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暴漲使他們的生活難以為繼，陳獨秀聽說江津西南的赤水縣及江津上游的江安縣物價尚低，治安較好，便打算到那裡居住。他寫信給任國民黨少將的學生楊鵬升尋求幫助，但楊愛莫能助。而且在江津，好友鄧仲純可隨時為他診病，並且免除他所有的醫費。所以，遷居的打算最後只好取消。

陳獨秀本無積蓄，主要收入來源是為報刊撰稿所得的稿酬，但數量有限，要負擔三個人的生活費，以及陳自己的醫藥費，頗為困難，靠北大同學會每月接濟三百元，才勉強可以維持生活。

之後，陳獨秀遂接受江津資本家鄧蟬秋、鄧燮康叔侄的幫助，遷居到江津城大西門外30餘里的鶴山坪施家大院。此處孩子多，院內嘈雜，不利於陳養病、寫作，恰巧陳獨秀因偶然機會購得本地前清進士楊魯承的手稿，楊氏的孫子楊慶余得知后，邀陳獨秀遷居楊宅，並請陳幫助整理楊之遺著。陳獨秀應允，于同年8月又遷居楊宅的偏房（石牆院）。此處十分簡陋，陳的卧室上無天花板，下即泥土地，且年久失修，雨天常常進水。室內只有兩張木床、一張書桌、幾條凳子和幾個衣箱和書箱。唯一的裝飾是書房牆上掛著一張岳飛寫的「還我河山」四個大字的拓片。

從嗣母、大姐去世到手稿被盜后，萬事俱廢的傷感使陳獨秀尋求書生雅興的激|情更為強烈了。他在給楊鵬升的信說：「弟擬求四個好友各寫一小斗方，四個女畫家各畫一小斗方，裝成四條屏以為紀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為兄寫一小幅，嫂夫人倘喜作畫，更為畫一小幅，則或為完璧矣。尚蒙許可，得書即將紙寄上。」

陳獨秀在江津避居時，國民黨ｒead•99csw.ｃom仍對其進行監視，但陳卻不在意。1941年3月初，在江津第九中學任教的何之瑜寫信告訴陳，他所在的中學被國民黨密探秘密監控。陳復函告訴何「不必謹慎過度」，寬慰道：「即使是偵探也不要緊，他們願探的三件事：（一）我們與幹部派（中共）有無關係；（二）我們自己有無小組織；（三）有無反對政府的秘密行動。我們一件也沒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聽什麼呢？」

北大同學會先是委派羅漢來照顧陳獨秀的生活，1939年羅漢在重慶遭日寇空襲時身亡后，北大同學會又委託何之瑜繼續照看陳獨秀。無論是羅漢還是何之瑜，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時時在側。陳的嗣母謝氏此時也與陳氏夫婦一起生活，潘蘭珍承擔做飯、洗衣等家務，嗣母時已雙目失明，陳還得給她送飯。

1938年8月3日，陳獨秀的留日同學鄧仲純（鄧稼先的二伯父）多方尋訪，找到陳獨秀，一定讓陳到自己家中居住。陳遂舉家遷徙到重慶市西南的江津縣。誰知到達鄧家后，鄧夫人竟以「住房狹小」將他們拒之門外，使他十分難堪，懊喪地說：「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慶矣。」幸蒙同鄉舊交方孝遠的招待，才在小客棧暫棲下來；7日，又得東門郭家公館房東同情，挪出樓房一間，住了進去，聊以安身。陳嘆道：「出門之難如此。」

這年9月，新任縣長羅宗文慕名到陳獨秀家作了禮節性的拜訪。他來到石牆院，見到陳獨秀，看他已經頗顯衰老了。從他這副老態龍鍾的情狀里，羅幾乎看不出陳獨秀曾經是那樣一個有影響的人物。陳獨秀與羅大ｈｔｔpｓ://ｒｅａｄ.9９csw.cｏm談書法，併為他寫了一個條幅，內容是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對酌》第二首的后四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對那些因仰慕而來又素無知交者，陳獨秀也不願無緣受賜。他還堅持無功不受祿。晚年，陳從事文字學研究，寫了一部《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出版，並預支稿酬共5000元。但是，該書直到陳逝世也沒有出版，因此陳一直不準家人動用那5000元。

陳獨秀認真看過楊魯承的全部手稿后，認為「多系轉述古人學說而已，無甚創見，價值不大」，便直截了當告訴楊，不再為楊家整理。楊家早已江河日下，楊慶余為支助陳獨秀還與幾個兄弟發生了爭執。聽了陳的話，楊慶余心中憤憤，幾乎不再跨陳氏夫婦的門檻，漸漸地也不再送柴米蔬菜了。

因病而迫處閑暇時，陳獨秀常常用心煉筆，並與歐陽竟無、台靜農等研討書法藝術。他有時到江津縣城東歐陽竟無辦的「支那內學院」遊玩，與歐陽竟無談文賞藝、切磋書法、聊天，或偶爾與同鄉老相識、七十多歲的老進士蘇鴻怡等人一起打牌。他在到江津風景區東門公園遊玩散心的同時，也順便到西門的康莊一帶踏青賞景。此處背依青山，面臨大江，萬樹桃花，遍地桔林，風景幽美，實是一個修身養性的絕妙所在。每每來到這個地方，他都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常常不由自由地發出一聲感嘆：「此地風景甚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1939年1月，陳獨秀一家遷入鄧仲純開辦的「延年醫院」后宅。但鄧夫人經常對他們惡言htｔpｓ://ｒeａｄ•９９csｗ•coｍ相向。鄧仲純之弟鄧敬坤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道出了鄧夫人厭惡陳獨秀的原因：「我那位二嫂是箇舊腦筋，過去在北大時便對陳獨秀愛逛八大胡同，喜歡拈花惹草的風流作派看不慣，生怕陳把我二哥帶壞了，眼下對這一對老夫少妻更是萬般厭惡，經常惡言惡語地給他們夫婦難堪。偏偏我二哥懼內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晚年的陳獨秀居無定所。1937年出獄后，先住到學生傅斯年在南京的家中。但抗戰爆發，傅舉家前往內地，陳便住到學生陳中凡家中。隨著抗戰的深入，他又移居武漢，后遷到重慶。

