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鄧麗君在校內仍然很活躍，能歌善舞。有一年學校舉行迎新大會，鄧麗君主動要求登台歌唱，表演完畢后，當時的一名校董不斷地向馮惠賢稱讚鄧麗君：「這位小女孩歌聲很不錯，唱得很好，聲音又很甜美。」而在馮惠賢的印象中，鄧麗君不僅聰明活潑，也很守規矩，而且腦筋靈活，尤其在歌詞方面記憶力超群。成績方面還可以，上課亦頗用心，功課也會自動自覺去做，不須老師為她擔心。

小麗君由於經常參加慰問活動並四處買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飛速提高，優異的表現總是贏得束束鮮花與陣陣的掌聲，這更讓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於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讓觀眾驚詫不已。可是她在學校的學習成績卻平平，國語還可以，數學就比較差了，並且還常常不及格。音樂課上如魚得水的鄧麗君一遇到其他的學科，總覺得自不如人。她還常常為自己的不爭氣而哭鼻子。每當這個時候，鄧樞就極力安慰女兒：「有什麼值得哭的？咱們歌唱得好，將來就去唱歌，說不定，還唱成個狀元哩﹗」鄧麗君便下定決心要從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李安說這部電影基於台灣人的大陸情結，上映時十分轟動。許多人在電影還未輪到自己所住的市鎮放映前，便先買來電影原聲帶，把歌曲和對白聽得爛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時就可以把整套電影的歌曲和對白背誦出來。這部電影令台灣人瘋狂，從家庭主婦到大學教授。有人自稱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對白成了許多人的日常口頭語，有人帶著午餐盒走進電影院，一場接一場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雙親也經常去看。他們第三次去看這電影時，正刮著颱風。但他們仍是頂著風去看。李安承認《梁山伯與祝英台》不是有史以來最佳電影，但能給他一種純潔的、真誠的、坦蕩的感覺，讓他願意相信那個故事。而在他日後製作的電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覺地複製著這種感覺。他說：「大家以為過去十年製作的中國電影是真正的傳統中國電影，其實不是，像這部才是真正的傳統電影。」他說，此後從未有一部電影能令他這麼感動，更沒有哪部電影讓他那麼嚎哭不止。

鄧麗君隨家人遷入蘆洲后，便開始了蘆洲國小的求學生涯。而小小年紀即步入歌壇的鄧麗君學歷並不高，她惟一拿到的畢業證書就是具有百年歷史的蘆洲小學的畢業證。如今，這所老舊的校舍中已經特設一間老教室作為校史室。校史室幾乎是鄧麗君的文物室，其中陳列了大量的鄧麗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畫冊、書刊等。雖然陳列方式簡陋，卻是許多鄧麗君迷追憶鄧麗君的地方。每逢鄧麗君逝世周年前後，世界各地媒體、麗君歌迷總要不遠千里齊集這裏，默悼追思他們深愛的一代偶像。更有日本、美國、大陸等各地的歌迷朋友前往參觀，尋找鄧麗君的蹤跡。蘆洲小學和鄧麗君故居成了蘆洲一項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成了除「金山筠園」（鄧麗君安葬地）之外，台灣最具有鄧麗君歷史回憶的地方。

鄧麗君一家七口也只好繼續擠在一起，住在大約30平方米的窄小空間中，旁邊再用木頭加蓋一個小廚房。另外因為蘆洲淹水還設有閣樓以避水患。鄧家所居住的「眷村」範圍不大，只有幾十戶人家，彼此熱誠相待相互扶持。「眷村」四周則多為本地人的農田菜園。他們和本地人也互有來往，相處也比較融洽。儘管這樣，生活還是相當艱難的。因此，為了能減輕家裡負擔，小麗君和哥哥們便一同信了天主教，這樣可以多領一些物資。

燦燦童星與鄧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籬笆之隔的台北縣議員陳信義回憶起那段歲月時，頗有感慨地說，鄧家確實生活很苦，鄧樞每天都要自己親自做大餅，做完大餅后還要綁在自行車後頭出門沿街叫賣。由於鄧樞的鄉音很重，「講話聽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與周圍的本省鄰居打個招呼外，很少跟他們打交道。可是趙素桂很會「公關」，經常與鄰居聊天，每天下課後幾乎都會看到她帶著小麗君出門賣唱。在陳信義的印象中，鄧麗君大約在小學畢業后就長時間在台北市的夜總會駐唱，在家附近出現的時間越來越少。後來鄧家搬走後，也幾乎不曾看到過鄧麗君回來。另一個比較了解鄧麗君童年事迹的楊蓮福也說，鄧麗君小時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課一般，數學比較差，但是音樂一項自小學一年級即嶄露頭角。

