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總是吸引精力充沛的人們，但城市生活本身卻充當一個巨大的微子加速器。當人們遷往城市后，做任何事情的速度必須要加快。1871年，一位匿名日記作者曾這樣描述英國首都倫敦：

生存是人類測算時間的一種動力。古代文明使用日曆計算農作物種植和收穫的時間。但從一開始，測算時間就被證明是一把雙刃劍。從好的方面說，制定計劃有助於提高每一個人的效率--無論是農民，還是軟體工程師。然而，一旦我們將時間包裹起來，日程表開始轉動，時間佔據上風，我們就淪為時間的奴隸。時間安排限定了我們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給我們一個匆忙的理由。這正如義大利諺語所言：人測算時間，時間測算人。

早在6世紀，本篤會的僧侶就過著一種有規律的生活，一種令現代經理人引以為豪的生活。在日夜間固定的時間間隔里，僧侶們敲著原始的鍾，相互催促著，做晨祈禱、學習、耕作、休息、做晚祈禱，日復一日。當機械鍾開始懸挂在歐洲城鎮廣場上時，計算時間與支配時間之間的界限變得更為混亂。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啟發性的個案研究，歷史記載表明，1370年前後，這座德國城市懸挂起一座公共時鐘。1374年，科隆通過法律，豎立一尊雕塑，將勞動者工作日的開始和結束確定下來，並將他們的午飯時間限定在"一小時之內"。1391年，科隆對外國遊人強制實施晚9點（冬天為晚8點）宵禁，1398年宵禁時間推后至晚11點。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科隆人經歷了從無法確切知道時間到上下班及午餐時間都要聽命於時鍾的過程。用時鐘測量時間佔據了自然時間的上風。

在與本地化的佛教融洽相處的日本民族神道教里，時間是循環輪迴的。然而1868年之後，日本以幾乎超乎尋常的激|情開始趕超西方。為了建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明治天皇政府引進西方的時鐘和日曆，並開始倡導守時及充分利用時間的美德。二戰後，日本民族對效率的崇拜有所增強。今天，當你站在東京的火車站，可以看到來來往往的乘客跑著追趕火車的情形，雖然每間隔兩分鐘就有一列火車。你知道，日本人已經吸納了西方人關於時間是一種有限的資源的理念。

時間的本質看起來也已發生變化。在過去，《聖經》告訴人們："任何事物都有其季節，天下每一個目標都有其時間。"--誕生的時間，死亡的時間，治療的時間，哭泣的時間，大笑的時間，愛的時間，諸如此類。在《堂吉訶德》一書中，塞萬提斯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一樣的。然而，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時的世界里，所有的時間都是一樣的：我們周六支付賬單，周日購物，將筆記本電腦放到床上，通宵達旦地工作，狼吞虎咽全天的早餐。在寒冷的冬季反季節吃進口草莓，終年都吃一度僅在復活節進食的十字麵包。有行動電話、呼機、互聯網，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情現在永遠都可以做到。

1748年，在工業時代的黎明，本傑明·富蘭克林以一句格言頌揚利潤與速度之間的聯姻，這句話今天的人們仍然可以脫口而出，即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什麼比以小時而不是工人生產的產品計算報酬的轉變更能反應、強化新的精神狀態。一旦每一分鐘都值錢，事業就進入了永無休止的加快生產的競賽中。每小時生產更多的產品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利潤。保持領先意味著在你的對手前面配備最先進的節省時間的技術。現代資本主義同一種固有的提升、加速、提高效率的本能相伴而來。

"是的，在某種程度上說確實如此。在這裏生活，我也屈服於匆忙，屈服於速度。有時沒有其他辦法去趕雜誌的最後期限。生活在西方，要不斷掙扎以避免受時間支配。"

工業資本主義以速度生存，其回報也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候。生產與產品運輸最快的行業可以打敗對手。資本越快變為利潤，就可以越快再投資以獲得更大的收益。19世紀"輕鬆掙錢"的表述進入語言並非偶然。

