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實施宵禁之外，政府現在還關掉了午夜到早晨的電力，反正城市本身也負擔不起讓發電機運轉一整夜。於是，伊斯坦布爾的夜晚變得一片漆黑，和那些特別熱衷於宗教、有廣闊墓地的偏遠小鎮一樣。恐怖的黑暗統治著夜晚，私宰場的屠夫殘暴地處決老馬，在這樣的環境里，這個城市以至於整個國家，人民的生活被硬生生地切成迥然相異的兩半。夜半時分，我會緩緩地從桌前繚繞的煙霧中起身——幾分鐘前我才以比得上耶拉才華的靈感和創意，完成了最新一篇專欄——走下陰暗的樓梯，離開「城市之心」公寓，踏上空無人跡的人行道，等待警車來載我前往國家調查局。調查局位於貝希克塔斯高地，看起來很像一座高牆環抱的碉堡。城市一片荒涼，但碉堡里卻生氣勃勃，熱鬧而明亮。

兇手逃逸。有一位市民主動向有關單位提供線索，他說，就在事件發生之前不久，他出門去阿拉丁的店裡買樂透彩券，瞥見一個陰森恐怖的人影，穿著一身奇裝異服，披著怪異的斗篷，像是從古裝劇里走出來的人（「看起來有點像征服者穆罕默德蘇丹」）。回家后他便滔滔不絕地向太太和小姨子講這件事，而那時他甚至還不知道發生了槍擊案。文章的最後，年輕的記者期盼這條最新的線索不會再度淪為玩忽職守和能力不足的犧牲品，就如同年輕女子隔天早晨被發現死在洋娃娃堆里。

似乎是在一個世紀前，某個炎熱的夏日，一群德國及土耳其的工程師，為了建造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黑達帕夏火車站，正把各種測量圖表攤在桌子上研究，這時，有一個稚嫩清秀的潛水員拿著一枚他找到的錢幣走上前來——他們派了幾個潛水員到附近的海床上搜查是否有珍貴物品。錢幣上是一個女人臉孔的浮雕，一張奇異而迷人的臉。潛水員問其中一個在黑傘下工作的土耳其工程師，有沒有辦法通過錢幣上的文字，解開這張臉孔的謎，因為他自己怎麼也猜不透。年輕的工程師感到震懾，不是因為錢幣上的文字，而是由於這位拜占庭皇后臉上的迷人神情，使他墜入無比的迷惘與敬畏，就連潛水員也出乎意料。皇后的臉上蘊含著某樣東西，不只像是工程師天天使用的阿拉伯和拉丁字母，更恍如他摯愛表妹的容顏，他日夜夢想著娶她為妻，然而當時的她卻即將嫁作他人婦。

在走過了黯黑無人的街道，看見了如夢留在鐵欄杆上給我的信號后，我會想起我們曾經徹夜長談的一個話題。那是結婚三年後的某個雪夜，像一對毫無忌諱的多年老友，我們的對話既沒有掉入如夢的漠然深井中，也沒有意識到彼此之間幽幽浮現的深邃沉默。在我的鼓動和如夢的想像力玩味之下，我們假想著當我們七十三歲時，每天會一起度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啊，帖斯威奇耶警察局旁邊的馬路封閉了。」司機回答卡利普的問題，「看來大概是他們又槍殺了誰。」

卡利普第一次夢見如夢與這個洋娃娃在一起，是在他把首批耶拉的新作送到《民族日報》編輯室的那天夜裡。把耶拉的文章遞交出去后，他聽了一會眾人的安慰和謀殺理論——這些人有朋友也有敵人，包括了老專欄作家涅撒提——最後走進耶拉的辦公室，開始讀過去五天來堆在桌上的報紙。報上充滿了無數引人落淚和過度褒揚的訃聞，以及土耳其當代歷史上類似的凶殺案件：這些文章傾向於把罪過推給亞美尼亞人、土耳其黑手黨（卡利普忍不住想用綠筆改成「貝尤魯幫派」）、共產黨員、香煙走私販、希臘人、基本教義派宗教分子、極右派、俄羅斯人、拿克胥教派。其中有一篇由一名年輕記者所寫的文章，探討兇手的「犯案手法」，引起了卡利普的注意。葬禮隔天刊登在《共和國報》上的這篇文章，簡短而明白，但卻運用了稍微誇張的敘述風格。其中的角色不是以姓名而是以身份來稱呼，並用首字母大寫標明出來。

夏天結束的時候，爆發了一場軍事政變。一群小心謹慎避開政治污池的愛國人士組織起一個新政府，宣布緝拿過去所有政治謀殺案的兇手。對此，記者們作出響應，在檢查制度的監督下，他們以委婉、謙恭的語氣指出甚至「耶拉·撒力克謀殺案」也有待釐清。其中一份報紙——基於某種原因，並不是刊登耶拉作品的《民族日報》，而是另一家——懸賞了一筆可觀的獎金，贈送給任何能夠提供破案情報的人。這筆錢足夠買一輛卡車，或一家小麵粉廠，或一家雜貨店，可以在往後的每個月為自己帶來一份穩定收入。在這筆獎金的推波助瀾下，「耶拉·撒力克謀殺案」之謎再度成為眾人的焦點。許多外省小鎮的軍事司令官也出動全力尋求破案，不願意錯過這個讓他們出名的最後機會。

公寓裏面有兩間狹小的卧室，各擺了一張床。外面則是一間靠馬路有採光的小客廳，正中央擺了一張餐桌，左右各有兩張安樂椅。桌子上散布著有關近來謀殺案的剪報、照片、電影和運動雜誌、像是《牛仔湯姆》和《得克薩斯》的最新一期等卡利普小時候看的兒童漫畫、偵探小說，和一疊疊紙張及報紙。看見一個銅製大煙灰缸里堆滿了開心果殼，卡利普心裏不再懷疑：如夢的確曾坐在這張桌子邊，待了好一陣子。

