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這場媒體衝突，美國艾滋病研究基金會主席馬蒂爾德·克里姆和其他健康專家在曼哈頓組織了另一場充滿火藥味的記者招待會，對這本離經叛道的新書進行了譴責。克里姆，一名研究科學家和富有的紐約電影製作人的妻子，像個女學究一樣痛斥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這兩個在我們國家家喻戶曉的人——關於艾滋病傳播的『恐怖事件的羅列』，除了加劇毫無意義的歇斯底里之外沒有任何用處。」紐約市公共衛生委員斯蒂芬·約瑟夫醫生對此表示贊同，也對這本書進行了批評：「在他們的數據中我看不到任何東西可以讓人做出他們所做的關於一般傳播和強制測試的掃蕩式的言論。」

得到妻子的警告后，庫普迅速採取行動反駁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這本書。「我打電話給好朋友提摩西·約翰遜，他是美國廣播公司的醫療編輯。我向他說明了這個情況，他讓我上了《早安美國》。」庫普提到了他抨擊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作品的那個網路電視節目。「我告訴人們我在這本書讀到的，以及我聽到關於這本書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我無法相信居然有人會犯這麼離譜的錯誤。」

昔日的朋友們對馬斯特斯居然捲入這場慘敗感到困惑。「我認識的比爾·馬斯特斯不會寫出那樣一本書的。」紐約治療師達格瑪·奧康納說，她20世紀70年代在聖路易斯的診所接受過培訓。「他以前是個非常可敬的研究者。他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羅傑·克倫肖醫生，一位1973年到1974年間曾在診所工作的精神病醫生，說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名聲導致了他們在後期工作中太多妥協、太多責任的授權。「羅伯特·科羅德尼對比爾，當然也對弗吉尼亞，有太多他不該施加的不適當影響。」克倫肖說。「我想比爾和弗吉尼亞在寫了他們的頭兩本書後耗費了大量的精力，而後來有科羅德尼在，並且他是非常多產的。事實上比爾似乎很樂於讓內分泌學家鮑勃·科羅德尼粗製濫造一些他自己從來沒有同意過的東西出來。」弗吉尼亞在推卸責任，她自己不接受一點指責。「他(科羅德尼)有點暈了頭了。」她解釋道。「我實在是太累了，對這本書馬斯特斯比我盯得多。鮑勃當時的風格——他當時還那麼年輕——他學會了，嗯，那些挑釁的方面。他愛馬斯特斯的這一面，自己也試著學了不少。於是，他就把這些我們知道是很荒唐的東西扯了出來，並最終變成了人們反對這本書的工具。」

隨著時間的推移，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開始面對越來越多的質疑，最初的來自1980年《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對兩人宣稱的80%治愈率的抨擊。伯尼·齊爾伯格德和邁克·埃文斯撰寫的封面故事稱《人類性功能障礙》用來判斷成功的標準不精確，並且從來沒有被其他人成功複製過。「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研究方法論中錯誤及馬虎的表達相當多，它無法達到通常——以及他們自己——用來評價研究的標準。」齊爾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臨床心理學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學家，他們並沒有對《人類性反應》進行挑剔。相反，他們說，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第一本書里展示的嚴密科學研究所帶來的名聲「創造出一種光環效應」，影響了人們對他們後期作品的接受。這兩位批評者在主要關注《人類性功能障礙》的同時，也質疑他們把同性戀改變成異性戀的說法。「他們的同性戀樣本中許多人並不是真的同性戀者。」說起志願者樣本，他們提出，許多人其實是雙性戀者或者「誤解的」異性戀者。(《同性戀研究》的其他批評者指出書中幾乎沒有提到直腸性|交——這是誤導性病人樣本的又一個證明。)當《今日心理學》編輯要求回九九藏書應時，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拒絕了。「不對任何熱門論壇里的批評進行回應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原則。」約翰遜堅持。但鑒於他們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現在未經同行評議的熱門書和雜誌里，這確實是一種奇怪的立場。1983年，另一次質疑出現了。鮑伯·古喬內的《閣樓》(Penthouse)雜誌發表的由《論壇》(Forum)雜誌編輯菲利普·諾比爾所撰寫的文章中重複了同樣的主張。作為「性學」新領域的領導者，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意識到他們無法再這麼輕易地忽略他們的批評者了。

