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功，然後能為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

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于千載之下，與其盡信于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譾譾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仆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雲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雲：「忘是忘個什麼？助是助個什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譬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洒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什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陷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丘者，有嫉且詛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于其所見，不悅于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曰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者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也。

王陽明在這裏先是說了些謙和之言，隨後闡述了致良知的重大意義。他認為，堯、舜、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並保證其政治活動的正當性，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那就是本著良知而言行。政治家作為掌握政治資源進行政治統治和社會治理的一方，如果按照良知處理政治事務，必然符合民眾的願望，因為不管是政治人物還是一般民眾，在所具有的良知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上下一致，聖凡同心，天下便可得而治也。這個境界，便是陽明夢寐以求的社會大同。

心、性、天，三者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等到這三種人都能知曉、成功行道了，那麼結果是相同的。但是，這三種人的人品、才智是有等級差別的，不能超越等級而行動。我仔細思考你的觀點，你的意思是擔心盡心、知天的人，會因摒棄了存心、修身的功夫，相反會對盡心、知天有所損害。這是擔心聖人的功夫會有間斷，卻不知擔心自己的功夫尚不真切。我們這類人用功，一定要專心致志地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用功，只有這樣才是下盡心、知天的功夫的開始。正如學習站立邁步是馳驅潛力的開始和基礎一樣。我才考慮他能不能站立邁步，又怎麼會擔心不能千里馳騁呢？又何必去為千里馳驅的人擔憂忘了站立邁步呢？

良知作為本體，包含著無盡的意蘊。主體對良知的體認和理解則是以一定階段所達到的認識能力和知識背景為前提。由此達到的體悟又構成了新的致知背景。王陽明將主體在致知過程中的境界區分為三重，這三重當然並非彼此懸隔，而是展開為一個前後相繼由今日到明日的演進過程，但其間又有層次的不同，致知功夫只能循序而進，不能超越階段。

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總督兩廣軍務，擊潰瑤族和僮族等少數民族的地方武裝。因功被封為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但鐵券和歲祿都沒有發下。兩廣役后，陽明肺病加重，上疏乞歸。上文是嘉靖七年十月（1528年12月）王陽明寫給聶豹的第二封信的開頭，這封信也是王陽明的絕筆書信。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陽明在歸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臨終之際，他身邊學生問他有何遺言，他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聶文蔚即聶豹（1487—1563年），文蔚是他的字，江西吉安永豐人，號雙江。是明代有名的廉吏之一，官至兵部尚書。嘉靖五年（1526年）春，因公赴閩，途經杭州，當時王陽明在紹興講學，聶豹不顧別人勸阻，前往就教。著有《困辨錄》一書，在「心即理」的基礎上，提出了「歸寂」說，表現出不同於王學的思想特色。但他對王陽明卻極為崇拜，王陽明在浙江時曾與之相見，王死後，聶豹立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

王陽明認為，做功夫當以「必有事焉」為主，而「勿助勿忘」只是其間的提醒。「必有事焉」，就是中道，陽明心學特點就是簡易直接，直達本心，當下呈現出中道，勿助勿忘只是一種輔助方法，這段文字體現了王陽明的高明之處。

勞煩你春天繞道光臨寒舍詢問論證，此等真情我何以承擔？本來已經約好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選一處安靜的地方，住上十來天，探討一下我的觀點，以便在彼此切磋中有所裨益。但是你公務繁忙，身不由己，不得不離開，我心中悵然若失。突然收到你的來信，前後數千言，我讀後心中甚感欣慰。信中對我的過獎之處，是對我的一片提攜鼓舞之情，其中的真切砥礪，令我感動，是想促進我跨入聖賢的領域。你又委託歐陽德轉達對我的誠懇的關懷之情，要不是深交厚愛的人，又怎能如此！我既感動又愧疚，生怕擔負不起你的盛意。雖然如此，我怎敢不更加勉勵自己，而僅僅以愧不敢當為借口推辭呢！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

得書，見近來所九九藏書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庄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踩曲徑矣。

