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例證，公元七八三年，德宗建中四年的時候，當時皇帝詢問：「到底我們出了什麼問題，使得我們國家這麼不安、有這麼多叛變，政府幾乎無法運作？」陸贄復奏，當前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老百姓要什麼，老百姓想要做的事情就幫他們做好，老百姓討厭的事情就不要做，也就是民之所欲了。基本上，治亂趨於人心，太平或是混亂都是因為人心。所以在混亂、變動的時候，老百姓是希望安定的，只要找出老百姓希望安定的原因和方向，天下自會安定。君主應聽取各地的意見，不能偏聽自己愛聽的話，要全朝文武、地方首長將各種意見傳達到政府，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真正的領袖應是拿天下的智慧幫助你的替慧，只要君臣同心，天下還會混亂嗎？這些話看上去很簡單，事實上卻很重要，這些事情是不能夠偏廢的。這篇奏章到了德宗那裡，德宗根本不理會，陸贄不甘心，又說，我們立國的基本是得到群眾的擁護，要怎麼知道群眾是否擁護你呢，必先要知道群眾的情感和願望。所謂治國的道理，不外乎是了解群眾想要什麼，群眾的想法如何。以《易經》來解釋，如果乾卦在下面、坤卦在上面就是泰，太平的意思；坤卦在下面、乾卦在上面就是否，是不好的。巽卦在上面、震卦在下面就是益，是得益的；艮卦在上面、兌卦在下面是有損害的。天在下，地在上，看上去不是倒過來了嗎，怎麼說它好呢？因為君臣能溝通。君在上，臣在下，不是很好嗎，怎麼會是否呢？因為上下不能溝通，上面的人不聽下面的人的意見。上面的人強加自己的意見在下面的人身上，只能說是損害。政府是船、民情是水，如果政府順著民情走，就浮，否則就沉沒。君主一定要聽人民的話，信任下屬的建議。君主常常拿威嚴壓人家，對人相當嚴厲，這樣流弊就多了。遠方的人不了解你，就懷疑你；近的人了解你，就躲避你，想辦法把自己的錯誤掩飾起來。君臣之間沒有辦法合作，上下是相隔的。陛下自己生氣，老百姓卻沒有辦法了解你生氣的原因。不能開誠布公，使得大家願意對你講真話。這半年來，陛下一直關閉自己，不肯聽別人的話，大家出入都是恭恭敬敬，這宇宙之廣，誰會跟你說真話？雖然你也有機會單獨接見大臣、使者，但是大家都怕你，沒有人敢跟你說真話的。

陸贄又說：「有九個毛病是大家都有的，其中有六個是屬於領袖常犯的，有三個是一般人犯的。這六個毛病是哪六個呢？第一個是我要勝過別人，第二個是不願意聽人罵我，數落我的過失，第三個是喜歡辯論，第四個是覺得我比別人聰明，第五個是逞自己的威嚴，第六個是拒絕人家講的建言，剛愎自用——以上六個是領袖人物常常犯的毛病。臣子常犯的毛病就有：阿諛、畏畏縮縮、看臉色說話。這三個毛病加上剛才講的六個毛病，天下就沒有人敢跟你說真話了。上情不通於下，下面的人就迷惑；下情不通於上，上面的人就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沒有辦法真正有所依據做決定。所以君主應該了解，勸諫你的人多，就表示你能接受不同的意見；勸諫你的人說話很直，就表示你能容忍；勸諫的人說錯了話、說活很狂，就表示你能寬恕；勸諫的人泄露了勸你的事，就表示你能遵從別人的勸諫。這個時候，勸諫對你才真正有用處。」

雖然陸贄如此盡心，但是他的運氣並不太好，到最後德宗還是將他發配邊疆；這和太宗時的魏徵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不過，他的《陸宣公奏議》卻一直流傳至今。唐朝的文章中，陸宣公的奏議是很著名的好文章，因為情感真摯而條理分明。陸宣公的許多文章翻成白話文，都還可以成為報紙上社論的範本。這種以理勝情、以誠傳達自己邏輯上的思考，是正正噹噹的一種做法，是很叫人佩服的，假如今天我們在社論上看見這樣的文章，我們一樣也會感動。

