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他笑了，「如果你真做得到的話，這也沒有什麼壞處。不，我們的情況沒那麼壞。他們手上有的，頂多是兩個從熱帶到美國來以後，就一直惹麻煩的兩個臭小子的指控而已。只要知道這兩個人行為一向不檢點，他們的證詞就只會對湯米有利。」
「也許你的律師可以先墊上。」我建議。
「還有保險。湯米跟他妻子的保險方法也很簡單，兩人互為對方的受益人，再加上其他的輔助條款，湯米可能可以得到一大筆錢。」他看了看桌上的一張紙條，「大概是十五萬美元，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話，還可以加倍領取，總共是三十萬美元。所以，如果這真是一起謀殺案的話，總收益大概是七八十萬美元的樣子。」
卡普蘭的表情有點訝異。「這倒是實話。」他承認，「但是我想我們不是為了這個理由才請你來的。保險公司遲早會賠我們。我覺得你提出的價錢不是特別高，只是一開頭就全部付清，總有點——」
卡普蘭坐在角落裡，二郎腿一蹺：「這麼多可能的動機還不夠嗎？更何況，有時警察根本不會注意許多顯而易見的事實：第一，他愛他妻子，可是他卻欺騙她。那又怎麼樣？大家不是說，百分之九十的已婚男子在外面有不軌行為，另外沒出軌的百分之十是在說謊嗎？難道他們都有殺妻的動機嗎？第二，他是欠了點錢，但是他信用很好，不愁調不到錢。總歸來說，他這幾年錢是賺了不少，但是常常大起大落，有時候闊得要命，有時候卻得勒緊皮帶。」
「這不是做生意，這是幫朋友的忙。」
卡普蘭的眼睛眯了起來。「這筆費用好像有點貴。我想開頭先付個三分之一就夠了。」
「幫朋友忙，順便收點錢，有什麼不對？」
「湯米說要找一個他信得過的人，所以他下定決心要麻煩你。我覺得他的想法沒錯，有交情的朋友，干起活來總是特別賣力。」
「我們要麻煩你做的是，」德魯·卡普蘭說，「從赫雷拉或是克魯茲的褲子口袋裡搜出一把鑰匙，然後，到賓州車站找到那個寄物箱，打開，把上面有他們指紋跟沾染血跡的長刀拿出來。」
「而且，」卡普蘭說，「你也不知道法官會不會突然發神經。你別忘了，在搶劫進行時，湯米所能提供的不在場證明，是他跟別的女人在一起。那個女人是他的同事，陪審團固然會相信她的話，但是你看到《郵報》上那些捕風捉影的文字沒有？如果他們不相信她的話，認為是他女朋友為湯米遮掩，怎麼辦？如果他們想到他妻子在血泊中輾轉呻|吟時，而他卻在別的女人床上欲死欲仙，那不更是火上加油？」
「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把你的頭銜登rｅａｄ.99cｓw•ｃｏm記為本案顧問。」
「他們當然說，屋子之所以亂七八糟是湯米殺他妻子時弄的。如果你知道實情，你就會明白他們是胡說八道。時間根本就不對。他們大約是在午夜時分闖進去的，根據法醫的鑒定，死者的死亡時間是在晚上十點到凌晨四點之間。湯米是五點鐘才回家的。他跟朋友吃了晚飯，又到過好幾個不同的地方，這才結束他忙碌的一天。」他看著他的當事人說，「我們運氣不壞，如果他那天剛好沒應酬，他的不在場證明就不會那麼強了，又如果他一直待在他女朋友公寓里，拉上窗帘，也就真的沒人知道他在哪裡了。」
「一旦佩格察覺到跡象不對，我就會小心點，別被她抓到。」湯米說，「只要我一回到布魯克林，我就是十足的居家男人，我在城裡的所作所為絕對不會影響到我的家庭生活。」
我想在他的話中挑點毛病，但一時之間卻找不到。「我只是不明白你們找我要幹什麼。」我說，「湯米輸官司的機會好像微乎其微。」
「一千五百塊？可湯米不知道他花了這筆錢能得到什麼。」
「你接著說。」湯米說，「現在連我自己都覺得我好像有罪了。」
「他們到底怎麼進去的？」
