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世紀社會是這樣建構的，而且予以安全感，然而，它卻是把人束縛起來的。這種束縛與以後的獨裁主義及壓制政策的束縛不同。中世紀社會並不剝削個人的自由，因為那時候，「個人」還不存在；人仍然靠「原始關係（束縛）」與世界聯繫起來。他尚未認為自己是一個「個人」，他也未想到他人是「個人」，進城的農夫是陌生的人，甚至於城中不同社會團體的人，也彼此認為是陌生人。在那時候，尚未充分發展到發覺自己是個獨立的人，或發現他人和世界，是個獨立的個體。

中世紀社會結構的日漸破壞的結果，便是現代意義的個人的出現，貝克哈特說：「在義大利，這個由信心、幻覺、及幼稚的先入之見所編成的面紗，首先化為烏有；客觀的對待和考慮到鄰國，及世界一切事物。這時才成為可能的。同時，在主觀方面，也得到了同樣的重視；人成為有靈性的『個人』，同時也自認是這樣的。同樣地，希臘人也曾一度自認與野蠻人不同，當其他的亞洲人只知道他們是一個種族的一份子時阿拉伯人也曾自認是『個人』。」（見同書第一二九頁）貝克哈特對此種新個人精神的描述，說明了我們在前一章所說的，個人之脫離原始關係（束縛）。人發現他自己與他人是「分開而獨立的人」；他發現在兩個方面，大自然與他是截然分開的：大自然是理論與實際的征服的對象，同時就其美麗而言，大自然是享受的對象。人類由於發現了新的大陸，和由於在精神上培養了一種四海為家的精神，人類發現了這個世界。所謂四海為家的精神，就是但丁所說的：「吾鄉即是全世界。」

在義大利，中世紀社會的瓦解早於中歐及西歐各地這是有許多經濟與政治的因素的。其中的一個因素是義大利的地理位置，及由於此地理位置而得到的商業利益，因為，當時地中海是歐洲主要的貿易路線；另外，教皇與皇帝之間的戰爭則導致產生許許多多的獨立政治單位；接近東方，其後果之一則是使若干對發展工業很重要的技術——例如絲工業——得以先傳到義大利。

這種由於個人在充滿敵意世界中，處於孤立狀態，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就說明了文藝復興時代中個人的特點，即是對名譽的渴求——而中世紀社會結構里的人，至少不會如此強烈地渴求名譽。如果生命的意義成為可疑的，如果一個人與他人的關係，不能使他覺得安全，那麼，名譽就是抑壓一個人的懷疑的方法。名譽的功能是一樣的。它可以把個人的生活，從生活的有限及不安，提升到不可破壞的程度；如果一個人的名字能為同代人知道，而且如果一個人可以希望，他的名能永垂不朽，那麼，他的生命便可籍著別人的判斷對他生命的反應，而獲得意義，和重要性。很明顯的是，只有那些有實際辦法，可以沽名釣譽的某一社會團體中的人，才能靠這種辦法，來解決不安全感。但是，對那些在同一文化中的無權力的廣大群眾而言，和對那些「宗教改革」時期的中堅份子——城市的中產階級——而言，他們便不能用這種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安全感。