相對來講，安史之亂以後，唐朝有一位李泌，他連續在三朝皇帝手下擔任重要職務。在安史之亂后，玄宗逃到四川，肅宗留下來編集散亂的兵力，準備反攻。李泌就是在那時到肅宗身邊工作的。他當時年紀很輕，就得到天下重名。他平常的表現不像做官的人，常常一襲白袍；他的作風就是不讓大家知道他是皇帝身邊重要的謀臣。他是相通道教的，不願意做官。即使後來官拜宰相，也常常要請辭回家。

總統制與內閣制相比，總統制比內閣制的效能要差很多。總統制是單一首長制。比如美國，政府雖然是總統制，但是因為有公開的輿論，有兩黨競爭、輪流執政，單一首長制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做不好就換掉。但皇帝不是說換就換的，也不能把皇帝罷免再選一個新的。所以皇帝制的單一首長沒有可以制衡他的力量。中國從唐朝以後一直到清朝，一直都是單一首長制的局面，這是中國歷史上相當不幸的一點。從唐朝到清末有一千多年，這中間中國基本上一直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

陸贄這些話說了相當多次，但是德宗只有一次聽得進去。古代君主，在大亂時，要下罪己之詔。在德宗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唐代幾個重要的藩鎮反叛，德宗一籌莫展。京師缺糧少兵，只好下罪己詔，責備自己。德宗自己寫了一篇，給陸贄看，陸贄看后覺得不夠誠懇，幫他寫了一篇。這個詔書頒布天下，並改元貞元年，就是代表與民更始，一切重新再來。他在詔書中說：我從小生長在宮中，不知道下面的苦，不知道當軍人的苦。我只拿別人告訴我的消息，假的當成真的，真的我聽不見。我這樣的作為，使得天下大亂，老百姓日子過得不好、政府不安定，國家因此內亂。這是我自己的過錯，我必須要挑起這個擔子來，不能推卸給別人。我要把過去的苛捐雜稅都去掉。除了叛軍首領有罪之外，我也不責備跟隨反叛者的軍人。讓我們一起重新開始一個新的局面。https://read.99csw.com

如果我們以公司的組織作比喻，則唐朝因為是單一首長制，所以調節轉圜的空間相當有限。一個董事長做錯了事，就全盤皆輸。一個董事長不聽勸解，縱有再好的人才也無法發揮。以唐玄宗為例，他前半段有一些非常好的輔佐，如張九齡、姚崇、宋璟等都是非常好的宰相。所以唐玄宗在年輕的時候，可以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基本上，開元時期老百姓生活相當不錯。到後半時期，他老了、也懶了，身邊沒有賢良，反而任用了一些能力差、有私心的宰相。開元、天寶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

