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所造成的近代中國失業人口、流民和遊民的大量存在，是哥老會在長江流域崛起，並迅速凌駕于原先這一地區以鄉土農民為主體的齋教等秘密結社之上的最深刻、最直接的社會根源。

發達的舊式航運業，不僅溝通了全國各地的商品流通和經濟交流，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使眾多的勞動者得到了傭工糊口、謀求生計的場所。道光年間，聚集上海的沙船水手共有六七萬人；藉漕運謀生的人數更多，僅漕船人員一項，「以每船20人而論，現（嘉慶十六年三月）用者計八九萬人」，其中「沿途隨雇之短纖」者尤不可勝記，因為「各省糧艘北上，每遇閘過坎及急流淺阻，必須人力挽拽」其人數「多至各船水手數倍」如果加上他們的家屬，以及運河沿岸小城鎮中依傍漕運而做小生意的一些小商小販，估計不下數百萬人靠漕運糊口存活。另外，在長江流域江湖港汊中從事各種運輸業的內河船隻上的舵手、縴夫、水手幫工，更難以數計。

「千百萬無事可做的社會成員」從傳統的社會結構遊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於傳統的「四民」之外的一個過剩社會群體——流民、遊民集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由於得不到正常的職業，其中大部分最終不得不投入秘密社會。

太平天國失敗前後，長江流域充斥著的大量的散兵游勇、鹽梟私販，對哥老會勢力的發展與壯大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長江流域舊式航運業的衰落，與長江中下游哥老會的崛起也有密切的關係。

長江、運河上的帆船運輸業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首先看安徽。光緒二十五年安徽巡撫陳彝奏：自長江輪船暢行，平時江船生意大半為其所奪，而臣來往江上屢乘招商輪船，所有水手大抵皆廣東、寧波、上海之人，而非湖廣、江皖平日操舟之人。

令人感興趣的是，一些走私「梟船」有時也堂而皇之穿梭其間。如道光十年（1830）左右，「兩淮巨梟黃玉林以儀征老虎涇水次為匯聚籌運之所，以湖北陽邏、藍溪為屯私發賣之處。大者沙船數千石，三兩連檣，由海入江；小者貓船載百石，百十成幫，由場河入瓜口。長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則劫掠屯船轉江之官鹽」。

傳統的榨油、製糖等其他手工業部門的命運也大致如此。

總之，正如美國國務院存檔《中國文件》中指出：「自1860年長江開放汽航以來，數以萬計的中國民船，都被迫退到長江的支流內去航行了。這些被迫退入支流的船民，與早已充滿了支流的船民，發生了激烈的競爭。在競爭中，船民窮餓而死的難以計數。」

外國商品大量傾銷，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棉紡織業，同時也打擊了其他手工業部門，造成了傳統手工業的普遍蕭條。安徽蕪湖手工鍊鋼業的由盛而衰，很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手工業鍊鋼一直是蕪湖傳統產業，早在明萬曆年間，蕪鋼即已問世，其中以卜家的鋼產品首屈一指。清初，蕪鋼進一步發展，蕪湖生產的刀劍、平底鍋、犁頭、斧頭、剪刀等鐵器暢銷各地。乾嘉年間，蕪湖「鐵工異於他縣，居市廛冶鋼業者數十家」但好景不長，19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機制洋鋼及其鋼製品的入侵，迫使蕪鋼的生產規模和行銷區域日益縮小。光緒四年（1878）蕪湖進口的釘條鐵和鐵絲，由以前的413擔增至6838擔，次年再增加至7000餘擔。在洋鋼的衝擊下，蕪湖傳統手工鋼坊無法匹敵，紛紛歇業，至1884年，所剩的兩三家鋼坊合併為一家，牌名同春福；雖苦心孤詣竭力維持，但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終歸倒閉。民國8年編《蕪湖縣誌》就此寫道：「（蕪）鋼為舊日馳名舊物，咸豐后尚存十四家，均極富厚。自洋鋼入口漸就消滅……通商以後，洋商以機爐煉出之鋼輸入，此業遂輟。」由九-九-藏-書於洋鋼的大量輸入並以低價壓倒蕪鋼，盛極一時的蕪鋼成了明日黃花，杳無蹤跡。