有人辯解道，全天候文化通過給人工作的自由，什麼時候想做就做，能讓人感到不那麼匆忙。這是痴心妄想。一旦沒有了界限，競爭ｈｔtpｓ://ｒead•99ｃｓw.ｃoｍ、貪戀、恐懼就會促使我們將"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付諸每一天的每一時每一刻。這就是為什麼睡眠已不再是匆忙的避難所的緣故。數百萬人為考試而學習，學外語，邊打瞌睡邊聽廣播溫習管理技巧。在睡眠學習網站，對曾經是我們沒有內疚感就可以放慢速度的攻擊現在被包裝成獲得個人提高的令人興奮的機會。"睡眠占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是沒有生產性的。好好利用這巨大的潛能以發展你的事業、健康和幸福。"

另一些人認為速度是一種逃避，不是從生活中逃避，而是從死亡中逃避。多倫多大學的哲學教授馬克·金衛在現代速度崇拜方面有些頗具洞察力的著述。我們在一起喝咖啡的時候，他將話題從火箭發動機和寬頻互聯網轉移了出來。"不管人們怎麼想，有關速度的討論從來不是僅僅關注技術現狀的。這遠遠比它深入，回到了人類對先驗的渴望。"他說道，"很難思考這樣的事實，即我們都將死去；這是不愉快的，因此我們不斷尋找從我們自身的死亡率的意識中擺脫出來的方法。速度賦予感官的倉促感，是轉移注意力的一種策略。"

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蔓延，19世紀帶來了許多旨在幫助人們提高旅遊、工作和溝通速度的發明。正如一位瑞典人所注意的那樣，1850年，美國專利局申報的五萬項機器發明中大部分旨在"提高速度，節省時間和勞動力"。1863年，倫敦首家地鐵投入營運。1879年，柏林開通了電車運營服務；1900年，奧蒂斯揭開首家自動電梯的面紗；到1913年為止，福特T型汽車下線；1837年，電報問世，加快了通訊速度。隨後，橫跨大西洋的電纜於1866年出現，10年後，電話、無線電相繼問世。

隨著我們不斷加速，我們同時間的關係變得愈加令人擔憂，愈加紊亂。任何一本醫學教科書都會告訴你，對細節的過分敏感的困擾是經典的神經質的癥狀。將時間變成更小的單位的無情驅動--順便說一句，打響指只需1/5秒--使我們更加強烈意識到時間的流逝，更加渴望充分利用時間，也更加神經質。

由於時間安排嚴格，而技術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為可能，於是，匆忙便滲入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說話、閱讀、寫作、進餐、移動。19世紀的一位觀察家曾這樣譏諷普通的紐約人："走路的樣子看上去總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頓好的晚飯，後面有一個監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種"匆忙的、不妥當的、讓人流汗的倉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發展。

無論喜歡與否，人的大腦是被速度所固化的。我們從危險、忙碌、激動、悸動中獲得樂趣。從快速中獲得的強烈的感官刺|激，快速引發了腎上腺素與去甲腎上腺素兩種化學物質的釋放--這會在性生活過程中穿過身體。昆德拉在談到"速度帶來的狂喜"時，他是對的。

我們不僅享受速度帶來的樂趣，也習慣了速度。我們成了加速器。當我們將車駛入車道，每小時70英里的速度顯得太快。然而，幾分鐘后，我們就會覺得很正常。上了一條很滑的路，將時速減慢到每小時30英里，再慢就顯得讓人咬牙切齒了。加速刺|激了人們對速度的無休止的慾望。當速度放到每小時70英里時，我們在誘惑的驅使下，在加速器上再使點勁，將時速提到每小時80英里、90英里甚至更快。1899年，比利時的工程師建造了世界上首輛僅僅為打破速度紀錄而設計的汽車。其外觀為魚雷狀，由兩個電子發動機驅動，該車的車名"從不滿意"概括了人們對更快的渴望：永不快樂。