下面我們還是回到唐朝本身，來討論唐朝的問題。我們從安史之亂以後的肅宗、代宗、德宗，這三個朝代，來討論三個朝代中幾個重要的人物，看看他們的作為，由不同角度來看單一首長制的缺陷。安史之亂以後跟貞觀時候相比，同樣是單一首長制，在皇帝完全掌權的情形下，情況卻有很大的差別。唐太宗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雖然雄才大略，花了許多資源和費用開疆闢土，但是國家情勢仍然很好；主要因為唐太宗有值得信賴的宰相，如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他們為皇帝薦用賢良，作出正確的決策。但是他們的作風縝密，他們為皇帝所作的建議外面並不知道，不爭功不奪權，一切光榮都歸皇帝。他們支持政府打仗，大將立功，但是他們卻沒有功勞。其實他們是支持作戰的將領，不斷地提供資源，使大將能在外面立功。他們也不搶重要諫官的光彩。唐太宗身邊一個相當有名的諫官魏徵，常常勸太宗不要做這、不要做那。房玄齡和杜如晦不但幫助諫官勸諫太宗，也儘力並維持太宗對諫官的信任。這兩位賢相，在維持唐太宗君臣的關係以及朝廷的和諧上有很大的功勞。但是他們並不出風頭、並不認為只有他們建功立業。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必須維持一個強大的作戰武力，又必須維持地方的武裝力量，費用是相當龐大的，在稅收不夠的情況下，就必須開闢新的財源，建立新的財政政策。所幸德宗有兩個重要的財經專家，幫助他解決間題。一個是劉晏，他擔任的是轉運使，後來等於是負責了全國的財政籌劃。https://read.99csw.com他訂出了兩個辦法，第一是當時政府在各地收了許多實物，如絹、帛、糧食和食鹽等等，但是因為戰亂的關係，物資交流並不算頂好。於是劉晏就派一些走路很快的信使，到全國各地去勘查物價，然後將最賤的貨物運到最貴的地方出售，如此一來，老百姓可以得到較便宜的物資，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到相當的利潤。對於鹽也是一樣的方法，政府把鹽運到鹽價貴的地方儲存，等到鹽價太貴，公家的鹽就立刻可以用。政府又將鹽場出產的鹽賣給鹽商，讓鹽商自行調整利潤，找最貴的地方賣。如此，鹽價就可以一直維持平穩，也不會有鹽量分配不均的情況了。他的方法是配合當時出現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以政府手上的財富作為籌碼，使得政府可以得到利潤，老百姓也不會有缺乏物資或物價太高的困難。他的原則仍以老百姓為優先，只要老百姓有足夠的收入，政府的稅收就會增加，不必再增加其他的苛捐雜稅。

第二個辦法是在糧食短缺，但還沒有釀成嚴重災難的時候，將囤積的物資拿出來接濟百姓。這樣，老百姓就不至於窮困，如果老百姓很快就度過困難，生機就不至於太壞，這樣就可以很快地從災難里恢復起來。基本上，唐朝政府下的大部分人口，並沒有受到太多天災人禍的威脅。老百姓富足了，同家的稅收也就多了——這是劉晏的一般原則。平抑物價以及預防災害兩點，都是使得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的重要政策，而政府也得以有足夠的財源供給開銷。

現在再回到企業與組織來看。企業不會君主獨裁，可以分為一個人掌理大事，一個人掌理日常行政事務。不管是董事長和總經理，或是主席和執行長，只要彼此以誠相待，對屬下也以誠心出發，相信人家的善意，在處理事情的過程中，彼此坦誠而互相信任地溝通，如此，意見可以充分地表達，許多的方法可以被提出。大家從不同角度分析利弊，組織當然興旺。反之，如果領導者剛愎自用，不接受別人的意見，可能把本錢賠光，組織也垮了。天下的成功沒有僥倖，失敗也不會沒有原因，這是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

我們不能在內閣與總統平衡的情況下，還讓單一首長一權獨大。我們必須要了解，不能因一個人好、或者我們喜歡一個人，就讓他一直掌握權力，到最後尾大不掉。領袖的品德固然要緊，但是一個人掌權的時間太久，一方面年歲大了、精力衰了，能力也相對地減低了；一方面一個人在高位久了，周圍經常有阿諛恭維的話，使他不再有反省能力，不再能聽不同的意見、有不同的想法。這就是權力腐蝕人心，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蝕。等到領袖被腐蝕而不自覺，而大家還盼望他如同從前一樣好的話，那就是個虛假的願望了。一個原本我們覺得有能力的人，在單一首長制度下，也不再能夠有效地領導。這對於國家本身和老百姓而言都不是好現象。將國家的前途寄託於一個傑出而強勢的領導者，不但是中國人的毛病，外國人也有這樣的毛病。像俄國人也常常說一個好的沙皇解決一切。中國人常常盼望一個好的領導者，可以完全依靠他，甚至希望這個領導者有很多的權力，建立一個強固的領導中心，國家就可以安定。其實不然，這樣的想法往往害了領導者，也害了全國百姓。把全國的福祉交給一個沒有反省能力的首長后，沒有任何糾正的機會，也沒有任何幫助他糾正的機制，這是很危險的事。