翁清溪（1936-），一個台灣音樂史上不可磨滅的名字。筆名湯尼，被譽為「20世紀60年代群星會時期的音樂教父」及樂壇的「幕後金手指」。翁清溪是一位在音樂方面無師自通的傳奇式人物，小提琴、黑管、薩克斯風、口琴、吉他、鋼琴等多種樂器，都是通過自修而學會演奏的，他崛起於美軍駐台時期的樂團演奏，23歲時便進入美軍俱樂部演唱，28歲自組Tony大樂隊，1971年籌組華視樂團擔任團長兼指揮，從無師自通逐漸成為音樂方面的大師。這之後，又籌組台視大樂隊同樣擔任團長，並進入電影圈擔任電影作曲，參与《小城故事》、《原鄉人》等電影配樂工作，贏得多項國際配樂大獎。自從60年代末起，他就成了歌壇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打造出了一系列音樂傳奇。從那時起只要是被他相中的歌手，在他的量身製作之下，沒有一個紅不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鄉人》、《愛神》等很多膾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翁清溪之手。至今他創作的暢銷流行歌曲多達500首，改編過的曲子數萬首，他的歌捧紅了鄧麗君等很多歌手，他也因傑出的音樂貢獻而獲得第十屆台灣金曲獎終身成就獎。目前他除了擔任金馬獎電影音樂評審之外，平時也在台北國立藝術學院教即興創作課程。翁清溪雖然年屆六旬，但他對音樂的熱忱卻始終未減，更立志一生要以寫更多好歌、栽培更多優秀音樂人才為目標。

童年時代四處遷移的生活，給鄧麗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記。她似乎像無根的浮萍一樣，總是飄來盪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蹤跡。這也成了她生命的寫照，無論哪裡都能夠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但這種四海為家、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總有一種在路上的感覺，是那樣的不安定，那樣的疲倦。

在李翰祥的電影影響下成長的鄧麗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個角落的情懷。他們都對兩岸三地產生深刻的影響，鄧麗君更是對整個華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們一樣有著很深的內地情結，在電影中想像著另一片土地。雖然他們有著相同的為事業而忙碌奔波、奮力拚搏的經歷，都曾經起起落落，而後又在各自的藝壇上屹立不倒，但鄧麗君始終沒有像李翰祥那樣頂著重重壓力親歷自己夢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無盡的遺憾和無言的惆悵。終覺好夢難圓，她就讓一切隨風而逝、遇雲而散了。

「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個年代唱紅上海灘的歌壇、舞壇和影壇三棲明星。14歲參加上海各電台聯合舉辦的歌星比賽九_九_藏_書，成為十大歌星之一；媒體稱譽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號。1937年，擔綱主演 「軟性歌舞片」《三星伴月》，並演唱了該片的主題歌《何日君再來》。此曲隨著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脛而走，一時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蘭也將此曲灌製成唱片。同一時期，她在影片《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紅，並成為不朽的經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過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電影插曲；拍攝過40多部影片。她幾乎是每片必歌，甜潤柔和的歌喉深入觀眾之心。電影和歌曲的互動，使周璇聲名遠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們的心上，成為了永不褪色的歲月記憶。鄧麗君和一代歌後周璇一樣，有「金嗓子」的美譽。當鄧麗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聲，曾讓無數人憶起上海灘的紅星周璇。

「我6歲就開始唱歌，從小是聽美空雲雀的《蘋果追想曲》、《愛你入骨》與其他歌曲中長大的呢！

鄧麗君童年的時候，正流行著地方小調和民歌民謠，鄧麗君也因為常聽收音機里播放的音樂以及長跟母親去劇院、電影院的緣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對各種小調居然唱得也頭頭是道，尤其是黃梅調，哼唱得有腔有調。

」鄧麗君說。直到鄧麗君到日本發展，並在日本取得輝煌成功時，她對與她同在歌壇的美空雲雀仍然是深懷無比崇敬之心。

時至90年代，李翰祥雖已年逾花甲，卻並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歷史古裝傳奇《火燒阿房宮》的拍攝，誰知這期間由於勞累過度，終於倒在拍攝現場，再沒有醒來。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導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電影，其中有不乏經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帶紅了多位演員，如《西施》的江青、《大軍閥》的許冠文、《火燒園明園》、《垂簾聽政》中劉曉慶等。

翁清溪的創作風格屬於婉約派的，他的作品一如其本名，如涓涓溪水，源遠流長，清新雋永，尤其是他的曲，配上庄奴的歌詞，再加上鄧麗君細膩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全球華人耳目，他所創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把鄧麗君推上了空前絕後的地位，成了鄧麗君的守本名曲；《小城故事》則締造了鄧麗君歌唱事業中期的高峰。其他許多歌曲如《愛雨》、《唱歌的人》、《春風滿小城》、《小路》、《原鄉情濃》、《無情荒地有情天》等共同促成了鄧麗君歌唱事業的長盛不衰，是鄧麗君歌唱事業的基石。

鄧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沒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鄧樞曾經因為愛好京劇而加入「康樂隊」，併當上了隊長。但勞軍慰問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個月才清算一次工資。除此之外，還要東奔西走、居無定所，根本無法照顧家庭。因此幹了幾年後，他就退出了「康樂隊」。此後不久，鄧樞就做起了小生意，開起了雜貨店。可是，鄧樞天性率直、不善經商，並未能讓家庭擺脫困境。

穿梭街頭的日子，也正是鄧麗君這位鄉下小歌手開始嶄露頭角的時候。

在屏東住了五年後，鄧樞再度隨著軍隊的移防而遷移，舉家又從台灣最南端搬到台灣北部的台北縣蘆洲鄉，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隊「眷村」內。當時台北縣蘆洲、三重是一個鄉鎮，「眷村」不多，在蘆洲只有兩、三處。但是，蘆洲這一帶卻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鄧麗君在這裏度過童年；瓊瑤電影時代走紅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長在三重的「眷村」；與林青霞並駕齊驅的瓊瑤電影時代名影星林鳳嬌（成龍的妻子）則出身於蘆洲地區的望族，母親是蘆洲的李姓家族。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視紅星或多或少都和蘆洲、三重有些關係。而正當紅的新生代歌手周杰倫的父親也住在蘆洲。

