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都很清楚，其實一點也不清楚，」我也毫不鬆口。「清楚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幾件案子彼此之間的聯繫查清。出了這一連串的事，請問可有誰得到了好處呢——或者可以由此而得到好處呢？」

「那他就是失足摔下去的，摸黑走那條路可危險了。」

「羅利呢？」

「老頭子」答應儘力去說說看，並且同意，如果我們認為有嫌疑的那幾個人交保釋放，他就派所里的探員一個盯一個，對他們跟蹤監視。

科林森的死亡時間，經確定是在星期五晚上八點到九點之間，死者身上沒有發現「非由高處摔下而致的明顯傷痕」。在他房間里找到的那把手槍經鑒定是他自己的，手槍上沒有指紋。我看得出來，縣裡有幾個官員總有點疑心這是我乾的好事，不過誰也沒有表示過這樣的意思。瑪麗·努涅斯還是一口咬定她是著了涼、生了病，才沒去上班的，她有一大幫墨西哥同胞跑出來為她的渾話擔保作證，我卻找不到一個見證來戳穿她的花招。至於惠登看到過的那個男人，我們也沒能進一步查出他的蹤跡。我獨自一人又去找過貝克一家子，結果還是無功而返。那司法官的妻子是在電報局裡工作的，這個年紀不大、身子單薄的女人，漂亮的臉蛋透著些清癯，舉止文雅中含著靦腆，她說科林森是在星期五一清早來把電報發給我的。她說，科林森當時面色蒼白，晃晃悠悠的，眼眶都發了黑，眼球布滿了血絲。她只當他是喝醉了酒，不過沒聞到他嘴裏噴出過酒氣。

休伯特·科林森悄悄對我說：「查下去吧，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這樣，我們偵探事務所受理調查事關嘉波莉的案子，就換了第四個委託人了。

科林森的父親和哥哥從舊金山趕來了。他父親名叫休伯特·科林森，高大個子，神態安詳，一副神通廣大的樣子，似乎要從太平洋沿岸的大片林木里再賺上個幾千幾百萬還不是一伸手的事？勞倫斯·科林森比他已死的兄弟大一兩歲，相貌跟他兄弟簡直一般無二。他們父子倆出言都非常謹慎，絕口不說一句可能被人誤解的話，免得人家以為他們的言外之意是說嘉波莉害死了埃里克，不過他們實際上都是這樣的想法，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據電話公司所能提供的情況，菲茨斯蒂芬星期六凌晨接到的電話不是長途，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凌晨凱薩達沒有人打過電話到舊金山。

嘉波莉的照片不但廣泛散發，而且到處都上了報。從聖迭哥一直到溫哥華，各地的報紙無不以特大的版面報道了我們的案子，大哄大炒，報館的印刷車間里只恨彩色油墨品種太少，統統用上了還嫌這氣氛製造得不夠。舊金山和洛杉磯兩地的大陸偵探事務所探員，只要是能從其它案子里抽得出來的，統統到凱薩達的各個外出口子來把關了，又是查，又是問，結果卻還是一無所獲。電台也來添了一把火。各地的警察機關，我們偵探事務所的各地分所，全都動員起來了。

他從椅子里探出身來，兩道目光銳利而精明，他是個律師在盤問證人呢。

「據我所知，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

「好吧，快把消息抖出來吧。」兩個人在他堆滿書報雜誌的起坐間里一坐下，我就說。

「但願他們不會九*九*藏*書有這樣的想法，」我說，「因為如果那真是弄虛作假，這種手法也未免太幼稚了。」

縣裡的治安官菲尼和地方檢察官弗農一起從縣城裡趕來了。治安官長得胖胖的，面色紅潤，留著兩大撇棕色的小鬍子；地方檢察官長得眉目分明、人也鋒芒畢露，一心只想出名，他們聽我們談了經過，察看了現場，最後還是同意了羅利的觀點，認為是嘉波莉·科林森殺死了自己的丈夫。本地的司法官迪克·阿頓——那是一個自命不凡而其實很蠢的傢伙，有四十多歲——從舊金山回來以後也投了他們一票。驗戶官和驗屍陪審團也得出了同樣的意見，不過在正式的場合下他們還是比較謹慎，照例沿用「一名或多名不明身份的作案人」字樣，一些提示當然都是暗暗指的那個姑娘。

