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引子的兩天之前，是不是真有一個學生（角色）來問（動作）胡適？這是任誰也無法驗證的。即便有此一人，有此一來，有此一問以及有此一答，它是不是當真發生在胡適寫這引子的「前天」？這也是任誰也無法驗證的。但是，這段問答不能發生在「今天」、「昨天」，因為太近，顯得過於湊巧了。也不能發生於幾天或者幾個月之前，因為太遠，當事者胡適很難說服他的讀者：那樣久之前發生的對話居然給如此詳實地記錄下來。所以「前天」，正好。

齊人的故事非常通俗。它敘述一個成天到晚在外吃飽喝足的丈夫，回到家中便吹噓自己如何結交富貴，讓他的一妻一妾不得不起疑，其妻於是決定「吾將（偷窺）良人之所之也（丈夫究竟去了哪裡）」。結果，那齊人的行蹤大白：他每天不過是走到東城外的墳地，去乞討些祭祀用的殘酒剩肉罷了。妻妾得知實情，相擁而泣，那丈夫卻渾然不知，仍舊洋洋得意地回到家來，「驕其妻妾」。

拿淺眼讀這段引子，很容易讀到個「反」的意思。畢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老是跟著古人的步子，造不成反，如何「突破傳統」？又如何「代表時代」？這一點怪不得胡適，只怪造反這件事太吸引人，也太淺薄。當年王國維不是說過？——「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雖豪傑之士不能自樹立耳。」每個時代都有許多旁行斜出的豪傑，不能在前人染指已久的文學體制里「自樹立耳」，於是變奇，於是搞怪，於是便造了反。可惜的是旁行斜出未必成就豪傑，在這一點上，胡適指責「肖子肖孫」固然有餘，揭櫫「不肖」卻顯然地不足https://read.99csw.com了。

不過，這個故事原先另有被雛形派文學史家砍掉的頭尾。原來，是有個叫儲子的人前來告訴孟子：「王使人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齊王派人暗中偷窺夫子，看你長得是不是當真與常人不同）？」孟子答道：「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有什麼異乎常人的呢？堯、舜不也是個凡人模樣嗎？）」說完這一段，孟子才故意說了個和「瞯」字相關的故事，一來用以自嘲——孟子是被偷窺的對象，被偷窺而其實沒什麼好偷窺的處境則在玩笑與幽默中由「驕其妻妾」的齊人給虛擬出來。至於偷窺者，則是孟子自嘲之外兼以嘲人的玩笑：在故事中是妻妾，在現實中則是齊王的使者和齊王。開足了玩笑之後，孟子並沒有對號入座，反而巧妙地衍義出另一套掩飾這個玩笑的道理，他說：「由君子觀之（用在上位的人的眼光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那麼那些求富貴、干利祿的人），其妻妾不羞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恐怕很少沒有因為羞慚而抱頭對哭的妻妾的呢！）」

喜歡讀小說、寫小說的人應該能體貼胡適把明、清之際的許多小說家「拉拔」到和古文家等高甚至更高一等的地位上去。雖然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只寫到中唐的元、白詩便戛然而止，壓根兒沒從小說上說明白：中國文學是如何「永永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創作的新路」的。然而，在《白話文學史》書成近七十年後，胡適的意見乃至於諸多考證研究與觀念的發明，不該只被看成是「獎掖小說」、「揄揚當代」而已。他所觸及的課題倘若不被進一步發現、開展，喜歡讀九_九_藏_書小說、寫小說的人恐怕也「永永」不會明白：從施耐庵到吳趼人是如何旁行斜出於韓、柳、歐、蘇以迄乎方苞、姚鼐、吳汝綸、林紓之外，而終成豪傑的？甚至，在施耐庵之前，又還有多少即便不是運用「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而寫出了小說的豪傑，卻始終不獲胡適等白話文運動健將之青睞的？又還有多少看起來「原道宗經，法聖師賢」的腐儒古董其實寫出了小說，卻由於他們自己對小說的輕鄙無知，以及他們所影響的後人亦風從景行地對小說輕鄙無知，乃至於讓小說反而淪落成文學之「一種」、文學之「一格」，甚至是白話文學中之「一個項目」？

雛形派的文學史家最常舉的一個雛形小說就是「齊人驕其妻妾」的故事。這篇故事從《孟子·離婁章句下》篇割裂出來，彷彿有了獨立的身份，因為它是一個首尾俱全的故事，也可輕易顯現諷喻人性虛矯的意旨，文學史家持此篇以驕其國人曰：中國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了這麼優秀的短篇小說。

