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壯大女性角色變遷的群體力量，她們除廣泛動員社會各階層婦女投入實際行動外，還紛紛創辦了各類女子團體。例如，各地的女界聯合會（包括上海女界聯合會、廣東女界聯合會、全浙女界聯合會、湖南女界聯合會、四川女界聯合會、江西女界聯合會等）、各地的女子參政協進會（包括北京女子參政協進會、上海女子參政協進會、江西女子參政協進會、河南女子參政協進會等）、各地的女權運動同盟會（包括北京女權運動同盟總會、浙江女界運動同盟會、上海女界運動同盟會、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等）、各地的女學生聯合會（包括北京女學界聯合會、長沙女學生聯合會、山東女學生聯合會、天津女學生聯合會、上海學聯各女校分會等）及女工集中地帶的女工會之類團體（包括女子工業進德會、上海絲紗女工協會、上海絲繭女工團等）除了這幾大系統，尚有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天津女星社、女界家庭聯合會、女子工讀互助團、北京女子救亡會、武漢的「女子國貨會」、寧波女界的「社會服務社」、上海的中華女子救國會、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等多種性質的女子團體。此外，五四女性的集結意識並不僅限於女性內部的整合，她們還和男界廣為結盟，在男女共同求變中發展自我角色。五四運動中出現的各界聯合會、工會組織以及學生聯合會等即為男女合而為一的組織。特別是誕生了像新民學會和覺悟社之類男女高度整合的進步社團。隨著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出現，激進女性紛紛加入到這些革命組織內，擴大了角色聯盟的陣線。與辛亥女性相比，我們不難看出五四女性高亢昂揚的角色變遷精神的走向深化。

在這種多元複雜性中，通過縱橫對比，我們可略見女性角色變遷的進步性和局限性。進步性主要體現在女性家庭角色和社會角色的各自現代化走向上，以及女性由單一的家庭角色向家庭—社會雙重角色拓展的趨向上。其中婚姻自由、社交自由、男女同校權利的部分爭得是五四女性角色變遷的直觀成效。而以女工為主體的勞動婦女的角色變遷意識的初步覺醒和角色變遷地位的漸被認同，則指引出女性革命式的角色變遷道路，實為五四女性角色變遷的長期效應。這些都是五四女性角色變遷超越于辛亥革命時期之處。

實際上，張默君的評價還尚未點出高中等女子教育普及面極小這一致命弱點。發展較好的高中等女子教育尚且處於早期現代化之境，那些零散於村落中的初等女子教育程度之低是不言而喻的。在女子社會生活角色方面，廢娼運動喧囂一時，但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僅僅停留于輿論運作階段而已，並未見成效。這方面的缺陷很多，不能一一道出。

從中國女性角色變遷的現代性水準來看，辛亥革命時期是現代女性角色模式萌生的歷史時段，五四時期則成為現代女性角色模式初步構建的歷史時段。在走出了北洋政府時期女性角色變遷的逆境之後，五四時期以新文化運動為開路先鋒，以辛亥革命時期女性角色變遷的成果為基礎，並藉助著愛國救亡運動，將女性角色變遷推進到一個新的時代高度。與辛亥革命時期相比照，五四時期的女性角色變遷除繼續留有歐風美雨吹拂的痕迹外，還注入了蘇聯模式的精神；除繼續保持救國主義的傳統外，還將這一主題升華到歷史的高峰。以此為基線，五四時期的女性角色變遷尚呈https://read.99csw.com現出如下一些特點：一、縱橫伸展的角色變遷理論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聲勢壯偉的思想啟蒙運動。女性角色變遷問題成為這場文化運動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五花八門的思想流派對女性的角色出路提出了異彩紛呈的方案，形成了複雜的理論體系。譬如對於新女性家庭角色的構設，就出現了婚姻家庭革新方案和婚姻家庭毀棄方案兩大主方案。其下又各自囊括層次各異、重點不同的小方案。它們彼此有交錯重疊之處，又有尖銳對立之處，形成了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複雜的理論交鋒，更加凸顯了女性角色變遷的時代緊迫感。再如對女性角色解放道路的探討中，就有「女子心理解放派」、「女子教育派」、「女子職業派」、「兒童公育派」、「女子參政派」、「改組家庭派」、「限制生育派」等資產階級流派。另有「工讀互助式」的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方案以及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

