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3.1通過對各大陸的面積和現代人口的比較，把上述因素變成數字。l萬年前在糧食生產出現前夕的各大陸人口的多少，我們無法知道，但想必就是表中的這個排列順序，因為今天生產最多糧食的許多地區，對1萬年前的狩獵採集族群來說，可能也是物產豐富的地區。人口的差異是引人注目的：歐亞大陸（包括北非在內）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6倍，差不多是非洲人口的8倍，澳大利亞人口的230倍。人口多意味著搞發明的人和互相競爭的社會也多。表13.1本身大大有助於說明歐亞大陸的槍炮和鋼鐵的由來。

有些發明是通過處理天然原料而直接產生的。這些發明在世界史上的不同地點和時間曾有過多次獨立的發展。有一個例子我們已經仔細考慮過了，這就是至少在9個地方獨立進行的對植物的馴化。另一個例子是陶器。陶器的產生可能來自對粘土這種十分普遍的天然材料在晒乾或受熱時的變化所作的觀察。陶器在大約14000年前出現於日本，不遲于大約1萬年前出現於新月沃地和中國，以後又出現於亞馬孫河地區、非洲的薩赫勒地帶、美國東南部和墨西哥。

有關反覆試驗的發展過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從原料產生火藥和汽油。可以燃燒的自然產物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如富含樹脂的圓木在營火中爆燃。到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人通過加熱天然瀝青提煉出大量的石油。古希臘人發現，石油和瀝青、樹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種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火焰炸彈和船隻來發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紀伊斯蘭教的鍊金術士為生產酒精和香水而發明的蒸餾技術，也使他們把石油蒸餾成餾分，其中有些證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強大的燃燒劑。用手榴彈、火箭和爆炸裝置來發射的這些燃燒劑，在伊斯蘭教最後打敗十字軍的戰爭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在這之前，中國人也已觀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一種特殊混合物的爆炸力特彆強，這種混合物就叫做火藥。公元1100年左右，伊斯蘭教的一篇化學論文介紹了火藥的7種配方，而公元1280年的一篇論文則提到了70多種適用於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種適用於火箭，另一種適用於大炮）。

最後，澳大利亞是最小的一個大陸。澳大利亞大部分地區雨量稀少，物產貧乏，因此，就其所能養活的人口來說，它實際上就顯然甚至更小。它也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加之，糧食生產也從來沒有在澳大利亞本地出現過。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便澳大利亞成為唯一的在現代仍然沒有金屬製品的大陸。

這些例子我們初聽起來會覺得希奇古怪，但它們卻很好地證明了技術史上地理條件和技術傳播的作用。如果沒有技術的傳播，得到的技術會更少，而丟失的現有技術會更多。

中國的發明創造也是引入注目地隨著時間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更富於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中國的一系列發明包括運河閘門、鑄鐵、深鑽技術、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藥、風箏、磁羅盤、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圓盤）、船尾舵和獨輪車。接著，中國就不再富於革新精神，其原因我們將在本書的後記中加以推斷。相反，我們倒是把西歐及其衍生的北美社會看作是領導現代世界的技術創新，但直到中世紀後期，西歐的技術仍然沒有舊大陸任何其他「文明」地區那樣先進。

技術傳播和使技術傳播成為可能的地理位置，這兩者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從其他方面看簡直難以理解的事實的充分證明，即有些社會竟然放棄了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我們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有用的技術一旦獲得，就必然會流傳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技術來取而代之。事實上，技術不但必須獲得，而且也必須予以保持，而這也取決於許多不可預測的因素京。任何社會都要經歷一些社會運動和社會時尚，此時一些沒有經濟價值的東西變得有價值起來，而一些有用的東西也變得暫時失去了價值。今天，當地球上幾乎所有社會相互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無法想象某種時尚會發展到使人們竟然拋棄一項重要的技術。一個暫時反對一項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的社會會繼續看到它在被毗連的社會所使用，而且也會有機會在這技術傳播時重新得到它（或者，如果不能做到達一點，那就會被毗連的社會所征服）。但這種時尚會在孤立的社會中歷久而不衰。

因此，輪子、標名牛仔褲和標準打字機鍵盤說明了同一個社會對所有發明不是同樣接受的不同原因。反過來說，對同一發明的接受力在同時代的社會中也是大不相同的。我們全都熟悉那個想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即第三世界農村社會不像西方化了的工業社會那樣容易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工業化的世界內，某些地區的接受能力要比另一些地區強得多。如果在整個大陸範圍內存在著這種差異，那麼它們也許能說明為什麼某些大陸的技術發展要快于其他大陸。例如，如果澳大利亞的所有土著社會由於某種原因一律抵制變革，那也許能說明為什麼當金屬工具在其他每一個大陸出現后它們仍然在使用石器。社會之間在接受能力方面的差異是怎樣產生的呢？

1908年7月3日，一些考古學家在克里特島上對菲斯托斯的古代彌諾斯文化時期的宮殿進行發掘，無意中發現了技術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物品之一。它乍看之下似乎貌不驚人，只是一個小小的、扁平的、沒有彩繪的圓盤，由粘土烘製而成，直徑為6.5英寸。再仔細觀察一下，就發現這個圓盤的每一面都布滿了文字，文字落在一條曲線上，而曲線則以順時鐘方向從圓盤邊緣呈螺旋形通向圓盤中央，一共有5圈。總共241個字母符號由刻出來的垂直線整齊地分成若干組，每組包含幾個不同的符號，可能就是這些符號構成了詞。作者必定仔細地設計和製作了這個圓盤，這樣就可以從圓盤的邊緣寫起，沿螺旋線寫滿全部可以利用的空間，然而在到達圓盤中央時空間正好夠用（見下團）。

另一方面，如果在人類神經生物學方面沒有任何此種差異可以說明各大陸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那麼用什麼來說明呢？另外一種觀點是以發明創造的英雄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進步似乎特別多地依靠少數十分稀有的天才如約翰內斯·谷登堡、詹姆士·瓦特、托馬斯·愛迪生和萊特兄弟。他們或是歐洲人，或是移居美國的歐洲人的後代。阿基米德和古代的其他一些稀有天才也是歐洲人。這樣的天才會不會也生在塔斯馬尼亞島或納米比亞呢？難道技術史僅僅決定於幾個發明家的出生地這些偶然因素嗎？

