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周總理問你呢！」一旁的姜先生輕輕捅了捅王作秀的胳膊，說。

突然，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里響起了一個不同的聲音——這個聲音來自大廳的西側。全場所有的人都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者。

「就地后靠，靠到哪兒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種有果樹植的地方！沒地種、沒果樹植的地方，不是讓移民們挨餓嘛！那樣就談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寧來到湖北秭歸的李家坡。在這裏他代表國家給該村投下了14萬元作為移民「后靠」開發試點。當地農民從幾公里遠的地方背來石子砌成坎子，又從更遠的地方運來泥土填窩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畝。後來農民們又在這些梯田裡種上了柑橘樹。農民們高興極了：他們依靠國家的支持，每畝投入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錢，之後每年柑橘畝產收入都在幾千元甚至超萬元。

李銀橋看著在千軍萬馬面前從來都是威風凜凜的「羅長子」，此時卻是一副無奈的樣兒，直想笑，可他不敢，人家是堂堂公安部長。但李銀橋知道，在毛澤東面前，這位公安部長「大警衛員」常常被詩人氣質的毛澤東弄得無可奈何。

向來膽小的翁文灝一聽政府「首腦」這麼來安置「三峽移民」，嚇得當即命令交通部門有關人員：「三峽工程那份報告，先給我鎖起來，沒有我的批准不能動！」

「見過。」

李伯寧的心思連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峽庫區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峽移民身上。

「舊政府留下一些，我們自己也開始做了一些，加起來有一兩噸重！」

長江村的「難民們」提前成了三峽移民。一項「就地后靠」的開發性移民試點工作，就在他們毀滅的家園廢墟上熱火朝天地干開了。因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設家園，因為有剛剛失去家園的切膚之痛，長江村村民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幹勁與熱情、智慧與技能。但在一個連亂石都找不見的岩體上造田種地，談何容易？長江村人先用板車或拖拉機將土運至滑坡體邊緣，再用人拉肩扛一擔一擔地往山上運，然後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內。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長江村人用了整整五年時間，硬是在廢墟上造出了600餘畝梯田。當長江村人第一次在這些岩體上收穫長出的金黃色柑橘時，北京傳來三峽工程即將上馬的消息。他們一邊歡呼，一邊又在嘆息：三峽水庫一建，就意味著長江村人用5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沒。他們又要重新拾起扁擔和簸箕，進行新的家園建設。於是，長江村人又默默地在原來的那塊「治理滑坡，保持水土，重建家園」的標語後面加了4個字：「安置移民」。

掛牌那天，李鵬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神情嚴肅地再次向首屆重慶直轄市領導們一字一句地說著上面這段話。

「你是一位水利天才，將來定能大有作為，我給你專門設計了一個實習計劃。」薩凡奇博士對張光斗倍加欣賞，特意根據張光斗的情況為他設計了一份三個月的學習與實習的計劃，安排他到混凝土壩、土石壩、泄水建築物和渠道等部門工作，並要求各部門的技術專家指導張光斗做正式設計，薩凡奇還親自檢查張光斗的學習與工作情況。

「三峽工程是個階段性的工作，再偉大也畢竟是短暫的。可三峽水庫的管理與發展是個百年大計，千年大計，六百余公里長的庫區，周圍居住著幾千萬人，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行政管理機構，怎麼可能將三峽工程的優勢發揮出來呢？更何況，三峽工程建設時期的關鍵性任務，就是移民。三峽因此必須有一個行政機構統籌起來領導和管理。」中央對這一具有戰略遠見的意見給予充分肯定。「三峽省」的動議便是基於上述考慮的。

「行行，總理您就把它帶給毛主席吧！」姜達權說完，從衣袋裡掏出一支筆，然後在岩心箱的記錄牌上端端正正地寫了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在多少米至多少米間的一段岩心被取走。並註上自己的名字。

《三峽在呼喚》在中央領導們中間產生了強烈的衝擊波。時任國務委員的陳俊生同志感慨萬千地說：「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觸目驚心，睡不著覺。」

是啊，濃厚的戰爭意識、人為的階級鬥爭現實、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老大哥」的背信棄義，主觀的客觀的麻煩事就夠操心了，哪裡顧得上三峽這樣世界級的水利工程？想有所為而力不從心啊！

幾乎可以這樣說，重慶的每一頁輝煌歷史，都與移民聯繫在一起。遠可說到曾為中華民族創下「驚天地、泣鬼神」古文明史的巴人，那時重慶作為巴國之都，是何等的氣派！隨後的秦人入川，使重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大移民史。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人滅巴周，本來是一段悲壯的歷史。但另一方面由於「秦氏萬家」入巴蜀，促進了當時原始社會生產方式的革命。中原文化的滲入，極大推動了落後的巴蜀部落的變革。之後的「湖廣填四川」，又使重慶成為中華民族第二次大移民的「中轉站」。可以說，沒有這一次重慶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天府之國」不會來得這麼快。「湖廣填四川」不僅僅是一次大移民，而是延續幾個世紀。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重慶府人口已有11萬戶，佔四川省的五分之一。重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充當著「天府之國」的乳母。20世紀30年代，東方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日本軍國主義，他們把善良而貧窮苦難的中國人推到了水深火熱之中。重慶再一次挺身而出，成為國難時的中國的陪都。這一次的「大移民」則使重慶奠定了作為西南最大都市的地位。

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件令中國水利代表團意想不到的事：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向國際水利組織和本次大會提出了一項所謂中國建三峽工程「造成一百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的提案，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錢正英把李伯寧的個人意見轉告中央。

移民們不得不走。他們來到賀蘭山的新家園是個根本無法生存的蠻荒之地。當地農民本來就吃不飽，像寧夏陶樂縣總共人口才6000人，移民卻來了1.3萬多人。本地農民與移民之間矛盾不斷，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建三峽怎麼還出來個「人權問題」？中國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實說，那時我們中國人還不太熟悉「人權」這個詞，更不清楚西方國家的人權概念。不過，三峽移民問題已經真的不再是三峽工程中一個簡單的「細節」了，而是一件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國界的大事！

於是，老將軍回到房間，鋪開紙，提筆寫道：「……聽了各位專家、教授的發言，我深感有必要大聲疾呼，促進三峽工程上馬……」

此次直奔主題——三峽工程。

「再說說三峽地區由於地質和生態環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給百姓們帶來的苦難情況，」李伯寧將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後翻了幾頁，繼續說道，「在三峽庫區已發現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絲蟲病、鉤蟲病、血吸蟲病、甲狀腺腫大、克山病等9種，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狀腺腫大、血絲蟲和克山病最為嚴重。仍以彭水縣為例，該縣因地方病造成的癱瘓者達1000多人，他們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個孔，床下放只桶，吃飯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農民劉煥雲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兒劉明碧今年15歲，身高只有85厘米，腳呈畸形，背彎頸硬，頭不能左右擺動。孩子只要一見生人，就哭喊著救救她……那情景誰見了誰都會流淚。同志們哪！這就是我們三峽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況！整個庫區僅地方病患者就達100萬人之多！他們為什麼這麼窮？為什麼有病得不到治療？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裏的經濟上不去，幾十年沒啥變化。可這兒的人民和各級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為三峽工程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現在總說上上上，就是不上！國家無法在這兒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峽庫區的投資人均不到80元！這能幹什麼？能富得起來嗎？同志們！」

重慶註定因為移民而輝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線建設」，後人雖然對它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但它對重慶發展的促進是無可置疑的。

就在這時，只見周總理帶著隨行人員直奔當年蘇聯專家在中堡島打井鑽孔的地方。在此有必要提一下周總理為什麼專程來到中堡島的背景。自從薩凡奇來到中國三峽提出他的「薩氏計劃」后，關於三峽大壩建在何處一直是中外專家最關注的問題。薩氏當時傾向在南津關建壩，而中國自己的專家經過大量調查認為應在三斗坪【現在三峽大壩就建在此】，壩址之爭因此十分激烈。1955年蘇聯「老大哥」派出的專家到三峽考察后，同樣傾向於在南津關建壩，而且毫不理會中國同行的意見，他們的理論是：「沒有不良的壩址，只有不良的工程」。這話意思是：我們選擇的壩址不會有什麼問題，你們以後三峽工程按我們選擇的壩址開始建設后如出現問題，那肯定是你們工程質量出了問題。這陡然增加了中國技術人員的心理壓力。然而所有這一切壓力，並沒有壓垮中國技術人員的良知和對三峽工程的責任心，他們一再堅持南津關壩址地質條件不是最好的，三斗坪才是理想的壩址。這事一直鬧到毛主席那兒。

「在延安。當時我在白區工作，『西安事變』后回延安開中央會議聽過您作報告。」

這個日子是山城重慶的歷史轉折。

千萬別小看了「開發性移民」這五個字，它包含的積極意義絕不是我們非從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它的全部意義是：既要「移」，更要「安」，讓移民們能遷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這是多麼富有時代特色的實踐活動啊！

