鯰川哲也的處|女長篇《佩特羅夫事件》，同樣是犯人利用「滿洲鐵路」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屍體移動詭計，是以英國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傅利曼·韋爾斯·克勞夫茲在1920年發表的《桶子》為參考，並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於以犯人利用列車時刻表，巧妙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偵探又通過推理，摧毀其不在場證據為主線的本格偵探小說，則可謂是鯰川哲也史無前例的獨創。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與讀者，都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的情況下興起的。作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們腦中，鮮明戰爭記憶的一種反映。

人類初次體驗的大規模殺戮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殘留下來的大量屍體，都使得埃德加·愛倫·坡所發明的偵探小說這一形式，帶著二十世紀的特徵，被加以極端化。二十世紀的戰爭，讓人們體驗到了何為大量死亡。為此，人們急需將那些已然成為過去的、有尊嚴、有個性的「人」的死，變成虛構故事加以復活。

小說中性格溫厚的鬼貫警部，其實與真兇一樣，是被戰爭摧毀了大半人性的受害者。

跟《不連續殺人事件》及《刺青殺人事件》一樣，《黑色皮箱》也將故事的舞台，安放在了二戰之後、化作一片廢墟的日本本土上。不過，《黑色皮箱》卻把年代設定在了戰爭結束四年後的1949年，從這個設定也可以看出，作品中所描繪的日本社會，剛剛從戰敗后的混亂狀態中掙脫出來。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英、美兩國的本格偵探小說，迎來了全盛時期。可是，日本並沒有正面參与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波高潮」的作家們，也都不曾目睹過掩埋戰壕的屍山。如果說一戰造成的文明史衝擊，讓英、美的偵探小說，在戰時便興盛起來，那麼，日本的「第一波髙潮」對這種衝擊，就是毫無感應的。因此，我們恐怕應該從這一點出發，去尋找以「本格性」、「理論性」為中心的，「第一波髙潮」之不徹底性的根源。

發表了眾多偵探小說翻譯作品，同時也熱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雜誌總編輯，後來轉行，成為專業作家的橫溝正史，也曾以創作英、美的邏輯推理小說，亦即「本格偵探小說」為目標，但始終無法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品，由此從中看到了某種局限性。如此一來，「第一波高潮」的時代，最終只能以英美豳譯小說為中心，雖說期間也出現了亂步的《陰獸》和橫溝正史的《珍珠郎》等優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創作的本格偵探小說，還是成果寥寥。

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皮箱》之前，鯰川還有一部同樣是以鬼貫警部為偵探角色的處|女長篇，即1950年刊登在雜誌《別冊寶石》上的《佩特羅夫事件》（出版年份是1960年》。《佩特羅夫事件》講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鬼貫警部在大連擔任警官時調查的一個事件。從客觀上來講，鬼貫警官作為侵略中國東北的日本殖民主義者的一員，在此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直至日本戰敗歸國。九_九_藏_書

與日本不同，歐美的長途列車，並非完全按照列車時刻表來運行。到站時間，通常都會與時刻表的時間有所差異。在這樣的國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兇那樣，製造不在場證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為日本鐵路的運行時間，是全世界最精確的，才讓利用時刻表，製造不在場證據成為可能。

鬼貫警部的這些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鯰川哲也的人生。鯰川哲也1919年生於東京，小學時跟隨擔任「南滿洲鐵路」測量師的父親移居大連。期間雖然因為學業，一度返回過日本，但直到1944年，全家回國之前，鯰川幾乎都是在大連生活的。

可是，單純因為二戰前的日本，尚處於近代化初期的獨裁主義狀態下，所以，本格偵探小說無法得到長足發展，海格拉夫的這一論述，究竟能否準確概括「第一波髙潮」的局限性呢？至少在日本，到了1935年前後，已經有許多讀者，成為翻譯偵探小說的擁躉，日本本土作家，也展開了積極的創作活動。因此，「第一波高潮」的真正局限性，應該如江戶川亂步所說的，在於本格偵探小說的「本格性」，亦即作品「理論性」的不足。

