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隨後的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使早已疲憊不堪的中華民族更加苦不堪言。蘇曼殊時在日本大同學校就讀，該校師生每日下課，必呼十六字口號始散：「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勖哉小子！」

清末國運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詞來作為對中華的蔑稱，蘇曼殊對此大為氣惱。一次，曼殊偶然從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發現，古印度語中的「支那」一詞，源於古印度人對商朝華夏人民「智巧」的稱讚，欣慰不已，寫信遍告友人，要讓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本是代表了華夏民族的優越性。

辛亥革命爆發時，蘇曼殊在爪哇聞訊極為興奮，急欲回國。他在給柳亞子、馬君武的信中說：「邇者九九藏書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

蘇曼殊認為，《紅樓夢》為「憤滿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矣。……其第七回便寫一焦大醉罵，語語痛快。焦大必是寫一漢人，……焦大所云……字字是血，語語是淚。故屢次禁售此書，蓋滿人有見於此也。今人無不讀此書，而均毫無感觸，而專以情書目之，不亦誤乎？」

1905年，蘇曼殊在南京陸軍小學任教，曾多次去明孝陵憑弔，每每感傷落淚，浸透羅帕。某日，曼殊游明孝陵時偶得明故宮瓦當一枚，視為珍寶，制綾為衣，枕之而寢，說是防他人盜去。日後，他還請陳去病為瓦當賦詩，足見珍愛程度。

蘇曼殊雖是中https://read.99csw.com日混血，卻厭惡日本人如仇寇，在日僑居數年，不肯說日語，寧可不厭其煩地找人翻譯。曼殊曾染流行病，友人來訪，驚訝地問他為何不去看醫生，曼殊不答，顧左右而言他。友人強迫他去醫院看病，他說：「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你了解我的性格，如果你願意做我的翻譯，我就跟你去醫院。」友人笑答：「這你就不用顧慮了。」於是曼殊隨友人來到醫院。醫生殷勤接待，問曼殊哪裡不舒服，曼殊不發一言，友人遂代他回答。醫生邊問邊記，誰知一轉身的功夫，曼殊便不見了蹤影，友人遍尋不見，只能向醫生致歉告別。尋到曼殊住處，他果然已經回來了，友人說：「你真是孩子脾氣，去了又九*九*藏*書跑回來，也不告訴我，為什麼啊？」曼殊答：「你把我的病症說錯了，得了病哪能亂開藥。」友人赧然道：「那你自己說不就不錯了嗎？」曼殊答：「你忘了我不操日語？」友人語塞而去。

面對國家危難，山河破碎，蘇曼殊豪言道：「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當今之荊軻。」

1915年，蘇曼殊在日本寫信給鄭桐蓀、柳亞子道：「小園嘉樹列植，足以流盼。時解衣覓虱，放于地上。有一侏儒亦於發中發出一虱，強謂余過彼。余言，『余之虱自身上，色白；子之虱自頭上，色黑。何強加余以過？』侏儒語塞。然吾是弱國之民，無言以居，無心以寧。亞子豈知吾愁嘆耶？」信箋上「吾是弱國之民」數語，行墨間隱隱有淚痕。httｐｓ://ｒead.９９ｃsｗ.ｃom

秦毓鎏回憶在日本留學時的蘇曼殊說：「曼殊孤介靜然，粥粥若無能者，又操粵語。同人遇之皆甚落寞。……同人以鄭延平目之。」鄭延平即鄭成功，曾收復台灣，母為日本人，曼殊身世與其相似，對其很是崇敬。

蘇曼殊寫道：「眾人一日不成佛，我夢中宵有淚痕。」

1916年間，國內形勢動蕩。某日，劉半農與蘇曼殊晤面，室中點著一盞暗暗的石油燈，二人靠著窗口，各自坐了張低低的軟椅，劉興緻勃勃地與曼殊談論西洋詩。劉說了半天，曼殊並不開口，只是慢慢地吸著雪茄。到末了，他忽然高聲說：「半農，這個時候，你還講什麼詩，求什麼學問！」

在蘇州時，蘇曼殊與友人朱梁任等人到郊外猴子山「招國魂」。他們帶九九藏書上祭品，一路舉著一條鑲白邊的黑布做的招魂幡（幡上繪有一頭威猛的雄獅，寫有「魂兮歸來」的字樣），爬上山頂，扯起一面「招我國魂」的紅旗，齊聲高唱「招國魂歌」。

一次，蘇曼殊與友人去牛肉館吃飯，進入雅座，還未坐定，店家便過來阻止，稱是專供給外國人的。未幾，幾個外國人進入雅座，竟然是幾個入了日本籍的廣東人。作為廣東人的曼殊遂于報端發表《嗚呼廣東人》，開篇即悲憤曰：「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于廣東人手。」

蘇曼殊在《悲慘世界》中，痛斥「孔學是狗屁不如的奴隸教訓」，「皇帝是搶奪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魯迅稱之為是「血的蒸汽醒過來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