我直搖頭。

「說蹊蹺就蹊蹺，說不蹊蹺也不蹊蹺，」菲茨斯蒂芬回答說，他瘦削的臉上是一副急不可耐的神情。「從這裏說不定就可以看出些問題。你知道，凱薩達這個地方是我推薦給科林森的，因為去年春天我為了要把《亞實突之牆》這本書加緊寫完，曾在那裡住過兩三個月。我給了他一張名片，讓他化名埃里克·卡特，去找那裡一個名叫羅利的地產商——也就是當地治安助理的父親。凱薩達的本地人不會知道她就是嘉波莉·科林森，娘家姓萊格特。那樣的話也就無從去跟她的親友聯繫，唯一的途徑就是找到我，因為是我介紹她和她先生去那裡的。所以信就寄給了我，但是開頭用了有誰如果的字樣，好由我轉交給有關的人。」

「他們會認為這些電話、信件是為了要開脫她的罪名而製造出來的。」我作了這樣的預測。

「你這一步棋就下得不高明了，」我說。「你出的賞格的確已經不能算小了。可是處理綁架案件的唯一辦法，就是全額照付。我也跟你一樣，心裏是一百個不願意，可是你只能這麼辦。猶豫、慌亂、恐懼、泄氣，這些能使一個溫和的綁匪都會變成個瘋子。先把姑娘贖出來，你要跟他們鬥法等下一步再斗。讓你付錢，你就先照付。」

「你看他們真會這樣？」只見他鼓出了兩邊的腮幫子，亂糾糾的眉毛也耷拉了下來，遮住了眼睛。

我又去了麥迪遜·安德魯斯的辦事處。我把菲茨斯蒂芬接到電話、信件的經過告訴了他，並且向他表明了我們的見解。那律師聽了，點了點他那顆滿頭白髮的瘦稜稜的腦袋，說道：

「失足之說我已經否定了，」我說。「再說他事先又來了電報向我求救，而且他房間里還發現了那把開過的手槍。」

「嘉波莉有下落了嗎？」

「我是打算今天晚上就回去的。你還是明天早上跟我在那邊的夕照旅館碰頭吧，這樣我時間上可以充裕些，好先跟那邊的官員通通氣——免得他們一看見你，就把你往土牢里一扔。」

「我的方針是：只要能找回她，賞金可以加碼，抓住了綁匪，賞金可以另發。」

「他要是自願跳下去的話，總不見得會把灌木叢也順手給拔掉吧。」

這樣鬧鬧吵吵一直吵到星期一，還是壓根兒沒有查出一點眉目。

我在他臨走之前九*九*藏*書還是給了他一番忠告：

那律師陰著臉兒提醒我說，別忘了我們連她的人影兒都還沒有找到呢，說沒有人來謀害她未免言之過早——誰保得定她不是已經讓人給謀害了呢。他這話說得在理，我沒法跟他爭了。那克萊斯勒車撞上了桉樹就再也開不動了，她此後的行蹤至今還沒有一點線索可尋呢。

他沒有說什麼。

「我不知道那是誰……也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我就問：『把誰殺了？你是誰呀？』他的回答我一點也聽不懂。只有一個『錢』字我算是聽明白了。他是在談錢的事，翻來覆去說了好幾遍，可是我聽明白的就只有這個『錢』字。當時我這裏還有幾位客人——有馬誇德兩口子，有勞拉·儒安納斯，還帶了個什麼男朋友，還有范斯萊克家的特德和休——我們當時正在海闊天空大談其文學上的問題。我正好想到了一句精彩的俏皮話還沒有來得及說——我是打算要說：一提卡貝爾就會讓人想到個浪漫主義作家，就好比一提木馬立刻就會讓人想到特洛伊——我可不想讓打來電話的這個酒糊塗還是什麼鬼傢伙把我這個妙語驚四座的機會給沖了。我一聽他的話這樣沒頭沒腦，就不客氣把電話掛了，又去跟我的客人談我們的了。

