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的企業，人員很多，累積的包袱很多，內部派別的糾紛往往無法避免，這時候新的長官、新的董事會，都不能改變這種情形。宋朝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負擔很重，內部結構非常笨拙，以致無論王安石的意圖多好，構想也不錯，就是沒有辦法將新政推行到底。結構的問題，使得不論品德也罷、能力也罷，都變成次要的了。如果結構本身沒有改變，任何考核和稽査的也只是多了一層管制，多了一層阻力。舉例來說：許多齒輪卡在一起的時候，增加一個齒輪並不會使得這一整串齒輪結構運轉得更好，只是多增加了一個阻力，使得效率更打折扣。王安石只想改變政策，沒想到改變結構；只想到增加專業，沒想到增加的專業人士在老的結構里，只是又多了一批新人，這批新人和舊人之間還是會有糾紛，還是會有衝突。

假如看中國近代的企業史，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在1949年以前，上海有很多大企業，裏面都是家族的成員，只要家族裡的某一人做到某種的職位，則他的親朋、鄉里都會被拉進來工作。因為老闆很仁厚，所以當一個人年歲大了，並不會被免職，只會被派去做一些有名無實的工作。而他所帶進來的人也不會被免職，因為大家看這個老人的面子，所以留他帶進來的人。這種情形使得當時在上海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家企業，最後變得效率低落，生產力很差。到了1949年的時候，這一家公司已經沒有辦法運作了，沒有辦法開新廠，沒有辦法開發新的市場，當然更不用說開發新的產品了。在台灣地區企業發展不過二十年不到的時間，民營企業還不會有這種尾大不掉、臃腫不堪的例子。官辦企業因為已經經營了五十多年，大都有了這種毛病。私人企業因為時間還短，所以還沒有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出現。但是如果不加註意，無論是多能幹的董事長、多精明的總經理、多麼好的產品、多麼大的市場，都不會做到真正有利潤。企業的時間、經費、勞力、智慧都會浪費在內部的鬥爭中，而無法完成原本應該執行的工作。

王安石也推行經濟方面的改革，比如說勞役，是每個男子都要負擔的，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來的人也並不是真正能夠擔任勞力工作的人，反而政府要派人管理，要分配他們的工作，而且服勞役期間，政府一樣要負擔他們的伙食住宿。王安石的免役法，是讓不服勞役的人拿出一筆錢，政府僱用一班專業做勞役工作的人代替他們。這個方法對於一個貨幣流通的經濟市場而言，的確是一個比較精簡的辦法，政府只要有一筆經費，就是所謂免役錢，僱人服役，則老百姓繳付代役錢，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了。批評他的人則認為這樣老姓又多了一項金錢的負擔，要繳納免役代金；而政府多收了這筆錢，是不是在剝削老百姓？王安石的青苗法，算是農耕貸款，當田裡播了種，農作物又沒有收割的時候，百姓通常都非常窮困，常要向放高利貸者借錢度過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王安石認為這樣不好，於是以政府的錢借給老百姓，等到農作物收成了，再加一點利息還給政府，這就等於現在的貸款。這樣也未嘗不是好事，幫助農民渡過難關，政府又可以有一點利息的收入，這也是兩相合適的事情。但是批評他的人就認為，老百姓可能原本不需要借錢，但是官員為了自己的績效強迫老百姓借錢。而如果老百姓向高利貸者借錢，還不出來時可能還可以與債主商量拖欠一些時日，而政府催討欠款時，可能會施加壓力read.99csw.com，還不出來就沒收財產或是關進去坐牢，這樣反而是擾民。

由此可見，一個組織要改革的時候，並不是靠一個或兩個政策的執行者或決策者他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他（們）必須有一個好的班底，必須有一個能夠配合的政府結構。這種組織在宋朝一直沒有出現。直到新政結束，宋朝都沒有改革成一個流線型的政府。加上宋朝缺乏一個培育訓練專業人才的機制，科舉考的是學問、考的是對經典的認識，並不是考辦事的能力，也不考他的政見。吏和官的分野也使得專業的吏員一直沒有辦法提升到官員的水平。這種官和吏的分野由宋朝開始，一直到清朝都沒有改變。吏始終是一個地位低、不受人尊敬、沒有政府正式薪水，又往往是世襲把持的職位。專業化是有了，可是沒有自尊性，也沒有自我約束。此外，因為吏員掌握了太多的檔案，所以他們也不喜歡政府有太大的改變，以致他們手上掌握的檔案和傳統知識沒有用。所以一個團體或組織要改革，這些條件不能配合，改革是做不到的。