燦燦童星李安如此喜歡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齡人鄧麗君也是這股風潮的熱衷者，不僅為這部電影如痴如醉，更對電影的插曲十分迷戀，私下裡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調、腔調以及人物的扮相。這種事情很是讓鄧麗君不亦樂乎。

可鄧家卻有五個小孩須要撫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鄧家最艱難的時候，那時鄧樞的長子15歲，次子11歲，三子8歲，都正在上學讀書。鄧麗君6歲，最小的才5歲。他們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可是還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學費，這是多麼殘酷卻又無法不去面對的現實啊。於是勤儉持家的趙素桂便跟鄧樞商量以後只好拿上東大餅來維持生計。儘管如此，鄧家仍然是舉步維艱。

執導《卧虎藏龍》的風雲大導李安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被問及對他的導演生涯影響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執導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他對訪問他的記者說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這部電影的，當時他只有9歲，住在台灣花蓮。第一次看這部電影，便哭個不停；當時許多成年人看這部電影時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電影院內其他觀眾都好奇地循著哭聲看是誰哭得如此凄慘。如今看時，仍熱淚不止，甚至連想起片中一些畫面情節，也立即眼睛濡濕。

的確，對鄧麗君而言，忘記歌詞比被老師訓斥還要恐怖。她當時被混編在「康樂隊」里，不但要參加軍隊慰問演出，而且她還要到夜市街頭、粗俗的酒屋裡去賣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記住那些她當時還不知所云的歌詞和抑揚頓挫的曲調。班長陳輝龍提起那時鄧麗君專註于背歌詞的情景時說：「上課時她總是吟著歌，哼著旋律，置身於自己的世界里。而坐在後面的男同學因被吵得無法專心聽講，心裏很不高興。當時鄧麗君長發梳辮，這位男同學就把她的辮子綁在椅子上。下課時，班長喊『起立』時，慌張的她連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來，惹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真正把港台黃梅調電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從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黃梅調電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黃梅調電影擠入十大國片賣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佔了大部份，這是黃梅調電影最興盛的時期。由於黃梅調電影需要大量插曲，編曲人員除吸收大陸的黃梅調戲曲外，又加入京劇、越劇、綁子等，像《秦香蓮》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於京劇，《狀元及第》及《天之嬌女》分別取自越劇及台灣民謠，《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則有大陸民謠的影子。

鄧麗君和趙素桂的感情極好。鄧媽媽陪伴著鄧麗君走過歌唱事業的風風雨雨，從她默默無聞到紅遍世界。鄧麗君對她的母親一直感激不盡，鄧麗君的歌迷們也很尊敬這位賢淑而堅強的女性。雖然，母女情深，但鄧麗君和她父親鄧樞的感情也極為融洽。據鄧家的一位老鄰居說，整天在外工作的鄧樞極疼愛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務的趙素桂對孩子的管教比較嚴格。收集和整理有關鄧麗九-九-藏-書君文物的楊蓮福也認為，從事軍職的鄧樞儘管嚴肅，但也很憐愛這惟一的女兒，與女兒的感情極為親密。鄧家即使連打理三餐都經常捉襟見肘，但在鄧麗君小學畢業后，疼惜女兒的鄧樞還是東拼西湊地籌錢讓鄧麗君進入台北以出美女見稱的金陵女中。

對鄧麗君很有啟發並給她帶來走紅機遇的凌波（1939-）是福建省人，香港黃梅調歌唱電影的代表人物。14歲開始以「小娟」的藝名演出閩南語電影，外銷台灣及東南亞各地。1962年開始演出國語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裝演出的黃梅調電影，如：《梁山伯與祝英台》、《七仙女》、《花木蘭》、《西廂記》等，其中以《梁山伯與祝英台》最著名。此片在台灣上映時轟動全島，連映數月不輟，凌波因此榮獲第二屆金馬獎「最佳演技特別獎」。由於凌波是以女扮男裝演出，不便領取「最佳男主角獎」，於是台灣金馬獎就專門為她設立了「最佳演員特別獎」。時至今日，台灣傳媒提到凌波，無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蘭》一片，榮登亞洲影后寶座。與此同時，台灣徵信新聞報在台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最受歡迎的十大影星」的選舉，凌波當選為「十大」的首名。接著，香港的星系報業公司和麗的呼聲舉辦的「麗星杯」最受歡迎的國語片女明星選舉，凌波又榮膺冠軍。

天分、興趣和經驗共同造就了鄧麗君穩健的颱風和傑出的歌藝，鄧麗君由此也走上了燦燦童星之路。

鄧麗君超常的語言天賦、處處留心學習語言、掌握數種語言和方言的能力，無疑也是她在歌壇走紅的重要因素。她那親切的家鄉語，一下子就能把為生活四處奔波的華人的心緊緊連在一起；她那種入鄉隨俗、每到一地就會一地語言的實力，更打開了她在東南亞其他民族、日本、美國等地的知名度。

小麗君還因為會講各種地方話而被同學們稱為「萬能口才」。鄧麗君就讀的學校，中國各省籍的人都有，她就跟著同學中的上海人學說上海話，跟著山東人說山東話。台語她則早就熟悉了，台灣民歌如《天黑黑》等更是唱得有滋有味。

