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的暗號是什麼？」這位陌生人問約翰遜，「我想要領會你們是如何相互給對方信號的。」

吉尼笑道：「你看到的絕對是不自覺之下發出的！」

兩人結婚之後，比爾不擅社交以及放鬆的態度——無法擺脫他們職業的無盡需求——讓吉尼感到愈加過分。儘管對於缺乏朋友她顯得有些苦惱，他卻始終感到很滿足。佩吉·謝普利回憶說，在聖路易斯，伊桑·謝普利為自己能成為比爾指定的「好朋友」而感到很榮幸，雖然這兩個男人之間除了基金會之外沒有什麼共同之處。「我想他們一直這樣做研究肯定有什麼原因。我認為這是他們的安慰劑，而非他們的個人關係。」

在20世紀70年代末之前，夫妻之間的日常交流——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所謂的對於婚姻「美滿」非常重要的情感聯繫——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他們之間的秘密——即他們並不愛對方——如今對於目睹了這種矛盾但無法明白其中原因的同事以及熟人來說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似乎只有當他們站在演講台上時，只有在他們結束對方的話語，並向一大群人說一些令人欣慰的話時，他們才會有真正的快樂。「當想起他們的時候，我感到有壓力。」佩吉·謝普利解釋說，「我並不會同時想起他們兩個人。我會想起改變他們的那些力量。我想到不會做母親的吉尼做了母親，不會做妻子的她成為了妻子。而比爾，雖然是一位父親和醫生，但其實並非如此。我想他們太過公眾化了，我無法想象他們親密的樣子。」

比爾和吉尼有時會和謝普利夫婦一起放鬆休閑。夜晚一起用餐是他們成為名人後為數不多的社交之一。他們會去華盛頓大學附近的金斯伯里拜訪佩吉和伊桑·謝普利，後者有時也會來馬斯特斯位於拉杜區沃森南路上的家做客。「在我們家，他們是常客。」佩吉·謝普利回憶說，「我們經常想辦法讓他們晚上可以不用與其他人見面，或者有時也會有其他他們喜歡的夫婦在。我們經常這樣做。」

在馬斯特斯夫婦的生活中，家庭事務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少。有一兩個暑假，女兒薩利到他婦產科的辦公室里打工，幫忙整理文檔，但是上了大學之後，她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從漢密爾頓大學畢業之後，馬斯特斯的兒子豪伊留在了東海岸，他一直通過電話跟自己的父親保持著聯絡。然而，馬斯特斯似乎越來越不適應實驗室之外的生活。「他從不參加派對，也不跟人交往。」豪伊回憶說，「他根本沒有其他的生活，和自己的孩子及朋友都沒有語言。」豪伊偶爾回家探望母親莉比的時候，有時會順便去看一下住在沃森路上的父親。他注意到了父親外貌上的細微變化——約翰遜想要更新他的行頭，讓他更符合20世紀70年代的隨性風格。但想要磨平他個性的稜角似乎是徒勞的。「我想她已經儘力了。」豪伊解釋說，「我已經看到父親以一種之前從未見過的方式穿衣打扮。吉尼想要和人交往。她拖他出去，然而他卻並不想這麼做。我很肯定這惹到了吉尼。她想要改變他，但這絕對是一塊難耕的地。很顯然她並未成功。但是對於她的這種想法，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如果吉尼嫁給比爾是因為希望作為繼父的他可以幫忙一起撫養並指導自己兩個孩子的話，那麼不久后她就意識到自己錯了。「我不覺得他們中read.99csw.com有誰真的喜歡我的父親。」豪伊評論說，「相信我，我的父親不會陷入那樣的角色，因為這不是他所期望的。我可以猜想得到，這不是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只是這麼覺得。感謝上帝，姐姐和我都已經長大成人，可以自食其力、獨立生活了。那不是我們想要過的生活。」

