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參加考試時認識的皖省維新派人士汪希顏、汪孟鄒等人交往密切，「談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學術，燦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並與「一輩後生小子」，對康有為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恆于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遂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少時，陳獨秀在南京參加鄉試。考場中，一位來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將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裡捧著考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邊走邊將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一拍大腿，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這個近乎發瘋的考生給陳留九_九_藏_書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日本留學的陳獨秀與革命黨人鄒容、張繼等人交往，漸漸趨向革命。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4號上批評十月革命「用平民壓制中等社會，殘殺貴族及反對者」，但不久之後的1919年4月20日，陳即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說道：「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歷史家，都有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行的大關鍵。」

陳獨秀後來說：「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兩個鐘頭。在這一兩個鐘頭中，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狀；由那些怪現狀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聯ｒｅａｄ•9９csｗ.ｃｏｍ想到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因此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們在《時務報》上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在往後十幾年的行動。我此次鄉試，本來很勉強，不料其結果卻對我有意外收益！」

晚年，陳獨秀在給友人鄭學稼的一封信中說：「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本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以及其人物之價值，……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九*九*藏*書……鄙見很難得人贊同。讀來書『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為孿生兒』之說，不禁拍掌大悅！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陳獨秀早年參加了革命黨的暗殺團，但12年後的1917年，陳在《論暗殺》一文中批評，從事暗殺活動的人「只看見個人，不看見社會與階級；暗殺所得之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而且引導群眾心理，以為個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會的善階級的善，可以造成社會的惡階級的惡，可以去掉社會的惡階級的惡，此種個人的傾向，足以使群眾的社會觀念、階級覺悟日就湮滅。因此，……我敢說暗殺只是一種個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九_九_藏_書，必須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

1929年春天，陳獨秀的外甥吳繼嚴從莫斯科東方大學回國，向陳獨秀介紹了托洛茨基。之後，陳又讀到了托洛茨基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文稿，發現托氏的觀點與自己的某些觀點不謀而合，通過與尹寬、彭述之、江澤楷等人反覆討論。大約經過三四個月的思考，到這年秋天，陳獨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

1949年4月14日，胡適離開大陸時，在太平洋一隻船上為《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寫了「序言」，稱陳的這些「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並將該書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

陳獨秀還對鄧仲純說：「馮玉祥倒過袁世凱，殺過吳佩孚的回馬槍，囚禁九*九*藏*書過曹錕，驅逐過傅作義，反過蔣介石，人稱倒戈將軍。我和這位將軍有些類似，一生就會作反對派，從反滿清一直到反蔣介石。」

在另一封信中說，陳獨秀坦言：「近作……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包含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年的教訓，……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

第一次被捕入獄后，陳獨秀對基督教產生了好感。出獄后，他寫了《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一改一貫的反宗教立場，轉而推崇基督教的「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精神」。到中共一大召開后，陳對基督教再次產生懷疑，說：「綜觀基督教教會底歷史，過去的橫暴和現在的墮落……實在沒有什麼莊嚴神聖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