李伯寧在此書的《序言》中說：「我自1949年底參加組建水利部起，就與水利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生死戀。於是無窮無盡地做起水利夢來。這裡有美夢，有噩夢；有快樂的夢，有痛苦的夢；有天真的夢，有困惑的夢；有晴空萬里、鳥語花香、縱情高歌的夢，也有轉而風雲突變、烏雲滾滾、泰山壓頂、喘不過氣來的夢；有昂首闊步、風流倜儻、馳騁疆場的夢，也有時而艱難險阻、緊裹著玻璃小鞋、寸步難行的夢。從1954年江淮大水，我被調到中央防汛總指揮部派往武漢市參加防汛起，我就又做起了三峽夢，而且這個夢一做就是38年，直到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才夢幻成真。但接著我又做起了百萬三峽移民夢，而這個夢也許會伴我走向另一個世界，但我相信，這個夢是個極其美好的夢……」

八寶山火化工人在為這位科學巨匠做最後一次整容時，驚愕得不敢相信「世界上還有瘦成這樣子的人」。

三門峽水庫的移民工作就是一個教訓。那既有過去國力貧窮所致，也有決策本身的失誤。三門峽水庫已經成為歷史，因建水庫而得名的三門峽市如今美麗如畫。我們在此訴說他們的不幸境遇，其實正是想說明水庫移民工作的難度，說明今天三峽移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舉國家之力」而進行的又一場偉大壯舉。三峽是長江上的第一大壩，而三門峽則是黃河上的第一大壩。長江與黃河一南一北，一個今天一個昨天，兩個大壩的移民，卻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然而在那個國破山河碎的歲月里，張光斗空有一腔熱血，只能竭盡所能，參加和主持了像龍溪和下清淵峒等五六個小型水電站的建設。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國方略》中就提到建三峽工程一事。」毛澤東插話說，「我的老對手也請過美國人幫助建三峽水庫，只是他沒有真心想建三峽水庫，他的全部心思花在怎麼吃掉我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所以他是註定搞不成的。」

「這可不是理想的好壩址啊！」

毛澤東笑了：「這麼說你是三峽工程的『主上派』啰！」

時至1947年，突然有一天姜達權跑過來告訴王作秀，說他們馬上要撤出中堡島了。

人們等待著主席台上主持會議的主席的聲音。

「蓄水200米需要動遷多少移民？」

一臉陰雲的姜達權搖搖頭：「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再來，我想我會再來的……」

「張，薩凡奇博士這樣寵愛你，讓我們好妒忌！」美國工程師們不無羡慕地對張光斗說，而他們也對這位謙和好學的中國留學生十分友好。至於與薩凡奇博士之間的關係，用張光斗自己的話說，他們已經成了友情深篤的忘年之交了。

四川省需要「分解」。然而，習慣了「多子多孫」和「天大地大權力大」等傳統理念的歷朝歷代中國人，能接受這種「分家」嗎？四川省的態度起關鍵作用，有時比中央任何一位領導的意見還重要。因為「分家」和「分權」帶來的複雜問題，如果沒有主要當事者的配合，一切後果都可能是「掏糨糊」。

當年11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李伯寧作為一員沒有地盤的「省長」出席會議，還爆了一個大大的冷門。

「這麼說，你們提出在這兒建三峽大壩是有非常可靠的科學依據啰！」周總理高興地反覆掂了掂手中的岩心，很有些愛不釋手，「我能帶走一塊嗎？」

1984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150方案」，大壩的高程也被確定為165米。

李伯寧說到這裏已經激動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們哪，你們知道我在三峽庫區看到我們的人民是在怎樣一種情形下生活嗎？」這時，只見他從口袋裡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幾頁李伯寧刷刷刷地翻過了，然後在其中的一頁上停下，「以彭水縣為例，1984年該縣農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戶21萬人，分別佔全縣總戶數和總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貧困找不到對象的30歲至40歲的未婚男子達4300多人。該縣有個小廠鄉，全鄉總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農民欠國家貸款，30％的農戶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無棉衣，30％的戶無棉被。有的冬天來了只能鑽在玉米皮中過夜……同志們哪！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哪！同志們！」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懷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召開。

然而長江之水，在造福於民的同時，又因它的不馴性格，致使沿江特別是中下游地區的人民飽受洪水之災。

中央有關領導請水利部女部長錢正英協助挑選「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未來「三峽省」省委書記的合適人選。

1942年，國民政府國防資源委員會決定派一批青年工程師赴美國學習大型工程的建設經驗，張光斗理所當然地被首選了。

鄧小平的務實作風與他的理論精髓完全吻合。當中國經歷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經濟建設上。創造寬鬆環境，實行開放政策，建設小康社會，這是他後半生的全部心血。

島上的王作秀和吳家人並不知道此時江岸正好有兩個穿長衫的讀書人路過，其中一位高個子指著漂蕩在江水中的白布包，驚詫地叫了一聲：「先生你看，那是不是江魚躍起來了？」

有一天王作秀伺候薩凡奇他們吃晚飯，這些人一邊喝著酒，一邊啃著她給做的烤魚塊，越談越興奮。那薩凡奇站在她家的小木桌旁，神采飛揚地「嘰里咕嚕」了好一陣，在場的中國人聽后一個勁地為他鼓掌。王作秀也被感染了，她悄悄問一個年輕中國先生，說那洋人到底在說啥子好聽的話你們那麼起勁兒給他鼓掌。

「當然，我的張，三峽大壩的地質情況必須經過嚴格的鑽探勘測。我已經想好了，建議中國政府請美國的莫里森克努特蓀公司來承擔這個重任，他們可是世界有名的鑽探公司，質量絕對有保障。」薩凡奇欣賞自己的學生所提出的問題。

「張，我們終於又見面了！我真高興！」張光斗赴美國實習的地方正是他的恩師薩凡奇博士當顧問的方坦那水利工地。分別6年，師生再次相會，留著美麗小鬍鬚的薩凡奇高興得直把高徒緊緊抱住。

笑完后，毛澤東又回到了他最關心的問題上。只見他拿起紅筆，在圖紙上畫了一個大圈：「修許多水庫，全部加起來，你看能不能抵得上一個三峽水庫？」

當市民們縱情歡呼的時候，新重慶市領導們則在接受一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實際上建立重慶直轄市，是以三峽庫區移民為基礎的，如果沒有這個任務，就沒有直轄市的產生，希望你們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阿嫂好啊！」那一口吳語的大人物說著就走過來，握住王作秀的手，親切地問，「你一家住在這個江心島有多少年了呀？」

毛澤東總是把自己偉大的政治抱負融入他那詩一般的意境之中。

無奈，張光斗只好聽命于政府之令，因為他赴美國實習也是「政府決定」的。他感到非常痛苦，一路上，與柯登先生也沒什麼話可說。害得柯登先生懷疑地問他：「你是薩凡奇先生的學生，怎麼不僅不支持他的計劃，反倒反對興建三峽大壩？」

「大約200萬。」

首先對長江那奔騰不息的生命之源引起重視的是20世紀的一位偉人，他就是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有意思的是，孫先生的一枕「三峽夢」，使20世紀中國的幾位偉人「夢」了近百年，儘管他的後來者在三峽問題上所傾注的熱情和出發點各不相同，但這部百年「三峽夢」幾乎與中華民族20世紀的歷史命運同悲同喜。

「是的。三斗坪和中堡島的地質結構比較好，也沒有岩溶洞。岩層相當完整。」姜達權回答道。

第一次有人把她的名字寫在我的採訪本時，我不由暗暗發笑：現在作秀的人真多，她連名字都起了個「作秀」。不過，待見到她本人時我不由肅然起敬：是我誤解了她，因為像她這樣的人不可能在生活中作秀——她今年已經95歲高齡了！她起此名字時人們興許還不知道「作秀」為何意。

「三斗坪的地質情況怎樣？」

新灘人在政府和科技人員的努力下雖然逃脫了此次災難的襲擊，但三峽斷航長達90天，給國家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3億元，後來還花費了8000多萬元的航道治理費。

「謝謝，我一定在中國等待您的到來。」

你是總理，有權主持如此大的工程；你是水利專家，上馬三峽工程讓人多了一份保險係數。機遇難得，千載難逢。

對啊，張光斗茅塞頓開。

當移民們扛著鋪蓋、帶著農具，千里迢迢來到目的地賀蘭山下的平吉堡一看便傻了：這裏挨著光禿禿的賀蘭山，為沙漠邊緣地帶，不是半人高的茅草地，就是光禿禿的一大片望不見邊的「石頭地」——移民們稱那些是沙漠邊緣荒蕪之丘。「怕啥，再苦也嚇不倒我們光榮的三門峽移民！」面對風沙，有人這樣豪邁地說。先遣隊的移民們再也不吱聲了，默默地在荒灘上搭起了幾個草庵子。來年春天，他們借得當地人的拖拉機，竟然還種下了40餘畝麥子……新的家園就這麼安了下來。但一年春夏秋冬過去，移民們辛苦種下的麥子在即將收穫的時候，被一場風沙伴著的「石雨」吹得無影無蹤。遠遷的移民開始逃跑了。一個陶樂縣共安置800移民，三天里跑了361人。結果半途被當地基幹民兵攔回260人，其餘101人杳無音訊。