比起唐朝，宋朝的皇帝比較沒有受那麼多牽制。第一他不受武臣的牽制，因為宋朝並沒有武人干政現象，也沒有地方獨立的行為。另外一方面，宋朝的疆域比較小，西南方失去了雲南（也就是當時的南詔），西邊又有西夏直逼關中；北邊的遼人不但佔領燕雲十六州，整個漠南也都為遼人所有。因此，整體來講宋朝的疆域比起唐朝要小得多了。宋代的人口也比較少，但不是少很多，因為孳生的人口還是不少。宋朝要解決的困難是外患，但是並不採攻勢，主要是防守。鄰邦如契丹、西夏，常常騷擾邊境，宋朝基本上只能勉強自守，沒有對外攻擊的能力，也不打算做遠征的工作。雖然宋朝在西南邊有一點軍事行動，但也算不上是大軍，所以基本上，宋朝國防預算的消耗並不算大。自太宗以後宋朝只有防守的費用。在宋人與遼人的和議達成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宋人的戰爭只是在西夏這部分，防範西夏的進攻而已。宋朝國防預算不算大，國內的經濟比起唐朝則更加發達，都市化的現象和市場化的現象都有顯著的發展。宋朝的經濟情形基本上已經到了相當複雜的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局面。除了種田維生以外，已有相當多的人民是靠其他收入過日子的。

一個智囊團的組織是必要的，但是智囊團最好不要成為執行官。王安石就是將智囊和執行混為一談。自己的政策要自己執行。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決策者，卻未必是一個很好的執行官。因為執行者需要說服人家，王安石並沒有很好的說服能力。執行時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之間的合作，而王安石卻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他的外號叫做拗相公，是非常彆扭的人。神宗雖然對王安石任用很專，但是神宗本身也是一個不善於溝通的人。智囊可以貢獻出一些很好的計策，但是要叫智囊做執行的工作，他本身的性向和能力就不一定能配合了。王安石有改革決心，但是王安石沒有做好這件事——這是歷史上一個很大的教訓。

但是下面的結構並不足以做這樣的工作。王安石曾經想辦一個學校，以學校代替科舉，訓練專才，充當政府官員的候選人。官員有了專業的訓練，循著一定的軌道選拔、申請跟分配，這樣政府就可以達到一個專業文官的程度。但是這個政策並沒有真正地落實。至少在那八年內，宋朝政府來不及訓練專業人才。雖然當時設有學校，但是學校訓練的人才並未代替科舉的人。神宗是有實權的首長，王安石是有實權的執行官，但是他們都沒有配合的班底，也沒有合用的結構。王htｔｐs://ｒｅaｄ.9９ｃｓｗ.ｃom安石急於推行新政，官員派出去后，很快就要見功效，可是，這些官員並沒有學習過專門的技能和知識；這些都是王安石變法所遭遇到的困難。神宗死後，太後接替，保守的皇太後用司馬光這批人改換了新政的政策。但是，王安石被罷免后，有一段時期還是有一批助手繼續新政的工作，後果是政府又多了一個新黨舊黨的紛爭，要等到金人滅北宋后才消失。

王安石的變法開始於他受命進入宰相班子做事，一〇六八年，也就是神宗熙寧元年，一直到他兩次罷相、兩次回任，最後他下台是一〇七六年，差不多八年的時間，是王安石變法的時期。王安石變法的宗旨，主要在精簡人事、精簡費用、增加國家的收入而不增加人民的負擔。當時神宗皇帝相當信任他。宋朝政府是一個儒家官員構成的文官體系，因此過去的許多傳統與成例以及儒家的理念，都是有相當約束力的，不大容易改革。王安石出身窮困，他了解當時民間的疾苦，也了解政府里的許多困難。當時宋朝對外戰爭不頻繁，防守邊疆用的兵力也不大，卻養了相當多的常備軍，構成很大的負擔。當時官員分為兩個階層，一個是官，一個是吏。官是士大夫，吏是官員的助手。宋朝的制度，官員出身只有考選跟門蔭——門蔭就是父親做大官，子弟也可以有個職位做。軍功途徑也可以進入官的階層。但是吏員就沒有什麼資格可言，也沒有真正的考選過程，常常是累代世襲。政府事務，不少依仗吏員執行。吏員經常做同樣的工作，因此對業務的了解程度往往比高高在上的官員更為熟悉。而且，官是流動的，吏是不動的。但是宋朝的官有很好的薪水，吏卻幾乎沒有薪水，僅可在工作上收取一些規費，所以吏員就不免貪污。吏員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前途，不太自尊自重。這樣子的文官體系就變成一個頭重腳輕的局面，官吏人數很多、開支很大，品質與效率卻不高。