雖然這個關於標準打字機鍵盤的故事聽起來可能有點滑稽，但許多同樣的例子卻涉及重大得多的經濟後果。雖然晶體管是在美國發明和取得專利權的，但為什麼現在卻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體管化電子消費產品市場，以致破壞了美國與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因為就在美國的電子器件消費工業拚命生產真空管並且不願與自己的產品競爭的時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購買了西方電氣公司的特許權。為什麼英國的城市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和德國城市已經改用電燈為街道照明之後很久，仍在使用煤氣為街道照明？因為英國的一些市政府已對煤氣照明進行了大量投資，從而對競爭的電燈公司設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礙。

一旦發明了一種裝置，發明者就得為它找到應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後，消費者才會感到他們「需要」它。還有一些裝置本來是只為一個目的而發明出來的，最後卻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們的大多數用途。尋求使用的這些發明包括現代大多數重大的技術突破，從飛機和汽車到內燃機和電燈泡再到留聲機和晶體管，應有盡有。了解到這一點，也許會令人感到吃驚。因此，發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如果一些社會從發明某項新技術的社會採用了這項技術，這時技術傳播的情況可能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貿易（如1954年晶體管從美國傳播到日本）、間諜活動（公元552年家蠶從東南亞偷運進中東）、移民（1685年被從法國驅逐出去的20萬胡格諾派教徒把法國的玻璃和服裝製作技術傳播到整個歐洲）和戰爭。最後一個至關重要的例子，是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伊斯蘭世界。其所以可能，是由於公元751年阿拉伯軍隊在中亞的塔拉斯河戰役中打敗了中國軍隊，在戰俘中發現了一些造紙工匠，於是就把他們帶到了撒馬爾罕建立了造紙業。九_九_藏_書

一旦發明家發現了一項新技術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說服社會來採用它。僅僅有一種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裝置還不能保證人們會樂於接受。無數的此類技術要麼根本沒有被採用，要麼只是在長期的抵制之後才校採用。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有：1971年美國國會拒絕考慮為發展超音速運輸提供資金；全世界繼續拒絕一種高效打字機的鍵盤設計，以及英國長期不願採用電燈照明。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社會去接受發明呢？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棄槍支。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達日本，當時有兩個葡萄牙人攜帶火繩槍（原始的槍）乘坐一艘中國貨船抵達。日本人對這種新式武器印象很深，於是就開始在本地製造，從而大大地改進了槍支製造技術，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擁有更多更好的槍支。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糧食生產開始的時間、技術傳播的障礙和人口的多寡這3大因素的變化，是怎樣直接導致我們所看到的各大陸之間在技術發展方而的差異的。歐亞大陸（實際上也包括北非在內）是世界上最大的陸塊，包含有數量最多的互相競爭的社會。它也是擁有糧食生產開始最早的兩個中心的陸塊，這兩個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國。它的東西向的主軸線，使歐亞大陸一個地區採用的許多發明較快地傳播到歐亞大陸具有相同緯度和氣候的其他地區的社會。它的沿次軸線（南北軸線）的寬度，同美洲巴拿馬地塊的狹窄形成了對照。它沒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切斷的那種嚴重的生態障礙。因此，對技術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在歐亞大陸沒有在其他大陸那樣嚴重。由於所有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術的加速發展，在歐亞大陸開始得最早，從而導致了本地最大的技術積累。

由於奧托的發動機力量小、笨重和高達7英尺，所以它並不比馬匹更為可取。直到1885年，發動機的改進使戈特利布·戴姆勒得以在—輛自行車上安裝了一台發動機從而製造了第一輛摩托車；他一直等到1896年才製造了第一輛卡車。

其次的5個因素涉及社會的經濟和組織：（1）古典時期可以得到廉價的奴隸勞動，這一點大概妨礙了當時的發明創造，而現在的高工資或勞動力短缺，對尋求技術解決辦法起了刺|激作用。例如，移民政策的改變，可能會切斷加利福尼亞農場的廉價的墨西哥季節工的來源，但這種可能性鼓勵了在加利福尼亞去開發可以用機器收穫的番茄品種。（2）在現代的西方，保護髮明者的所有權的專利權和其他財產法獎勵發明，而在現代的中國，缺乏這種保護妨礙了發明。（3）現代工業社會提供了大量的技術培訓的機會，這一點中世紀的伊斯蘭教國家做到了，而現代的扎伊爾則沒有做到。（4）和古羅馬的經濟不同，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使投資技術開發有可能得到回報。（5）美國社會強烈的個人主義允許有成就的發明者為自己賺錢，而新幾內亞牢固的家族關係則確保了一個人一旦開始賺錢就要同十幾個指望搬來同吃同住的親戚一起分享。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於日本接受火器。這個國家有一個人數眾多的武士階層，對他們來說，刀是他們這個階層的象徵，也是藝術品（同時也是征服下層階級的工具）。日本的戰爭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間面對面的個人搏鬥，他們站在空地上，說幾句老一套的話，然後以能體面地進行戰鬥而自豪。如果碰上農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槍支乒乒乓乓亂放一氣，這種行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槍是外國的發明，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鄙視，就像1600年後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視一樣。由武士控制的政府開始只允許幾個城市生產槍支，然後又規定生產槍支需要獲得政府的特許，再後來把許可證只發給為政府生產的槍支，最後又減少了政府對槍支的定貨，直到日本又一次幾乎沒有實際可用的槍支。

對技術史家來說，這個菲斯托斯圓盤甚至更加令入困惑；它的年代估計為公元前1700年，這使它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文件。圓盤上的符號不像克里特島後來的A類線形文字和B類線形文字所有的文本那樣是用手刻寫的，而是用帶有凸起鉛字似的符號的印章在柔軟的粘土上壓印出來的（粘土隨後被烘乾硬化）。這位印工顯然有一套至少45個印章，一個印章印出圓盤上的一個符號。製作這些印章必然要花費大量的勞動，而它們肯定不是僅僅為了印這—個文件而被製造出來的。使用這些印章的人大概有許多東西要寫。有了這些印章，印章的主人就可以迅速得多、整齊得多地去進行複製，這是他或她在每一個地方寫出每一個文字的複雜符號所無法比擬的。

