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有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還活著？」
「他當場就死了，」她回憶，「我想這件事情改變了保拉。之後她有過幾個要好的男孩，可是當時她對戲劇產生興趣，而她的那些男孩朋友都是戲劇系的。我不認為她是在跟那些男孩談戀愛。她最常來往的那幾個，依我看都是對女孩沒興趣。」
「她們要是沒雞|巴的話，那倒是件好事。」我什麼也沒說，然後他往我這邊瞧，想看我的表情。「現在說這些話，」他說，「可能會被當作性別歧視。」他說「當作」時，發音不太准。結果他專心練這個字的念法，卻忘了他原來要說什麼。「當作，」他說：「我會被當作、修改、貼上標箋。我唯一的問題，你知道，就在於我被曲解過一次。這個問題怎麼樣？」
五百零七號就像周圍一樣，是舊建築法規下的六層樓房。電鈴和信箱上有的有姓名牌，有的沒有，不過4C電鈴旁邊有一條細長的硬紙板上寫著「鄧菲」。
「現在呢？」
我搶在她前面往裡走，進去找屍體。
「但同時每戶空房子他也損失每個月一千元。」
「在其他地方，這棟樓都該拆了。」
她一轉開門，我就知道我們會看到什麼。我抓住她的肩膀。
「那是什麼味道？」
我打斷她的話，問她斯科特是誰，發生了什麼事。斯科特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在她大二那年成了她非正式的未婚夫，他騎摩托車時在一個轉彎失去控制。
「以前我住的地方有一個大卧室，」她說，「現在我住在一個工作室，房租比以前貴兩倍不止。我真該去檢查一下我的腦子，我居然會放棄以前的地方。不過上回我是搬進雷哥公園一個有兩間卧室的漂亮公寓。你們看過那兒了，或許你們能想象那個混蛋把那兒搞臭之前它是什麼樣子。要想對一段關係有所承諾，就得表示出一點誠意，是吧？」
「她好像是自己決定要收拾行李搬出原來的地方，這是個好現象。要是她的衣服留在柜子里，我就不會這麼樂觀了。」
薇拉走過來看到了這一幕。「怎麼了？」她問道，「天啊，他怎麼了？」
「那他可能出去了。他在等你嗎？」
「我是擔心，可是我沒辦法告訴你為什麼。」
「現在我是個前任警察。」
「我叫斯卡德，」我告訴她，「我在找一個你的房客愛德華·鄧菲。」
「轉眼就能租出去，每個月可以有上千元收入，厲害吧。可是房東寧可空著，他想把這棟建築改成合作公寓，沒租出去的公寓最後都成為支持他的一票，然後他可以賣給任何負擔得起的人。」
「你保存電話賬單嗎？」
「她沒收到最後那筆賬單，」那女的告訴我，「顯然她沒留下轉信地址。她申請裝機時付了一筆押金，最後一筆賬款就從押金裡頭扣，事實上——」
「你擔心他，」她說，「對不對？」
「根據電腦資料，她從五月起就沒付錢了，不過她的電話費不多，所以並沒有超過押金的數目。」
我告訴她不必付錢。「不，我覺得應該付，」她說，「這不單純是匿名戒酒協會裡彼此幫個忙。他喝了酒就成了狗娘養的暴力分子，如果沒有一個夠資格處理這類事情的專業人士陪伴，我可不想回去那兒。我付得起錢，而且這樣我也比較安心。」
「我想長期來說對他是划算的。如果改成合作公寓，每一戶鴿子籠他可以賣到十萬元。這是紐約，我想這個國家其他任何地方，一整棟樓都賣不到這個價錢。」
「想要租出去很容易。」
她很快下定決心。「我有鑰匙，」她說，「除非他換過鎖，或者多加了一把鎖。在這樣的城市裡，換了我也會這麼做。」
「呃，也不九*九*藏*書見得只能這樣，」我說，「我開鎖的技術還不賴。」
「或許你有記錄。」
「我懂了。」
「我不知道，赫爾德特克太太。」
「這跟我記載的日期不符合，」我說，「她要求停話的日期會不會是早幾天，然後才正式停機？」
「讓我來，」我說，「你不會想看到這個的。」
「哦？」
「是啊，當然。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了。」
就在我已經對自己的街頭即席演出感到厭倦之時，電話鈴響了，一個低沉的女性聲音說：「你好，我是貝蒂·赫爾德特克，找馬修·斯卡德。」我告訴她我是，她說她丈夫已經告訴她我想確認的事情。「我現在手上有七月的賬單，」她說，「上頭有三通是打給保拉的。兩通是兩分鐘，一通是三分鐘。我剛才試著揣摩，為什麼留話叫她回電給我們要花三分鐘，當然一開始我們得先聽完她的留話，不是嗎？不過即便如此，我想有時候電話公司的電腦會多計算實際通話時間。」
