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這裏所說的「思」並不是理性的思維活動，而是「在良知上體認」，從「為善去惡」來拂拭自己的昭明靈覺的本體。同時，在他看來，衡量正確與謬誤的標準，是「良知」的自明，「天理」的自發。這就是說，合於道德律的，才是「是」和「正」，而違背道德律的，便是「非」與「邪」。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考怎麼少得了呢？空守沉寂與安排思索都屬於私慾用智，這也是喪失良知。良知是天理昭然靈覺之所在，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索是良知的發揮運用。如果是良知發揮運用之思，則所思的就是天理。良知發揮運用之思，自然明白簡單，良知也自然能認識。如果是私意安排之思，自然思緒萬千，紛紜繁擾，但良知也自然能分辨。大凡思索的是非邪正，良知沒有不知道的。之所以會出現認賊作子的情況，正是因為致知之學術還沒完全明白，不知道應該在良知上體察認知罷了。

歐陽崇一就是歐陽德（1496—1554年），崇一是他的字，他的號是南野，江西泰和人，官至禮部尚書。歐陽德為人敢於「讜言正論」，不避權貴，臨危不懼。他服膺王守仁的「致良知」說，並以此重新解釋《大學》「格物致知」的意旨。歐陽德是江右王學正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影響較大。他在發明師旨、衛護師說方面功不可沒，尤其對「格物致知」意旨的闡發，對於挽救王門中「歸寂」派的流弊，作用尤大。著有《歐陽南野集》。

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良知不從見聞來，而見聞卻是良知的運用。所以良知不能由躊躇于見聞而來，但又離不開見聞。孔子說：「我有知嗎？沒有。」良知之外，沒有別的知了。因此，致良知是學問的關鍵處，是聖人教育人的第一教義。現在說專門探求見聞的細枝末節，那就失去了主宰，把良知落到了次要位置上。近來，同志們都已經知道了致良知的學說，可是大家下工夫還是有許多模糊之處，正是欠缺你這一問。

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htｔｐs://reａｄ•９9csw.ｃｏｍ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臆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臆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語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于同志中極有益，但處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這裏，王陽明回答了應當如何正確對待先知的問題。他認為，存心先知是小人的行徑，不是正人君子所當為。不要說去存心先知，即便有此一念頭，就已經遠離堯舜之道了。與其存心先知，還不如被人所騙，尚不失為善。不致良知，不能先覺，往往為人所欺。所以，最好的做法還是實地用功緻良知而自然地先知先覺。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于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于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你信中又說：「先生說：『為學終身只是一件事，不論你有事時還是沒事時，只要做好這一件事。如果說寧願不做事，也不能不加以培養良知，那就是把致良知和做學問分成兩件事了。』我個人覺得，當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寧可不做事，也要加以修養本心，是致良知。怎麼卻成了兩件事呢？如果有事情發生了，就不能不處理，就算是精力衰竭，鼓鼓勁也九*九*藏*書能堅持下來，由此可知，意志還是統領著氣力的。然而此時的言語行動終究有氣無力，事情做完了就疲憊已極，這不幾乎等於是在濫用氣力嗎？這裏邊的輕重緩急，良知固然不會不明白，但是有時迫於形勢緊急，豈能顧及精力呢？有時筋疲力盡，又豈能顧及形勢呢？到底怎麼辦才好呢？」

來書又有雲：「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于逆臆。夫逆詐，即詐也；臆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臆而常先覺，其唯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你信中說：「先生說：『《易經·繫辭下》孔子注中所說的何思何慮，是說所思所慮只有天理，再沒有別的思慮了，並非說無思無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有什麼可思可慮的？學者下工夫，雖千思萬慮，但目的只是要恢復心的本體，不是以私意來安排、思索出天理來的。如果刻意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學者的弊病，大多不是空守沉寂，就是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間犯前一個毛病，最近又犯后一個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發揮運用，它和私意揣度刻意安排有什麼區別呢？恐怕我認了賊作兒子，還迷惑而不自知呢！」

王陽明認為，良知作為先驗的道德意識，不依賴於後天的見聞知識，是生而具有的；經驗認識活動都是良知發生作用的表現，而對於種種經驗認識活動，良知都是其中的主宰。這裏，陽明先將良知與見聞之知區別開來，但馬上又將兩者統一起來，說致良知與求見聞並非兩樣功夫，在實際的道德實踐中難以分開。這就是陽明一方面反對「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另一方面也反對脫離見聞酬酢的空談的原因。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歐陽崇一來信說：「先生說：『人的德行良知不倚仗見聞，如果說多聞而選擇其中的善依從，多看自然有認知，顯然這是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這就成為次要的問題了。』我個人認為良知雖然不是因為見聞才具備的，然而學者的知識，未嘗不是從見聞中產生的。躊躇于見聞當然不對，但是見聞也是良知的具體實踐。現在先生說『落在第二義』，恐怕是針對那些專門把見聞當做學問的人而言的，如果為了致良知而在見聞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我這樣想先生覺得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九_九_藏_書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一般說來，學問功夫關鍵是要抓住主宰，如果明確了主宰就是「致良知」，那麼凡是見聞也都是「致良知」的功夫。所有日常瑣事，見聞應酬，雖然頭緒繁多，但都是良知的發揮運用流傳；沒有了見聞應酬，也就沒有什麼良知可致了。因此見聞與致良知都是一件事。如果說致良知要從見聞中求，則話語之間難免會把良知見聞看成兩件事。這雖然與只在見聞的細枝末節上尋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然而從沒有領會「精一」的宗旨上來看，則是一樣的。至於「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然說到「擇」，又說到「識」，可見良知已經在中間發揮作用了，但它的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選擇認識，將主宰給失去了。崇一你對這些問題認識得已經十分清楚，今天這一問，正是為了闡明致良知的學說，這對於同學都有很大益處。只是語意表達還不太透徹，會產生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情況，不能不精心體察。