一個困難得多的發明的例子是文字。文字的發明不是通過對任何天然材料的觀察。我們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幾次是獨立發明出來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顯然只產生過一次。其他一些困難的發明包括水輪、轉磨、齒輪裝置、磁羅盤、風車和照相機暗箱，所有這些在舊大陸只發明過一次或兩次，而在新大陸則從未發明過。

影響接受新技術的最後一種考慮，是新技術的優點能夠很容易地看到。公元1340年，當火器還沒有到達歐洲大部分地區時，英格蘭的德比伯爵和索爾茲伯里伯爵碰巧遇上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戰役，阿拉伯人在戰鬥中對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這兩位伯爵對他們所看到的事印象深刻，於是把大炮引進英國軍隊，而英國軍隊熱情地採用了大炮，並於6年後在克勒西戰役中把它們用來對付法國士兵。

這些複雜的發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為它們的傳播速度要比在當地獨立發明的速度快。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輪子。得到證明的最早的輪子于公元前3400年左右出現在黑海附近，接著在幾個世紀內又在歐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出現。所有這些舊大陸的早期輪子都有一種獨特的設計：一個由3塊厚木板拼成的實心因盤，而不是一個帶有輻條的輪圈。相比之下，印第安社會的唯—一種輪子（畫在墨西哥的陶器上）則是用一塊木板做成的，由此可見，這是輪子的第二個獨立的發明——就像人們從新大陸與舊大陸文明相隔絕的其他證據可以預料到的那樣。

表現為武器和運輸工具的技術，提供了某些民族用來擴張自己領域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手段。這就使技術成了歷史最廣泛模式的主要成因。但是，為什麼是歐亞大陸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發明了火器、遠洋船隻和鋼鐵設備？這種差異擴大到了從印刷機到玻璃和蒸汽機的其他大多數技術進步。為什麼所有這些發明創造都是歐亞大陸人的？雖然世界上一些蘊藏最豐富的銅礦和鐵礦分別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但為什麼所有新幾內亞人和懊大利亞土著在公元1800年還在使用幾千年前就已在歐亞大陸、非洲大部分地區被拋棄了的那種石器？所有這些事實說明，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外行人想當然地認為，歐亞大陸人在創造性和智力方面要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籌。

發明家們常常不得不在沒有公眾需求的情況下長期堅持他們的修修補補的工作，因為他們的早期樣機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場。最早的照相機、打字機和電視機同奧托的7英尺高的內燃發動機一樣使人不敢領教。這就使發明者難以預知他們發明的可怕的原型最終是否可以得到使用，從而是否應該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費用來對它進行開發。美國每年要頒發大約7萬份專利證書，但只有少數專利最後達到商業性生產階段。有一項大發明最終得到使用，就會有不計其數的其他發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發明當初本來是為了滿足特定的需要而設計的，後來可能在滿足意外需要方而證明是更有價值的。雖然詹姆士。瓦特設計他的蒸汽機是為了從煤礦里抽水，但它很快就為棉紡廠提供動力。

對所有有足夠文件證明的現代發明都可以講出類似的發展史。習慣上認為有發明才能的英雄仿效以前的一些發明者，而這些發明者也具有同樣的目標，並已作出了一些設計、造出了一些工作樣機或（就像紐科曼的蒸汽機—樣）可以成功地投入商業使用的樣機。愛迪生的1879年10月21日夜間著名的白熾燈泡的「發明」，只是對從1841年到1878年的其他發明者獲得專利權的其他許多白熾燈泡的改進。同樣，在萊特兄弟的載人飛機之前已有了奧托·利林塔爾的載人無動力滑翔機和塞繆爾·蘭利的不載人動力飛機；在塞繆爾·莫爾斯的電報機之前已有了約瑟夫·亨利、威廉·庫克和查爾斯·惠斯通的電報機；而伊萊·惠特尼的短絨（內陸）棉軋棉機不過是幾千年來長絨（海島）棉軋棉機的應用範圍的擴大罷了。所有這些並不是要否認瓦特、愛迪生、萊特兄弟、莫爾斯和惠特尼作出了巨大的改進，因而增加了或開創了商業成功的機會。如果沒有那位公認的發明者的貢獻，發明物最後採用的形https://read.99csw.com式可能已有所不同了。但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某些天才發明家不是在某個時候出生在某個地方，世界史的廣泛模式會不會因此而產生重大的變化。答案很清楚：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人。所有公認的著名發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領的前人和後人，而且他們是在社會有可能使用他們的成果的時候對原來的發明作出改進的。我們將會看到，對用於菲斯托斯圓盤的印章作出改進的那位英雄的悲劇在於，他或她發明了當時社會不能予以大規模利用的東西。

在所有這6個方面，若要把具有巨大作用的技術結合成一個印刷系統，菲斯托斯圓盤製作者能夠得到的機會要比谷登堡少得多。這個圓盤的書寫材料是粘土，其體積和重量都比紙大得多。公元前1700年的克里特島在冶金技術、油墨和印刷機方面比公元1455年的德國都要原始，因此菲斯托斯圓盤必須用手來壓印，而不是用裝在金屆框子里的澆鑄活字加上油墨來印刷。圓盤上的文字是一種音節文字，比谷登堡使用的羅馬字母符號更多，結構也更複雜。結果，菲斯托斯圓盤的壓印技術比谷登堡的印刷機笨拙得多，比手寫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所有這些技術上的缺點外，在印製菲斯托斯圓盤的那個時候，掌握書寫知識的只有少數幾個宮廷和寺廟抄寫員。因此，對圓盤製作者的精美產品幾乎沒有什麼需求，對投資製作所需要的幾十個手壓印摸也幾乎沒有什麼吸引力。相比之下，中世紀歐洲潛在的印刷品暢銷市場則誘使許多投資者把錢借給谷登堡。

在這漫長的加速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挑出兩次意義特別重大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10萬年到5萬年前，其所以能夠發生，大概是由於我們身體的遺傳變化，即人體的現代解剖學進化使現代語言或現代大腦功能或兩者成為可能。這次飛躍產生了骨器、專用石器和複合工具。第二次飛躍來自我們選定的定居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發生的時間不同，在有些地區早在13000年前就發生了，在另一些地區即使在今天也還沒有發生。就大多數情況而言，選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們採納糧食生產聯繫在一起的，因為糧食生產要求我們留在我們的作物、果園和剩餘糧食儲備的近旁。