一年舉行一次。這是日本歌壇盛會，屆時明星薈萃，爭相亮場。年僅16歲的美空從1954年進入角逐，年年名列前茅，而且經久不衰，創下了一大奇迹。她贏得過「日本唱片大獎賽歌唱獎」、「日本唱片大獎」、「日本唱片15周年大獎」、「日本唱片藍綬帶大眾獎」等獎賞，還在「最受歡迎的歌手」評比中連續12年奪冠。而她僅僅以一個民族歌手的身份，卻獲得日本國最高的獎項國民榮譽獎。

鄧麗君外貌清秀，聲音鏗鏘悅耳，一進入中學，她就從眾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中脫穎而出。在初一的時候，她就被挑選出來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演講比賽。指導鄧麗君參加演講比賽的馮惠賢老師說，小麗君當時只是一年級的學生，但在比賽中卻抽到三年級的課本，而且是內容艱深的論說文，「鬼馬的小君突然走來向我借了一支原子筆及問我一些她不會念的字，然後將讀音寫在手掌上。」結果評判一致認為鄧麗君相貌清秀、咬字清晰、口齒伶俐、颱風大方穩健，音量控制得宜又能表現出豐富的感情，因此她獲得了台灣第一屆初中演講比賽第五名。雖然鄧麗君沒有太多時間練習與矯正發音，但在一系列演講比賽中依然表現出眾。之後她代表學校參加全台的演講比賽，也以她的個人實力奪得了優勝獎。

鄧麗君的表演天分與歌唱實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展露。為了開拓聲線和提高歌唱技巧，鄧麗君便在1966利用課餘的時間加入了當時台灣著名的「正聲廣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訓練班來學習歌唱技巧，這是她在歌壇上綻放光芒的重要轉折點。

對當時在大眾面前表演時的情景，多年後的鄧麗君是這樣描述的：「剛開始時是參加國小才藝表演，後來還參加當時廣播節目辦的歌唱比賽，所以唱得非常賣力，而且當時的我非常可愛。」當問及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唱歌的情形時，鄧麗君微笑著說：「很有趣，雖然還小，但我相當興奮。」有人問她這是不是因為參加比賽能得到獎金和鼓勵的緣故時，她說「不盡然。我很喜歡唱歌，所以我只是為自己在唱而已。即使沒有獎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興了。」 鄧麗君這種單純的心境、這種為歌唱而歌唱的狀態伴隨著她走南闖北，使她在成功時不驕不躁、挫折時毫不氣餒。因之她也就有了一種堅強和溫柔兼具的品性，一種無論什麼境遇都能泰然處之的洒脫。

左宏元，筆名古月，正統音樂科班出身，成名很早，以兒童歌曲、《醜小鴨》、《大公雞》、《太陽出來了》、《蝸牛與黃酈鳥》等出名，後轉入流行歌曲創作。恰逢台灣國語歌曲剛起步的機會，因為早期台灣歌曲都是日本歌曲或是日本的旋律配上台灣的歌詞，左宏元就以這種東西融合的趨勢開創出國語歌曲的新局面，奠定了他在流行音樂界首屈一指的大師地位。在這種群星會的時代，他寫的《今天不回家》是台灣第一首打入香港市場的國語歌曲，台灣第一部連續劇《晶晶》的主題曲也是他的作品，主唱者鄧麗君更是他一手提拔的。六七十年代，左宏元、瓊瑤、鳳飛飛的鐵三角組合，更雄霸了台灣國語歌壇長達五年之久。而古月與庄奴的搭檔也成了唱片上常見的黃金組合。左宏元以小調風格獨居歌壇，他擅長加入台灣傳統歌謠的元素（如歌仔戲）及中國傳統的音階，配合千迴百折的轉音，讓他創作的小調歌曲，充滿十足的韻味。他對於流行音樂的貢獻就是他創造了一條真正屬於台灣風格的音樂，這是與當年東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線。音樂大師左宏元更造就了流行樂壇許多閃亮的巨星，如大導演劉家昌、鄧麗君、鳳飛飛、甄妮、齊秦等全都是他一手打造出的瑰寶。

宗教信仰對於一個懵懵懂懂的孩子來說，實在是過於嚴肅。由於當時台灣的經濟落後，台灣的支柱事業大都來自於國外的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的資助。而這些教會為爭取信徒，通常會定期給民眾發放些白米、麵粉等，但條件是必須皈依宗教。僅僅為了換取一袋麵粉，鄧麗君兄妹就不得已加入了教會。直到鄧麗君到海外闖天下時，她才改信自己心儀的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有一次，鄧麗君到她家旁邊的一家腳踏車行租車，而租車行的老闆只要鄧麗君唱一首歌給他聽，就可以免費把腳踏車借給她，而且時間不限。鄧麗君清亮的歌聲讓車行老闆聽得很是滿意，從而借給鄧麗君車子騎。這恐怕也是小小的鄧麗君第一次的「商業演出」。還有一次，設在蘆洲的僑大先修班學行同樂會因久聞蘆洲小學有一位天才小女明星，便特地邀請鄧麗君去參加表演，結果果然「名不虛傳」。當時在場觀看演出的台灣「教育部長」黃季陸特地把她拉到身邊大加讚賞。