雖然宋朝和遼人維持著和平，但是這是靠宋朝每年送布帛給遼人換來的和平。比較用布帛換來的和平，與子弟在前線犧牲、維持強國的形象，宋人的政策毋寧較為經濟。國家積弱久了，當然終究免不了就會有後來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主中原。

神宗以前，宋朝官制中又有所請「差遣」，其官職與工作並不相稱。擔任某一官職的官員，管另一個職務，而本身的職務又由另一人擔任。差遣制度，使職務沒有清楚的劃分，也沒有辦法了解一個人在這個職務上會做多久。這種名實不副的制度，也有彈性的好處，政府可隨時派遣一個人去做可能最適當的工作。但是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往往不問階級和職務是否相副，官階很高的人去做一個很不重要的閑差事，他的重要的職務反而由一個不重要的人代理，這是一個很混亂的局面。宋神宗接位之後，力圖改革。當時朝中很多老臣不希望改變，但是神宗有改革的決心，王安石也上了意見，認為不對的地方就要改革。

王安石的新政，立意很好，設計也不錯，但最後卻無疾而終，更導致一個不好的後果，使得政府里多了一種對立的局面。新黨舊黨輪流執政，每當新的接替舊的時候，就把舊黨的政策取消，等到舊黨執政，又把新黨的政策取消。有的時候新黨有一些錯誤的政策，舊黨取消了，等到新黨掌權時又將它恢復。整個北宋一直相當不安，就是因中間有這新舊的黨爭，而且已到了不理性的地步。例如司馬光，他是個很正派的人，學問能力都好，意圖也好，但是為了爭意氣，凡是王安石做的事，他一概反對。不問事情九九藏書本身對老百姓有沒有益處，只要是王安石的新政，他上任后就全部推翻。蘇東坡本來對王安石也是不贊成的，但是看到司馬光不管青紅皂白，只要是王安石的政策就全部推翻，他也覺得不對。比如說免役法，只要實行得當，老百姓的確可以得到好處，省許多麻煩，國家的收入也可以增加，為什麼非廢掉不可？只要執行得好，監督執行的人，使他們不至於強迫老百姓借錢，催討的時候不至於那麼嚴厲，那麼老百姓是可以得到好處的。司馬光意氣用事，連當時一起批評王安石的盟友，都批評他，認為那是一種矯枉過正的行為。

王安石的變法得到許多正反兩面的評價，正面的認為他這些措施對民眾好，使得政府上軌道，批評他的人則以種種理由認為這些都有反面的意義。王安石作這些改革時抱定很大決心，他對神宗說，要改革就要花心思，要努力地改、徹底地改，祖宗的規矩不必在意，人家的批評不必在意，甚至上天的天命也不必畏懼。這種堅決的態度在歷史上是少見的。剛好神宗立志改革，王安石也是相當堅決地要進行改革，這種君臣遇合，照理講是可以除掉浮腫，重建骨骼肌肉，使政府上軌道。

這八年之中，政治鬥爭極為劇烈，使得新政不能有效地執行。而王安石手下又沒有好助手，所以只能進用意見相同的人。當時有一些在人品、能力、道德都不是第一等的人，利用新政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前程。他們巴結王安石，成為王安石的黨羽。王安石當時急於要推行新政，也就不太管那些人投靠他是不是真的和他有同樣的理想，只要有人跟他做事，他就庇護他們，委派他們出任很高的職位。新政的推行是很急切的，要把長久以來的積習去除，有時候就會只求功效，只看到表面上的成績，而不管實際的成果。所以有時做過頭，有時只是虛假的報告，這些現象都發生了。本來用意不錯的改革方案，因此無法落實，政策顛顛簸簸，起伏不定，成為當時政治鬥爭的主要題目。