五四時期，女性角色變遷的對立面是龐大的封建文化勢力。在新舊文化對壘中，女性角色變遷必然會受到重重阻隔，呈現出艱難反覆性。在女子剪髮問題上，保守的學校把女學生剪髮視為洪水猛獸，女子剪髮難免受挫。如武昌省立女師的6位女學生剪髮后，「周學監點名叫到我們，看到我們剪髮后的姿態，簡直就像發了狂一樣低著頭，嘴也歪了，搖著頭嘆息……第二天清晨行朝禮的時候，王式玉校長用溫和的聲音這樣說：『昨天晚上，××君不對我講就剪了頭髮，還是不行的，太危險了。眼下的情況是不允許諸君剪髮的……請諸君馬上梳好剪了發的頭，像以前一樣把頭髮結好……』到上課的時候，我們都很老實地在頭上戴了像牛糞形狀一樣的假髮……」

陸秋心提醒婦女們：「現社會制度是怎樣的？我可以抄馬克思的幾句話來做說明……這樣，我們要改造彼，我們當用哪一種方法？五一是哪一種紀念？大家注意啊！努力！」

五四時期的女性不僅發現女子是和男子同等的人，也漸趨認識到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樣的人，力圖走出「擬男」的怪圈。新文化運動的儒將們「極力灌輸她們『人』的觀念，灌輸她們做獨立的不受玩弄和壓迫的『人』的觀念，所以當時到處上演易卜生的『娜拉』」。他們在告訴女性「娜拉」是「人」的同時，實際上已開始關注娜拉「女人」的身份。他們指出「女子若自己要解放，就應該早知自覺，先求精神上的獨立。依自然的衝動，應付環境，本諸自己的知情意，作真正『人』的人生觀宇宙觀」這就要打破過往「知識感情意志，全都模仿男子的，自己沒有知情意，以男子的知情意為知情意，事事都向男子請教」的「男子中心的社會壓迫」。因而，婦女解放並不就是女子效仿男子的樣子，男子做什麼，女子就做什麼，把男子的行為作為女子的楷模，男子不做家務，女子也不做，男子納妾，女子也置小丈夫。在解放女性的基調下，他們真誠地談到了女性一些特殊的優越性，比如「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於同情心……」等，有利於民治的實行，「而婦女的平和、美、愛的精神，將能感化由男性氣質所造成的專暴專制社會，轉變為平民的社會」。九*九*藏*書

三、高亢昂揚的角色變遷精神空前的民族危機和新文化的洗禮，孕育出五四女性高亢昂揚的角色變遷精神。為救亡圖存，五四女性積极參加宣傳演講、遊行示威和罷工請願等愛國行動，有的血書明志，有的坐獄不悔，有的遭槍殺而亡，有的遭毆打致傷。滲透其間的是那種「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的堅決姿態。為探索角色變遷道路，五四女性以高昂的熱情加盟實驗模式。繆伯英毅然放棄北京女高師的學業，贊助入主女子工讀互助團。葛健豪以54歲的年紀決然加入女子留法勤工儉學隊伍，鼓舞青年女性勇往直前。為開放大學女禁，鄧春蘭大胆上書北大校長，不遠萬里赴京圓夢。為開闢女界就業渠道，陳麗華、朱其慧等女性熱心籌設女子實業團體，創業精神令人欽佩。這些女界精英身上體現出的昂然自勵精神，恰是五四女性整體風貌的高度濃縮。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這些思想在它的幾次代表大會上就表述得更為明白了。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依託政黨的力量很快外化為女性的角色實踐，促發了女性角色變遷的革命意義的升華。

第三階級女人運動縱使「完全達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產階級里的男女平等，並不是『人類平等』」「要得到『人類平等』，還須另外給一點注意在第四階級女人運動，就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運動上面」。王劍虹在《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中直言不諱：「我們要對女子運動的前途，特別提出一個警告。這警告就是：女權運動的中心，要移到無產階級來。」

字裡行間透露出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的意蘊。有些人已初步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婦女獲得角色解放。陳獨秀的《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可謂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的核心即在於「女子問題，實離不開社會主義」的論斷。九_九_藏_書

四、多元共存的角色變遷格局女性角色的現代化是五四時期女性生活的基本趨向。但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結構發生劇烈錯動的轉型形勢下，不同地區的不同階層女性對角色變遷的回應程度也不盡相同，從而使女性角色變遷呈現出動態的多元格局。一般來說，女性角色的現代化程度是沿海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知識女性高於女工和農婦。這就是地域的差異性和階層的差異性。在此過程中，有些女性不但把現代精神注入家庭角色，而且得以在社會上就業，成為身兼雙重角色的職業婦女群；有些女性在家庭角色上求得了某種程度的革新，但並未有機會在社會舞台上嶄露頭角；有些女性，特別是絕大多數農村婦女，仍然固執地堅守著傳統的單一家庭角色，沒有多少變遷意識和舉動。這也是早期現代化特徵在女性群體身上的反映。

