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前，我從友人作家雷驤處聽過一段小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雷驤先生的伯父（或表叔）。我們就姑且稱他為表叔罷。這位表叔是安徽省五河縣人，經營蚌埠到臨淮關的火輪發家。雖說是鄉巴佬，卻也頗有資財，且廣交際，算得上見過世面的。一日表叔乘火車到上海公幹，行前刻意打扮了一番——長袍、呢帽、掛鏈懷錶，外帶著金質煙盒；可以稱得上是派頭兒十足了，應該不會被誤會成尋常的鄉下人才是。孰料甫一下車，表叔才掏出煙盒，點上支煙，吞吐了不到三五口，就突然發現：煙盒、懷錶、皮夾子全都不翼而飛——他老人家知道：這是著了道兒了。於是立刻透過相熟的商會人士找上了巡捕房。表叔的話撂得漂亮：「久聞上海地頭兒上的扒手也有所謂青白眼，倘若要下手行竊，必然是看出對方『不夠稱頭』。兄弟自詡格調不算卑下，卻不知如何仍然入不了此間道上人物的法眼。是以丟錢事小、丟臉事大。好不好煩請閣下做主，替兄弟打聽打聽：兄弟初來乍到，究竟做了些什麼上不了台盤的事體？居然教人瞧不起。下手的人物自凡說得出一個道理，丟掉的東西兄弟可以不要了。」捕房的包打聽慨然允諾。不出一個時辰，人贓俱至。表叔既嘆服海市裡黑白道綰結之嚴密，仍疑惑那扒手何以有眼無珠，膽敢魯莽冒犯，於是趨前再把方才那番話表過一遍。那扒手應聲唯唯，支吾了半天，才壯起膽子說：「您老一下火車就露了相了。」表叔自然不服，連聲逼問：「我怎麼露的相？」「您老掏出煙來吸，把支煙在那煙盒蓋子上打了三下。」「那又如何？」「您老吸的是『三炮台』，『三炮台』是上好的煙捲兒，煙絲密實，易著耐吸，不須敲打。可您老打了那三下，足見您老平時吸的不是這種好煙捲兒，恐怕都是些絲松質劣的土煙，手底才改不過來。」表叔當下大慚失色，當然也沒好意思討回賊贓，只能認栽作罷。

從數以萬九_九_藏_書計的筆記之中勾出這一則來，為的是看汪曾祺的小說。汪曾祺小說的好處時有論者提出，卻還沒有誰這樣放肆地指出：新文學運動以來，汪曾祺堪稱極少數到接近唯一的一位寫作「中國小說」的小說家，一位深得筆記之妙的小說家。

此後近三千字（佔全篇的一半）寫的儘是葉三的水果生意如何「得四時之先」，如何「原裝」、「樹熟」，他的兩個在布店裡出師的兒子如何能幹利落，乃至於葉三給季陶民送果子、伺候畫家作畫。而「季陶民從不當眾作畫」，只對葉三例外，因為「他認為葉三真懂，葉三的讚賞是出於肺腑，不是假充內行，也不是諛媚」。葉三何以「真懂」構成了懸疑；且看這一段句型短促、進展疾速的高潮：

對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政治正確性抱持高度懷疑和憎惡的人，不易也不宜讀筆記。對中國語文表述之科學性和邏輯性有強烈不安的人，恐怕還會從十之八九的筆記作品里讀出中國人的迷信無知與中國文明的混沌落後呢。即使因為本行專業而不得不大量閱讀、研究筆記的國文系教授先生們也不免於稱頌其可貴之餘，誤會了這種書寫。一位我素所敬仰的前輩學者便曾經這樣勖勉我：「你們寫小說的應該多讀筆記；筆記里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啊！」言下之意似乎是：你們寫小說的不必自己編故事了，古人留下來盡多、盡夠「取用」的材料可抄、可改寫、可改頭換面添油加醋的……

相對於（無論如何前衛實驗新奇變怪的）主流西方小說——也是「我們這些寫小說的」正在從事的移植產業，舊時代的中國作家的筆記堪稱何等的「另類」？「不過，這種東西沒有了，也就沒有了。」（汪曾祺《茶干》）除非小說家和讀者都有大無畏於開拓另類書寫與閱讀的勇氣和智慧，管它有沒有理論的支持贊助、批評家的倡議附庸。汪曾祺漸老逢春，就有這麼大的魄力——隨手出神品，哪怕你說它不像小說！