約翰遜從來都很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她把他們災難性的《危機》媒體發布會歸咎於科羅德尼。她和馬斯特斯希望能夠重現他們早年的成功，當時科學作者們都在研討會似的圓桌周圍尊敬地傾聽他們的發現。完全不同於一個禮貌的接待會，科羅德尼批准了一個在紐約賓館的舞廳里召開的全方位記者招待會，在那裡他們面對的是一群隨時準備狠咬一口的媒體鯊魚。「我們面前那些電視記者扛著攝像機擋住了平面媒體記者，他們開始內訌、搶奪地盤，等等。」科羅德尼也嚇壞了。「誰的聲音都聽不見，因為有300名記者擠在房間里，一個比一個吵得響，還發出尖叫。」他回憶說，「一個人在大喊，『比爾，你到底收了多少錢來推銷這種東西？』這簡直不可思議。」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猖獗』這個詞。」她掩飾地說，彷彿她一開始並不知道第7頁那個挑釁的詞語存在一樣。

時間證明了這本書的主要發現大體上是正確的。20世紀90年代，異性戀相關的艾滋病感染者數量飛漲，當時這種病正從西方國家蔓延到第三世界。「這種異性戀者之間的傳染病不是神話——而是真的。」當時哈佛大學新英格蘭女執事醫院的艾滋病項目負責人傑若姆·古柏曼說。在1996年，一個聯合國小組報告稱「異性性接觸相關的艾滋病病例在北美洲新診斷的病例中所佔比例不斷增長。」異性傳播成了亞洲和非洲引起艾滋病的最重要原因。甚至連那些曾經被譏笑的警告——比如持久的「法式熱吻」和艾滋病傳播之間的關係——如今也被鄭重對待了。回顧這本書最初的反響，一個自作聰明的專欄作家在1988年問，「全美國的年輕人都在準備春天度假時到海灘上找樂子和尋求浪漫時，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這兩位著名的性研究者怎麼能這麼殘忍地詛咒親吻呢？」然而20年後，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網站報道，「高危險的異性接觸」是引發艾滋病的第二大原因，並且重複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書中的警告。「長久的張嘴接吻可能傷害口腔或者唇部，使得艾滋病毒從一個受感染的人傳給另一個人，然後再通過嘴裏破損的皮膚進入身體。」聯邦機構這樣警告。「由於這種可能出現的危險，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建議大家不要和受到感染的伴侶進行張嘴式親吻。」2008年，CDC承認他們大大低估了全國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數量，實際數據比之前估計的要多40%。

世界性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於1983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召開之前，科羅德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強調別的同行在評估他們療法的長期效果時「聽了無數個療程的錄音帶」，並對他們的結論表示了肯定。「沒有所謂的『秘密』。」他們堅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夠複製他們結論的研究項目的人好像沒有考慮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是在沒有任何政府撥款、完全自費的情況下完成他們長期的性研究的。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承認了自己的工作「不那麼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據當時和現在的知識情況來判斷」。這個新興領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們視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誠的追隨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學的肯定。「直到我們能夠重複他們的工作之前，」性學研究所的心理學家F·保羅·皮爾索爾說，「我們依然會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懷疑其正確性。」

這位71歲的美國衛生部部長飛到倫敦，參加了一個關於read•99csw•com新興艾滋病的醫學會議。在他當值期間，這種致命的病毒已經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它主要通過性|交和靜脈注射針頭導致的體液交換進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數主要存在於同性戀人群——包括里根總統的一位好萊塢演員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過被感染的針頭傳播這種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癮者中。在將近5年時間內，里根政府遲遲不對艾滋病災難進行回應，許多人都把該病歸咎於性革命以及不斷敗壞的道德標準。最終，在1986年，庫普發起了一個艾滋病工作組，開始警告美國人他們所面臨的危險。這位長著小鬍子的兒科醫生曾經把墮胎比作大屠殺，現在卻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場危險的平衡運動中： 一邊教育著這個國家怎樣使用避孕套進行艾滋病防護，一邊還讚美著婚外貞潔的美德。「在艾滋病危機發生最初的日子里，我花費了大量時間告訴人們怎樣會感染艾滋病，更重要的是讓大部分人知道怎樣不會感染艾滋病。」庫普回憶說，「因為關於艾滋病的源頭有種種謠言，比如說通過蚊子、從同一個水杯喝水、用同一條毛巾、打字機鍵盤、提箱手柄、門拉手，等等。這些流言讓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緊張不安。」