一般而言，中世紀的商業是由很多很多小商人來做的。零售與批發還未分開，即使到外國做生意的人，例如「北德商人公會」（North German Hanse），也專門做零售生意。到了十五世紀末，資本的積累還是很慢的，因此，若與中世紀末期的經濟情況來比較，小商人還是有相當的安全感，因為，那時候大的資本與壟斷的商業已日形重要。塔尼教授在談及中世紀城市的生活時，說：「現在是機械化的，那時候多是私人性，親密的，和直接的，那時候，根本不可能有大的組織存在。」（Tawney，「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這兩種文化的主要不同點是：「文藝復興」時期代表工、商業資本主義的相當高度發展；文藝復興時代的社會，是由一小群富裕而有權的人來統治，並且為哲學家與藝術家形成社會的基礎，這些哲學家與藝術家表達出此一文化的精神。在另外一方面，「宗教改革」本質上是一個屬於城市中、下階級和農夫的宗教，德國也有富商，例如福格家族（譯註。住在奧格斯堡的一個家族）在福格二世（Jacob Fugger Ⅱ）時，其財富凌駕一個國家的財富，但是，他們既不是那些新宗教理論所要訴諸的對象，也不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依據的主要基礎。如同韋伯（Max Wbber，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城市中產階級才是西方世界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骨幹。（見：韋伯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九三零年出版）根據這兩個運動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文藝復興」的精神，與「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不同的。（見。Ernst Troeltsh，Renaissonce and Reformation，Vol Ⅳ，Ges九-九-藏-書ammelte Schriften，Tufingen，1923）。在討論路德與加爾文的神學時，便可以發現這兩項運動之間的一些不同處。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個人解脫一些約束的過程，如何影響城市中產階級的特性構造；我們也要試著指出，新教教義與加爾文教義，一方面說明了對自由的一種新感覺，同時也使得人們有了逃避自由了重任的方法。

茲將十五、十六世紀社會與經濟的改變，對個人的影響，總結如下：

文藝復興是一個富裕而有權力的上階層的文化。沒有分享到統治階級的財富與權力的廣大群眾，喪失了他們以前身份的安全感，於是成為無定型的群眾，或許會受到奉承，或許會受到威脅——但是總會受到當權者的操縱與利用。一種新的專制政治便和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同時產生了。自由與虐政，個人主義與暴動，是不可分離地交織在一起，文藝復興不是小書商與中產階級的文化，而是富有貴族與自治市鎮公民的文化，他們的經濟活動和他們的財富，給予他們一種自由的感覺，和一種個人存在的意識。但是，同時，這些人也失去了一些東西：安全感與相與感，而這是中世紀社會結構所給予的。他們更自由，但也更孤獨了。他們利用他們的權力和財富，從生活中壓擠出最後的一點愉快；但是在這樣做時，他們必須殘忍地使用每種手段，從身體上的折磨，到心理上的操縱，來統治群眾，和對付自己階級中的競爭者。人類的一切關係，都因這種為維持權力與財富的生死存亡鬥爭，而受到傷害，與同志——或至少與同一階級的人——的團結，已由一種冷嘲式的超然態度所取代；其他的人被視為被利用和操縱的「目標」，或者，為了自己的目的。無情地摧殘他們，個人被一種熱烈的自我中心，一種對權力與財富的不知足的貪心所吞併。因此，個人與自己的關係，及其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破壞。他自己也成為被利用的目標。我們有理由懷疑，文藝復興資本主義的大師，是否如同他們被形容的那樣快樂和安全。新的自由似乎給他們帶來兩樣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時日益地感到孤獨、懷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慮。（J.Huizinga，Das Problem der Renaissance in Wege der Kullurgeschichte，p．159）我們在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者的哲學作品中。也可以發現這種矛盾。他們一方面強調人性尊嚴，個人地位，及力量，同時又在他們的哲學中，顯示出不安全感與失望。

當然，資本、市場、及個人競爭的角色，在十六世紀時，還不及在以後那麼重要。但是，在十六世紀時，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重要因素業已存在，並且對個人產生心理上的影響。

「在中世紀，人性意識的兩個方面——對內與對外——都是像做夢似的或半醒狀態地卧在一張共同的面紗下。這個面紗是用信仰、幻覺、和幼稚的先入之見所編織成的，透過這具面紗，世界和歷史看起來都是披著奇怪的色彩。人只能意識到他自己是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會集團的一份子——人只有透過某普通的種類，來認識自己。」（注：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The Macmillan．Co，New York 1921，p．129）

在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這個時期的初期，資本主義的這一方面影響只不過開始發展而已。就這一面而言，資本主義對一小群富有財主，較對城市的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然而，在當時，資本主義的影響力雖不甚大，對塑造人的人格，已有重大的影響。