近年來到山中講學的人，往往會說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難。我問難在哪兒，他們說稍有意念就是助，稍有不用心就是忘，所以覺得這功夫很難。我就問：「忘是忘了什麼？助是助的什麼？」他們都默不作聲、無言以對，便開始向我詢問。我僅就他們所問對他們說，我這裏講學，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是指時時刻刻要去「集義」。如果時刻去做「必有事焉」的功夫，間或有中斷，這就是「忘」，那麼就必須「勿忘」；如果時時刻刻去下「必有事焉」的功夫，而有時想快速見效，這就是助了，那麼就必須「勿助」。所以，集義的功夫全在一個「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提醒的話兒罷了。如果集義的功夫一直未曾間斷，則不必再說「勿忘」了；如果原本不求速效，那麼就不必再說「勿助」了。是何等的明白簡易、何等的洒脫自在！現今放著「必有事」的功夫不去做，卻專一琢磨著「勿忘勿助」，這就像燒火煮飯，鍋里還不曾添水下米，就去專心添柴燒火，不知道究竟能夠煮出來什麼東西？我恐怕火候還沒有調好，而鍋已經先被燒破燒裂了。

孔子在世時，時人有議論他諂媚的；有譏諷他奸佞的；有詆毀他不賢的；有誹謗他不懂禮儀，說他是「東家丘」的；有因妒忌而敗壞他名聲的；有憎恨他而想要他命的。即使當時的賢士晨門、荷蕢也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子路在孔子那裡該算是登堂入室之徒了，尚且懷疑孔子的見解，孔子去見南子，他表示極大的不滿。那麼當時不相信孔子學說的人，難道只有十分之二三嗎？然而孔子依然好像在路上尋找丟失的兒子一樣，汲汲遑遑地奔波于諸國之間，都沒工夫把炕席坐暖，難道就是為了讓人相信、理解自己嗎？因為他有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愛之心，能夠深深感到切膚之痛，即使不想管也身不由己。因此他才說：「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哎！要不是以天下萬物為一體的人，怎麼能了解孔夫子的心呢？世上如許「遁世無悶」「樂天知命」的人，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和「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王明陽認為，「良知」並不只是狹義的「道德」，它必與世界相關，它讓人與世界共同發生出來，相生互構。良知乃無「執」之大知。無執之大知方是非對象化地看世界的方式，方能化入世界境域、與之共生互構。

王陽明把責任與一體之仁聯繫在一起，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視為儒者的本懷，「知」天、「知」萬物一體則必然要負起萬物一體的責任。所以陽明對孔子有如此的推崇。孔子與陽明，先聖后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彰顯儒家悲天憫人之懷，也成就了儒家人文化大成之世界。

文蔚雲：「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功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雲：「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孔子關於「不臆不信」「不逆詐」「先覺」等論斷，你認為「只要內心真誠，即使是旁門左道、迂曲防禦也都是良知的運用」。這種觀點很正確，偶爾有摻雜搭配處，前面已經說過了。唯浚（陳九川）的看法也不能算錯。在文蔚你這裏，需要採納唯浚的觀點才能夠全面詳盡；而在唯浚那裡來說，又必須採納你的觀點之後才能清楚明白。不然，你們不免會各有偏頗。舜體察淺近的話並向打柴的人請教，這並非淺近的話應當去思考，而是舜認為當向樵夫請教，所以他才這樣做。這正是舜的良知顯現作用，光明圓潤透徹，沒有任何障礙蒙蔽。這就是所謂的大智。如果自己執意孤行，他的智就變小了。講學中自然會有取捨和分辨，然而要在心地上紮實用功，卻必須這樣做才行。