與其說《鑒賞家》是一個短九*九*藏*書篇小說，毋寧以為它正是一則筆記，而且就在令人讀之而味出與時下尋常的「短篇小說們」確乎不同之中，見其「神品」。開篇第一段兩句話加上第二段的第一句話本系脫胎自筆記傳統的「亮相」。

多年前有記者訪加西亞·馬爾克斯，問起他之所以能駕馭如此豐富的故事，是不是因為平日素有記筆記的習慣。顯然並不知道中國筆記傳統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答覆亦堪稱神品：「不。寫筆記就用不著寫小說了，筆記是另外一種文學。」

我在十三年前初讀此篇，是后不能或忘。就像先前那位表叔的故事一般，每當有個什麼場合，讓我想起拓碑、鐘鼎文、古印圖譜、古董造假、晚生後學造反，讓老師前輩栽一大筋斗，抑或是偽知識卻使認真而缺乏幽默感的教授先生們皓首窮經，不得懸解，乃至一枚剛出爐的燒餅之類的物事，我都會立刻想到阮元陰溝裡翻船的這個例子。同樣地，我也一直沒忘了要替這位好開玩笑的學生捏造一副姓字、一則身世、一個背景，再打造出一套叛逆學子的故事——這一回幾乎成功；一篇至今尚未脫稿的《王梅庵生卒年考》寫就了四千六百余字，但是終未續完。原因是：那是一枚獨特的燒餅，一如表叔就是那樣獨特的一位表叔，置之於任何其他的文本之中，都不如讓斯人斯物留存在「筆記」之中更為鮮活有力。也許，我在日後的某一契機召喚之下，終於還是把表叔請進了《大荒野》傳奇系列的車站，把燒餅裝進了《王梅庵生卒年考》的袖筒；然而，這樣做只能讓小說添些趣味，卻謀殺了筆記。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更多更多的筆記唯有在保持其本來面目的時候才能見神采；它既不應被捶扁拉長變成一個短篇小說，也不該被前呼後擁變成一個長篇小說的填充物。其理無它：今世吾人所稱的短篇小說也罷，長篇小說也好，原非本國固有。即使「我們寫小說的https://read.99csw.com」所寫的小說被視為「現代中國小說作品」、「當代台灣小說作品」之流，究其實而言之：其實絕大多數只是用漢字所湊成的西方小說。論體制，論理念，論類型，論結構，論布局，論技術，皆由移植而來。真正的中國小說早已埋骨于說話人的書場和仿說話人而寫定的章回以及汗牛充棟的筆記之中。徑以筆記言之：一旦「我們寫小說的」把筆記當成「材料」，「取用」了筆記，也就盡失筆記之所以為筆記的妙處了。這裡有一則筆記，摘自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卷十七：

這則小故事存放在我腦子裡三四千個日子，我時而翻撿出來把玩一陣。遇到個什麼場合，有談伴提起江湖兇險、幫會嚴密、鄉下人進城、觀人術、冒充貴族雅士、市井之徒重然諾、金質煙盒甚至「三炮台」香煙或者某某牌香煙絲松質劣，我都不免想要抖包袱把這表叔亮出來分饗友朋。此外，我還有一個想法：該把它延展開來，寫成一個短篇，或者是在哪一個長篇里找一個大小合適的縫隙，將表叔塞進去安身立命。如此遷延拖宕，只在飯桌酒肆間偶爾博人一粲，這位表叔始終沒能變成哪部作品之中的一個角色。

對照前揭之《夢溪筆談》可知：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筆記，甚且在「打造」筆記。他用字精省，點到則止。對於現當代小說理論家、批評家信手拈來又隨手祭出的「敘事觀點」、「心理分析」、「性格刻畫」、「神話原型」、「國族寓言」、「政治諷喻」……絲毫未見措意。這並不是說汪曾祺所有的小說里都沒有這些門道，或者經不起這些門道的檢驗，而是說汪曾祺「這樣的小說打破了小說和散文的界限，簡直近似隨筆」（見《茱萸集·橋邊小說三篇》後記）。是出於一種刻意為之的努力，這份努力正是為今人早已習焉不察的短篇小說尋出一個逼近中國古代筆記傳統的新領域，而此一新領域偏偏就在吾輩多已棄之而不讀的文言文舊墳堆里。