我喝了杯咖啡，翻了翻筆記本。然後打了個對方付費電話到沃倫·赫爾德特克的汽車展示處找他。我說：「我碰到了一個小小的矛盾，我不認為這代表什麼，不過我想再査證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保拉最後一次打電話回家的日期。」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找他。或許是警察的直覺吧。前一天晚上我也曾期待能在聖保羅的聚會碰到他，可是他沒來。他或許改變想法不想跟我進行第五階段，或者只是想多花點時間考慮，或者只是暫時不參加聚會，免得在他還沒準備好之前碰到我。或者他只是決定那天晚上要看個電視節目，或去參加另一個聚會，或是去散個步。
再過去那個房間是廚房。爐子、水槽和冰箱靠牆排成一排，水槽上方有個窗子朝著通風井。除此之外，還有個老式有腳爪的大浴缸，外表的瓷面剝落了一部分，露出黑色的鑄鐵。那上頭罩了塊塗著米白色亮光漆的三夾板，浴缸變成了餐桌。浴缸餐桌上有個空的咖啡杯，還有隻臟煙灰缸。水槽里堆著盤子，滴水籃里還有些刷乾淨的。
「赫爾德特克太太，你們最後一次打給保拉是什麼時候？」
「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跡象。」
星期二中午在聖克萊爾醫院有個聚會，我記得埃迪說過他常去。我到那兒的時候已經遲到了，不過還是待到結束。他沒有出現。
她給了傑克五十元車資，又給了我一百元保鏢費。她付得起，就像她也能負擔更貴的房租一樣，她在一個電視網的新聞部工作，收入很好。我不知道她在那兒究竟是做什麼的，不過我猜想她做得不錯。
「哦，真的？」她轉頭過來看了我一眼，「這在你那一行一定很有用。你是做什麼的，鎖匠還是小偷？」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拿了把鑰匙出來，然後把她門上的兩道鎖都鎖上，帶路上樓。樓梯間除了老鼠和包心菜，又有其他的味道混進來。發臭的啤酒味，尿騷味，大麻味，還有拉丁美洲食物的氣味。
「如果他們換了鎖，或加上新的鎖，」她說，「應該要給我一把鑰匙。租約里其實有這條規定，房東有權利進入每一戶。不過沒人理會，屋主不在乎的話，我當然也不在乎。我有一把標著4C的鑰匙，不過這不代表我就有辦法真把那扇門打開。」
聽起來不對，我檢查筆記本確認一下，沒錯——保拉最後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倫斯·埃德琳是在十五日進她房間發現房間是空的。這表示保拉至少在離開公寓五天後，才打電話去通知停機。既然等了那麼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電話，為什麼不留下轉信地址九-九-藏-書？
「我按過他的電鈴，沒人回答。」
或許我只是厭倦了尋找保拉·赫爾德特克的蹤跡，或許我找尋埃迪只是因為我覺得他會比較好找。
「或許我應該去。」
「不過這對房東來說也沒花什麼成本，」她說，「因為反正他也不會把這一戶租出去。除了我之外，這棟公寓還有三個空戶，都是不出租的。」
他嘲笑著：「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我是說，都陪過她。」
「七月五日，七月十二日，還有七月十七日。我也看了六月的賬單，我們最後一次跟保拉通話是在六月十九日。賬單上有這筆記錄是因為她會先打來，讓我們打回去給她。」
我以為那天晚上會在聖保羅見到埃迪，可是他沒去聚會。之後，我去巴黎綠酒吧找那個認得保拉·赫爾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為他會想起些什麼，結果沒有。
星期天我去吉姆·費伯的公寓，看他家有線電視體育頻道轉播的大都會隊比賽。古爾登投了八局，只讓太空人隊打出三支零星安打，可是大都會自己也沒拿到半分。九局過半，教練約翰遜把古爾登換下來，換上馬齊里，他擊出了一隻內野高飛球被截殺。「我想這是一個錯誤。」吉姆輕輕地說。到了九局下半，休斯頓的二壘手被保送，接著盜壘，然後藉著一隻中間方向的一壘安打，奔回本壘得分。
「她也許會突然出現。」我說。
「那三通電話的日期是哪一天，赫爾德特克太太？」
傑克·奧迪加德載我們回市區，我們兩個幫羅莎琳德把東西搬進她的公寓。搬到雷哥公園之前，她住在五十七街靠第八大道那兒，現在她住在七十街靠西緣大道的一棟高樓公寓里。