我撥通了菲茨斯蒂芬的電話。

「你是不是可以多多勸一下令尊，儘快把這筆錢備齊，一等綁匪來通知了接頭的時間地點，就可以把錢馬上交出去？」

「不管你們的見解是對是錯，反正現在縣裡的幾位頭頭就不能不丟掉他們那套荒謬的看法了：說嘉波莉殺了她丈夫，真虧他們想得出來！」

「就在星期六上午七點，還有人看見她獨自一人開著汽車出去，」我說。「這封信呢，是在八十英里以外的這兒寄出的，居然還趕得及蓋上九點鐘的郵戳——那樣的話，就應該是郵筒早上第一次開筒收的信，這就著實叫人費解了。不過這還不算蹊蹺，更蹊蹺的是信怎麼會寄給你，而不是寄給安德魯斯，那姑娘的事都是安德魯斯一手經管的，也不是寄給她的公爹，她公爹可是最有錢的一位啦。」

麥迪遜·安德魯斯出了一個賞格：凡能提供線索，而使姑娘的下落得以查實者，酬謝千元。休伯特·科林森也添上了一千，並且加了一條：如能抓到殺害他兒子的兇手並予以定罪，再加賞兩千五百。這一來縣裡的居民十個裡頭倒有五個都成了偵探。到哪兒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東轉西轉，甚至有在地上爬來爬去的，田野、小路、山岡、河谷，處處有人在鑽頭覓縫尋找線索。你到樹林子里去一看，說不定這種「業餘包打聽」真要比樹木還多哩。

我坐在床沿上，點上了一支「法蒂瑪」，對他的武斷當即提出了反駁：

沒有日期，沒有稱呼，沒有具名。

「我不知道。在英國或者法國，大概總還有些遠親吧。」

「不用去勸他了，」他立刻就說。「只要能夠保證她的安全，要付多少錢我們就付多少錢，沒有什麼可考慮的。」

「你倒看看，這些又能解決什麼問題！」我嗓門也大了起來。「虧ｈｔtpｓ://rｅａｄ•9９ｃsw.cｏｍ得還沒有人來謀害她呢，給幹掉的都只是她的親友。」

「我真弄不懂你，」他沒好氣地說。「你一會兒說有人要陷害這位姑娘，一會兒言下之意卻又說她是殺人兇手。你到底是怎麼個看法？」

「假如她死了呢？遺產都歸誰呢？」

他連謝也沒謝我。相反倒是很不客氣地奚落了我一句，說我大概認為他還應該雇個私家偵探來給他當保鏢吧。

「他們關在裡邊對我們沒有用處，」我解釋說，「把他們放了出來，只要我們跟蹤監視，說不定倒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些線索。他怕什麼呢：他應該有數，就憑現有的證據，他想要訴他們一個謀殺罪，罪名是絕對無法成立的。」

「我們這就去嗎？」

我在離開事務所之前，又去找了「老頭子」，請求他是不是可以去給地方檢察官講講，讓阿羅妮亞·霍爾東和湯姆·芬克保釋出來。

出來以後我就直奔休伯特·科林森的辦事處。他不在，我就把我碰到的情況告訴了勞倫斯·科林森，末了說：

「還沒有呢。可你快把你那個謎兜底兒抖出來，別跟我來那套創作手法什麼的，什麼層層鋪墊、引向高潮之類，這一套都免了吧。我是個大老粗，不吃這一套——聽了反而要肚腸發癢。你就開門見山都給我攤開來說吧。」

