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誠的英語不行，聽不懂他們的交談，但這種場合其實用不著語言。狄克森先生已經過世了，坐化了。從他身體的僵硬看，他去世肯定已經有相當的時間，但他一直保持著筆直的坐姿，所以連近在身邊的同伴都沒有覺察。遠處的梅茵是如何覺察的？她同義父之間有心靈感應嗎？

她平靜地說：「謝謝，我這就回去睡。」

「啊，我不知道。那個冷藏箱里究竟是天花、是活疫苗、還是那位俄國情人身上的精|子——沒準我的當事人想用人工授精的辦法為他生育兒女呢——我完全不能確認。既然公訴人指控我的當事人有『非法運輸傳染病病原體』的犯罪行為，就請公訴人舉證吧。」

「先說活疫苗。與死疫苗、抗****、類****這類免疫方法相比，活疫苗有很大的優勢：它在病人體內能夠自我繁衍，這樣能充分發揮生命體的優勢，免疫效果比較長久。但是，『生命體』的優勢在活疫苗身上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因為它必須首先在工廠里培育出來，所以仍是相當低效的辦法，也難免受制於『人』的因素，無法形成人與自然的穩定平衡。比如說，如果戰爭中斷了疫苗生產、儲存和分發的鏈條，疫病就會復燃。而低毒病毒就不一樣了，它們在自然界有較強的生存能力，能夠排擠原來的強毒病毒，形成低毒的優勢種群。它們能使人輕微發病，病人痊癒後會獲得對這種病毒的終身免疫力。總之一句話，培養低毒病毒、主動投放到自然環境中，用這個方法可以加速病毒的溫和化，打破危險的天花真空。」

杜律師從容地說：「我至今仍不表示疑義——減毒的天花活疫苗從廣義上說仍屬於天花病毒，而不是白痘或水痘。活疫苗和原生病毒在細胞結構上有細微區別，但主要區別是致病性。你們提供樣本要求鑒定時，是要求分辨它是天花還是白痘，三家機構給出了正確的結論。但如果你們要求分辨是天花還是減毒天花，他們肯定需要做另外的鑒定。我謹告知法庭，我們已經申請第二次鑒定，結果可能在兩天後拿到。」他解釋道，「病毒與其減毒后變成的活疫苗，在DNA結構上是可以區分的，可以通過PCR，即聚合酶鏈式反應，擴增之後測序。而在產生毒性的蛋白質層次上，做抗體實驗可以區分，通常是western印記實驗。此外，對蛋白質做酶活性檢驗，或把製成晶體之後做X射線衍射實驗，都行。」

胡翠花老老實實地說：「不，他們也從沒穿過。別人說梅董壞話時，我就拿這事為她辯解，我說梅董在實驗室里待的時間比俺們還長，工人下班后，她一個人老是在裏面熬到深夜。她就不怕傳染？」

注：本節對非洲疫區的實景描寫，參照了美國病毒學家約瑟夫·麥克科密克和蘇珊·費希爾-霍克所著《第四級病毒》。

梅茵覺得這件事做得似乎不夠地道——欺騙不知情的駕駛員前往疫區。但義父說話時表情很平靜，他覺得為了挽救疫區的千萬瀕死者，即使不得不說幾句謊話，上帝也會原諒的。著陸時已經是黃昏。恩扎拉機場只是一段凹凸不平的柏油路，機場大廳則是馬口鐵皮作屋頂的簡陋棚子。駕駛員同機場人員交談幾句，馬上知道了疫情的慘烈，臉色變得陰沉。但這架飛機沒有自動導航，只能靠肉眼飛行，所以駕駛員們必須在這兒停留一夜，這讓他們格外膽戰心驚。狄克森倒是暗自慶幸，這樣他就可以連夜提取血液樣本，粗檢之後在第二天讓返程飛機把樣品送到美國喀土穆大使館，再轉送到 CDC作鑒定。在1979年，對埃博拉等病毒還沒有更靈敏的檢測手段，只能用間接免疫熒光檢測驗明特定的抗體，從培養的組織或細胞中分辨出某種病毒來需要時間和專業的設備。早完成一天，就可能挽救幾百條人命。

「盒子不大，比拳頭大不了多少，外殼是不鏽鋼做的。梅茵當時說過那是冷藏盒，裏面裝有液氮，我接過來時，感覺到盒子涼冰冰的。」

她看了看薛愈，但沒有說話。薛愈知道她是想催問尋找小雪的事，自那天小雪突然失蹤，至今已經三個月。他儘力找了，還讓警方發了通告，但沒有一點線索。他知道這是梅老師最掛心的事，內疚地說：

審判長終於理清了她說的話，極為困惑地問：「你是說——孤兒院的天花病毒是你有意投放的？」

法庭上除了薛愈和梅茵外，沒人認識他，都不知道這個老頭兒為啥會突然跳出來。有人好奇地看他，在他背後嘀咕著：這老頭兒是誰？是不是與梅茵有私仇？趙與舟聽見後邊的私語，非常委屈。他與梅茵沒有任何私人過節，他的義憤完全是無私的，是科學信徒對科學叛徒的義憤。這個走火入魔的女人已經蛻變成了殺人的女巫，但法庭卻輕描淡寫地判了僅僅八年刑期，甚至還有不少人同情他！這個世道太令人失望了。群眾的好奇心顯然有限，不一會兒他周圍的人都離開了，連記者也都走了，沒人來採訪他。薛愈想過去勸他，但猶豫片刻，搖搖頭，徑自走出去。趙教授未免尷尬，氣嘟嘟地離開法庭。

她問審判長，後者點點頭。她說：

「狄克森先生，你是專家，能否告訴我，病魔為什麼特別鍾愛非洲這塊地方？凡是歐亞有的疫病，這兒基本都有，像麻風、天花、結核、狂犬病等。更有不少新病毒是這兒獨有的，像拉沙熱、綠猴病病毒、克里米亞剛果熱、埃博拉、昏睡病等，都是一些特別兇殘的病毒。新大陸的情況恰恰相反。發現美洲和澳洲時，土人傳給移民者的病只有梅毒，是一種相對溫和的病；而移民者帶去的天花和流感，卻對土人絕對致命，」

他舉的例子都很正確，甚至少說了一條：更為兇殘的艾滋病。艾滋病是1981年在美國發現的，已經確認它源於非洲。實際上，1976年在扎伊爾揚比庫埃博拉疫區，醫療組保存了病愈者的600份血液樣本，其中就有艾滋病毒，是在十年後複檢時才檢查出來的，狄克森差一點為此送命，不過此刻狄克森尚不知情。他的問題讓狄克森思索了一會兒，說：

「請問，梅茵博士對你們採取什麼防護措施了嗎？比如防護服、密封面罩、進出實驗室的消毒？」

「你們在實驗室都幹些什麼日常工作？」

南陽市人民檢察院的仝光武檢查官宣讀了起訴書。檢察院非常重視這個案件。兩個月前，北京一位領導特意來南陽，把公檢法三家召集起來，搞了一次非正式的座談。領導說他不想影響司法的獨立性，實際上這次他來就是為了強調這一點。在這次天花事件中，雖然中國政府是完全清白的，而且實施了非常透明化的報道，但仍有個別外國媒體咬定說：這個姓梅的美籍華人是中國政府的秘密僱員，是中國研究開發生物戰劑的首席科學家。這個領導說：

杜律師聰明地感受到下邊的情緒（不滿，甚至是厭惡），但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有意把這件事描黑。他問：

「梅博士，還有偶爾去的孫總，是否穿防護服？」

「本院認為，被告梅茵，其行為已構成傳染病病毒、菌種擴散罪和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規定，被告人梅茵犯傳染病病毒、菌種擴散罪，判決有期徒刑六年；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被告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決有期徒刑五年；二罪並罰，執行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判決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即自2011年10月12日起到2019年10月12日止。」

「爸爸你休息吧，我來做分離。」

「是嗎？」

「不一樣的。」

「好，我沒問題了。」

去喀土穆的乘客要進場了，史密斯最後勸了一次，說去疫區太危險，最好讓梅茵留在大使館里。梅茵只是笑著搖頭，狄克森也說：「謝謝你的關心，不過還是讓她去吧。」史密斯嘆息一聲，拍拍梅茵的肩膀：

工作人員按慣例檢查證人的身份證。15年過去，張軍已經發福了，生意也做得很大，說話仍不改東北人的豪爽。他盯著被告席上的梅茵上下打量，心裏恨得痒痒的。這麼一個又漂亮又有親和力的女人，咋會是條毒蛇呢。竟然騙自己替她夾帶病毒到中國，她是存的啥狼心狗肺？想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小日本的731部隊干過這種喪天良的事，可那是日本法西斯呀，她可是中國血統！真真白披一張人皮，看，這會兒她還有臉向自己笑著打招唿哩！他橫了梅茵一眼，對審判長說：

「所提供的實驗室樣本為天花病毒，含西亞、非洲和歐洲三個品系。與從中國南陽疫區區天花病人身上提取的病毒有高度一致性。」

「我沒有問題了。」

馬薩依嚮導笑嘻嘻地看著這個場景，他已經是見慣不驚。梅茵則被深深打動，幾乎忍不住自己的淚水。畢竟親眼所見比電視上的場景更為真切。這是生與死的搏鬥，是物種的宿命。屍體側畔是流動的生命之河，個體的犧牲換來種群的延續和昌盛。這幕活劇已經上演了億萬年，還要永遠延續下去。她的心弦被撥動，發出悲涼悠長的共鳴。她不想讓義父看見自己流淚，就把臉扭向一邊。實際上狄克森的震動也不在女兒之下。

身邊的陳媽聽不懂梅院長剛才的話，但最後一句話聽懂了。她轉向薛愈，兩眼木呆，喃喃地說：

「因法庭中出現意外情況，今天的審理中止，現在休庭。」

「不，我幫你把血抽完，我不困。」

「觀點的宣講就到此為止吧，下邊轉到審判員們關心的犯罪事實。正因為十字組織有上述觀點，或者說是信仰也未嘗不可，其中一位俄羅斯成員、優秀的病毒學家斯捷布希金，就借工作之便，在威克特中心對天花病毒進行人工誘導，培養弱毒天花。後來，梅茵受義父委派，接過他的工作，進行進一步的減毒培養。沒錯，我的當事人後來不慎造成弱毒天花漏泄，但你們想過沒有，為什麼它所引起的疫情如此輕微？為什麼實驗室的工作人員長期接觸也不受傳染？只有一個原因，我的當事人私運入境並長期保存研究的東西，並不是天花病毒，而是——」他一字一頓地宣布，「天花的減毒活疫苗！」

「被告方上次說要對天力公司實驗室的病毒樣本重新鑒定。請你們提供第二次鑒定的結果。」

法庭的情緒有了一點微妙的變化，這番話滿足了中國人潛意識中的自尊心，多少熨平了聽眾剛才產生的敵意。梅茵又說：

那架破舊的警用飛機在凹凸不平的柏油路上顛簸著前進，讓旁觀者非常擔心它能不能起飛。不過最終它飛起來了，消失在北方的天空。梅茵偷偷看著父親的表情，父親顯得很平靜，沒有為剛才的謊話而內疚。當然，那些樣本經過仔細的包裝，一般來說，機長沒有受到傳染的可能——如果他過於好奇而私自打開，或者飛機失事，那又另當別論。義父的行事方式對梅茵上了第二課，很重要的一課：