部分答案在於我們看待時間的方式。在一些哲學傳統里，時間是輪迴的，如中國人、印度人和佛教徒，只列舉三類。在加拿大的巴芬島，因紐特人使用同一個uvatiarru，同時指代"在遙遠的過去"和"遙遠的未來"兩個意思。在這些文化中，時間總九_九_藏_書是來了又走，總是在我們身邊，同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不斷更新。在西方傳統中，時間是線性的，像箭一樣從A地發向B地，無情飛逝。時間是確定的，因此也是寶貴的資源。基督教施加壓力迫使信徒們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鐘。本篤會的僧侶時間安排十分緊張，因為他們相信魔鬼會跟閑人過不去。19世紀，查爾斯·達爾文總結了西方對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困擾或迷戀，並嚴厲地呼籲"一個人浪費了一小時，就找不到生活的意義"。

--1909年未來主義宣言

時間病也可能是存在主義萎靡不振更深刻的癥狀。在崩潰之前的最後階段，人們常常加快節奏，以迴避不得不面對的憂愁和苦惱。在庫馬看來，速度可以幫助人們將現代世界的恐懼和荒蕪阻擋在外。"我們的時代為忘卻的慾望所困擾，但也正是為了滿足這一慾望，人們才放棄速度這一魔鬼；它加速地向我們呈現它不再希望被記住，它對自身已經厭倦；它想掐滅七情六慾中的微弱而令人發顫的火焰。"

他說道："讓時間變得有限化是西方的一種疾病，這就會將速度加諸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親曾對我說，當上帝創造時間時，他也創造了足夠多的時間--她是對的。"

我們對時間的神經機能非常脆弱，因而我們發明了一種有助於解決此問題的新型治療方案，求助於時間管理權威。他們的一些建議有借鑒意義，在很多書本和討論會都可以找到。許多人建議少做事以便做得更好，這是慢節奏哲學的一個核心原則。然而，大部分人未能找到我們萎靡不振的根本原因：節省時間的困擾。相反，他們讓自己沉溺於其中。2000年，大衛·科特雷爾和馬克·雷頓出版了《175種方法助你少花時間多做事》一書。該書呈現一種緊湊的寫作風格，是關於加速和將效率最大化的手冊。其中第141種辦法極為簡單："加快做一切事情的速度。"

我指出說："可你母親一輩子生活在印度農村。加速的壓力，同時間賽跑，在現代世界無疑是不可抗拒的。"

人類一直處於時間的奴役下，能感覺到時間的存在與威力，卻從來無法確知如何給時間下定義。公元4世紀，聖·奧古斯丁曾審慎地說道："時間是什麼？假如沒人問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須要給提問的人一個解釋，坦白地說，我不知道。"1600年後的今天，在將史蒂芬·霍金晦澀難懂的著作啃過數頁后，我們全然明白了他對時間的感覺。然而，雖然時間難以捉摸，每一個社會都逐漸總結出測定和計算時間的方法。人類學家相信，兩千多年前，歐洲冰河時代的獵人採用在木棍或骨頭上刻洞的方法計算月相變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種偉大的文明--蘇美爾、巴比倫、埃及、中國、瑪雅及阿芝台克都創立了各自的日曆。古騰堡印刷機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曆"。

說服早期的工業工人按鐘點作息並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幹活，憑個人的興緻休息，或者在該幹活的時候乾脆沒有出現--這對按時付酬的工廠老闆而言是一種災難。為了將現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紀律傳授給工人，剝削階層開始將守時當作市民的一種義務和美德宣傳，而緩慢則被貶責為重要過失。電鐘公司1891年的目錄提醒人們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種種弊端："一個人若想成功，如果說有一種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應得到培養，那就是守時；如果有一種錯誤需要避免，那就是遲到。"該公司的時鐘恰當地命名為"獨裁者"，宣稱要"革落後者的命"。

在這個快速變化著的現代世界里，時間的列車似乎總是剛到站又處於待發的狀態。無論我們如何加快速度，無論我們的日程安排多麼巧妙，每天的時間總是不夠用。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如此。但今天我們感到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壓力。為何如此？究竟是什麼讓我們有別於我們的祖先？假如我們要放慢節奏，我們首先必須明白為什麼要加快節奏，為什麼這個世界變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緊張？要做到這些，需要從我們與時間的九*九*藏*書關係入手予以探討。