在發展道路上，馬斯特斯與約翰遜就像兩個老年雜耍演員，互相期待著對方的下一個行動。「我們發展了我之前常說的那種『歌舞劇』形式，」約翰遜回憶道，就好像她一下子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舞台。20世紀70年代，他們名聲大噪，每年都會花上幾周的時間在全國各地做巡迴演講。他們在各種學術論壇、醫學研討會、護理大會以及心理學座談會上發言，每間大學都願意付給他們高昂的酬勞。他們能讓塔夫茨大學的禮堂、聖母院教堂、雪城大學寬敞的體育館都擠滿聽眾，大學生對他們的演講都趨之若鶩。宣傳海報上稱這是一對推動了美國「性|愛革命」的研究組合，但現在馬斯特斯與約翰遜有了更多一層身份——一對幸福的已婚夫妻，是性與愛的象徵。他們表現出一種和諧、幸福的婚後狀態，觀眾從他們看對方的眼神中就能體會到這一切。

魅力四射的吉尼·約翰遜看上去有些寂寞，好像是在尋找真正的朋友一般。圍繞著診所名聲與秘密的奇怪話題讓所有社交互動變得非常困難，總是會帶著一些猜疑。「她十分謹慎，也不得不這樣。」佩吉解釋說，「她不知道誰會是那個想要挖掘新聞素材的人。」男人們都認為40多歲的吉尼風采依舊，女人則始終把她視為威脅。在聖路易斯的社交圈裡，主婦們無意中聽說了關於比爾離婚的傳言，莉比·馬斯特斯本人也許也了解，她們決定進一步排擠吉尼。約翰遜是聖路易斯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然而她和大多數的女人都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她同時代的女人中，很少有全職工作的，當然更沒有人像她這樣拋頭露面，從事爆炸性的性|愛相關工作。

在一次講座之後，有位觀眾走向約翰遜，向她承認說自己並沒有認真聽講座的內容，因為他們兩夫妻之間交換意見本身就非常有趣。

「求求你。」這位名人堂成員悄聲地對自己的妻子說，「就說我不在家。」

橄欖球及其所有的原始技巧都很吸引比爾的男性本能。觀看周日下午的比賽或者收聽周一晚上的廣播節目是他生活中少量最真實的快樂消遣之一。「他開玩笑地說，在他們騰出一點時間做|愛時，他會打開橄欖球比賽的電視節目，而吉尼則會把它關掉。」巴茨回憶說。他對於橄欖球場的熱愛激發了對威爾金森夫婦的興趣，他們是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聖路易斯頗有交情的幾對夫妻之一。數年以來，巴德·威爾金森一直是俄克拉何馬大學橄欖球隊的名人堂教練。他曾經是一頭捲髮、相貌英俊的四分衛明星，在1965年加入了美國廣播公司，擔任大學聯賽電視轉播的每周評論員。1978年，他成功地回到教練崗位，執教馬斯特斯最喜愛的本土職業橄欖球隊聖路易斯紅雀(the St. Louis Cardinals)。威爾金森1975年時和自己37歲的第一任妻子瑪麗離了婚，隨後很快就再婚了。在威爾金森和第二任妻子唐娜搬到聖路易斯之前，他們接到了read.99csw.com馬斯特斯夫婦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們做客。「自從一起吃過晚飯之後，我們就開始了一段長久的友誼。」唐娜·威爾金森回憶說，「比爾會過來和巴德一起觀看橄欖球比賽。和他們做朋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與他們相處時你會覺得非常舒服，而且還可以信賴他們的意見以及誠懇的支持。」就像和其他熟人一樣，比爾和吉尼最後與唐娜·威爾金森簽約，讓她加入了基金會董事會。儘管對醫學或心理治療知之甚少，唐娜還是欣然地答應了下來。巴德在紅雀隊的執教生涯並未持續太久，但威爾金森夫婦還是在聖路易斯定居了。不到兩個賽季，總成績9勝20負，球隊毫不客氣地解僱了威爾金森。他們在公眾面前顏面盡失，但吉尼還是和唐娜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始終樂意與丈夫一起參加社交活動。在聖誕聚會上，吉尼會登台表演，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地方陸軍基地時那樣。「我們會舉辦假日歌唱派對，因為吉尼有副好嗓音，我總會前往參加。」唐娜解釋說，「我的丈夫也喜歡唱歌，所以派對總是很熱鬧。」威爾金森夫婦都很喜歡與吉尼相伴，然而對於馬斯特斯的感覺卻有些喜惡相加。「吉尼非常熱情、外向和好客，而比爾卻恰恰相反。」唐娜回憶說，「他是一個不會和人閑聊的人。」在聚會時，馬斯特斯只想談論橄欖球，沒完沒了地糾纏著威爾金森教練，跟他聊上一場比賽以及下一場比賽。「老實說，他自己都覺得自己乏味。」唐娜承認道，「他(比爾)覺得自己能當教練。」有一次唐娜和吉尼在通電話的時候，比爾突然拿起聽筒，要求她丈夫接電話。很顯然他想要聊聊橄欖球的事。無意中聽到自己妻子評論的巴德·威爾金森，臉上堆滿了恐懼。他開始迴避比爾·馬斯特斯想要討論橄欖球的所有意圖。