「你們見過生物反應器的製成品嗎？」

看守所對梅茵夫婦很優待，兩人都住著單人囚室。不過，雖說是單人間，但屋中設備同集體囚房是一樣的，屋裡只有一張大通鋪，能睡十七八個人，用角鋼焊成，木板嵌死在上面（防止犯人用來做武器）。屋裡除了大床就只有一人寬的通道，集體囚室中，犯人們如果不睡覺，就整整齊齊蹲在這個通道里。天花板很高，吊著一隻昏暗的燈泡，像一個眼神混濁的獨眼老人，晚上一直默默地盯著你。住室外面連著半間露天房，是對犯人放風用的，上方焊著結實的鋼筋網，牆角處有個水池、水龍頭和便盆，是犯人洗臉和小便的地方。其它則一無所有，沒有桌子、椅子、檯燈等任何東西。

「我是執行義父狄克森的教義——用實際行動打破科學造成的天花真空。此後我對這些天花進行了十幾年的減毒培養，但並不是把它們變成減毒活疫苗，而是培養低毒的、可以在自然界獨立生存的病毒。這種低毒性病毒是一個新的醫學概念，是否需要我做一點解釋？」

「為了說明事實，我要多少介紹一下梅茵的義父、美國的狄克森先生，和他創建的十字組織。我的當事人已經公開說過，她去俄羅斯是受義父的委派。我很奇怪，公訴方對她這項檢舉怎麼一直置若罔聞？懲罰犯罪的執行者是應該的，總不能讓幕後的教唆犯逍遙法外吧，即使那人並非中國國籍。我這會兒就來幫法庭做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屬於份外的工作。」他笑著說，旁聽席上有壓低的笑聲，公訴人和審判員們都覺得尷尬，他們不想節外生枝，所以一直避免追究這個美國人的罪行，但這麼明顯的寬縱，在法理上確實說不通。「下面，請法庭容許我佔用兩分鐘時間，介紹十字組織的一些信仰，因為這些觀點將與我即將陳述的事實有很大關係。」

那就勸他走吧，離開自己，卸下這副擔子。

梅茵很乾脆地否認：「不，那兒不適宜。這種新的醫學觀點要想成為新醫學，必然取決於社會的深層意識。西方社會非常崇尚個人，為了一個大兵瑞恩可以犧牲幾十個人。這種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歷史的進步，但像世上任何事情一樣，它也有兩面性。在它的基礎上建立的西方醫學觀——只救助個人，不關心群體——忽視了人類作為種群的利益，這和新醫學的觀點恰好背道而馳。狄克森先生認為，中國文化天然地浸透了集體主義，又沒有全民宗教信仰，倫理上的禁忌較為寬鬆，這種種優勢在全世界唯此一家。所以他慎重決策后，把突破點選在中國。」

1979年暑假，義父帶她到非洲塞倫蓋蒂國家公園去看野生動物，沒想到先碰上一場疫情。兩人乘飛機到肯亞內羅畢的威爾遜機場，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個四十歲的官員迎過來：

他向審判員和聽眾都鞠了躬，走下證人席。

旁聽席上又起了一陣騷動。梅茵把兩個無知工人放到這麼危險的地方，一直對她們隱瞞病毒的真相，實在太殘忍。公訴人滿意地說：

「我不知道。我猜測，九*九*藏*書可能因為這兒是『舊大陸』吧。這兒是人類的發祥地，很可能也是病原體的發祥地。長期的進化使病原體變得多樣化。」

「聽他們的口氣，大概還不知道，至少不知道疫情那麼厲害。如果他們知道，可能就——」他聳聳肩，沒有說下去。

「法庭徇情，重罪輕判！我強烈抗議！我要在網上公布我的抗議，你們等著接受世人的譴責吧！」

「好，我沒問題了。」

兩位被告人和各自的辯護律師先後走進法庭，坐在兩個被告人席上。中國法律規定，兩名被告人雖然同案也必須延請不同的律師，所以孫景栓另外請了一位年輕的李岩律師。梅茵夫婦都帶著孝，孫奶奶腦溢血后搶救無效，已經于兩個月前去世。梅茵在坐下前，先與另一個被告席上的丈夫互相致意。夫婦兩人進了看守所之後，雖然近在咫尺（隔牆），但三個月來沒見過一面。看守所里沒有集體放風，那兒的囚室都各帶半間露天囚室，放風是單獨進行的，主要是為了避免犯人們在審判前串供。丈夫眉間鎖著悲傖，面容慘淡。他最親的奶奶去世了，這對他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他是個至孝的人，至今陷於深深的負罪感中——其實梅茵自己的負罪感也很重啊，為了馬醫生、孫奶奶和梅小雪。

「你是亞特蘭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嗎？我是美國駐肯亞大使館的史密斯。」

「噢，是這樣。」

「梅茵和孫景栓涉嫌擴散傳染病病毒案，現在開庭。」

她回到那張大通鋪上，仍睡不著，思緒轉到小雪身上。小雪這會兒在哪兒？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十歲時義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國，在一個孤兒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對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現在她的願望突然破滅，容貌又被毀，這些打擊太大了，梅茵很擔心她能否抗過去。

「被告律師辯稱，被告從俄國偷運入境的不是天花，而是減毒活疫苗，請提供確鑿的證據。」

他照著一張紙念下去：

晚上，河邊仍滯留著大群的角馬，它們大都吃飽了，喝足了，甩著尾巴，在河邊悠閑地踱步，幼仔在母親腹下鑽來鑽去，玩得興高采烈。獅群仍在附近，也都吃飽了，卧在河邊休憩。角馬、斑馬和瞪羚此時對獅群視若無睹，甚至敢到離獅群很近的地方玩耍，它們憑本能知道，當獅子的肚子下垂時就表示它們吃飽了，這會兒決不會殺生的。晚霞籠罩著草原，河邊洋溢著安祥靜謐的氣氛，就像白天的屠殺根本沒出現過。

「有可能判死刑嗎？」

一頭角馬從鱷魚的利齒下逃生，搖搖晃晃地爬回這邊河岸。它受的傷看來並不重，但晃悠一會兒，最終倒在地下，倒下的地點離這兒不遠。作為一個流行病家，狄克森對此很敏感，對梅茵說：

這位「不想影響司法獨立」的領導實際上是對檢察院下達了「只許贏不許輸」的死命令——必須實現對梅茵嚴厲的求刑，以彰示中國的清白。仝光武心中有不小的壓力。這個事件按說脈絡分明，「天力公司實驗室秘密保存天花病毒」這一點證據確鑿，無可懷疑；麻煩的是，案件的前半段，即梅茵從俄羅斯走私天花病毒的罪行，卻沒有任何過硬的證據。梅茵曾在上次記者會上公開承認過，但那沒用的，她完全可以翻供。再說 ——梅茵的辯護律師可不是好對付的主兒，此前杜律師曾代理過幾起有國際影響的的大案，沒有一次失敗。杜律師尤其擅長那些與高科技有關的案件，因為據他私下說，法律是一件僵硬的幾丁質外殼，而科學每時每刻都在膨脹，註定會在法律之殼上崩出裂口，可以藉此來個金蟬脫殼的，只看律師有沒有本事來發現這些裂口了。

公訴人冷笑道：「但你說的活疫苗卻讓一千人傳染上了天花，死了一人，數人被毀容。」

並非天花？此前聽眾們都已經從心理上接受了這個事實，這會兒豎起耳朵聽他的話。杜律師不急不緩地說：

金明誠也注意到那對父女之間無聲的交流。交流持續了很長時間，忽然梅茵的神情有些變化，悄聲同律師說了兩句，律師迅速向下邊瞥了一眼，匆匆寫了個紙條交給審判長。審判長也匆匆向台下瞥一眼，喚來一名法警，附耳低言幾句。法警匆匆走到旁聽席的後排，對七個外國人中坐在外邊的那位說了兩句。那個外國人非常震驚地跳起來，向坐在中間的狄克森俯身過去，喊他，用手推他，狄克森一動也不動。六個人都慌了，用英語說：

「這項研究並非沒有必要，但人工誘導病毒產生致病性，有相當的危險性，應該經過充分的公開的安全論證，不應是私人性質的研究。當然後來我知道，梅茵老師當時並沒有告訴我真相。她所說的可能有致病性的病毒並不是變異白痘，而是天花。」

狄克森還沒有說話，史密斯大吃一驚：「到疫區去？黑頭髮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那兒是地獄，連航空公司都很難往那兒發航班，因為沒有駕駛員願意去。」

她在睡夢裡還在挂念著試驗的結果呢。狄克森想吻吻她，不過及時止住了這個念頭——他的病情還沒最終排除呢。他輕鬆地說：

早上，狄克森和梅茵趕到恩扎拉機場，飛機駕駛員已經準備起飛，他們一分鐘也不願在疫區多停。狄克森把包裝好的血清和組織樣本交給機長，請他務必儘快轉到美國大使館。機長對醫學一竅不通，沒想到這個包包內裝的，恰恰是他們急於逃脫的埃博拉病毒。機長只是隨口問一句：

三個審判員依次回到法庭，眾人起立，開始宣讀判決書：

現在要抽幾個疑似病人的血。其中一個是老婦，皮膚鬆弛，瘦骨嶙峋。非洲人不大好判斷年齡，她可能是60歲，也可能是75歲。她發著高燒，嘴裏說著胡話。在她身上沒有發現出血癥狀，但她是從確認有埃博拉的地區來的，狄克森高度懷疑她也是埃博拉患者。梅茵按著她的胳膊，狄克森把針頭插|進她的靜脈，開始回抽。兩人都沒想到，她在這時突然翻身，力氣大得異常。梅茵可能太疲乏了，沒按住，針頭滑了出來，剌穿了狄克森左手的手套。

他文謅謅地宣讀了這些觀點，又恢復他嬉笑怒罵的風格：

這句話讓狄克森一愣。他想我（我們）真是瞎子啊，搞了30年的醫學研究，卻一直閉眼無視這個最明白的事實。現代醫學已經發展成無比巍峨的大廈，其成就足以使人類精英們自我膨脹，藐視上帝。但跳出醫學的圈子回頭看看，就種族的整體而言，人類的健康水平並不比角馬強，甚至還不如後者。現在，上帝在非洲的荒野上導演了一場大劇，演員是數百萬頭活力四溢的生靈。生靈們用形象的語言詮釋了上帝的意旨——而且是一個孩子首先看懂了。他嘆息道：

「噢，對了，我們十一人將努力說服WHO，為這項研究提供長期資助。」

十幾年後，梅茵用色相引誘斯捷布希金，或者在孤兒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時，都是遵循著這樣的道德準則。