這次唐德宗接到他的意見之後，就派人傳話給他說：「我對人是很誠懇的，我也很願意接受大家的意見，但是我開誠布公，反而有人想害我，所以我現在不得不有所防備，並不是我不願對人誠懇。」——其實這當然是德宗本身的猜疑性格所造成的。德宗又說：「你們這些勸諫的人常常將過失推到皇帝身上，其實我看你們說的話都很普通，為什麼我要相信你們呢？如果你們能夠說出讓我信服的話，我一定採納。」陸贄這時復奏：「你一定要接受許多不同的意見，如果各人意見看起來都接近，那就是大家的想法相同。你對人要有誠信，對於人家的勸諫要能夠容忍，不能輕易生氣，或是想藉機報復。誠與信是最重要的，一不誠，你就會防備人家；一不信，人家就會防備你，如此，上下之間就隔絕了。表面上，你是用聰明才智去壓人，事實上是欺騙詐謀；說是你在防備人家，事實上是人家在防備的中間取巧，用許多迎合你的意見，斷絕了真相的通路。所以誠與信是絕對要注意的。你不要用一己的聰明才智去掩蓋自己的錯失，否則一個錯失蓋過一個錯失，永遠不會得到真正的意見。你也不能說大家的話都一樣，就不值得聽了。要知道，大家之所以會有一樣的意見，一定有其道理，不能因為大家講的都很像，就不去聽；如果你願意聽，大家都會跟你講真話，如果你不願意聽，就沒有人跟你講真話了。」

我們將這個治國的原則，運用到企業經營上，也是一樣的。一個好的領袖、好的決策者絕對不是自負的人，而是謙虛的人，能聽取不同建議、不同想法，容許許多人幫他，分析建議，找出最合適的決定。一個好的領袖也絕對是耳朵開開、眼睛開開，不斷搜集重要的消息，手上能夠掌握最清楚的資料、最清楚的情況，不會做違背真實情況的決定。違背真實情況的決定，絕對是災害，不會是真正有用處的。

另外一位財經專家是楊炎。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均田制到了唐朝時已經毀壞，土地和戶籍不相符，尤其是區域性的不平衡非常顯著。楊炎將均田制改為兩稅法，將本來依均田制收取的租、庸、調，改為分春夏兩季收兩次稅九*九*藏*書；收的是戶稅和地稅，只要有戶口就收戶稅、有土地就收地租。兩稅法簡化了納稅過程，又使得納稅的對象容易稽查，也就是擴大了稅基又穩定了稅源。兩稅法收取的稅已經由實物變為貨幣了，這可以說是適應當時貨幣經濟而訂定的措施，使得政府稅收增加了好幾倍。

唐朝的情形與漢朝很不一樣。漢朝即使皇帝不行，只要政府本身不出亂子，國家依然可以維持相當穩定的局面。一個好宰相通常可以平衡比較差的皇帝。但唐朝就本行了，在單一首長制之下，皇帝享有的權力是絕對的大，政府平衡他的機會、力量就相對的小了。如果皇帝用錯人、做錯事，政府就一籌莫展，非垮掉不可。唐朝在唐玄宗以後就垮過好幾次，因為玄宗以後的皇帝多有剛愎自用的毛病，不聽勸，而且信任有親戚關係或說好聽的話的人。雖然我們常道漢唐盛世，但是唐朝自天寶以後，老百姓的生活是很不好過的，政府提供的服務也很差。這幾乎是單一首長制的國家都會出現的問題。

這兩位財經專家所定的政策都正切時要，但是在個人命運上，卻不是那麼順利，楊炎陷害劉晏，使得劉晏冤死，而楊炎自己又被另一個奸臣害死，最後這兩個財政大臣都不得善終。這情形和唐初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是相當冷酷無情、是非不明的。

