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在北大教書時，傅斯年曾請他兼一個辦事處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當發薪時，他卻如數將薪金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另拿一份。」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其本人則倡人生哲學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鄒文海《憶錢鍾書》

袁世凱為籠絡康有為，召他主持清史館。康有為力辭道：「我若修清史，則袁世凱首為罪人，如此必不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雲：「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筏、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

季羡林是健康長壽的老人，有人就好奇他是不是有什麼養生之術。季羡林的回答是，我堅持「三不主義」。「三不主義」指的是：不鍛煉、不挑食和不嘀咕。不鍛煉是不為鍛煉而鍛煉，覺得大部分時間還是花在工作上比較好，如果花在鍛煉上，太可惜了。不挑食則是不管什麼高脂肪、膽固醇，只要合自己口味，張口就吃。不嘀咕則凡事看開些，不要在心裏放著。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腿勤、手勤、腦勤」，自己的秘訣就是：千萬不讓腦筋閑著，腦筋要永遠不停地思考問題。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岳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反右時期，陳夢家出於對古文字的熱愛，說了一句「文字改革應當慎重」，於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農村勞動。「文革」開始后，陳夢家遭到殘酷的批鬥，他向一位朋友說：「我不能再讓別人把我當猴子耍了！」九-九-藏-書於是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不料未死，10天後又自縊而死，足見他已義無反顧。

季羡林入住北大后，住處很特別，是在翠花衚衕里。而明朝的東廠，就設在翠花衚衕。季羡林的住所，則就是以前東廠特務行刑殺人的地方。當時，那是個很寂靜的院子，樹木蔥鬱，石碑林立，而且寢室外面還擺著一口棺木。季羡林一個人住在裏面，平時自然少有人找。好友臧克家攜夫人鄭曼去過一次，鄭曼當時就忍不住問道：「季先生，你一個人住在這樣的地方，不害怕嗎？」季羡林則說：「這個地方好啊！正好可以靜下來讀書和工作，也確實不會有人來打擾啊！」

馮友蘭曾在《新事論》中說：我們常聽見許多關於城裡人與鄉下人的笑話，照這些笑話所說，不但城裡的人比鄉下的人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裡的狗亦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這些雖是笑話，而卻不見得不合事實。我們甚至可以說，不但城裡的狗比鄉下的狗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裡的狗，在有些方面，比鄉下人亦是知識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國，一百個鄉下人中，至少有九十個一生沒有吃過如城裡的富室狗所吃的飯食。

陳布雷效忠蔣介石，終於在全盤皆輸的前夕絕望自殺，他代表了中國自古已然的一種「士心」，只怕連對手也不忍以「愚忠」視之。抗戰時，他在給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可見，他是一箇舊道德意義上的君子。

梁啟超在戴戡死後逐漸淡出政壇，在清華、東南等大學任教，聲稱將以教授與記者的身份終其餘生，不復從政。后因病重入協和醫院，某中國醫生診斷其為腎病，須行手術。手術取出一腎后，病仍不愈，原來是錯取好腎。朋友們多勸梁起訴該醫生，梁答道：「算了罷！中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經算不錯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醫之手！時人深為惋惜，認為別的姑且不論，若其緩死幾年，著述必將十分豐富。

王闓運進京供職，有人問他：「民國諸賢，與咸、同間相比如何？」王說：「以今視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認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紅衛兵洗劫了馬一浮家，馬但求留一方硯台寫字，紅衛兵不答應，反而猛摑其面。

梁實秋的一句「你走的時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來的時候，無論多大風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讓人ｒｅａｄ.9９cｓw•cｏm長久的感慨。

廢名很佩服其同鄉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卻與專門學佛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有一次，兩人在一起論僧肇，一言不合，大聲爭論，外人在外聽得酣處中突然靜止，原來兩人已經扭打在一起，很快廢名氣哄哄地離開熊家。但到第二天，廢名又到熊家，跟熊討論起另外的問題了。

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流行著這樣的說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就怎麼說。」