對加速的詛咒不僅限於高速公路，以上網衝浪為例。我們對網路的鏈接速度永遠都會感到不滿。當我第一次開始嘗試寬頻數據機上網時，速度看上去像閃電一般。現在，好像感覺非常普通，甚至有點遲緩。當某頁沒能即刻下載時，我就失去耐心。哪怕只耽擱兩三秒鐘，也足以讓我點擊滑鼠催促。唯一的解決方法似乎是更快捷的鏈接。

現在將一切恢復正常並不晚。即便在"睡前一分鐘故事"的時代里，除了以更快的速度做任何事，我們還有別的選擇。雖然聽起來像是反諷，但慢速運動正快速地發展著。

消費主義是加速時代的另一強勁的動力源泉，日本也學會了消費主義。早在19世紀80年代，法國作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就譴責加快生活節奏的購買本能："將自己的心僅僅放在對物質追求上的人總是匆匆忙忙的，因為他只有有限的時間去延伸，去捕捉，去享受。"這一分析今天更為真實。今天，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商店，所有的男女不過是其中的購物者罷了。在誘惑與愉悅下，我們時常貪婪地尋求儘可能多的消費品和體驗。除了令人絢目的事業外，我們選擇美術課程，選擇到體育館消耗體力，選擇閱讀報紙及暢銷書排行榜上的每一本書，選擇同朋友外出進餐，選擇參加俱樂部活動，參加運動，看上數小時的電視，聽音樂，和家人在一起分享時光，購買所有的新潮的時裝和最時尚的小玩意，逛電影院，享受同伴侶的親密與美妙的性|愛，到遙遠的地方度假，甚至可能做一些有意義的志願者工作等。其結果是，在我們希望從生活中獲得的與我們實際可以實現的二者之間產生了令人苦惱的分離，這就引發了時間永遠不夠用的感覺。

清晨醒來，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是拉開窗帘嗎？還是翻過身去摟摟你的伴侶或一隻枕頭？或跳下床來做10個俯卧撐以促進血液循環？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時也是每個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時間。床頭柜上的時鐘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狀況，不僅告知我們在一天餘下的時間里自己所處的狀態，也告訴我們該做何反應。如果時間尚早，我就閉合雙眼，睡個回籠覺；假如時間已經不早，我便跳下床來，徑直奔向衛生間。從醒來的那一刻起，時鐘就操縱著我們一整天的節奏。當我們在一個接一個的約會和安排以及一個接一個的截止期之間奔忙不休時，一天的時間就這樣流逝。每一個時刻都編入了安排計劃，我們目力所及之處--床頭櫃、單位的食堂、電腦屏幕的一角以及我們的手腕等等--時鐘無時無刻都在滴答作響，記錄著我們每一刻的進展，激勵我們不要落後。

時鐘使人們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時間，從而提高效率，對時間進行更為嚴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時鐘並不像今天那麼可靠。日晷儀在夜裡或多雲天氣狀況下並不運轉，而且由於地球的傾斜，其長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計算一個具體的時刻，理想的辦法就是沙漏和水鍾，但卻根本無法測算白天的時間。為什麼歷史上有如此多的決鬥、戰鬥及其他事件發生在黎明呢？並非由於我們的祖先對早起情有獨鍾，而是因為拂曉時分是唯一每個人都能分辨的時刻。在缺少準確的計時器的日子里，人們的生活聽命于社會學家所說的所謂自然時間，做事全憑感覺，而不是讓手錶告訴他何時該做何事。餓了吃，困了睡。然而，從很早開始，報時就同告訴人們該幹什麼結合在一起。

像其他人一樣，我希望技術能幫我買到更多的時間，以便有更多的機會，不再感到如此匆忙。但技術是不可靠的朋友。即便確實節省了時間，它也常常通過誘發一系列新的責任和慾望，使其效果受到損害。當洗碗機在20世紀早期問世的時候，它將家庭主婦從累人的勞作中解放出來，隨後，在十多年時間里，隨著衛生標準的提高，我開始更頻繁地換洗衣服。結果，裝滿臟衣服的洗衣筐同門口腳墊上堆起的賬單一樣，成為現代家庭的特徵。電子郵件是另一例證。說得好一點，它使人們變得前所未有的團結。但電子郵件操作的簡易，隨時點擊一下"發送"即可，從而導致過度使用的蔓延。每天，信息高速公路傳送的電子郵件達五十多億封，其中很多是毫無九*九*藏*書必要的備忘錄、粗俗的笑話和垃圾郵件。對大部分人而言，其結果是每天迎來了堆積如山的電子郵件。