「老李，你能行。」錢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寧談話。

對此林一山是有備而來的，他請主席在甲板上坐下，然後在他面前放上一張桌椅，上面展開《長江流域水利資源綜合利用規劃草圖》，他指著圖上大大小小的水庫說，擋住長江上游的洪水，主要辦法只能是逐步在長江幹流和大的支流上修建若干梯級水庫，通過這些水庫實現攔洪蓄水的目的。當然，修建這些水庫除了防洪外，還可以發電，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特別是天險三峽江段，一旦在那兒修建水壩，其發電量大得不得了，可以改變整個國家的工農業用電結構，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信，信信！」我在向這位可敬的「三峽見證人」點頭時，眼眶裡直發熱。

1965年「五一」節，一隊地質學家在金沙江南岸的元謀縣例行性地進行第四次地質和地震考察，他們在上那蚌村西北的一個小土包下，發現了兩顆猿人類的門齒，這個發現讓在場的地質工作者們激動不已。經考古學家鑒定，這兩顆猿人類門齒距今已達170萬年！比周口店北京猿人還要早！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學家後來還在「元謀人」遺址現場，找到了許多石片、石骸和尖狀器，以及炭屑和炭屑堆中的幾塊燒骨，因此證明「元謀人」不僅奠定了自己作為人類始民之一的地位，而且證明了其用火的歷史遠比其他猿人類要早得多。

小個子姜先生一聽直樂，指指周總理後面跟著的一群人員，然後給了她一句耳語：「這我說了不能算數。」

這回是國防資源委員會發來的電報，不再與張光斗理論了，命他陪柯登先生回國。

「那技術人員有多少？」他又問。

這之後的10年裡，王作秀漸漸適應江心小島的生活，身邊也添了健康活潑的兒子和女兒。但這10年裡她卻不曾見過有人在江岸頭或是江心島上來觸摸那湍急的江水與沉睡的禿岩。打魚為生和操持家務是王作秀全部的生活內容。

張光斗不服，再次寫信陳述反對意見。

「啊——您是周總理？！」王作秀的嘴巴張在那兒久久沒有合攏。

真正的百萬三峽移民時代是從郭樹言手中開始的。這個「世界級難題」讓郭樹言和他的同事們幾乎耗盡了精力和心血。與郭樹言一樣為移民工作傾盡精力的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叫漆林，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移民開發局的局長，是百萬三峽移民的「最高移民官」。漆林在過去的6年時間內，就像當年指揮千軍萬馬的一員驍將，長年輾轉在庫區，領導著整個三峽工程的移民工作實施計劃，功績有目共睹。

「哈哈，哈哈哈……」在場的人都笑得前仰後合。

大江東流從此奔騰不息！

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做了幾十年「三峽夢」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實質性決策。這一決策首先歸功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後，就把目光投向了三峽。1980年，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32號輪，那一路上長江的滔滔之水給我們的總設計師帶來了滾滾思緒，面對這條同樣養育了他的母親河，他感慨道：「看來，不搞能源，不上骨幹項目不行，不管怎麼困難，也要下決心搞。錢、物資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了事。」1982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準備興建三峽工程的請示彙報時，果斷地說：「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針對當時一些人擔心三峽工程動起來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現所謂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又十分明確地指出：「只要技術、經濟可行，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那麼，大壩壩址你們的意見修在何處更合適？聽說美國的那個專家是主張在南津關的。」毛澤東關切地提出了這個核心問題。

此事關係國家生死存亡，不能這樣草率。張光斗第三次寫信陳述自己的反對意見。

新灘的險情自古被歷朝歷代所重視。新中國成立后，新灘的險情幾次呈上毛主席、周總理的案頭。

「帶著重機槍和手槍隊，一旦出現敵情，要以自己的生命保護好薩凡奇先生！」吳奇偉只好向部屬下此死令。

重慶人渴望得到這個名分已非一日。作為具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城府，重慶人有理由在三峽這樣一個偉大的工程中顯示她的赤誠。尤其是對待移民問題，重慶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非他人可比。如同奔騰不息的長江之水一樣，重慶從來就以她寬闊的胸懷，接納和融合著來自各方的兒女，使漂泊四方的兒女們能在這裏安身棲居，繁衍生息，編寫歷史的動人的華章。

「因為我的志願是當一名水利工程師，水利總是為人民的。」

三峽工程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是治理和開髮長江的關鍵性骨幹工程，它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三峽工程首要解決的問題是防洪。要解決的一是水患、二是巨大水資源的利用。長江每年有96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白白地流入大海，這對一個總體水量並不充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江白白流走的哪裡是水，分明是黃金、是白銀！利用長江三峽大壩的巨大落差進行水力發電，其電力資源可以給中國人每年平均提供846.8億千瓦時，相當於10個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總量。

「半小時。」

「我一定要去長江三峽看一看。」

此時的長江並沒有完全發育，它依然頑皮地躁動著。1.4億年前的又一場轟轟烈烈的造山運動，使唐古拉山脈形成，青藏高原緩緩隆起，褶皺成無數高山與深澗、窪地與裂谷，長江中下游的大別山和現今的三峽山脈形成，古地中海此時大舉後退。至白堊紀時，四川盆地迅速上升，雲夢澤和洞庭盆地不斷下沉，長江中部的身段發育已近豐|滿。這時，躁動不停的大地突然變得沉靜起來，一覺睡了近億年，在距今3000萬年時才醒來。一旦醒來，它又一次出了個大手筆，這就是偉大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其壯烈的場面非言語所能描述，青藏高原在古地中海不斷退縮的瞬間，猛烈抬起，勢如破竹，金沙江兩岸高山排列有序，整個中華大地西高東低的地形就此形成，長江的青春發育期驟然出現！

三峽移民的數量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座水庫的移民，甚至是過去幾大水庫的移民總和。根據規劃，三峽工程的全部移民實際超過120萬人。這還僅僅是人，須知遷移一個人，就會有隨之同遷的物，而物的概念遠遠比人的數量大出幾倍。長江三峽水庫建成以後的水位基本穩定在175米，也就是說在這水位之下都屬於淹沒區。根據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1993年向國務院報告的三峽水庫淹沒在175米水位線以下的實物大致有：房屋面積共為3479萬平方米，其中城鎮1611萬平方米，農村1087萬平方米，工礦企業751萬平方米，其他30萬平方米。移民除了人和物之外，還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合計被淹的耕地果園等面積就達48萬畝。另有工礦企業1599個，碼頭593處，水電站144處……更有外人並不知情的城鎮淹沒移民這一大塊。三峽庫區淹沒線以下的市級縣級城鎮13座，鄉級建制鎮114個。其中全淹的縣城有8個，他們是湖北的秭歸、興山、巴東，重慶的巫山、奉節、萬縣、開縣、豐都。以上這些縣城別看它們「在冊」人數只有幾萬十幾萬人，但它們都是歷史名城，而每一個城市不僅供養著固定居民住戶，還有高於他們數倍的「外來工」。可見，三峽移民的概念何止是一個簡單的「百萬移民」。實際上每一個移民背上擔起的則可能是一個家園，是一個碼頭，是一條公路，也可能是一座工廠，是一座城市……

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顯然是整個工程中最突出的方面。它大得連經濟學家都無法計算，因為人的生命本不是用多少錢能估算得出的。根據設計，三峽工程建成后，它的正常蓄水位到175米時，其防洪庫容應為221.5億立方米，可使荊江南北兩岸，洞庭湖區和江漢平原避免「百年一遇」的毀滅性洪災。如果非要用鈔票來計算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那麼按1870年特大洪水來估量，可直接減少農村淹沒損失約510億元，減少中小城鎮淹沒損失約為240億元，加上其他淹沒損失共可減少800億元左右的直接經濟損失。這中間自然沒有包括洪水吞沒人民生命所造成的無價損失。總之，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無法估量的，它所產生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社會諸多方面。

李鵬總理能不感到壓力？他從小生活在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的身邊，那是位深受人民愛戴的總理。可即便是周恩來，在九_九_藏_書三峽問題上，他所經受的壓力也非同小可。有一回周總理在聽完三峽工程論證會後，面對專家們的爭論和各部門相互之間的指責，周恩來拍著胸口對大家說：「長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的不是你們幾個人。要砍頭，我是第一個。可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問題。建國二十幾年了，在長江上修一個壩，不成功，垮了，那可是要載入我們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啊！」

