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上諭言：「江南梟匪橫行……淮北、淮南透私之地甚多，侵灌皖岸，各關卡不查私鹽，以致梟風日熾，劫搶之案，層見疊出。」

這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真是封建社會後期一個完整的黑社會的寫照。」

而社會上在在充斥的游勇、鹽梟這兩股勢力，對哥老會的發展與壯大，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兩淮鹽梟活動範圍不只局限於里下河一帶，還沿長江向安徽、湖廣腹地以及蘇南太湖地區伸展。光緒二十六年（1900）安徽巡撫鄧華熙奏：「長江北岸和州所屬無為、含山等縣，南岸宣城縣各鄉村鎮，突有私梟連檣私運，不服盤查，逞強闖關，在市上陳列兇器，公然售銷，強民購買。」

第二，鹽梟已與「青、紅兩幫、會、票各匪連成一氣」「如虎傅翼，莫敢誰何」。鹽梟、青幫、哥老會（紅幫）相互勾串，糾纏難分。

這次，劉坤一又欲將他的收標辦法推行到散兵游勇眾多的湘鄂各省。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撫鄧華熙片奏：「沿江梟會匪棍，黨眾勢強，多以販私為名，肆行不法，並仿哥老會匪惡跡，紛立會黨，散放飄布，派費入夥，在市則強取貨物，持刀逞凶；在鄉則淫劫勒贖，無惡不為。」

。光緒三十三年（1907）署郵傳部右丞蔡乃煌指出：浙西之青幫、紅幫，浙東之會匪、梟匪以及寧、紹、台之海盜，豐、沛、蕭、碭之刀匪，太湖之鹽販，蘇、松一帶之青皮光蛋，「久已結黨聯盟，肆行無忌」。尤須指出，這時期「沿江梟會匪棍，黨眾勢強，多以販私為名，肆行不法，並仿哥老會匪惡跡，紛立會黨，散放飄布，派費入夥」。鹽梟、青幫也自行開立山堂。不僅如此，他們也仿照、抄襲哥老會的會簿《海底簿》結合一些漕運方面的知識，杜撰出諸如《三庵寶鑒》、《家禮問答》、《安慶粗成》之類的「青幫秘籍」使人難以準確分清誰是鹽梟、青幫，誰是哥老會（紅幫）當然，近代鹽梟還具有其他某些新特點，如與清政府的武裝對抗加強，更具社會寄生性與破壞性，更多地以黑社會面目出現，以及日益為外來侵略勢力所利用等，由於這些方面與https://read.99csw.com本書的主題關係不大，故不再詳論。

；「粵寇破武昌，由楚東下，鹽梟揭竿斬木，失業者響應嘯呼，勾連蔓遍東南」；也有部分鹽梟「追隨曾國藩的軍隊，屢建功勛」，清政府也鼓勵這部分人與太平軍為敵，「鹽販及漕運水手，皆可招為我用」「捆鹽、商販、糧船水手，不論何項人等，有能搶獲賊船者……所有船上資財貨物，盡行賞給搶獲之人」。但後來的實際情況表明，這些失業的漕運、鹽運水手、灶丁、縴夫，並不是全部都捲入到這場軍事與政治的角逐中，而是有相當一部分聚集到兩淮鹽場，組成了「安清道友」（青幫）就在太平軍與湘軍展開殊死搏鬥的同治六年（1862）底，河南布政使卞寶第奏：聞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東、清河遊民，私結黨羽，號稱師徒。其先數百人冒充兵勇，在里下河一帶把持村市，名曰站碼頭，借查街查河為名，騷擾商旅，搶奪民財，近更加以各處土匪附和，窩主容留，結黨盈萬，散布愈多，並有李世忠營弁庇護。