我曾帶她去看過一次球賽，可是她一點也不關心。她說她發現光看就累人，不過她喜歡冰上曲棍球，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冰球還是我帶她去的，結果她後來比我還喜歡。
「試試看吧。」
「從她離家去紐約那天我就一直替她擔心。你知道，她是唯一離家的，其他孩子都住在附近。我沒把自己的憂慮表現出來，也沒讓她知道，而且我想沃倫也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可是現在她就這樣從地球表面消失了——」
「是我在等他。」她看著我。她遠看比較年輕，但近看就會發現她有四十好幾了，但保養得相當不錯。她的前額又高又寬，髮際成尖尖的V字形，下顎很寬，給人感覺堅強但不刻薄。顴骨很棒，臉部線條很有趣。我跟雕塑家交往過好一陣子，心裏自然就冒出這些詞，我們分手沒多久，我還沒來得及戒掉這個習慣。
回去的路上，我到站沒下車，一路坐到格林威治村。在湯普森街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吃了晚飯，之後就去參加戒酒聚會。
「不過我猜不到她會去哪兒，也不太清楚過去幾個月她住在西五十四街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她有沒有談過她在做什麼？提到過男朋友嗎？」
這戶公寓規劃成典型的縱排一列，三個小房間排成一直線。靠走廊的是起居室，有沙發、扶手椅和台式電視機。扶手椅的彈簧露出來，扶手和沙發椅面的布都破了。放電視的餐桌上有個煙灰缸，裡頭有幾個煙蒂。
「那就怪了，她那時候已經搬出原來的住處了。」
不過她有一些東西還留在原來的公寓里，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回去拿。她問我帶槍保護她回去要收多少錢。
我按了門鈴，等著。幾分鐘之後我又按了一次，又等了一會兒。
我告訴她或許保拉覺得這筆錢不重要。「還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她要求停話的確實日期？」
「沒問題。其實我有個更好的辦法，告訴我你那個公用電話的九-九-藏-書號碼，讓她打給你。」
「我以前當過警察。」
她叫羅莎琳德·克瑞恩。她男友名叫文斯·布羅里奧，那天下午他不是狗娘養的暴力分子。當羅莎琳德把東西裝進兩個行李箱和兩個購物袋之時，他多數時間只是坐在旁邊兀自冷笑，一邊喝著一瓶長頸的美獅啤酒。他正看著電視上的球賽節目，用遙控器不斷切換頻道。整間公寓扔滿了吃剩的達美樂披薩盒，還有中國餐館外賣用的白色硬紙盒。到處都是啤酒和威士忌空瓶，煙灰缸爆滿，空的香煙盒被揉爛了扔在角落。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到電話公司，他們告訴我保拉·赫爾德特克的電話已經停了，我試著查出是什麼時候、什麼原因停的，可是若找到能回答我問題的人，就得經過層層關卡。最後我找到了消費者諮詢部門，是個女的接電話，她要我等一下別掛斷。之後她回來告訴我，消費者資料上顯示機主的費用沒付清。我問她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機主沒有預付最後一筆賬款嗎？
「喔，是，」她說，「鄧菲先生住四樓，后側的公寓，我想是4C。」
整個周末都是好天氣。星期六我去棒球場。大都會隊和揚基隊都有硬仗要打。大都會在他們那個分區仍然居於領先，儘管每個人都打得不怎麼樣。揚基需要再贏六七場才能趕上第一名，但看起來也不可能扭轉局勢。這個周末大都會隊去休斯頓和太空人隊打三連戰，揚基則是本球季最後一次在主場比賽，對抗來訪的西雅圖水手隊，我看到馬亨利在第十一局以一隻邊線旁的二壘安打贏得比賽。
「我記一下。」我說，把她告訴我的事情匆匆寫在筆記本上。有些事情不太吻合，很可能是某個人的記錄錯了，可是我必須去掉這些不一致的地方，不管要花多少時間，就像銀行出納員加班三小時，只為了要找出十分錢的差額一樣。
「請稍等。」她說，我聽話地等著。「是七月二十日。」她說。
我知道他怎麼了。
我打電話回我住的旅社，問有沒有給我的留話，結果一個都沒有。
「你打電話給她的時候，告訴她我現在在一個公共電話亭，會打對方付費電話過去。」