「看你耍啥子西洋鏡嘛！」王作秀嘴上正嘀咕著，那個姓惲的中國人過來悄悄告訴她：「快回家吧，你闖禍了。那洋人的照相機值20塊大洋哩！」

「謝謝！謝謝您，尊敬的薩凡奇先生！」翁文灝深深地被這位赤誠的美國專家的「三峽情」所感動，「我會盡我所能，全力促成先生的宏願。因為這也是我們中國人和中國水利官員的夙願！」

中國人對「三峽夢」的情有獨鍾也從此開始。然而20世紀初的中國，千瘡百孔，哪有錢來修建三峽這一世界水利史上最宏偉的工程？孫中山先生也只能空有一腔熱血，更何況他這個「臨時總統」的寶座也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內訌與外攻，使這位偉大的民族領袖耗盡了最後一絲力氣后，便過早地結束了他的「三峽夢」。

「薩凡奇計劃」讓中國和美國一起颳起了一股強勁的「三峽熱」，這在20世紀中葉是很少見的一個歷史現象。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節節敗退，勝利的日子已在眼前，全國上下都在準備戰後的大建設，中國人的「三峽夢」到了如痴如醉的狀態。

「那我就只能向你們說一聲『對不起』了。」張光斗雙手抱拳，做了一個中國式的道歉姿勢。

「大嫂，你看誰來啦！」這一天王作秀剛從沙灘曬完豆種回到屋裡準備做午飯，突然門外有人叫道。這聲音既熟悉又陌生。她趕緊拍拍身上的灰塵相迎，喲，這不是那個十幾年沒見面的小個子姜先生嘛！

中央領導欣慰地點點頭。

「以前也有人說要在這兒修啥子大壩，到底修大壩幹啥子用呀？」王作秀問。

「那是3月1日上午。」95歲的王作秀在我採訪她時一張口就把這個日子說得清清楚楚。

「那當然。先生是國際權威，理當由政府出面邀請。」

「你呢？」毛澤東轉問李銳。

李伯寧上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后，全身心投入了移民的試點工作，並在李家坡和長江村干出了一番卓著成績，同時又趁熱打鐵在庫區迅速鋪開了「開發性移民」的試點，可謂有模有樣，熱火朝天；總部設在宜昌的「三峽省」籌備組的同事們也似乎有了名正言順說話與幹事的份了。可就在這個時候，李伯寧從北京得到了一個很快要結束「三峽省」的消息：中央準備修改原三峽蓄水150米的方案。

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制定了到20世紀末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的目標，興建三峽工程也在考慮之中。從國力和移民數量等因素考慮，「長辦」奉命按「150方案」即蓄水150米向中央編寫三峽工程報告。

1985年，就在李伯寧視察三峽不幾日，新灘來了一次「隆重」的「歡迎」：

新重慶市的誕生源於三峽移民。三峽移民催生了新重慶市。

薩凡奇久久不語。最後，他說：「我尊重你的選擇，只是希望我們能夠有機會一起建設偉大的三峽水利工程。」

翁文灝從此再也沒有找過蔣介石，趁戰亂時機，獨自流亡法國。這位被人民解放軍列為「甲級戰犯」的科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半年後，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寬大和關懷，重新回到祖國懷抱，開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沒有回到心愛的地質工作崗位上，更沒有參与過三峽工程方面的事。他於1971年1月27日病故於北京，享年81歲。

毛澤東對李銳有了第一次好的印象。半小時，乾脆利落嘛！

6月8日，新灘人突然感覺腳下的大地出現「扭動」。不好，災神又來了！新灘人萬分緊張。當地政府立即動員百姓撤離，省政府的命令通過無線電傳遍了全鎮每個角落，可是百姓們不肯走。「我活了68歲沒離開過這個家，這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我不走！」楊啟中老漢抱著門檻死活不走。

1991年春「兩會」按慣例又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到三峽工程問題。幾位力主工程上馬的委員不幹了，再次聯名上書給江澤民總書記。

「你可以不負這個責任嘛！」毛澤東回敬道。

「不不，是因為我要到你們中國去，必須以工作和考察的名義，我才好多走走看看，再說我還要去看看那個偉大的長江三峽呢！」薩凡奇幽默道。

張光斗連夜揮筆向錢昌照寫信陳述四大理由：一是三峽工程太大，國力原本貧乏，加上抗戰，國力已盡，此時修建三峽大壩極不適宜；二是美國政府貸款難以滿足全部工程費用，因為美國國內還在為10年投資10億美元的田納西河流域開發工程爭吵不休，三峽工程遠比田納西河流域開發要大得多，如此大額的貸款在美國國會也未必能通過，一旦美國的貸款不到位，三峽工程半掛著，那時我們中華民族將面臨一場比抗戰更可怕的毀滅性打擊；三是即使三峽大壩建成了，還要有等量的工農業生產來使用其等量的電力，而中國目前尚沒有那麼大能力在短期內使自己的工業和農業同步跟上，三峽工程的發電量無法充分利用，這是另一種巨大浪費；四是三峽工程位於宜昌，是我中華民族的中心地區，對整個國家的建設和政治命運影響極大，如果三峽工程的成敗命運掌握在另一個國家手中，這對國家的主權和未來建設必定有害無益。

「那也不行。這是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我對您的安全要負絕對責任。所以我還是不同意您游長江。」羅瑞卿堅持不退讓。

薩凡奇摸著小鬍鬚，樂了：「我也非常願意去你的偉大祖國，可這得由你們的政府邀請。」

「李家坡的經驗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今天的三峽移民不能光靠國家給點補償費就完事了，只有開發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決過去移民遷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難問題！我們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後面再加幾個字：『開發性移民』，這才是我們三峽移民的原則方向！」李伯寧對李家坡的成功經驗給予了高度肯定，並迅速在庫區移民工作會議上向其他地區大力推廣。李家坡從此在三峽庫區名聲大震。這個三峽移民試點村的成功經驗，如星星之火，點燃了三峽開發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多次到過李家坡，「李伯寧工程」也就這樣傳開了。

「毛主席游長江啦！」毛澤東下水不久，這消息就傳遍了武漢三鎮的每一個角落。長江兩岸本無牆遮席擋，所以在毛澤東暢遊長江的那一刻，長江兩岸站滿了圍觀的群眾，足足有幾萬人。他們既想一睹自己的領袖暢遊長江的風采，同時又為他的安全擔心。

「我們願意為170～180米的蓄水方案付出代價，而且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重慶市領導堅定地回答。

讓我們稍稍將鏡頭搖向另一個角度。

有人猜測他去了上海，也有人猜測他出訪歐洲或者美洲，但這些地方他都沒有去他作出了一個人民領袖的明智決定。

「那……那個洋人為啥還要我『死要賠』呀？」王作秀不解地問。

中南海。江澤民總書記見王震副主席的信和政協轉來的委員「上書」后，會心一笑，立即指示：「看來對三峽是可以下點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

關於歷史上的長江洪水帶給沿江人民的災難，史書上的記載足以令人感到驚心動魄。遠古的長江洪水史沒有記載，只有到了漢朝才有了關於這條大江的災情記錄。長江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漢代到清末即公元前185年至1911年，在2096年的歷史里，長江共發生有記載的大水災214次。通過這個記錄，我們發現一個規律，即長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泛濫一次。且越到近代，災害的發生越頻繁。秦代以前，缺少歷史記載。兩漢400多年間，有6次大水記錄。魏、晉、南北朝的200年間，有16次記錄。到宋代后因為中華民族的統治中心逐漸向長江以南轉移，故對長江大水的記錄準確性增加了，300年間有記錄的大水63次。平均每5年一次。元朝時中國的統治中心回到了北方，此間的長江水情沒有被朝廷當回事，記錄也隨之不見了。到明代，江南經濟文化逐漸繁榮，記錄的長江大水有66次，平均每4年一次。清代時基本上將長江的每一次大水都詳盡記錄，共發生62次，也是平均每4年一次。「荊州不畏刀兵動，只怕南柯一夢終」，這是刻骨銘心的記憶。1860年至1870年10年中出現的兩次特大洪水，沖開了南北荊江大堤，兩湖平原一片汪洋，百萬生靈葬身魚腹，僅死亡人數合計就達百萬以上。發生在20世紀的長江大水，是我們許多人親身經歷過的。像1931年長江中下游發生洪水，淹沒農田5089萬畝，死亡人數達4.5萬，漢口淹水百日；1935年災害再次降臨，僅支流漢江遙堤潰口，一夜之間就死了近8萬人，災難，數不清的災難，次次把中華民族推到痛苦的深淵。新中國成立后的1954年的武漢大水，儘管人民政府帶領沿江人民奮力抗災，並啟用剛剛建成的荊江分洪工程三次分洪，但武漢仍被洪水圍困3個月，京廣大動脈中斷百天，3.3萬人死於水災，直接經濟損失百億元【舊人民幣】。而1998年的那場由江總書記親臨大堤指揮的「長江保衛戰」，更是歷歷在目。