法庭傳喚下一個證人。

「沒有。那些事都是梅博士自己乾的，梅董不在時孫總干。」

審判長這會兒意識到，自己剛才的問題不大妥當，如果造成「法庭要按故意殺人定罪」的印象，以後就不好轉圜了。他隨即提了一個新問題：

梅茵當時並不了解義父在心靈上的凈化和升華，但她感覺到了。早上義父搖醒她，說：起來吧，你看非洲的拂曉多美！景色確實美，向上升騰的霧靄中，遠處動物們的影像扭曲流動，恍如夢幻中的精靈。義父的笑容同樣美，笑容是從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他臉上煥發著奇異的光彩。

「送火葬場吧。」回身對六名外國人說，「有勞你們操辦他的後事，骨灰隨便灑在什麼地方都行，我父親心中沒有國籍、地域的概念。小金，也有勞你了。」

「謝謝。」

他向女兒介紹了牛瘟的有關知識。牛瘟也是病毒引起的，是一種急性、高度接觸性傳染病。以消化道黏膜壞死為主要特徵。在家畜和野生動物中都能傳播，OIE（動物衛生組織）將其列為A類疫病，它對家畜的危害是毀滅性的，不亞於人類中的天花。梅茵認真聽著，沒有說什麼，等到吃晚飯時她忽然問：

對這幾個病人的抗體熒光試驗連續做了幾天，最後確診老婦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徹底得救了。那時WHO派來的後續部隊已經趕到，為首的是海倫，一個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經當過比利時傘兵，是一位雷厲風行又頗具同情心的人。海倫接手后就催促狄克森走：

「這三家都是世界上鑒定病毒最權威的機構，我們當然不會懷疑。不過，在承認這三個鑒定報告的同時，我們將在適當時機做出補充說明。現在請繼續。」

昨天市政法委牽頭，市委、市政府、公檢法有關人員碰了碰頭，認為這次法庭審判的主要目的——彰示中國的清白——已經達到，既然如此，對梅茵的判刑可以不必太苛求。如果她的律師能讓她脫罪，那就不妨送個順水人情，反正梅茵的作為並非與人類為敵，意圖還是好的。再說，她最主要的罪名——從國外偷運天花病毒入境——缺乏有力的證據。碰頭會上公訴方的態度也有所軟化。

「俺們乾的都是力氣活，搬搬運運，打掃衛生，也從別的車間往這兒運動物細胞，一般都是桶裝，要加到生物反應器里。」

杜律師立即說：「異議！你只能證明幫她夾帶過境了一個盒子，並不能斷言那裡面是天花病毒，你這樣說會誤導法庭。」

「爸爸，你說牛瘟是高度傳染性的疫病，為啥野生角馬群沒有被牛瘟滅絕？你看，角馬和人類一樣也屬於哺乳動物，身體結構大致類似；它們這樣密集地遷徒，擠擠蹭蹭地，比大城市的人群還要容易傳染。再說，」她笑著說，「角馬社會中沒有醫學，沒有疫苗和抗生素，沒有討厭的隔離服和面具。」

「我叫張軍，哈爾濱人，現在是烏魯木齊安誠邊貿集團公司總經理。」

仝光武也向他微笑示意，心中想：且看你這次如何翻雲覆雨吧。

「哼，至少這些野生動物們活得非常自在。你看這些角馬們，多麼強壯，多麼生氣勃勃！看著它們在草原上奔跑，我覺得它們不是肉體生命，簡直是飛舞的精靈。所以嘛，依我看來，上帝的醫學和人類的醫學一樣管用。」

法庭質證又進行了一會兒，這個案件的脈絡已經相當清楚了。雙方做法庭辯論和總結性陳述。公訴人說：

「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帶你參觀過實驗室？」

「1997年9月26號，這個梅茵讓我夾帶一個小盒子，經新疆阿拉山口口岸過境，據她說，這是從土庫曼弄來的汗血馬的冷配精|液。俺們都信啦，心想能讓汗血馬重新回到中國是件大好事，就幫她走私了，沒收她一分錢的好處費。要是知道盒裡裝著天花病毒，能害死成千上萬的人，說啥我也不會幫她！缺德掛冒煙的東西！」

「來了！來了！」

杜律師心平氣和地說：「其實受感染的遠不只一千人，我的當事人估計有十萬人以上，但大部分人癥狀很輕，沒有進入統計數據——但他們已經悄悄獲得了天花的免疫力。你以為種牛痘就沒有犧牲者嗎？我可以給你一個統計數據，在美國全國種牛痘的期間，美國每年因種痘死亡7萬5千人，大約有幾十萬分之一的接種者會發生壞疽痘、過敏性紫癜及痘後腦炎等嚴重併發症。沒辦法，上帝就是這樣居心叵測。疫苗既要能激發免疫力，就必然具有相當的毒性，這是一個解拆不開的死結。我的當事人對這種減毒天花活疫苗的研究還沒最後完成，毒力還稍強，造成了一例死亡和幾例毀容，我的當事人對此深感負疚。但我也想再給一個數據：即使按官方統計數據，這次漏泄也至少為一千人提供了終身免疫力。而天花的死亡率曾高達80%。這次美國的疫情，雖然有世界上最完善的醫療手段，也有143人死亡，數萬人被毀容。你們可以計算一下，我的當事人避免了多少人的潛在死亡。」

「對。她是想勸我到這兒工作，接手這項研究，我沒有立即答應。」

狄克森笑了，前幾天穿防護服帶面具，把梅茵折騰苦了，最後一天她堅決不再穿戴，狄克森只好答應。他說：

他們決定仍在這兒露宿。雖然國家公園的旅遊須知上禁止這樣做，但——連小角馬都不怕獅子，何況是他們？馬薩依嚮導更不用說了，他們歷來把獅子角馬看成家族的成員。嚮導鋪好毛毯，很快就安然入睡。梅茵和父親盤腿坐在草地上，仰望天穹，看晚霞漸隱，繁星漸現，一輪新月慢慢升起。四野籠罩在黑暗中，沒有一絲燈光，沒有人類文明的任何痕迹。大自然已經這樣運行了幾十億年，還要繼續運行下去，不會在乎一個小小星球上某種渺小生物的興衰枯榮。

「小薛，梅院長她說啥，把天花病毒放到生日蛋糕里？我一定聽錯了。小薛，我是聽錯了，對不對？」

審判長接受了他的異議：「證人張軍，請你只講你知道的東西。」

「梅老師，尋找小雪的事我仍在儘力辦，無論如何我要找到她，你放心吧。」

「你知道生物反應器和液氮冷藏箱里裝的是什麼嗎？」

梅茵不服氣：「為啥不一樣？」

梅茵提取的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對此後研究艾滋病毒的衍變立了大功。此後CDC在中部非洲幾個國家做了大規模的檢查，結果證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來自於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經在中部非洲農村穩定存在了相當長時期，發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傳染病。此後，至遲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農村仍保持著這個傳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於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主要是性方式的改變，出現了大批此地所謂的「自由婦女」，即妓|女），它才突然變成一場世紀性災疫。

今天金市長也來得很早，坐下后，陳媽認出他，忙俯身過來，把那些話又說了一遍。金市長安慰她：

「具體到天花病毒這個對象上，他們認為：目前全殲天花病毒的決策值得商榷。雖然它使人類免除了天花上千年的蹂躪，這當然是巨大的進步；但它造就了非常危險的天花真空，這種真空可以用極小的代價輕易打破，從而把人類永遠置於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威脅下，此前美國的恐怖襲擊就是明證。何況天花本身也有益處，比如它對艾滋病可能有抑制作用hｔtpｓ://ｒeａd•9９ｃｓｗ•cｏｍ。最好的辦法是適當減弱天花的毒性，讓其在自然界中繼續存在下去。」

能夠馬上離開這兒，機長的情緒好多了，笑著說：「放心，我一定儘快轉交。」

審判長問：「被告人和辯護人有沒有問題？」

梅茵直視著他，平和地說：「對，我想點一把小火來燒毀非常危險的天花真空。我說的低毒病毒就放在那次集體生日的蛋糕里。」

老狄克森被平放到擔架上，小心地送進殯儀車，後車門咣地關上，把他同人世永遠隔開。白色的殯儀車開走了。梅茵同其它人告別，上了警車。

「對。」

也許最困惑的人是金明誠。上次庭審對被告非常有利，市裡又和檢察院做了溝通。昨天他去探望過梅茵，把這些情況隱晦地通報了她。在這個關頭她怎麼會突然表示認罪？

這段證言有效地改變了法庭氣氛，把梅茵的「刑事犯罪」拉回到「學術研究」的位置。審判長讓公訴方和被告方都做了最後陳述，然後休庭，審判員們閉門討論，一會兒要當庭宣判。休息期間，旁聽席上充斥著緊張的氣氛，幾乎划根火柴就能引爆。人們三三兩兩交談，努力壓低聲音，彷彿聲音大了會影響到宣判結果。旁聽者的心理很矛盾，差不多都同情梅茵。這是位殉道者，沒有任何私利，她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人類的未來。她在上帝面前是無罪的。但依「現行的人類法律」她肯定無法脫罪，如果「故意殺人罪」成立，按中國刑法是要判死刑的。對於梅茵這樣的聖人，這個結局太悲慘，無人能接受。可是——想想她竟然往孤兒的生日蛋糕上撒放病毒！無論是低毒性高毒性，這麼做都太過分了，沒人能從感情上接受。幾個外國記者湊到松本義良、拉斯卡薩斯那一排，用英語低聲商量著：如果真的判了死刑，是否可以請一些外國元首出面，唿吁赦免。金市長坐得離他們不遠，他的英語水平不行，就讓薛愈為他翻譯。薛愈問他：

父女倆同埃迪醫生告別，臨走時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婦人。她已經徹底痊癒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著銹成一團的頭髮，用他們聽不懂的語言同鄰床友好的交談。她當然不知道為她抽血時發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癒意味著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親相視而笑，心中說不出的輕快。

「別怕，別怕。我現在立即消毒，沒問題的。」

后兩條雖然沒有說破，但不言而喻是指證了梅茵與斯氏有性關係。旁聽者騷動起來，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梅茵的丈夫身上，尤其是中國聽眾，中國人對男女之事的反應更強烈一些，何況當事人的丈夫也在當場！但孫景栓和梅茵都非常平靜。杜律師溫和地說：

直到十年後的1986年，那時艾滋病已經發現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從扎伊爾抽取的600份血樣。那些血樣全部做過埃博拉病毒檢查，但裏面會不會也混雜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時已經在北卡羅米納大學畢業，在CDC的艾滋病新實驗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議，並經CDC同意，從冷藏箱里取出這批舊血樣，讓女兒做了認真的細胞培養。因為血樣太陳舊，做起來很難。不過梅茵最後成功了，得出了確實的結果——在這批血樣中有0.8%的艾滋病人。