大約就在那期間，他們作出結論，兇手是一個被人告發的理髮師。他們給我看這個年約六十的瘦小男人，但我仍然認不出他來。從此以後，他們便停止召喚我參加碉堡里一場又一場瘋狂的生死盛宴、神秘與權力的嘉年華會。理髮師的故事讓報紙忙了整整一個星期，從頭到尾巨細無遺：他先是否認犯案，接著承認是他乾的，然後又否認，最後再度承認。原來，許多年前，耶拉在一篇名為「我必須做自己」的專欄中，首度提到了這個男人。在那篇文章以及後續的幾篇里，他寫這位理髮師曾經來到報社，問了他幾個問題，並說這將能解開攸關東方、我們本身以及我們存在的奧秘，然而專欄作家卻隨口用幾個笑話打發掉了。理髮師把這些笑話視為耶拉在大庭廣眾之下對他的誹謗，而看到它們三番兩次在專欄中被提起，更讓他憤恨難平。事隔二十年後，他竟看見最初的那篇專欄又以同樣的標題重新刊登，又再侮辱他一次，於是，在身邊某些人士的煽動下，理髮師決定狠狠報復專欄作家。至於煽動者的身份，不僅始終沒有查出來，甚至理髮師也一再否認有這些人存在，堅持稱自己的傑作是一項「個人恐怖行動」——借用警察局教他的說法。報紙上刊登出此人被打腫的疲倦面孔，已磨去了任何的意義和文字，過沒多久，他就受審並判刑，接著，一天凌晨，當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只有凄慘的野狗無視戒嚴宵禁而四處遊盪時，他被吊刑處死，展現出當局的效率，以迅捷的執法來彰顯迅捷的正義。

趁著警官檢查他的身份證時，卡利普研究了一會兒覆蓋在耶拉屍體上的報紙。從遠處看得比較清楚，擺放假人的櫥窗里散發出來的光線，在報紙上灑落一抹粉紅色的光暈。他心想，警官，死者以前相當重視微小細節。對，我就是照片中的人，那是我的臉。好吧，拿回去。謝謝。我該走了。你知道，我太太正好在家裡等我。看起來大概沒什麼事吧。

他在街上走了很久。從尼尚塔石通往西西里區的幾條街，是他和如夢小時候興高采烈沖向城市電影院的路徑，此刻，一旁的人行道上除了野狗翻撿垃圾筒外，完全是靜悄悄的。關於這些狗，你寫過多少故事？而我到頭來又將會寫下多少？似乎走了好久好久之後，他沿著清真寺後方的小路繞過了帖斯威奇耶廣場，接著，如他所料，他的雙腳帶領他來htｔps://reaｄ.９9csw.com到四十五分鐘前耶拉陳屍的街角。但那兒沒有半個人。屍體、警車、記者和群眾全不見了。透過從裁縫車展示櫥窗反射出來的霓虹燈光，卡利普看不出人行道上有任何耶拉陳屍過的痕迹。原本覆蓋屍體的報紙，想必被細心地收拾乾淨了。車站前的一個警察，依舊手持機關槍巡邏。阿拉丁的店裡，燈依舊亮著。

隔天，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舉行的葬禮上，卡利普找到機會和總編輯談了一會兒。他解釋說耶拉其實還有好幾箱尚未發表的作品，儘管上星期他只交了幾篇新專欄，但事實上他的寫作一直沒有間斷。他把下層抽屜里的幾篇專欄草稿重新潤飾了一番，又好玩地寫了幾篇他從未碰過的新題材。總編輯說，他當然願意在耶拉的老版面上刊登這些文章。於是，卡利普的文學之路就這麼鋪好了，往後幾年，他將在耶拉的空間里繼續下去。群眾出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走向尼尚塔石廣場，靈車正停在那裡。半路上，卡利普看到阿拉丁心不在焉地站在店門口旁觀。他手裡拿著一個洋娃娃，正準備用報紙包起來。

穿著睡衣，他坐在滿是紙張和剪報的書桌前，抽著煙，抽了很久很久。然而當門鈴響起時，他卻覺得自己前一個小時好像都在抽同一根煙。是佳美兒。她手裡拿著鑰匙站在原地，見鬼似的瞪著卡利普。一會兒后，她終於跨步進房，蹣跚地走向電話旁的安樂椅，才剛坐下來，她就放聲痛哭。大家都以為卡利普也死了。這幾天來大家擔心他們擔心得要命。她一看到早報的消息，就馬上跑到荷蕾姑姑家去。半路上她看見阿拉丁商店的門口圍了一群人，這時她才知道，稍早前的清晨，在店裡面找到了如夢的屍體。似乎是阿拉丁早上開店的時候，發現如夢的屍體躺在洋娃娃中間，彷彿在熟睡。

佳美兒幾乎是一路從阿拉丁商店跑到荷蕾姑姑家。屋裡面每個人都在哭，大家都以為卡利普也死了。佳美兒最後終於泄露了耶拉的秘密：她告訴他們，耶拉這些年來一直躲藏在「城市之心」的頂樓公寓里，如夢和卡利普上個星期也待在那裡。這再度讓大家以為卡利普也和如夢一樣死了。稍晚，當佳美兒回到「城市之心」公寓時，以斯梅告訴她：「上樓去看一看！」她拿著鑰匙來到樓上，一股奇異的恐懼襲來，使她遲遲不敢開門，但隨之而起的是一種或許卡利普還活著的預感。她穿著一件卡利普常看到她穿的開心果綠的裙子，系著一條臟圍裙。一會兒，當卡利普來到荷蕾姑姑家時，他看見荷蕾姑姑穿著一件連衣群，布料的底色是同樣的開心果綠，上頭紫色的花朵綻放。這純粹是巧合，還是暗示著整個世界就如記憶花園一般，神秘而魔幻？卡利普告訴母親、父親、梅里伯伯、蘇珊伯母以及在場每一個含淚傾聽的親友，告訴他們他和如夢五天前就從伊茲密爾回來了，然後花了大半的時間在「城市之心」公寓里陪耶拉，有時候甚至在那兒過夜——耶拉好幾年前買下了頂樓的公寓，但始終不讓別人知道。他之所以躲起來，是因為有人恐嚇他。