就此，清廷諭令各省督撫議復。結果，除江西巡撫劉秉璋秉劉坤一之意于光緒二年（1876）三月初二日上《嚴辦會匪、武職收標章程現無流弊折》表示贊同外，其他地方督撫特別是那些湘淮實力派紛紛表示反對。湖廣總督李瀚章首先表達意見：對撤遣勇丁，「至慮其為匪，遂謀所以贍恤之，此舉則似是而非……此等會匪有已保官職，有系屬平民，既難盡予收標，即給俸豈能遂戢奸志。若照江西辦法概給半俸，不特度支難繼，甚至良莠不分，若輩將以食俸為護符，更恐肆行無忌。是會匪本屬散處，反令招聚省城，關係實非淺鮮。江西所定章程，本非良法，倘再推及各省一律仿照，轉長姦邪之志，殊于政體未合」。三月二十二日，安徽巡撫裕祿上《擬武職收標人員仍直循舊辦理毋庸另議章程》也表示反對。三月二十七日，貴州巡撫黎培敬《遵議辦理會匪情形由》折中表示贊同李瀚章所議，「無庸另議章程」。七月二十五日，暫護四川總督、雲南巡撫文格指出：「會匪多嗜亂之徒，如裁撤之將弁負其獷悍之性，甘與為伍，亦就區區半俸，所能束其野心？是收標徒自收標，而入會依然入會，且招聚一處，後患甚誤，至虛糜經費……」九*九*藏*書

李鴻章、張之洞對「挑補綠營兵額」規復綠營舊制，也甚不以為然。同治年間，在江西巡撫任內的劉坤一「因盜案多有武職人員，曾以收標給俸為請」即對曾國藩所說的那些「游惰無歸」之輩給予半俸收標，由於這一做法與清廷欲恢復綠營舊制的意圖若合符節，很快得到了清廷的應允。

儘管在這一問題上清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各懷私利、勾心鬥角，但為了使清封建統治能夠維持下去，社會運行得以勉強進行，他們在思想上、行動上的確又都在殫精竭慮地試圖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無奈當時的中國已經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戰爭連年，國弱民窮，已難以從根本上剷除散兵游勇產生的社會土壤，同時缺乏解決日趨惡化的散兵游勇問題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條件。

鹽梟，自古即充斥于長江、兩淮地區。如康熙後期，「淮陽一帶地方，有山東、河南流棍，聚集甚多，興販私鹽。其中各有頭目，或率黨數十人，或率黨一二百人，橫行白晝」。他們之所以被官吏稱為「鹽梟」是因為「梟私者，出於所在之私販，以其剽鷙，而謂之梟」。到了近代，鹽梟所造成的社會侵蝕更趨嚴重，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其活動規模、組織形態、活動方式等方面都顯現出一些新特點。

同年六月十五日，江蘇候補道韓慶雲，因事乘船經過常州三官塘，天甫破曉，與梟船相遇，倒爭纖路，韓慶雲家丁謾罵，鹽梟們即過船將韓慶雲拉去，后經武進知縣施沛霖率勇追回。鹽梟的猖狂可見一斑。在活動範圍日見擴大，隊伍日漸膨脹的同時，某些鹽梟的組織也日趨完善。

第一，鹽梟在太平軍與清軍的軍事政治大搏鬥的夾縫中壯大了自身的實力。

鹽梟隊伍的壯大、組織結構的漸臻嚴密，活動的日烈一日，與其在這一階段和青、紅幫（哥老會）的聯幫合流、交通融合有莫大關係。雖然，由於各自集團利益的驅使，他們之間也存有爭奪和仇殺，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有人探得：「向來梟販有清幫、圍幫兩種：清即安清道友，半東皖、徐、海青皮光棍；圍幫俗號紅幫，即哥老會匪，多兩湖三江散勇在內。兩幫爭奪碼頭，時相仇殺。」ｈｔtpｓ://ｒeａd•9９cｓw.coｍ

