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是個什麼東西，先得解釋解釋。這是當年周天子東巡的時候蓋的接見諸侯的一處場所。現在齊宣王問出這話，潛台詞是：天下已經是諸侯各自為政了，周天子也不會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著了。有人可能會問：「那齊宣王留著自己用唄。」可是，按照規矩，這明堂還只能天子待著，別人不能用。所以，這麼一個干佔地方不能用的建築，是不是乾脆拆了算了？

這裏提到的明堂，據說到漢朝的時候遺址還在。這會兒齊宣王到底還是難下決心，因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著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來的一個社會藍圖，誰都覺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屬於過去。

孟子在這方面一貫的邏輯都很簡單：不管你什麼血統，不管你什麼門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謀朝篡位一統天下好了。這要放在大一統時代，可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思想啊！齊宣王一聽，大概有點兒動心，接著問：「仁政是怎麼回事，孟老師再給我講講。」

如果拋開權謀問題，單純一點兒來說，低稅收還存在著一個深層問題，那就是，低稅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層老百姓？——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財對政府上的稅倒是低了，可他們自己向佃農收的稅可不一定就跟著低了呀。現代經濟學就很注意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涉及被課稅的商品的需求彈性，我們現在雖然說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現代理論講的稅收的「轉嫁」和「歸宿」這兩個問題其實在古代社會就已經存ｈｔtps://rｅaｄ.９9ｃｓｗ.ｃｏm在了——政府想給一些人減稅，可這些人並沒有得到好處；政府想給一些人（或商品）加稅，可加的稅卻被轉嫁到別人頭上了。所以，當政府想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實行減稅政策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見得減稅就是好，加稅就是壞，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可孟子來了一句妙答：「這明堂是天下聖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話，就留著這東西算了。」

王莽土改的失敗並不影響井田制的光輝。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搞的，有人很不滿，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佔有那麼多土地而窮人很少有地可種，甚至淪為富人的農奴。但搞平均化得有個說法，所以呢，先王聖賢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覺得，井田制的意義不在於實行這種制度本身，更在於對社會畸形貧富差距的不滿和對公平的呼籲。后儒在這一點上還是有些響亮的聲音的。

我前邊講過儒家後學很多都流於「大而無當」，當時我沒舉例子，現在可以看看了，這位張載張橫渠，可不就是這樣一位嗎？

齊宣王問孟子：「人家都說讓我把明堂給拆了。你說我是拆呢，還是不拆？」

先不繼續翻譯，這裡有兩個問題要談。一個是「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產量的九分之一」，一個是仁政的稅收邏輯。

小說里的這一段把氣氛烘托得極好，所以盧雲這四句一出口，當真震撼人心——是啊，讓我們想想，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這四件事！當然，現在還有這樣高尚情操的讀書人很少了，讀書無非是為了學一門手藝，好謀個好差使。所以我們更會覺得盧雲了不起，覺得這四句話了不起。現在我告訴大家，這四句話不是盧雲說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說的，而是我現在講到的這位張載說的。這四句話，是張載最出名的名言，張九九藏書載不是也叫「橫渠先生」嗎？所以這四句話也被人稱做「橫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學生，我勸你一定要把這四句話背熟，等有人問你讀書是為了什麼，你把小胸脯一挺，「噹噹當」擺出這四句，擲地有聲，多牛！

孟子說：「咱們這時候還沒有『天方夜譚』這個詞呢！您聽我接著說。世上有四種人最可憐，您知道是哪四種人嗎？」

我們一般人的想法里，什麼樣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當然，這是指古代來說——是包青天陳州放糧，是康熙爺永不加賦，事實上，這種想法是比較片面的。

先說第一個。我這個翻譯其實很不準確，當時的實際情況，按照一般的說法，是井田制，簡單講就是把一塊地劃分成一個「井」字形，這是九個部分，中間那片地是公田，周圍八塊地是私田。私田的收穫歸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謂「九分之一」，其實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你種一塊地收穫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社會問題是越來越複雜的，孟子總是拿著古代那些相對單純的社會來比畫現實問題，這就經常會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但就稅率這個問題，《孟子》後文還有討論，孟老先生也並不堅持絕對的低稅率就是好的。

然後，又得說到「與時俱進」這個詞了，稅收額度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的，時刻調整在一個最合適的位置，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認為藏富於民的政策好，一味認為低稅率好過高稅率，一味認為「永不加賦」是所謂仁政的，這都不對。

孟子氣結，「不對，是鰥、寡、孤、獨，是這四種人。」

這個回答，首先是建議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卻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說，你齊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統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資格使用這個明堂。看，孟子這是挑唆齊宣王謀朝篡位呢。

如果我把稅率定高了，用這些錢做了很多公共設施建設，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後不會有水災了。這樣呢，肯定沒太多人念我的好，還會有不少人嫌我收稅高，是個貪官，至於沒有水災了，既然沒有了，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可如果我實行低稅收，大家一定都高興，我沒錢搞公共設施，那就不搞，等發洪水的時候胡亂張羅張羅，然後開倉放糧。這樣一來，我肯定就能得個清官的美名。

