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也是詩體大備的時代，五古、七古、歌行，在唐代得到完善；樂府歌詩，在唐代得到發展。最重要的，是講究格律的近體詩，把詩歌的形式美推向極致，完成了詩歌（這裏指狹義的詩歌，即不包括詞和曲）體裁形式的探索嘗試，在近代新體詩出現之前，再也沒有新的成功的詩歌形式出現。唐朝立國近三百年，經歷了由百廢待興到鼎盛，再由鼎盛逐漸衰亡的過程。在不同的時期，詩歌所表現的內容和形式也都不盡相同。

他最大的不合時宜，是不隨流俗，不走六朝以來的綺靡道路，而旗幟鮮明地提出要發揚《詩經》的「興寄」和建安、正始的「漢魏風骨」。

中唐社會面臨的問題是表面繁榮下的重重危機，政治無復清平，吏治極其腐敗，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但是在詩歌創作上，他卻是無人能及的天才。他的詩歌充滿一種昂揚積極的浪漫精神，即使在人生不得意的時候，所表現的也是一種健康的情調，可以說是盛唐在「安史之亂」前的極盛時期的社會縮影和精神體現。

四傑雖然都反對六朝的綺靡文風，指斥當時的文風「骨氣都盡，剛健不聞」，因此「思革其弊，用光志業」，但並沒有完全脫離六朝的影響，不過在聲律的運用上有較大貢獻。他們詩歌的境界並不高，但發牢騷，舒憤懣，走邊塞，嘆羈旅，題材已較前人大大拓寬。後來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寫道：

唐王朝立國近三百年，而且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文化也極為發達，音樂、書法、繪畫、雕塑等藝術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中成就最大、最能代表唐代文化的，是詩歌。

盛唐詩歌已經完成了陳子昂提出的詩歌革新任務。從體裁上講，古體、近體詩都已經完善。古體詩在李白、杜甫等人的詩歌中佔有很大的比例，而近體詩，則不僅格律完全成熟，而且在詩人手中已經運用自如了。

李白得名也很早，但都是在江浙和湖北、山東一帶鬧來鬧去，沒有進入以京城長安為中心的文化圈核心。從他的《與韓荊州書》看，他是很想進入政壇和這個文化圈核心的，直到天寶元年被徵召入京，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又受到唐玄宗的禮遇，才真正名動京師，進入了這個核心。雖然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三年，就被「賜金還山」（其實是被很禮貌地趕出了京城），但卻並沒有被趕出這個文化圈的核心。他此後十一年左右的漫遊，反而因為仕途失意對現實有了較清醒的認識，寫出了一些有批判精神的好詩。

王維、李白、杜甫是盛唐時期前、中、后三期的傑出代表，尤其是李白和杜甫，分別代表了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和現實主義詩歌的頂峰。

杜牧出生在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稱的高門大姓，雖然有「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的遠大理想和抱負，但仕途上並不得意。當了十多年的幕僚，出任過黃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他高唱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不過是滿懷失意的牢騷。杜牧的詩歌，興寄高遠，華美俊爽，尤以七絕為工。唐代詩人中，李白和有「七絕聖手」之稱的王昌齡的七絕稱雄一代，能與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杜牧了（杜甫各體皆精，不在此例）。

「安史之亂」杜甫是親身經歷了的，包括後來的流寓西南。他身雜難民之中，親眼見到國家的殘破和親身體驗了人民的苦難，更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與詩歌創作的激|情。從《哀王孫》《悲青坂》《悲陳陶》「三吏」「三別」《北征》到臨死之前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他用如椽的詩筆，記錄了這一段歷史，世上瘡痍，民間疾苦，無不盡現筆底。「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葉燮《原詩》），無愧於「詩史」「詩聖」之名了。

很難超越，就不得不另闢蹊徑。韓愈、柳宗元、孟郊、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賀等中唐文人都在探索詩文革新的道九-九-藏-書路。唐李肇《國史補》說：「元和已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體』。」在詩歌領域，最有影響的是韓孟詩派和元白詩派，他們的詩歌，都在繼承盛唐成就的基礎上走出了新路，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詩到元和體變新」。

經濟的繁榮和相對寬鬆的政策，使得絕大多數士大夫生活安定富裕，一藝之長，即可以名揚天下，其中，又以詩歌的地位最高，朝廷以詩取士，文人以詩相高。詩寫得好，名譽地位都有了。比如李白，詩寫得好，就可以「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所以文人對寫詩趨之若鶩，全力為之。如此廣泛的基礎，自然會產生出一批光照千古的大詩人來，盛唐詩歌也因此達到了中國古代詩歌史的頂峰。