1939年秋，錢鍾書和鄒文海、徐燕謀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國立師範學院。途中，錢鍾書手不釋卷，怡然自得。鄒文海好奇，方知錢鍾書看的是英文字典。鄒文海覺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議。錢鍾書則告訴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隨翻隨玩，遇到幾個生冷的字，還可以多記幾個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記載舊時口語，表現舊時之習俗，趣味之深，不足為外人道也。」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畫統統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邊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梁出來阻止了。他解釋道這兩部書是向外地的學生借的，若燒毀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毫不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由於精裝書不易燒毀，紅衛兵就一頁一頁撕著燒。

黃侃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在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唇相譏。兩人舌戰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觸，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乃折節而稱弟子。

朱家驊托傅斯年請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學研究所所長，李堅拒，他說：「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慚愧，長揖到地，連說：「我是三等人才。」傅當時是史語所所長。

錢穆在課堂上批評疑古學派，說：「事有可疑，九*九*藏*書不專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這是什麼道理！」這是諷刺錢玄同「疑古玄同」的別號。有人提醒錢穆道：「錢玄同的兒子正在聽你的課！」不久，錢穆和錢玄同在一個宴會上碰面，錢玄同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湯用彤為人溫潤，一團和氣。錢穆與傅斯年有隙，卻都與湯交好；熊十力和呂澂于佛學方面每每相左，卻均與湯相得；湯雖參与學衡派，卻與胡適不傷和氣……湯因此得了個「湯菩薩」的綽號，錢穆說他是「一純儒之典型」。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里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說，「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里，「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於削籍而標于頭牆之外乎！」

林庚的學生袁行霈至今記得先生的一句話：「人走路要昂著頭，我一生都是昂著頭的。」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湯用彤、錢穆、張東蓀、張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證剛九*九*藏*書、鄧高鏡、馮友蘭、賀麟、張岱年、金岳霖、沈有鼎、馮文炳、黃艮庸等雲集北大，經常在一起高談闊論，可謂一時盛事。熊十力和馮文炳（廢名）曾為爭論問題而扭打不休，熊聲色俱厲地說：「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對佛！」但絲毫不曾影響關係。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現。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林彪死後，針對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十分不滿，他認為孔子和林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他說：「至於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卻不敢相信，我不認為林彪是受害於孔子！」這些道理雖然再明白不過，可是在當時敢於說真話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晏陽初在接受賽珍珠訪談時曾說：「我向全世界提出這一個問題，請求解答。為什麼不能團結所有國家、所有地區的人民以共同打擊我們的敵人——愚昧、貧困、疾病和腐敗政府呢？」

吳稚暉、李石曾在北大組織「八不會」，「八不」即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不吸毒、不做官、不貪財、不阿諛。他們邀請熊十力參加，熊十力說：「你們這是結黨，我不幹，我是九不。」

胡適評梁啟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章太炎在《台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應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https://read.99csw.com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1901年，羅振玉在劉鄂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嘆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林紓有俠義之風，曾有某友向他借錢，他便把剛剛賣畫所得的400元傾囊相授，朋友堅持立下字據后離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紓前往弔唁，就在靈前把借據燒了，並作了祭文，后又憶寫道：若他與朋友都健在，則有無借據都是一樣；現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來日無多，若死後還有借據存在，難保不使兩家產生糾紛，因此燒掉云云。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王國維始終未剪辮子，一次夫人給他洗頭時說：「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個東西做什麼？」王答道：「正是因為已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蒙文通任教於四川大學歷史系，因與學校有糾紛被解聘，他卻照常去上課，說：「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學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劉師培屬古文學派，崔適屬今文學派，兩人在北大任教時，恰住對門，朝夕相見，每次必恭敬客氣地互稱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課時便劍拔弩張，互相攻擊，毫不留情。

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有幾十學生聽課。最後一節課，梁思成說：「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怎麼考好？」學生沒有一人答話。梁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麼樣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有人答話。梁有點明白了，於是說：「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同學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梁笑著說：「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完向台下作了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身心俱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繫上課了？」陳寅恪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