外地人融入台灣的趨勢、本省文化與外省文化的交會使鄧麗君迅速崛起於歌壇。由於鄧麗君的父母都是來自大陸的第一代移民，鄧家全家就被稱為「外ｈｔtpｓ://rｅaｄ.99ｃsw•com省人」。鄧麗君雖然土生土長於台灣，但也被稱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構成鄧麗君成長的背景，時時影響著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種遙遠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結。她不停不停地在尋找情系何方。鄧麗君時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邊」，一種割捨不掉的情感伴隨著她的一生。與台灣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鄧麗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識比較濃烈。他們處在一種文化、意識的衝撞和融會中艱難而執著地生存。鄧麗君雖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灣人，但她成長的地方如雲林、屏東、蘆洲卻都是以台灣本省人為主的區域，雖然附近有部隊與「眷村」，但外省人所佔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長具體環境的影響、耳濡目染台灣本土文化，鄧麗君就和普通台灣人一樣生活，有一樣的生活習俗和風俗習慣。因此她從小就會說流利的台語，她許多兒時玩伴也是台灣人，對台灣小吃和名勝也是如數家珍。學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國語素養；台灣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讓熟悉閩南話等方言和各地民謠，因此她演唱台語歌曲時也得心應手、別有風味。鄧麗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與台灣本地的「閩南文化」熏陶下成長的道路正是台灣許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長經歷。

、 「春天裡」、「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間使他們成為炙手可。熱的大明星，國語音樂也因此倍受世人矚目。40年代末，隨著國民黨政府輾轉播遷，這些在中國大陸大都會萌芽茁壯的城市歌曲也跟著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遷徙至台灣。這些國語老歌在1949年以後即流行於台灣，成為官方允許的主要娛樂。以後由於經濟政治文化語言的因素，國語歌曲的需求增加，許多創作歌曲陸續產生，成為不可忽視的城市心聲。六十年代初，島內出現了姚蘇蓉、 謝雷、蔡咪|咪等流行歌手，他們明快的曲風，吸引了許多人對於國語歌曲的關注，逐漸開始扭轉國語歌曲在台灣樂壇的地位。

這段時間，鄧樞總是天剛蒙蒙亮就帶鄧麗君去反覆練習發聲，晚上就由鄧媽媽帶著她四處買唱。到了夜深人靜之時，她們母女倆才在住處附近的路邊小攤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麗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痛苦的抉擇鄧麗君在歌唱比賽中廣受好評，就經常獲邀到處演唱，鍛煉的機會就更多了。

黃梅調是在中國皖、鄂、贛三省毗鄰地區以黃梅採茶調為主的民間歌舞基礎上發展而成。其中一支東移到以安徽懷寧為中心的安慶地區，用當地語音歌唱，被稱為懷腔或懷調，這就是今日黃梅戲的前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梅戲迅速發展，從流行安徽安慶一隅的民間小戲，一躍而成為安徽的地方大戲。黃梅戲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細膩動人，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

最能把左宏元的小調歌曲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歌手首先當屬鄧麗君。出自左宏元之手的《彩雲飛》、《風從哪裡來》、《海韻》、《千言萬語》、《我已知道愛》、《君在前哨》等都被鄧麗君演繹得有聲有色。鄧麗君少女時代便是以這些小調情歌走紅歌壇的。

蘆洲早期只有兩處「眷村」，一處是位於中正路，即鄧麗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處是在信義路的空軍「眷村」，當時空軍防炮部隊的勞軍樂團康樂隊——「九三康樂隊」也駐紮在「眷村」內。鄧樞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樂隊」內當是二胡手。當他知道鄧家出了個小歌唱家時，他便徵得老友的同意，讓鄧麗君跟隨康樂隊前往各地勞軍演出。鄧麗君也就得到了到處表演的小經驗。雖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塊、十塊的微薄演出費，但這些零星的表演機會與收入，對清寒的鄧家可是不無小補。

鄧麗君小學三、四年級的美勞老師張漢權回憶道，鄧麗君不僅從小學一年級就經常代表班上參加運動會和歌唱表演，而且她從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別的是她的語文能力好，口才極佳，常常被學校選派為演講比賽代表，參加校際比賽。當時張漢權常常看到趙素桂用留聲機放音樂，教鄧麗君唱歌。差不多小學六年級時，趙素桂就不時帶著鄧麗君出外表演。由於影響了功課，當時他還常與鄧媽媽溝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無法兼顧學業，希望鄧麗君能以學業為重。

黃梅調的熱波使娛樂業一片紅火，台灣一時紛紛展開有關黃梅調的娛樂活動。1964年，正上小學四年級的鄧麗君，有一天在翻閱報刊時，偶然看到一則新聞：「中華電台」舉辦「黃梅調歌曲」比賽。她很想去試試，鄧樞明白女兒的心思，也鼓勵她報名參加，趙素桂則給她報了名。沒想到的是，當鄧麗君戰戰兢兢地唱完時，全場掌聲雷動；更沒想到的是，她初試啼聲，居然打敗了當時年紀和經驗都比她大得多的楊燕、金陵等參賽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訪英台》獲得了冠軍。當時，一位女化裝師為她借來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戲袍，她就以一首《訪英台》反串《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的橋段，年僅11歲就一鳴驚人拿下了全台歌唱的冠軍。鄧麗君也因此被評為具有良好潛質的「天才神童」，並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號。

悠悠蘆洲歲月是鄧麗君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頁。在這裏，鄧麗君開始了她學業、歌藝的啟蒙，奠定了她歌唱事業的穩固基礎。在這段時期，同時也是這名貧困少女蛻變為巨星的關鍵時期。