王作秀回頭一看，好不驚喜，她見到了熟人，原來是姓惲的先生呀！

那時兩塊錢可不是個小數，能買許多個雞蛋哩！人民總理心系人民，溫暖了峽江百姓幾代人的心。

就這樣，張光斗再次轉學到了哈佛大學，師從威斯脫伽特教授，一年之後，他獲得第二個碩士學位。

這是一封我們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之間的私人信件，但同時又是一個地方黨組織和一級政府向黨中央、國務院的一份請示報告。它是重慶成為直轄市的第一份正式的歷史文字材料，極其珍貴。由於謝世傑、肖秧兩人的推動，加快了重慶成為直轄市的步伐。

9月12日晚年的老將軍，已經很少再像當年開墾南泥灣那樣動激|情了。但這回為了三峽工程他又一次噴發著「南泥灣」時的那種激|情。

正當薩凡奇和其他中國工程技術人員滿懷憧憬地戰鬥在三峽工地時，蔣介石統治集團徹底撕毀國共兩黨簽訂的停戰協定，全面內戰正式爆發，三峽建設者們的美好願望被蔣介石的戰車軋得粉碎。

我生在燕趙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長／父親傳給我做人真誠、善良／戰火鍛煉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蒼／從此我只相信實踐／紅就是紅／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黃就是黃／任它眾說紛紜／任它地動山搖／我屹立不動／自有主張／我嫉惡如仇／為伸張正義／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什麼高官權勢／我視如草芥／我不爭寵獻媚／也不卑不亢……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你看著辦吧。」孫越崎拍拍張光斗的肩膀，把門一關，走了。

那一幕到來之時，必定是中華民族振興之日！

不毀滅並不等於不被江水淹沒。據王作秀老人回憶，她12歲那年作為吳家的童養媳上島后，曾4次因大水搬出過小島，時間最長的一次是9個月沒敢回江心小島。「那水啊大得漫過了咱家的屋檐，大水衝來時那草棚棚像一片竹葉兒飄得無影無蹤……」老人講這話時用雙手拍打著雙膝，像在講述一個童話，已經沒有了痛苦。

羅瑞卿搖搖頭，說：「這樣的事最好別出現。」

一個因一項偉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領導者。這個領導者的首要條件應該是什麼呢？懂水利？！會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須具備。這樣的人上哪兒去找呢！

重慶人能不為它激動和欣喜，夢想與渴望？！

那一天毛澤東在省領導陪同下參觀完漢口棉織廠，正巧廠子距長江不遠，毛澤東便提出到長江邊看看。一到那兒，毛澤東就對李銀橋說：「銀橋，我們總算到長江了，準備一下，游！」

「我就說說我那個『省』的情況吧：三峽區域地處大巴山和武陵山脈腹地，江漢平原的邊緣地帶，85％的面積是山區和丘陵，是標準的老少邊窮地區。30個縣【市】中2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市】，每年拿國家財政補貼3個多億。我這裡有筆賬：三峽區域1984年人均工業產值僅510元，居全國第25位，農業人均產值228元，居全國第28位。尤其嚴重的是全三峽區內有30％到40％的農民還處在不能溫飽的地步。相當多的農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農民趙壽合一家，只有一口爛鐵鍋和一隻爛木箱，作價不過5塊錢，這是一個農民家庭的全部財產啊，同志們！」

1997年2月19日，中國人民的兒子，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因病去世。在這一天，中國國務院做了一件特別巧合的事：把鄧小平生前的最後一個心愿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提交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移民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其實是難民、貧困、危險因素的代名詞。

代表席上又是一陣躁動。在代表們按下自己神聖的按鈕時，只見那位要求發言的老者和同一排上的另一位人大代表一起離開座位，退入與會議大廳一牆之隔的宴會廳。後來這兩位人大代表雖然對自己的意見在當時沒有獲得充分表達有些不滿，但仍認為在三峽工程問題上，中國決策層是盡了最大可能的民主程序，僅這一點便值得載入史冊。

別說，壞事也有好的一面。原來一些對建三峽工程有些不同意見的人，這會兒轉得特別地快。一個月前還明確表示對三峽上馬與否要「慎之又慎」的同志，在目睹了洪災的嚴重後果后大聲疾呼道：三峽工程非常重要，其防洪作用不可小視！迫在眉睫！

「南津關的自然條件不錯，大壩建在那兒，可以將水庫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樣發電就更多！」薩凡奇鍾情于自己的意見。

姜達權有些為難地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他不想提這件令人傷心的事。這位著名的地質學家與同事冒著生命危險保衛了舊地質調查所，便以一腔熱忱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高潮中去。他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負責新中國成立初期最早的水庫——北京官廳水庫的工程地質勘察。當時由於他聽從長官意志的擺布，結果在工程程序上未能按要求做，建成后的官廳水庫出現了漏水現象。有人借題發揮，當面責問姜達權等工程技術人員：「這絕對不是小事！淹了北京，就是淹了毛主席！」這麼大的帽子戴上，姜達權因此以「反革命破壞罪」被關進了監獄。後來多虧水利部黨組和何長工等領導實事求是指出工程出現的問題是某領導的長官意志所致，姜達權才得以從監獄里出來。

「銀橋，我們先游湘江，來個『熱身游』。然後再……喲，天機不可泄露啊！」

這是一次沒有公開報道的行動。就當時的政治局勢而言，為什麼首先選擇了長江三峽，而不是別的地方？儘管人們可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想象和猜測，也可以說有這樣或那樣的意味深長的政治含義，但有一點在今天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總書記一走上人民領袖的崗位，就顯露出了他那卓越的政治遠見和治國之道。

那年輕人很有耐心地對王作秀說：「大嫂，薩凡奇先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水利專家，他說他到三峽來看到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大江，看到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峽。將來三峽大壩要建在你們這兒，正好在中國的心臟位置，是上帝賜給我們中國人的福分！他說他現在60多歲了，如果上帝給他時間，讓他能親眼看到三峽工程變為現實，那麼他死後就埋在這中堡島上，讓他的靈魂伴著三峽工程永遠復活！」

是你們中國人有特別的能耐？你們以往搞過的水庫移民不是已經有過極其慘痛的教訓嗎？三峽移民人數眾多，如今移民的要求也高了，你們經受得起這100萬移民可能帶來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巨大衝擊波？

林一山低頭笑笑：「我哪敢稱王，只是主席的一個卒子而已。」

「成都會議」過去幾十年後，在三峽工程正式上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萬千地回憶起毛澤東對三峽問題的決策，不約而同地說到了「成都會議」，因為大家始終認為，「成都會議」上的那個「三峽決議」的指導思想，對日後幾十年上不上「三峽工程」起著長遠的指導作用，今天正在進行的三峽工程建設的原則精神基本繼承了「成都會議」精神。這一點非常重要，它充分說明了毛澤東時代在「三峽工程問題」上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觀規律而作出的科學決策。

重慶就是這樣註定與中華民族歷史上每一次值得記載的「大移民」聯繫在一起。

啊，富饒的長江，千百年來，你以自己雄渾的身影和咆哮的濤聲，帶走了多少寶貴的資源啊！

正當這兩位代表向記者表達他們的不同意見時，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大廳里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按鈕的結果，獲得通過了！

人民大會堂頓時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特別顯眼的是重慶的人大代表們個個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一個個激動得歡呼起來。

啊，長江實在太大，大得連任何一位想主宰她的領袖都在她的面前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水利專家出身的李鵬自他出任國務院總理后，許多力主長江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像是吃了興奮劑，他們把實現夢想的希望寄托在李鵬任總理的這屆政府身上。

「我還賺過好幾百塊錢哩！」王作秀得意地對我講，她因為沾了家在中堡島的優勢，遠道而來的遊客聽說她是中堡島最老的壽星，又是當年見過周總理的人，都紛紛爭著要跟她合影，「不是我要收錢，是他們主動給我這個老太婆的，說是孝敬我的哪，瞧現在的人心多好！」老人頗為感慨和得意。

周恩來插話道：「蔣介石時期，他用的是美國人，而我們現在有張光斗這樣一批水利專家，他們掌握的正是美國技術，要是蘇聯專家能幫助，那麼我們正好用上了美國和蘇聯兩國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水利工程技術了！」

然而我們還得感謝蔣介石先生，正因為他的精力過多地花在了對付共產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上，所以沒能全力阻止一大批在「五四」運動影響下高舉「科學救國」大旗的愛國知識分子痴情的「三峽夢」。特別是這位獨裁者還沒有來得及解散孫中山先生主政時成立的礦務司地質科。這個只有幾個人組成的地質科後來在20世紀的中國建設史上立下了汗馬功勞，孫中山先生親自任命的地質科長章鴻釗是一代教育學家和地質大師，正是這位貌不驚人的「小老頭」，帶領一批有志青年冒著被貶被殺的危險，繼續編織著孫中山先生的「三峽夢」。章鴻釗先生作為中國第一位「地質長官」，他在蔣介石提著屠刀追殺南昌起義的部隊時，曾向國人大聲疾呼：「謀國者宜盡地利以民財。欲盡地利，則舍調查地質蓋未由已！」並說：「亡羊補牢，或猶未晚，失此不圖，而尚談富國者，則吾未知之也！」

