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倒沒有這種情形發生，但是從他們任何命令都要副署的情況看，他們對王權仍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唐代體制的穩定程度比起漢朝就差了，因為是集體的組織，效率就差了點。凡是政府的效率差，內廷的力量相對就大了。所以唐朝如果碰到一個糊裡糊塗的皇帝，政府的力量就大；相對的，如果碰到一個精明幹練甚至剛愎自用的皇帝，王權的力量大，宰相權力就相對小了。

真正好的皇帝，像唐太宗，他的脾氣並不頂好，但是如果諫官、言官對他有所規勸、有所批評，他通常會壓著性子接受。唐太宗納諫的雅量一般認為是中國皇帝里很少見的。唐朝有一個女皇帝武則天，後來自立國號為周，是以皇后的身份，在高宗時就掌權了。高宗的身體並不好，性格也很懦弱，皇后卻是一位性格很強的女子。高宗在世的時候，武則天就聽政，高宗去世后，乾脆自己聽政聽到底，把太子擺在一邊，不讓太子登基做皇帝。武則天也是很能接受勸諫的人。

在唐太宗時有一位重要的大臣魏徵，常常有事沒事批評皇帝，皇帝也耐著性子接受他的批評。有幾次他批評得太厲害了，皇帝氣得說要殺了他、趕走他，長孫皇后卻說：恭喜你有一個這麼好的臣子，能夠不怕丟官、丟命規勸你。唐太宗聽了這些話，也就忍耐住了，讓魏徵繼續批評。武則天也有一位狄仁傑，他也是在朝廷上直言極諫，向來沒有什麼隱瞞，因為他批評得很中肯，所以武則天對他也很信任。ｒead•９９csw.coｍ

安史之亂后，唐朝的情況整個改變，不論外在或內部。南北朝後，有力量的世家大族減少了。當然並不是唐朝沒有世家大族，但是遠不如過去那樣重要。大族勢力下滑的一個原因是實施均田制，國家長時間的均富。另一個原因是唐朝開啟了真正的科舉制度，天下的老百姓都可以參加政府考選官員的考試。唐太宗曾經說了一句有名的話：天下的英雄盡入我彀中，就是說所有天下的英雄都被我打獵的長繩抓住了。彀是一條長的繩子，打獵時，一端繞在弓上，一端繞在箭上，可以把打到的飛禽拉回來，是一種打獵的武器。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也就是說天下英雄都被我網羅了。科舉制度加上比較平均的均田制度，使得平常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機會增多，平民進入政府的機會也相對增多。當然科舉考試，有錢人的子弟、官宦家子弟考取的機會比一般農家子弟大，因為他們有機會好好地讀書，有錢請很好的先生，認識很多朋友，社會關係也比農家好得多。唐朝的科舉制度並不是真正平等的，但是至少有了科舉制度，許多平民的確可以進入政府服務。唐朝在社會結構上比南北朝開放，許多賢才可以進入政府——這是結構上很大的改變。這個改變有點像漢朝有了察舉制度的時候，政權是開放的。這個管理機構是有彈性、也有機制，可以吸收最好的人才進入管理機構去做事九-九-藏-書，慢慢由小的幹部做到大的幹部。

如果我們要考察唐代的制度，則不能以前半段的太平盛世為準，而要看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如何做決策；也要看唐朝君臣如何合作，看一些有風格與能力的大相做了什麼事情，做不到的又是什麼事情。由唐朝的個例來看，唐朝不可能出現諸葛亮這一類人物，也不再可能出現蕭何這一類人物。唐朝出現了另一類的政府決策人物，他們謀慮與勸說的過程跟以往不一樣。皇帝的性格，皇帝的處境，都使得原本他們架構好的決策，因許多的變數而不能執行。這些輔佐的大臣，他們的處境基本上是相當困難的。

唐朝的另外一種改變是在經濟方面，長期的繁榮和安定，使得經濟有了根本的改變，財富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人口增加使得原來的均田不夠用了。尤其是南方新開發的地區，並沒有那麼多公家的土地分配給人民，所以在均田制度之外，必須有許多人口另外找出路。往南方遷移是一種選擇：南方天氣好、資源豐富、吸引了許多人，所以南方發展了新的市場經濟，譬如瓷器，絲織，不同的農產品，礦冶品，如鐵礦、銅礦。這種新的經濟形態與南北朝有很大的差異。