「保險賠償加上遺產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一大筆錢，但是，在湯米眼裡卻沒什麼。更何況湯米說得沒錯，扣掉稅，其實也沒那麼多。瑪格麗特名下的房子，就是他們現在住的那一幢。給一家之主保十五萬的險，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是給一個家庭主婦保十五萬，好像就有點怪。其實，很多保險推銷員在賣保險的時候，就是這樣賣的。他們刻意給你一種表面平衡的感覺，而不告訴你說，你老婆在家裡頭，根本就不需要這麼高的保額。」他雙手一攤，「不管了，反正那張保單是在十年前簽的，又不是他臨時起意跑去改的。」
「也許屍體被什麼東西蓋住了。」我想到斯基普那碩大無比的莫斯勒保險箱。「也許屍體是在衣櫃里，所以他們沒看到。」
「其實這並不算多。」我說，「頂多是保險公司賠償金的百分之一，你們不就是為了這筆錢才僱用私人偵探的嗎？是不是？除非湯米清白，否則保險公司不會付錢。」
「我在模擬警察的思維模式。他在賭場里欠了點錢，別克車分期付款也拖了兩期。同時，他在辦公室里搞上一個女的，每天在酒吧里跟她廝混，根本就不回家——」
「說得再清楚點好嗎？」
「看到底你能找到什麼，馬修，把克魯茲跟赫雷拉的把柄揪出來。我不知道我要你找什麼，可是如果你能找到沾上血跡的衣服之類的東西，九-九-藏-書那就棒極了。你以前是警察，現在是私人偵探，你到街角、酒吧，到處轉轉，說不定能找出什麼消息來。布魯克林區你很熟吧？」
「同時，湯米剛好最近手頭不太方便。過去一年在賭場裏面，他的手氣不好，有人上門討債，當然有點壓力。」
我搭上地鐵，只坐了一站，便進入了布魯克林區。在德魯·卡普蘭的辦公室里，我跟湯米·蒂勒里見了面。卡普蘭的辦公室在法院路，距布魯克林區政府只幾條街而已。辦公室隔壁有一家小小的黎巴嫩餐廳。街角有一家專門賣中東進口用品的雜貨店，再過去是一家舊貨店，裏面全是原木傢具跟銅燈、床架之類的雜物。在卡普蘭辦公室外面，有一個沒有腿的黑人，睡在平台的輪椅上，他前面有個雪茄盒，裏面有一兩張兩元的紙鈔跟幾個硬幣。他戴著一副玳瑁框角太陽眼鏡，前面還擺著一塊牌子：「別看我戴太陽眼鏡就以為我是瞎子，我只是沒腿而已。」
「這我明白。」
「你不要太誇張了，德魯，我差不多天天都回家，只是時間不太確定而已。我至少會回家洗個澡，跟佩格吃個早飯。」
湯米還是穿他的酒紅色外衣、灰色法蘭絨長褲和白色便鞋。他的藍眼珠布滿血絲，嘴角全是斑點。他臉色也不大好看，彷彿緊張得血液倒流，皮膚上一點血色都沒有。
「這也不能證明什麼。」湯米插嘴。
「我相信你了解。」他送我到門邊。「對了，」他說，「你的費用只是保險公司賠償金的兩百分之一。我記得我告訴過你了，保險里有雙重保障條款，謀殺可以得到雙重賠償。」
「問題是，」他說，「為了這種事鬧上法庭，就算你全身而退，也還是輸。因為在你今後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記得你曾經為了謀殺髮妻上過法庭。沒人管你是勝訴還是無罪開釋，你要是沒事，大家就以為是你的律師買通法官或是賄賂陪審員。」
「現在的關鍵是，」卡普蘭說，「就算時間足夠，就算他女朋友的不在場證明不算數，就算所有證人的證詞都不是真的，這起謀殺案也不可能是他乾的。比如說，湯米在那兩個講西班牙語的小鬼離開之後，並且在命案可能發生的最後時限一凌晨四點鐘前溜回家中，那他老婆跑到哪裡去了？根據克魯茲和赫雷拉的說法，那時家中根本沒有人。他上哪裡去找到她，再把她殺掉？你要他怎麼辦？把他妻子塞在車廂里嗎？」
「你不會在那裡找不到路吧？」
「那你的費用要怎麼計算？」
他猛搖頭，「死因是利刃猛刺而死，鮮血流得到處都是。床跟卧室的地毯都被染紅了。」我們兩個都故意不看湯米。「她不可能死在別的九_九_藏_書地方。」卡普蘭開始下結論了，「她就是在那裡遇刺身亡的。蒂勒里太太不是赫雷拉就是克魯茲殺的，不管怎麼樣，兇手反正不是湯米。」
「是沒什麼不對。」他看起來若有所思，「你覺得這個忙值多少錢？」