這件事與一個人有特別關係，他叫李伯寧。此人既不是現在的重慶市領導，新重慶市的那麼多官位也與他無緣，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員，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員，但他的命運卻與新重慶市的命運密切相關。

小作秀哭天喊地也沒有挽回父親的「狠心」。「淹到腳脖子我也怕啊……」

林一山原以為跟毛主席在「長江」艦上的談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秘密，可不想僅隔一年，此次談話主題倒由他本人先說了出來。

我後來得知，長江村人在這幾年又根據三峽工程確定的淹沒水位線，在新的岩體上以當年同樣的精神和同樣的方法，開墾出了400多畝新地，填補了將來水庫淹沒的農民耕地所需。

「不用柴火？」王作秀弄不明白，像在聽神話鬼話，「那……大壩要修多大多高？」

李伯寧赤子般的聲聲疾呼，像串串響雷，久久回蕩在金色大廳里……

「謝謝老師。」

張光斗馬上寫信給錢昌照，轉告了薩凡奇的意見。

當一次次造山運動鑄造了長江的胎盤時，地處長江中下游的山川大地已經草茂林密，一群臘瑪古猿出現在大江兩岸的峽谷溝壑間，雖然它們的步履顯得有些緩慢，但畢竟開始了向人類歷史邁進的旅途。考古學家不止一次證實，中國早期的人類就是從雲貴高原出發，抵經長江中上游，然後再分途長江下游和黃河中游及涇渭流域與汾河流域。

大千宇宙，輪迴自然，離開了誰都照樣轉動。但一項事業，如果真的少了某一位天才人物，歷史將可能是另一種寫法。中國的當代水利事業，特別是三峽工程，如果沒有了張光斗先生，將一定是另外一種情況。

當中美兩國一起為「薩凡奇計劃」瘋狂之時，張光斗還在美國考察和實習。一日，他接到國內錢昌照的來信，告知中美兩國政府已協議合作修建三峽工程，並讓張光斗陪同他的恩師薩凡奇推薦的柯登工程師回國參加三峽工程建設。

翁文灝憑著對科學和救國大業的執著，利用自己的行政院院長之職權，儘可能地瞞著蔣介石，做著圓「三峽夢」的小動作。其中有兩個「小動作」後來對20世紀的中國水利事業和三峽工程起了重大影響。一是選派青年水利專家張光斗等人到美國深造，學習大型水利工程技術；二是邀請美國著名水利大師薩凡奇博士到中國。這兩個「小動作」做得都非常漂亮，可以說這是翁文灝和另一位愛國科學大師錢昌照等人在蔣介石眼皮底下做的日後對中國水利事業和三峽工程起到最重要影響的兩件歷史性大事。

幾年後，有一天晚上王作秀獨自坐在門口聽著長江的濤聲——老人已經習慣在吃完晚飯別人看電視的時候，以自己的方式欣賞自然的美妙音樂。突然，她聽到島上有鑼鼓聲，後來岸上的不少人也划船上了她的島。人們邊歌邊舞，那喜慶勁兒跟當年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情景差不多。

誰讀懂了長江，誰就掌握了中國的命運。

「為什麼？」

三門峽移民留下的傷痛，像警鐘長鳴，無時無刻不在警醒著黨和政府的決策者：那就是任何一項重大的水利工程的移民政策在其決定之前，必須充分考慮科學性、現實性以及絕不能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離開了這幾點，特別是最重要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將為之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

重慶——移民，移民——重慶。重慶要發展，重慶的發展從來就離不開移民，而移民的崛起和發展同時又推動著重慶的發展，這是重慶發展史的一個顯著特徵。在爭論了近一個世紀后的20世紀末，偉大的三峽工程終於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成為現實時，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再次把重慶建設的歷史機遇告訴了當代人。

多麼好的一個老人！他對中國、對三峽與中國人一樣，同樣熱忱，同樣執著。

「工程師在你那兒講百呀？」毛澤東好不驚奇，用筷子在空中點了點，不無興奮道。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聽兩位不同意見的同志述說自己對三峽工程的看法。」毛澤東向政治局的同志說完這句話后，便問林一山：「你要講多少時間？」

「要馴服這條江，這是個科學問題，你們一定要認真研究。我問你，現在長江的水文資料有多少？」

「主席，長江是中國第一大天險，水情極為複雜，別看它比海小，可比海險一百倍呀！」王任重第一個反對。

是啊，我想所有中國人都與這位尊敬的「老三峽」同懷這樣一個夢：百萬三峽移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指引下，一定能勝利完成。

當晚，就有一份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告送到了薩凡奇先生的案頭。這份報告是在翁文灝和錢昌照等人的努力下，由國民政府戰時生產局出面請美國經濟學家潘綏寫出來的，潘綏先生沒有到過三峽，他是從工程經濟學的角度對修建三峽工程提出了一份建議書。此提議有美國利益的考慮，標題為《利用美國貸款籌建中國水力發電廠與清償貸款方法》。建議書中就有關三峽工程建設問題這樣說：由美國貸款9億美元並提供設備在三峽修建水力發電廠，裝機容量為1056萬千瓦，同時建造年產500萬噸化肥的工廠，利用發電廠所發的一半電力來製造化肥，出口美國，以此作為償還貸款，貸款還清后水電廠與化肥廠歸中國所有。

頗有遠見卓識的章鴻釗在任地質科長的第二年，就親自批准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地質調查所。這個調查所當時只有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等幾個人，但後來迅速發展成中國最完整最健全也是擁有科學家最多的一個機構，其科學研究水平和實際工作業績均處世界同行前列。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揭開了三峽工程建設的嶄新一頁。

李銳和林一山是同一天趕到南寧的。當晚毛澤東就將他們召去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

「香，太香了，這才叫江心野味餐！」小詩人則一味誇王作秀這些難得出差錯的飯菜。

在長沙的日子里，毛澤東一邊巡視，一邊會見老同學、老鄉親，氣氛親和隨便，看不出他有什麼特別「暢想」。突然有一天傍晚，他提出立即起程到武漢。長沙到武漢，乘飛機僅一頓飯的工夫。毛澤東到武漢后心情特別好。省委書記王任重也一天到晚忙著給主席安排參觀或聽彙報。「好像並沒有想游長江的意思呀？」公安部長羅瑞卿對李銀橋說。

但由於國際國內的多重因素，中國人繼續做著「三峽夢」，在這個問題上似乎缺少了一點「只爭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張體學捺不住性子了，當著毛澤東的面請求上馬三峽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對他說：「現在如果準備打仗，你腦殼上頂著200億方水怕不怕？」

「是真金，長江村人創造了三峽移民的真金精神。」郭樹言在返程的路上，無數遍地說著這句話。

王作秀說那天她是怎麼上島的根本沒有記清，她說她下船和上船都是伏在父親的懷裡哭得死去活來連頭都沒敢抬一下。

「看來你王任重這個書記對長江還是有不了解的一面啊！」毛澤東幽默地沖湖北省委的「第一把手」說：「你只知其一，尚不知其二。這其二是，長江從來膽怯那些不畏懼它的人，據說在這些人面前，它還是挺溫柔的呢！」

巡視長江三峽的意義，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開始感覺到了。而且可以肯定，隨著歲月的繼續延伸，我們所能認識的遠大意義會越來越明晰和深刻。

那一刻，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了從未有過的一片嘩然。

丁文江以其中國新文化的旗手和科學家的雙重身份，曾經影響過一大批日後在中國科學與文化舞台上的風雲人物的命運選擇與政治主張。魯迅在他的影響下學過一段時間地質學專業，所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礦業方面的。科學家李四光受丁文江的影響更不在話下，他初到日本留學念的是造船專業，丁文江學的是地質學，因此李四光轉學到英國后專攻地質學，並且成為了中國一代地質大師。

「你就放開手，大胆地幹起來！」江總書記對水利專家出身的、一心想把三峽工程搞起來的總理李鵬如此說。

在中國，誰忽略了長江，誰就不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主宰者九九藏書，因為長江主宰著大半個中國興與衰的命運。

其實王作秀的「三峽飯」無非是些農家菜加幾樣長江魚蝦拌在一起上桌的東西而已。

林、李文章各有所長，政治局領導全都認真閱讀了。最後，毛澤東說：「三峽問題還需多方聽取意見，不過中央得有個意見。總之，今後三峽的事，交給恩來同志管吧！」

李伯寧因此走馬上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和黨組書記一職，在三峽工程尚未正式上馬前，全盤負責三峽移民工作。這一年是1985年，距全國人大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還有七年。

重慶人太幸運了！重慶人得感謝三峽，重慶人更得感謝三峽移民。重慶是三峽移民最多的一個市【占移民總數的80％以上，接近100萬】，重慶又是為三峽移民付出代價最為沉重的城市。