就這樣，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為代表，從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一輩人群中，出現了許多本格偵探小說的新寫手。或許有人會認為，那場死傷不可計數的戰爭，已經摧毀了當時大眾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這種以殺人為娛樂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眾病態的嗜好。因此，本格偵探小說才會在一戰後大範圍流行。可是，這種理解卻是膚淺的。或許「人性」已然被戰爭摧毀，而本格偵探小說的出現，則正是為了這一概念的救贖，這種意志從一開始，便深深鐫刻在本格偵探小說的靈魂深處。

可是，雖說在當時的日本殖民地大連長大，鯰川哲也卻並沒有成長為肯定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青年。從政府禁止發行偵探小說這一舉措，也可以得知，當時幾乎所有熱衷於偵探小說的青年，都是厭惡軍國主義、崇尚自由民主的。其中甚至還有諸如《死靈》作者埴谷雄高那般，被以共產主義者之名，投入監獄的偵探小說愛好者。

真兇制定的巧妙犯罪計劃中，處處充滿了對「盲目崇拜極權主義，仇視自由主義的極端軍國主義者」的憎惡。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著『人性』外皮的非人類，理應處以極刑，而代表正義的行刑者，則不應在法庭上接受制裁。」

以埃德加·愛倫·坡的《莫格街凶殺案》為起點的邏輯推理小說（在日本九九藏書被稱為「本格派」偵探小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兩國，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其後，阿加莎·克里斯蒂、S·S·范·達因和埃勒里·奎因等人的傑作，陸續被翻譯並介紹到同時代的日本，從江戶川亂步發表《兩分銅幣》的1923年到1935年，日本興起了本格偵探小說的第一波髙潮；順帶一提，第二波髙潮始於橫溝正史的《本陣殺人事件》在雜誌上連載的1946年到1960年。第三波高潮以綾辻行人的《十角館殺人預告》為出發點，興起於1987年，並一直延續到如今的2006年。

《黑色皮箱》的真兇為了逃脫殺害兩個人的罪名，使用兩個行李箱，進行了複雜的屍體移動。其目的就在於讓警方產生「兩個被害人的殺害現場，在A地點而非B地點」的錯覺。此外，真兇還在這一計劃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車時刻表，偽造不在場證據的詭計。

這個時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後來家喻戶曉的，諸如《巴斯克維爾獵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爾摩斯為偵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爾系列作品。可是一戰之前，英、美兩國都沒有出現過數十名專業本格偵探小說作家，同時進行創作活動的現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爾，其主業也是歷史小說的創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英美等國才真正將本格偵探小說，作為一個獨立的流派進行區分。

從埃德加·愛倫·坡的時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這將近七十年的時間里，美國、英國和法國，都偶爾閃現過一些本格偵探小說的作品。

直到戰後復興逐漸達到髙潮，戰敗的記憶也被悄然淡忘的20世紀60年代為止，「第二波高潮」都一直持續著。該時期發表的本格偵探小說，數不勝數，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坂口安吾的《不連續殺人事件》、髙木彬光的《刺青殺人事件》以及與之相媲美的鯰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隨著侵華戰爭轉化為日美間的戰爭，1945年，日本終於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在美佔領軍的指揮下，日本採用了強調國民主權，和放棄戰爭的新憲法，天皇的地位轉變為國家的象徵。同時，司法制度也實現了現代化。如此一來，繼1867年的改革之後，1945年的改革，終於讓日本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必須指出的是，人們為此做出的犧牲卻是巨大的。

在此之前，歐洲一直致力於培養「自由平等的、精神深處擁有無限潛力的、充滿個性的人」，而這個人類的概念，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戰場的、無姓名、無意義的大量屍體給摧毀了。

日本的本格偵探小說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戶川亂步〈以埃德加·愛倫·坡的日語發音為諧音的筆名》。江戶川亂步在創作初期，曾發表過不少邏輯推理路線的短篇小說，但其創作風格，後來逐漸轉向冒險和奇異幻想的領域。