薛愈猶豫一會兒回答：「那天我在實驗室停的時間很短，印象不深了，好象她打開過。」

「姓名和職業。」

「那就好，那就好。」

「姓名和職業。」

狄克森跪在地上檢查病人，梅茵端著煤油燈為他照明，兩眼圓圓地看著義父是如何工作。依病情看，很可能是埃博拉，是這種病在人類中的第二次爆發。狄克森一邊檢查，一邊對梅茵講如何臨床診斷埃博拉。輕微出血是埃博拉的典型早期癥狀，但在黑皮膚的非洲人身上，又是在昏暗的煤油燈光下，想要找出皮膚出血形成的微小瘀斑非常困難。狄克森扒開病人的眼皮尋找眼白出血。或讓病人張開嘴，在上齶尋找疹子，觀察喉頭是否腫脹發紅。檢查完二十一個病人後，他確認至少有七人患的是埃博拉，其餘的為疑似。他讓埃迪告訴病人家屬，把這七個人集中到一個房間里隔離，然後對他們抽取血液。這些工作得趕快進行，因為抽血后還得把血清同紅血球分離。這兒沒有電，只能用手搖離心機，至少要搖上一個半小時才能把這些血液樣品分離完。

梅茵一案的正式開庭是三個月之後，寒冬過去，春天悄悄來臨，那次突然而至又悄然離去的災疫已經成了過眼雲煙，連本地人也幾乎淡忘了。但世界沒有忘記這兒，沒有忘記那件詭異的「走私病毒案」。這次審判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各大媒體都派了精兵強將來採訪。中國官方有意鼓勵國外記者來，總的說仍大力貫徹張主任既定的「透明化報道」的方針，以防別有用心的西方媒體把一壇清水攪混。這些天南陽的高檔賓館人滿為患，高檔出租轎車十分緊俏。庭審是在有一千個座位的大審判廳，因為來人太多，法院決定憑證旁聽，於是旁聽證也成了緊俏商品，一票難求。

「對公訴人所陳述的事件的脈絡，我的當事人沒有太大的異議，除了關鍵的一點——她從俄羅斯夾帶入境的冷藏箱里裝的並非天花病毒。至於究竟是什麼，我現在就要加以解釋。」

現在只有等待了。除了祈禱抗體起作用，也祈禱這個老年婦女患的不是埃博拉。雖然心情陰鬱，極度疲累，他不能休息，還得完成離心血清的工作。梅茵擦擦淚水，說：

審判長質詢被告方對此證據有無疑義，杜律師微微一笑：

「我想問一下被告，狄克森先生對低毒天花病毒的研究，」他有意加重了「研究」這兩個字，實際上是在剛才的定性上悄悄後退，「為什麼不在美國進行？那兒的環境應該更適宜。」

他向被告點點頭：「你可以去了。」梅茵和律師匆匆走下被告席，向旁聽席走去。這時，大部分旁聽者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法庭內亂了，法警們努力維持秩序，敦促和引導旁聽者包括記者們儘快離去。被趕走的人們不時扭過身，踮著腳往這邊看，有記者把像機高高舉過頭頂，對著這邊搶拍。

被告人律師苦笑道：「已經用不著了。我的當事人決定把無罪抗辯改為認罪。」

梅茵十歲那年，義父在中國終於辦妥繁瑣的手續，把孤兒梅茵帶到了美國，在她面前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五彩斑斕的世界。十五歲那年，義父帶她到非洲旅遊，在她面前又展開了另一個新世界，蠻荒、美麗、入骨的貧窮、慘烈的疫情、強悍的生命洪流這一切最終匯成她在人生觀上的升華。

下面是法庭質證。傳喚的第一個證人是中俄邊境的貿易商張軍。

「世界上各種事物的機理都是相通的。」

梅茵沒回答，看著義父。她來到美國五年，差不多已經變成了一個美國少女，不過有些中國印記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國的小孩可以直唿父母的名字，這點她就學不來。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國的生身父母，雖然父母死時她才兩歲多。生身父母是死於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個像義父那樣有名的流行病學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會兒說：

金市長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這句話實際上意味著梅茵是「故意殺人」。孫景栓也悲哀地看著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脈絡，理解她為什麼這樣做。但這樣一來，她的結局就非常悲慘了。孫的律師李岩輕咳一聲，示意孫景栓鎮靜，越是這樣，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開。梅茵的律師這會兒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憐憫地看著當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沒辦法，她完全清楚這樣做的後果，但她執意這樣做。上次庭審時，杜律師幾乎已經打贏了這場官司，但現在他空有一身屠龍之技，卻無處可用。

書記員宣布了法庭紀律，三名審判官魚貫而入，全庭起立。審判長落棰宣布：

「爸爸，熒光試驗做完了嗎？是不是陰性？」

門上的監視孔被打開，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發現她獨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親人，肯定很悲傷，就柔聲勸道：

「沒用了。」

在600份舊血清中確認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與女兒相對苦笑，止不住后怕！幸虧十年前他給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則他就會成為美國第一個艾滋病病人了。回想當年，狄克森看到蘇丹延比奧醫院用未經消毒的針頭重複注射，對埃博拉疫情推波助瀾，那時他曾感慨：現代技術一旦被愚昧的醫生濫用，就會比原始社會的無醫無葯還可怕。現在呢，他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埃迪醫生那樣愚昧的人，不過層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後的科學家們會不會犯類似的錯誤，誰也不敢斷言。今人笑古人，後人復笑今人，問題是誰都不願把自己擺在小丑的位置。

「判刑不判刑得法院說了算，不過看上一次開庭的情況，也許會輕判的。」

狄克森把那位老婦人的試驗放到最後去做——把命運的揭曉盡量推遲吧。前面所做的試驗有七例是埃博拉，閃閃發亮的熒光實際上宣判了那七個病人的死刑，絕對沒救的。等狄克森做最後一例試驗時，禁不住嗓子發乾，手也微微顫抖。他鎮靜了自己，慢慢調整著顯微鏡，玻璃片上，細胞顯露出它們的輪廓和細胞核，都呈灰色、綠色和黑色，附著熒光的斑點，但它們沒有閃閃發光。是陰性！

狄克森面不改色地說：「是我的證件，快過期了，要趕快送大使館重新簽證。」

梅茵回答：「我並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時確實能預見到這種後果。為了讓投放的病毒有足夠的『喚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須保持一定的毒性，對絕大數人無害，但對少數特別敏感者仍能造成傷害。其實還有一點，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環境中也有可能變異出烈性病毒來，雖然可能性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惡完美，任何人、任何辦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這是沒辦法的事。」她直視著審判長說，「我並不想以玄談來為自己脫罪。我對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毀容負有全責，我願意接受法律的嚴懲。」

杜律師會心地笑了，覺得已經勝券在握——公訴人已經默認實驗室里的是活疫苗，現在把矛頭轉到「過境時的天花」了，但這樣的提法恰恰是公訴人的最大敗筆。杜律師輕鬆地笑著：

杜律師笑著說：「沒有。我和公訴人一樣相信那是個冷藏盒。既然特意用冷藏盒，肯定是用來裝某種生物製品的，比如病毒、病菌、冷配精|液，或其它東西。」他著重念出最後四個字。

公訴人還沒有想出說辭來反辯，金明誠替他們尷尬，便轉過臉，打量著聽眾席上的人。最惹眼的當然是一溜坐著的七個外國人，尤其是中間那個老人，面貌枯稿，嵴背挺直，銀髮銀須，像一個宗教先知。七個人一直默不作聲，之間也不交談，但僅僅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無形的威勢。金明誠與梅茵交往多年，非常清楚梅茵對義父的敬重，甚至是敬仰，這讓老狄克森在他心裏有一種神秘感。他從沒見過老人的照片，今天這個人才從神秘中走出來了。

梅茵的睡意一下子沒了，跳起來，抱著爸爸的脖子歡唿，眸子里閃閃發光。狄克森趕緊用手擋住梅茵的嘴唇，不讓狂喜的女兒吻到自己。

又是一道無聲的霹靂。剛才她在對低毒病毒的作用娓娓而講時，很多人在內心裡是贊同的，特別是文化程度較高的記者們。但只有這時，他們才意識到那個方法真正意味著什麼，都感到不寒而慄。這句話也如閃電一樣，劃破薛愈腦海中的迷濛。他早就懷疑，為什麼這兒實驗室的天花漏泄，從時間上是緊隨著美國的天花襲擊，未免太過巧合。如果是主動投放，這事就能解釋通了——梅老師是想借美國的疫情，趁亂投放低毒天花病毒，這樣不易為人察覺，可以減輕社會的敵意，操辦者也不至於獲刑。她的這個計謀幾乎成功了，只是在老狄克森死後，梅老師才決定把真相和盤托出。還有，梅老師接受張主任質詢時曾說，那次她帶薛愈參觀實驗室時曾打開過菌種冷藏箱，無意中造成了漏泄。不，當時她根本沒有打開過。薛愈是做了偽證。他這樣做，在潛意識中是為了逃避某種可能，這種可能性他當時甚至不敢深想下去！

會場一下子變得非常安靜。人們在努力消化他提出的這個新說法。公訴人仝光武像挨了一悶棍，心想這場官司怕是要輸，達不到「嚴懲梅茵」的目的了。把事件前前後聯繫起來看，梅茵十幾年來秘密進行的工作，應該確實是減毒培養。這次她無意漏泄的極有可能不是強毒天花，而是減毒活疫苗。仝光武不是醫學專家，不知道二者在細胞結構上能否區分，恐怕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但名稱的不同，對梅茵的量罪就大大不同了。他不甘心認輸，反駁道：

狄克森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這次的陰性結果並不能確切排除埃博拉的可能，也許病人尚在發病初期，沒有產生抗體。但至少說，他的死刑被緩期了。他真想把這個好消息立即告訴女兒，但梅茵睡得正熟，不忍心喚醒她。就在這個時候，彷彿與他有心靈感應，梅茵抬起頭，迷迷煳煳地問：

陪老人來的蘇珊摸了摸老人的手，試試鼻息，又翻開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搖搖頭說：

「對，我肯定沒記錯。」

真的很難說，如果人類仍像現在這樣狂妄強橫、不知敬畏自然的話。

「五個。」

駕駛員在當地的政府招待所住下，父女倆連夜趕往延比奧的醫院。雖然梅茵在貧窮的中國長到十歲，但這兒入骨的貧窮仍讓她瞠目。醫院是一排泥土牆的茅屋，小煤油燈閃爍不定的燈光照耀著二十多個瀕死的病人，都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身體僵硬，喉嚨里唿嚕唿嚕地響著。這兒只有一個叫埃迪的醫生，別的醫護全部棄職逃命了。有些病人有家屬陪著，更多是獨自躺在草席上等死。狄克森已經看慣了疫情的慘烈，這次也感到震驚，非洲土人非常看重血緣關係，病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照料，常常有一大群親戚來醫院照料病人，病人死亡后要按風俗清洗死者內臟和身體，全族人都為病人守靈，嚎啕大哭，用灰燼塗在臉上，一般要持續十幾天。這種風俗常常造成疫病的大傳播，過去，醫療組為了阻止親戚們來醫院，可沒少費唇舌。像現在這樣撂下病人孤零零地等死九_九_藏_書的情況是絕對沒有的。看來，凶暴的疫病已經沖潰了非洲傳統社會的基石。

「請問你的名字和職業。」

公訴人警惕地盯著他。老狄克森是在病況稍好后匆匆抱病趕來的，但在公訴人的眼裡，他是有意選擇在最關鍵的時刻走進法庭，因為從他進來后，杜律師的神態就不一樣了，他目光炯炯，開始了被告方的反擊。杜律師說：