有了這次的成功經歷，鄧麗君對自己的歌藝更加有信心了，於是陸續參加了「中華電台」等單位舉辦的歌唱大賽，並且都能不負眾望勇奪冠軍。

但鄧麗君仍然還是一名熱心的學生，對於學校的各項活動還是相當積極地參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話的演講比賽上，也顯現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鄧麗君的導師李復揚推薦她代表學校參加全縣的「國語演講比賽」。當時鄧媽媽十分著急，因為隔天鄧麗君就要上台演講了，可由於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她連講演稿都還沒有著落。倒是鄧麗君信心十足地安慰母親說：「放心!我沒問題。」結果比賽那天，鄧麗君臨場發揮絕佳的記憶力，一登上台就侃侃而談，以清朗的嗓音出乎意料地贏得了第一名。

1963年的台灣因由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導演、由凌波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幾近瘋狂的黃梅調熱潮中。

「鄧麗君二年級擔任學藝股長時，我正好是學校的主任。有位老師看她很有歌唱與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導她，那時候鄧麗君正漸漸成為全校的「風雲人物」，尤其是唱歌與表演更是出類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師，因為上課時她老是背歌詞。」鄧麗君當年的蘆洲小學主任回憶道。

在鄧麗君開始小學教育的同時，也開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歲的時候，鄧麗君像日本的美空雲雀一樣，在母親的安排引導之下，開始上街賣唱。為了家計，鄧麗君勇敢地承攬了街頭賣唱的神聖使命，忍受著賣唱的無奈與痛苦。眼睜睜地看著幼小的女兒過早地踏入那冷漠嚴read.99csw.com酷、燈紅酒綠的社會，鄧樞也只能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裏呀，心中有種說不出的酸痛，但廣闊的生存空間被逼得只剩下了這條甬道，卻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依，說不定鄧家會因此而時來運轉呢，更說不定也許還會有什麼奇迹發生，但願一切平平安安。趙素桂對這個小女兒憐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溫柔而博愛的母親總是寸步不離、無微不至地照料女兒的日常生活。

周璇等人的歌曲，也是鄧麗君的最愛。國民黨當時全面推行國語邉櫻鋁τ謚泄酚胛幕慕逃ぷ鰨允姑裰詿兄謝拿鰲Ｐ『⒆穎匭胙襖貳⒈乘新塾鎩⒑菏⑿郎凸諾湟衾鄭壩憑玫鬧謝幕Ｕ廡┪幕呶摶紗俳斯鋦棖牧饜小５縭雍偷縑úシ諾墓鋦棖即蠓仍黽櫻莩鋦棖母枋忠猜叫齙饋Ｆ渲杏紉閱炅洳憒謂系偷納倥櫳薔佣啵羌負醵際薔餃聳康淖擁堋Ｒ蛭現臼∪耍塹墓鍀駁帽冉媳曜肌⒈冉蝦錳Ａ磽庖桓黿洗蟮腦蛟蚴撬塹募揖潮冉掀逗枰親叱黽頤牛鐾餘淄仿睹妗５死鼉褪欽廡┥倥櫳侵械囊桓觥蘆洲歲月相對於受到日本影響的台語歌曲，國語歌曲則與大陸的歌曲有密切的聯繫，它繼承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歌曲、傳統地方戲曲尤其是黃梅調以及大陸各地的民謠。在30年代舊上海，百代等唱片公司紛紛成立，掀起音樂界的巨變。唱片公司最初僅是以製作戲劇唱片為主，但隨著十里洋場的繁榮，周璇、胡蝶、吳鶯音、李香蘭（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國語流行歌手便應運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圓」

燦燦童星鄧麗君在啟蒙老師李成清的帶領和培養下，拉開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漸發現鄧麗君對歌唱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於是希望鄧家平時加強對鄧麗君的歌唱訓練。鄧麗君則越發喜歡歌唱這種表演藝術，況且每次演出還能賺些外快，對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是很有益的，這樣一來她就更自覺並相當勤奮地練習唱歌技巧。鄧樞每天早晨都陪同鄧麗君到小河邊吊嗓子、練聲。在李成清和鄧樞的教導協助下，鄧麗君每每迎著朝陽，一遍又一遍地唱，聲音越來越甜美，唱腔也越來越純熟起來。

在華語電影史上，對兩岸三地的電影創作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導演李翰祥（1926-1996）是遼寧錦州人，1948年赴港從事電影事業。他憑者不懈的努力於1954年升任導演，並加入邵氏影業公司。20世紀年代，大陸製作的黃梅戲舞台藝術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時，受到熱烈歡迎，許多觀眾甚至痴迷得邊看邊低聲跟著吟唱。李翰祥抓住機遇，創作出了同樣全部用黃梅調演唱的歷史古裝片《貂嬋》，從此掀起了香港影壇近20年的爭拍黃梅調影片的熱潮。不久拍攝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風靡港台及東南亞華人地區，更囊括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樂多項大獎。《梁山伯與祝英台》獲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遠走台灣自組國聯影業，拍攝了幾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樂》等十分傑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灣電影業的復興，並親自訓練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紅演員。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攝的《大軍閥》，獲得極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為一名商業導演的地位。他耗費心血嚴謹製作的是清宮歷史傳奇《傾國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電影事業上再創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為第一位敢於返回內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導演，立時引起轟動。但出於思鄉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宮實地拍攝清宮歷史片的壯志，他頂著層層壓力，與內地合拍了歷史傳奇片《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這兩部難得一見的歷史題材佳作在當年廣受歡迎，不僅在內地獲得了「優秀影片特別獎」，也摘取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術指導兩個獎項。之後，李翰祥又與內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對兩岸電影的創作交流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鄧麗君在人們心目中的童年印象與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這都顯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溫文爾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謙虛謹慎、奮發向上的品質。鄧麗君在歌壇的這種特有形象絕非商業包裝的結果，更不是因為自己成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凌波在電影上的實力和成就，恰好標志著國語電影在台灣的興盛。她是台灣的國語電影由萌發、起步到騰飛的完成者。電影影響歌曲，影視對音樂的推動促成了國語歌曲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尤其是當時電影主題曲和插曲對歌壇更是影響深遠。鄧麗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的。