著名專欄作家和他的妹妹，星期五晚上七點離開專欄作家的公寓，前往皇宮戲院。電影的片名叫做「回家」，於九點二十五分散場。專欄作家和妹妹——嫁給一位年輕律師（這是卡利普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自己被提起，就算只是附加說明）——也在散場后的人群中。過去十天來已成為伊斯坦布爾日常規律的風雪儘管平息了，但天氣依然很冷。他們穿越總督路，從安洛克走到帖斯威奇耶大道。晚上九點三十五分，就在他們來到警察局正對面時，死亡尾隨而至。兇手用的是一把配給退休軍人的克勒克卡萊制手槍，極有可能原本瞄準名專欄作家，但意外地擊倒了兩人。或許是扳機卡住了，他所發射的五顆子彈有三顆擊中了專欄作家，一顆打到妹妹，另一顆則射進了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牆壁。由於有一顆子彈命中心臟，專欄作家當場死亡，另一顆子彈擊碎了他放在外套左邊口袋裡的筆——所有的記者都針對這件巧合而大肆渲染——這也是為什麼專欄作家的白襯衫上沾染的綠色墨水比鮮血還多。左肺嚴重受創的妹妹，從槍殺現場掙扎著走到對街的雜貨店，無視位於相同距離的警察局。寫這篇文章的記者，好像自以為是一個握有關鍵錄像帶的偵探，一再重複播放同一段影片，一再描述妹妹是怎麼樣蹣跚走進阿拉丁的雜貨店，而店主人又是如何沒有看到她走進來，因為當時他躲在一棵高大的栗子樹榦後面，被擋住了視線。妹妹跨進店裡，拖著緩慢的腳步，最後癱倒在角落的一堆洋娃娃中。文章寫到這裏，卡利普開始覺得好像在描述閃光燈下的芭蕾舞劇。但接下來，影片猛然向前快轉，變得荒謬無比：店主人原本正忙著在打烊時間拿下他掛在栗子樹榦上的報刊雜誌，聽見槍響，嚇得躲到樹后，沒有注意到妹妹走進店裡，手忙腳亂地拉下鐵卷門逃離現場跑回家去。

「是的，是的，我是我自己！」講完了王子的故事之後，卡利普心裏想，「沒錯，我就是我！」既然已經說出了這個故事，他更加深信他有能力做自己，也很高興終於辦到了，現在他只想沖回「城市之心」公寓，趕到耶拉的書桌前坐下，著手寫作全新的專欄。

後來，有一個勤奮的警官透露說他終於解開了密碼，他一本正經地解釋道，用《吻》這篇文章的每一段第一個字母所組成的離合詩，就是解謎的關鍵。聽完后我很想說：「我早知道了。」不久，他們意味深長地拿給我霍梅尼描述自己一生奮鬥的著作《發現神秘》，以及當他流亡布爾薩期間，在幽暗的城市巷道里被人拍攝到的照片。他們究竟想暗示些什麼，其實我早已心知肚明，我忍不住想說：「我知道。」有時候，他們笑談說其實是耶拉找人來殺自己，目的是為了「建立」某種失落的秘密，或者，依他們的說法，因為「他腦袋短路」，記憶錯亂。有時候，我會在面前的照片中看到一張臉，酷似從耶拉的榆木櫥櫃深處找出的照片里那群迷惘、呆板、抑鬱的人。每當這種時候，我總想衝口而出：「我不是早知道了嗎！」我想告訴他們，我知道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逐漸乾涸的時候，他聲聲呼喚的摯愛是誰；在那篇關於吻的文章里，他捏造出來的虛幻妻子是誰；在半夢半醒之間，他所遇見的英雄又是誰。我很想說：「我知道」，儘管我對他們的言論存疑，譬如，他們曾樂不可支地回憶起耶拉專欄里一個賣黃牛票的傢伙，瘋狂地愛上了電影售票亭里的一個希臘女孩，他們說他其實是他們局裡的一個便衣警察；或者，當我認真地盯著又一張照片，然後說我不認得這張臉時——除了因為被折磨、毆打得不成人樣，使它喪失了所有的秘密與意義，也因為隔著一塊神奇的雙面鏡，被我們觀看卻看不見我們，而滿臉不自在——他們便會委婉地向我解釋，耶拉所說的什麼臉和地圖上的東西，事實上只是一個老掉牙的詐騙花招，運用低劣的技巧取悅讀者，誘拐他們以為他會傳遞給他們一個彼此共有的秘密、一個信物、一個符號。

儘管阿拉丁的店裡燈亮了一整夜，然而在附近調查的警察或圍觀的群眾卻沒有半個人想到要進去看看，沒有半個人知道一位年輕女子正在裡頭痛苦死去。同樣的情形，相關單位也感到不解，槍擊案發生時，站在對面人行道上巡邏的警察竟沒注意到現場有兩個人，更別提會主動搜尋了。

盛開在記憶花九_九_藏_書園中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回憶和童話，讓如夢和耶拉覺得必須避開卡利普？是因為卡利普不會說故事？是因為他沒他們好玩有趣？是因為有些故事他根本聽不懂？是因為他對耶拉的過度仰慕掃了他們的興？是因為他們想逃離他身上有如傳染病的頑固憂鬱？

他們拿出許多大頭照，都是一些睡眠不足的年輕男子，一頭亂髮，神情恍惚，深深的黑眼圈掛在臉上。有些人的眼睛讓人聯想到挑水夫的黑眼珠兒子，以前當他和他爸爸一起來梅里伯伯的公寓替水箱加水時，他總會用照相機般的眼睛凝視公寓里的所有傢具，把一切印入腦海。有些人則很像那些滿臉痘子、弔兒郎當的年輕人，趁著電影中場休息五分鐘的時間跑來找如夢，自稱是「朋友的朋友的弟弟」，完全不理會跟她一起看電影的堂哥是否在旁邊，或是如夢正津津有味地品嘗著潘吉冰淇淋。另外有一些人，像是和我們同齡的店員，透過男性服飾店半掩的門，睡眼惺忪地望著著返家的小學生。還有一些人——這是最可怕的一種——他們不像任何人，絲毫不會讓人聯想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情。這些空洞的臉孔，襯著警察部門那沒有粉刷、污穢、黏了不知道什麼髒東西的牆壁，看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常常我從記憶的迷霧中，隱約辨認出一個朦朧的陰影，不完全清晰但也不完全模糊。而每當我遇到這種躊躇難行的時刻，站在一旁的冷酷探員就會鼓勵我，向我透露一些暗示性的數據，提示大頭照中那張鬼魅臉龐的身份：這個小鬼頭，多虧密報，被我們在席瓦斯的一家右翼咖啡店裡給逮到，身上背了四件凶殺案；這個連鬍子都還沒長齊的小鬼，在一份擁護恩維爾·霍查的刊物中發表一段長篇大論，認定耶拉為實體標靶；這個外套上掉了紐扣的傢伙，目前正從馬拉蒂亞被押送到伊斯坦布爾，他是一個老師，但卻不斷灌輸他九歲大的學生們，耶拉該當被砍死，因為他在十五年前一篇討論魯米的文章中，褻瀆了一位偉大的宗教人物；這個怯懦的中年男子，看起來像個平凡的居家男人，其實是個酒鬼，在貝尤魯一家酒館里高談闊論什麼要消滅我們土地上所有的害蟲，結果正巧隔壁桌的市民，滿腦子都是報紙的懸賞獎金，便靈機一動向貝尤魯分局舉報他，聲稱這傢伙在列舉害蟲的名單時也提到了耶拉的名字。卡利普先生認不認識這個宿醉的酒鬼，這些遊手好閒整天做白日夢的混混，這些瘋言瘋語的怪人，這些沒用的廢物？卡利普先生這幾年來，有沒有看過耶拉跟剛才一張張拿給他看過的照片中哪個恍惚或罪惡的面孔在一起？