被告席上的梅茵其實沒怎麼注意法庭辯論，一直遠遠地注視著義父。義父筆挺地坐在後排，有如雕像，讓她回想起34年前。那年她15歲，義父53歲。義父領自己到非洲旅遊，正好趕上扎伊爾的埃博拉疫情。處理完疫情的一天，義父就這樣筆挺地坐在非洲的荒野上，整整思考了一夜。這一夜相當於釋迦在菩提樹下的49天，釋迦就是在這49天中夜睹明星，開悟成佛，從那之後，義父就創建了十字組織，而梅茵是早期成員之一。這些年，她燃盡了自己的青春、精力、金錢甚至愛情，一直在悄悄推行著義父的信仰——杜律師剛才的宣講其實尚未接觸到這種信仰的核心——她對此從不後悔。

他為梅茵穿上了白色塑料膜製成的防護服，戴上防毒面具。狄克森本人沒穿，這種防護服太笨重，又不透風，在非洲的盛夏熱得難以忍受，工作起來十分不便。雖然埃博拉十分可怕，但依多年經驗看，只要戴好口罩，通過空氣傳染的幾率很小，關鍵是防止針頭刺傷等意外。不過為保險起見，他還是讓女兒穿著防護服工作。

這兒條件雖然簡陋，梅茵倒不在乎。她從小就習慣了吃苦，即使跟義父到美國后也是如此，義父作為流行病專家，經常去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在那些地方，能有這樣一張大通鋪已經是奢侈了。義父想培養女兒也當病毒學家，所以一直用艱苦磨礪她。

那一會兒，狄克森的大腦是一片空白。他完全知道這個小意外的後果，1976年第一次埃博拉疫情之後，在倫敦實驗室里，一位同事普拉特里做動物試驗時也被針頭剌傷過。儘管普拉特馬上用消毒劑徹底清洗了傷口，後來仍大病一場，幾乎送命。好在事發時他是在英國而不是在非洲，能享受最高級的醫療護理。他病愈后，英國衛生部門專意為這樁意外召開一次質詢會，會上一位英國官員問，他那時為什麼不當機立斷，把受傷的姆指剁掉？這可不是玩笑，相比染上埃博拉的後果，剁掉一個姆指是相當小的犧牲。這會兒狄克森沒按這個辦法去做，多半不是心疼一個姆指，而是怕把女兒嚇著。

「被告是否承認，你有意向孤兒院投放病毒，從而造成了馬醫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毀容？」

與松本義良同時戴上十字標誌的還有那位西班牙記者拉斯卡薩斯，他也坐在旁聽席上，項間的十字閃閃發光。他是個熱血質的人，上次採訪梅茵后馬上拜伏在她的聖壇下。在他心目中，這是個聖母一樣高貴的女性，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犧牲自己的一生。雖然他並不贊成她的觀點，但從心底佩服她。等他採訪了梅茵的義父后又往前跨了一步，對梅茵父女所宣揚的觀點也由衷信服。他在美國辦了兩件事，一是參加了十字組織，二是履行了他對梅茵的許諾，為她請來一位華裔律師杜純明先生（英文名字是羅貝爾·杜，是位一流律師，有中國和美國雙重律師資格，精通中英文，在中國工作起來比較方便）。離開美國前，狄克森、杜律師、拉斯卡薩斯，還有另外幾位十字組織的成員，湊在一塊兒開了一次長會，慎重定出了此次出庭辯護的宗旨和策略：既要藉機向大眾公開宣傳十字組織的觀點，又要聰明地保護梅茵不被定罪。杜律師想出了一個巧妙的策略，估計會成功的。

「對，是陰性。」

去非洲那年她15歲，對義父的好些話並沒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隨年齡而加深，也許直到義父在她面前坐化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磐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辯論的情況，她很可能脫罪。但她現在的想法有變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藉此機會把義父的主張和盤托出，把它合法化，變成社會意識的主流。至於那是否會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關心的事。

「有幾個勤雜工？」

他看公訴人顯然還沒有從這記悶棍中醒過來，便好整以暇地說，「我不妨班門弄斧，多少介紹一點活疫苗的常識吧。早在1885年，巴斯德就用久置乾燥的辦法對狂犬病毒減毒，發明了狂犬病毒的減毒活疫苗。還有，今天世界上廣泛使用的卡介苗是肺結核菌的減毒活疫苗，小兒口服的嵴髓灰質炎糖丸也是活疫苗，一共有三種亞型。過去對天花的治療不使用活疫苗，這是由於自然界存在一種巧合——牛痘病毒與天花結構相近，既不使人致病又能激發對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對天花活疫苗的研究基本被忽略。但斯捷布希金和梅茵在這方面另闢蹊徑，研究成功了天花活疫苗。也是三種亞型，含天花的西亞型、非洲型和歐洲型。」

他們在河邊停下，車上有毛毯，鋪在地上就是簡單的床鋪。他們吃了乾糧，喝水就喝河水。這對梅茵來說已經不啻瓊漿玉液，在扎伊爾疫區，他們一直在飲用水中加碘化物殺菌，味道極為難喝。那晚他們乏透了，很快入睡。第二天，太陽升起后，忽然地面之下隱隱傳來擂鼓一樣的聲音。司機兼嚮導趴在地上聽聽，指著遠方興高采烈的說：

「請向法庭陳述。」

梅茵畢竟是個孩子，確實堅持不住了，躺在父親身邊的草席上，不一會兒就睡熟。這邊狄克森把含病毒的一份血清吸進小瓶里，用來檢測病毒的玻璃片已經備好，上面有固定好受埃博拉感染的細胞。把血清滴到玻璃片上，加上熒游標記，然後在顯微鏡下觀察，如果它閃閃發亮，那就是陽性。

史密斯大大地搖頭，努力勸了一會兒，勸不動，只好認可。史密斯為他們辦妥了機票，他們待在候機室里等下一班飛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問狄克森，這次可能是什麼疫情，是拉沙熱、綠猴病、黃熱病、克里米亞剛果熱，還是76年新發現的埃博拉？

梅茵的臉色變得慘白，因為自己的疏忽，義父很可能會送命！她的淚珠撲塔撲塔掉下來，在面具上流出兩條河。狄克森忙安慰她：

「對啊，要是這成百萬頭角馬都帶上防毒面具，那才威風呢。」停停他說，「角馬社會中也有醫學的，那是上帝的醫學，是自然淘汰。容易患病的個體很難活下去，不是病死就是被吃掉，於是種群中只剩下抵抗力強的個體。當然這種辦法在人類這兒行不通。從希波拉底時代開始，醫學就與人道主義密不可分。醫學建基於對個體命運的關切之上，醫學的目的是一行大寫的金字：救助個體，而不是救助群體。」

輪到被告方做總結性陳述，旁聽席上忽然有輕微的騷動。一個白人老者被一個白人中年女子攙扶著，步履蹣跚地走進法庭。他滿頭銀髮，白須飄飄，面容枯稿，目光明亮，項上帶一枚十字架，像宗教畫中描繪的一個戒齋苦修的先知。五個帶同樣十字架的外國旁聽者看見了，連忙離席迎接，把他倆安頓到中間的空位上。被告席上的梅茵看到義父抱病前來，眼睛濕潤了。她擔心義父的身體，遠遠地用目光詢問。老人向她擺擺手，又點點頭，示意她放心。

梅茵看看義父，輕聲問：「他們不知道是飛往疫區嗎？」

「對於梅茵博士的行為是否違犯了中國現行法律，我當然不宜於表示意見。我僅代表WHO十一名資深專家向中國政府唿吁：保留梅茵博士的實驗室和她培育的低毒天花病毒株。這種低毒病毒的防病方法是否有價值，是否會成功，只能等待歷史的驗證。但至少已經確認它對人類的毒性很低，是基本安全的。以這種方式保留天花病毒株有益而少害，權衡利弊，應當允許這項研究繼續下去。」

以下是審判長對被告的質詢。梅茵的陳述非常簡單：

「我叫薛愈，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經是被告梅茵的博士生。」

法庭上的一千雙眼睛都在看著公訴人，匆忙中他來不及仔細推敲，說：

「在疫情發生前，被告曾告訴你，這個實驗室里存有變異的、有可能產生致病能力的白痘病毒，對不對？」

梅茵看到那邊的忙亂，知道自己的擔心已經應驗了。她想過來，詢問地看看審判長。審判長猶豫片刻，側身同兩個審判員商量一下，站起來宣布：

「被告在一個開放式實驗室里秘密保存最危險的四級病毒，因管理不善造成漏泄，從而導致這次疫情。這些犯罪事實證據確鑿。至於被告從俄羅斯非法運送天花病毒入境的犯罪事實，由於證人斯捷布希金已於15年前死亡，無法得到確鑿的證言。但我們認為，俄國克拉索諾警方、張軍、胡翠花等人的證言，包括實驗室確實存在天花病毒的事實，已經構成了明確完整的證據鏈，可以對其偷運天花入境的犯罪事實做出合理的推論。」

審判長說：「請只講與案情有關的東西。」

金明誠簡短地說：「交給我好了。等葬禮時你們兩位也參加，看守所那邊我去交涉。」

狄克森搖搖頭：「這正是我要去乾的事。不過聽你剛才介紹的病情，似乎更像埃博拉。」

公訴人提供的第二份證據是俄羅斯新西伯利亞洲克拉索諾市警察局提供的證言。證言很謹慎，只羅列了一些事實，沒有做出明確的結論。證言說，美籍華人梅茵女士在1997年9月20號至9月25號經哈薩克進入俄國，在克拉索諾逗留了三天，與威克特病毒學及生物工藝學國家研究中心科學家斯捷布希金有過密切接觸。警方在斯氏家中提取了梅茵的多處指紋，在床上發現了黑色長發並做了DNA鑒定（公訴人補充，已經與梅茵的DNA作了比照，有高度一致性）。斯捷布希金在她離開后的當天自殺。

梅茵平靜地說：「對。我確實從俄羅斯偷運入境了天花病毒。給我提供病毒的威克特科學家斯捷布希金並沒有做過減毒工作。所以，在偷運入境時，它確實是烈性的四級病毒。」

義父笑著說：「對，我是狄克森。我來這兒是一次私人性質的旅遊，可沒奢望受到大使館的歡迎。」

「你女兒可以留到大使館，我負責照顧她。她是不是來看野生動物？我可以找人帶她去，不會耽誤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說：「爸爸，我跟你一塊兒去疫區。」

電報上說蘇丹南部的延比奧地區又發現了疫情，非常致命，那個地區已經「毀滅」了。美國CDC 和日內瓦的WHO馬上會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經在非洲，請他先去那兒取得病毒樣本。所需設備沒有問題，兩年前非洲第一次爆發埃博拉，狄克森也參加了醫療組，那次任務完成後設備沒有帶走，像針、注射器、玻片、抽樣瓶、手搖離心機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時教會中，甚至在教會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電力供應太不可靠）還存有一些埃博拉痊癒者的康復血漿。那時醫療組估計可能還會用上的，他們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沒有去蘇丹的簽證，問題也不大。在非洲，疫區常常橫跨幾個國家，因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護照的。醫療組常常需要臨時轉赴另外的國家，簽證往往來不及辦，他們早就有了對付這種情況的辦法，有時拿一張WHO的疫菌注射黃卡就能通過海關。狄克森看完電報稍稍沉吟一會兒，對於流行病學家來說，這個工作責無旁貸，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兒。史密斯說：