日本拒絕槍支和中國拋棄遠洋船隻（以及拋棄機械鍾和水力驅動紡紗機），是歷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會技術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術倒退的事情，在史前期也發生過。極端的例子世界技術最簡陋的社會（第十五章）。澳大利亞土著可能採用過弓箭，後來又放棄了。托里斯海峽諸島的島民放棄了獨木舟，而加瓦島的島民在放棄了獨木舟后又重新採用。陶器在整個波利尼西亞都被放棄了。大多數波利尼西亞人和許多美拉尼西亞人在戰爭中放棄使用弓箭。極地因紐特人失去了弓箭和單人划子，而多塞特因紐特人則失去了弓箭、弓鑽和狗。

相當多的發明部符合需要乃發明之母這個常識性的觀點。1942年，當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在進行時，美國政府制定了曼哈頓計劃，其顯而易見的目的就是搶在納粹之前發明出為製造原子彈所需要的技術。3年後，這個計劃成功了，共花去20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00多億美元）。其他的例子有，1794年伊萊·惠持尼發明了軋棉機，來代替把美國南部種植的棉花的棉絨剝離下來的繁重的手工勞動，還有1769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來解決從英國煤礦里抽水的問題。

一個用途廣泛的發明在一個社會出現后，接著它便往往以兩種方式向外傳播。一種方式是：其他社會看到或聽說了這個發明，覺得可以接受，於是便採用了。另一種方式是：沒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發現與擁有這種發明的社會相比自己處於劣勢，如果這種劣勢大到一定程度，它們就會被征服並被取而代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火槍在紐西蘭毛利人部落之間的傳播。其中有一個叫恩加普希的部落於1818年左右從歐洲商人那裡得到了火槍。在其後的15年中，紐西蘭被所謂的火槍戰爭搞得天翻地覆，沒有火槍的部落要麼也去弄到火槍，要麼被已經用火槍武裝起來的部落所征服。結果，到1833年火槍技術傳遍了整個紐西蘭；所有倖存的毛利人部落這時都已有了火槍。

但是，所有這類說法都是以純粹的猜測為基礎的。對兩個大陸中每一個大陸上具有相同社會經濟條件的許多社會，還不曾有人進行過研究，以證明這兩個大陸民族之間的全面的意識形態差異。人們通常使用的都是循環論證：由於存在技術上的差異，因此可以推斷出相應的意識形態上的差異。

第二個考慮是社會價值和聲望，這種考慮可以不顧經濟利益（或沒有經濟利益）。今天干百萬人去買標名牛仔褲，而這種牛仔褲的價格是同樣耐穿的普通牛仔褲的兩倍——因為標名商標的社會聲望的價值超過了額外的花費。同樣，日本繼續使用它的麻煩得嚇死人的漢字書寫系統，而不願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率高的假名音節文字——因為與漢字體系連在一起的社會聲望實在太大了。

因此，認為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富於創新精神，有些大陸的社會總是趨於保守，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大陸上都有富於創新精神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此外，在同一個地區內，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遲早會產生波動。

例如，當歐洲人於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到達新幾內亞東部高原地區時，他們「發現了」幾十個過去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石器時代的部落，其中欽布部落在採用西方技術方面特別積極。當欽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種植咖啡，他們也開始把咖啡當作經濟作物來種植。1964年，我遇見了一個50歲的欽布男子，他不識字，穿著傳統的草裙。雖然他出生在一個仍然使用石器的社會，但卻靠種咖啡發了財。他用賺來的10萬美元現款買下了一個鋸木廠，還買下了一隊卡車，用來把他的咖啡和木材運往市場。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8年之久的一個相鄰的高原民族——達里比族，就特別保守，對新技術毫無興趣。當第一架直升機在達里比人的地區降落時，他們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後回去繼續於他們的活；如果是欽布人，他們就會為租用它來討價還價。結果，欽布人現在正遷入達里比人的地區，把他們的土地接收過去改為種植園，並把達里比入變成為他們幹活的勞工。

我們討論的起始點是「需要乃發明之母」這個格言所表達的普遍觀點。就是說，發明的出現可能是由於社會有一種未得到滿足的需要：人們普遍承認，某種技術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發明家的人為金錢和名譽的前景所驅使，察覺到了這種需要，並努力去予以滿足。某個發明家最後想出了一個比現有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技術高明的解決辦法。如果這個解決辦法符合社會的價值觀，與其他技術也能協調，社會就會予以採納。

古人能夠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如石頭、木頭、骨頭、獸皮、纖維、粘土、沙子、灰岩和礦物，各種各樣，數量眾多。人們根據這些材料逐步學會了把某些種類的石頭、木頭和骨頭製成工具；把某些粘土製成陶器和磚；把沙子、灰岩和其他「污物」混合在一起製成玻璃；對現有的純粹的軟金屬如銅和金進行加工，後來又從礦石里提鍊金屬，最後又對硬金屬如青銅和鐵進行加工。

所有這10個假設似乎都說得通。但其中沒有一個與地理有任何必然的聯繫。如果專利權、資本主義和某些宗教真的對技術起了促進作用，那麼又是什麼決定了這些因素在中世紀后的歐洲出現，而不是在同時代的中國或印度出現？

技術史家們已經提出了一長串至少14個說明性因素。一個因索是預期壽命變長了，這在原則上應能使未來的發明家不僅有耐心和有把握去制訂長期的、延期得益的開發計劃，而且也使他們可以有多年時間去積累技術知識。因此，現代醫藥帶來的大大延長了的期望壽命，可能加快了近來發明速度的步伐。

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因素，是與現有效術相比較的相對經濟利益。雖然輪子在現代工業社會裡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會裡情況就並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發明了帶車軸和車輪的車子，但那是當玩具用的，而不是用於運輸。這在我們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直到我們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沒有可以套上他們的帶輪子的車子的牲口，因此這種車子並不比搬運工有任何優勢。

1905年，機動車仍是有錢人的昂貴而不可靠的玩物。公眾對馬匹和鐵路的滿意程度始終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方認定它的確需要卡車。戰後卡車製造商和軍隊進行了大量遊說，使公眾相信他們對機動車輛的需要，從而使卡車得以在工業化國家開始取代馬車。甚至在美國的最大城市裡，這種改變也花了50年時間。