將貞觀時期和唐中葉相比，可以看出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單一首長制，幾乎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皇帝手裡，其他人只是輔佐與參謀，聽不聽全在君主。歷經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唐朝一直在危機中度過，內憂外患不斷。當時並不是沒有人想出解決的辦法來，只是皇帝往往不用，或是用得太晚，或是相信身邊的小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最後剩一些小人圍繞在君主身邊。這三個唐代皇帝基本上都犯同樣的毛病，只是有的剛強，有的懦弱。德宗是三人中最剛強的一位，所以在他手上犧牲的賢臣也最多。由此，一個像唐朝那樣風光的朝代，興起的時候是那麼難，垮掉的時候卻是那麼的容易。

最後我想以《資治通鑒》中陸贄的一段話，作為唐朝的結尾。當時德宗問陸贄：「現在許多的藩鎮對朝廷又起二心了，我們應該怎麼辦？」陸贄回答：「假如要以你一個人的聰明去了解宇宙的所有變化，要以你一個人去防止世上幾千幾萬人對你的欺詐，這是做不到的，因為你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以前項羽將秦的二十萬降卒全部殺光，算是防備得很透徹了。相對的，漢高祖豁達大度，對於所有歸順他的人，都依著他們的能力分配工作。陛下覺得你的聰明超過別人，你思慮得很周到，你謀略得很寬，以為這樣可以防備別人的詐欺。你用力量管束百官，用威嚴統治天下，這種情況下，有才能的人覺得無處施展，對你忠心的人怕被你懷疑，有功勞的人怕你容不下他，對你有不軌的人怕你追討他的責任，於是鋌而走險，做出更多的壞事。天子的行為，全天下都在注目。一些小事尚且如此，更何況是治理天下呢？希望你拿前朝許多的內亂當作自己的警戒，不要做出錯事。」這一段是很多領袖都應當記得的：不可以任一己之聰明來壓倒天下。

再來看看當時的經濟情形。唐朝初年的時候，均田制實施得很不錯，人民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種，納稅的方式是一部分地租、一部分勞力、一部分自己出產的絲織品，也就是以實物作為地租。在唐初剛剛由南北朝轉變過來，還沒有完全發達的情形下，這種實物地租、勞力租稅的方法，對國家是相當有用的。同時府兵也不用國家花很多錢，就可以自給自足。此時的經濟形態等於是大的租戶和小的佃戶之間的關係，全國的農夫就等於是國家的佃農，這種經濟形態是相當簡單的，並沒有強大的貨幣經濟，仍是實物經濟。到了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已經有了貨幣經濟，而且南方也得到相當的開發，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轉到江南一帶。此時人口和土地無法相副，均田制已經不再平均；人口不斷增加，和土地之間的比例不斷地改變，區域性的不平衡尤為顯著。以均田制度作為基礎的納稅制度脫離了現實，加上府兵毀壞以後，政府必須耗費相當多的費用養常備軍。ｈtｔpｓ://ｒｅaｄ•９９ｃｓw.ｃoｍ

這份詔書頒下，民心大悅，大家都佩服皇帝的坦誠，連反叛的軍人都哭了。中國歷史上常有下詔罪己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時候，皇帝擔起所有的責任。陸贄這篇稿子，內容很動人。他站在皇帝的立場，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在身上——作一個領袖，自己有權，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在屬下身上，一旦出了問題，就責備別人，而不是責備自己，這種人恐怕不是一個好的領袖，他身邊可以用的人只會越來越少，不會越來越多。所以中國皇帝下詔罪己的傳統，倒是相當值得今天的執政者借鑒。美國的杜魯門總統曾經說過一句話：「所有的責任推到我桌前，我就不能再推了；一桶桶的水傳到我這裏來，我就不能再傳了，因為我是最後一個人，所有的責任都應該我扛下來。」如果一個領袖在出了事的時候，只會責備身邊的人，大家都錯，只有他自己沒錯，只有他可以糾正大家的錯，那麼將來就沒有人能替他分憂、替他分勞。國家的領袖要有擔當，一個公司、團體的領袖也要如此。如果功勞都歸自己，過失推給別人，以懲罰、責備掩飾自己的過失，那麼這個公司不久一定會人心渙散，沒有人能在這個領袖周圍做事了。