旁聽席安靜下來，但在眾人們的感覺中，會場中已經出現一個無形的、但人人能感覺到的變化。狄克森的到來吸引了很多記者和其它人的目光，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視力的漩渦，一個無形的磁力場，一個有強大質量的黑洞。這個不可見的中心似乎能在冥冥中影響別人的心態，改變庭審的走向。

「走吧走吧，快點帶女兒去看野生動物。你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剩下的苦難該由我們來承擔。」

「好的，你隨我去吧。」他對吃驚的史密斯說，「我女兒的志願是當流行病學家，這對她是一次難得的實踐機會，正好我也需要一個助手。安全問題你儘管放心，其實在專家眼裡，所謂的四級病毒雖然可怕，並非不可預防。」

「被告，你確實承認有罪嗎？」

埃迪是個好心場的醫生，黑色捲髮，愛喝棕櫚酒，生性樂觀，不拘小節，能說幾句簡單的英語。雖然這兒的局勢幾乎無望，他仍然勁頭十足地在各個病房裡巡行著。狄克森從他這兒找到了疫情的起因——疫情是幾個吃黑猩猩肉的土人引發的，但正是這所醫院才造成了疫情的大傳播。這兒醫療條件很差，醫護們不具備起碼的知識，一個針頭要用好多次。直到他們來后，埃迪仍在這樣干。狄克森感慨地想，現代技術如果落在愚昧的人手裡，反倒是疫病最得力的幫凶。就像十九世紀的歐洲，婦產醫院成了產褥熱的發源地。一位奧地利醫生塞麥爾維斯發現並指出了這一點，結果反而遭到醫療界的群起攻擊，丟掉工作，在激憤中精神失常。狄克森沒時間埋怨埃迪，畢竟他是唯一自願留在這個地獄里的醫生。狄克森只是鄭重告誡：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幹了！即使沒有多餘的針頭，用過的針頭在重新使用前也必須用煮沸法消毒。

金市長原來有把握對梅茵輕判的，但法庭上波譎雲詭，這會兒他也說不好了。只是說：「耐心等著吧。」

公訴人接著問：「請證人描述盒子的形狀。」

梅茵的律師杜純明鬆了一口氣，這個判決當然不能令人滿意，與他決定打這場法律之戰時的初衷相差太遠。但這是梅茵有意而為，依她自承的罪名本來可以判死刑的，畢竟中國的法官們能夠把握分寸。下面的聽眾，包括薛愈、金市長差不多也是這個心情。也許最輕鬆的是梅茵，她畢生從事的工作讓她欠了太多的良心債，欠斯捷布希金的、馬醫生的、孫奶奶的、梅小雪的，甚至金市長的、薛愈的，現在，她把這些債連本帶息一次付清了。

審判長的驚訝顯https://read.99csw.com然也不在眾人之下，他扭過頭同左右審判員低聲說了兩句，轉過頭來問被告：

梅茵側過身，對杜律師低聲說：「謝謝。」杜律師遺憾地搖搖頭。梅茵也向後邊的聽眾，尤其是八個外國人、金市長和薛愈，用目光表達了謝意。法庭要閉庭了，這時聽眾席上發生一件意外。是薛愈的舅舅趙與舟，這些天沒人注意到他，連薛愈也幾乎把他忘了，但他其實一直在旁聽席上。這會兒他忽然站起來，憤怒地喊：

狄克森苦笑著說：「我說不一樣，是因為上帝的醫學似乎更管用。在上帝的醫學里，個體時刻處在死亡的危險中，但種群就整體而言與病原體的關係是穩定平衡，有起伏，但不會太劇烈，不會因某種原因突然崩塌；而在人類的醫學中，雖然個體受到了最充分的保護，但就人類整體來說，與病原體的關係是不穩平衡，有太多的因素會使整個體系突然崩塌，像出現超級抗藥病菌、出現新病毒、天花真空突然被打破，等等。」他沉思著說，「真的，科學家該認真想想你提的問題。」他又說，「說到問題，我想起在內羅畢機場，史密斯提的那個問題，現在我可以回答了。」

他念了在證言上簽名的十一名醫學科學家的名字。又補充一句：

救護車和殯儀車同時到了，兩撥人都拉著擔架車跑過來。他們看到這個架勢，不知道該如何辦，詢問地看著病人（死者）的家屬。梅茵嘆息一聲，說：

「那天她打開液氮冷藏箱或生物反應器了嗎？」

現在大廳里只剩下十幾個人，除了六個外國人外，還有梅茵夫婦及律師、兩人身後緊緊跟隨的兩名法警、金市長、拉斯卡薩斯和薛愈。老狄克森仍端坐在那兒，表情安詳，眼睛也沒完全閉上，似乎是半眯著眼在看世界。身體還沒完全僵硬，但手足已經冰涼了。梅茵傷感地看著義父的遺容，眼眶紅紅的，但努力忍著，沒有讓淚水流下來。孫景栓走近，把妻子摟在懷裡。身後的法警想干涉，猶豫一下，最後沒有動。

聽眾席上的金明誠聽到這兒，不禁暗自搖頭。他一直關注著梅茵案的審理，但作為副市長，又不想太招搖，所以審判開始后他才悄悄進來，坐到後排。這會兒他暗暗惱火，檢察院怎麼派了這麼個沒有機變的傢伙來上陣。上邊要「嚴懲梅茵」，一是惱火她太膽大妄為，因為私人的行為差點把國家都裝進去；二是想以此來對世界彰示中國的清白，並非一定要和梅茵本人過不去。現在，如果能從根本上否定「從俄國盜取天花」這個事實，公訴人滿可以就腿搓繩，既達到原定目的，又放梅茵一馬，何樂而不為。畢竟梅茵從私德上講是個難得的好人，不，是聖人。不管她的觀點是否有偏激怪誕之處，但她有宗教般的虔誠，為了信念而搭上了自己的一生，這種人在今天的世上已經極少見了。

「好吧，祝你一種順風，勇敢的小姑娘。我真佩服你的勇氣。」

他們到了喀土穆，需要轉乘飛機到恩扎拉。果然如史密斯所說，沒有去那裡的航班。狄克森在這方面已經有豐富的經驗，找到美國駐蘇丹大使館，通過他們聯繫到一架警用飛機，專程把他們送過去。去坐飛機時，狄克森悄悄對梅茵說：

「我的當事人不否認她曾有一個俄國情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的第一個丈夫。她確實在1997年去俄國見過他。不過請記住，這條證言里並未包括交接病毒的內容。」

法庭中平空落下一個炸雷。聽眾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薛愈震驚地望著梅老師，身邊的陳媽懷疑地問：小薛他說啥？他說梅院長有罪？前排的幾十名中外記者非常困惑地互相問：被告表示認罪？下面吵吵的聲音太大，法警過來讓他們肅靜。另一名被告孫景栓顯然也很意外，不解地側臉盯著妻子。梅茵的律師滿臉無奈，明明白白是在告訴別人：那是被告自己的決定，跟我無關。

兩人走過去，蹲下去觀察。果然是一頭病角馬，流淚，流涎，口腔黏膜潮|紅，壞死處呈現深紅色的地圖樣爛斑。倒下時，屁股后還拉了一攤帶血色的稀屎，惡臭異常。它看見兩人走近，想掙扎著站起來，但已經無力起來了。一頭豹子一直在窺伺著這頭角馬，這會兒慢慢走過來，朝他倆兇惡地呲牙咆哮。嚮導忙把他們拉到吉普車上。豹子並不打算與人類為敵，銜上戰利品迅速撤退，藏身到樹叢后。狄克森在車上盯著豹子消失，對女兒說：

「這麼晚了，還是休息吧。請節哀順變。」

「能否告訴法庭，你為什麼沒有答應？」

「那頭豹子其實是在做好事。那頭角馬得了牛瘟，已經沒救了。被豹子吃掉，反倒減少了在同類中傳播的機會。」

杜純明身材頎長，戴金絲眼鏡，文質彬彬，臉上總是浮著溫和的的笑容。但他藏在眼鏡片后的眼睛偶爾一閃時，會透出非常犀利的目光，能看透人的五臟六腑。他在法庭里環視著，撞上公訴人的目光后，友好地點頭微笑。

「好的。我會注意。十字組織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學家所建立的鬆散組織，今天有九個成員在場。他們在以下觀點上有共識。」

梅茵在電視上看過角馬的大遷徒，非常嚮往，也許是記憶上的「返祖作用」吧，梅茵像大多數人一樣，天然地嚮往著蠻荒和野性世界。她在電視上看了以後還不過癮，老對義父說：什麼時候能去非洲親眼看一看？她的心愿最終促成了這次非洲之行。現在，因為在扎伊爾耽誤了幾天，時間有些晚了，角馬的大遷徒已經開始。狄克森租了一輛吉普，提前趕往格魯美地河等侯角馬群，這條河與遷徒路線斜交，是遷徒途中唯一的水源，角馬群肯定會經過這裏。司機兼嚮導是一個土著馬薩依人，鼻子上掛著奇形怪狀的飾物，穿著色彩鮮艷的民族服裝。他只會說很少的法語，而狄克森的法語也僅夠最簡單的交談。不能溝通時，馬薩依司機就露出白牙齒憨厚地笑，恭順地對客人的連連點頭——然後照著他自己原來的想法去做。後來狄克森父女乾脆把行程全託付給他，反正這是沒法的事兒。其實這位馬薩依人已經是部落里少有的「現化代先驅」了。吉普車途中經過一些馬薩依部落，這兒完全沒有現代文明的任何痕迹，居民住在一種用牛糞砌成的房子里。他們很熱情好客，在路邊向吉普揮手，群聲尖叫，露著白牙齒憨笑。他們雖然貧窮，但都很健康，黝黑的膚色，彈性十足的步伐，洋溢著十足的活力和野性。看著他們，梅茵不由想起扎伊爾那些同樣貧窮但卻失去了健康的人群，心想兩者之間的反差太大了。那時她有一個想法：也許處於蒙昧中的土著人並非不幸福，反倒是剛剛接觸現代文明的土著人要承受苦難。

「嗯。答案是這樣的：病原體與宿主的關係，從總體上說確實趨於溫和化，這個觀點沒錯。非洲的病毒因為歷史久遠，比其它大陸更具多樣性——是更為多樣，而不是更為兇殘。其實它們在原來的宿主種群中，像綠猴、大猩猩等，也是溫和的病毒。僅僅因為人類過於劇烈地攪亂了原有的平衡態，再加上非洲病毒的多樣性，才造成它們在人類中的兇殘。」

他對審判的進展很滿意，公訴陳述清晰有力，已經在三位審判員和聽眾中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看看杜律師，截止目前為止，被告方律師一直採取守勢，卻一直擺著一副處變不驚、胸有成竹的樣子。庭審已經到了關鍵時刻，他還會能使出什麼驚人的招數不成？