當世界蹣跚步入超速運轉時代，日程安排成了工業革命的一種方式。在機械時代以前，沒有比飛馳的駿馬或開足馬力的帆船更快的。但發動機改變了一切，頃刻之間，人、信息和物質旅行或傳播到遠方的速度可以超過以往任何時候。一家工廠一天的產品可能比一個工匠一輩子的產品還多。新的速度時代給人們以無法想象的興奮與繁榮的期待，讓人們沉浸其中。1825年，當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客輪在英格蘭的約克郡開始其處|女航時，受到了4萬人的矚目及鳴21響炮的禮遇。

然而，假如沒有準確的記時，以上任何一項新技術都無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時鐘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操作系統，它使會議、截止期、合同書、製作過程、計劃表、交通、工作輪班等其他的一切成為可能。著名社會評論家劉易斯·蒙福德將時鐘認定為工業革命的"主要機器"。但直到19世紀末期，標準時間的創立方才使時鐘的潛力得以開啟。此前，每個城鎮均通過正午的太陽即陰影消失、烈日當空的那一刻計算時間。結果，導致時區的混亂。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奧爾良的當地時間比位於其西邊80英里的巴吞魯日晚23分鐘。在沒有什麼東西跑得比馬快的時代，這樣的事情幾乎無關痛癢，然而，如今火車穿越景觀的速度飛快，為了保證鐵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國開始協調鍾錶時間。到1855年，英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接受英國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播報的時間。1844年，全球共有27個國家同意確認格林威治為本初子午線，即零度經線，這最終導致了世界標準時間的確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已採用統一的世界時間系統。

當泰勒在計算每換一隻電燈泡需要百分之幾秒的時候，亨利·歐勒出版了《沒有城市沒有鄉村的世界》一書，該書描述了火星上的文明，在火星上，珍貴的時間成了貨幣。一個世紀后，他的預言實質上已經變為現實：如今，時間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像錢。我們甚至談到"有時間"，或更常見的提法："缺時間"。

我們可以斷言，一種新的美麗，亦即快速之美，已經使壯觀的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1876年，當首個裝有發條的鬧鐘進入市場時，守時得到了強有力的宣傳。數年後，工廠開始安裝鍾錶，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時打卡，這一做法蘊涵著在日常生活中"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當壓力上升至每一秒鐘都值錢的時候，攜帶型時鐘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在美國，窮人參加每周抽彩出售一隻手錶的俱樂部。學校也支持守時運動。1881年版的麥高菲讀本其中一篇課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緩慢帶來的極度恐怖：火車碰撞、生意破產、軍事失敗、錯誤的出現、浪漫經歷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舊如此，因為某人的延誤，精心安排的計劃、最重要的事情、個人的命運、榮譽、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犧牲了。"

面對眾多壓力，即便最有奉獻精神的緩慢倡導者也發現很難做到不匆忙。以沙提敘·庫馬為例，這位前耆那教和尚20世紀60年代從英國步行到印度，此後便徒步遊歷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目前他生活在英國西南部的德文郡，他出版發行了一本名為《蘇醒》的雙月刊，其中有許多贊同緩慢哲學的理念。一個美妙的夏日下午，我在倫敦海德公園見到了他。他身材瘦小，穿著一套亞麻西服，從一群排成行的、風格變幻莫測的溜冰者、漫步者和快速步行者中，他安詳地走過來。我們在樹陰下坐下。庫馬脫下短襪和鞋子，並將他那雙足跡遍布全球許多地方的腳放到草地上。我向他談起時間病的問題。