恩格斯指出：「隨著中國閉關自守局面的結束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推進，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制度將隨之而日益瓦解，同時，可以安插|比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陳舊的社會制度，亦隨之而崩壞，千百萬人將無事可做。」

在家庭手工業和傳統的一些城鄉手工業部門日益破產的同時，整個長江流域農產品商品化也日益發展，這不但與家庭手工業的日益破產相關，更是由於外國資本掠奪廉價的農副產品促成的。從農民本身來看，被迫放棄家庭手工業紡織業以後，為了換取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必要的生產資料，也必須出售部分農產品或種植一些經濟作物，以供出口和國內市場的需要。關於長江流域農產品商品化的表現，如商品糧食的增加，棉花等經濟作物的明顯增長，以及逐漸形成的幾個重要的經濟作物區，絲綢業的畸形發展等方面，前人的論述很多，此不贅述。這裏須強調的是，長江流域等許多地區的農村生產為了仰食于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逐漸變成單一的經濟作物生產，一旦西方資本主義市場供過於求，價格下跌，農民就會深受其害，變得一無所有，成為失業人口的後備軍。據當時西方人的觀察：「中國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為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至遠方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

光緒二十八年（1902）漕運總督陳夔龍奏：「自元明以來，丁壯逐河漕之利；河流北徙，漕運改章，向之千指萬插者，今則悉成游手。」

江蘇。光緒二十四年（1898）兩江總督劉坤一奏稱：

筆者根據所掌握的材料，曾列出《光緒年間哥老會成員出身背景簡表》（未刊）通過此表可知，在所列217名有明確出身背景或職業的哥老會成員中，其充當各營弁員、營兵、勇丁及武舉、武生出身者，佔121名，幾近60％，充分說明了哥老會的盛行與社會上大量充斥著的散兵游勇的關係。此表還反映出一個現象，哥老會成員中有明確籍貫者為180人，其中湖南、湖北籍佔92名，佔一半數稍強；而湖南、湖北籍的哥老會員其「結會地點」卻大都不在本籍，而在長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省，並且，光緒中後期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這一方面說明，湘軍興起后，兩湖地區投營充勇者特別多，因而哥老會成員也相應增多；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兩湖哥老會沿江向中下游、運河地區伸展勢力的趨勢。

清朝統治者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后，面臨最突出的社會問題之一就是社會上在在充斥著的散兵游勇問題。大批散兵游勇主要出自兩途：一是戰敗后大批太平軍和各地起義軍的倖存者，出於躲避清政府的政治迫害等原因，並沒有全部返回原籍或就地務農，而是隱姓埋名，浪跡四方。如安徽：「皖北各處半為捻逆舊巢，皖南尤為客民麋集……自肅清后，雖著名漏網匪首陸續捕除，而降眾散勇當不一而足……此等游手之徒，勢不能悉安耕鑿。」

二是大量被裁撤的清軍營伍勇丁。這是散兵游勇的最主要的來源。19世紀六七十年代，清政府先後遣撤湘軍數十萬。淮軍在鎮壓捻軍起義之後，被裁98營，共5萬人，幾達淮軍半數；繼后，又陸續裁撤，到20世紀初，被裁殆盡。綠營也大規模裁撤。自同治二年（1863）至光緒十九年（1893）有明文可考的共裁綠營兵17.3萬人，實際情況遠不止此數。甲午戰後，綠營又被裁6萬名左右，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省綠營被基本裁盡。新興的「練軍」也有被裁的情況，如光緒二十六年（1908）兩江總督劉坤一裁江蘇練兵1981名；安徽1296名；江西822名。這些勇丁被遣散之後，生活無著，紛紛流向秘密社會。劉坤一指出：沿江各省哥老會「半系軍營遣撤弁勇」，黃翼升也奏稱：「查外間所稱哥老會，多是游勇相率為匪。」九-九-藏-書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后，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中國農村經濟日益破產，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脫離了世世代代附麗著土地的破產農民以及一些傳統手工業者。

以上我們通過對中國傳統的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的崩壞、舊式航運業的衰落的分析，清晰地印證了這一論斷。

