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農場對這件事抵觸情緒很大，說我是「走後門」，要說也確實是「走後門」，當時的風氣就是那樣，不走後門就辦不成事。如果當初我繼續留在農場「鐵心務農」，那今後就不會有一個下圍棋的聶衛平了。那位局長可以說是「歪打正著」了。

更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視，別的不說，連里的知青幾乎人人皆可參加的基幹民兵，我都沒資格參加。這種歧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1969年我十七歲，那時「革命」的理想早就破滅了，工作也沒著落，章婭說對了，就是整天「閒蕩」。一次父親找我談話，說我不上山下鄉的話，他在機關很難交代。我知道父親處境很無奈，那時我們家裡搬進兩家造反派，而且佔據了最好的房間。他們成天監視著我們，我的情況他們都知道。

我也是個幹部子弟，不是不想回城，而是我的父母還沒有解放，又沒有關係，所以不敢有什麼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實實留在農場。不料這一來反倒「因禍得福」，被分場新來的領導所賞識，把我樹為「紮根邊疆志不移」

1993年，應農場局（現改為九三分局）的邀請，在總場場長的陪同下，我又重返闊別了將近二十年的山河農場。我發現原來的房子已經沒了，只剩下一個廁所還是原來的老樣子。我忽然對陪同我的人說，我們當時住的房前，每到冬天都有一個奇特的景觀，有一米多高，我讓他們猜那是什麼？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得出來。我告訴他們，那是尿結的冰。北大荒冬天夜裡都在零下二三十度，誰都懶得拐個彎上廁所，於是出了門就尿，再加上洗臉水，很快就結成一個大冰坨，而且越來越高。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得去刨，我當時就專干這個。我講完這個故事，他們都樂了。

晚上下班我再反過來接他。不但如此，我還得做飯，我是從不會做飯的，到了那個時候也只好瞎對付了，他們居然認為挺好吃。那時全家的生活重擔都壓在我的身上，弄得我特別慘。

我理解一個人處於絕境時的心情。

1969年4月底，我回到北京。那時父母已經從單位放了回來，但是還沒有「解放」。

果不出所料，我這個「先進典型」突然「失蹤」，成了全場的一大新聞，許多人議論紛紛，說我肯定一去不回了。最感惱九九藏書火的是分場領導，好不容易樹立的典型竟然不辭而別，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對我本來就有看法的連幹部更是幸災樂禍，我一回到連隊，馬上就把我叫去，狠狠地訓了一頓，說我是政治騙子。我的地位一落千丈，重新成了落後分子，而且是極善偽裝的落後分子，這一惡名甚至在農場一級的領導那兒都掛了號。

1971年春節前後，農場颳起一股「返城風」，許多高幹子弟憑著各種各樣的關係，紛紛離開農場回到城市，留下的知青頓時「軍心動搖」。對此，農場的領導也慌了手腳，對走了的他們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對留下的拚命加強「紮根邊疆，鐵心務農」的教育。

總之，在農場的這段經歷雖然令人不堪回首，浪費了幾年時間，但對我來說也是一筆財富，使我在今後的棋戰中受益匪淺。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拿著行李和爸爸媽媽告別，剛走到他們的房間門口我就忍不住大哭起來。我從來沒有這麼哭過，我意識到這一走恐怕永遠也回不來了，一想到這兒我更無法控制自己。我媽媽沒出來，在裏面也哭得很厲害，最後一個孩子也被逼走了，有什麼比這更能使一個母親傷心呢？父親在屋裡陪著媽媽，也沒出來，整個房間里充滿了悲傷、絕望之情。這個情景我至今未曾忘記。後來是幾個鄰居把我送到火車站。從那以後，遇到別人有困難需要得到幫助時，只要力所能及，我總是要伸手幫助。

我把信反覆看了好幾遍，確信沒看錯后，不禁欣喜若狂，我立即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這個機會。當時正在夏收，我公開請假肯定不會放我，於是我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溜回了北京。

我還去了當年打架的曬糧場，把我被銬的地方指給他們看……我突然覺得很奇怪，儘管我在農場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對農場還是很有感情的。農場的這段經歷，使我積累了很多人生的經驗，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這一下事情鬧大了，馬上有人跑去報告，那時農場都有手銬，是銬勞改犯的，結果把我給銬了起來，直接帶到分場場部。我又沒犯法，怎麼能隨便銬我呢？我不服，使勁兒掙扎，結果越掙扎銬得越緊，我一看也不敢亂動了。後來說那個人沒事了，這才把我放了，但沒讓九-九-藏-書我回連隊，而是送進了「學習班」。