自東晉以後的南北對峙，和春秋戰國時的列國紛爭並不完全相同，因為這一時期的北方政權，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建立的，即所謂的「五胡十六國」。和南方漢民族建立的東晉、宋、齊、梁、陳相比，文化要落後很多，所以這一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是南方文化。當然，也不可否認，北方的音樂文化和佛教文化水平很高，對隋、唐以後的文化影響也非常巨大。

「安史之亂」前，杜甫的詩名雖然已經很大，也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光輝詩篇，但尚不足以稱「詩史」，更不足以稱「詩聖」。

給予了他們很高的評價。

舉起詩歌革新大旗的是韓愈、孟郊和白居易、元稹。

「元和體」有時是專指元、白所創的一種新的詩體。韓孟詩派以怪怪奇奇的詩風求得與盛唐詩風的不同，元白詩派則以通俗易懂的詩風求新求變。白居易在《寄唐生》詩中說自己的詩「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元稹在《酬孝甫見贈十首》之二中說杜甫的詩「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謂「當時語」，就是當時流行的通俗語言。

他所處的時代，是「上官體」和沈、宋近體詩最吃香的時期，而陳子昂的詩，基本上是古體。唐詩的輝煌，正是古、近體都取得很大的成就造成的。

中唐後期，宦官勢力已經很大，牛李黨爭也非常激烈，成為藩鎮割據以外對朝廷影響很大的因素。

中唐（766-859）一般指大曆到大中年間的約一百年時間。

陳子昂的這些主張，對此後唐詩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要論唐詩的第一功臣，非陳子昂莫屬。杜甫在《陳拾遺故宅》詩中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可以這樣說，陳子昂是初唐詩歌轉入盛唐的一個最關鍵的人物。

這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陳子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柳宗元、李賀、杜牧、李商隱……這一些光耀千古的偉大詩人，都誕生在唐代。

其實，這種綺靡文風和「宮體詩」是一種奢侈品，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它是帝王貴戚、達官顯宦們的專屬品。即使不是仕途暢達，你都得像上官儀和沈、宋一樣，成為宮廷御用文人，才有機會接觸那種奢侈腐化、紙醉金迷的生活，才有可能寫出以此為題材的詩歌。

盛唐（713-765）一般是指唐玄宗開元、天寶到唐代宗大曆年間五十余年的歷史時期。

和王維、李白相比，杜甫可以算得上是「純儒」。他自己說他的一生受家族遺傳，一是「奉儒守官」，希望走儒家所推崇的「達則兼濟天下」的仕途道路，路雖然沒有走通，但一生憂國憂民的民胞物與精神卻始終沒有動搖；二是「詩是吾家事」，杜甫引以自豪的先人，一個是既有赫赫軍功而又為《左傳》作注的杜預，一個是初唐著名詩人、祖父ｒｅaｄ•9９ｃsw•ｃｏm杜審言。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詩歌大多不是自嘆窮途之悲，就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中唐後期的詩壇，因杜牧和李商隱兩人的出現而大放異彩。

盛唐詩歌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座高峰——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這個時代，還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崔顥……群星璀璨，光彩照人，名篇巨制，俯拾即是。

第三，以韋莊、司空圖、韓偓等為代表，這些人大多仕途較暢達，生活較優越，他們的詩，多逃避現實，或寄情山水，或沉迷聲色，格調不是很高，但藝術成就很高。

溫庭筠是晚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時代歸屬也一直沒有定論。從生卒年看，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時間是在中唐晚期；從詩歌的風格看，又完全是晚唐氣象。他屢試不第，一生潦倒，詩歌多借詠史諷今，或抒發憤懣之情。他與李賀有相似之處，但沒有那些奇詭幽峭的意境；他有與李商隱一樣的濃麗清秀，但沒有李詩的晦澀。他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不是詩，而是詞。

第一，以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杜荀鶴等為代表，繼承杜甫和白居易的詩歌傳統，敢於大胆揭露社會的黑暗。

與元、白風格相近的還有劉禹錫、張籍、王建等詩人。

賈島、姚合與溫庭筠一樣，時代歸屬也一直沒有定論。有人把他們歸入中唐，是從他們活動的時間來分的；有人把他們歸入晚唐，是從他們詩歌的風格來分的。賈島、姚合的詩歌，是苦吟一派，氣象確實又入晚唐。苦吟，似乎又可以叫「吟苦」，即他們所抒發的，多是個人貧困生活的困窘和哀嘆，題材內容非常狹窄。苦吟的另一層意思，則是刻意推敲的創作態度。賈島《送無可上人》詩有這樣兩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並不見得有多麼高妙。但他在《題詩后》中卻寫道：「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但是這種創作態度，使他們在詩歌的技巧，尤其是近體詩方面有很高造詣，成為後人競相模仿的對象，對宋代詩歌的影響非常巨大。