「那不合我的口味——那是吉尼的事，不是我的。」馬斯特斯告訴他，「我是一名研究科學家，興趣在於人體的行為。性|愛態度的再調整不是我所感興趣的東西。」

隨著他們婚姻的發展，由於比爾始終沒有意識到學位證書對她來說有多重要，吉尼對他的怨恨日漸嚴重。馬斯特斯像父親一般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對，小心用詞，生怕引起爭吵。他答應任何她喜歡的事——重新裝修房子、搬家、在診所給她安排一個比自己辦公室還大的房間——只要一切都保持原樣。「我認為他就像是玩弄樂器一樣玩弄我。」她回憶說。在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文章中所呼籲的「一段關係中要有更多的情感承諾」——如果沒有真愛，性|愛的感覺也許就會不充分——無疑有著她自己的印記。詢問他們婚姻狀況的新聞工作者們發現，兩個人都不記得是從何時起他們想和對方結婚，這一點非常古怪。

馬斯特斯與約翰遜典範夫妻的形象是他們事業發展至關重要的因素。在公眾面前，他們無縫的交流掩蓋了私下裡常有的意見不合。但他們不會選擇另外的方式。如今，比起實驗室科研人員這個身份，他們更像是提供建議的人。經過了10年對重要醫學信息的傳播以及成功促進社會的性|愛自由之後，他們感到，相比身體的慾望，美國民眾更渴望情感承諾。他們努力革除美國人對性問題的忽略，卻被莫名其妙地與充斥著像《深喉》(Deep Throat)這類色|情|電|影、曼哈頓「柏拉圖莊園」這些著名色情場所以及每晚席捲中心地帶隱晦的有線電視節目等流行文化扯上了關係。對於性|愛之間溫暖和諧的相互關係，如今他們談論的方式正是以往他們想要避免的。「穿著白大褂、謹慎而毫無表情的他們不見了。」1975年時，《新聞周刊》的莎娜·亞歷山大注意到，「坐在那兒的一對開心的中年夫婦，正是比爾與吉尼，性|愛治療的鼻祖。」九*九*藏*書

1975年，出版社推出關於他們建議的非技術性通俗讀物《天作之合》(The Pleasure Bond)，其副標題為「再看性與承諾」，愛與性開始結合在了一起。《紅皮書》雜誌的編輯羅伯特·J·列文將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起，強調了婚前性行為、婚外戀、離婚、小孩撫養、婦女解放，以及諸如郊區「放蕩」夫妻在「性派對」上隨意換妻這種媒體炒作現象等諸多問題的不同觀點。馬斯特斯被勉強拽進這場社會學討論時，還曾試圖保持自己的科學客觀性。「我一直打算迴避這些東西。」他告訴一對想要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否正常的放蕩夫妻說，「出於十足的理由，我們都有著絕對的人生觀；我們決不能主觀判斷。除非知道或者有理由肯定其答案，否則我們不會做任何結論。」畢竟是醫學研究者，馬斯特斯更喜歡分享他直接的觀察，比如在性|交之後的第一個小時睡眠中，經過高潮的女性傾向於靠近她們的男伴侶，而男性則一動不動。但是書中大多數內容都強調忠實、情感依賴、誠懇以及婚姻承諾是性生活和諧愉快的關鍵。書中傳達的信息與諸如亞歷克斯·康福特的《性愉悅》(The Joy of Sex)這樣的自學手冊，以及20世紀70年代——被作家湯姆·沃夫稱為「唯我10年」(Me Decade)的時代——的其他操作指南大不相同。他們發現，在最幸福的夫妻中間，「似乎有一種基本的邏輯： 由愛生性，而後者又會進一步促進愛，愛隨後會讓性更美好——由此往複。」沒有表格、電流圖以及裸體夫婦的解剖圖，這更像是一本屬於弗吉尼亞·約翰遜的書，而不是馬斯特斯的。它同時涉及了心靈與器官的話題。「我們有意想要讓這本醫學教科書保持一定的溫暖或者人文主義。」在糾正某些缺陷時她解釋道，「如果情況不對，那麼夫妻不會想要知道心率是多少。」