然而，當《危機》面世時，幾位同性戀領導者——那些科羅德尼認為會支持這本書的中心思想的人——反而被激怒了。他們不但反對強制性檢測的呼籲，而且不喜歡書中對那些看起來不太在意艾滋病災難的年輕同性戀者的坦率數據描繪。「我們看到一些走向更危險行為的跡象，比如不用避孕套的陌生肛|交。」科羅德尼說，「而領導層還在非常努力地打造所有男同性戀群體都在團結一心預防死亡的形象。」

1988年3月，剛完成一次橫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庫普就接到了妻子貝蒂從家裡發來的緊急信息。她通過電話警告他，將會有一場關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新書的辯論，內容關於艾滋病危機及其對異性戀人群的威脅。「我妻子在電視上聽說了這本書是怎樣展示艾滋病通過所有這些欺騙性的方法進行傳播的。」庫普回憶說，「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對公眾宣揚什麼以及我擔心什麼。」

聚光燈打在約翰遜臉上，她被這本書只是出於商業原因而寫的說法激怒了。她譴責了政府對艾滋病殺手的緩慢反應。「需要採取強有力的立場來反轉政府這些年的無動於衷。」她懇切地說。然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種精確和泰然自若，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話語中的理論缺陷和新書里的漏洞同樣一覽無餘。「我們意在快速，要把這個信息馬上傳達給公眾。」馬斯特斯解釋道，並沒有為違背了自己長期遵循的方法論找借口。這本書里的部分數據是建立在一個對800名亞特蘭大、紐約、洛杉磯和聖路易斯的兩性人群研究基礎上的，這些數據在該書出版前幾個月才剛剛獲得。考慮到艾滋病對公共健康影響的急迫性，馬斯特斯說他不想再等「哪怕是一年」，才能讓他們的工作發表於行業雜誌上接受評議。他們最大的斷言——艾滋病毒在異性戀之間「非常猖獗」——顯得尤其缺乏支持。記者一直要求他們提供證據，但是馬斯特斯什麼也沒有。

「我認為是這樣。」馬斯特斯聲稱，好像只要有他的話就足夠了。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還沒笨到會對米斯委員會做出評論。「在處理性這個話題上，那麼多的人連一點點客觀都做不到。」馬斯特斯解釋道，「我總覺得要化解對我們的研究項目任何一種形式的公共批評，最好的辦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好像不再能夠對公眾的非難免疫了。多年來，評論者們一直對這兩位研究者充滿了溢美之詞，原因在於他們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發現，也因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護著自己的形象。「馬斯特斯有著那種典型的、人們不太敢去挑戰的、神一般的形象。」ｒead.９９csw.com精神病學家勞爾·司莎偉1983年告訴《時代》周刊，「人們完全被關於性療法最初的樂觀吸引了，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地對長期數據進行真正的觀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書里指出了幾種缺陷，尤其是研究對象的取樣方面存在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志願者都來自受過大學教育的中產階級，並且對「性行為有著基本的興趣」。這意味著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過自|慰達到過高潮，並且有過婚前性行為。幾乎沒有志願者是窮人、黑人或其他少數派群體。批評者認為，雖然性傾向在解剖學和基礎心理學方面可能沒什麼影響，但是它扭曲了人們的期望。「簡言之，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的是中產階級性高潮愛好者(這些人即使在實驗室里處於被觀察狀態時也能輕易地達到高潮)。」批評家黛比·內森注意到，「這幾乎算不上一個典型的群組，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在從這些人身上取得的數據基礎上，創新地提出了性反應周期，並聲稱這是無性別差異和適用於整個人類的。」診所唯一的一名美國黑人工作人員瓊·多布斯·巴茨曾試圖擴大這個群體的範圍，但她說許多的少數人種不願意參加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項目。「黑人幾乎都羞於承認他們有性方面的問題。」巴茨說。

在《性學研究雜誌》(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羅伯特·科羅德尼準備了一份書面辯護「來澄清幾個誤解」。他強調病例是通過失敗而不是成功來定義的，數據是通過「儘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療期間，一個患有性功能障礙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實現了「良好、堅硬的勃起」可能看起來是好消息。但是，如果這個人在性|交嘗試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敗」，那麼他在分類時是被標識為一個「失敗案例」的。同樣的，如果一個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連續的形式達到高潮」，她也是失敗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復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來通過了第二次嘗試並取得成功，該病人在數據統計方面依然被認為是「失敗」的。科羅德尼說，要複製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結果很困難，因為其他治療師不會公布統計結果，也不徹底地隨訪病人，或者僅僅是建立在間斷的、一周一次的療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兩周。不過，在這個工作組從1959年到1977年處理的1872個主要為異性戀的案例里，「成功」率達到了81.8%——按照任何標準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凡的斷言。相比之下，86%尋求治療的人曾經在前來他們診所之前于別的地方進行過至少6個月的心理治療。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進入這家診所時有過好轉。