「收標」之議，由於遭到普遍的反對，最後不了了之，地方督撫對待游勇、會黨問題，仍重彈曾國藩所定的「外寬內嚴」、「剛柔並濟」的老調。這次爭議，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社會上大量充斥的散兵游勇問題，而實質上涉及是恢復還是廢除腐朽的綠營制度這一關係到清政府統治命運的重大問題。清廷欲借「收標」重建綠營以替換非國家「經制」軍隊的湘、淮軍，以重新掌握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這必然遭到湘淮地方督撫的強烈抵制。眾所周知，湘、淮軍興起后，雖暫時挽救了清王朝的滅亡，但同時挖去了清朝中央政權的軍事基礎，使軍、政實權由皇室為首的滿族貴族手中轉移到湘、淮系的地方督、撫實力派手中，形成了晚清政治、軍事生活中「兵為將有、督撫專政」的獨特格局。這次「收標」之爭，僅是地方督撫專擅跋扈，清政府中央集權日益削弱的一次具體顯現。

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青皮，各站碼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為私鹽過秤、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碼頭，打仗過於戰陣，有乘夜率眾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數百人，築土開壕，四面設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錘之器畢具……大夥常帶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為輩，皆強狠有技能。

「收標之爭」最後沒有結果，散兵游勇仍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太平天國後期及失敗以後，即李昭壽豫勝營在淮揚、皖北割據7年間，鹽梟、青幫勢力得以坐大，在里下河一帶，「搶奪民財」、「結黨盈萬」豫勝營解散后，兩淮鹽場仍是他們的天下，如光緒三年（1877）「淮北海州一帶小民，以拜安清道友，仍以伙運私鹽為業」。

光緒二年春，新任兩江總督沈葆楨以「巨款難籌」收標后「內外匪聲氣潛通」反對收標，認為處理游勇、哥老會、青幫只有按照曾國藩的「不問其會不會，只問其匪不匪」以懲「首惡」散「脅從」。

但為了對付清政府的剿殺，求得各自的生存，鹽梟、青幫、紅幫關係的主導方面則是更多地趨向合作和融合。這種情況早在光緒十七年（1891）以哥老會為鬥爭主力的長江教案中就得到充分的反映。張之洞曾奏稱這一年「沿江口岸，匪黨布滿……上起荊岳、下至武漢以下，皆已聯為一氣，一處蠢動，處處響應」，這裏的「匪黨」指的就是鹽梟、青幫和哥老會。在這次教案中被捕的一些頭目，既是哥老會成員，又是青幫鹽梟分子，如蘇松太道聶緝規派人在上海抓獲「陳金龍即陳殿魁系屬紅會（幫）……並自認為安清道友通字輩」；揚州保甲局會同營訊拿獲「曾同即曾老五……供認先入安清幫，拜張五痂子為師，排行通字輩，后又入高德華之哥老會」。後來，在走私販私，往來溷聚的過程中，這種合作融合更趨明顯，特別是著名鹽梟徐寶山登台亮相成為「匪首」之後。徐寶山（1862—1913）字懷禮，江蘇丹徒人，綽號徐老虎。他「自幼不安本分，在外勾結無賴，種種不法」光緒十九年（1893）在江都仙女廟犯搶劫之案被發配甘肅，但他中途脫逃，投入丹徒高資鄉鹽梟陶龍雨家。後來與活動於蘇北沿長江的一些著名碼頭如七濠、口岸等處的鹽梟幾經火併與勾結，立穩了腳跟，領導私鹽船隊「往來口岸、三江口、西（嘶）馬、大橋、七濠、十二圩等處」並「上至大通、蕪湖、漢口、江西，下抵江陰等處，長江千余里，時有該匪私鹽船出沒其間」他擁有的私鹽船隊多至七百余號，黨眾萬余，淮河兩岸到沿江一線，均為其勢力範圍。光緒二十五年（1899）五月十三日，鹽梟徐寶山模仿哥老會的山堂組織及散賣飄布制度，在「七濠口演劇數日，設立春寶山堂名目，入會者人給一票」上寫口號，監讀三日，旋即焚毀滅跡。由於徐寶山身兼鹽梟、青幫、紅幫諸多角色，加之「其狼鷙之性，狡悍之才，足以懾礱群匪，時假仁義，煽結人心，賑濟貧民，收納亡命」，在他的勢力範圍內，鹽梟、青幫、紅幫不僅化干戈為玉帛，而且從組織上行動上更趨融合或合作。徐寶山接受劉坤一的招撫后，這種融合、合作並未就此停止。ｈｔtpｓ://ｒｅad•９９ｃｓw.ｃｏm