我本就有咳嗽、怕熱的老病根兒，進入炎熱的南方后，近來又嚴重複發。皇上聖明洞察，託付責任重大，不敢立即辭去。地方上的眾多軍務，均是帶病處理的。現在幸虧是把叛亂平定了下來，已經上本朝廷請求退休回家養病，如果能得以在家鄉消暑養病，或許病會慢慢好起來。現在我即將回家，趴在枕頭上給你回信，草草數語難以表達我的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給唯浚（陳九川）的信請你轉交給他。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的顯現處，唯有一個真誠懇切，這就是良知本體。所以致良知的真誠懇切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長上就是悌，用在輔佐君王上就是忠。這裏只有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懇切。如果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那麼侍奉雙親的良知也不能達至真誠懇切；服侍君主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那麼就是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所以能致輔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說輔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卻需要從侍奉雙親的良知上擴充開來。這樣做，又是脫離了致良知的本原，著力點放在了枝節上去了。良知只有一個，隨著它的呈現和流傳，自然完備充足，沒有來去，不需要向外假借。可是，良知呈現流傳的地方，卻有輕重厚薄之分，且絲毫不能增減，也就是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雖有輕重厚薄之分，且絲毫不能增減，但良知原本只有一個。雖然良知只有一個，但中間的厚薄輕重又絲毫不能增減。如果能夠增減，如果必須向外假借，就已經不是真誠懇切的良知本體了。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無形無體，無窮無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你關於致良知的思路，在「大本達道」上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至於「致知」「窮理」和「勿忘勿助」等想法，還時不時有摻雜搭配read.99csw.com的地方，這就是我所說的康庄大道中間的小小曲折處，等到你的功夫純熟后，這種情況自然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文蔚之論，其于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庄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將釋然矣。

王陽明一生歷經「百死千難」，但是並沒有像許多飽受憂患的文人那樣轉入佛老，而是一直堅持儒家的立場。對社會的深切關懷，成為陽明先生道德實踐的真實原動力，使得王陽明雖遭「病狂喪心」之譏而不墜其志。

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

比如說走路，盡心、知天的人，就好比年輕力壯的人，有能力千里馳驅；存心、事天的人，就好比兒童，僅能在院子中學習走路；「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就好比是襁褓中的嬰兒，只能做到扶牆站立，開始學習邁步。既然已經能千里馳驅，就不必再在庭院中學習走路了，因為在庭院中走路自然沒問題；既然已經能在庭院中學習走路，就沒必要學習扶牆站立，學習邁步，站立邁步這點事兒對他來說還算事兒嗎？但也要知道，學站立邁步是在庭院里學習走路的開始；在庭院里學習走路，是千里馳驅的基礎。這些都不是毫不搭界的兩件事，只是功夫的難易程度相差懸殊罷了。

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廖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唯浚一簡，幸達致之。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其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于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靡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余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辭讓為乎哉！

王陽明生活的年代，繁榮掩蓋著腐敗，而腐敗從社會誘發而入于廷臣，上行下效，宦風士習大壞，處於官學地位的程朱理學因僵化而對此種狀況無能為力。為改變世風士習，陽明心學以回歸自性良知，重新修持道德以臻於止善為最終目的。王陽明也覺得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儘力爭取志同道合的人。即使身有小恙，陽明先生仍與朋友作長篇筆談，且言猶未盡，意興盎然。

文蔚你認為「致知的學說，從孝敬父母、尊敬兄長上去尋求，便覺得有所遵循」，這最能反映你近來所下的真切篤實功夫。有這樣的想法也無妨，也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從此把這當做定論去教別人，卻不免犯了看葯生病的毛病，所以我不能不說一說。

孟子所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話，是就人的良知顯現發揮的最真切篤實、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讓人在輔佐君主、結交朋友、仁愛百姓、喜愛事物和動靜語默中，都只是致他那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真誠懇切的良知，那麼就自然處處是聖道了。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不可窮竭，但只要用致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真誠懇切的良知去應對，就不存在疏漏的問題，這也就是只有一個良知的緣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良知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良知可以致了，因此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唯精唯一」的學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已作書後，移卧檐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什，恃在信愛，當不為罪。唯浚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人就是天地的心，天地萬物與其本系一體。民間疾苦，又有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膚之痛？不知道自身痛苦的人，就是沒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需要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學就能分辨，這就是所謂的良知。良知自在人的心中，不論賢愚，從古到今都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只要專心在致良知上，那麼自然能具備共同的是非好惡，待人如己，視國如家，視天地萬九_九_藏_書物與己為一體，以求得天下的大治。古人之所以能見善行等同於自己做的，見惡行等同於自己受的，把百姓的疾苦當做自己的疾苦，有一個人生活沒有著落，就像自己把他推到了溝中去似的，他們並不是故意這樣做以取信於天下，而是憑著良知做事求得自己的快樂而已。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說的話百姓們沒有不相信的，這是因為他們所說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他們的行為百姓沒有不心悅誠服的，這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也只是推致了自己的良知。所以當時的民風光明祥和，百姓獲刑而不抱怨，得到好處就當稀鬆平常，把這些推及蠻夷之地，凡是有血氣的人無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因為大家的良知都是一樣的。唉！聖人治理天下，是多麼簡單容易呀！