到了北京后我還不敢回家，我爸爸媽媽問我怎麼回答呀，我要是說回來看棋，肯定要挨罵，說不定還會把我送回去。我一下車就直接住到一個朋友家，然後跟繼波聯繫，想問清具體的比賽時間和地點。沒想到繼波告訴我日本圍棋代表團不來了，這一下我可傻了眼，為了看比賽我冒了這麼大風險，現在沒有了，這可把我坑慘了，哭都來不及了。沒辦法，第二天我又匆匆上了火車，返回農場。

那時我非常苦悶，學會了吸煙、喝酒。知青在一起沒事就打撲克、神聊，什麼粗野的話都有。東北的虱子還特多，所有知青的身上都有。那時飯量也大，可以像流星趕月般地連吃十個花捲，可還沒到下頓又餓了。由於油水不夠，有的知青就偷幹部的鵝。他們的手段非常高明，抓住鵝的脖子後用大衣一卷，叫都叫不出來。我雖沒偷過，可吃過好幾次。我在農場的地位很奇怪，幹部對我不好，可知青對我還不錯。

人說下圍棋的人本身就有一種氣功，加上我的爆發力特別大，真急了拼起命來，幾下就把他打得躺在地上直吐白沫。我一看，不敢再打了，心裏挺緊張的，萬一有個好歹可怎麼辦？其實他是裝的，賴在那裡不起來。

我帶了一副圍棋到農場，可沒人下。我帶去的那副棋，還是陳老總送的，結果被人打架時當成暗器全給發了出去，我心疼極了。後來實在憋急了，我曾跑到一百裡外的九分場，找程曉流下了三天棋。他把我接待得非常好，把從家裡帶來的最好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在知青中我還有點名氣，我和程曉流下棋的消息傳開后，很多知青紛紛從其他分場趕來，這在農場也算是盛況空前了。

媽媽被整得最慘，她一直被關在第一機床廠一個廁所的茅坑上面，只有6平方米，太不人道了。那時她正處於更年期，回來后神經就有點不正常，經常犯病，犯病時總懷疑有人害她，后經醫院診斷，患了「被害妄想症」。

女的最差的一天也要割三千米，我割九百米就躺倒在地，動不了了，什麼泥呀土呀全都顧不上了。割了幾天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只好去找連幹部說明原因，要求調換輕點的工作。按說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可連幹部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我的請求。一怒之下，我便九-九-藏-書歇了病假。這樣，連幹部認為我藏奸耍滑，無病呻|吟，我們的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

軍宣隊說，通過了解，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質也是好的，可就是身體不行。我就和軍宣隊的軟磨硬泡，要求他們給我革命的機會。后我把體檢表藏了起來，謊稱丟了，他們也就同意了。以後我想辦病退回京，再找這個表時，卻怎麼也找不到了。歷史跟我開了個玩笑。

後來我媽媽也對我施加了壓力，這一下我頂不住了。再說我整天沒事幹，也覺得非常無聊，總得找個歸宿呀，於是我就回到學校，向軍宣隊提出去東北農場。

非常巧，正在這時黑龍江省農場管理總局的局長來找父親，他在延安時是父親的學生，和我媽媽也認識，他希望我媽媽能幫他們農場搞一些汽車、叉車、鋼軌、鋼材等緊俏物資。當他知道我就在他們下屬的山河農場時，當即表示我不必回去了，就算給總局出差，還正式任命我為總局駐京聯絡員，並由總局發給我工資、糧票。就這樣我名正言順地留在北京，使農場的那些「哥們兒」羡慕得不得了。

我突然覺得很奇怪，儘管我在農場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對農場還是很有感情的。農場的這段經歷，使我積累了很多人生的經驗，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他們七人上班是「三班倒」，宿舍里總有人在，我就和他們下棋，從早到晚幾乎一刻也不停。他們當時也是身處「逆境」，也就不在乎我業餘不業餘的了，要不然找他們下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奇怪，我在農場時基本上沒摸過棋，只和程曉流下過一次，也沒看過棋譜之類的書，對當時日本的棋更是一無所知，可回來一下，我發現我的棋比過去高了一大塊。我認為這同一個人的閱歷有關，閱歷豐富了，就能使人眼界開闊，思想境界大為提高。

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和程曉流長談到深夜，氣氛很沉悶，那時我們的理想早就破滅了，都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可我又不死心，覺得將來總會有出頭之日，不可能就這麼混一輩子。程曉流比我悲觀，他認為以後沒戲了，這輩子也就這樣了，心裏灰灰的。

就在我的地位日趨上升之時，我收到弟弟繼波的一封來信。繼波在信中告訴我：據吳淞笙講，日本圍棋代表團即將訪華，近日便可到達北京https://read.99csw.com。