狄克森心疼地看看女兒，抽血時也確實需要一個助手，就點點頭說：「好吧，抽完這幾個樣本你就去睡。」

那時他舉的例證中還少了重要一條：世紀災疫艾滋病早期在非洲農村中也曾是相對溫和的傳染病。梅茵沉思著：

公訴人臉紅過耳，知道在慌急中自己犯了大錯——這個舉證責任確實應該屬於起訴方。但這個舉證很難。關於走私天花的證據本來就薄弱，是從「實驗室有天花」反推過去才形成證據鏈。現在，實驗室的證據一旦坍塌，那個證據鏈也就崩斷了。他同助手緊張地商量著，一時無法回答。

「被告確實說過那是冷藏盒嗎？」

那幾個外國人也來了，仍坐在原地，中間仍然空了一個位置，無疑是為死者留的。老人死了，但他仍活在眾人心中。後排的記者們有些認出了金市長，指著他竊竊私語。被告、公訴人和審判員們都到齊了，宣布開庭。審判長問：

薛愈不敢直視她的眼睛，回過頭，與另一側的金市長相對苦笑。陳媽從他的表情中知道自己沒有聽錯，她平素敬為聖母的梅院長確實在孩子們的蛋糕上撒了病毒。她的理智和感情都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愣了一會兒，大哭著跑出審判廳。

狄克森立即脫下手套，在姆指甲根部發現一滴鮮血，肯定是他的血。這麼說，帶有埃博拉病毒的針頭可能已經將病毒帶到他體內。

「公訴人指控我從國外非法運輸天花病毒，我不承認這項罪名。」

「被告律師似乎忘了三家權威機構提供的鑒定報告？被告方對上面的結論並無疑義。」

「這就不對了！我知道醫學界有一種說法：病原體與人類的關係總體上是趨於溫和化的。一方面人類會慢慢產生特異免疫力，另一方面從病原體本身來說，如果毒力過於烈性，讓寄主與它們同歸於盡，也沒什麼好處，所以在進化中，溫和病原體更容易佔優勢。從歐亞美澳各洲天花和流感的歷史變遷來看，這種說法沒錯。但為什麼這個理論在非洲就行不通？你看，在非洲這個人類發源地，病毒反而更烈性。」

胡翠花膽怯地看看梅茵，有點勉強地說：「不知道。直到孤兒院出了天花，警察來實驗室取樣本，才聽說裏面是天花病毒。別人說那很危險的，得著就死。」

旁聽席上的薛愈心中越來越緊。他這些天詳細閱讀了刑法，按起訴書指控梅茵的罪名，大致為十年以上徒刑，甚至是無期徒刑或死刑。看來檢察院是決心從重求刑，以彰示她與中國官方沒有秘密關係了。至於對孫景栓則明顯網開一面，將來最多是判一緩一。

按照法庭規則，開庭前被告方已經把要傳喚的證人名單提交法庭，審判長同意了。這些天一直沉默不語的松本先生走上證人席，一位日語翻譯跟著他。

下面對孫景栓的判決已經沒有懸念。法庭對他明顯網開一面，最後判決他犯玩忽職守罪，有期徒刑 6個月，緩刑6個月。孫景栓聽完判決馬上把目光轉向梅茵，自己如願脫罪了，但妻子卻得蹲七年大牢。縱然這是兩人在被拘捕前的共識，但他仍覺得於心不忍。梅茵回了一個燦爛的笑，嘴唇翕動著，孫景栓非常明白地讀懂了她的話：

「你這樣做是什麼目的？」

當你全力去實現一個高尚的目的時，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都是生物圈中合法的成員，有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不能以人類的好惡來肆意宣判某個物種的死罪，不管它是害獸、寄生蟲還是病原體；人類在用科學這個利器來變革自然的同時，也應保持對自然的敬畏。應盡量保持自然的原有平衡態，不要過於粗暴地干涉，因為人類常常迷戀于短淺的利益，以一碗紅豆湯而賤賣長子繼承權；科學界有遠見的人不能再沉默或僅僅坐而論道，應以實際行動中止人類對自然的強|奸。

地平線上騰起大團的煙塵，然後，清晨的陽光照出一片流動的生命，一條肉體的洪流。成百萬頭角馬和斑馬以磅礴的氣勢從南邊出現，向格魯美地河跑過來。草食動物群的周圍則是獅子和獵豹，它們不緊不慢地跟在旁邊，盯著群體中的幼仔，有時藉著塵土的掩護髮動一場奇襲。角馬和斑馬群對此逆來順受，只有母馬撲過去同獅群纏鬥一會兒，但這通常改變不了幼仔的命運。等幼仔的死亡已經無可挽回時，母親們悲哀地嘶叫著，拋下幼仔的屍體，回到角馬群中，繼續它們的行程。現在它們到了河邊，陡峭的河岸下就是它們十分渴望的飲水，但冥冥中的本能告訴它們，河裡同樣有兇殘的敵人——鱷魚。領頭的角馬磨磨蹭蹭地走向河岸，走幾步，嗅一嗅，嘶叫一聲，又退回去，進進退退猶如死亡之舞。身後的角馬群也聞到了水的氣息，迫不及待地向前擠過來，慢慢將前邊的角馬向河裡擠去。終於，洶湧的角馬群將一頭角馬擠到了水中，它恐慌起來，四肢亂蹬地往回扒，在角馬群中引發強烈的騷亂。隱伏在水下的鱷魚乘勢開始進攻，利齒一閃，咬住一頭角馬的脖子，又用劇烈的翻滾把角馬的喉嚨撒裂。緊接著又有幾頭角馬被咬死，拖入水中，鮮血在水中擴散，染紅了大片的河水。這時大部分角馬反而不害怕了，悲壯地嘶叫著，踏著同伴的屍體甚至鱷魚的身體，洶湧地向對岸涌過去。這中間仍不時留下幾個犧牲者，但大批角馬順利抵達彼岸，在岸上蹦跳著甩干身上的水，一刻也不多停，立即向對岸的草地跑去。它們的歡快之情似乎伸手可掬。

「我叫松本義良，在世界衛生組織特殊病原體分部工作，是WHO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

當然他說的上帝不是耶和華，而是大自然。的確，處在燈火輝煌、車水馬龍的美國，和處在天地洪荒的非洲，心靈上的感受大不一樣。前者讓你感受到科技的威力，覺得科技已經充斥天地間，把大自然變成百依百順的妾奴；後者讓你想到，人類不過是地球舞台上登台才數百萬年的晚到者，甚至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人類在地球上扮演主角的時間能否像其它低等物種（比如繁盛上億年的恐龍）那樣長久，還很難說呢。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遊要延期了。CDC有一封電報，委託我務必儘快轉給你。」

另有五個名人的到來讓中國官方和外國媒體都吃了一驚。他們是：美國加洲大學材料專家斯科特·李（十字組織的標誌，包括上面那具無比鋒利的雙刃劍，就是他造的）、WHO日本專家松本義良、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學」權威R·M·威廉斯、莫斯科理工大學控制論專家阿卡迪·布雷切夫、瑞典數學家奧厄·倫德爾。他們這次都沒驚動中國官方，持旅遊護照悄悄地來到中國。但他們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即使再低調，還是引起了媒體的注意。媒體猜測，他們這次來，是「十字組織」有意做一個集體亮相。開庭這一天他們仍是悄悄進來，默默地坐在較后一排，脖子上都帶https://read.99csw.com著一枚式樣相同的銀光閃閃的十字標誌。其中松本義良是幾天前才參加十字組織的。他們中間空了兩個座位，那是為梅茵的義父、也是他們的教父沃爾特·狄克森先生預留的。狄克森先生本來要同他們一道來，但臨走那天心臟病再度發作，不得不推遲行期，美國女科學家蘇珊留下，等他病愈后陪他來。

第二天法庭開庭。薛愈早早到了，為金市長佔了一個位置。孤兒院今天輪到陳媽來，她坐在薛愈另一邊，擔心地絮叨著：梅院長咋樣？會不會判刑？梅院長真是禍不單行，婆家奶剛去世，乾爹也死了，自己又要坐牢，一個人咋受得了這麼多禍事呀。

杜律師曾經經手過一樁澳大利亞的財產案，它就屬於「科技超前於法律」的典型範例。一對沒有生育能力的富翁夫婦，用社會捐贈的精卵子，在試管中交配，又找了一個代孕母親。但孩子出生前，富翁夫婦因飛機失事雙雙身亡，沒來得及辦理收養手續。孩子同富翁夫婦沒有血緣關係，現行法律不承認這個遺腹子的繼承權。這是個很困難的案子，但神通廣大的羅貝爾·杜硬是把它打贏了，為那個可憐的兒子（當然實際得益者是那位貧窮的代孕母親）爭到了巨額資產。至於律師得到的酬金，自然也是天文數字。

「本院認為，被告人梅茵，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一條之規定，應當以傳染病病毒、菌種擴散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孫景栓，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應當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之規定，特對兩被告提出公訴，請依法判決。」

「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鑒於生物戰的極端秘密性，本身就難以取證，所以這件事弄不好，會硬生生把一潭清水攪混，最後弄成『查無實據』但『事出有因』。弄得像以色列的核武器一樣，人人都認為它有核彈，只是抓不住真實把柄而已。如果咱們弄出這麼個不清不白的結果，那就是我們的失敗，是反華勢力的勝利！」領導非常鄭重地說，「在這兒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中國確實沒有發展生物戰劑，梅茵從俄羅斯走私天花病毒純屬個人行為，與政府毫無關係。對梅茵的審判一定要嚴肅，要窮追到底，把真正的隱情大白于天下！」

「好，我沒問題了。」

第一次開庭，參加旁聽的有新華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俄通社、共同社、美聯社、半島電視台、路透社、安莎社、埃菲社、香港鳳凰、台北中央社共100多名記者。有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代表，這次天花走私及漏泄事件其實和該所沒有任何關係，但畢竟梅茵是他們聘請的外籍專家，不來人說不過去。該所有意低調處理，僅派來兩個低級工作人員，而且只聽不說，對媒體的採訪只是笑著擺手。武漢病毒所的薛愈也來了，他是以個人身份請假來的，梅老師的命運讓他寢食難安，他肯定要來旁聽的。三個月的時間已經讓人們足夠冷靜，沒人再罵他是「漢奸」、「毒蛇」了，說到底，薛愈的「告發」沒有任何私利，沒有任何卑鄙動機，人們已經理解他了。但薛愈仍有些「理虧」，自我封閉著，默默地坐在後排旁聽席上，不與外人搭話，連舅舅也不多說話。他舅舅趙與舟教授也來了，他從網上知道，原來梅茵是一個反科學主義者，反對銷毀天花病毒，反對「科學對自然的強幹涉」，不由義憤填膺。他歷來仇恨這些「受科學之惠又中傷科學的人」，希望能親眼看見她被燒死在正義的火刑柱上。反正他已經退休，閑得擰腸掉尾的，就巴巴地坐火車趕來了。孤兒院的劉媽陳媽因為要照顧孩子們，只能輪流來旁聽，梅茵雖然不信教，但她們待梅茵比教中的姊妹們還親，十四年的交情啊。梅茵被捕后，孤兒院失去了經濟來源，後來民政上解決了一部分，其餘由天力公司解決，孤兒院得以維持下去。她們想來告訴梅院長，讓她放心。