「儘管這個社會的許多成員都能夠舉出或者已經舉出了關於性自由的例子，但我們沒有人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廳舉行的一場記者招待會上，米斯發表的報告里這樣宣稱。在思想領域，人們不再容忍對性自由放任主義的做法。「儘管沒有明顯的證據，」加入了米斯陣營的美國衛生部長C·埃弗雷特·庫普醫生強調，「我們依然有足夠的常識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色情作品確實會對美國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顯且迫切的危險。」

儘管找出來了這些借口，《危機》還是迫使弗吉尼亞面對她自己生活里的困境——他們的合作關係正在解體。多少年來，她一直通過從金錢和稱讚里獲得的安慰來忍受這種窘境。但是如今，約翰遜相信——無論是在他們的診所職業生活，還是在乏善可陳的家庭生活方面——她和馬斯特斯都無法像平常那樣繼續維持下去了。有些事情很快就不得不改變了。

這本書引起的公眾反應迅速危及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名聲。作為同一系列的第二本主要書籍，約翰遜在跟科羅德尼和馬斯特斯合寫的過程中只參与了很少的一部分。她完全沒有通過任何有意義的形式參与到這一研究中。相反，她出去旅遊了，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給了公司。她無法像以前那樣依靠馬斯特斯來審核所有的論斷並保證其在醫學上和科學上都有充足的依據。她讓科羅德尼來做這個工作，如果出了任何差錯九九藏書，就正好怪在他頭上。那時，科羅德尼這位曾經擁有該研究所確定繼承權的醫生已經離開並開始了自己的事業。然而，他們依然保持著合作關係，馬斯特斯和弗吉尼亞·約翰遜一樣都依賴著科羅德尼的寫作技巧。在解釋于《危機》一書中的角色時，弗吉尼亞把自己描述成合作者的俘虜，就算知道接下來會到來的厄運也束手無策。「那不是我們的作品——我的意思是，那是鮑勃寫的。」弗吉尼亞幾年後回憶稱，急著撇清自己。「我實在太疲於爭論了……我退出不幹了，根本沒有看到最後的版本。我又能怎麼辦呢？」

回頭來看，科羅德尼並不完全贊成這本書的輕率用詞，尤其是用「猖獗」一詞對這種疾病在異性戀之間的傳播進行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好像這個詞的選擇不當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讓他們以為我們在說學校里整個班級的人都患上了艾滋病，街上每隔一家都有人受到了感染——那根本就不是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批評者們依然不屈不撓地控訴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及其合作者企圖利用這場公共健康危機。「無論他(科羅德尼)怎麼想，他的意圖何在，他書里的內容造成的結果顛覆了關於怎樣做才不會得艾滋病的傳統教學，確實讓整個教育項目變得混亂。」庫普回憶道，他聲稱在這本書面世后不久就收到了來自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道歉信。科羅德尼懷疑這封信是否存在，因為「比爾從來不是個會道歉的人」。邁克·福門托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發表了猛烈抨擊，稱他們為「恐怖主義流派的典型」。「他們的根本目的是推銷自己和他們的書。」福門托寫道。「除了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舉動之外，沒有別的可能性了。多年來至少人們一直看到他們在宣稱『行樂吧！輕鬆地享受性，直到你掛掉！』難道他們看到人們一直以來的做法感到羞辱嗎？」連他們在《花|花|公|子》的老主顧也感到了失望。「我們一直尊重那些令他們做出里程碑式研究的準則。」該雜誌在社論中說。「我們仰慕他們在面對爭議時的勇氣。但是這次，他們打破了自己的一些原則，並且以同情之名犧牲了客觀性。」