到目前為止，我所舉的這些例子都來自現代技術，因為現代技術發展史是眾所周知的。我的兩個主要結論是：技術的發展是長期積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為；技術在發明出來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發明出來去滿足某種預見到的需要。如果把這兩個結論用於沒有文件證明的古代技術發展史，那就更加有說服力得九_九_藏_書多。當冰期的狩獵採集族群注意到他們的爐膛里焚燒過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殘留物時，他們不可能預見到這種長期的偶然積累起來的發現會導致最早的羅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這種積累過程則是從最早的表項有半透明薄塗層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獨立的類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陸塊，但比美洲小得多。在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中，到歐亞大陸比到美洲容易多了，但撒哈拉沙漠卻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生態障礙，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同歐亞大陸和北非隔開。非洲的南北軸線造成了歐亞大陸與非洲撤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之間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本身內部技術傳播的又一障礙。作為後一障礙的例子，陶器和煉鐵術出現在或到達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薩赫勒地帶（赤道以北），至少同它們到達西歐一樣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元年才到達非洲的南端，而冶金術在從歐洲由海路到達非洲南端時，還不曾由陸路傳播到那裡。

社會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們接受來自其他社會的技術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土著，他們生活在一個距離澳大利亞100英里的島上，沒有任何遠洋水運工具，而澳大利亞本身就是一個最孤立的大陸。在過去1萬年中，培斯馬尼亞人同其他社會沒有任何接觸，除了他們自己的發明外，他們沒有得到過任何技術。澳大利亞人和新幾內亞人由於有印度尼西亞島群把他們同亞洲大陸隔開，所以只能從亞洲得到一點零星的發明。在發明的傳播中最容易接受發明的社會是大陸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會。在這些社會中技術發展最快，因為它們不但積累了自己的發明，而且也積累了其他社會的發明。例如，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於位居歐亞大陸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明，又承襲了希臘的學術。

對於那些已知最早的表面半透明薄塗層本身是怎麼搞出來的，我們則一無所知。不過，通過觀察今天在技術上「原始的」族群，如我與之一起工作的那些新幾內亞人，我們可以推知史前的發明方法。我已經提起過他們認識幾百種當地的植物和動物，知道每一種是否可以食用、它的藥用價值和其他用途。新幾內亞人同樣還把他們周圍的幾十種石頭講給我聽，告訴我每一種的硬度、顏色、在遭到敲打或削鑿時的情況以及各種用途。所有這方面的知識都是通過觀察和反覆試驗而獲得的。每當我帶領新幾內亞人到遠離他們家鄉的地方工作時，我都看到了這種「發明」過程在進行。他們不斷地在森林里撿起一些不熬悉的東西，拿在手中擺弄，偶爾發現有用就帶回家去。當我放棄了營地，當地人跑來在丟棄物中尋找有用的東西時，我看到了同樣的過程。他們把玩我丟棄的東西，設法弄清楚它們在新幾內亞社會裡是否有用。丟棄的馬口鐵耀的用途是容易確定的：它們最後被當作容器重新使用。其他東西則經過試驗，用於完全不同於當初製造時的目的。把那支黃色的2號鉛筆插|進穿孔的耳垂和鼻隔做裝飾品，看上去會不會很漂亮？那塊碎玻璃是否很鋒利，很結實，可以當刀來使用？我發現了！

細想起來，如果一個社會的創新精神決定於許多獨立的因素，那麼這些結論就完全是人們可能期望的結論。如果對所有這些因素沒有詳盡的了解，創新精神就成了不可預測的東西。因此，一些社會科學家在繼續爭論：為什麼在伊斯蘭世界、中國和歐洲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會發生變化？為什麼欽布人、伊傅人和納瓦霍人比他們的鄰居更容易接受新事物？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是什麼？然而，對研究廣泛的歷史模式的人來說，這些情況的具體原因是什麼。這並不重要。影響創新精神的各種各樣的因素，反而使歷史學家的任務變得更加容易起來，他只要把社會之間在創新精神方面的差異轉換為基本上一種隨機變數就行了。這就是說，在任何特定時間里的一個相當大的區域內（如整個大陸），總會有一定數量的社會可能是富於創新精神的。

我們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化的傳播可能是通過詳盡的「藍圖」，也可能是通過刺|激重新發明細節的模糊思想。雖然第十二章說明的是傳播文字的辦法，但這些辦法對傳播技術也同樣適用。上一段舉的是藍圖複製的例子，而中國的瓷器製造技術傳往歐洲則是一個長期傳播的例子。瓷器是一種紋理細密的半透明陶器，于公元7世紀左右在中國發明。當瓷器於14世紀開始經絲綢之路到達歐洲時（當時還不知道它的製造方法），人們對它讚賞不已，併為仿製它進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嘗試。直到1707年，德國的鍊金術士約翰·伯特格爾在用許多製作方法和把各種礦物同粘土混合起來進行了長期的試驗之後，才偶然發現了解決辦法，從而建立了如今名聞遐邇的邁森瓷器工廠。後來在法國和英格蘭進行的或多或少獨立的試驗，產生了塞夫勒陶瓷、韋奇伍德陶器和斯波德陶器。因此，歐洲的陶瓷工匠必須為他們自己對中國的製作方法進行再創造，但他們這樣做是由於在他們的面前有那些完美無暇的產品作為榜樣從而刺|激了他們的創作慾望。

另外4個想得到的解釋是意識形態方面的，不是經濟或組織方面的：（1）為創新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險行為，在某些社會裡比在另一些社會裡普遍。（2）科學觀點是文藝復興后歐洲社會的獨有特色，對於歐洲社會現代技術的卓越地位來說，這種特色確是功不可沒。（3）對各種觀點和異端觀點的寬容促進了創新，而濃厚的傳統觀點（如中國強調中國古代的經典）則扼殺了創新。（4）宗教在其與技術創新的關係上差異很大：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據說與技術創新特別能夠相容，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婆羅門教的某些教派可能與技術創新特別不能相容。

機動車是另一個在今天看來用途似乎顯而易見的發明。然而，它不是為滿足任何需求而發明出來的。當尼古勞斯·奧托於1866年造出了他的第一台4衝程氣化器式發動機時，馬在滿足人們陸上運輸需要方面已經有了將近6000年的歷史，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又日益得到蒸汽動力鐵路的補充。在獲得馬匹方面不存在任何危機，人們對於鐵路也沒有任何不滿。