一旦我們的祖先掌握了計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將時間分割為小單位。埃及的日規起源於公元前1500年，為現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計時裝置。早期的"鍾"基於滴漏、沙漏、蠟燭或燃香。13世紀隨著機械鍾在歐洲的誕生，計時技術取得了巨大進展。到16世紀後期，人們不僅可以準確地計算小時，還可以精確到分和秒。

19世紀，匆忙文化加reａd•９９csｗ•ｃoｍ快步伐再上一個層次，而這得益於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顧問。在他效力的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伯利恆鋼鐵公司，泰勒使用一塊秒錶和一把計算尺，測量出每一項工作所耗費的時間，精確到秒，並最大效率地給工人安排了工作。"在過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來，體制將是首位的。"儘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廣泛地閱讀，泰勒本人喜歡將他的"科學管理"品牌付諸實踐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恆鋼鐵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運的生鐵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員工抱怨壓力大，太過疲勞，紛紛辭職。泰勒人緣不好，1901年遭到解僱。雖然他在晚年相對默默無聞，但對聯盟組織來說他仍是一個憎惡的對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條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不僅在工作場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關泰勒主義的電視紀錄片的邁克舒爾茲認為："泰勒本該死於恥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後，因為他的效率理念對界定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僅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上也如此。"

我本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管孩子就是一攤活，唯一能在親子關係中倖存的方法是減少工作量。但我發現要做到這點很困難。我希望自己什麼都不受影響，因此沒有減少個人愛好，而是拚命將它們擠進本已很滿的日程里。從額外安排的網球比賽中溜出來后，餘下的一天時間里，都在拚命地趕。車開得更快，路走得更快，睡前給孩子講故事也給省了。

繼本篤會的僧侶闖出一條新路后，具有現代意識的歐洲人開始利用每天的日程安排來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作為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建築師、音樂家、畫家、雕塑家，阿爾貝蒂儼然一個大忙人。為了安排好大部分的時間，他每天制定一個時間表。"我早上醒來，首先就要問自己這一天將要安排哪些事情。把事情一一寫下來，加以考慮，好好安排時間：這件事早上做；那件事下午做，另一件晚上做。"你知道阿爾貝蒂本該喜歡個人數字助理器的。

為什麼物質如此富足，缺少時間卻如此普遍、如此流行？主要原因在於人類的死亡率。現代醫學使人類在《聖經》所說的70歲壽命的基礎上增加了10年左右的時間，儘管如此，人類依然生活在最大的期限陰影下，即死亡。毫無疑問，我們感到了時間的短暫，并力圖使每一刻都富有價值。但如果這種本能得到普及，那麼為何有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傾向於同時間賽跑呢？

一架飛機在頭頂上空哀怨地隆隆掠過。庫馬瞥了一眼手錶。他的下一個安排是參加15分鐘后開始的一本書的發行儀式。"該走了。"他淺淺一笑，說道，"我不想遲到。"

知識分子開始注意到技術對人類的塑造如同人類對技術的塑造一樣。1910年，歷史學家赫伯特卡森寫道："隨著電話的使用，會產生一種新的思考習慣。緩慢遲滯的心情已經丟棄……生活變得更加緊張、敏銳、生動。"卡森毫不奇怪地發現，在電腦上花費大量的時間幹活會讓人對那些跟不上軟體速度的人產生不耐煩。

"加快做一切事情的速度"，在這幾個字里，作者巧妙地概況了現代生活的問題。用一分鐘時間想一想：加速做一切事。快速閱讀普魯斯特的作品、做|愛時間減少一半、每頓飯都使用微波爐，這些都真的有意義嗎？當然不。但有人可以寫下"加速做一切事"這一事實明顯說明我們出軌有多遠，我們多麼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全部生活。

在倫敦，神經機能的倦怠及腦力的釋放是巨大的。倫敦人的生活節奏很快。在其他地方，人們閑得要死；在倫敦，人們忙得要命……滿腦子不斷地想著新形象、新人、新感覺，緊緊張張的。一切都要加快速度去做，買和賣、計算和稱重，甚至連櫃檯前的談話等都以快速和不正當的手段進行。動作遲緩的、啰嗦的人很快就發現自己毫無機會，可過不了多久，他們自己也如同快車裡的笨馬一樣，逐漸形成從前不為人知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