在小學一、二年級，鄧麗君就開始參加各類的演出，也在學校的晚會表演歌曲。只要班上有才藝表演的機會，鄧麗君都會大方地唱歌跳舞，毫不怯場。在最早一次參加過蘆洲小學的晚會演出之後，各類晚會活動上就都可以看見她上台高歌。鄧麗君雖然年紀小，但無論在哪個場合唱歌，每每都讓台下的老師與同學驚嘆，她的記憶力、領悟力、詮釋力，那樣的與眾不同，她的歌唱實力顯然超越了她的實際年齡。鄧麗君由此成為了學校晚會、遊園會的常客，並被視為歌唱的天才。鄧麗君當時的同班同學、擔任班長的陳輝龍回憶說：「鄧麗君人緣很好，也很有表演天賦，一上台就是個天生演員，時常在班內或校內的才藝表演、遊藝會擔綱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但從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個國際紅星，我們這一屆同學都感到與有榮焉。」 看著鄧麗君成長的台灣導演李行表示，鄧麗君從小即展現表演才華，並積极參加各種公益活動，尤其鄧麗君那一張圓圓的臉蛋、靈巧的雙眼、字正腔圓的歌聲、有板有眼的表演，都讓這位小小的明星備受歡迎。而每當春節團拜或是節慶，鄧麗君都會受邀表演歌舞。和李行一樣的圈中人都看出這位小女孩將來在要步上演藝道路。

隨著鄧麗君頻繁參加歌唱活動，她向學校請假的天數也就越來越多，她的功課自然受到了影響。國語還可以，數學就因缺課較多，想學好已很困難。低年級的時候，鄧麗君並沒有及時補救學業，高年級的課程她學起來就非常吃力。但鄧麗君還是非常努力地學習，不僅讀完了台灣的六年義務教育，還於年進入台北很有名的私立金陵女中（這所學校還培養了電影明星林青霞）就讀。

不到10歲的鄧麗君不僅已經有了跟隨樂隊各地演出的經歷，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電台的機會。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況下，鄧麗君和一群小朋友參加了「中國廣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廣播節目《與你共度周末》，而且還客串了一首歌。當時許多已經注意到鄧麗君的媒體或音樂人包括慎芝，都稱鄧麗君是「神童」，而且斷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台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最知名的歌唱製作人、台灣的大作詞家，一位堅強的事業女性。她一生創作無數，《群星九*九*藏*書頌》、《意難忘》、《榕樹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後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這條路》等風靡全島、流傳八方，更不知捧紅了多少人，為台灣歌壇培育了多少優秀人才。日後鄧麗君的大紅大紫，正是參加了以慎芝等人為主力的「群星會」。

痛苦的抉擇著名導演李行回憶道，鄧麗君的歌唱道路走得相當穩健，對她的歌唱事業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翁清溪和左宏元。鄧麗君初期的歌唱事業很得力于這兩位音樂老師的提攜，由這兩位台灣元老級的音樂人士為她打下了良好基礎。除了在發聲、咬字、唱腔等歌藝上的指導之外，這兩位知名詞曲創作人的作品，更讓鄧麗君的星運一路順風。他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打開了國語流行歌曲的市場，振興了台灣的歌唱業。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多首歌曲被鄧麗君所唱紅，而這些歌曲也使鄧麗君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歌手。

蘆洲小學的小明星的名聲越傳越遠，鄧家出了個小歌星的消息也不脛而走。

昭和歌姬美空雲雀（1937～1989）是日本文藝巨星，享有「歌壇女王」之譽。9歲登台獻藝，11歲起用藝名「美空雲雀」，立即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歌星。她多才多藝，在影、視、歌、劇的地位都非同凡響。從12歲灌制唱片開始，她一生共唱了1400首歌曲。先後拍過165部電影，是深受日本國民歡迎的傳奇性人物。20世紀四五十年代是電影和廣播主宰著日本國民生活的時代。美空主演的《伊豆舞|女》和《猜拳姑娘》曾轟動日本，賣座率創下了最高紀錄。她的巨大成就一度使得同行希望抵消她的影響，爭取自身生存，而發生了6家電影製片公司聯合對抗美空的驚人事件。權威的日本廣播協會舉辦的「紅白歌會」