梅里伯伯陷入沉默，彷彿這一切他再明白不過。接著他哭了。他點起一根煙。一陣輕微的氣喘發作。他說耶拉一直就是這麼固執。他之所以個性會變得這麼死硬，是為了報復整個家族把他踢出「城市之心」公寓，報復他父親再婚時母親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他父親其實很愛他，至少絕不亞於如夢。如今他一個孩子也沒有了。啊，不，卡利普現在是他惟一的兒子了。

卡利普注意到，如夢把一個塑料酸奶碗放到暖氣的閥門下方，就像她在家裡時那樣。

有一段時間，我全心全意投入法律工作和案件處理。又有一段時間，我讓一切順其自然，拜訪老朋友，與新認識的人上餐館或酒吧。有時候我注意到伊斯坦布爾上空的雲朵，染上了一抹奇異的黃色或灰色；有時候我則努力說服自己，城市上方的天空仍是往日的景象。午夜過後，在輕鬆地解決掉當周的兩三篇文章后——就如同多產時期的耶拉——我會從書桌前起身，坐在電話旁的椅子上，雙腿擱在腳凳上，等待周圍的事物逐漸幻化成為另一個世界的事物，另一個宇宙的符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察覺到自己記憶深處有某件往事如影子一般顫動，影子飄過來，穿過記憶花園的一道門，通向另一座花園，然後繼續穿過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門，透過這熟悉的過程，我感覺我的自我開了又關，我變成了另一個人，可以愉快地與那個影子相處；而此時，當我即將開始用另一個人的聲音說話時，我及時拉住了自己。

也許他們早已曉得我知道什麼或不知道什麼，但由於他們希望儘快了結這件事，所以他們想要徹底抹去耶拉的失落、黑暗之謎，那個我們還來不及發現，就已被我們生活中的灰暗瑣屑所掩蓋的秘密。他們必須趁著懷疑還沒有在我心中——甚至所有報紙讀者和全國人民心中——開花結果之前，就先摘掉它的嫩芽。

偶爾，一個受夠了的冷酷情報員，或是一個我初次見到的將軍，或一個我幾個月前認識的瘦削檢察官，會描述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就像一個不具說服力的偵探，如魔術師般輕而易舉地揭開所有線索和細節的隱藏含義，解釋給推理小說的讀者聽。在仿若如夢的推理小說結尾的場景中，其他在場官員專心聆聽，並在面前印著「國家供應局」的紙張上做筆記，好像他們是一群正在為校內辯論比賽評分的老師，耐心而驕傲地聽自己得意門生的珠璣箴言：兇手是某個意圖「顛覆」我們社會的外國勢力所派來的打手；意識到自己的秘密被眾人嗤之以鼻的拜塔胥和拿克胥教派，以及一些運用離合詩的古典詩詞作家，和一些當代的吟遊詩人——全都自認是胡儒非信徒——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被外國勢力擺布，成為陰謀的推手，把我們的社會帶入無政府甚至是末世的狀態。不，這件謀殺案跟政治毫無牽連。要得出這個結論，一個人只要稍微回想，遇害的記者過去所寫的全是他個人的隱晦執迷，一堆非關政治的胡言亂語，不僅筆調老式而過時，文字風格更是過於冗長而難以閱讀。兇手必然是貝尤魯的幫派大哥，因為耶拉把他的傳奇寫得過於誇張不實，幫派大哥自覺受到了嘲諷，心生怒火，因而親自或雇請一個槍手把他幹掉。那些夜晚，不時會有為了出風頭而自首的大學生，被施以嚴刑而打消了承認犯案的念頭，也不時有無辜的民眾在清真寺被捕，被嚴刑拷打要他們吐出真相。在那段日子的某一夜，來了一位滿口假牙的奧斯曼古典文學教授——他和調查局局長小時候一起在伊斯坦布爾的舊街道與後院里度過，街道與後院上方是一個個格子構造的陽台——他先簡短地發表一段關於胡儒非教派及古代文字遊戲藝術的介紹，不僅內容枯燥，還不時被笑話打斷。接著，我勉強把故事又講一遍給他聽，聽完之後，他擺出一副吉普賽算命師的神態，解釋說：「這些事件可以輕而易舉地被置入謝伊·加里波《美與愛》一書的架構中。」不過，這位指出了兩百年前詩歌問題的教授從文學角度針對耶拉一案所提出的解答，卻沒有得到重視，因為與此同時，碉堡里有一個兩人組成的小組，正忙著檢查眾多消息靈通人士的信件，這些信全都是在懸賞獎金的熱潮下，一窩蜂湧向報社和有關當局的。

走進想必是耶拉的房間里，迎面而來的是一盒盒的記憶：名叫「助憶寧」的補腦葯、血管擴張劑、阿司匹林及火柴盒。而如夢房裡的景象則讓他意識到，他的妻子離家時並沒有隨身帶走多少東西：一些化妝品、她的拖鞋、沒有掛上鑰匙的幸運鑰匙圈，以及背面是鏡子的梳子。卡利普望著這空空蕩蕩的房間里，擺在床邊的那張曲木椅子上的這些物件，良久良久，有一剎那甚至恍神產生幻覺，覺得自己捕捉到了這些物品向他展示的第二層意義，掌握了隱藏在這個世界背後的、受到壓抑的秘密。「他們來這裏講故事給彼此聽。」回到客廳時他心想。梅里伯伯還因為剛才爬樓梯而氣喘吁吁的。從紙張擺在桌上的樣子判斷，如九-九-藏-書夢當時正在記錄耶拉口述的故事，而耶拉顯然是坐在梅里伯伯此刻坐的左邊椅子上，如夢則坐在對面現在空著的椅子上，聽他說話。卡利普把耶拉的故事收進口袋裡，以後寫《民族日報》的文章會用得上。然後，針對梅里伯伯有權知道的答案，他態度溫和地提出了解釋：