中國古ｒｅaｄ•９9ｃｓw.cｏm典之中的筆記何啻萬千？述史者有之，論文者有之，研經者有之，記實者有之。異方殊俗之珍聞軼事者，輒筆而記之；騷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輒筆而記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詩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筆而記之。王公貴族、碩學鴻儒是不免要入筆記的，販夫走卒、妖僧俠丐也往往廁身其間，點綴著一則又一則動人心弦的市井燈火。筆記之龐雜、浩瀚，之琳琅滿目、巨細靡遺，連百科全書一詞皆不足以名狀。總的看來，筆記可以說就是一套歷代中國知識分子眼中的生活總志。

從某一方面來說，這番話沒什麼不對。我在《清稗類鈔》里讀過一則敘述「小市」的筆記。小市者，黑市也，通常出現在一座城市的內外城牆（夾城）之間。贓物犯每於例日（如每月幾日或十幾日、二十幾日）拂曉前設攤販貨，雞鳴前一切交易必須完成。由於摸黑往來，不許點燈掌火，故亦稱黑市。我在寫《刺馬》的時候「取用」過這個材料，還暗中動了手腳，聲稱小市裡向有「快熟賤不二」五字訣作規矩，即手腳要快、交際人頭要熟、脫貨出價不可任意哄抬、禁止討價還價等。是的，「取用」之不足，還可以改頭換面添油加醋。

此外，還有一個燒餅的故事，收在《清朝野史大觀·清人藝苑》卷下，題為「古鼎」的一則：

非徒此也，筆記還有一個令現代人不悅的缺點：絕大部分的筆記常叫人無從檢索。作者隨聞隨記，前後文略無安排。即使某些大部頭的名著確實有「目錄卷」，亦多粗疏簡陋。像《太平廣記》卷九六的《鴟鳩和尚》被歸入「異僧」之類，卷四一五的《僧智通》被歸入「木怪」之類。這兩個故事原本出自《雲溪友議》和《酉陽雜俎》，原書並無分類；一旦分了類，讀者先就以其類別名目認識這兩個故事。但是，如果用「木怪」一類之所以成立的邏輯來看，將《鴟鳩和尚》置入「禽鳥」類亦無不可；如果用「異僧」一類之所以成立的邏輯來看，將《僧智通》置入「異僧」類也非失當。反而是從這種分門別類的游移度上，讓我想起了筆記這種體制的一個本質屬性的問題——也許筆記作者的隨聞隨記、不著門類正因為筆記不該是一種（或者不該只是一種）「有特定閱讀目的而設計其特定檢索方式」的文本。就拿前面提到的兩則故事來說：表叔的故事不該被歸入「盜賊」類、「黑幫」類、「鄉巴佬」類甚至「煙盒」類；《古鼎》也不該被歸入「藝苑」類、「金石」類、「古董」類甚至「食品」類。一則筆記的內容倘若能銘印在讀者腦海之中，往往透過其短小輕盈之便，使讀者能夠經由文本的各個部分檢之索之。說得更淺顯些：一則短小輕盈的筆記常令讀者便於記憶，從而它內容所包含的許多元素都可以成為茶餘飯後諸般雜談閑話所可觸及的索引。當有人談到煙盒或燒餅，都能提醒這位讀者：「對了！我有個故事。」

當然，知識分子的吊梢眼長在高額上。從某些特定的文化批判論角度去理解，大部分的筆記其實暴露了文人們拂拭不掉的階級氣味，也彰顯出書寫這件事在中國古代所未及（或未能）深探的專業技術細節——比方說，即使像《天工開物》這樣力圖保存工匠實務紀錄的小冊子都往往只能知其然而說不出所以然地寫道：「凡釀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鄉，則蜜蜂自然減少。」（卷上·甘嗜·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