自我催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技術和新材料通過重新結合可以產生更新的技術。例如，為什麼印刷術的迅速傳播發生在公元1455年穀登堡印刷了他的《聖經》之後的中世紀歐洲，而不是發生在公元前1700年那位無名的壓印工印製了菲斯托斯圓盤之後？一部分原因是中世紀歐洲的印工能夠把6項新技術結合起來，而這些新技術的大部分是非斯托斯圓盤的製作者無法得到的。在這些技術進步——紙、活字、冶金術、印刷機、油墨和文字中，紙和關於活字的思想是從中國傳到歐洲的。谷登堡發明的用金屬模子鑄字的辦法克服了字體大小不一這種致命的問題，而他的辦法又決定於冶金術的許多發展成果：用以衝壓字母的鋼、做字模用的黃銅或青銅合金（後來用鋼代替）、做鑄模用的鉛和做活字用的錫鋅鉛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機來自榨酒和橄欖油的螺旋壓床，而他的油墨則是在現有的墨水中加油改進而成。中世紀歐洲從3000年的字母發展中繼承的字母文字適合於用活字印刷，因為只需澆鑄幾十個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國文字那樣需用幾千個語言符號。

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傳統上被看作是兩個不同的大陸，但它們連接在一起已有幾百萬年之久，它們提出了同樣的歷史問題，因此可以把它們故在一起來考慮，以便和歐亞大陸相比較。美洲構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陸塊，但比歐亞大陸小得多。不過，它們在地理和生態上卻支離破碎：巴拿馬地塊寬不過40英里，等於在地理上把美洲腰斬了，就像這個地峽上的達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態上所做的那樣。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類的先進社會向北美洲的社會分隔開了，而巴拿馬地峽則把中美洲的先進社會同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亞馬孫河地區的社會分隔開了。此外，美洲的主軸線是南北走向，從而使大部分的技術傳播不得不逆緯度（和氣候）的梯度而行，而不是在同一緯度內發生。例如，輪子是在中美洲發明的，而美洲駝是不遲于公元前3000年在安第斯山脈中部馴化的，但過了5000年，美洲的這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輪子仍然沒有碰頭，雖然中美洲馬雅社會同印加帝國北部邊界之間的距離（1200英里）比同樣有輪子和馬匹的法國同中國之間6000英里的距離要短得多。在我看來，這些因家足以說明美洲在技術上落後于歐亞大陸這個事實。

就本書所討論的問題而言，這一長串問題中的主要問題是：影響技術創新的這些因素在大陸與大陸之間是否存在著全面的差異，因而導致了各大陸在技術發展方面的差異。大多數外行人和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有的是明確表示，有的是心照不宣。例如，人們普遍https://read.99csw.com認為，澳大利亞土著作為一個群體，在意識形態方面只有導致他們技術落後的共同特點：他們過去（或現在）大概都是保守的，生活在一種想象中的創造世界的黃金時代，而不去注意改善現在的實際方法。一位研究非洲的主要歷史學家則把非洲人說成是性格內向，缺乏歐洲人的那種擴張慾望。

同樣，在據稱保守的澳大利亞土著中，既有接受能力強的社會，也有保守的社會。一個極端是塔斯馬尼亞人，他們仍舊在使用石器，而這種工具在幾萬年前的歐洲即已為別的工具所代替，就是在澳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也已不再使用。另一極端是澳大利亞東南部的一些以捕魚為生的土著群體，他們發明了管理魚群的複雜技術，包括修建溝渠、魚梁和漁柵。

不同符號的數目（45個）表明這是一種音節文字，而個是字母文字，但它仍沒有得到解釋，而且符號的形式也不同於其他任何已知的書寫系統的符號形式。在它發現后的89年中，這種奇怪文字連零星碎片也沒有再出現過。因此，它究竟是代表了克里持島的一種本地文寧，還是從外地進入克里持島的舶來移民，這仍然不得而知。

由於技術能產生更多的技術，一項發明的傳播的重要性可能會超過原來這項發明的重要性。技術史為所謂自我催化過程提供了例證：就是說，由於這過程對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種與時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爆炸給我們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紀的技術爆炸與青銅時代相比，同樣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銅時代的技術發展又使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技術發展相形見拙。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大陸上，各社會之間在發展和接受新事物方而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個社會內，在時間上也會有所不同。現在，中東的伊斯蘭社會相對而言比較保守，並不居於技術的最前列。但同一地區的中世紀伊斯蘭教社會在技術上卻是先進的，是能夠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識字率比同時代的歐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臘文明的遺產，以致許多古典的希臘書籍只是通過阿拉伯文的譯本才為我們所知；它發明了或精心製作了風車、用潮水推動的碾磨、三角學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術、機械工程、化學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步；它採用了中國的紙和火藥，又把它們傳到歐洲。在中世紀，技術絕大多數是從伊斯蘭世界流向歐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樣從歐洲流向伊斯蘭世界。只是在公元1500年左右以後，技術的最終流向才開始逆轉。

創新實際上來自何方？除了過去的幾個完全與世隔絕的社會外，對所有社會來說，許多或大多數技術都不是當地發明的，而是從其他社會借來的。當地發明與借用技術的相對重要性，主要決定於兩個因素：發明某個技術的容易程度以及某個社會與其他社會的接近程度。

菲斯托斯圓盤開人類下一步印刷業之先河。因為印刷也同樣使用字模或印板，但卻是直接沾墨水印在紙上，而不是不沾墨水印在粘土上。然而，這些接下去的嘗試直到2500年後才在中國出現，在3100年後在中世紀的歐洲出現。圓盤的這種早熟的技術，為什麼沒有在古代地中海的克里特島或其他地方得到廣泛的採用？為什麼它的印刷方法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克里特島發明出來，而不是在其他某個時間在美索不達米亞、墨西哥或其他任何一個古代文字中心發明出來？為什麼接著又花了幾千年時間才又加上用墨水和壓印機這個主意從而得到了印刷機？這個圓盤就是這樣地成了對歷史學家的咄咄逼人的挑戰。如果發明創造都像這個圓盤似乎表明的那樣獨特而難以捉摸，那麼想要對技術史進行綜合的努力可能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定居生活對技術史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這種生活使人們能夠積累不便攜帶的財產。四處流浪的狩獵採集族群只能擁有可以攜帶的技術。如果你經常遷移而且又沒有車輛或役畜，那麼你的財產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於攜帶的小件必需品。你在變換營地時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機之類的累贅。這種實際困難或許可以說明何以有些技術出現得驚人地早，接著停了很長時間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得到證明的最早的陶瓷藝術品是27000年前在現代捷克斯洛伐克地區用粘土燒制的人像，在時間上大大早於已知最早的用粘土燒制的容器（在14000年前的日本發現）。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區在同一時間還出現了關於編織的跡象，但直到大約13000年前才出現了已知最早的籃子和大約9000年前出現了己知最早的布，這時最早編織的出現才得到了證明。儘管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已邁出了這幾步，但在人們定居下來從而免去攜帶罈罈罐罐和織機的麻煩之前，無論是制陶還是編織都不會產生。