我的文字風格大概已經向你透露，此刻又是我，那個敘述一切經過的人。當栗子樹再次吐露新芽的那段日子，我從一個憂鬱的人逐漸轉變成為憤怒的人。外省記者把各種小道消息傳到了伊斯坦布爾，宣稱「調查行動正在暗中進行」，然而對此，那個憤怒的我並沒有太過留意。這星期他讀到兇手已在山區小鎮落網，但上個星期他卻聽說，一輛滿載足球選手和球迷的公交車在那個小鎮外墜落峽谷，而兇手就在這場意外事故里。隔一周后，卻發現嫌犯在一個海邊城鎮被捕，當時他正翹首遠望鄰國的天際線，那兒的人付給他一大筆錢犯下此案。由於這些報道不僅給平時根本不敢想像要做告密者的民眾莫大的鼓勵，也激起許許多多的軍事司令官採取積極行動，與其他功成名就的同事展開競爭，因此，當夏天來臨時，到處都有宣稱「兇手已經落網」的新聞。就在這段時間，保安警官開始三更半夜把我叫出來，帶到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的總部，目的是想得到更多「信息」以及一個「肯定的指認」。

為了避免在沒有設防的情況下憶起如夢，我大致把生活維持在某種不是太嚴格的掌控之中，小心翼翼地避開隨時隨地都可能意外降臨的悲傷。每周三四次，當我在荷蕾姑姑家吃晚飯時，我會幫瓦西夫喂他的日本金魚，但我從來不再坐在床沿陪他一起看他拿出來的剪報。（儘管如此，我卻還是在那堆報紙中瞥見了愛德華·羅賓遜的照片，印在耶拉的專欄上方，然後發現兩人之間有一種家族的共通點——他們更像是遠親。）每當時間已晚，我父親或是蘇珊伯母總會建議我早點回家，彷彿生病的如夢正躺在床上等我，這時我會告訴他們：「說得對，我最好在宵禁前回去。」

耶拉長期以來一直為一種嚴重的記憶喪失症所苦，這個疾病是著名的英國醫生科瑞基發現的，但他始終找不出治療的方法。為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生病，耶拉躲進這些公寓里，但時不時會尋求如夢和卡利普的協助。為了幫他，有時候如夢或卡利普會來這裏過夜，聽耶拉的故事，甚至偶爾替他抄寫下來，以幫助他喚醒回憶，重組過去。外頭開始下雪之後，耶拉更是不眠不休地把他無窮無盡的故事向他們傾吐。

傍晚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置身於瓦西夫安靜的房間里。或許因為這是屋裡惟一沒有哭泣聲的房間，所以他依然能在這裏看到往日痕迹，不曾受到任何侵擾，訴說著如今只屬於過去的一個幸福家庭：因為「近親結婚」而畸形的日本金魚，在魚缸里悠遊。荷蕾姑姑的貓咪「煤炭」，趴在地毯邊緣伸懶腰，一邊心不在焉地打量著瓦西夫。坐在床角的瓦西夫正在檢視手裡的一疊紙張。那是悼念的電報，來自各地幾千幾百個人，上自總理，下至最卑微的讀者。卡利普望著瓦西夫的臉上流露出訝異而嬉鬧的神情，以前，當他擠在卡利普和如夢中間，坐在同樣的床角，一起翻看舊剪報時，他也是這副表情。房間里光線昏暗，一如從前他們每次待在這裏，等待奶奶——後來是荷蕾姑姑——為他們準備晚餐的時候。低瓦數的燈泡散發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光芒，恰如其分地融入退色的舊傢具和舊壁紙中，讓卡利普聯想起他與如夢共度的生命低潮，悲傷如同不治之症在他全身上下蔓延。那些痛苦與憂愁如今已成為美好的回憶。卡利普請瓦西夫從床角起身。他關上燈，然後連衣服都沒脫，就往床上一躺，像一個打算哭到睡著的孩子。他整整睡了十二個小時。

讀者啊，親愛的讀者，讀到本書這裏，請容許在我在把這些字句交給印刷工人之前，至少介入這麼一次，我畢竟在前面是那麼小心翼翼地試圖把敘述者和主角區別開來，並且把報紙的專欄和描述情節的篇章劃分清楚——花費了好一番工夫，你或許早已察覺到了——雖然效果不盡理想。有些書中的某幾頁文字，之所以會深深烙印在我們心底，讓我們一輩子難以忘懷，並不是因為作者的技巧精湛，而是由於「故事似乎有生命」、「自己寫出了自己的故事」。留在我們腦海中、內心深處或任何地方的這些篇章，對我們的意義並非某位藝術大師的驚世創作，而是溫柔、感人、憂傷的片段，許多年後我們會依然牢記，就如同我們自己生命中的高低起伏，或甚至是更超然的感動。所以，這麼說吧，倘若我是個一流的文人，而非只是現在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專欄作家，我將能信心十足地預測，在我這部名為《如夢與卡利普》的作品中，這兒將會是令我敏感而聰慧的讀者永難忘懷的一頁。但我並沒有多少把握；畢竟我是個實在的人，知道自己擁有多少才華，作品又有多少分量。因此，我想還是讓讀者你獨自體會這一頁。最好的方法或許是，乾脆讓我建議印刷廠把後面幾頁用油墨全部塗黑。如此一來，你或許能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創造出我的文字無法忠實傳達的故事。如此一來，當我接續這裏被打斷的故事，敘述那場正在降臨的黑色之夢時，我或許能描繪出它的墨黑色澤。我只是想提醒你，當我告訴你接下來的種種時，我的心裏一片寧靜，像個夢遊者。所以，請你，把接下來的篇章，黑色的篇章，就看作是一個夢遊者的日記吧。

經過「城市之心」公寓時他一步也沒有停，飛快地穿越尼尚塔石廣場，才剛轉進他自己的街道時，突然間，有史以來頭一遭，一隻土色的雜種野狗竟向他咆哮起來，彷彿斥責他似的狂吠。這暗示什麼？他轉走對街的人行道。客廳的燈是亮著的嗎？在電梯里他心想，我怎麼可能會忘了？