固然有很多苦難與痛苦，但是，還有教會解釋痛苦與苦難的原因是亞當的罪惡的結果，及每個人個人犯罪的結果，使得這些痛苦成為可以忍受的。固然教會培養一種犯罪感，它卻也同時向個人保證，教會對其子女一視同仁，毫無保留地給予愛，並且提供一條道路，使人們可以獲得會恩蒙上帝原宥與愛護的信念，人與上帝的關係是一種信賴與愛心的關係，而不是懷疑與恐懼的關係，正如同一個農夫或一個市民，很少走出屬於他們的小生活圈一樣，宇宙也有限的，和單純可以了解的。大地與人是宇宙的中心，天堂或地獄是未來生活的地方，由生到死的一切行為，在它們的因果關係中，都是明顯易見的。

由於這些及其它條件，遂使得在義大利產生一個有力且有錢的階級，這個階級的人充滿了主動、權力、野心的精神。封建階級制度日漸地不重要了。從十二世紀起，貴族與自治市鎮的公民共住在城牆之內。社交活動開始不重視階級的區別，出身與門閥不及財富那麼重要了。

在工業方面，資本的地位也日形重要。一個顯著的實例便是礦業。最初，礦業行會的每一會員的股份，九*九*藏*書是按著他做的工作的多寡來分配的。可是到十五世紀，有許多情形是，股份屬於不做工的資本家，於是，工作日漸地由工人來做，工人領工資，而得不到股份。在其它工業方面，也產生同樣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時也促使窮人與富人之間的日益分裂，及窮人階級之間的不滿。

與行會制度的這種發展有關係的是，工匠的情狀也日益惡化。當義大利與法朗德斯（歐洲昔日的一個國家位於比利時之東及法國之北部）的工人在十三世紀便失去昔日的經濟安全時，工匠的情況還仍然是比較安全的。雖然不見得每一個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確有很多工匠可以成為師傅，但是當在一位師傅指導下的工匠數目增加時，想要成為師傅，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本了，而且行會變得愈加的獨佔與排斥，工匠的機會也就愈加地減少了。他們之日益地感到不滿，和自行設置組織，及採取罷工，甚至暴動行為，便顯示出他們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惡化。

路德也曾以其銳不可當的辯才，道出小商人對獨佔公司的憤慨。他在一五二四年出版的「論貿易與高利貸」小冊子中說：「他們控制一切貨物，毫不隱瞞地玩弄一切詭計：他們隨心所欲地抬高和降低物價，壓迫和摧殘小商人，就像是對付漁網中的小魚一般，就像他們是天生的王於一樣，不受信與愛的法律的約束。」路德這些話也是今日的寫照。在許多方面，十五、十六世紀中產階級對富有獨佔的懼怕與怨怒，與我們這一時代的中產階級對獨佔公司及有力的資本家的態度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關鍵，這一點對了解中世紀社會個人地位是很重要的，這就是關於經濟活動的倫理看法，因為在天主教的理論中，以及普通法律中，都表示過這種看法。由於塔尼的立場是客觀的，不致使人們懷疑他企圖把中世紀世界理想化，所以，筆者引用他的話，來說明這一點。關於經濟生活的基本假說，有二：「一個是，經濟利益是受日常生活支配，第二個是，經濟行為是個人行為的一面，道德的規則便是要約束這一面，正如同也要約束個人行為的其它方面一樣。」 接著，塔尼仔細地說明了中世紀對經濟活動的看法： 「物質的富有是必要的；但是，物質的富有是次重要的，因為沒有物質上的財富，人不能自給，也不能助人……但是，經濟的動機是可疑的。因為經濟的動機是有力的慾望，所以人怕它們，但是，經濟的機動也不值得加以稱讚……在中世紀學說中，沒有經濟活動的餘地，因為經濟活動與道德的目的無關，而且，根據一項假說，認為追求經濟利益的慾望是繼續不斷和可測量的力量，來創立一種社會科學，對中世紀的思想家而言，是非理性的和不道德，正如同認為好鬥與性本能，這些人類屬性的無限制活動，是社會哲學是前提一樣……如同聖安東尼所說的，財富是為人存在的，不是人為財富而存在的……因此，處處有限制、約束、警告，禁止讓經濟利益干涉重要的事務。追求維持生計所需要的財產是正當的，但是，尋求更多的財富則不是進取，而是貪婪，而貪婪則是不可饒恕的罪惡，貿易是合法的，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資源，這乃是天意。但是，這仍是一項危險的事情。一個人必須確定，他做生意乃是為了公共的利益，而且，他所得到的利益，不超過他的勞力的工資。私有財產是必要的制度，至少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這是必要的。如果財物是私人的而不是共有的，人可以更努力的工作，和減少爭執。但是，這隻能視作為對人性弱點的一種讓步，而不可認為其本身是可取的；在中世紀，獲得財產是有很多限制的。財產必須是合法獲得的，必須儘可能地由很多人管理，必須用來扶養窮苦的人，必須儘可能地用作公共的目的。財產的主人必須準備隨時把財產分給需要者。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貧窮。」（見前注）