我按了管理員的鈴，大門有了反應，我推開門進入一個光線黯淡的門廳，空氣很悶，有老鼠和煮包心菜的味道。門廳的盡頭一扇門開著，一個女人走出來。她很高，留著及肩的金色直發，用橡皮筋紮起來。她穿著膝蓋快磨破的藍色牛仔褲，上身是一件法蘭絨格子襯衫，袖子卷到手肘，最上頭兩顆扣子沒扣。
「好。」
「很好。」
「至於我們最後一次打過去有答錄機，應該是在我們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沒辦法告訴你日期。」
「對。我們最後聽到的是電話已經停機的錄音。」
「一定是這樣的，因為通話時間是三分鐘。我留話時可能講得比平常久，告訴她我們下星期四要去達科塔，請她在我們出發之前打電話回家。」
她說：「你認為他在樓上，聽到門鈴卻沒有應門？當然門鈴也可能壞掉，如果房客告訴我，我就會去修，可是要是你的訪客不多，你就不會知道門鈴壞掉了。你要不要上去他那兒敲他的門？」
「斯卡德先生，保拉會出什麼事？」
「我們的作業程序不是這樣。一接到停機申請，我們就馬上辦理。我們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們是在總部用電腦控制的。」
「只是陪著她而已。」
「我告訴你吧，」他說，「她才是有問題的人。」
「是啊。」我說。
我們在一家吉姆一直很想試試看的中國餐廳吃了飯，然後到羅斯福醫院參加聚會。演講的是個很害羞的女人，面無表情，聲ｈttｐs://read•99ｃｓｗ.ｃｏｍ音只有前兩排聽得到。我們坐在後頭根本一個字都聽不見。我放棄聽講，讓思緒隨意遊盪。一開始我想著看過的那場棒球賽，最後想到簡·基恩，還有她去看棒球賽時總是樂在其中，雖然她對球場上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概念。她有回告訴我，她喜歡棒球賽中完美的幾何學。
「沒錯。」
「我有過最可怕的預感。我一直在想她已經——」她停了很久，「死了。」
「可是前面幾通你打過去都是電話答錄機，我想知道最後一次有答錄機是什麼時候。」
她安排了一個叫傑克·奧迪加德的司機接送我們。我是在聚會上認識他的，可是一直到上了計程車，看到駕駛座旁邊手套柜上貼的計程車牌照，我才知道他姓什麼。
「我的天！」
「恐怕現在我手邊沒有賬單。不過我妻子知道放在哪兒，你有我家的電話號碼嗎？」我說有。「我先打給她，」他說，「這樣等你打去的時候，她就會把東西都準備好。」
「如果她給我們現在的地址，我們可以把餘額轉過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擾。最後餘額只有四塊三毛七。」
「我明白了，」他說，「天哪，恐怕我記不得了。我們是快七月底去旅行的，回來之後，我們打電話過去，電話已經停機了。那是上個月中的事情。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了。」
我在第八大道的披薩攤子吃著午餐，點了一片厚厚的西西里口味披薩，在上頭加了一大堆紅辣椒碎片，就站在櫃檯前面吃了起來，還另外點了一小杯可樂。這比起——比方說，走到祝伊城堡，試試他們的「洞中蟾蜍」，要更方便而可靠。
幾分鐘之後，他眼睛盯著他的索尼電視說：「女人哪。」
最後一個房間是卧室，我就暈在那兒發現埃迪的。他坐在沒鋪好的床上，往前倒下。身上除了一件白色T恤之外什麼都沒穿。他身邊有一堆雜誌，其中一本攤開在他前面的油氈布地板上，是一張跨頁的年輕女郎照片，女郎的手腕和腳踝都被綁住，全身密密麻麻地纏著繩子。她的大胸脯被電線或是類似的東西緊緊的纏住，臉部扭曲，有種虛偽的痛苦和恐懼。
我打到查號台，說我是警察，編了一個警徽號碼。這構成了犯罪行為，不過我不認為這有什麼罪不可赦的。我又沒要求她做什麼犯法的事情，只是希望她幫個忙，否則她要是知道我是個普通老百姓，可能就會拒絕。我告訴她我想查的可能是一兩年前的資料。她的電腦査不到，不過她找到一本舊的電話簿，可以幫我查。
「你丈夫跟我說過你們的這套暗號。」
「別開玩笑了。你剛才講過你的名字，可是我沒記住。」我又告訴她一次。在爬樓梯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叫薇拉·羅西特，當大廈管理員已經有大概兩年。她提供服務，換取免費租住的權利。
他是一個酒鬼，也有麻煩，這些情況可能會使他忘記不喝酒的種種美好理由。就算他開了戒，我也沒義務盯著他，人家沒開口你就不該幫忙。而在此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煩他。