小說史猶如童謠所唱的那樣，「日曆，日曆，一天撕去一頁」，是一樁令我難以想像的事。胡適好用演化論的語詞取譬指涉小說的發展，也是一樁令我不安的事。小說之有其史，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追隨起那套「后出而轉精」的進化之說，小說的起源也未必然（甚至必不然）要歸返于「較不成熟」的初民遠古。小說的出現與發展反而可能是隨機的、跳躍的、忽而停滯且退化的、忽而沉寂過千百年漫長的歲月又忽而活潑潑猛浪浪地發了新芽。不同時代的小說家有幸能啟示出他對人類處境的新看法，又找到了一個表述此一看法的獨特形式，這個小說家便成為小說這門藝read.99csw.com術的起源——無論他出生於三千年前或五百年後，無論他是否代表了哪一個「當世」，也無論他「肖與不肖」，更無論他承襲因蹈或旁行斜出於什麼傳統。

結論似乎是對了——至少對長期頓挫于文明進程遲滯于西方世界的中國人而言，有樁文化工藝老古董確乎彌足珍貴；可是割裂了這個故事的上下文，非但不足以驕視寰宇，誇言吾國小說之早慧，反而斲失了孟子這位「小說家」和他的「作品」與當時孟子這個辯論家所面對的世界之間的聯繫。

由雄辯、玩笑、荒唐的故事、諷喻、語言遊戲所融合成的小說世界足以令國學大師們痛心疾首，這些人很難不正襟危坐讀四書，也很難承認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人的「辯論手冊」除了可以是「經國之大道、不刊之弘教」以外，還可以是小說。而近世以來的文學史家一方面還汲汲於刻西方文學術語之舟，以求中國小說起源之劍；另一方面更不敢深信小說史並非任何線性類比模式所可規摹網罟。我於是不免喟然而嘆，仿效胡適的口氣說：你們讀錯了小說史，所以你們覺得中國小說只能起源於神話，而遠古的小說又只堪為後世小說的雛形。其實你們看的「文學史」只是「文學曆法史」。在這部「文學曆法史」上，只有前朝接後代的作家和作品在列隊站班，其中還有許多給划錯了位置。在這部「文學曆法史」上，居然沒有孟子的席位。他老人家感慨地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的作品讓人「瞯」了兩千年，還「瞯」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他哭了。

胡適在寫《白話文學史》的引九-九-藏-書子的時候，其實模仿了一個古老的傳統。他寫：「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

胡適之先生寫《白話文學史》的引子的時候，用了個很古老的謀篇之法。他這樣寫道：

20世紀初，受了西方文學史觀影響的學者紛紛為中國文學寫自己的史，小說既被目為文學之一種、一格、一個項目，也在諸多追本溯源的鑿掘之下有了它遠發於古的譜系。不過，這些史家泰半預存著某種進化論也是進步論的觀點，常在追本溯源之時，設計好一套「后出而轉精」的基調。他們一方面認為：中國小說「所從來久矣」；君不見上古神話中許許多多「初民」的生活經驗、想像、對自然界的好奇反應與解釋，都已經一代又一代口耳刀筆地傳述下來了嗎？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這些古老的神話、傳統僅僅是日後真正的小說的「雛形」；彷彿小說如動植物，有其胚胎期、孕育期、誕生期、成長期、茁壯期、老化期，乃至於死期亦是不期而必將至焉的了。

接著，胡適告誡他的弟子，教他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並且舉證說：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紓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李伯元正在寫《官場現形記》，劉鶚正在寫《老殘遊記》，吳趼人正在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往上推，當方苞、姚鼐正在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候，吳敬梓正在寫《儒林外史》，曹雪芹則正在寫《紅樓夢》。再往上推，當明朝的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仿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復唐宋的時候，《水滸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於是，胡適跟他那位弟子下結論說：「中國文學史上何嘗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里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里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

胡適造了大半輩子古人的反，卻從來沒有脫卻古人的掌心。他這段「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我回答道……」正是先秦諸子最擅用也最慣用的設問答對之法，它也出於總是被近世文學史作者視為日後「真正小說之雛形」的虛構手段。

倘若將「齊人驕其妻妾」的故事視為中國短篇小說的起源之一，而不能將故事中的諷喻延伸到故事之外，勾貫起孟子和齊王、孟子和他所處身的戰國時代里捭闔于諸侯間的縱橫言說傳統，則割裂之後必然委頓的文本便只合是一種雛形，而且是畸殘的雛形。事實上，小說在先秦諸子俯拾即是的設問答對之中，從來沒有離開過言辯的氛圍和功能，更不應被淺視短見的文學史家割裂其言辯說理的部分，拿來將就著吻合西方現代短篇小說的俗貌。那個起源由孟子打開，卻被胡適等白話文運動健將丟進了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