「也不會知道，除非科林森告訴了他。我介紹科林森去的時候，只是在名片的背面草草寫了一兩行字。」

「干這個事的，可能是個凱薩達的本地人，」我放慢了語調說，「不過也可能是個綁匪，他就是要我們當他是凱薩達的本地人，不希望我們知道他認識科林森兩口子。」

我搭纜車上諾布岡，不出一刻鐘就到了他的公寓里。

「快過來吧，」他說。「我這裡有個情況。我也不知道這是又新添了一個謎呢，還是有個謎有了答案了，反正是有那麼個情況。」

「是的，是會有點麻煩的。可這種事你怕什麼呢。你不是一向喜歡親身體驗體驗麻煩事兒是怎麼個滋味嗎？不過你最好還是把那幾位客人的姓名地址都抄給我。如果他們，再加上科爾曼，能夠替你證明一下你星期五晚上和周末兩天人在哪裡，那就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你總還少不了要去凱薩達跑一趟，那邊縣裡的官員一番嚴格的盤問總是逃不過的。」

他扯了扯參差不齊的八字鬍子，拉長的下巴一副倔強的樣子，眼裡的神色卻顯得憂心忡忡。不過最後還是下巴佔了上風。

說完了他又告訴我，說是菲茨斯蒂芬打過電話來，有事要找我。「大概有什麼要緊事。要不是我告訴了他說你要來，本來他還打算到凱薩達去找你呢。」

「怎麼？」他氣呼呼地問。

我可不想說得這麼死。我就說：

「一點不錯。而據我所知，凱薩達的本地人誰也不知道我這裏的地址。」

「他是給謀害的。謀害他的就是……你記得嗎，我兩星期前不是還跟你說過，那套禍祟什麼的渾話還沒有徹底弄清楚呢，要徹底弄清楚，就非得把禮拜堂里的那個案子一查到底，搞個水落石出不可。」

可法官說尋找那個姑娘的工作仍在進行，至今沒有什麼結果。根據送來的報告來看，好些地方據說都有人看到了她的影蹤，而且差不多都在同一個時候：洛杉磯、尤里卡、卡森城、丹佛、波特蘭、蒂華納、奧格登、聖何塞、溫哥華，波特維爾，以至遠到夏威夷，據說都有人看到了。現在報告漸漸少了，就是這種荒唐透頂的傳聞，還是來個沒完。httｐｓ://read.9９csｗ.ｃoｍ

「豈有此理！」這一下他可大為火冒了。「她父母是怎麼死的我們都很清楚，里斯醫生是怎麼死的我們也弄清楚了，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也是清楚的。我們知道，謀殺里斯醫生一案的有關人犯如今都死的死了，關的關了，這個案是翻不了的。明明知道這幾件命案彼此之間沒有一點關係，卻愣是要說有關係，那不是豈有此理嗎！」

星期一下午，我回到舊金山，把我的困難一五一十都給「老頭子」說了。他很有禮貌地聽了，就像在聽一個與他個人無關的相當有趣的故事似的。他照例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也沒有給我提供什麼幫助，只是對我談了一下他的看法，話是講得很動聽的，說是功到自然成，我這些困難總會一一解決的，到頭來總會有個滿意的結果的。

「你總是改不了那個老脾氣，」他說，故意裝出一副掃興而又無趣的樣子，可是裝得並不成功，因為他的內心分明有個什麼緣故，激動得都按捺不住了。「有人……是個男人……星期六凌晨……才一點半……就打電話……來找我。他問：『你是菲茨斯蒂芬嗎？』我說：『是啊，』對方那個聲音就說：『哎，我把他殺了。』他的話就是這麼說的，就是這樣幾個字，一個字都不會錯，儘管話音不是很清楚。電話里雜音挺多的，對方的聲音聽來好像很遠。

「是嗎？她的父親，後母，醫生，還有丈夫，在兩個月不到跳時間里一個個都丟了性命，她的保姆又因謀殺罪給關了起來，她最親近的人都一網打盡了。這還不像是有計劃、有安排的嗎？再說，」——說到這裏我對他冷冷一笑——「你能肯定這齣戲就不會再演下去了嗎？假如再演下去的話，她最親近的人下一個不就要輪到你了嗎？」