楊慶余之子楊明興說：「陳獨秀兩口子是1941年春天搬上來的，搬來不久陳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慶去醫，連藥費都沒有，陳太太沒法，托吳元珍進城，把一個大官送他的銀狐皮袍都弄去當了。有時屋頭揭不開鍋了，潘蘭珍還過我屋來借米。」

1942年春節前，陳獨秀向歐陽竟無商借字帖《武榮碑》后，賦詩云：「貫休入蜀唯瓶缽，卧病山中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羡武榮碑。」好友朱蘊山見此詩后，心中極為不忍，買了幾隻鴨子去看望他，只見他獨自在家，因胃病發作在床上打滾，情境十分凄涼。

據說，在南京時，他的學生羅家倫、傅斯年曾親自送錢給他，但他執意不收，駁得二人很失情面。端茶送客時還對二人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

1937年9月，在美國的胡適曾為陳獨秀聯繫過一家美國圖書公司，請陳到美國去寫自傳，但陳以「生活很簡單不用去美國，也厭煩見生人」為由婉拒。

楊九九藏書鵬升素知陳的脾性，故常常想辦法資助陳。他經常寫信向陳索取字條、字聯、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陳為其父寫墓誌，付給他資費；或者乾脆以「無記名」方式給他寄錢。1939年10月，陳就「如數收到」了「某先生」讓楊鵬升轉寄的贈款600元。1941年3月份，陳獨秀收到了楊鵬升附有「千元匯票一紙」的信，信中還提到求他寫大字對聯，但對於千元匯款卻沒有說明用處。10月，「某先生」又以同樣的方式寄給他600元。

陳獨秀被罵得目瞪口呆，潘蘭珍高聲和鄧夫人吵了起來，鄧仲純聞聲急忙扔下病人，飛步跑進院子，厲聲喝斥夫人住口。可鄧夫人不依不饒，捶胸頓足地邊哭嚎邊大罵讓他們「滾出去」。陳鐵青著臉，瞪著歇斯底里的鄧夫人，眼中倏然滾出兩滴老淚，愴然道：「不要與她一般見識，蘭珍，我們走！」說罷，推搡著潘蘭珍往樓上走去。當夜，陳獨秀便帶著一家老小，離開鄧家，住進了三通街的棧房裡。

不得已，陳獨秀只能典當、變賣。柏文蔚來江津看望陳，見他衣服單薄，便將身上的銀鼠皮襖脫下來送給他。這件皮襖及他在獄中收到的十多件皮袍都進了當鋪。為了節約開支，潘蘭珍便在後院的空地上開闢了一處小園，種上了菠菜、辣椒、洋芋等蔬菜。空閑時，陳獨秀也常常給菜圃澆水，施肥，捉蟲。

有人去採訪過石牆院中當年與陳氏夫婦一起生活過的楊明興、郭碧清、吳元珍，以及陳死後幫他凈身、穿「老衣」的胡品中等人。郭碧清說：「我開初不曉得陳先生就是陳獨秀，後來曉得了，也不清楚陳獨秀是幹啥子的。我只曉得陳先生是我楊二爺請上門的客，是個大文化人九*九*藏*書。經常有人從重慶、江津來看望他，全是滑竿來滑竿去的，外邊的人看到了還以為陳先生很有錢，連偷兒也來弄過他一回。其實我們都清楚，陳先生是馬屎外面光，窮得遭孽，陳太太天天下午、晚上和我們楊家幾個媳婦搓麻將，癮大胆子小，輸多一點，打出一張牌手都在抖，還不是因為荷包里沒幾個錢。」

北大給陳獨秀寄錢，陳覺得不安，曾找出一本《連語類編》遞給鄧仲純說：「北大寄錢給我，我也沒有什麼報答，便將這本油印稿送給北大。」

鄧敬坤回憶：「民國二十八年夏天，氣候炎熱，陳獨秀也學著當地人的樣，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條褲衩。幾家人擠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當初在漢口難民所里一樣，確實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頑皮的六歲小兒子，看到陳獨秀禿著腦袋，打著赤膊，覺得好玩，就跑到陳獨秀背後去摸他的屁股。這樣一來，陳獨秀大冒其火，責怪我們鄧家的小孩沒有教養。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給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裏就有氣，此時一聽『沒教養』幾個字，馬上火冒萬丈指著陳獨秀的鼻子喝罵道：『你說別人沒有教養，你還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歲的老頭子娶人家年輕輕的大姑娘做老婆，你這算什麼教養？大熱的天幾家人擠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個老東西赤身露體地在中間走來走去，你這又是什麼教養？』……」

據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朱家驊檔案記載，國民黨政府得知陳獨秀的境況，曾以朱家驊的名義三次讓張國燾贈給陳醫藥費14000元，第一次為1000元，第二次為5000元，第三次直接是蔣介石批准，為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