缺乏正常的新陳代謝是這個組織最基本的問題。宋朝號稱是一個非常仁厚的時代，和前朝比起來，宋朝不殺大臣，宋朝的大臣很少是犯死罪的。宋朝的官員很少是被免職的，除非是自己告老。每個官員從自己職位下來以後，領一樣多甚至更多的薪水。比方說一個宰相從宰相的職位退下來以後，領著和宰相一樣多的薪水，但是給他的工作卻只是去管一個廟（宋朝的廟很多，不管是祭祀祖先的廟，還是道教為國家祈福的廟，凡是國立的廟，都有一個高官去管理）。所以宋朝沒有真正的新陳代謝。派遣制度是指皇帝或任何一個高官可以派某個人在某個職位上做事，這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調走，既沒有一定的任期，職位也沒有界定。在這樣的結構里，新陳代謝更為困難。沒有考核，沒有辦法做到獎和懲，就沒有辦法做到新陳代謝。這樣一個號稱仁厚的政府，號稱仁厚的傳統，因為沒有選擇好的留下、壞的淘汰的機制，以致這個政府變得越來越龐大，沉積越來越多了。

在對外貿易方面，除了和東南亞的經濟往來外，也經過遼國和西夏對外伸展貿易路線。宋朝和日本、高麗的貿易往來也相當的頻繁。對外的國際貿易使得中國的經濟實力相當不錯，在這樣的局面下，國防開銷並不大，經濟又相當發達，人民生活得也很不錯。一個國家要提供的兩方面，安全和繁榮、宋朝基本上都取得不錯的成績。

現在我們所要講的是前半段：從王安石變法一案，考察宋朝的宰相與皇帝之間的合作，以及他們怎麼樣處理國家的大事，平衡兩邊的關係。宋朝的皇ｈｔｔｐs://ｒｅad•9９csｗ•ｃｏm帝是自己執政的，而且幾乎天天要與宰相們討論朝政。宋朝宰相的任命，出自皇命，皇帝想換就換，幾乎不會有什麼困難。宋朝有相當專業化的文官，是在儒家教育下出來的士大夫。開國不久后，宋朝就時常免不了有黨爭，不同意見的朝臣分成不同的黨派。這些黨派有時候是按照意見分派，有的是按照地域成群，或按照考取的年代結黨，朝廷的黨爭相當嚴重，常常因此而延宕了國家的大事，也因黨爭而內耗了許多人才與資源。

王安石後來被放逐到南京，抑鬱而終。有意思的是，王安石跟蘇東坡一樣，都被貶到外地，在南方，兩人都度過一段相當潦倒的日子：後來兩個人也成為朋友。這兩個人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非常有才華的人物，他們的詩文俱佳，直到現在，大家依舊公認其為宋朝的大家。這兩個人能力強、見解高，但是不幸站在不同的立場，一直要等到他們都丟掉了政府的職位，才反而成為好朋友。同樣的，司馬光和他那一批舊黨也都是能力強、品德好、修養高，但是他們沒有辦法與另外一批有能力的人合作。那時黨爭和今天政黨的黨爭又不一樣，今天的黨爭是訴諸人民的選擇，看人民覺得哪一個黨的政策對他們最有利，那時候的黨爭則是看皇帝覺得哪一個黨最能得到他的信任。從上往下選的時候，手下有兩個派別，這種政治一定不行，一定會效率低落。朝令暮改，政策與長遠的常規，都會無法執行到底。

神宗基本上對王安石是非常信任的，可以說是用之甚專，但是也免不了會受別人的影響。通常影響他最深的人，並不是最有知識的人，而是跟他最親近的人，他受這些人影響最多。有時候他會派一些宦官出去調查，這些並不是非常專業的報告，神宗卻相當相信。同樣的，王安石因為急於推行新政，所以只要他覺得這個人肯聽話，肯接受他的指令、服從他，他就招攬來幫他做事。到後來，他才發現他主要的助手都是一些品格很差的人，都是藉著他能專政的機會，想往上爬的人。這些人到後來是害他的人。他本來的助手，都不是因為對新政有信心，而是為了有機會得到更高的位置。在王安石罷相之後，他們落井下石，非常努力地把他打得永遠回不了政府。

但是宋朝政府內，派系很多，黨爭相當嚴重。在仁宗時就有慶曆黨爭，兩個派係為了政策意見的相左，互相攻訐。這兩個派系，講起來都是正人君子，但是為了斗意氣，鬥爭得非常凶。英宗的時候，因為英宗是由外藩過繼給沒有子嗣的仁宗。所以英宗繼位后。為了自己的生父是否能提升地位成為皇父，或是仍舊維持親王的頭銜，在當時也惹起很大的爭議。宋朝朋黨之爭在當時本來就是很嚴重的，到了神宗時還是一樣，不同意見的黨派彼此之間有很大的鬥爭。黨派之間，常常不管政策的好壞，只要是黨派不一樣，就用種種理由批判對方、用種種理由排斥對方。當王安石實施新政時，反對者就有更多的理由去批評了。當時批評新政最厲害的人是司馬光。司馬光也是一個正人君子，中國有名的一部《資治通鑒》，就是他領導編著的。批評新法的人士中還有蘇東坡，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批評王安石新法的人很多，雖然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並不因此動搖，但是當批評得太厲害時，王安石也必須請辭；至少兩次，神宗不得不解除王安石的職務，即所謂罷相。有時候神宗也將批評王安石的人貶退。