中世紀與現代社會不同的特點在此，中世紀缺少個人自由，在中世紀的初期，每一個人都被鎖住了，在社會的秩序里，只能扮演指定的角色。一個人在社會上，沒有機會，可以從某一階級轉到另外一個階級中，他也幾乎不能從某一城市或國家，遷往另外一個城市或國家。除了少數例外情形，他必須由生到死，守在一個地方。他甚至不能隨心所欲地穿衣服或吃東西。工匠必須按著某一價格，出售東西，農人必須在某一指定地方販賣產品。行會的會員不準向非本行會的人，泄漏任何生產技術的秘密，同時必須與其本行會的會友分享便宜買進的原料。個人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均受條規的主宰，而這些條規把一切行動詳盡地加以過問了。

可是，此種發展對每一個階級的影響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對城市的窮人、工人及學徒而言，此種發展表示他們日益受到剝削，和越來越貧窮；對農人而言，此種發展則意味著，日益增加的經濟與個人壓力；較低的貴族則面臨ｈttps://reａd.９９ｃsw.cｏm沒落的命運。雖然對這些階級而言，這種新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惡化的改變，但是對城市的中產階級而言，這種情勢則較為複雜。我們曾談到發生在其階級中的逐漸分化。大部分的城市中產階級的地位日漸地惡劣，許多藝術者及小商人不得不面對獨佔者及其他擁有較多的資本的競爭的優越權力，而且他們越來越難以維持獨立。他們常常要反抗不可抵抗的強大勢力，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場拚命的，無望的奮鬥。中產階級的其他方面則日漸繁榮，並且加入了普遍上揚的資本主義的潮流中，但是，即使對這些比較幸運的人而言，資本、市場及競爭的日形重要，也使他們的個人處境，變成為不安全、孤立和焦慮的。

在中世紀社會，這種沒有自覺到「個人」的現象，貝克哈特（Jo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歷史學家——譯者）在形容中世紀文化時，曾有深刻的說明：

在另外一方面，民眾之間的傳統社會階級制度也動搖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許多被剝削和受政治迫害的廣大城市民眾。如同貝克哈特所指出的，早在一二三一年，腓特烈大帝二世的政治措施的目的便是：「完全破壞封建邦國，使人民沒有意志，和沒有反抗的方法，然而對政治財源卻是有利的。」（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p．5）