初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是陳子昂。他的貢獻在提出了全新的、完全正確的詩文革新理論，推動了唐代詩文的革新。

對於仕途蹭蹬的下層文人來說，他們嚮往的是陶淵明、阮籍、嵇康、左思、鮑照等人，他們詩歌的內容，更多的是抒懷言志、詠嘆人生，詩歌的內容從宮廷台閣轉向市井邊塞。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批判和抵制六朝以來的文風，探尋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新的詩歌風格。這批詩人的代表，是「四傑」與陳子昂。

南朝政治腐敗，但經濟繁榮；南朝君臣驕奢淫逸、享樂腐化甚至到了極端無恥的地步，但是他們的文化素養又極高，所以六朝的詩文，內容極其空泛，而文辭極其華美，尤其表現在詩歌和駢文上。

他是一位超常的天才，據說很小的時候，就以才華驚動了韓愈。韓愈和皇甫湜兩大名人親自登門去拜訪他，他「總角荷衣」出迎，並即席作了一首叫《高軒過》的詩，詩寫得很好，令韓愈大為驚嘆。據說當時李賀才七歲（見唐劉嘉《隋唐佳話》）。李賀的人生是悲劇性的，一生鬱郁不得志，死時年僅二十七歲。他的詩歌，繼承了《楚辭》《莊子》和李白的浪漫主義風格，但更加誇張荒誕，詼詭譎怪，幽峭冷艷，極富個性。

中唐詩人中高張異幟的是天才的短命詩人李賀。

在韓、孟、元、白之前一點的「大曆十才子」以及劉長卿、韋應物、元結、顧況等人，已開中唐詩風的先河，雖然也有一些名篇傳世，但境界都不太高，題材範圍也相對狹窄，可以算作是盛唐詩歌向中唐詩歌轉變的過渡。

開元時期和天寶前期，唐朝的政治經濟都達read.99csw.com到了鼎盛，政治的清平、經濟的發達，又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張旭、懷素、顏真卿等的書法，吳道子、李思訓、王維等的繪畫，李龜年、董庭蘭、許和子、李謨、黃幡綽等的音樂都出現在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成就最高的還是詩歌。

南北朝時期，是五言詩（包括七言）成熟的時期，也是音韻學和詩歌格律研究取得重大成績的時期。淝水之戰以後，南北對峙的局面已經基本定型，東晉、宋、齊、梁、陳的朝代更替，讓整個社會都沒有什麼恢宏之志，不再醉心於建功立業，名垂後世，而是只圖享樂安逸，苟且度日。他們花費大量的精力去探求詩歌和駢文的技法，語言更華美，用典更新奇，技法更圓熟，對仗更工穩，但是，內容卻相當空泛。

唐代初年所承襲的，就是這樣的文化。但是，自隋代開始的大一統局面，又使南北文化有了融合的可能。隋文帝下令「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唐太宗要求「上書論事，詞理切直」，都是希望以北方剛勁質樸的文風，來救南方文風過於靡弱之弊。

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三羞詩三首》是對杜甫和白居易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繼承，大胆揭露了晚唐社會的一些弊端。陸龜蒙的《村夜》《刈獲》《築城詞》，劉駕的《戰城南》《吊西人》《賈客樂》，曹鄴的《官倉鼠》《築城》《薊北門行》，聶夷中的《田家二首》《公子行》，杜荀鶴的《山中寡婦》《蠶婦》《田翁》《傷硤石縣病叟》《再經胡縣城》等鬥爭性很強的現實主義詩歌，是晚唐詩歌中的傑作。

這一點，韋莊與溫庭筠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韋莊早年遭遇黃巢起義，輾轉逃難，避處西蜀以後，官居顯宦，為前蜀王建所倚重。他的詩「傷時傷事更傷心」（韋莊《長安舊里》），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唐末動蕩的社會現實。他和溫庭筠一樣，詞名比詩名更大。

「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和針砭時事的批判精神，是兩漢樂府的優秀傳統。從曹操的以樂府古題寫新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詩歌創作，是對樂府詩歌的繼承和發展。白居易學杜，最重視的是杜甫那些反映社會現實，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詩歌。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盧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新樂府詩」也不過數十首，但繼承的，正是杜甫的這種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即白居易所說的「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他們強調詩歌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與元九書》），強調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織婦詞》《田家詞》等，都是投向社會黑暗和權貴們的匕首和投槍。