宋朝宰相和皇帝的關係基本上和唐朝是頗類似的，宋朝的宰相包括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也是集體輔政的局面，其中只有一個稱為首相，他的權力比較大，相當於領read.99csw.com班的地位。宋朝宰相的任命又比唐朝要自由一點，並不一定要三省的長官才可以擔任相職，只要是翰林學士，或是任何人得到了參知政事、平章政事的頭銜，就可以在這個宰相班子里共同輔政。

王安石被任命為宰相，他的任務就是要整頓這些混亂而浪費的制度，而他提出來的方法也都針對這些弊病。國家養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國皆兵，凡是身體好的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平時要學習保家衛國，當有戰爭時，這些民兵就可以徵調出來為國作戰。他要提高吏員的地位，提高吏員的薪水，使他們可以以薪水養活自己，就不會貪污，或收取一些不必要的規費。他也盼望將混亂的政府規劃得有效率一些，比如，什麼職位的人做什麼事？宰相班子如何產生？一定要由三省長官作主……這一系列的作為使得政府更加有效率，組織更合理。在增加吏員的薪水時，有人問他，你去哪裡找錢來？他說：與其讓吏員自己去貪污找錢，不如政府在收取的一些費用中規劃出一筆費用，平均分配，使得每個單位的吏員，都能有合理的薪資。

在體制上，宋朝的皇帝是自己為主的單一首長制，宰相不過是他的輔助者而已。所以如果皇帝只聽一個宰相的意見，其他的宰相就沒有辦法參与討論，這和唐朝許多人集體討論是不同的。宋朝的次相，也就是二號的宰相，基本上並沒有太多的發言權。所以宋朝表面上看起來是做到了首長與首席執行人員工作的分野，如果首長跟首席執行人員可以互相配合，就是皇帝和宰相可以互相配合的時候，則至少在發號施令和制定政策方面沒有太大問題。

宋朝發生的許多困難，實際上在許多大的公司組織、大的企業組織里都會發生。一個大的企業，層級很多、人員也很多，在上面執行的主要執行官（就是總經理）與主要的決策者（就是董事長）卻不能照顧到全部，所以當他們要對公司作一些整頓，在結構上作一些調整，自政策上作一些改變，他們往往無法做到。這和新公司的開展是很不一樣的，因為老公司要背負著一個很大的負擔。一個大的企業，他的首席執行官——總經理進來時，都會帶一批自己的人，等到新的總經理接替位置時，又會帶一批他的人來，但原來那批人仍在位置上，這時前後之間就會形成派別。部門之間因為長期所處的位置不同，也會形成派別。甲部門和乙部門之間，會有不同的觀察與理解。例如財務部門希望省錢、發展部門希望花錢、生產部門希望增加設備，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單獨的利益著眼點。部門與部門之間不能協調的時候，也會變成黨爭。

宋朝財政收入，基本上依然維持唐朝楊炎所創的兩稅法，但是又恢復了勞役的制度。理論上除了老弱婦孺，都要服勞役。王安石和宋神宗時代的政府是耗費不小、組織也很鬆散的政府結構。

怎麼樣防止一個單位的老化，怎麼樣清除一個組織無法排除而沉積下來的渣滓，這都是組織學上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王安石要訓練人，這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訓練的人和適用的過程沒有良好的配合，每個由學校出來的人都會得到一個長久的工作保障，這個保障對他個人是一個長久的保障，但對這個企業或組織卻不一定有用處。一個在課堂上有良好表現的人，不一定在某一個特定的職位上可以做到這個職位應該有的一些成績。因為性向可能有差異、能力可能有落差，在課堂上的成績和實務之間能力的落差可能是很大的。一個學業成績好的人不一定立刻能將專業知識應用在實務中，這些都要經過一個試用與考核的過程。單單靠訓練專才來改革政府，仍未必有新陳代謝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