馬斯特斯對這些評論毫不在意時，約翰遜卻深受困擾。在治療期間，她總是建議性|愛要有人類情感的基礎。她並不像馬斯特斯那樣，將性|愛單純地分離開來。儘管在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她附和過他的觀點，但是漸漸地，她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在以兩人的名義發表于《紅皮書》雜誌的專欄文章中以及自己接受媒體採訪時，她逐步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她說：「我希望所有落入俗套的故事都早點結束——人們對此已經不勝其煩。」

馬斯特斯在拉杜區的家中養了兩隻杜賓犬，這是他非常喜愛的兩頭兇猛動物。事實上，在未出版的自傳中，他對於自己和這兩隻杜賓犬之間關係的描寫遠遠九-九-藏-書超過了兩任妻子以及孩子們。有一天比爾和吉尼外出不在家，他們十幾歲大的女兒麗莎和新男朋友在一樓看電視時遭到了其中一條狗的攻擊。「一頭杜賓犬撕破了她男朋友的臉——傷得非常厲害。」住在附近並很快應聲趕來幫忙的羅伯特·科羅德尼醫生回憶說，「我不得不帶他去看了整形醫生，急診挽救了他。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經歷。(從此之後)比爾對於整件事一直都十分氣憤。」

在家裡，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婚姻生活似乎有些抵觸。她在音樂與藝術上找到了樂趣，他則更喜歡觀看職業橄欖球賽的電視轉播。掛在牆上顯眼位置的巨幅抽象畫描繪了比賽的暴力，其中選手戴著頭盔正在相互搏鬥。「你幾乎可以聽到骨骼斷裂的聲音。」入職當初在他們家做過客的朱恩·多布斯·巴茨回憶說，「我說，『哦，我的上帝啊，我可不認為這位畫家喜歡橄欖球！」馬斯特斯聽了之後驕傲且挑釁地笑了。「那是我最喜歡的一幅畫！」他回答說。

多少年來，他們刻意避開「愛」這個詞，這通常都是馬斯特斯的意思。他澄清道：「愛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如果情感不能被定義，或是被經驗性地觀察，那他似乎對此也沒什麼興趣。「西方文明使得人們很難接受性這樣東西，因此才會使用『做|愛』這個術語。」他注意到，「但是性也可以是出於恨、舒適、享受或者悲傷的行為表現。」心理學家羅洛·梅抱怨他們最初出版的兩本書沉迷於技術而不是情感層面時，馬斯特斯反擊道：「梅醫生佔據著愛情這片市場，因此我們無法聲稱自己對此有所了解。」但是其他評論家對於這一方面進行了苦心研究。保守派作家米傑·戴克托爾稱他們是「忙碌的性|愛工程師」。精神病學家娜塔莉·莎妮斯將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視作「牧師與女祭司」，他們將「性行為從情緒、感覺和愛欲中剝離出來」，對「色情文學和色|情|電|影的興起」作出了貢獻。

對於美國人來說，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就好像是在分享有關他們自己人生的一堂課。他們平靜的口吻以及樂觀的信息給人一種夫妻兩人在婚姻中用心以身施教的印象。