長江流域由於優越的水運自然條件，自古以來航運業就十分發達。以地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為例：在海運方面，清嘉慶、道光年間，「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沙船聚于上海者約三千五六百號」。所謂沙船，就是「江南海船……以其船底平闊，沙面可行可泊」，故名。「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余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

面對「各省均有散勇」、「各省均受散勇之害」清統治者傷透了腦筋。最初，對待日形嚴重的游勇問題，清政府並未採取或制定一個統一的政策。光緒元年（1875）署理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清政府建議對遣撤勇兵「寬為收標」又查該哥匪等半系軍營遣撤弁勇，其中竟有二三品武職人員，前曾充當偏裨，易於招呼醜類，且系久經戰陣，尤恐猝為厲階，此輩甘為遊盪者固多，其迫於饑寒者亦復不少，可否仰懇飭下湘鄂等省寬為收標，仍照江西奏准章程，給予半俸，既得升斗以養身家，且冀補署有期，不至自甘暴棄。所謂「收標」就是以遣散勇丁、游勇來挑補綠營的兵額。經過多年的戰爭，長江流域的綠營幾乎蕩然無存、毀棄殆盡，戰後，清廷念念不忘恢復綠營制度，以收歸業已旁落於地方督撫手中的兵權，並曾建議以湘軍來挑補綠營，但此舉遭到了曾國藩的反對：「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為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于馬兵，三倍于守兵。馬兵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斷不足供衣食之需，請肯于數千里之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之以綠營之缺，必不情願，甘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

傳統的手工業被新興機器工業取代，傳統的手工產品被機器產品取代，從學理上來說，本應是一個進步的歷史過程，但這個過程就近代中國而言，是在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條件下發生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充滿著濃烈的破壞性、悲劇性色彩。外國資本主義倚仗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不平等條約造就的種種特權，對中國傳統經濟百般摧殘，造成了中國的手工業部門普遍發生了蕭條和衰退。因此，這個過程給中國的傳統手工業帶來了滅頂之災，千千萬萬的手工業者失業破產，喪失了生產資料。如鄭觀應說：「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緻而價廉，而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自成功亦難，華人生計皆為所奪矣。」https://read.99csw.com

長江中下游航運業的衰落，大量水手、縴夫失去謀生手段而淪為流民或遊民，這為長江流域以及運河地區的哥老會、安清道友（青幫）為主體的秘密社會的空前發展造成了龐大的後備軍。19世紀60年代末，地主文人陳錦就指出：長江運河「匪勢益橫，曰哥老會，曰安慶道友，多腳夫、船戶、肩販、手藝及遊民、游勇者流」「此類根柢于仙（女）廟，枝葉蘇、滬，蔓延于京、瓜、清淮，萌櫱于金陵、蕪、六」，已經開始在長江中下游蔓延、成長。

江蘇巡撫李鴻章亦稱：「沙船停白日久，船身朽壞，行駛維艱，業船者無可謀生，其在船水手十余萬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為匪。」

在長江和京杭大運河這兩條重要的水運航線上，除了民間商船，每年有數以萬計的漕船、鹽船以及客運船隻來往穿梭。在京杭運河上，每年有6000餘艘漕船往返其間；湖廣漕船則集於漢口，經漢水入長江，順水而下抵江蘇儀征再轉入運河，這些漕船「每歲轉輸東南漕米數百萬石，由江河運河達通州」。由於湖廣是淮鹽引地，並素稱「暢岸」銷量佔兩淮引鹽總銷量的一半以上，「淮綱之興替，全視楚岸之暢滯為轉移」故每年也有大批鹽船從儀征起航，溯流西上。

咸豐八年（1858）九月，王韜乘船經過浙江石門縣，聞說「此間多盜，夜劫客船以為常事……其故因近行海運，山東糧艘人丁，多數失業無歸，晝則群聚賭博，夜則相率為盜，捕之則黨羽甚多，每易滋生事變」。太平天國被鎮壓后，清政府「即籌復河運」試圖恢復舊的漕運體制，但由於「幫丁盡散，糧船盡毀」、運河淤塞等原因，幾經周折，于同治十二年（1873）仍決定江浙漕糧交由商船河運，其餘各省包括蘇松糧道以外的江蘇其他地區，改徵折色。