來書雲：「師雲：『《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蔽，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並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你信中還說：「人情機詐百出，如果對人信而不疑，常常會被欺騙，想發現他人是否詭詐，自己就會預先猜度別人會欺詐我，就會臆想別人不誠信。逆詐就是欺詐，臆不信就是不誠信，被人欺騙又不覺悟。不事先懷疑別人的欺詐和不誠實，而又常常能預先覺知一切的，唯有光明純潔的良知才做得到吧？然而欺詐和誠信看起來差別甚微，因此背離知覺而暗合欺詐的人很多。」

你所說的「鼓舞支持，完成事後疲憊不堪」，以及「迫於形勢，困於筋疲力盡」，都是把處理事情和存養本性當做兩個事兒了，因此才有這樣的結果。凡是做學問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誠，一分為二就會虛偽。這都是因為致良知的心還缺乏真誠確切。《大學》中說：「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誰見過討厭惡臭、喜歡美色還需要鼓舞振作的？誰見過這些事情做完后疲憊不堪嗎？誰見過有迫於形勢、沒精力趨避而做的嗎？由此可知病根從何而來了。

崇一來書雲：「師雲：『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https://read.99csw.com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于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我當初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的初衷，是針對初學者的，對他們這樣說也不能說沒有好處。但把做事情和存養本性分成兩件事來看，就有問題了。孟子說「必有事焉」，是說君子之學終身就是「集義」這一件事。義就是宜，心做到了宜那就是義。能致良知那麼心就能感到宜，所以「集義」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應對種種事變，當做就做，當止就止，當生就生，當死就死，期間的斟酌調度，無非是得到真知，以求意誠心安罷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謀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強做智力不能完成的事，都不是致良知。而凡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所以增益其所不能」的人，均是為了致良知。如果說「寧願不做事，也不能不存養本性」，也是因為先存了個功利心，計較成敗得失，爾後做出的愛憎取捨，是把處理事情當成了一件事，而把存養本性又當成了另一件事，這就是有了重視本心而忽視做事的心態，就是把才智用到私慾上了，就是把義看做外在的東西，便會有「不得於心，勿求于氣」的弊病，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意誠的功夫了。

君子為學是為了提高自身修養，不能總是顧慮別人的欺騙，只要不自欺于自己的良知也就夠了；不能總是顧慮別人的不信任，只要自己相信自己的良知也就夠了；與其要提前知道他人的欺騙和不信任，不如保持自己的良知。所以，君子不欺則良知無偽而至誠，誠則明；君子自信則良知無惑而空明，明則誠。明誠相互促進，因此良知能經常覺悟、經常澄澈。經常覺悟、經常澄澈的良知就如明鏡高懸，而萬事萬物在它面前自然不能掩飾其美醜原形了。這是為什麼呢？良知不欺而誠，也就不容欺騙，若有欺騙就能覺察；良知自信而光明，也就不容不誠，如果有不誠信存在就能覺察。這就是所謂的「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以及子思所謂的「至誠如神，可以前知」。可是子思說的「如神」「可以前知」，還是分成兩件事來說了。因為他是從思、誠的功效上來說的，是針對不能先知先覺的人說的。如果僅就至誠而言，那麼對至誠的妙用就稱做「神」，而不用說「如神」。至誠就能無知而又無所不知，所以就不用說「可以前知」了。

來書又雲：「師雲：『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九-九-藏-書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不逆詐、不臆想卻能事先發覺，這是孔子針砭時弊而言的，當時人們一心欺詐別人，做不誠信的事，而深陷於欺詐和不誠信的泥潭中；同時也有人雖不逆詐、不臆不信，但不懂得致良知的功夫，往往又被別人所欺騙，因此孔子有感而發，說了這番話。孔子的話並非是教人專門尋思著怎樣才能先覺別人的欺詐與不守信。事先存心，正是後世猜忌險薄的人所做的事。有了事先存心的念頭，就已經不能進入堯舜的聖道了。不臆不信卻被人欺騙的人，尚且還沒有失去善的本性，但不如那些能致其良知從而自然能事先察覺欺詐虛偽的人賢明。你說只有良知晶瑩透徹的人才能這樣，基本上已經掌握了孔子話語的宗旨，但也只是你的聰穎領悟到的，並不能落實到實踐之中去。

良知在人的心中，橫亘萬古、充塞宇宙，無不同。此正是古人所說的「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你所說的背離知覺而暗合欺詐的人，雖能不逆詐，但他們也許會有自我欺詐；雖然不去猜想別人是否誠信，但他們也許不能真有自信。這使他們常常有尋求先覺的念頭，但卻不能常常自我覺悟。常有探求先覺的念頭，就已經是流於逆臆，而這足以蒙蔽他們的良知。這也就是不覺悟和欺詐不實不能避免的原因。

王陽明認為，作為一個有見識、有學養的讀書人，應當在他所處的地位上採取適當的行動，思考問題不要越出自己所處的地位。大凡謀求力所不及的事，就不是致良知。

「不逆不臆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臆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臆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臆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唯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

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雲「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