社會真是越來越複雜了，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怎麼通過借記卡來交電話費。

齊宣王張大著嘴，「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譚啊！」

齊宣王重重點頭，「這話說得可真好！」

看看，康熙要來個「永不加賦」，韋小寶趕緊吹捧他是「鳥生魚湯」。孟子是滿口「鳥生魚湯」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讓百姓有好日子過。從孟子上段話來看，以前的賦稅額還真是很低，關卡和市場還都不收稅，不像後來。

前面提過的方孝孺也是個井田發燒友，極力鼓吹推行井田制。關於這一點，無論時人還是後人都批評他食古不化。其實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實在太嚴重了，要解決這個問題，井田制至少是一項聽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當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沒真正實行起來。井田制在周代以後是不是真能恢復，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這個制度只屬於那個時候的古代社會，以後的社會，情況複雜多了，井田制確實搞不了了。

如果齊宣王問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連「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況是拆明堂。可畢竟兩百年過去，時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沒希望扶得起來了，就當沒這個人好了。孟子會怎麼回答呢？回答說「拆就拆吧，拿廢磚瓦還能蓋幾個公共廁所，也算造福大眾」？這不大像大儒說的話。以儒家的傳統來看，「不拆」似乎是個比較合理的回答。

孟子解釋說：「死了老伴兒的老頭兒，叫做鰥，死了老頭兒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沒爹叫做孤，老兩口兒沒娃叫做獨。周文王發布政策的時候總是先想到這四種人的利益。《詩經》上說：『富人的日子不錯啦，可憐可憐窮人吧。』」

提起張載這個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紹一下。看過《英雄志》的人應該都記得狀元盧雲，他還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山東老鄉。盧雲有個座右銘，全書之中反覆出現過好幾次。第一次出現是盧雲剛出場不久，那時候他還只是個窮書生，一點兒武功不會，因為性情耿直，被人欺負慘了。盧雲痛苦之極，自問讀書是為了什麼，他仰天高呼著這個問題的答案：

齊宣王挨個數手指頭，「地、富、反、壞、右，哦？怎麼是五種人，多了一種？」

「藏富於民」聽上去很先進，很合理，可問題是，政府的稅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設施該怎麼維持？就看看現在我們身處的城市，修橋鋪路都是很花錢的，這些錢主要都是從稅收里來。古代有人就指出過，政府某個時候把稅收提高一些，拿這些錢解決水利灌溉問題，解決防洪問題，那災民也就不會那麼多了，也省得總是開倉放糧了。

要放在現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塊發展旅遊的招牌。可齊宣王缺乏經濟頭腦，別人一說，他也覺得是這麼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還有個不好明說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標誌物給拆了，別在這兒礙眼。這齊國是我齊王最大！

但無論是張載還是方孝孺，他們對井田制的熱情無疑都來自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注，也來自孔孟的井田與平均主義理想。從這一點來說，他們確實繼承著先輩的遺志，但時代變了，這誰都沒有辦法。

宋朝大儒，關學創始人張載，人稱橫渠先生，就是這麼一個人。

「哦，」齊宣王點了點頭，「倒是聽說過，可這幾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先拋開貪污腐敗不談，就一個國家的財政稅收來說，不是稅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體恤民情，也不是稅收高了就意味著苛捐雜稅，這都是簡單化的理解，失之偏頗。古人也有這種偏頗，比如，古人很早就有過「藏富於民」的主張，認為政府別hｔｔpｓ://ｒｅａd•99ｃsw•ｃoｍ收太多的稅，錢在老百姓手裡攥著就挺好，等真有什麼軍國大事了，就讓大家一起出力。司馬光當年就是持這個看法的，在這一點上狠狠地攻擊王安石的變法。

終於熬到康熙爺，永不加賦，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評金庸說他把「俠」寫到頭了，康熙這個「永不加賦」就是最高的「俠」。

但是（無論什麼話就怕「但是」），歷史上，康熙雖然的確也說過這個「永不加賦」，可「我大清」卻沒能做到。不過，這隻能說明人家反悔了而已，並不能說明清朝皇帝們做得不對。因為，「永不加賦」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意味著與民為善的。

所以說，稅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個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讓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沒有足夠的錢去搞公共設施建設。當然，如果是高稅收來給皇帝自己窮奢極欲，這另當別論。

孟子說：「從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帶，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產量的九分之一，公務員都是世襲的，關卡和市場只做管理卻不收稅，湖泊不禁止打魚，一人犯罪不會株連家屬。」

該說第二個問題了。嗯，先引一段書。孟子總是引《詩經》，引《尚書》，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個經典，是金庸的《鹿鼎記》——

如果往複雜了說，這裏還有個權謀問題。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稅率的權力的話，我想讓老百姓對我感恩戴德，我會怎麼做？

張載就曾經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沒有那麼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覺得這東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鄉搞試點，搞幾處實驗田。這個想法還是不錯的，改革嘛，要摸著石頭過河，先找個地方試試水深水淺，等沒問題了再把經驗逐步推廣。但是，遺憾的是，張載的井田制試點終究沒搞起來。

在孟子這個時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壞掉了，其中經過過於複雜，而且枯燥無味，這裏就不講了。但值得一談的是，井田制在後世兩千年來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復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漢的王莽。其實仔細想一想，王莽這人雖然很招人罵，但他還真是很貼近孟子理想的一個君主，效仿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樂乎。王莽很有理想主義傾向，但他搞土改終究沒成功，又接二連三倒大霉，最後成了個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