在此基礎上，她們呼籲用法律保障女性全方位的角色解放：「凡是家庭里，社會上，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女子和男子須得站在同一水平線上。這種平等地位的獲得，我們要求法律的准許和保證。」

為此，女子也沒必要一味模仿男子。甚至在女性角色變遷的目標上，《婦女評論》創刊宣言在更高的基點上，強調不能持與男子等齊的觀點。因為「我們覺得僅僅叫現在的女性做成和現在的男性一樣的人，不是討論婦女問題的根本辦法。現在的男性，都（多）半不會得著『人的生活』……女性底要求如果僅僅限於取得和男性同樣的現在已有的生活，這有什麼大意思呢？……我們是主張解放了歷來施於女性的種種束縛，讓女性自由發展出伊們底能力來。凡思想、制度，能夠成為新鎖鐐的，我們都要不容情的攻擊」。這是在超越男性的基礎上根本求得女性自由的角色變遷思路，體現出時人號召女性自主地解放自己和解放人類的急切心情。

二、發現自我的角色變遷歷程五四時期是「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同時並提的時代。時論在重點突出前者的同時，對後者也有所涉及。「女性的發現」不僅強調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而且開始論及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樣的人。

她們宣稱：「我們不相信不打破男女兩性的階級，真正的民主主義能夠存在，我們不相信社會上一半是壓迫人，一半是被壓迫的人間，會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

然而，正如同辛亥革命時期一樣，五四女性角色變遷也存在著轉型社會共有的局限性。就角色主體意識而言，這一時期真正具備女性人格思想的還僅是以知識女性為主的部分女性，廣大女工和農婦自我解放意識尚有待發展。而女性整體的角色解放意識與完成角色全面解放的需要又相距甚遠。因此說，女性解放意識的整體薄弱，是掣肘女性角色變遷的一大因素。就女性角色變遷的成果而言，低效性和不平衡性仍是總體缺憾。比如在社會經濟角色方面，除了聚居城鎮的女性能夠部分地進入勞動市場，多數鄉村婦女只能恪守簡單的家庭勞作，不能發揮社會經濟角色功能。在教育角色方面，五四女性堪謂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但入校女生不過僅占女性總人數的百分之幾，女性教育多處低度水平。即使在「教育改進，詢有突飛之勢」的1921年，女子教育仍缺憾種種。一如張默君主要針對省城的高中等女子教育所作的負面評價：「甲，無論公私立高中女學校均感經濟困難，故校務不克充分發展，所增設校數亦不多。乙，體育無特異進步，各女校尚無建設健身房者。丙，女校尚無規模較弘遠、組織較完備之圖書館、理化試驗室、音樂室、改造畫室及交際室。丁，學生尚有未了解自由及自治之真諦，而能于進德修業上下切實功夫者。戊，尚無女子專門大學，俾不願男女同學者，得有受高等教育機會。己，招考新生時能實行注重心理，常識及體格諸測驗以厘別各人體智之高下者尚少。庚，對於天才及低能女生尚無具體的教育組織。辛，幼稚師範學校及幼稚園過少，各省幼稚教育尚未普及。壬，各省女子職業教育尚未充分發展。」ｈｔtｐｓ://ｒｅad•9９csw.ｃｏm

在各種觀點的衝突碰撞中，逐步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求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全新的生命力，找到了婦女角色解放的真正出路。具體來說，他們中有的人已能從經濟基礎、社會制度入手深入剖析婦女問題，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譬如，李達就指出：「如今要將女子解放，須先使他恢復物質上的自由。女子物質的自由的慾望，到達了最高點的時候，那精神的自由的慾望，自然而然的勃發起來。那時真正的自由，方可完全實現。這樣的，才可算作真正的女子解放。」