二月初的一個晴朗早晨，卡利普的父親告訴他，梅里伯伯收到了西西里地政事務所寄來的回復，資料證明耶拉在尼尚塔石的某條後巷里還擁有另一間公寓。

梅里伯伯和卡利普帶著一個鎖匠來到公寓。它位於尼尚塔石其中一條舊巷子里，是那種老舊的三四層樓建築的頂樓。建築物的外牆已被煤煙熏黑，油漆如同沒有葯醫的皮膚病般不斷剝落，前方的馬路由長石板鋪成，人行道上坑坑洞洞。每當走在這樣的街道上時，卡利普總忍不住懷疑，為什麼有錢人竟想住在如此惡劣的環境？或者反過來，為什麼住在如此惡劣環境的人竟然算是有錢人？門上沒有標示屋主姓名，鎖匠沒有費多少功夫，輕輕鬆鬆便打開了老舊的門鎖。

仲夏，當印著魯米肖像的五千里拉紙鈔開始發行時，我在報紙上讀到一篇訃聞，一位名叫法蒂赫·穆罕默德·烏申緒的退休上校過世了。那一陣子，炎熱的七月夜晚，深夜訪談任務的次數直線上升，而放在我面前的大頭照也以倍數增加。比起耶拉的小小照片收藏，在這裏我看到了更悲傷、哀怨、嚇人、不可思議的臉：腳踏車修理工、考古系學生、紡織機操作員、加油站服務員、雜貨店進貨員、葉西坎電影公司臨時演員、咖啡店老闆、宗教論文作者、公交車收票員、停車場服務生、夜總會保鏢、年輕會計師、百科全書推銷員……他們全都受過嚴刑拷問，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鞭打；他們全都望著鏡頭，帶著一副「我不在這裏」，或是「反正其實我是另一個人」的表情，掩蓋他們臉上的恐懼和憂傷。他們似乎想藉此忘掉那沉澱在他們記憶深處的失落秘密——然而由於他們已忘記了它的存在，所以他們也ｒｅad•９９csｗ.ｃｏm從不曾想起它——把那神秘的知識拋入無底深井中，永不復返。

那天夜裡，卡利普夢見了如夢，置身於阿拉丁商店的洋娃娃堆之中。她沒有死，而是在黑暗中與洋娃娃一齊輕柔地呼吸，眨眼，等待著卡利普。然而卡利普遲到了，他無論如何就是到不了那兒。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站在「城市之心」公寓里，望著窗外，透過淚水，看著燈光從阿拉丁商店的窗戶流瀉出來，映在積雪的人行道上。

下午稍晚，面對著國家調查局的探員以及搜集證詞的檢察官，卡利普把同樣的故事又講了一遍，他提到電話中的聲音，並且詳盡地說明了一番。但他沒有辦法讓面前的兩個人——坐在那裡，帶著一副無所不知的神態，聽他說話——信服自己的故事。他感到無助，就好像一個甩不掉腦中的幻想、可又無法說服別人相信的人。他心中是一片漫長而深沉的寂靜。

如今，關於如夢的一切，我所擁有的只有這篇文字，這一張張晦暗、黑色、漆黑如墨的書頁。有時候當我想起書裏面其中一則故事時，比如說劊子手的故事，或者某個下雪的冬夜我們第一次聽到耶拉說的「如夢和卡利普」的故事，而我最後總會聯想到別的故事，關於一個人要做自己的惟一方法，若不是變成另一個人，就是要進入別人的故事。而我試圖放進這本黑色之書中的故事，又讓我聯想起第三或第四則故事，就好像我們那不斷延伸、向前開啟的愛情故事和記憶花園。那迷失在伊斯坦布爾街頭而逐漸變成另一個人的情郎，或是那想找回自己臉上失落的秘密與意義的男人，回想起他們的故事總叫我激動不已，促使我以越發濃烈的熱情全心擁抱這份新工作，也就是重述那些很舊很舊、古老塵封的故事，以至於此刻我來到了我書本的結局。最後，卡利普匆匆忙忙趕在報紙截稿前，寫出最後一篇耶拉的故事，雖然坦白來說，它們的確不再是報紙上最熱門的東西了。黎明破曉前，他從書桌前起身，看著城市在黑暗中沉睡，心痛地想念著如夢。我從書桌前起身，注視著城市的黑暗，想念著如夢。我們對著伊斯坦布爾的黑暗，想念著如夢。然後，在夜半時分，一股悲傷向我們襲來，半夢半醒中一股戰慄攫住了我，我以為自己在藍格子棉被上又遇見了如夢的蹤跡。畢竟，沒有什麼比生命更讓人驚奇。除了書寫。除了書寫。是的，當然了，除了書寫，那是惟一的慰藉。

我依然偶爾會撞見她的物品，有時藏在耶拉的一隻舊箱子里，有時夾在我辦公室的東西里，或是在某個房間，或是在荷蕾姑姑家，由於我之前莫名的忽略，以至於尚未被處理掉。一顆紫色的扣子，來自我初次見到她時她身上穿的印花洋裝；一副所謂「摩登」的尖角鏡架，那種1960年代歐洲雜誌里開始出現在精明幹練的女人臉上的鏡架，如夢試著戴了半年後就把它丟在一旁；黑色的小髮夾，她總是用嘴咬著一根，兩隻手把另一根固定在頭髮上；一個尾狀的蓋子，是她拿來收藏針線的一個空木鴨的蓋子，丟了好多年，始終令她耿耿於懷；文學課的家庭作業，被混入了梅里伯伯的法律文件中，作業的題目是討論卡夫山上的神秘怪鳥「駿鷹」，回答則是原封不動從百科全書上照抄下來；幾縷她的髮絲，黏在蘇珊伯母的梳子上；一張替我列的購物清單（煙熏鰹魚、一本《銀幕》雜誌、打火機加的丁烷、寶妮榛果巧克力）；一張樹的圖畫，是在爺爺的協助下畫出來的；字母書里的那匹馬；綠色襪子的其中一隻，十九年前我曾看見她穿著這雙襪子，騎著一輛租來的腳踏車。