一般人對中世紀（注1）有兩種誤解。現代的理性主義認為中世紀是完全黑暗的時期，他們認為中世紀普遍沒有個人自由；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眼光狹隘，城裡的人視近郊的農人是危險而可疑的陌生人——更不要說他國的人了；以及中世紀的人迷信和無知。在另一方面，多數保守的哲學家以及若干對現代資本主義的進步批評者則把中世紀理想化了。他們認為，在中世紀，人們有團結感；經濟的目的在滿足人們的需要；人們之間關係是坦真而實在的；天主教教會是超國家性；以及人們有安全感，這是中世紀人們的特徵。這兩種不同的看法做是正確的，所錯的是執於一端，而未看到另一端。

我們先討論「文藝復興」的原因，是因為這段期間是現代主義的開始，而且因為，這一時期的歷史家所寫的作品，幫助說明了對本書所分析之主要過程，甚為重要的若干因素——這個過程就是，人由「個人存在前期」的狀態，演變到完全發現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可是，事實上，雖然「文藝復興」時代的觀念，對歐洲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有影響，但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其構造與其精神，並不存在於中世紀後期的義大利文化中，而是產生於中歐及西歐的經濟與社會情況中，和產生於路德與加爾文的理論中。

前面曾談到行會的日漸資本主義化的發展，這種情形在商業方面，更為明顯。當中世紀商業主要還是城市之間的生意之際，國家的與國際的商業已在十四世紀與十五世紀時，急速地發展著。雖然歷史對大規模商業公司何時開始發展的意見不一致，他們卻同意，在十五世紀時，商業公司已日漸地有力量，和發展成為獨佔企業。他們倚仗著他們龐大的資本力量，來威脅小商人及消費者。在十五世紀時，神聖羅馬皇帝西祺蒙的改革之一便是，用立法的手段，來限制獨佔公司的權力。但是，小商人的地位卻越來越不安全了；他「只有力量使訴苦的人道出苦情，卻不能有效地執行命令。」（Schapiro：「Social Reform and the Reformation，」Martin Luther and His Times，London，1933）。

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也使個人獲得自由。資本主義使人解脫了全體制度的統制，使人自立和自謀發展。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命運的好壞在乎自己的作為。金錢成為衡量人的地位的東西，較出身與門第更為有力量。

我們將首先討論，在歐洲，尤其是在中歐十六世紀初的經濟與社會情況如何；然後，再分析這種情況對生活此時期的人的人格，有什麼影響；路德與加爾文的教旨，和這些心理因素，有什麼關係；以及，這些新的宗教學說，和資本主義的精神，有什麼關係。（原注：筆者根據以下諸作品，來介紹中世紀後期及宗教改革時期的經濟史：[（1）Lamprecht，"Zum Verstandnis derwirl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Wandlungen in Doutschland,"Vom 14, Zum 16；(2) Ehrenberg, "Das Zertlerder Fugger,"G.Ficher,Jena 1986. (3)Kulischer. &amhttps://read.99csw.comp;quot;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Mit 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Druck und Verlag Von R. Oldenburg, 1928. (4) Pascal, "TheSocial Basis of the German Reformation, MartinLuther and His Times,"London. 1933. (5)Tawnev,"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H2rcourt,Brace & Co., New York, 1926 ]。

社會的結構與人的人格，在中世紀後期，發生了變化。中世紀社會的統一性與集中性變得更微弱了。資本，個人經濟動機，和競爭日益重要；一種新的有產階級產生了。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已在所有社會階級中，可以發現得到了，並且影響到人類活動的各方面，如：愛好、風尚、藝術、哲學與神學。這裏，筆者願意強調的是：這整個的過程對一小集團的富有資本家而言，和對廣大的農人，尤其是對城市裡中產階級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對中產階級而言，這種新發展多少表示財富和個人發展的機會，但是，在本質上，也是對個人傳統生活方式的一項威脅。從一開始，便記住這個不同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這些不同團體的心理與意識形態反應，就是受這種不同點的決定。