在大學開女禁上，保守派大放厥詞。王卓民在《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一文中片面指出，「今日社會所屬望于女子者，大都為賢妻良母，能治理其家庭，教育其子女已耳」因此「尚無進大學修業之必要」他還特彆強調男女同校會有礙社會風化，因為「吾國男女界限，分別至嚴，授受不親，古有明訓」如男女同上大學，「必有往來，投絹贈寧，必多有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偶或不慎指摘隨之，傷風敗俗之事起，道德之破壞無餘地矣」。一石激起千層浪，北大學生康白情奮筆寫下《讀王卓民君論吾國大學不宜男女同校商兌》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爭論。在時代潮流的沖刷中，保守派終於敗下了陣。但從中可見女性角色變遷的艱難性。這說明，女性角色變遷要走出社會的「陷阱」還需一段艱巨曲折的鬥爭歷程。

張揚個性解放的「易卜生主義」成為進步女性的行動指南。為了掙脫封建婚姻網路，她們中有自殺抗婚者、出走抗婚者、革命抗婚者；為了追求知識學問，她們中有的貧病交加而死，有的不堪丈夫羞辱而自殺，有的遠涉重洋，實行勤工儉學；為了尋求人格解放，她們中有的不懼校方開除，毅然剪掉髮辮；有的不避閑言，慨然與男子「合室辦會」；有的勇挑重任，開辦學校公司。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在思想深處，部分女性已有了全新的女權意識。她們公開申明：「現在的我們都覺悟了。

實際上，五四時期的中國女性，已經以辛亥革命時期無法比擬的姿態，實現著自我的人生價值。比如，在政治鬥爭中，由知識女性和女工組成的主體隊伍或與男子聯合行動，或獨力挑起行動任務，以空前的規模和勇氣為國家和民族利益吶喊，為女性的政治權利吶喊；在經濟鬥爭中，她們為「母性」呼喊，要求伸張女權，要求制定保護女工法，凸顯出女性獨特的利益要求；在服飾選擇中，她們也不再單純地認著「男裝」為美，更傾向於表現女人的味道。綜觀五四時期的女性角色變遷，可見她們已「不再抹殺自己，不再模仿男性，而以女性的資格，因為女性也是『人』的資格，去向男權求解放，向舊式婚姻求解放，向政治、職業等求解放」。這就是女性發現自己的行動表象。https://read.99csw.com

有些人在婦女角色解放的社會依靠的主體力量上，把目光從「第三階級」移向了「第四階級」即從中等階級婦女移到勞動婦女上。陳望道指出：「第三階級女人運動，是女人對男人的人權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經濟運動。」

女性們首先覺悟到「我也是人」「當時到處上演《娜拉》高叫著『不做玩物』、『要人格』、『要自由』的呼聲。」

一部分的女子覺悟了……我們運動的旨趣全在建立女權的基礎上，這是很明顯的。我們提及這一個女權的名字並不是自外于男子，也不是自儕於人權之外，在理男女同屬人類，只有共同的人權，無所謂特殊的女權。不過在習慣上所謂人權已經被男子獨佔去了。我們須得糾正人權的意義，我們須得認識人權的真正價值，我們更須得要求這人權平分給女人。女權運動就是人權平分的運動。」

五四女性從辛亥女性的前變遷角色中汲取經驗，將宣傳和結群意識融化于昂揚的鬥志中，增強了角色變遷精神的實現力度。她們除踴躍在各類報刊中發出求變之聲外，還銳意創辦婦女刊物二十余種，為女性角色變遷提供理論陣地。1916年至1921年間，婦女刊物就有上海基督教婦女青年會辦的《青年女報》、中華婦女學社辦的《婦女旬刊》、北平女青年社辦的《婦女》、女界聯合會辦的《新婦女》、直隸第一女師學生團辦的《醒世》、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辦的《平民》、周南女校辦的《女界鍾》、北京女高師辦的《女高師文藝會刊》和《女高師半月刊》、廣東省立女師辦的《省女師學生期刊》、上海女界聯合會辦的《女青年聯合會旬刊》、覺悟社女性主辦的《女星》和《婦女日報》、湖南第一女師辦的《勵進會旬刊》、浙江省立女師辦的《進修團月刊》、開封女子同志會辦的《女權》、上海務本女校辦的《女界鐸》和《新婦女》、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辦的《婦女聲》等。這些刊物廣為宣傳有關女性角色變遷的各種理論，成為婦女問題的真正論壇。

這樣，女性們就在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在男女平等的原則下，發現了自我人權的含義，摸索著一條尋求角色解放的道路。

這些不同流派各陳己見，各設出路，深化了女性角色變遷理論。可以說，五四時期，圍繞婦女解放道路的探索遠遠超越了戊戌變法時期關於婦女人權的論爭和辛亥革命時期重在婦女權利與責任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