他在飯店外面攔了輛計程車，坐在車子里，司機開始講他的一個故事。由於卡利普明白，一個人只有通過說故事才能做自己，因此他耐著性子聽司機的敘述。

醒來的時候，他以為是星期六早晨，但其實已經是中午了。今天不用上班或開庭。他連拖鞋也沒穿，就跑到門邊去拿已經塞進門縫的《民族日報》：耶拉·撒力克遇害身亡。頭條大剌剌地橫跨刊頭上方。他們註銷了一張屍體用報紙蓋上前的照片。他們給了他一整個版面，並引述了總理與其他官員乃至社會名人的話。他們把卡利普所寫的標題為「回家」的文章特別框起來，註明為「最後一篇專欄」，並放上一張耶拉的近照，照片拍得不錯。根據異議人士的說法，槍擊的動機是為了民主、言論自由、和平云云，都是那些人一有機會就喜歡提起的好理由。針對行兇者的搜捕行動已經展開。

可以清楚地看見，像棉被一樣覆蓋著身體的報紙上方，他的頭枕著骯髒、泥濘的人行道。張開的眼睛如做夢般迷濛，臉上的表情彷彿在別處神遊，安詳寧靜，像是在觀星，或是休息做夢。如夢在哪兒？卡利普滿腦子只覺得這是一場遊戲、一個玩笑，但接著又被滿心的懊悔所取代。看不到任何血跡。他究竟是如何在尚未看見屍體之前，就已明白那是耶拉？他很想說：你們知道嗎，我並不曉得原來我知道一切。在耶拉的心底、我的心底、我們的心底，都有一口井。乾燥的通風井。一枚紐扣，紫色的紐扣。錢幣、汽水瓶蓋、從櫥櫃後面挖出來的紐扣。我們正在觀星，枝葉間的點點繁星。屍體似乎在要求人們把他蓋好免得著涼。把他蓋好，卡利普心想，這樣他才不會著涼。卡利普覺得有點冷。「我是我自己！」他注意到全版攤開的幾張報紙是《民族日報》和《土古曼日報》，浸染了地上油污彩虹般的色澤。他們過去每天在這份報紙上搜尋耶拉的專欄：別著涼了。外頭冷。

當我們七十三歲時，冬季的某一天我們會一起去貝尤魯。我們會用存下來的錢買禮物送給對方：一件毛衣或一雙手套。我們會穿著又重又舊的大衣，上面沾染了我們的氣味。我們會心不在焉地瀏覽陳列櫥窗，也沒有特別要找什麼，只是彼此邊看邊聊。我們會氣沖沖地咒罵，抱怨那些變來變去的事物，絮絮叨叨地說從前的衣服啊，展示櫥窗啊，人啊，都比現在要好得太多。當我們瑣碎地念個不停的同時，我們會意識到我們之所以有這種行為，是因為我們太老了，對未來沒有多少期待，然而儘管如此，我們並不打算改變，仍會繼續我行我素下去。我們會去買個幾磅的糖漬栗子，並確認他們是否秤得正確、包裝適宜。然後在貝尤魯後巷的某處，我們意外發現了一家從沒見過的舊書店，驚訝歡喜之餘，我們慶賀彼此的好運。店裡面，將能找到一些價格合理、如夢從沒讀過或不記得讀過的懸疑小說。當我們四處探頭尋找小說時，一隻在書堆里出沒的老貓會朝我們低吼，而敏感的女店員則會對我們微微一笑。我們會到一家布丁店坐一會兒，很高興買到一袋袋便宜的書，足以滿足如夢至少往後幾個月的懸疑閱讀胃口。喝茶的時候，我們起了小小的爭執。我們之所以吵架是因為我們已經七十三歲了，而就如所有的人一樣，我們很清楚自己七十三年的生命全是徒然。回家之後我們馬上打開大包小包，我們會毫不害羞地脫下衣服，然後用我們蒼白、鬆弛的年老身軀盡情做|愛，同時享用那一大包糖漬栗子配上黏稠的糖漿。我們疲憊而衰老的身體，如今是蒼白的顏色，看起來就像是六十六年前我們初次相遇時，兩人稚嫩肌膚的那種半透明奶油色。講到這裏，想像力始終比我生動鮮明的如夢會插嘴說，我們將會在瘋狂的纏綿中途停下來，抽一支煙，大喘一口氣。提起這個話題的人是我，因為我直覺相信，等我們到了七十三歲，當如夢不再有條件盼望另一種生活的時候，她終將會愛我。相反，伊斯坦布爾，一如我的讀者所知，將繼續生活在悲慘之中。read.99csw.com

在我溫柔、恭敬、謹慎地把這些物品放進尼尚塔石公寓大樓前的垃圾筒，然後轉身跑走之前，我會先把它們揣在我邋遢的口袋裡，隨身攜帶個幾天，有時候一個星期，甚至——唉，好吧——好幾個月。即使在痛苦地割捨它們之後，我仍不免幻想，也許有一天，這些悲傷的物品將會伴隨著往事回到我身旁，就好像從公寓大樓的幽暗天井裡再度現身的物品。

事件發生在九點半到十點之間。歹徒身份不明。受害者被射殺后當場死亡。是的，他是一位知名專欄作家。沒有，他身旁沒有別人。不了，謝謝，我不抽煙。是啊，警察工作真不是人乾的。沒有，死者當時沒有和任何人在一起，我非常確定。先生為什麼這麼問呢？先生是從事哪一行的？這麼晚了先生在這裏做什麼？能不能麻煩先生出示一下身份證明？

來往的車輛全停了。樹葉一動不動。沒有風。小小的空地似乎如劇場舞台般架設起人造的燈光和音效。櫥窗里，佇立在歌星牌裁縫車之間的假人彷彿隨時會活過來，加入人群當中。「是的，我也是我自己！」卡利普很想這麼說。這時，大批的警察和圍觀的群眾之中，忽然爆開一道銀藍色的相機閃光燈光芒，卡利普這才逐漸意識到一件事——彷彿記起了夢中的某個剎那，或是找到了一把丟失二十年的鑰匙，或是認出一張不想見到的面孔。離歌星牌裁縫車櫥窗幾步之外的人行道上，有一塊泛著粉紅色的白斑。一個孤零零的身形——他知道那是耶拉。除了頭部之外，全身都覆蓋在報紙下。如夢在哪兒？卡利普靠近了些。

眼淚。沉默。陌生環境里的內部聲響。卡利普很想告訴梅里伯伯，走吧，去街角的店裡買瓶茴香酒，然後回家。但相反，他卻問了自己一個他永遠不會再去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有些讀者只想放在自己心底，那麼最好跳過（這一段）：