梅茵不知不覺間趴在父親腿上睡著了，深夜她醒來，見父親仍保持著同樣的坐姿，仰望天穹，目光閃閃發亮。她喃喃地問：爸爸你還不睡？不記得爸爸說了什麼，她又迷迷煳煳地進入夢鄉。那晚狄克森差不多坐了一夜，日後十字組織的「教義」，就在這個晚上基本成型。他認識到，生物世界經過幾十億年的進化，已經天然達到最穩定的平衡態。如果過於劇烈地干涉就會釀成大禍，實際上人類的多少次疫病都是因社會劇烈變化而引發的，科學所引發的災難和它對人類的造福幾乎一樣多。並不是要人類回到角馬那樣的自然狀態，想回也回不去了，人類自從掉了尾巴也就斷了後路。人類只能沿「這條路」繼續走下去，這是進化的宿命。但至少我們在變革大自然時要保持一顆敬畏之心，要儘力維持原來的平衡態，學會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梅茵知道，史密斯說的幾種病都是非常致命的，尤其是埃博拉，依靠空氣和接觸傳染，在1976年扎伊爾的疫情中，死亡率高達90%。至今尚未研究出疫苗，沒有任何治療辦法。史密斯困惑地問：

她的舉動在大廳里激起一陣紛擾。法警讓肅靜，繼續庭審。審判長這會兒也很困惑，依案情的審理情況，特別是上次案件研究會上形成的共識，他已經準備輕判梅茵。但這會兒她突然當庭認罪，承認走私病毒及投放病毒的具體罪行，那事態發展就只能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問：

他把姆指徹底消毒。埃博拉無葯可治，唯一辦法是用埃博拉患者痊癒后的康復血漿來注射，痊癒者血中有相應的抗體，按理說應該起作用的。他手邊就有上次疫情中收集到的血清，雖然不新鮮了，但至少經過仔細的過濾，除凈了其中的綠色雜質，用它來注射，至少在心理上是個安慰吧。他用乾淨針頭吸進有抗體的血清，讓梅茵為他進行注射。

「快，救護車！」

看守所對她的優待還有一條：住室和放風室之間的二道門不鎖閉，可以隨意出入。這天晚上她輾轉反側睡不著覺，就披上衣服來到露天室，盤腿坐在冰涼的水泥地上，仰望著鋼筋網之外的星空。記得那次在非洲，義父「悟道」的那天，他也是這樣，盤膝坐在帳篷外面，透過稀疏的金合歡樹的葉子，久久仰望非洲深邃的天穹。他曾笑著說：坐在非洲的天空下，感覺離上帝更近。

公訴人有點難以招架了。看來，被告的確對天花病毒進行過減毒，這些減毒過的病毒究竟算是天花，還是活疫苗——這隻是個語義學上的問題，沒有嚴格界限，恐怕很難做嚴格的界定。但只要有這點空子，那個姓杜的傢伙就足以把水攪混，讓被告脫去主要罪名，最多剩下點瀆職罪。至於天花從俄國偷運入境時是否已經減過毒，只有天知道。依情理分析，那個冷藏箱里的菌種應該是原始狀態的天花。但斯捷布希金已經死了15年，死無對證。

另一名被告孫景栓則爽快承認了自己的玩忽職守罪。下邊開始法庭調查。公訴人先向法官提供了日內瓦的WHO、美國CDC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提供的鑒定報告。具體內容因專業性太強沒有宣讀，只宣讀了三家機構的結論：

下邊起了一陣輕輕的騷動。三個月前，當著很多中外記者的面，梅茵曾親口承認她從俄國威克特研究中心取得了天花樣品，現在卻全盤推翻她過去的供述。這個斷茬未免太陡峭了，它預示著這場審判會波譎雲詭。且看公訴方和被告方各顯神通吧。

「俺叫胡翠花，在天力公司老總實驗室當勤雜工。」她解釋道，「那個實驗室只有梅董和孫總用，俺們私下裡都叫它老總實驗室。」

狄克森沉默了很久，老實承認：「我不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專家知道的不比門外漢多。我考慮一下，看能不能給你個說得過去的答案。」

「謝謝。」

小雪。幫我照顧小雪。

似乎聽到隔牆囚室里有腳步聲，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個月來兩人雖然隔牆而居，卻如遠隔銀漢，半點兒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牆邊，想叩擊牆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監視鏡頭，微微一笑，打消了這個魯莽的主意。看守所對她已經很優待了，她不能濫用這種優待。景栓愛她極深，但兩人的婚姻能否維持下去也是疑問。要推行義父（教父）的主張，首先得把心淬硬，因為你必然得面對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馬醫生的不幸、小雪的毀容、甚至包括孫奶奶和義父的死。但孫景栓心太軟，尤其是奶奶的死幾乎把他壓垮了，近來他一直陷於深重的負罪感中。她不忍丈夫這樣受煎熬。

這對狄克森是一個警示：自視甚高的科學精英們其實遠不能把握科學的副作用。科學家能透過表面，看透較深層面的大自然運行機理，也許還能看透第三層、第四層但自然界還有第五層、第一百層、第一萬層機理呢，你永遠無法窮盡它。

「什麼東西這樣關緊？」

兩人離開疫區，匆匆趕往坦尚尼亞和肯亞交界處的塞倫蓋蒂大草原。塞倫蓋蒂在土著語中指「永遠流動的土地」，並不是指草原的流動，而是動物的流動。每年夏季，成百萬的角馬、斑馬會從這兒向北遷徒，去馬塞馬拉濕地，等塞倫蓋蒂的旱季過去后再返回。這種行為已經刻印到這些動物的基因中，成了它們永遠不會改變的天性。坦尚尼亞政府因為人類的利害曾想阻止它們，在它們遷徒必經之路上樹起了重重鐵絲柵欄。結果可想而知，浩浩蕩蕩的動物大軍勢不可擋地踏平了柵欄，繼續它們已經延續百萬年的行軍，把坦尚尼亞政府的努力變成了笑柄。

梅茵對庭內環視一番，看見劉媽、薛愈、五個項帶十字的外國人、拉斯卡薩斯，微笑著向他們點頭示意。五個外國人中間空著兩個座位，她知道那是為義父預留的。她曾通過杜律師勸阻義父不要來了，但義父說，他怎麼可能不來呢，只要身體許可，他一定馬上趕來。她忽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趙與舟，稍稍一愣，不知道這位老先生怎麼在這兒出現。不過她很快看懂了趙與舟隱含得意的目光，知道他此來是為了滿足正義的復讎欲 ——而且肯定又是自費來的，不知道他這次是否會把他的「自費」向別人宣揚？她仍對他微笑著點頭，趙先生冷眼相看，沒有回應。

狄克森的葬禮在第三天舉行。金市長親自去看守所作保，為兩名在押被告人請了假，讓他倆也去火葬場參加了葬禮。幾名十字組織的成員自然都來了，還有薛愈，除此而外沒有旁人，弔唁大廳里空蕩蕩的。火葬場的氧氣炮轟鳴著，哀樂低回。老狄克森的項上的十字架被取下，交給梅茵，他的遺體在異國他鄉變成一坯溫熱的骨灰。梅茵把一半骨灰就近灑到了河裡，另一半骨灰托蘇珊女士帶回美國。雖然義父是一個世界公民，沒有地域和國家的概念，但那兒畢竟是他的故鄉，他若地下有靈，回到故鄉還是會感到更親切一些。

審判長問被告方，杜律師很乾脆地說：「沒有問題。」

「它像是生病了？走，咱們去看看。」

「我有一個要求：請WHO的松本先生對低毒病毒的功與罪提供證言。」

狄克森知道這會兒沒法勸女兒睡覺，當然他也不放心女兒獨自操作，就坐一邊指導著她，把十幾管樣品血做完分離，用從喀土穆帶來的乾冰冷凍起來。手搖離心機搖起來很累人，但梅茵堅持不讓父親換她。她是以此來多少彌補內心的負罪感。這些工作做完后，已經是清晨了，深藍的天空中殘星閃爍，非洲的曠野蒙在霧氣中。狄克森硬逼著女兒去休息，他自己不能睡，還要對病人的血清作熒光抗體試驗，以初步確定這次的疫情。今天做這個試驗格外重要——那位老年女患者是不是埃博拉病人，對狄克森可是生命攸關的。

「你的名字和職業。」

但願薛愈很快找到她，但願吧。

這番話專業性太強，聽眾的表情表明他們都沒聽懂。能聽懂的人，除了孫景栓和幾個十字組織的外國成員，恐怕就只有薛愈了。他受到很大震動。這是個全新的概念，如果梅老師真的能做到——從南陽的天花疫情來看，她基本上做到了——無疑是個歷史性的變革，其意義不亞於當年琴納發明牛痘疫苗，弗萊明發明抗生素。同時他也感到震驚，震驚於她說的「主動投放」，這四個字的內在含義太可怕了。但審判員們和聽眾們顯然還沒從眩暈中清醒，沒有意識到這句話意味著什麼。梅茵微笑著說：

「這段話比較艱澀，舉幾個淺顯的例子吧。如今人們常用的嵴髓灰質炎疫苗就是活疫苗，在長期的使用中，大量活疫苗排泄到自然環境中，現在已變成了自然環境中的優勢種。當然這隻是無意中成就的低毒病毒，而我是有意這樣做。再舉一個醫學之外的例子，美國林業部門多年致力於防範林火，但防範措施越成功，森林中可燃物的堆積越厲害。等到超過臨界值就必然引起一場大火，任何防範都無濟於事。所以，美國有關部門在經歷了幾次巨型火災后，已經改變了觀念和辦法，即放任林火燃燒，甚至有意來一些低烈度的縱火，及時耗盡森林中的可燃物質，破壞災難發生的臨界狀態，以此來預防損失更大的巨型火災。這種方法其實與投放低毒病毒的方法完全一致。」她以一句話做結束：

他念完起訴書的結論：

接著傳喚的證人是天力公司那個實驗室的輔助人員，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看穿戴風度屬於藍領階層，文化水平不高。面對法庭顯得很窘迫，不大敢抬頭，有時她向被告溜一眼，馬上又低下目光，好像對今天來作證很愧疚似的。顯然她過去很敬畏梅茵，即使到了今天也走不出舊日的慣性。

「不要在駕駛員面前提疫區的事。」

埃迪已經連續值了五天班，初步檢查完病人後，狄克森強迫他回家休息。現在要對病人抽取血樣，狄克森操作，梅茵幫忙按著病人的胳膊，因為很多病人陷於昏迷，無法配合醫生。先對七個確診病人抽血，抽完已經是深夜兩點。狄克森父女經歷了二十多個小時的旅程，緊接著又是醫院的操勞，乏得睜不開眼。狄克森讓女兒先去休息，梅茵使勁搖搖頭，趕走乏意，在面具后瓮聲瓮氣地說：

「沒有，啥也沒有啊。俺們都奇怪呢，別人一碰上就得病，俺五個整天在裏面，連口罩都沒帶過，咋也沒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