你的見識原本就超凡脫俗，而從你所說的話來看，也還是沒有擺脫以前人們解說文章的習氣，所以你才把知天、事天、夭壽不二分作三部分，進行分析、綜合、比較，以求融會貫通，自添了許多講說不通的纏繞，反倒使自己用功不專一了。近來，那些憑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們的觀點正是犯了這個毛病，這可是最耽誤人的，不能不徹底滌除乾淨。

王陽明把性作為天地間的基本存在，強調天地間只有性，別無他物。性、理、良知不是並列為三，各不相干，而是一回事。這就把精神性的實體作為宇宙的基本存在，排除了物質實體存在的可能性，宇宙萬物不過是性所派生。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唯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

鄙人才疏學淺，哪裡敢以振興孔子的聖道為己任？只是我的心裏也稍微知道自己身上的病痛，因此彷徨四顧，想找到能幫助我的人，相互講習討論以去除我身上的毛病。現在如果真能有豪傑同志支持我，提攜匡正我，共同昌明良知之學于天下，讓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致自己的良知，以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去除掉每個人自私自利的貪慾，清除讒言、嫉妒、好勝和易怒的惡習，以實現天下的大同，那麼我所謂的喪心病狂的毛病也就不治自愈了，豈不快哉？

「必有事焉」就是「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說到集義時，或許一時還把握不住關鍵所在。但一說「致良知」當時就能明白下工夫的地方。所以我專門說致良知。隨時在事情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實實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誠意」；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而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就是「正心」。實實在在地致良知，那麼就沒有「忘」的毛病；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自然也就沒有「助」的毛病。所以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不必再說個「勿忘勿助」了。孟子說「勿忘勿助」，乃是就告子的毛病所開的處方。告子強制人心的說法，就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專門講「助」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的錯誤，是因為他認為「義」在心之外，不明白義應在心裏培養，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會如此。若時時從己心上去「集義」，那麼良知的本體就會豁然開朗，人世間的是是非非自然就會纖毫畢現了，又怎麼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于氣」的毛病呢？孟子的「集義」「養氣」的學說，固然對於後世學者有益，但他也只是看病開方，說了個大概意思，不像《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來得明白簡易，上下貫通，千秋萬代永無弊病。

你所說的「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並不期望千年之後仍被人理解，與其讓天下人都相信，倒不如讓一個人真相信。聖道自然存在，聖學也自然存在，普天之下的人全信奉不算多，只有一個人信奉也不算少」的話，這固然是君子「不被肯定也不煩悶」的心胸，但這豈是世上那些體認淺薄的人所謂的知足常樂所能明白的呢？對我來說，心中有很多迫不得已的苦衷，並非要計較別人到底信還是不信。

最近有人認為「集義」的功夫，必須摻雜搭配個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備，那麼就是他的「集義」的功夫還不透徹。集義的功夫還不透徹，正好成了致良知的拖累。認為致良知的功夫必須搭配上一個「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夠明白，那麼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沒有透徹。致良知的功夫尚沒有透徹，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拖累。類似這樣，都是因為文義上的解釋牽強附會，以求融會湊合，而不曾讓自己在真實的功夫上體驗，因此論述得愈是精細，離聖道也愈加遠矣。

在陽明良知學說中，良知是指能知善知惡的天理本體，它並不像程朱理學一般將「天理」高掛在形上界，陽明的良知本身就是天理。而陽明演化此良知學，最得意的舞台，便是《大學》。在這裏，陽明便將《大學》格致誠正的內聖功夫，全面性地等化于良知本體的活動。

你談到「尊德性而道問學」這段，認為其間是恰當統一的，再無可疑之處。這是你踏實用功之後才能說出來的話。這本不是什麼生僻難懂的道理，有的人之所以有不同意見，還是因為他們的良知中有纖塵潛伏。如果除去這些纖塵，那麼自然沒有不豁然開朗的。