1985年，在三峽工程還是連個影子都沒有的時候，我們的「三峽省省長」卻幹得正起勁。他在自己的一首詩中這樣抒發著當時的情懷：

6月12日凌晨3時35分，由兩千多萬方土石組成的巨大滑坡開始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悶雷聲不斷響起，山體滑動產生的強大磁場使得幾公裡外居民家的電燈都變得像煤油燈一樣昏暗。巨石向大江傾瀉，江面激起巨浪高達80米，猶如一條條躥向蒼穹的白龍……三峽下游赫然見底，三峽上游疊起逆浪猶如海嘯，逆行4公里！那沿江航行的機船、木船、漁船，一艘又一艘地捲入江底。

「在哪兒？」

柯登在張光斗的陪同下來到中國，開始了與中國水利人員一起籌備建設三峽工程。張光斗被任命為柯登的助手。國防資源委員會成立了三峽工程委員會，錢昌照任主任，委員包括了政府部門的領導和高等院校等單位的專家，張光斗兼任該委員會的秘書，后升任該委員會水電總處的副總工程師兼設計組主任工程師，時年34歲。

水資源的利用，不僅僅帶來巨大的電力資源。與火電相比，三峽水電可使國家每年少燃燒大量原煤，少排放1億噸二氧化碳、100萬噸二氧化硫、1萬噸一氧化碳和37萬噸氮氧化合物。有人估量僅此環境效益一項，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國家的經濟效益每年至少有幾百個億。而規劃設計的三峽水庫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確保百年一遇的大水來臨時，中下游不受洪災損失。「百年一遇」是個什麼概念？就是100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來臨時，長江中下游因為有了三峽大壩仍能穩穩噹噹生活與生產，不用再像以往不是「一夢醒來命歸天」，就是百萬人的「嚴防死守」了。

解放了，王作秀上島后第一次返岸，帶回家的是一張毛主席的像。她把它貼在草棚裡屋牆上的正中央。

「因為我們有像張光斗這樣的專家，他跟美國水利權威薩凡奇學過大壩設計，又獨立設計和建成過一些水庫，有能力承擔相應的技術。蘇聯老大哥雖然過去沒有像美國人那樣來華幫助修建中國的水庫，但他們自己建設的水利工程，技術和規模跟美國差不多。美國人能搞好的事，相信蘇聯專家也能搞好。」林一山回答說。

薩凡奇回到美國后，即著手與政府方面商洽共建中國三峽工程事宜，而且特別建議國務院成立一個水力發電統一管理局，還推薦他的同事柯登先生出任中國三峽工程總工程師一職。

「主席，您真要游啊？」李銀橋雖然早知毛澤東的「意圖」，可還是吃驚地問。

「好啊，翁，我們終於想到一起啦！」薩凡奇伸開雙臂，與翁文灝緊緊擁抱。

長江三峽，你多麼讓人魂牽夢縈，又多麼讓人思慮不安啊！然而國內的「三峽熱」已經被美國的薩凡奇弄得不知所向，甚至連原本對三峽工程一點不感興趣的蔣介石也認為應該利用修建三峽來「光復一下民族熱情與幹勁」了。

這下可苦了林一山，他一則感到手頭資料不足，事先沒有想到要他寫文章；二則他的右手在解放前的一次戰役中被敵人的子彈打殘過，寫東西很吃力。然而林一山畢竟是位為黨為人民幹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士，他憑著驚人的毅力和平時積累的長江水利知識與有關三峽的第一手資料，僅用兩天時間就洋洋洒洒寫了兩萬余字，提前交了卷。

王作秀心想，這洋人對中堡島還真有感情呀！

小作秀上島后，吳家自然很高興，因為12歲的小媳婦雖然還不能擔起家裡重活，但做個飯、收拾收拾魚蝦什麼的還行，再說她也沒能耐逃出小島呀！

「修建三峽工程，技術上有什麼問題？」毛澤東開門見山地問道。

「三峽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夢！

這是一位年屆65歲的老科學家的秉性。關於薩凡奇先生的為人和對事業的執著，可以從許多美國同事和中國的科學家那兒獲知。張光斗就說過這樣的故事：薩凡奇在美國墾務局的年薪為8000美元，這個數字在當時的公務員中是不高的，比起那些生意人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有人建議，以你薩凡奇先生的權威和名氣，自己開個公司，一夜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薩凡奇對此一笑：我對金錢的興趣等於零，只有水利是我的全部愛好。美國政府為了表彰他的功績，決意請他出任內務部墾務局的局長。薩凡奇搖頭道：「我學水利而未學做官，上帝託付我的使命是造大壩！我的本領因此只能是造大壩！」

「OK，我給你介紹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壩設計師薩凡奇博士，他是我的好友，對你們中國也十分友好。」導師的話，令張光斗欣喜若狂。因為薩凡奇的名字幾年前就在他的心中佔據著重要位置，能夠當這樣一位國際大壩設計師的學生，對從事水利專業的人來說，是再榮光不過的事了。

「是你啊！」王作秀樂開了嘴，「快進屋坐，坐坐！」

可是人們尤其是重慶忘不了李伯寧的歷史功勞：不說他在重慶直轄市建立之前為移民試點所作的貢獻，單單在他離開工作崗位後為三峽上馬所付出的心血，我們也不得不折服。李伯寧的秘書至今仍記著「老頭子」為了三峽工程「上書」中央的次數：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寧「上書」都有上百次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萬言書」。

周恩來一聽，忙說：「還是主席管吧，你對三峽的見識和判斷比我們都高出一籌。」

師生倆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1958年開春不久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邊的沙灘上曬豆種，此時一條從武漢出發的「峽江」號輪船，正逆水向她的中堡島方向駛來。農家婦人並不知道這條船的駛來，將使她王作秀普普通通的一生也添上了濃濃的一筆重彩。這是毛澤東親自作出「林李之爭」的裁判，指示國務院「好好研究三峽工程問題」之後，周恩來總理親自帶著一批專家到三峽實地考察來了，而這次考察將決定三峽工程未來命運。

「薩凡奇先生，我們不能再往前走了，那邊是敵人的防區，他們天天都派飛機出來轟炸，輪船無論如何不能靠近三峽了。」吳奇偉一次次地警告道。

同年3月14日下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式上，《關於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提交代表們表決。其結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贊成2403票、反對148票、棄權133票，未按表決器36人。

姜頓時語塞，他看看這位善良的峽江農婦，不禁潸然淚下：「知道嗎，我吃了好幾年官司呢！」

大壩壩址一定下，這就意味著「三峽夢」要付諸實施了，三峽工程要動了。這之後的幾年裡，國家全面撥亂反正，三峽工程建設上過去存在的一切不確定性的爭議也慢慢雲開霧散，逐步取得「上馬」的共識。

三峽夢想和三峽建設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可以寫入史詩篇章，但我們惟獨不能忘卻像王作秀這樣的普通人。儘管我知道她不可能成為未來「三峽工程史」上的人物。

這裡是著名學府上海交通大學。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使原本平靜的校園異常熱鬧。蔣介石政府對日本侵略者採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空前的學生救國運動此起彼伏，上海交大的學生們更是不顧國民黨軍警的鎮壓，組織了一批又一批「請願團」赴南京向蔣介石政府示威。在這支隊伍中間，有一位青年學生以自己的行動發誓要「為人民做事」。他在一名地下共產黨員的啟發下，通讀了革命導師馬克思的經典著作《資本論》，雖然當時他還不太懂得這本理論巨著的深刻含義，但面對蔣介石政府的喪權辱國的行徑，他決意用自己的行動為民族貢獻一份力量。

他們好像不是壞人。王作秀伸長脖子透過門縫往外面望了望，不由得羞愧地笑起來。在之後的那段日子里，長久孤獨地生活在江心小島上的王作秀每天為這些外鄉人和洋人們燒茶做飯，漸漸也就混熟了。更讓她敬佩的是那個長一臉鬍子的洋人薩凡奇，雖然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可從那些如痴如醉的中國先生們的神情上，王作秀覺出這洋人有與眾不同之處。

部隊和民警迅速出動，終於連拖帶拉地把不願走的人全部強行地帶上了車，楊啟中老漢和眾人在哭喊聲中離開了新灘。

翁文灝極度懊喪，從「總統府」出來的那一刻，他的腦子一片空白。

1979年11月，由國家計委牽頭的三峽選壩址會議在河北廊坊召開，這是「文革」后國家出面召開的第一次有關三峽工程的重要會議，會議正式確定了三峽大壩壩址，即由我們中國地質和水利技術人員自己確定的三斗坪壩址。

王作秀同樣不知道這一切。那時，她已是80歲的農家老嫗，但依然是一個身體硬朗的期待看到「高峽出平湖」的老嫗。

西方國家不止有十個百個的權威曾經預言：中國也許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偉的水利大壩，卻無法解決百萬移民的難題。