讓我們首先比較一下在同一個社會內對不同發明的接受能力。結果，至少有4個因素影響著對發明的接受。

另一個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本書同你讀過的大概每一份別的列印文件一樣，都是用標推打字機鍵盤列印出來的，這種鍵盤是因其上排最左面的6個字母而得名的。雖然現在聽起來令人難以置信，打字機鍵盤的這種安排是在1873年作為一種反工程業績而設計出來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儘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對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鍵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邊（用慣右手的人必須用他們不習慣的左手）。這些似乎產生相反效果的特點的真實原因是：如果在1873年發明的這種打字機上連續快速敲擊相鄰的鍵，會使這些鏈互相卡在一起，所以製造打字機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當打字機的改進解決卡鍵這個問題后，1932年對為提高效率而設計的鍵盤進行的試驗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們的打字速度，把我們打字所花的氣力減少95％。但到這時，標準打字機鍵盤的干百萬個打字員、教打字的人、打字機和電腦推銷員以及打字機生產廠商的既得利益，仍多年來壓制了提高打字機鍵盤效率的所有行動。

關於社會在接受新技術方面為什麼會存在差異，上面的討論並未窮盡為解釋這個問題而提出來的各種原因。更糟的是，所有這些大致準確的解釋都沒有考慮這些解釋背後的終極因素。這看起來也許就好像我們想要了解歷史進程的嘗試遭到了一次令人灰心喪氣的挫折，因為技術毫無疑問一直是歷史的最強大的推動力之一。然而，現在我要說，影響技術創新的獨立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而這一點實際上使了解歷史的廣泛模式變得不是更困難，而是更容易了。

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例子，使我們誤以為其他的重大發明也是為了滿足覺察到的需要。事實上，許多發明或大多數發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驅使的人或喜歡動手修修補補的人搞出來的，當初並不存在對他們所想到的產品的任何需要。

人類技術的發展是從不遲於250萬年前使用的最早石器到1996年的激光印刷機，這種印刷機取代了我的業已過時的1992年的激光印刷機，並被用來印刷本書的手搞。開始時發展的速度慢得覺察不出來，幾十萬年過去了，我們的石器看不出有任何變化，用其他材料製造的物品也沒有留下任何證據。今天，技術的發展非常迅速，報紙上天天都有報道。

各大陸之間在面積、人口、技術傳播的難易程度和糧食生產的開始時間等方面存在著差異，而這些差異又對技術的出現產生了種種影響，但所合這些影響都被誇大了，因為技術可以催化自身。歐亞大陸在開始時的巨大優勢因此就變成了自1492年起的巨大的領先優勢——其原因是歐亞大陸獨特的地理條件，而不是那裡的人特別聰明。我所認識的那些新幾內亞人中就有潛在的愛迪生。不過，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用於解決適合自己情況的技術問題：不靠任何進口物品而在九九藏書新幾內亞叢林中生存的問題，而不是發明留聲機的問題。

至少，這10個因素影響技術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餘4個擬議中的因素——戰爭、集中統一的政府、氣候和豐富的資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時候它們促進技術，有時候它們抑制技術。（1）在整個歷史上，戰爭常常是促進技術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飛機和卡車的巨額投資，開創了整個新的技術領城。但戰爭也能給技術發展帶來破壞性極大的挫折。（2）強有力的集中統一的政府在19世紀後期的德國和日本對技術起了推動作用，而在公元1500年後的中國則對技術起了抑制作用。（3）許多北歐人認為，在氣候條件嚴峻的地方，技術能夠繁榮發展，因為在那裡沒有技術就不能生存；而在溫和的氣候下，技術則會枯萎凋零，因為那裡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會從樹上掉下來。一種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有利的環境使人們用不著為生存進行不懈的鬥爭，而可以一門心思地去從事創新活動。（4）人們也一直在爭論，促進技術發展的究竟是環境資源的豐富還是環境資源的短缺。豐富的資源可以促進利用這些資想的發明的發展，例如在有許多河流的多雨的北歐地區的水磨技術——但為什麼水磨技術卻沒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幾內亞更迅速地發展起來？有人認為英國森林遭到破壞是它很早就在採煤技術方面領先的原因，但為什麼在中國濫伐森林卻沒有產生同樣的結果呢？

至於中世紀以後的石油蒸餾，19世紀的化學家們發現中間餾分油可以用作油燈的燃料。這些化學家把最易揮發的餾分（汽油）當作一種沒有用的廢品而予以拋棄——直到後來發現那是內燃機的一種理想的燃料。今天還有誰記得汽油這種現代文明的燃料當初曾是又一個尋求使用的發明呢？

最後，一個大陸上的每一個社會都體現了發展技術和採用技術的進一步機會，因為各個社會在創新精神方面由於許多不同的原因而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技術發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眾多、有許多潛在的發明家和許多互相競爭的社會的廣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區。

因此，被用作我們討論的起始點的關於發明的常識性觀點把發明的通常作用和需要弄顛倒了。它也誇大了諸如瓦特和愛迪生之類稀有天才的重要性。所謂「發明的英雄理論」之所以得到專利法的鼓勵，是因為申請一項專利必須證明所提交的發明具有新意。發明者出於財政的動機而貶低或忽視前人的成果。從專利法律師觀點看，最佳的發明就是全無先例的發明，就像雅典娜整個地從宙斯的前額跳出來一樣。