繼《佩特羅夫事件》之後，日本又出現了無數模仿該作的時刻表詭計作品。甚至連鯰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九_九_藏_書》之後，於1959年，再次發表了時刻表詭計的傑作——《憎惡的化石》，並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大獎。

可是，上文所論述的，只是該作品的主題思想而已，歸根結底，《黑色皮箱》依舊是一部本格偵探小說，不具有過多社會因素。

「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 進退維谷的心情」——真兇這些悲痛的話語中，包含了「偵探小說只能在現代司法制度之下得到發展」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義，所無法兼顧的過剩性質。參与了帝國主義戰爭的士兵們，因為「肯定」了戰爭的暴力，從而脫離了「人」的範疇。這樣的人們，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範疇，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為加害者，被捲入那場二十世紀最大的殺戮戰爭中的青年們，不得不帶著這對無法解決的矛盾，度過自己的餘生，最後死去。

日本作家在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后，終於領悟了以救贖被戰爭毀滅之「人性」為己任的本格偵探小說精神。而且，這種「人性」的救贖，不用乖僻的方法，是難以實現的。犯人為了恢復人性而殺人，充當偵探的鬼貫警部，則用精確嚴謹的邏輯推理，披露了其罪行，最終「逼」得他服毒自盡。鬼貫警部雖然用嚴謹的推理，推翻了犯人堪稱完美的犯罪計劃，卻不能就此斷言，他完全代表正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犧牲了三百萬國民，以東京為首的各主要都市，都在美軍的戰機下，變成一堆瓦礫。一戰中毫髮無傷的日本人，在二戰中卻不得不直面這一慘狀。而橫溝正史則在戰後第二年，便發表了傑作《本陣殺人事件》，緊接著，又接連完成了《蝴蝶殺人事件》《獄門島》這兩部作品。三部作品的質量，絲毫不遜於英、美在戰爭期間，出版的本格偵探小說傑作，甚至可以說，是超越了那些傑作的優秀作品。並且，被評價為橫溝正史之最髙傑作的《獄門島》，還採用了東南亞戰場的複員士兵，作為故事的主角。以此為契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日本本格偵探小說的「第二波高潮」便勃然興起。

經過鬼貫警部的調查和推理，確定了真兇的身份，而真兇在被逼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留下一封說明真相的遺書自殺了。遺書中記載了他本次犯罪的動機：「我不僅對馬場，甚至對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慘境的所有軍國主義分子，都心懷不滿，這一點想必你能理解。對戰爭滿懷憎惡，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難理解我胸中的苦悶……總之，我為了成為和平國家的一分子，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懷著如此進退維谷的心情，揮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與主流文學不同，本格偵探小說對世界大戰的描寫，並不僅止於小說主題的層面。本格偵探小說之所以被稱為「本格」，是由於作者在作品中，構築起來的高度邏輯性。犯人設計精緻的殺人計劃，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層光環）；偵探用以發現真相、指證犯人的精緻推理（第二層光環〉，這兩層光環，最終實現了對慘遭戰爭破壞之「人性」的救贖，要做到這一點，ｈttｐｓ://reａｄ•9９ｃｓw•cｏm只能藉助「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小說形式。這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兩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都沒有大的改變。

大火肆虐后的廢墟上，逐漸建起了簡易小木屋，戰時混亂不堪的列車運行時間，也開始恢復正常。即便如此，血腥的戰爭記憶，也還是深深地鐫刻在了《黑色皮箱》出場人物的靈魂深處。且不說充當偵探這一角色的鬼貫警部，其昔日的戀人，近松千鶴夫的妻子——由美子，也同樣未能掙脫戰爭的夢魘。作者還在書中暗示，最後選擇了近松千鶴夫、而非鬼貫警部的由美子，曾在中國東北，遭到蘇聯士兵的強|暴，不僅如此，近松還為了自保，刻意無視妻子的慘痛經歷。因為這一番戰時經歷，近松夫妻的關係降到了冰點，由美子在聽聞丈夫自殺的消息后，甚至不為所動。