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痴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耽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九九藏書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臆、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唯浚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于唯浚之言而後盡，在唯浚又須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

文蔚你說：「想從事親、從兄之間，參透良知的學問。」就從自己用功得力這方面來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如果說獲得良知的真誠懇切以求盡事親、從兄之道，也不是不可以。程頤先生說：「施行仁義從孝悌開始，孝悌只是仁義中的一件事情，說它是行仁政之本是可以的，說他是仁愛之本則就不行了。」他的說法很正確。

關於「盡心」等三個方面（參見《徐愛錄》有關內容），我曾用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來解說，已經明白無疑了。盡心、知性、知天的人，就沒有必要再說存心、養性、事天了，也沒有必要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經包含在其中了。存心、養性、事天的人，雖然還沒到盡心、知天的地步，但已經下了盡心、知天的工夫，因此也更沒必要再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因為「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養性、事天之中了。

這是王陽明寫給聶豹的第二封信的結尾。在這裏，陽明先生再次指出，「尊德性而道問學」至當歸一；良知本是清澈的，然而纖塵潛伏使它變得昏暗，只要除去這些纖塵，就豁然開朗了。

會稽素處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仆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裡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寫完回信后，我讓人把我移到屋檐下，在這裏躺著恰好沒別的事，就又寫了幾句。你的學問已將關鍵問題抓住了，所提問題等到時間長了自然會弄明白的，本來我沒有必要解釋得如此之細。但承蒙你的厚愛，不遠千里差人遠來，殷殷下問，為了不辜負你的一片心意，我不得不說。然而我太愚直瑣碎，倚仗你對我的厚愛，應該不會怪罪我吧。我這一封信請轉錄幾份，分別寄給唯浚（陳九川）還有謙之（鄒守益）、崇一（歐陽德）等人，尤承一體之好。

我仰賴天之靈氣，偶然發現了良知的學問，覺得必須致良知而後天下才能得到大治。所以我每當想到百姓的困苦，就會為之憂戚痛心，而忘了自己才疏學淺，想以此救世，也是自不量力。天下人看見我這樣做，於是爭相嘲弄譏諷我，以為我是個喪心病狂之徒。唉，有什麼值得我顧慮的！我正有切膚之痛，還能顧慮別人的非議和詆毀嗎？如果人們看見自己的父子兄弟掉進了深淵，一定會大喊大叫，不顧棄鞋丟帽，攀著崖壁奮不顧身地下去拯救。世人見到他如此這般，還能若無其事地揖讓談笑，認為這樣衣冠不整、大喊大叫有失禮節，指斥他這是喪心病狂。因此作揖打躬、談笑風生，旁邊有人落水了也不去救，這隻有沒有親戚骨肉之情的山野之人才這樣做。這種行為正如孟子已經說過的「無惻隱之心，非人矣」。如果是有父子兄弟親情的，那麼一定會痛心疾首，狂奔盡氣，撕袍捋帶，竭盡全力拯救之，他們不顧有溺水的危險，哪還會在乎別人的閑言碎語呀？哪還有心乞求別人信不信自己呀？唉！現在的人即使說我是喪心病狂，我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中尚還有病狂的，我為什麼非得不病狂呢？天下人中還有喪心的，我為什麼非得不喪心呢？

聖賢講學，多是因時因事制宜，他們所說的好像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宗旨都是一樣的。這是因為天地之間，原本只有這個性，只有這個天理，只有這個良知，只有這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學問上講的功夫，就沒有必要摻雜搭配，自然會吻合貫通。若認為需要摻雜搭配，那麼就是因為自己的功夫還不夠純熟。

哎！現在如果真要尋求世上的豪傑同志，不是你文蔚，那還能指望誰呢？像你這樣的才能和志向，是有能力拯救普天之下那些行將溺斃之人的。現在又已經知道良知就在自己心中，而不需要假借外在事物而求得，那麼就遵循良知並加以擴充，那就像是大河入海，誰又能擋得住呢？你所說的「一人相信不算少」，你又能謙遜地把重擔交給誰呢？