在這段時期，宰相的角色是作為一個設計者，只是做規劃而已，並不干預到執行的方面。單一首長制在此時實行得很好，一方面也是因為唐太宗個人比較肯聽別人的建議，能夠得到許多不同的意見，使得他可以從不同的想法中作出最好的裁斷。

唐初諫官，比如說魏徵，他常常勸諫太宗，要親君子遠小人，要多聽聽不同的意見，要虛心聽大家的勸告。基本上唐太宗聽魏徵的話，而且也欣賞魏徵，認為魏徵是他的一面鏡子，可以讓他知道哪裡做對、哪裡做錯，如果魏徵不在旁邊，就喪失了一個提醒他的人。曾經有一次，唐太宗要去打獵時，魏徵來了，他不敢跟魏徵說他要去打獵，就把打獵用的小鷹放在袖中，等到魏徵走了，小鷹也死了。所以唐太宗對於諫官是相當能接受而尊重的。相對的，德宗、代宗對於聽諫就不是那麼有度量了。當時最有名的一位諫官是陸贄，他在德宗身邊提出不少意見，但是卻不見得被採納，這和太宗就很不一樣了。魏徵在太宗時代得到善終，陸贄卻被放逐。陸贄的文章，留傳至今。《陸宣公奏議》是著名的論述文，一直是中國古文里的典範，說理清楚而情感真誠。

當劉晏剛剛擔任轉運使時，全國納稅的戶口只有二三百萬戶，到了他任期終結時，納稅人口增加了好幾倍。劉晏手下也有很多助手，他訓練他們成為盡責、能幹、清廉、精明的一群人。同時他查他們的賬目也是相當嚴格的。劉晏的部下們都很害怕他、也佩服他，他也不會虧待他們，一旦查到貪汚，立刻懲罰，非常廉潔的人也有很多獎勵。自劉晏以後，好幾十年，唐朝有許多財務官員都還是劉晏訓練出來的。

李泌對唐朝的中興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他的意見皇帝並不是都採納的。皇帶並沒有聽信他的幾個重要的建議。比如說，他向肅宗建議，安史西犯，唐朝的軍隊應該是一支擋住東邊、一支擋住南邊、一支由北邊進攻到安祿山和史思明的老家。這個策略其實相當不錯，但是肅宗並沒有採納。到了德宗時，吐蕃進犯，當時唐朝西邊有回紇，更西邊是大食，南邊有印度，雲南地區有正在興起的雲南國，也就是後來的南詔。吐蕃是在西藏地區的一個中古時代的政權，相當強大，是當時唐朝的大敵。李泌建議，利用回紇、大食、天竺、雲南這四支力量，圍攻吐蕃的後面。這是一種遠交近攻的策略，在國際上合縱連橫是常見的手法。這幾個重要的問題，李泌其實提供了相當多的好建議，但是皇帝都沒有採納。唐朝這三個皇帝：肅宗、代宗、德宗都是相當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猜忌心甚強的皇帝，光以德宗為甚。hｔtpｓ://rｅad.９９cｓw.ｃom

魏徵時時刻刻勸諫唐太宗：要得到一件東西是很難的，要失去它卻是很容易的；最難得到的是人心，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人心。創業不易，守成更難，因為守成的人對已經立下的制度，不僅要信守，還要常常找出毛病，作適當的修正和改變。同時，一個做領袖的要能分辨什麼人是好人、什麼人是只會阿諛的小人。人才往往有自己的意見，一個有才幹的人通常是有品格的，不願阿諛；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人知道他該如何做，不會委屈自己，也不會迎合領袖的意見。這種人在某些領袖的眼裡就是不聽話、常常唱反調的人。這種領袖，加上這種順從的助手，他的朝代不會維持很久的。今天，已經不是一姓一家的朝代了，老百姓最重要，老百姓應當要找到最能夠為國家服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