在這方面，另一重要因素便是競爭的日形重要，固然在中世紀社會也有競爭現象，但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以合作的原則為根本，同時，有很多規章禁止競爭，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中世紀的這些原則便由個人化企業的原則代替了，每個人必須競爭，試試運氣。他必須力爭上遊，否則便遭淘汰。其他的人也不會與他合作，從事一項共同的企業、大家互相競爭，有時且得在你我的生死存亡之間做一選擇。（參考M．「Mead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Mc 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37）

我們發現到我們以前曾討論過的那種自由的曖昧情況。個人解脫了經濟與政治關係（ties）的束縛。由於他必須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積極和獨立的角色，他也獲得了積極的自由。但是，同時他也脫離了以前給予他安全感及相與感的那些關係。他不再生活於一個以人為中心的封閉社會裡；世界成為沒有邊界的，同時也是危險的。由於人失去了他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失去他生活的意義，其結果是，他對自己和對生活的目的感到懷疑。他遭到威力龐大的超人力量，資本及市場的威脅。由於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潛在的競爭者，人與他人的關係變成為敵對的和疏遠的；他自由了，但這也就表示，他是孤獨的、隔離的，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威脅。他沒有文藝復興時代財主所擁的財富或權力，也失去與人及宇宙的同一感，於是，一種他個人無價值和無可救藥的感覺壓倒了他。天堂永遠地失去了，個人孤獨地面對著這個世界——像一個陌生人投入一個無邊際而危險的世界。新的自由帶來不安、無權力、懷疑、孤獨、及焦慮的感覺。如果個人想要成功地發生作用，就必須緩和這些感覺。

資本取得了決定性的重要地位，這意味著，一種超人的力量，決定人的經濟與其個人命運。資本「已不再是僕人，而成為主人了。資本取得了分立且獨立的活力，有了主要合伙人的權利，可以按照其自己的正確需要，來指揮經濟組織。」（見塔尼前注）

歷史家對於農人情況的看法，各有不同：然而，夏畢羅的分析，似乎為多數歷史家的發現所充分支持的。他說：「儘管有許多證據，說明農人的富裕，但是農人的情況是迅速地每況愈下。事實上，在十六世紀初，很少有農人是他們的耕地的地主，和有代表出席地方會議，而在中世紀，這是階級獨立與平等的象徵。極大多數是佃農……這些佃農就是所有農民暴動的中堅份子，位在地主產業附近半獨立社區中的中產階級農人發現，田租與勞動的增加，使他們變成農奴了，同時把鄉村的公地變成為地主采邑的一部分，」（見前注）

此種經濟變化的一個明顯的結果，影響到每一個人。中世紀社會制度已遭到破壞，隨著，中世紀社會制度所賦予個人的安定及安全也受到破壞。由於資本主義的開始，所有的社會階級也開始變動，在經濟秩序中，不再有固定的位置，而在以前，人們認為有固定的位置才是自然的，是不可懷疑的現氛「個人已孤立了。每一件事都須靠他自己的九*九*藏*書努力，他傳統地位的安全是不足倚持了。」

中世紀社會的特色是工匠與商人地位的比較穩定，而此種穩定的現象在中世紀末期已逐漸地受到破壞，到了十六世紀，便完全瓦解了。在十四世紀——或甚至更早一些時候——行會之內的日漸分化已開始了，雖然曾盡一切努力，想要阻止這種分化，但是這種分化仍繼續發展下去。有些會員較其他的會員有更多的資本，並且僱用五、六名工匠，而不是一、二名工匠。不久，有些行會便只允許擁有若干資本的人入會。其它的行會成為有力的獨佔公司，試圖利用其獨佔的地位，謀取利益，並且儘可能地剝削消費者。在另一方面，許多行會會員日益貧窮，不得不在其傳統的職業之外，另覓途徑賺錢；通常，他們在街旁做點小買賣。其中有很多人失去了他們的經濟獨立與安全，而同時，他們還極力地嚮往經濟獨立的傳統思想。