19世紀下半葉，哥老會在長江流域滋生蔓延並迅速崛起，成為這一地區最有勢力和影響的秘密結社，並最終把鬥爭矛頭指向外國教會，這與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形成，特別是與長江流域的政治變化、經濟改組等方面息息相關。筆者試圖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收集相關資料，對該問題略作論述。

另可注意的是，清代後期漕運政策的變革以及最終於20世紀初漕運的廢止，對借漕運存活的數百萬人民來說，打擊尤大。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佔領南京、鎮江、揚州等地后，清政府的漕運通道被太平天國控制，漕糧河運停頓，改由海路輸糧，大量縴夫、水手生計無著，流落各地。丁顯《河運芻言》對此作過評說：「漕運全盛時，糧船之水手，河牽之縴夫，集鎮之窮黎，藉此為衣食者，不啻數百萬人。自咸豐初年，河徙漕停，粵氛（筆者按：指太平軍）猖獗，無業游民，聽其遣散，結黨成群，謀生無術，勢不得不流而為賊。」

然而，中國農民受到的不是自身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衝擊，而是外來廉價商品的衝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外國資本主義刺|激下艱難起步，但力量弱小，規模有限，難以吸收容納日漸增多的廣大失業人群。據統計，到1894年，在近代工業企業中就業的人口還不足10萬人，這對於千萬人的失業大軍來說，這種就業機會真乃杯水車薪，微不足道。相當大的一部分失業農民和手工業者，由於找不到正當的就業、謀生之路，最終不得不漂泊流蕩，弱者行乞為生，強者流為盜匪。當時就有人奏稱：「軍興以來……民無恆業，生計日艱。四萬萬人，強半游惰，其不肖者，流於匪徒……該會匪等或以遊民，或以散勇，烏合朋奸，總之無業之故耳。」九-九-藏-書

鴉片戰爭后至甲午戰爭前，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主要是把中國當做它的商品銷售市場和榨取生產原料的基地，尤其是前者商品輸出佔主要地位。雖然中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城鄉手工業，曾經對外國的商品輸出進行過極頑強的抵抗，但終究至多只是遲滯了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進程，而不可能阻止這種侵入。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條約的簽訂，又使外國資本主義迅速把侵略勢力從東南沿海侵入內地，特別是富饒的長江流域。1858年的《天津條約》、1960年的《北京條約》規定長江開放鎮江、南京、九江、漢口四個口岸；1876年的中英《煙台條約》又規定開放宜昌、蕪湖。規定安徽之大通、安慶，江西之湖口，湖廣之武穴、陸溪口、沙市等處雖術闢為通商口岸，卻准許外國輪船停泊，而重慶則「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由於這些已開闢或暫未開闢但允許外輪停泊的口岸，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長江腹地建立了侵略基地。另外，帝國主義分子直接控制和把持的中國海關，關稅協定範圍擴大，稅率降低，有關「子口稅」的規定使外國商品避免了內地重重稅厘的徵收，這極有利於外國商品向內地的行銷。在1870年至1894年這一段時間內，中國凈進口總值由4000萬海關兩上升到12900萬海關兩。25年中，進口增加了2.22倍。商品輸出在地域上也有顯著的變化——進口洋貨不再只是在東南沿海一帶傾銷，而是在華北以天津為基地，華南以廣州為基地，華中以上海、漢口為基地，向內地呈扇形推進，而以華中一路沿長江向上游四川腹地的伸張，最為明顯。特別是長江中游的漢口，自從1860年被開闢為通商口岸后，迅速成為外國商品向長江中上游以及內地行銷的一個集散中心。四川、陝西、湖南進口的外國商品，也直接由漢口運來而轉輸這些省份。湖南湘潭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就是漢口轉運洋貨的一個重要中轉站。這些被轉運的洋貨，儘管絕大多數由中國商人經營，但仍被作為外國人所擁有的貨物，使用子口稅單。這個時候，漢口有許多洋行以出賣子口稅單為業，專門出售稅單的洋行就有6家。漢口上游的宜昌，在1878—1880年3年之間，用子口稅單運往內地的貨物，增加了66倍。再如安徽省蕪湖在1877年正式開埠時，洋貨進口貨值（凈進口）89萬海關兩，到1899年增為700萬海關兩，增加了7.79倍。浙江、江蘇等省的進口貨物情況亦復如是。在浙江，外國資本主義利用寧波、溫州兩個口岸，對浙江各地傾銷商品，1877年這兩個港口洋貨凈進口約620萬海關兩，到1894年達760萬海關兩。這一時期，輸入的洋貨主要是鴉片、棉紗和洋布。鴉片的輸入，使白銀外流、銀貴錢賤；而棉紗、棉布的大量傾銷，又使得廣大城鄉家庭手工業迅速解體。在寧波—帶，「光緒十年（1884）后，外人益諳吾國民嗜好，乃有各種膏布輸入……耕夫村婦，周體洋貨」；19世紀末，安徽長江兩岸一帶農村「鄉人衣著，大半仰給於洋紗布」，霍山「名家機布，今已無傳」；1883年，江蘇松江府上海縣「每個村莊里都有英國棉線出售，每個商店貨架上都可看到英國的棉線」，松江府其他廳縣也是「洋布充斥，而女紅之利減矣」。大量的洋紗、洋布源源不斷地湧進長江流域的廣大農村，使這些地區的農業和手工紡織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趨於分解和破壞，成千上萬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成為失業或半失業的流民或遊民。19世紀末，就有人指出：「中國開埠通商垂六十年，既自以情形隔膜，將利極所在，舉而畀諸異國之人，頻年海溢川流，歲出金錢萬萬。遂使廿一行省無一富商，內外窮民失業無依者，猶如恆河之沙。」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第313頁）估計，1840—1894年，農村紡織戶人口減少達6830000人。https://read•９９ｃsw.ｃoｍ