「那我就放心了。我不會麻煩你把你的調査所得打一份報告給我，但是可不可以請你有所發現的時候，告訴我們一聲？寧可什麼事都告訴我，也不要把許多細節輕易放過，誰也不知道什麼事會在最後關頭救人一命。」
「湯米同意從保險公司的給付和變賣他妻子遺產所得中，先拿出這一筆錢來。」他說，「所以我會代付一千五百塊給你，我想你不介意寫張收據吧？」
「別急。」卡普蘭說，「最糟糕的是時間有點接不上。湯米最有力的不在場證明是從晚上八點到午夜前後，之後，他就跟他女朋友單獨活動，沒出現在有人可以證明的公開場合。法醫確定他妻子十點鐘左右的時候還活著，所以她最早被殺害的時間頂多是十點多。還有，時間也不能解釋所有事情。他們怎麼可能闖進公寓，把屋子都翻遍、偷遍了，而居然沒看到屋裡有具屍體？我想他們連哪裡有指紋，都會瞧得清清楚楚。警察在那間房間里找到蒂勒里太太的屍體，他們為什麼沒注意到？」
卡普蘭說：「現在咱們來談談你的費用。除了每日的酬勞跟報銷的費用之外，我想我們還應該付你一筆訂金，或者你是以小時計酬？你為什麼一直在搖頭？」
「我沒有執照。」我說，「我沒有法律地位。」
「我現在還不知道問題有多複雜。」我說，「你今天先給我一千五百塊，如果我覺得不夠，我會讓你知道。」
「陪審團不同情他，事情就很難辦了。他長得英俊威武，穿得也很氣派，你在酒吧里可能很喜歡這一類的人物，但上了法庭又如何？他是一個靠電話賣產品的推銷員，這種職業相當獲得大家尊重——打個電話給你，建議你什麼時候要投資。很好嘛。但是對那些買股票卻賠了幾百塊的人，或是用雜誌訂購單郵購卻發現產品不好用的人來說，湯米的形象又是如何？告訴你，我絕對不會讓湯米上法庭的。只要上法庭，我就一定會贏，這點我有把握，但是誰要這種結果？我不希望這件事立案，我希望在他們給大陪審團寄通知前，就把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
「你真的要我去做這件事嗎？」
「我不想出現在任何的公文書上。」我說，「我也不會記錄我所花的時間跟費用。如果我有什麼花費，我會自己掏腰包。我只收現金。」
「沒錯。」我說，「連我也不知道我能找到什麼。」
「那——」
我說我很樂意幫忙九九藏書，也希望能替他們找到有利的證據。湯米說我一定有辦法洗刷他的嫌疑。
他寫了一張收據，我順手簽了。他還為他剛才猶豫不決的態度向我道歉。「律師在學校里的時候，就被訓練得非常保守。」他說，「當我碰到不是很符合正常程序的時候，難免要花點時間調整。希望剛才沒冒犯你。」
「我知道，」我說，「只是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有這種規定。」
「有些地方還算熟，我在那裡工作過，常來常往的。」
「不過一定會被人殺價，大概不值那麼多。」湯米說，「會少很多。」
「有的時候。我有班要上，有工作要做。」
「早餐吃什麼？吃藥啊？」
「我只說一個總數。如果在結案前我覺得不夠，我會再開門。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可以不付，我是不會跟任何人上法庭的。」
「這是實話。」湯米說，「馬修，我信得過你，這就夠了。」
「但是入夜之後，湯米的行程就很難解釋了。」卡普蘭繼續說，「因為其中有幾個小時，他跟他女朋友留在公寓里，而且把窗帘也拉上了。」其實不用把窗帘拉上，我想，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見。「更何況有段時間，連她也不知道湯米在幹什麼。」
我實在不知道能幫什麼忙。就算我什麼東西都沒發現，警方也很難起訴湯米。我懷疑是卡普蘭故意搞點花樣，好提高他的律師費用，如果真這樣的話，那我只要裝模作樣，混上一個星期就行了。這種事不無可能，反正不關我的事。
「這可是我律師說的。」湯米說。
「不要爭價錢了。」湯米插嘴說，「這價錢對我來說很合理，馬修。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我的手頭有點緊，一下子叫我拿出一千五百塊來——」