孩童時代的鄧麗君也曾經一度因為家境貧寒而感到過些許的憂鬱和尷尬。由於鄧樞以賣山東大餅為生，他每天早上總是騎著叫賣大餅的腳踏車送她上學，年幼的鄧麗君曾以父親的職業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鬧著不要父親再親自送她上學校了。經過級任導師費老師的開導，才除去鄧麗君心中的陰影，她便深深地體諒到父親的艱難與辛勞，於是根父親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當父親有事不能到鄧麗君的小學附近去兜售大餅時，鄧麗君就會親自帶上大餅到學校去賣。費老師和鄧樞一樣是從大陸來台的退役軍人，再加上鄧麗君模樣可愛，討人喜歡，學習上也肯下功夫，費老師就經常把鄧麗君叫到辦公室給她輔導功課，以應付當時台灣學生必經的「國中聯考」。

鄧家在蘆洲落腳的地方，在日據時期是台灣柑橘株式會社蘆洲儲藏倉庫用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后，幽暗的倉庫便成為公用地，由政府出租給蘆洲李姓家族經營蘆洲劇院，當時是一種露天劇院，專門演新劇和電影，曾經轟動一時。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大量軍人與退伍軍人家眷湧入台北地區，部分土地便成為了「眷村」。橘子倉庫也被隔成一個個小單位，分配給軍眷居住，鄧麗君家就是其中一戶。「眷村」內一間間狹小的宿舍，聚集了大江南北的眾多人士，擁擠不堪，生活條件比較差。

這時，鄧麗君正式成為了台灣音樂家翁清溪的學生。翁清溪是成就鄧麗君的重要人物。當時他慧眼識英才，不但全力指點鄧麗君歌唱技巧，而且還經常因為愛才心切而免費教授她，這些都為鄧麗君的歌唱事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鄧麗君在歌唱訓練班經過三個月的訓練后，以優異的成績畢業。

曾與鄧麗君有直接接觸的故舊一致地認為小鄧麗君人緣好、待人親切隨和。那時蘆洲小學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個班級只有一兩位像鄧麗君那樣的外省人。並且蘆洲當地居民幾乎都姓李，但鄧麗君卻沒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縮。她一貫很活潑開朗，熱心公益，待人誠懇，因此結交不少好友，人緣極佳。「她跟我們瞎鬧在一起，會用半生不熟的台語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著赤腳跟我們去挖芋頭。」 陳輝龍班長披露了這些陳年往事。

鄧麗君就讀的小學位於鄉下，採取非常嚴格的教育方式，體罰學生更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對那些成績不太好的學生。鄧麗君當然有時會是這種教育方式的受難者。體罰的執行者是老師或者班長，而受罰者可以自由選擇執行者。體罰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當這種時刻，鄧麗君總是挑選班長來執行，因為他下手多少會輕一些。

居住在「眷村」內的鄧樞把北方人的絕活——大餅、饅頭、麵條做為謀生的工具，沿街叫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趙素桂則以深沉、溫柔的愛撫育和教育著孩子們，尤其是自己鍾愛的小女兒。儘管家境貧寒、生活拮据，這個單純的退伍軍人家庭並未放棄享受天倫之樂的任何機會，他們為有四個兒子而驕傲，更為有一個百靈鳥般的女兒自豪。這種全家人相濡以沫、共同奮鬥的經歷，讓成名后的鄧麗君格外珍惜。

可以說，鄧麗君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是在「九三康樂隊」。鄧麗君就在這種清貧和磨難一點一滴積累歌唱的碩果。而幼時的艱辛，也讓她在長大成名后長存感恩之心，經常參加慰問活動，即使在半隱退之後，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參加義演。而且，她從出道起，就總是堅持慈善活動絕不缺席。並且鄧麗君所辦的慰問晚會總能打破傳統慰問活動沉悶枯燥，使她成為了台灣人心中的「義演皇后」，享有極高的聲望。

鄧麗君成長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時期。日本統治台灣﹐長達半世紀之久。期間極力推動日化教育﹐並推行日本語教育﹐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40年代初期艮谷川清繼任臺灣總督後，推行文化壓制邉? 台灣的歌仔戲等地方戲曲和民謠被禁唱。1941年，「臺灣演劇協會」設立，鼓吹新臺灣音樂，主張採用臺灣的音律來唱日本歌的歌詞。日語歌詞改填台語翻唱日語歌曲由此比較盛行。從1949年開始，北平話被定為國語，自小學開始徹底實施嚴格的北平話教育。據當時的人追憶，在教室如果不小心說台語或日語，就會被罰錢或者就會被在脖子上掛上一個像犯人一樣的牌子。雖然如此，但在公眾生活中還殘留著濃厚的日本色彩，日本歌曲在戰後的台灣被一般民眾傳誦著，依然很受歡迎。年幼的鄧麗君由此才會高聲唱著美空雲雀的歌曲。但是剛進入五十年代，國民黨政府為掃除日據時期的影響，積極控制台灣，曾經下令民眾燒毀日語書籍、丟棄日式木屐。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部分日本電影依然在各地上映，美空雲雀等人的電影在當時非常賣座，而且部分日本動作片和時代劇也經常上演。收音機里則播放著日語歌曲或日本歌曲填上國語歌詞的翻唱歌曲以及美國的爵士音樂、流行音樂。五六十年代時，從歐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的演歌，各式各樣的外國歌曲已經飄滿大街小巷。

剛進入蘆洲國小，鄧麗君就顯示出非凡的才藝。

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鄧麗君的啟蒙老師，他常拉二胡指導鄧麗君唱歌，也教給她一些歌唱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