和盛唐相比，中唐詩壇的境界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後世難及的繁榮時期。

盛唐詩歌完全掃蕩了六朝以來的綺靡文風，而代之以清新剛健而又絢麗多姿的嶄新面貌。

白居易和元稹走的是一條相反的道路，他們繼承的是杜甫戰鬥性很強的現實主義精神和通俗化的風格。白居易和元稹所發起的「新樂府運動」，是從內容和形式上對杜甫和盛唐詩歌的繼承和革新。

盛唐氣象，使文人士大夫們都有一種恢宏之氣，他們對功名的追求，已經遠遠不是初唐文人那種簡單的對富貴榮辱的嚮往，而是希望能夠濟世報國，匡扶社稷了。所以盛唐詩歌總體來說有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邊塞詩中，是一種壯美異常的豪情；在田園詩中，是一種寧靜幽read.99csw.com遠的恬靜；在李白的詩中，是一種大鵬展翅般的恣肆浪漫；在杜甫詩中，是一種憂國憂民的頓挫沉鬱。

從積極的意義看，是思想的解放造成了個性的張揚，發抒個人情感，代替了替聖人立言；從消極的意義上看，則是思想境界的低下與生活環境的狹窄，造成作品內容的格調比較低下甚至低俗，也就是後人所批評的「綺靡」文風。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詩歌的兩大高峰，也是中國詩歌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詩人。韓愈在《調張籍》詩中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是對他們最好的評價。

上官儀和沈佺期、宋之問是值得一提的。他們都是宮廷御用文人，詩歌內容幾乎全是應制頌聖之作，詞氣卑弱，但唐代近體詩的格律，卻在他們手中完成。將「永明體」詩歌強調四聲變為調整平仄；由孤立的一句一聯中平仄的區別，發展為全篇平仄的粘與對；將沒有規律的對仗變為律詩中間兩聯必須對仗，將唐代最具代表性的近體詩（包括絕句和律詩）的格律完善了。

韓愈的主要貢獻在散文，他是主張「辭必己出」和「唯陳言之務去」的。這個理論，也被他用到詩歌創作中。「辭必己出」，「陳言務去」，即不抄襲前人，這本是正確的創作方法，但是如果走到極端，甚至所謂的「橫空盤硬語」（韓愈《薦士》），「險語破鬼膽」（《醉贈張秘八》），就必然走向怪怪奇奇的道路。韓孟詩派的詩人，如韓愈、孟郊、賈島等人，追求的正是這種雄奇險怪的風格，以此與盛唐詩歌抗衡。韓愈的《山石》《南山》《城南聯句》，孟郊的《偷詩》《峽哀十首》等都是這樣的作品。

晚唐時期，唐帝國已是千瘡百孔，早已無復盛唐的繁盛氣象，晚唐的詩歌，也沒有了盛唐的恢宏之氣和中唐的中興氣象，而大多充滿一種傷感悲涼的情緒，但是，在詩歌的寫作技巧上，卻又有一定的發展。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說「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第二，以賈島、姚合為代表，其詩內容狹窄，極少反映社會生活，多警句而少佳作。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稱「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蘇絳作《賈司倉墓志銘》，稱其「孤絕之句，記在人口」，形成一種清瘦苦僻的藝術風格。

初唐（618-712）近一百年間，是唐詩風格形成的探索期，唐詩繁榮的準備期。從唐太宗貞觀初年到武則天時，詩歌基本沿襲南朝舊習，主盟詩壇的，大多是陳、隋舊臣和宮廷御用文人，如虞世南、褚亮、楊師道、李百葯、上官儀、李嶠、蘇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問等。他們的作品多是奉和應制之作，與六朝詩人相比，內容同樣空洞，但形式更為典麗。

這是一個怎樣的輝煌局面啊！僅清代《全唐詩》所收錄，就有詩五萬余首，詩人近三千人。其中，廣為傳誦的名篇有數千首，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

不得不提到的是爆發於天寶十四載（755）而持續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它不僅給唐帝國以巨大的打擊，使之從此一蹶不振，而且也幾乎震碎了盛唐詩壇，大批的詩人竟至不知所終，而開元時期最著名的兩位詩人王維和李白，一個因做過安祿山的偽官而潛心向佛，一個因加入永王磷叛軍而成為囚犯。但是，杜甫卻因此寫下了無數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的詩歌，使盛唐詩壇不但沒有因為「安史之亂」而沉寂，反而更加輝煌壯麗。

