡，問說：「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繪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決不能說矮小。

馬敘倫被送到法國醫院診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長的要員前往慰問並致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馬教授的老母說：「這孩子是我的獨子，政府幾乎要他的命，請問這是什麼道理？」要員回答說：「老伯母請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這位老弟的相貌，紅光煥發，前途必有一步大運。老伯母福壽無疆，只管放心就是。至於這些無知士兵無法無天，政府至感抱歉。老伯母，小侄向您道歉。」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靜下來，病房其他人也差點笑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