和馬斯特斯一同工作所獲得的特別稱讚讓她覺得自己就像明星，雖然同時也一直有一種毫無價值的感覺。經過了將近20年之後，約翰遜仍舊沒有實現當初前往華盛頓大學的目標——獲得一個學位。「當人們向我鼓掌致意，並詢問我這些年在這個(性|愛治療)領域的履歷時，我過去常常會感到一絲尷尬。」她承認道。多年以來，她一直說要考取一個博士學位，並且和他們最大的支持者埃米莉·馬德商量過此事，馬德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沒有學位證書的情況下於費城開展了自己的家庭諮詢服務。最終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的馬德向她提供過幫助，讓她在基於自己已經做過的專業研究基礎上獲取一個博士學位。但是馬斯特斯很快就否定了這個主意。她常常提及上學的事，同事們都開始關注起來。一些人嗅到了在她光鮮亮麗的外表下面的自卑感，以及丈夫強加于她的束縛。「因為自己沒有任何學位，吉尼強烈地感到一種困擾——這是她的痛處。」朱恩·多布斯·巴茨回憶說，「比爾非常大男子主義。我認為，如果他想幫吉尼重返學校，她會十分感恩，因為這是真正讓她覺得有所或缺的九-九-藏-書部分。」

儘管表面上十分看重性|愛治療師的證書，但馬斯特斯會解僱那些指責自己搭檔沒有證書的員工，反而會強調她的成就。「對於這份工作，學科背景真的不重要。」他堅持說，「在我看來，沒有一個學科對於這個項目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那些起初有所懷疑的人，比如金賽研究所的保羅·格布哈特醫生，也會讚頌她所成功建立的馬斯特斯約翰遜治療手段。在一個夏季研討會上，格布哈特觀看了馬斯特斯有關性生理的標準講座。當輪到約翰遜以他們兩人的名義做有關性|愛治療的報告時，馬斯特斯卻離開了會場。「她的一些介紹十分適合當時的文化環境，她相當受歡迎。」對於馬斯特斯不能算敵對但顯然是不支持的反應十分驚訝的格布哈特回憶說，「比爾並不打算做聽眾，也不打算考慮關於陰|莖有多少種說法這樣的問題。他沒有對此進行譴責，但也不打算參与其中，因為他不認為這是科學。」

佩吉·謝普利看到他們一起坐在客廳的情人沙發上時，第一次注意到他們已是夫婦，就在他們正式結婚之前不久。兩人看來都十分渴望得到基金會主席謝普利的認可，他們很看重並信任他的意見。然而當時比爾僵直地坐在吉尼身旁，兩人表現得十分尷尬。「他們看起來有點像是相互靠在一起，不夠親密，而是某種相互的依偎。」佩吉描述道，「比爾·馬斯特斯並不是一個浪漫的人。我在他身上完全沒有看到這一方面的特質。我所看到的，是一名醫生。」

對於這場慣性滑動的性|愛革命，現在他們非常小心地點著剎車。在題為「性忠誠在婚姻中的意義」的章節中，他們讚揚了宗教領袖可以擺脫道德教條的舊枷鎖，直率地譴責人類性|愛。在短短的10年之內，計劃生育藥物以及其他醫學進步已經可以讓女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體，重新定義曾經規定她們性生活的法律和社會準則。然而，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警告說，這種新自由可能會過頭，從而產生抑制忠實承諾的倫理歧義。最初命名為《性|愛反照》(Mirror of Sex)的《天作之合》讓讀者進行自我審閱，反映了這個國家仍處於巨大社會變遷的陣痛之中。「我們寫第一本書的那9年裡，事態一直都在不停地來回搖擺。」馬斯特斯評論道，「而現在我們恰恰認為又有點回到了過去。」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夫妻身份亮相，在禮堂里、新聞採訪中以及電視節目上，他們重複著自己對於愛與性的指導。雖然有些人對他們的呆板文風以及滿口陳詞濫調有所批評，但《紐約時報》稱頌他們的新書是「這場讓我們變得無家可歸、缺乏情感、滋生慾望、僅靠想象糊口生存的性|愛革命中一聲明智的號角」。提及「像承諾與愛這樣的尷尬詞語」時，《時報》說，這就跟他們前面那幾本書中對於性功能的描述一樣，「勇敢且新奇」。

最後，格布哈特還是詢問了馬斯特斯為什麼不留下來聽兩人聯合報告中妻子的那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