「對，我哪能不記得呢，」他這句話倒也不完全是譏諷的意思。「你提出的看法，認為她父母的死跟她在霍爾東教會裡reaｄ.９９cｓw.ｃｏm遇到的禍事，其間是有聯繫的；不過據我記得，你也說不出這個聯繫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的看法正因為有這麼個缺陷，所以總讓人覺得有點——比方說吧——有點像是放空炮，你說是不是呢？」

「我始終只當這個電話里說的都是胡謅，直到昨天早上從報上看到了科林森的死訊，才又想了起來。當時我是在北邊羅斯的科爾曼家。我是星期六早上上那兒去的，是去度周末的，我終於把拉爾夫給找到啦。」說著他咧嘴一笑。「我逗得他可高興啦，今天早上他還送我上車呢。」他又收起了笑容。「即便是得知了科林森的死訊，我還是不大相信我接到的這個電話真會有什麼要緊，其中真會有什麼含意。這種事情也實在太無聊了。不過說呢，我自然還是打算要跟你說的。可是你看——今天早上我回到家裡，看到郵件里有這麼封信。」

「怎麼會是弄虛作假呢？」他大聲反問道。「別胡說八道了。當時我們還什麼都不知道呢。你想呀，那個時候你連屍體都還沒有發現呢……」

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個信封來。往我面前一扔。那是一個亮光光的白信封，極普通的，哪兒都能買到。四角已經烏糟糟的，都卷了角，似乎放在口袋裡已經很有些時候了。信封正面用印刷體寫著菲茨斯蒂芬的姓名地址，是硬鉛筆的筆跡，寫的人這手印刷體字寫得實在差勁，不過也可能是故意裝成這樣的。上面蓋的是舊金山星期六上午九點的郵戳，信封里是撕下的小半張褐色包裝紙，撕得參差不齊，弄得又很臟，上面只有一句話，也是用印刷體寫的，寫得也跟信封上的字一樣蹩腳：

「你認為這是嘉波莉所為？」

「是啊，」我說，「正因為這樣，所以如果查出來這真是要的花招，那嘉波莉就只有挨絞的份兒了。」

「電話的事，還有這封信的事，對別人說起過嗎？」我問。

我回到事務所，就給凱薩達那邊打電話。地方檢察官弗農和治安官菲尼都沒找到，倒是司法官柯頓接通了。我就把我從菲茨斯蒂芬那兒得到的消息告訴了他，說好明天上午把這位小說家帶去，接受他們的訊問。

「這兩者都是有可能的，」我也一樣沒好氣地回答。「可我的看法又頂得了什麼事？等把她找到以後，陪審團的看法那才要緊呢。眼下的問題是：人家要一萬塊錢，如果這的確不是耍的花招，那你打算怎麼對付？」

「不管你的看法如何，總之你犯不上去作無謂的冒險：記住，我說的有計劃、有安排，不是不可能的，說不定下一個就要輪到你了。小心點兒，是不會有壞處的。」

「我死也不會屈服。」他說。

「電話的事，星期五晚上我對在場的幾個人提起過——當時我還當那是有人開玩笑，要不就是打錯的。這封信，除你以外我再沒有給別人看過。說實在的，」他說，「我真有點不大敢給人家看——到現在還不大敢給人家看。這事會不會給我帶來麻煩？」

麥迪遜·安德魯斯也從舊金山趕來了，他到我下榻的旅館客房裡來跟我談了一次話。他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里，從一板黃兮兮的煙絲餅上切下一小塊來，放進嘴裏，一開口就說據他判斷，科林森是自殺的。

「那可是你的事。」我站起身來，伸手去拿帽子。「我的任務是要找到殺害科林森的兇手，姑娘真要是讓人殺了，說不定倒反而能有助於我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