在國防方面，府兵是常備軍。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府兵慢慢老了，府兵的子孫雖然頂著府兵的名字，但是未必有用。職業兵是不能養太久的，養太久會喪失作戰能力，尤其不能世襲，世世代代都當兵，這是行不通的。等到唐玄宗時，出現了雇傭兵，尤其雇胡人在邊境當兵。養在中央的稱禁衛軍，政府招募職業軍人駐中央的稱禁衛軍騎。中央的雇傭兵中，也有一些是胡人，他們到中原生活，覺得做唐朝的軍人也不錯，就加入了部隊。當政府以職業軍人為主要兵力，府兵就漸漸失去了作用，中央也多了一大筆養兵的費用。以職業軍人防守邊疆當然是很好，但是當抵禦的外患跟防守的隊伍實際上來自差不多的族群時，問題就來了——不能用胡人抗胡人。羅馬亡在這一點，唐朝也因此而衰亡。安史之亂一起，唐朝的情況就變了，唐初以來的太平盛世就此不再。安祿山、史思明等人認為：既然我們握有兵力，為什麼不自己做皇帝，為什麼還要替唐朝防衛邊疆？所以安史之亂基本上是邊緣向中央挑戰，是外族向漢人的挑戰，並不完全是內亂。

以整個中國來說，國家基本上是安定的，旅行、交通來往都很方便，所以商品的流通非常方便。這種刺|激之下的市場經濟不像南北朝時期那種獃滯的、以實物為主的經濟形態，而是以貨幣為交易基礎的經濟了。九-九-藏-書貨幣經濟代替實物經濟是很重要的現象。漢朝也有一段時間是實施貨幣經濟，而且漢朝的貨幣是銅錢，價值非常穩定。漢朝之後，南北朝又恢復實物交易的經濟形態，用布帛、米糧作為交易的基礎。到了唐朝，又恢復貨幣經濟，而且唐朝的貨幣經濟比漢朝活潑很多。南方繁榮的市場與貨幣經濟，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種奇怪的情況使得唐朝面臨了一個新的難題：怎樣拿自己手上的資源平衡外敵內敵，使得大部分的地區還可以維持安定。原本為了保衛邊疆而設立的軍區，也就是節度使，在安史之亂以後變成對政府的威脅。本來是保衛國家的軍隊，現在是國家要抵抗的對象。國家必須另外養一批兵，並且僱用外族的部隊，抵抗常常反叛的節度使。這些人力物力，是過去漢帝國所沒有遇到的問題。所以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政府可以提出來的解決方法和以往就迴然不同了。

這個副署制度一直延續到宋朝。宋朝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要換一批宰相，但是全部的宰相都已不在，沒有人可以副署。當時首都開封府府尹是皇弟趙光義，也就是後來的宋太宗，因為開封府尹照例列席中書門下的會議，等於算是一個宰相，於是宋太祖只有讓開封府尹暫時代理宰相的職務，副署派任了一批新的宰相，參加了這個集體的秘書處組織。

這種集體的宰相制度，從唐朝至清朝，一直持續著。在明朝有短暫的宰相，但是很快地就不掌實權了，又由幾位大學士擔任輔佐，仍是集體秘書處的方式。甚至到了民國，雖然理論上行政院長是閣揆，但是閣揆底下的政務委員，與各部部長兼政務委員，都是所謂委員制。從唐朝到今天，我們政府的最高執行長官，都是集體的、很多人共同組成的一個秘書單位，為最高的長官——董事長擔任籌劃與重整的工作。在本書中講到董事長與總經理職權的平衡，自此以後沒有一個總經理可以真正掌握全部的權力。

社會改變、經濟改變，政府所要提供的服務的性質也有改變。我們曾經比喻，如果政府能提供的產品是服務，則對外是安定，對內是繁榮。唐朝大致做到了這兩個功能。但是內部的要求，尤其在繁榮方面，就不再只是使人民吃得飽而已，而是如何使商品流通更方便、使貨幣更能代替商品成為交換的單位，貨暢其流，物盡其用。對外，唐朝本是強盛的國家，在開元以前沒有嚴重的外患，在安史之亂以後，才形成外患、內憂兩面交逼的情形。胡兵胡將，反目成仇，原本是外敵的回紇、突厥等族，反而常常被唐朝借來抵抗東北方面的胡九_九_藏_書兵胡騎，所以外敵反而變成國防軍。