卡利普下車步行，穿過又短又窄的小巷從安洛克路走向帖斯威奇耶大道。兩路交接處，停在那兒的警車閃爍著藍燈，映照在潮濕的柏油路面上，散發出一抹慘淡、哀愁的霓虹色澤。阿拉丁的店裡還亮著燈，但店門口的一塊小空地卻籠罩在一片死寂中，如此地無聲無息，卡利普這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未來也只有在夢裡才會再遇到。

我會避開阿拉丁商店的那條路，那條我和如夢常走的路，而繞道穿過暗巷，朝我們家和「城市之心」公寓的方向走去，接著再改變路線，避開耶拉和如夢離開皇宮戲院后所走的街道，最後我發現自己置身於伊斯坦布爾的陰暗巷弄里，沿途是陌生的牆壁、路燈、文字、清真寺庭院、面目猙獰的建築，以及窗帘緊閉有如瞎眼的窗戶。經過這些黑暗死寂的符號讓我徹底變了一個人，以至當我在宵禁開始前一刻終於抵達「城市之心」公寓前的人行道時，看見依然綁在頂樓陽台鐵欄杆上的破布，竟不假思索地把它當成如夢正在家裡等我的暗示。

他聽見警車的無線電里傳來金屬般的刺耳人聲，呼叫巡警。長官，如夢在哪兒，她在哪裡，哪裡？街角的紅綠燈茫然閃爍：綠，紅，然後又綠，紅。然後再一次映在糕餅店女廁所的窗戶上：綠，紅。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耶拉這麼說。阿拉丁店裡的燈亮著，儘管鐵卷門已經拉下。會不會是某種線索呢？巡警先生，卡利普很想說，我正在寫第一本土耳其偵探小說，如你所見，這裡有個線索，燈亮著沒有關掉。地上散布著煙蒂、紙片、垃圾。卡利普看準了一個年輕的警察，走上前去詢問他。

公寓里沒有人。沒有絲毫跡象顯示如夢曾經回來過。屋裡的每樣物品都帶給人難以承受的疼痛，他伸手碰觸的傢具、門把、四散的剪刀和湯匙、如夢以前塞煙蒂的煙灰缸、他們曾經同桌吃飯的餐桌、很久以前他們老是面對面坐著的扶手椅，落寞、孤寂的扶手椅。這一切全是那麼令人難以忍受、悲哀。他等不及要逃出這裏。

當初，為了看看在這場陳舊的棋局中，哪個棋子擺在哪個位置，我在全然無意識的情況下走了幾步棋，然而如今這場棋局對我而言（對我的讀者們也一樣），只是通向一場命中注定的結局。我不想再回頭，因此，我也不想再提起任何關於我看到照片中的人臉上寫著文字的事情。只不過，某一個永無盡頭的碉堡之夜（或者該稱之為「城堡」？），當我再度以同樣的肯定否決了所有送到我面前的照片后，調查局探員——我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參謀上校——問了我一個問題。「文字，」他說，「你能夠辨認出任何文字嗎？」接著他以內行人的老練口氣補充道，「我們也明白，在這塊土地上，一個人要做自己有多困難。但你不能多少幫我們一點嗎？」一天晚上，我聽見一個身材圓胖的少校談論道，在安納托利亞地區有一些蘇菲教派的殘黨，仍堅信某種救主降臨的理論。他提起這個話題的口氣，並不像在報告某項秘密情報，而像在闡述自己陰鬱乏味的童年回憶：耶拉曾經多次暗中前往安納托利亞，嘗試與這些「反動餘孽」接觸，並成功地與其中一群沖昏頭的人會面，地點常常不是在科尼亞郊區的一個修車場，就是在席瓦斯一個制棉被師的家裡。耶拉告訴他們，他會把審判之日的暗示藏進專欄文章里，大家只要耐心等就好了。而在有關獨眼巨人、博斯普魯斯海峽乾涸的一天、蘇丹及帕夏易容扮裝的文章里，便充滿著這樣的暗示。

夏天快結束之前，卡利普搬出了他與如夢所租的公寓——所有的傢具都訴說著難以言喻的疼痛，他沒有辦法待在這個瀰漫著如夢回憶的地方——搬進耶拉在「城市之心」公寓的房子。就如同他終究無法去看如夢的屍體，他也不想看見他們的東西被他父親賣掉或送人。他再也不能用幻想來自娛，想像他們再度一起生活，彷彿重拾一本看到一半被打岔的書。過去在夢裡他常這麼樂觀地想像，在夢裡如夢會忽然又從某處出現，就好像她結束第一段婚姻后那樣。炎熱、窒悶的夏天似乎永無止境。

那陣子，我一方面埋首于卡夫山的題材，寫下我所記得或研究過的故事，另一方面同時也茫然地聽人們向我闡述的各種理論，這些人來到我的辦公室找我，意圖替整起「事件」提出合理解釋，但都沒什麼幫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狂熱的神學院學生告訴我，他從耶拉的寫作中分析出他就是韃迦爾，他長篇大論地解釋道，剪報中的文字充斥著關於劊子手的指涉，證實了他的推論，而既然他能夠得出如此結論，那麼兇手也必然可以，而通過殺死耶拉，兇手便超越了救世主，也就是「他」。一名尼尚塔石裁縫師向我吐露，他過去一直在替耶拉縫製古裝戲服。就好像記不得多年前看過的電影一樣，我也差一點想不起原來他就是如夢失蹤的那個雪夜，我看到待在店裡熬夜工作的同一位裁縫師。當我的老友，資料收藏家賽姆，突然現身時，我也是同樣地恍惚以對。他一方面是來跟我討論調查局的檔案數據到底有多詳盡，一方面也帶來好消息，告訴我如今默哈瑪特·伊瑪茲終於落網，那位無辜的學生已隨即獲釋了。賽姆談起「我必須做自己」這篇專欄，說顯然是它的標題激起殺人動機，當時我卻感到我離自己是如此遙遠。對這本黑色之書而言，對卡利普而言，我正逐漸變成一個陌生人。

抵達「城市之心」公寓時，他感到少有的疲憊。耶拉的公寓，如此忠實地模擬著過去，看起來是那麼奇異而熟悉，又令人心碎，就如同一個多年征戰冒險后返鄉的士兵眼中的老家。過去竟是那麼遙遠！雖然他才離開這裏不到四個小時。往事如睡夢一般誘人。他像個愧疚而無辜的孩子，幻想著自己或許能夢見檯燈下的報紙專欄、照片、謎、如夢，以及他所尋覓的什麼東西，於是爬上耶拉的床，墜入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