我真想告訴他，這世上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但我何必跟錢過不去？他的錢跟別人的錢一樣好用。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喜歡他，但是我一向不會喜歡我的僱主，否則的話，如果我不努力，我就覺得歉疚。
我問話的時候，眼神轉向了湯米，湯米卻不安地避開了。卡普蘭說：「三角戀情，手頭不方便，想弄點錢來花花。瑪格麗特·蒂勒里的嬸嬸去年春天死了，留給她一大筆產業。雖然還沒有過戶，但是，根據初步的估計，大概值五十萬美元。」
「好像沒有人這樣做生意吧。」
「沒事。」
卡普蘭的辦公室以木頭作裝潢的主體，裏面有一套皮椅和好像剛從角落裡搬過來的檔案櫃。卡普蘭和他兩個合伙人的名字用舊式的黑金字體鑲在玻璃門上。卡普蘭的文學士和法學士兩張文憑，用框子框好，掛在牆上。一張卡普蘭的全家福擱在維多利亞式的橡木桌子上。他用一個鐵路道釘當鎮紙，壓住桌上的文件九_九_藏_書。牆上有一個鍾，時針指的是下午時分。
「可是你也收錢了。」
「也有可能是那兩個小賊到以前，他就把她殺掉了。」
「當然不介意。」我說。我點了點鈔票，十二張百元大鈔，六張五十塊，所有鈔票都不連號。好像每個人身上都有幾張現鈔，特別是律師。
「那倒不成問題。但是你們為什麼不找個會講西班牙語的人？我能用西班牙語在雜貨店裡買酒，但是講其他的話，就結結巴巴了。」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那幾個做買賣的朋友，他們最會討價還價了，卡普蘭顯然就是這一類的人。
「我居然還想要僱用這傢伙。」湯米說，「我有預感，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得習慣這行業。」湯米說。
「她睡著了，可是我睡不著。」湯米補充說，「所以我穿上衣服，到酒吧里混了兩個小時。我沒去太久，她睡醒前我就回來了。如果我有架直升機，倒是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里，從我家到她家來回一趟，可是靠我那輛別克可不成。」
卡普蘭看起來有點保守，不過衣服還算是跟得上潮流。他穿一套夏季的灰線條西裝，打黃點領帶，應該只有三十齣頭，好像剛領到畢業證書沒多久似的。他比我矮一點，當然比湯米矮得更多，體型削瘦，鬍子颳得乾乾淨淨，長著一頭黑髮和一雙深色的眼睛，跟他的微笑不大相稱。他跟人握手時，態度不冷不熱，他直盯著我看，難掩眼神中的打量與揣測。
「他們把側門玻璃打破，再把門鎖打開，就進去了。可是他們告訴警方，門是湯米替他們開的，玻璃是事後他們才打破的。他們還說，他們離開時，屋裡乾乾淨淨。」
卡普蘭說：「其中一個兇手——安傑爾·赫雷拉，去年三四月份曾經在蒂勒里家打過零工。那時候是春季大掃除，他負責把從地下室和閣樓清出來的雜物一箱一箱拖出去，賺點零用錢。赫雷拉說，正因為有這層關係，湯米才會找他來演這場假搶劫案。但照常識，這是赫雷拉和克魯茲為什麼知道屋裡有金銀細軟以及怎麼進去的理由。」
「根本不可能立案。」
卡普蘭對這事顯然有很多意見，所以我走到外面去，讓他們兩個在裏面商量。接待員遞給我一本《命理》雜誌。裏面有兩幅彩色銅版畫，畫的正是十九世紀布魯克林的市區景象。我正看得出神，卡普蘭的房門開了，他叫我進去。
「可是我回家的時候，家裡卻好像被旋風掃過。」湯米說，「我還非得看那副慘狀不可，害得我的胃難受得要命。」
他站起來，走到窗戶邊。湯米玩弄著他的鐵路道釘，在兩個肥大的手掌間拋來拋去，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韻律跟時鐘鐘擺的節奏差不多。
「你要我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