我有個感覺，從小在大城市長大的人，視線很短淺，一到北大荒，看到那一望無邊的田野，頓時感受到天地之間的廣闊，就覺心裏「怦」的一下，隨著生活的歷練，人的境界就高了一大塊。再加上艱苦的環境，特別是身處逆境對我意志的磨鍊，所有這些使我的棋在意境上產生了一個飛躍。現在有一些棋手，素質不錯，也很有才氣，可就是達不到應有的高度，關鍵是沒有像我到農場那樣艱苦的經歷，因而缺乏閱歷和頑強的意志。

父親被揪到河南，他參加革命前曾經練過武功，造反派打他時，他不敢還手，但本能地防禦，這一防禦，把造反派傷了，所以打得更厲害，被打成椎間盤突出，不能走路，得依靠著什麼才能活動。

說是聯絡員，其實很少辦事，大部分時間我都去了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那時國家圍棋隊已經解散，陳祖德、吳淞笙、華以剛、王汝南等七名國手都分配到那裡當工人。那時他們都還沒有結婚，全住在工廠的單身宿舍。

1971年底我回到北京，因為是冬天回來，我爸爸媽媽認為很正常，農場冬天沒活干，知青全都回來了，也不用請假，只要開春回去就行。我在農場的事也沒和家裡講，省得又讓他們操心。可到了次年春天，北京知青開始陸續返回農場，這使我有點犯難，媽媽問到我，我就拿話搪塞，反正我是不想回去了。

我們坐的火車也算是種「專列」，上面全是知青。火車也沒有個時刻，走走停停，經常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站上停上幾個小時。來北京接我們的人把農場描述得美好極了，簡直就像個「世外桃源」。所以我們在車上還是充滿信心，有說有笑，高興得不得了。

到了農場我們才知道，山河農場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我們來的前一天勞改犯才走。農場的幹部過去都是管教勞改犯的，現在他們還是拿管教勞改犯的方法來管我們，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些「再教育」對象同勞改犯沒有什麼區別，對我們知青的人格根本就不尊重。

的先進典型，還讓我在全分場進行學毛著的巡迴講演。我幹活不行，可談「心得體會」還行。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學得怎麼好，而是想通過這個改變一下自己的處境，將來萬一有機會出去，領導不至於從中作梗。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的處境更慘。我因心臟有read.99csw.com病，體力不好，重活兒干不動，就把我分到曬糧場上。這裏的活比在地里輕鬆多了，可中午被太陽曬得熱極了，出汗很多，口也特別渴。送水的是個知青，他特別壞，只給女的喝。場上就我一個男的，他就是不讓我喝。這我哪受得了，就跟他急了，吵了起來，也不知誰先動手，就打了起來。

「學習班」里有不少流氓一類的人，關在那裡，我感到特別壓抑，每天乾的活也是最臟最累的，而且有一種被押解勞改的感覺。更不合理的是，一連幾個月我的工資統統都得交給那個和我打架的知青。那時我們一天的工資是一元二角五分，每個月我都出不了滿勤，最多只能掙三十多元，不出意外，勉強夠自己吃飯和吸煙。這麼一來我還得借錢，經濟上非常困難，完全把我逼上絕境。這回我實在無法忍受，到年底我真的走了。

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還要讓我爸爸上班。那時我大姐帶著我弟弟回了老家，我二姐去內蒙古插隊，家裡只有我。每天早晨，我推著自行車出來，我爸爸趴在我身上，扶著我，到南池子乘三路公共汽車，然後我騎車趕到北池子接他，再轉乘九路無軌電車，到東四情報大樓（即現在的外交部）。

我不大會洗衣服，怎麼也洗不幹凈。那時男知青總是找女知青幫忙，我和女孩子從來不講話的，一講話心跳得不得了。連里的女孩我基本上不認識，回到北京後人家來找我，我都記不起人家叫什麼。連里有個叫劉和平的，也是北京知青，給我介紹了兩個女孩，金小娟和薛麗，說她們可以幫我洗衣服。於是我就把臟衣服抱過去，洗乾淨了再抱回來。後傳說我跟這兩個女孩好，其實根本沒有，僅僅是她們幫我洗衣服而已。那時我心裏還只有章婭，和其他女孩子不會有什麼的。不過在農場那段時間，基本上是她們倆給我洗的衣服。現在和她們失去了聯繫，如果能找到她們，我一定要好好感謝她們。

經過兩天兩夜的旅途，我們終於到了山河農場。農場接待我們的第一頓飯吃得好極了，可從第三天起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剛到的那天下了場雪，雪落到地上就化了，東北的黑土一見水就特別泥濘，踩上去都粘腳。我們都穿著新衣新鞋，弄得一塌糊塗。頭兩天因為下雪沒幹活，第三天開始下地割豆子。東北的地壟一眼望不到頭，每個人負責一壟，低著頭往前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