唐代是中國歷史的第二春，歷史上的第二大帝國，這個大帝國的規模和結構事實上是在南北朝的時候就逐漸形成的。到了唐代，皇帝和輔臣的關係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往中國是有宰相的，有時候是一個，有時候是兩個，宰相是政府的首領；不管是三公還是丞相，外面的政府全部歸他管，政府和宮廷是分開的。但是到了唐代，政府分成了三個部分，一個是管設計的中書省，一個是管執行的尚書省，另一個是管封駁的門下省，封駁也就是考核政策。一個政府分成了這三個部分，而這三個部分之上並沒有一個總領的主管。這個主管由皇帝自己來做，等於董事長之下不再有總經理了。如果將皇帝視為一個董事長，三省就是秘書處，秘書處分成幾個單位，每個單位都直接聽董事長的管轄。我們姑且稱之為董事長制吧，這種制度之下當然皇帝的力量大得多了。沒有了可以平衡外廷和內廷的機制，這種安排和漢代是很不一樣的。但是門下省和諫官、言官能發揮相當的制衡作用，他們可以批評政府的所作所為，甚至可以規勸皇帝的私人行為，所以皇帝也不是沒人管的。諫官、言官依祖宗傳下來的制度對政府所作所為加以批判。至少這三個單位已經沒有總的領袖了，沒有宰相做總的執行首腦，這是沒有CEO的單位。制度的缺陷，很快就出現了。這三個部門互相牽制、互相制衡，在執行命令的時候不一定方便。三個部門中的兩個部門，中書和門下，制定政策和審核政策的部門，不久即結合在一起，可以說事先設計和事後的審議，預先得到協調。知中書門下事，成為實質的宰相。通常這個職位不只一個人，皇帝會派若干人，共同議事。於是，唐代不是只有一個宰相，而是有一群宰相管事。這些人就是皇帝的機要秘書，為皇帝制定決策，也為皇帝審核政策是否符合法律與慣例。

最好的一段時期應是武則天當政的時期，雖然當時國內有一些小動亂，因為有些人不服這個女皇帝，但是也沒有成大事，戰亂很快就平定了。武則天時代到唐玄宗初期，都是相當太平的年代，老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生活極為安定，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詩聖杜甫曾回憶開元盛世時，在全國旅行不用帶很多旅費，一路都很安全。每個小城市都有很多居民，生活都相當富足。這種日子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即使在世界歷史上，治理這麼一大塊土地，而能使得土地上絕大多數的人民生活都很安定，有富足的生活，維持將近幾十年的太平歲月，這種成就也是相當難得的。能夠有這樣的成就，歸功於唐代政府所採取的策略是不多干預百姓，內部ｒｅaｄ•９９csｗ•ｃｏm安定，聽任老百姓提高自己的生產力。

像魏徵和狄仁傑這種人物在唐朝裡邊還能替政府保有制衡王權的功能。當然這些都不在執行單位——負責執行的是尚書省。原來中書、門下、尚書省三個平行的單位，中書、門下等於合而為一，凌駕于尚書省之上，尚書省本身沒有長官，實際上只有六部，每一部的尚書完全是奉命行事。這樣的結構要是碰到肯聽勸解的好皇帝，集體的宰相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功能。中書省與門下侍中，總有一兩個性格特彆強、特彆強勢的人，這種人往往成為領導者。所以集體的宰相中總會出現一個等於以往CEO的人物，雖然權力沒有漢朝的丞相那麼大，但是因為他是決策者，也因為他能對皇帝有一定的影響，所以這種人物在唐朝歷史上常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這一講里，我們就會挑幾個代表性的例子。

唐朝的這個制度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集思廣益，一群人商量事情，很多不應當的事情，或是該做的事情都可以立刻發現、立刻解決。貞觀之治有所謂房謀杜斷，就是房玄齡和杜如晦一起為太宗的輔佐，成為合作的好榜樣。貞觀之治，房玄齡構思策略，杜如晦做最後的決定。一個是有謀略的人，一個是有決斷能力的人，這兩人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工作隊伍。可是中書門下的隊伍，對皇帝不像漢朝時丞相有那麼大的制衡作用。唐代的知中書門下事只是承受皇命做事。可是因為他是政府里的中樞部分，所以還是有一定的權威。唐朝規定，不經過中書門下發出來的詔書是不算數的。理論上不經過政府發出的詔書，是沒有作用的，人民可以不遵守皇帝的敕命，除非是皇帝私人的詔書，一定要經過政事堂（也就是宰相集體開會的地方），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於是這個秘書處對皇帝有副署權，沒有宰相同意，皇帝連要任免一個官員都不可以。如果皇帝要免除宰相中的一員，一定要其他若干位宰相替皇帝下詔書。皇帝不可以自己把所有的宰相全部罷免，全部換新的，這是行不通的。

唐朝是中古時代的新帝國，這點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唐朝本身也有過轉變，以安史之亂分野，我們可以將唐朝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前半階段，從高祖到開元，唐朝可說是國富兵強。國家富是因為均田制度並沒有毀壞，基本上大部分的農民都有國家配給的田地可耕種，生產力是相當高的。當時並沒有任何大的內戰或內亂，國家是統一的。府兵制仍然繼續，府兵制度使得國家有足夠的兵源，不但可以抵抗外患，還有徵伐的力量。對外沒有外患，內部生產又很積極，所以這時候的唐朝，人民生活是相當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