在內河船運業方面，鴉片戰爭前，「每年從長江及其支流各個口岸開至上海的船隻計達5400艘。這些船從不出海，它們把內地貨物運來供給南北洋船運走」，上海之所以成為較早的一個近代化城市，十分得力於是長江航運與沿海航運的交匯點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

湖北。光緒十二年（1886）湖北巡撫奎斌奏稱：即以湖北一省而論，臣道光年間隨往湘南，曾經路過。

湖南。湖南巡撫卞寶第奏，輪船在長江通航后，行客貨商均以附輪為便，江船及陸路小車無人價雇，此輩悉成游手。

中國的舊式航運業雖然規模較大，但畢竟木槳難敵輪機，人力競爭不過機器。隨著外來商船的逐年增多及其全面染指中國的沿海航運和內河航運，加上中國近代民族航運業的興起，中國的舊式傳統航運業遭到致命重創。19世紀60年代初，以上海為中心的沙船業即已急劇衰落。鴉片戰爭前，上海約有沙船三千五六百號；到50年代時，已減為二千余號；到70年代，僅剩四百余號；至19世紀末，還存四十余號。同治八年（1869）恭親王奕訴奏稱：「上海沙船，從前極旺，一經洋商准裝豆石，遂致數千隻沙船盡行歇業，數百萬家資之船戶，亦為貧民，其舵工水手，更無路謀生。」

江西。光緒十四年（1888）江西巡撫德馨奏：長江未通商以前，商賈運貨，行旅往來，悉皆僱用民船，帆檣如織。自有輪船駛，附載便捷，商賈士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輪船。光緒二、三年以前，過關（九江關）輪船每年尚四五百隻，近年多至七八百隻。

東南古稱澤國，小民多倚舟楫謀生。自為輪船所奪，其貧苦失業流為盜者、賊者比比皆是。私梟、會匪之充斥，職此之由。小輪便捷，內地縱橫，攘奪侵牟，不可究詰，不獨駕舟負纖者難於覓食，即在操奇計贏者亦無以資生。聚數百萬困頓之徒而莫為之所。

同治十年春，皖、浙交界處的廣德、建平「竟有匪徒滋事，尚非客匪，乃粵逆之漏網者」。

自漢口以達襄樊，由長江而達瓜鎮，數千余里，市廛櫛比，檣帆絡繹，足稱繁庶之區。及臣奉命撫鄂重至此邦，頓訝民物蕭條，迥非昔比……紳耆僉稱，受困之由，實由輪船暢行，民間衣食之途，盡為攘奪；江河船隻，頓減十之六七，失業之人，不可勝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