中唐詩壇面臨的問題是盛唐詩人境界太高，題材範圍太寬，詩寫得太好，使後人很難超越。

唐代詩歌，可以分為初、盛、中、晚四期。

「安史之亂」雖然只鬧了八年，但是對唐帝國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為了平定「安史之亂」而執行的兩大錯誤國策——向吐蕃、回紇借兵而造成的外族入侵和對藩鎮的軟弱遷就造成的藩鎮割據——像兩大毒瘤，使中唐一開始就九九藏書顯現出衰颯之像，但是唐帝國畢竟是「中興」了。但是，這個「中興」卻已經沒有了初唐的恢宏之氣，也沒有了盛唐的繁榮華貴。

那麼，唐代初年承襲的是什麼樣的文化呢？

王維和李白同年（701）出生，去世也僅比李白早一年（761），但他成名卻比李白早得多。王維于開元九年（721）二十歲時即進士及第，當時已經名滿天下，而李白直至天寶元年（742）四十二歲時才被徵召入京。王維是唐代詩人中少有的詩、畫、音樂都達到超一流水平的全才，是李白入京以前當然的文壇領袖。他的詩歌，既體現了盛唐前期文人積極進取，希望建功立業的昂揚之氣（邊塞詩），又表現了人們熱愛山水田園的生活情趣（田園詩）。王維的詩歌非常美，甚至被蘇軾稱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是他一生好佛，「安史之亂」時做了偽官，雖然並沒有被治罪，但多少還是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晚年更是潛心事佛，「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又有消極的一面，尚不足以完全體現盛唐風貌。

晚唐（860-907）指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唐末。

陳子昂的一生，大概可以用「不合時宜」四個字來概括。他在武則天朝，沒有做過多大的官，但敢於上書指斥時弊，主張措刑息兵，整飭吏治，殊不知武則天正是通過嚴刑與戰爭來樹立威信、鞏固政權的，所以他的上書不被採用，而且最後還被武三思指使縣令段簡將他害死在獄中。

任何一個朝代，在立國之初，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的統一、政權的鞏固和經濟的復甦，而文化的發展總是要滯后一些的。這一時期的文化，往往是承襲前朝餘緒，在內容和形式上變化都不太大。唐代也不例外。

有人說，中國是詩的國度，這話不錯。中國的詩歌，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而且起點很高。先秦兩漢時期，一部《詩經》，一部《楚辭》，還有幾十篇漢樂府，是很足以讓人自豪的。但是，先秦兩漢並不是詩歌的黃金時期。先秦時期，稱得上是詩人的，大概也就只有屈原、宋玉等寥寥數人，而更多的人，只是在「用詩」，而不是寫詩。兩漢時期，稱得上詩人的也沒有幾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才真正出現了詩歌的繁榮。這一時期思想的大解放、五言詩的成熟、音韻學研究的成果等，為唐詩的出現和繁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傑」是武則天時期的四位詩人：王（王勃）、楊（楊炯）、盧（盧照鄰）、駱（駱賓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才氣橫溢而器識狹小，抱負極大而仕途不暢，所以轉而恃才傲物。當時裴行儉就批評他們說，士人首先要有器識，然後才是文藝。王勃等人雖有文才，但淺露浮躁，難成大器。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縣令，其餘幾人能得好死就不錯了。

李商隱和杜牧並稱「小李杜」，他的身世就要凄涼得多了。他的老師令狐楚是牛黨中人，岳父王茂元卻被歸入李黨，於是，他受到牛、李兩黨的共同排斥，一生鬱郁不得志，踏入仕途三十余年中，有十多年輾轉于各地幕府，遠離妻子，漂泊異地。他是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人，也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他的各類有關時事政治的詩有百余首，佔了他傳世六百余首詩歌的六分之一。但他最受人喜愛的，還是那些雖然有些晦澀的詠懷詩和愛情詩。

中國幅員遼闊，北方和南方的氣候、地理狀況、生活習性、審美趣味、文化傳統都有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和《詩經》《楚辭》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大抵說來，北方文化重內容而輕形式，重質樸而輕綺麗；南方文化則重形式而輕內容，重修飾而輕質樸。這種差異，在南北朝時期被推向了極致。

李白在政治上，既沒有王維那樣的超然淡定，也沒有杜甫那樣的深刻執著，他的政治見解有時是很幼稚的。話說得很大，但骨子裡卻是天真和狂放，所以晚年才會有捲入永王磷叛逆案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