以販私劫掠為生的「安清道友」出籠后，鹽梟的活動進入了空前猖獗的新時代，它們的隊伍急劇膨脹，與數以萬計的失業水手、縴夫、土匪等，在遼闊的淮鹽引地，以及運河、長江中下游一帶從事販賣私鹽、劫掠搶奪的勾當，活動更具寄生性，造成的社會侵蝕日趨深重。

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歷時十四年，轉戰大半個中國。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廣、江西、安徽、江蘇等淮鹽引地，清湘、淮軍與太平軍、捻軍長期爭奪、激戰或對峙，致使淮鹽運道梗阻、引岸喪失、運商星散。因鹽銷不暢，使得場鹽堆積，一些灶戶被迫停煎，大量的運丁、灶丁紛紛開始了失業生涯。與此同時，長江中下游地區又恰是清政府的漕運要地，這裏成為軍事上的角逐場，漕糧河運無法進行，數以萬計的水手、舵工、縴夫與鹽船運丁、鹽場灶丁一樣，也失掉了賴以活命的飯碗。他們一部分加入了太平軍或捻軍，「江、黃停運之舟師，豐、功避水之災民，湖南、北鹽岸罷閑之士皆歐（？而入于粵西之黨」https://read.99csw.com

光緒二十九（1903）年兩江總督魏光燾奏稱，「江淮一帶伏莽滋多，鹽梟會匪互相勾煽，往往乘間竊發，為害地方」並指示其部屬抓捕了著名鹽梟曾國漳、熊滿堂。曾、熊既是鹽梟頭目，同時又開「天目山聚眾堂」「糾人入會」。在蘇南武進陽湖一帶，「自光緒廿六年北方拳匪事起，各處莠民，聞風蠢動，即有外口匪船，裝載私鹽，攜帶軍械，由武進小河等口連檣入內，暗地灑賣。始尚不敢生事，繼則聚賭抽頭，開堂放飄。入其會者，偽詐橫行，無所不至……內有紅幫、青幫匪黨名目。青幫專重販私，紅幫兼行劫掠」。到了清末，由於行動與利益上的一致性，兩淮地區及運河、太湖一帶的鹽梟、青幫、紅幫之間滲透合流、糾纏相混更加普遍化。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江蘇巡撫陳夔龍奏：江蘇省梟匪、會匪，「內河以董道富為首，沿海以范高頭為首」董被清兵追捕負創而斃，范「投入梟黨，身充頭目，販私行劫，又為青龍山會首……結納亡命，沿海各屬滿布爪牙」

綜上所述，哥老會在長江流域迅速崛起，並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勢力和影響的秘密結社，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特別是這一區域近代社會經濟的改組有密切關係。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伸入到我國的長江腹地，洋貨的源源輸入使一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外國輪船在沿海、內河的航行，沉重地打擊了古老的沙船業和內河航運業；清政府廢除漕糧河運，又威脅著數十萬人的生計。在近代中國社會經濟急劇變遷這一大背景下，大批的社會成員從傳統的社會結構中遊離出來，成為不工、不農、不商、不士的「過剩人口」——遊民群體，這些人生活無著，備受貧困與壓迫，最終不得不流落江湖，這是清末長江哥老會得以飛速發展的主要社會根源。

令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將情況奏明。劉坤一奏復中承認：「梟匪以安徽鳳陽、壽州人最為強橫，均住江寧之江都、甘泉縣境，初僅販私，繼有搶掠、訛詐等事，鄉民畏與結仇，不敢報案。」

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六日兩江總督劉坤—致電軍機處：「接英領事函：近日確聞票匪、鹽匪、游勇及各會，擬在長江合夥，定期起事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