隨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而發生的，是心理環境的顯著改變。到了中世紀末期，一種不安定的精神開始影響生活。現代意義的時間觀念開始發展，分鐘已變得有價值；此種時間新意識的一個預兆便是：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在紐倫堡，鍾錶已敲一刻鐘了。（Lamprecht，「Zum Verslandnis der wirtschaftlicher und sozialen Wandlungen in Deutschland」Von 14，Zum16．）太多的假日已開始顯得是一種浪費。時間是如此的寶貴，以至於人們認為，不應該為毫無用途的目的，虛擲光陰。工作的價值日增。一種對工作的新態度開始發生，由於這種態度是那麼強烈，中產階級對教會機構之不從事經濟生產，極為憤慨。乞丐之不事生產令人憎惡的，和不道德的。效率的觀念成為最高德行的一種。同對，追求財富與物質成功的慾望，成為最吸引人的一種熱望。傳教士布茲爾（Martin Butzer）說：「世人莫不爭做生意，和從事可以獲得高利的職務。研究藝術與科學已成為無人問津的最低賤的手工。聰智之人，原應從事較高尚的研究工作，如今卻熱衷於商業，孰不知．現代的商業充滿了巧詐欺騙，應是有體面的人所最不願做的一件事。」（引用夏畢羅之話，見前注）

在中世紀社會，城市的經濟組織一直是比較靜態的。自從中世紀後期以來，手工匠已組成行會。每一個師傅有一、兩名學徒，師傅的多寡，則視社會的需要而定。雖然永遠有些人，必須辛苦賺錢，維持生活，但是，大體而言行會的會員可以確信，他們可以靠努力工作，維持生活。如果他可以做出精美的椅子、鞋、可口的麵包、舒適的鞍座等等，他必可過著他這一社會地位應過的生活水準。換言之，只要他有本領，就可以靠此為生。行會禁止會員之間的強烈競爭，並且強制他們合作，若干歷史家指出：此種工會永遠帶著壟斷精神的色彩，只想保護少數人，排斥新人。但是，多數的學者認為，雖然行會不見得是至善至美的制度，但是行會以互相合作為基礎，使其會員有一種安全感。

與西歐和中歐比較起來，在義大利所發生的這種新的經濟與文化發展，更為強烈，而且對哲學、藝術、和對整個生活方式，有更確切的影響。在義大利，個人首次地從封建社會中脫穎而出，並且打破了一直給予他安全和約束他的那些關係（束縛）。用貝克哈特的話來形容，文藝復興時候的義大利人是「現代歐洲人的大哥」——亦即是第一個「個人」

雖然上述的這些看法是一般而言的，而且並不是經濟生活的實在情形，但是，這些看法多少反應了中世紀社會的實際精神。

市場的新功能也有類似的影響。中世紀的市場一直是比較小的，它的功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供、求的關係是直接而具體的，製造商知道應生產多少貨品，也知道賣多少錢，如今，市場日漸擴大，且變化無常，製造商不能預先知道銷售的情形，也無法掌握價錢，新市場的結構，有些像加爾文的命定說，即是：人必須努力向善，但是，即使在他出世之前，他的命運便已被決定。市集的日子，成為決定產品命運的日子。

但是，以現代的意義來說，個人雖然自由，卻並不感到孤獨與孤立。由於人從生下來開始，在社會中便有一個明確的、不會改變的和沒有疑問的位置，他已經生根在一個結構固定的整體中，所以，生活是有意義的，根本無懷疑餘地。一個人與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他是一個農人，一個工匠，一個武士，而不是一個「偶然做了那個職業的個人」。社會秩序被視為如同一種自然秩序，而人成為社會秩序中的一個確定的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屬之感。在中世紀，幾乎沒有競爭，人們生下來，便在社會佔某一經濟地位，這個地位保障由傳統所決定的生計，同樣地，在社會階級中較高地位者也須負經濟上的義務。但是，在其社會範圍的限制之內，個人在某工作及其情緒生活方面，實際上還是有很多自由。可以表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