在媒體發布會上被問及同一個問題時，約翰遜給出了同樣無法讓人滿意的回答。

新書《危機： 艾滋病時代的異性戀行為》(CRISIS：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主要由科羅德尼撰寫，但是在電視及媒體發布會上宣布新發現時，卻是合作者馬斯特斯和約翰遜那令人熟悉的面孔。《新聞周刊》用一張凌亂的空床當封面照片，兜售著從這本「充滿爭議的新書」里摘出的片段。實際上，美國最受信任的親密情侶現在也在呼籲政府為這種可能會導致任何一個人死亡的潛在性問題埋單。他們說至少有300萬美國人感染了這種病毒——是官方估計的兩倍——危險也要比官方科學家們在一種「善意的欺騙」下承認的大得多。這本書里說，至少從理論上講，人們可以從以下這些簡單的情形中感染艾滋病毒，比如蚊子叮咬、坐在馬桶上、(用舌頭相接觸的)法式深吻，或者其他可能有一點點血液交流發生的情況。他們警告說未被發現的艾滋病毒「如今在異性戀群體里也非常猖獗」。像保羅·里維爾叫醒沉睡的城市公民一樣，馬斯特斯宣告，「我們在發出一個重要警告。許多人認為我們不嚴肅，但我們非常鄭重。」

作為本書的創作者，科羅德尼沮喪地觀察著這些反應。「我被驚呆了。」他回憶說。長達兩年時間，他聽健康專家們講述趣聞般地說起異性戀艾滋病病例，一直想促成一種更全面的關注。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還要做一個關於暴露在這種病毒中ｈｔｔｐs://read.99ｃsw.com的異性戀患者的調查。不像以往的美國人，嬰兒潮一代從來沒有面對過性病的懲罰，當然沒有預料到這麼嚴重的後果。「對於用盤尼西林和抗生素養大的一代來說，性濫交和疾病存在的長久歷史聯繫已經無法再發揮其行為抑製劑的作用了。」歷史學家約翰·德米利奧和艾斯特爾·B·弗里德曼說。在艾滋病危機早期，健康專家們反對把艾滋病的威脅貼上同性戀的標籤。在其他研究者的邀請下，科羅德尼說服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從他們平常所專精的領域走出來，借他們傑出的名聲來幫助號召阻止這場性災難，尤其是在政府還沒有覺察到疾病廣泛蔓延的警示信號的情況下。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將又一次站在美國性健康的前沿。「當時他們認為我們的名字是如此有力。」約翰遜說，「要是我們寫出一本書描述艾滋病的可怕情形」，聯邦官員們將被迫對此做出反應。

許多保守主義者認為，對性有關信息的公開傳播——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是典型的代表——打開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敗的大門，把美國變成了現代的所多瑪城和蛾摩拉城。帶著一種報復性的肯定，他們認為媒體對性高潮的經常討論和不斷放開的許可導致了婚前性行為、通姦、墮胎、同性戀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湧現。電影及有線電視里播放的裸|露鏡頭以及脫口秀中有關避孕藥、避孕套以及震動棒的討論，傷害了他們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師把20世紀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來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靂，認為是上帝對始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性混亂的懲罰。「我看到一種確定的精神復活觸動了整個社會的行為標準，這種精神已經朝著性自由走得太遠。」帕特·羅伯森聲稱。他是供職于基督教廣播網的一名電視福音傳道人，當時正在為參加繼里根之後的1988年總統大選作準備。看著社會的鐘擺往回擺動，《花|花|公|子》雜誌總裁兼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納公開向米斯的報告發起挑戰，但結果是司法部門凍結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對赫夫納旗下雜誌的銷售。後來通過一場聯邦訴訟，《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樂冰飲料的旁邊。

美國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三世偷笑著站在「正義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著一隻乳|房的半裸正義女神的巨型裝飾藝術雕像——前面，宣讀了1986年的委員會報告，對美國的色情層面進行了譴責。里根總統的主要執法官員向淫穢內容宣戰，堅決要求將性革命的放縱時代終結。

在書中，馬斯特斯、約翰遜和科羅德尼呼籲為懷孕婦女、年齡在15歲至60歲之間被醫院接納的人、被定罪的妓|女以及所有申請結婚證的情侶做常規的艾滋病測試。他們相信這些測試是防止艾滋病傳播的合理保護措施。然而，約瑟夫和其他政府官員大體上都反對強制性測試。不像其他傳染病發作時會有常規的通告，同性戀群體里許多人認為廣泛傳播的通告會侵犯未出櫃的同性戀艾滋病患者的隱私，並且只會阻撓他們控制病情的努力。儘管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書回應了蘭迪·席爾茲的《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其他已發表的對里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擊，但艾滋病專家們在他們對化解這場危機的方法上意見嚴重不一致。「行為改變的關鍵是出於自願。」約瑟夫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