仆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呼？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于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于溺人之旁而不知救，此唯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九九藏書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於禍而不顧，而況于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于蘄人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仆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唯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唯精唯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孝德是儒家所提倡的根本道德。王陽明繼承儒家的這一思想，視孝為人的良知本性。他認為，大家都致其事親從兄的良知，就自然無不是道。因為天下之事物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盡，但只要致其事親從兄之心，就會無所遺缺疏漏，所以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王陽明認為，本體即是良知。事親、從兄、交友、忠君等事務不是支離分開的，而是都源自良知這個共同本原，只要先立乎其大，擴展良知本體于上述事務上，自然各得其所。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于譽。損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于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于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于無窮矣。

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

後來，世上良知的學問不再昌明，天下的人各自用自己的私心才智互相傾軋，各自包藏私心，而那些偏執淺陋、瑣碎繁雜的見解，虛偽陰險的手段，就更是達到了數不勝數的地步。一部分人以仁義為招牌，做著一些自私自利的勾當；用詭辯去取悅世俗，用虛偽的行為來博得名譽。把掩蓋別人的善良當做自己的長處，攻擊別人的隱私竊取正直的虛名。為泄私憤而相互爭鬥卻認為是為正義而獻身，陰險地互相傾軋卻說是疾惡如仇，嫉賢妒能卻以為自己能主持公道，恣意放縱卻以為自己愛憎分明。人與人之間彼此侵害，即使是骨肉之親，彼此之間也要分出個勝負高低，彼此間隔膜叢生，更何況天下之大、人民之眾，又怎麼可能做到一體視之？這就難怪天下動蕩、紛爭迭起沒用窮盡了。

現就你來信所問的問題，草草答覆一二：

王陽明提出良知的普遍性和絕對性，是對現實的社會狀況有深刻的切膚之痛。社會上「良知之學不明」，也就意味著對傳統儒家價值的信仰淡薄了。由此而來，對朱子窮盡萬理所蘊含的那種切己功夫也就逐漸地演變成書上的義理，良知德行之知也就流入到自然物理知識或文字知識的誤區裏面，積重難返，越來越難以自拔。可以說陽明心學是對朱子學後人流弊的一個撥亂反正。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共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于大同，則仆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葯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來信已收到，看到你近來學問驟進，欣慰之情不可言表。你的信我仔細讀了好幾遍，其中雖然有一兩處理解不透徹的地方，那是因為致良知的功夫還不純熟，等到真正純熟了自然就沒有這樣的情況了。就好比駕車，既已走上康庄大道，那麼中間偶爾也會出現迂迴曲折的情況，這是馬性沒調|教好，韁繩沒有勒齊的緣故，然而既然已經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絕對不會再受騙誤入歧途。近段時間，縱觀海內的諸位同志，認識能達到你這般高度的還不多見，我的高興用言語無法形容，真是聖道的幸運呢！

會稽地處風景名勝之地。茂密的森林，幽深的峽谷，比比皆是。無論是冬夏、陰晴，都氣候宜人。這裏生活安定而遠離世俗，朋友雲集，思路日新，優哉游哉，天下的悠閑還有比這更好的嗎？孔子說：「不怨恨天，不責怪人，學習普通的知識而通曉天理。」我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正想按照孔子的話去做，哪有時間向外思慕？唯獨對這切膚之痛，又不能無動於衷，所以才又說了這麼多。我本有咳嗽之疾，最近天又熱，懶於寫信，你派人遠道而來，並留在這裏一個月左右，臨啟程時我才提筆，不知不覺又寫個沒完。畢竟我們相知甚深，雖然信已這樣詳盡，但仍覺言不盡興。

最近那些專門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犯的錯誤正是如此。每日里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奔奔忙忙，完全找不到著實能下手的地方。最終也只是做個死守空寂的功夫，學成了一個痴獃愚鈍的人，剛碰到一點難題，就心煩意亂，不能妥善應付，及時作處理。這些人也都是有志之士，無奈困於此糾結處，勞苦一生，耽擱一世，這都是錯誤的學術造成的，很是可憐啊。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功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功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始。正如學期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為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于起立移步之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