糧食生產使定居生活因而也使財產積累成為可能。不僅如此，由於另一個原因，糧食生產還在技術史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在人類進化中第一次使發展經濟專業化社會成為可能，這種社會是由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養活的不從事糧食生產的專門人員組成的。但我們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已經看到，糧食生產在不同的時間出現在不同的大陸。另外，我們在本章中也已看到，本地技術的發生和保持，不但要依靠本地的發明，而且也要依靠來自其他地方的技術傳播。這個因素往往使技術在沒有可能影響其傳播的地理和生態障礙的大陸上發展得最快，而這種傳播可能發生在這個大陸的內部，也可能發生在其他大陸。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托馬斯·愛迪生的留聲機的發明史。留聲機是現代最偉大的發明家的最具獨創性的發明。愛迪生於1877年創造出了他的第一架留聲機時，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發明可以有10種用途。它們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遺言，錄下書的內容讓盲人來聽，為時鐘報時以及教授拼寫。音樂複製在他列舉的用途中並不佔有很高的優先地位。幾年後，愛邊生對他的助手說，他的發明沒有任何商業價值。又過了不到幾年，他改變了主怠，做起銷售留聲機的生意來——但作為辦公室口述記錄機使用。當其他一些企業家把留聲改裝成播放流行音樂的投幣自動唱機時，愛迪生反對這種糟蹋他的發明的做法，因為那顯然貶低了他的發明在辦公室里的正經用途。只是在過了大約20年之後，愛迪生才勉勉強強地承認他的留聲機的主要用途是錄放音樂。

沒有人認為，人類史在經過了沒有輪子的700萬年之後，不意在舊大陸的許多獨立地點，于相隔不到幾百年的時間內，竟多次出現了舊大陸的那種獨特設計的輪子。實際上，想必是這種輪子的功用使它在舊大陸從唯一的發明地由東向西迅速傳播。舊大陸在古代還有其他一些複雜的技術從一個西亞發源地由東向西傳播的例子，其中包括門鎖、滑輪、轉磨、風車，還有字母。新大陸的技術傳播的例子是冶金術，它是從安第斯山脈地區經巴拿馬傳到中美洲的。

技術往往會催化自身的一個原因是：技術的進步決定於在這之前對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的掌握。例如，石器時代的農民不會直接開始煉鐵和對鐵進行加工，因為那必須有高溫的煉鐵爐才行。鐵礦冶金術是人類幾千年經驗的結晶，人類開始時只是利用天然顯露的軟質純金屬（銅和金），在不需加熱的情況下把它們捶打成形。它也是一些簡單爐窯幾千年發展的結果，這些爐窯用來燒制陶器，後來又被用來提鍊鋼礦和熔煉銅合金（青銅），因為做這些事不需要煉鐵那樣的高溫。在新月沃地和中國，只是在有了大約2000年的青銅冶鍊的經驗之後，鐵器才變得普遍起來。當歐洲人的到來縮短了新大陸的獨立發展軌跡時，新大陸社會剛剛開始製造青銅器，還不曾開始製造鐵器。

其他每一個大陸都有這種情況，某些土著社會證明有很強的接受力，它們有選擇地採納外來的生活方式和技術，並成功地使之融入自己的社會。在奈及利亞，伊博族同新幾內亞的欽布族一樣，成了當地富於進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國人數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是納瓦霍族，在歐洲人來到時，他們不過是幾百個部落中的一個。但納瓦霍人的適應能力特彆強，並能有選擇地對待新事物。他們把西方的染料和自己的紡織結合起來，他們做銀匠和農場工人，現在雖然仍住在傳統的住宅里，但已學會了開卡車。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創造性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性問題。有些社會無可救藥地保守、內向、敵視變革。許多西方人都會有這種印象，他們本來想要幫助第三世界人民，最後卻落得灰心喪氣。第三世界的人作為個人似乎絕對聰明；問題似乎在他們的社會。否則又怎樣來解釋澳大利亞東北部的土著為什麼沒有採用弓箭？而他們見過與他們進行貿易的托雷斯海峽的島上居民在使用弓箭。也許整個大陸的所有社會都不接受新事物，並由此說明那裡的技術發展速度緩慢？在本章中，我們最終將要涉及本書的一個中心問題：為什麼在不同的大陸上技術以不同的速度演進的問題。

自出土以來，這個圓盤一直成為文字史家的一個不解之謎。

實際上，即使對那些最著名的而且顯然具有決定意義的現代發明來說，就是「某人發明某物」這種不加掩飾的說法背後有著被忽視了的先例的影子。例如，我們經常聽到人們說，「詹姆斯·瓦特於1769年發明了蒸汽機」，據說他是由於看到蒸汽從水壺嘴冒出來而受到了啟發。這個故事實在太妙了，但可惜的是，瓦特打算製造自己的蒸汽機的想法，實際上是在他修理托馬斯·紐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機時產生的。』這種蒸汽機紐科曼在57年前就已發明出來了，到瓦特修理時，英格蘭已經製造出100多台。而紐科曼的蒸汽機又是在英國人托馬斯·薩弗里於1698年獲得專利權之後才有的，但在薩弗里獲得專利權之前，法國人丹尼，帕龐已於1680年左右設計出這種蒸汽機（但沒有製造），而帕龐的設計思想則來自他的前人荷蘭科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所有這些並不是要否認瓦特大大改進了紐科曼的蒸汽機（把一個獨立的蒸汽冷凝器同一個往複式汽缸合併在一起），就像紐科曼曾經大大改進了薩弗里的蒸汽機一樣。

事實上，我經常在新幾內亞觀察到，那裡的土著社會在流行觀點上彼此差異很大。就像工業化的歐洲和美國一樣，傳統的新幾內亞也有抵制新的生活方式的保守社會，儘管它們同一些有選擇地採納了新的生活方式的富於創造性的社會生活在一起。結果，隨著西方技術的輸入，那些比較有創新精神的社會現在正利用西方的技術來征服它們的保守的鄰居。

在同時代的歐洲也有一些鄙視槍支並竭力限制槍支使用的統治者。但這些限制措施在歐洲並未發生多大作用，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哪怕是短暫地放棄了火器，很快就會被用槍支武裝起來的鄰國打垮。只是因為日本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孤立的海島，它才沒有因為拒絕這種具有巨大作用的新軍事技術而受到懲罰。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裝備有許多大炮的艦隊訪問日本，使日本相信它有必要恢復槍支的製造，直到這時，日本因孤立而得到安全的狀況才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