針對這一現象，最為普遍的解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日本社會，尚殘存著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國偵探小說史家霍華德·海格拉夫曾經進行過如下論述：在不存在現代化司法制度的國家，不可能出現本格偵探小說的流行。因為那樣的社會，警方帶有偏見的調查，和對疑犯的嚴刑拷問，佔據了主流，相反，客觀的證據收集，與經過合理推斷、指證犯人，這些本格偵探小說必備的要素，都變得毫無意義了。

1945年以後，日本出現了以大岡昇平的《俘虜記》和《野火》為代表的，眾多描寫戰爭體驗的作品。在描寫被戰爭摧毀的「人性」這一點上，《黑色皮箱》和大岡的《武藏野夫人》，有著共同的主題。順帶一說，大岡昇平雖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學作家，但在戰前，便已經是出名的本格偵探小說愛好者，甚至還實際創作過《事件》這一偵探小說體裁的作品。該作品還獲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的大獎。

被送到東京汐留車站的一個黑色皮箱里，裝著馬場番太郎那已經腐爛的屍體。而寄出那隻箱子的，則是歸國后，開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松千鶴夫。最後，殺害了馬場的近松，似乎意識到自己無處可逃，投身瀨戶內海自盡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場的兩名死者，都是從學生時代，便與「崇尚自由的」膳所、蟻川、鬼貫警部等人為敵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者，和唯利是圖的小人。

作者在作品中，將馬場番太郎定義為不折不扣的極權主義、軍國主義者，並把為人數衍、性格卑劣的近松千鶴夫，設定為利用侵略戰爭和殖民主義，謀求私利的小人。而來自同一所大學的一對友人——膳所善造和蟻川愛吉，以及充當偵探角色的鬼貫警部，則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便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風潮，報以反感的自由民主主義者。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維新）為契機，與封建社會訣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之前，這個國家一直都處於以天皇為絕對權力的專制主義狀態，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後，侵華戰爭即將爆發之時，天皇國家的強權主義，更加暴露無遺，市民的自由被徹底壓抑。當時擔任日本共產黨幹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后，因遭到嚴刑拷打而慘死獄中，這一鎮壓事件，充分說明那個時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備現代化的司法制度。再舉個例子，侵華戰爭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納粹德國和義大利，以「擾亂治安」和「不合時局」為理由，禁止了偵探小說的出版。九-九-藏-書

鯰川哲也的這一思想立場，在最初的被害者——馬場番太郎的人物設定中，也可略略窺見一、二。作品中的登場人物蟻川愛吉，是這樣評價馬場的：「在我們那個崇尚自由的校園裡，他根本就是一隻格格不入的毒蝎子。他是極權主義的盲目信奉者，也是視自由主義為仇敵的軍國主義分子。」

真兇在遺書中勸告鬼貫警部，讓他「放下心來，結迎娶由美子小姐」。若鬼貫警部最終聽取了他的勸告，故事或許會迎來幸福美滿的結局吧。可是，經歷了世界大戰的人，是註定無法輕易尋回「人性」的。於是，《黑色皮箱》便留下了這麼一抹苦澀的憂愁，悄然謝幕。

與那些被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而變得支離破碎的戰場的死者相比，本格偵探小說里的死者，被飾以了雙重的光環，從某種意義上說，變成了擁有特權的死者。第一重光環，便是犯人制定的、精緻而詳盡的犯罪計劃；第二重光環，則是偵探為破解犯罪計劃，所進行的精緻而詳盡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美讀者，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本格偵探小說，恐怕就是為了拼盡渾身解數，同二十世紀無名之死的陰影相抗衡吧。哪怕這種抗衡，僅止於虛構的故事而已。

本格偵探小說這一特殊的流派，誕生於一戰所造成的文明史衝擊中。在一戰期間，機關槍、長距離大炮、毒氣瓦斯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陸續投入戰場，延續四年的戰爭，讓七百余萬人失去了生命。德國東西國界線上的戰壕，被支離破碎的屍體，掩埋成一座屍山。這場慘劇，動搖了十九世紀稱霸世界的歐洲文明的根本。當時一度暢銷的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正是對這段歷史最完美的闡釋。歐洲的衰亡，同時還意味著作為近代文明之主體的「人」，這一概念的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