「稍等，我再輸入一次資料，看看怎麼樣。」我沒等多久。「根據上頭的資料，」她說，「我們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機通知前，電話還是通的。當然電腦也可能會出錯。」
我又朝這個方向提了幾個問題，從貝蒂·赫爾德特克那邊沒問出什麼來。過了一會兒，我說：「赫爾德特克太太，我的問題之一是，我知道你女兒長什麼樣子，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她有過什麼夢想？她有哪些朋友？她平常都做些什麼？」
「當然，就算沒有，我的會計那邊也會有。喔，我明白了，我剛才想成如果我們
九*九*藏*書沒找到她的話，就不會有電話記錄，可是如果聽到答錄機的話，就算是接通了電話，所以賬單上應該有記錄。」
「要是換了我的其他孩子，回答這個問題就容易多了。保拉是個愛作夢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作過些什麼夢。她念高中時再平凡不過了，但我想那只是她還沒準備好讓自己散發光芒。她隱藏真正的自己，或許也在逃避自己。」她嘆了口氣，「她像一般高中生一樣談過戀愛，不是很認真，後來在鮑爾州大，我想她在斯科特死掉之後就沒有過真正的男朋友了，她一直——」
星期一早上我賺了些錢。一個參加聖保羅戒酒聚會的女人幾個月前和一個傢伙搬到雷哥公園那一帶。他當時也在戒酒，不過幾年來反反覆復，一會兒參加聚會，一下又破戒跑去喝酒，結果他們在新家安頓下來沒多久，他又開始喝了。過了六個或八個星期，在一頓好打之後，她才知道自己犯了錯，而且也明白不必受這個罪，於是就搬回市區。
「我覺得有點滑稽。雖然我們不是要欺騙電話公司，不過好像還是——」
聚會結束時我很高興，然後就直接回家了。我不想跟一堆人聚在一起。
我告訴她我要找的人是埃迪·鄧菲，住在西五十一街四百號。她查不到，但查到一個西五十一街五百零七號的P.J.鄧菲，可能跟西邊的第十大道隔三四家。聽起來很接近，那是他母親以前住的公寓，他不會費神去申請更改電話登記的名字。
她走到門前敲門，敲得很用力。沒人應門，她又再敲，更用力。我們看看對方，她聳聳肩，把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兩圈，先轉開鎖閂，然後咔嗒一聲打開彈簧鎖。
「不，那是你最後一次跟她談話。可是之後你打過好幾次電話給她，不是嗎？」
「你們打過去有答錄機是在七月十七日。」
「怎麼？」
其間他曾經開口問：「你是接班人嗎？新任男友？」
就算他比較好找，也還是要花點工夫。我知道他住哪條街，可是不知道是哪棟樓，我也不打算挨家挨戶去査門鈴旁和信箱上的姓名牌。我查了電話簿，也許他雖然被停了機，但是他的名字還登在上頭，結果沒找到。
「七月十七日，她通常在星期天打電話。我們第一次打過去碰到電話錄音是七月五日，星期天，然後是一個星期之後的十二日，然後是十七日，我想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十七日應該是星期五，而且——」
「我一直在想，她是去紐約尋找自己的。她不是想去當演員，這件事似乎對她並不那麼重要，她是去尋找自己的。而我現在的感覺是，她已經迷失自己了。」
我是在街上打的電話，我怕電話被別人佔用，所以他掛斷之後，我依然站在那兒把聽筒湊在耳朵上，這樣看起來就好像我還在使用。我留了點時間讓赫爾德特克跟他妻子聯絡，又多留了一點時間讓她去找出電話賬單。我把聽筒靠在耳朵上，伸出另一隻手按住鉤座，這樣她要打給我的時候可以撥通。我收線之後，幾次有人在數碼之外徘徊，等著用電話。每次我都轉身道歉，說還得再等一下。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見得。這棟樓很牢固，已經有上百年歷史。老住戶搬進來的時候都是廉價勞工階級，他們不像斜坡公園或柯林頓希爾那邊的老居民原來都是有錢人。即使如此，這棟建築還是相當不錯。那就是鄧菲先生的房門了，后側右手邊那戶。」
「也只能這樣了。」
埃迪的脖子上有根繩子，是打了活結的塑料晒衣繩。另一頭系在天花板的一根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