萬里樂了，說：「伯寧同志行。」

「太多了。這麼大的數字會影響整個工程和國家的穩定的。」中央很快否定了「200米方案」，這中間當然也有工程投資量的問題，但更多考慮的是移民問題。

大學畢業后，張光斗懷著一腔「科學救國」熱情，報考了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並一舉成功。按照規定，去美國留學之前必須在國內對自己的本專業實習半年。這半年對張光斗來說，更加堅定了他要為自己的國家在水利事業上貢獻力量的信仰。「那次實習，學了一些工程技術，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我國水利建設的落後，水旱災害的嚴重，人民生活的困苦，增強了為水利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決心。」張光斗在實習期間，每月向清華大學寫一份報告，其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

有關部門早期對三峽移民確定的方針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峽庫區多為峽江丘陵地帶，移民們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較肥沃，宜於種植，也容易解決基本的生計問題。而三峽大壩蓄水后，原來百姓們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庫淹沒線下面的百姓往後面地勢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後靠的山嶺山地都是未開發的，能不能開發都難說。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帶來的問題是那些地方適宜不適宜移民們生存。

「因為長江正如主席所說，它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生計大事，我們不敢絲毫鬆懈。」

僅用一年時間，張光斗拿到了土木工程的碩士學位。而此時他的心頭有個強烈的願望：要當一名水利大壩的設計師，將來好為國家建設像美國波爾多大壩那樣的偉大工程。波爾多大壩當時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大的水利大壩，張光斗在讀土木專業時曾經實地考察過。當他站在高高的波爾多大壩前時，心潮澎湃，熱血沸騰，「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祖國，想起了我們的長江，想起了長江三峽，想起了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的話……」張光斗請求歐欠佛雷導師介紹自己到美國最著名的權威機構國家墾務局學習。

時任四川省省委書記的謝世傑和省長肖秧同志，為重慶成為「直轄市」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如果沒有這二位當家人的寬闊胸懷，重慶也許不會像現在發展得那麼突飛猛進。

「不行啊，薩凡奇先生，此時的宜昌尚在日本軍隊的控制之下，三峽靠近前線，到三峽是很危險的，先生的安危我們可擔當不起呀！」翁文灝一聽就著急了。

「你的那個長江水利委員會有多少工程師？」第二天，毛澤東請林一山與自己一起吃飯，席間他不時提問。

國家副主席王震當即讓秘書告訴李伯寧：「我是《三峽在呼喚》的熱烈擁護者。」

三峽工程維0系著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換句話說，中國的四個現代化需要三峽工程。重慶人的潛台詞是：中國現代化既然需要三峽工程，那麼三峽工程想上、想上好、想名垂千秋萬代，重慶的直轄市問題就必須解決！

由周恩來主持的第一次三峽工程工作會議就在南寧會議之後的一個多月召開，會址在那艘「峽江」號客輪上。與會人員除總理外，還有李先念、李富春、國務院各部委和相關省區的領導，還有中蘇兩國專家共100餘人。這次會議為中共中央「成都會議」研究三峽工程建設問題做了準備。成都會議形成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后簡稱「三峽決議」】。毛澤東在「決議」上批了八個字：「積極準備，充分可靠」。「決議」上有這麼一段話：「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時間約需15到20年。現在應當採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的工作。」

「嗯。」

林一山頓了頓，說：「如果中央想早點上，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加上蘇聯專家的幫助，我想是不成問題的。」

從此，偉大的三峽工程建設伴隨著共和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雄偉步伐，蓬勃展開！

筆者在20多年前到過一次重慶，那是個極短暫的停留，前後不到三四個小時。照理像我這樣一個遠道而來的人難得去一次曾有「戰時陪都」之稱的名城重慶，理應好好觀光一下，怎麼著也得待上一兩天。但我沒能做到，住慣了江南的名城，游慣了上海、廣州，我實在無法接受當時的重慶那種出門爬坡、上碼頭登幾十幾百級石階，到處人擁犬噪、污溝臭水滿地以及閣樓歪歪斜斜的景緻。然而，就在重慶成為直轄市五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慶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衝動：這裏已經不再是我第一次來時的重慶舊貌，到處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樓群，是比廣州、上海更寬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與立交橋，是直上直下輕盈平穩的碼頭升降車……特別是重慶的夜晚，我以為絕不亞於廣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麗和華艷。山城之美艷，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動，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頭的疊彩，朝天門的歌聲，以及時而在足下時而在樓頂穿梭的車水馬龍，加之素來愛美愛俊的市民，新重慶的每一個角度、每一個瞬間，她帶給你的是激動和陶醉、亢奮與思考。那種在目不暇接之後就想伸開雙臂將其擁抱、為其歡呼的衝動，不是哪個城市都會有的。除了第一次從紐約到華盛頓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東「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灘的夜景時，我曾經有過同樣的心境外，重慶是又一次這樣的感受。雖然目前她還在建設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見多識廣的過往者。

一向受到抑制的同學們，被孫中山先生的慷慨演說感動了，他們從先生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中彷彿看到了「三峽大壩」矗立的那一幕！

江澤民總書記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彙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任主任，國務委員王丙乾、宋健、陳俊生任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三位副主任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分量！

「張，我們可不敢，你是薩凡奇的學生，中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押你到我們美國當義工，肯定會招來麻煩，最後我們還不得不付你高薪，這事我們不幹。」

「真要確定到170～180米蓄水的話，你們重慶地區的移民可就大了！你們的犧牲也就跟著大不少啊！你們有決心扛得起這份犧牲嗎？那麼多移民你們的工作做得好嗎？」圍繞三峽上與不上的激烈爭論，有中央領導同志這樣問重慶市領導。

無奈，張光斗只好空著雙手跟美國公司談判。對方不幹，張光斗說，要不你們把我押到美國當你們的義工去吧。

著名的「李伯寧工程」便是在這種情況和問題下誕生的。

王作秀雖然並沒有從姜達權口中知道他白白遭的這份罪，但這位善良的農家婦女認定像姜達權這樣長年離家到中堡島來為修三峽大壩不辭辛勞工作幾十個年頭的「讀書人」，肯定是好人一個。因此她心甘情願地為姜達權這樣的「建壩人」做了多年的「三峽飯」。

「既然我們自己人認為三斗坪更理想，那就應該重視。恩來，大壩定在什麼地方，這事等你去了現場考察後由你定。」毛澤東對周恩來這樣說。

「好嘛，你這個卒子我可是要派大用場啰。」

長江最初好似個靦腆的姑娘，是在歷經一次次驚心動魄的地殼運動后，才鑄造出今天那磅礴的氣勢和多姿的丰韻。

其他中央領導也紛紛點頭：李伯寧同志可以勝任。

「為什麼？」毛澤東抬起頭，認真地看著林一山，問。

中央對重慶的意見十分重視，一方面派李伯寧擔當重任，籌備「三峽省」，另一方面組織了14個部門的108位專家，重新論證正常蓄水150、160、170、180米四種方案，並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最終認為170～180米較為合適。

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位三峽移民，一位我所見到的百萬移民中的「老壽星」。95歲高齡了，她依舊堅持與兒女分而居之，獨立操持家務，還時常幫助兒女掰包穀，到地里拔草……這位可敬的老移民為了實現她一生的「三峽夢」——那個屬於三峽大壩人獨有的「三峽夢」而頑強地顯示著我們常人所不能完成的漫長的生命歷程，輝煌而壯麗的生命歷程！

是啊，「老領導」的態度對中央和人大決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誰都知道。

正當張光斗學業輝煌，名師們紛紛向他招手，哈佛大學的博士獎學金也已經確定給他時，中國國內發生了一場更加嚴峻的民族危機——「七七」事變，民族恥辱強烈地刺痛了這位愛國學子的心。

「那疊起來的一百層房子有多高呀？」

王作秀趕忙代孩子謝過周總理。然後悄悄問姜先生：「請總理和你們同志在我家吃『三峽飯』啊！」

李伯寧就在他當「懸空省長」期間，走遍了三峽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那些貧困山區。

毛澤東的這首《水調歌頭·游泳》為國人描繪了「高峽出平湖」的壯麗畫卷。這是位詩人氣質的大政治家，農民家庭出身，所以對水利建設有著特殊的感情，並且深諳水對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的重要性。因此，當毛澤東的目光開始投向三峽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峽夢」必然會發生全新的變化。

縱觀世界水利史，中國的三峽工程確實太偉大了。它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又一次偉大實踐。滔滔長江，從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的源頭至上海吳淞口入海處，全長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積達180萬平方公里，沿江彙集支流數千條，其中流域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條。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滋潤著全國1／5的國土，每年入海流量近萬億立方米，水量無比充沛。落差五千多米，可資開發的水能2億千瓦，年發電量可達1萬億千瓦時。流域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養育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創造著整個國家七成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長江是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大血脈，影響著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20世紀40年代因薩凡奇先生的到來，中國的「三峽熱」簡直有如我們申奧成功一樣的熱度。

「三峽問題暫時不要公開，我只是摸個底，但南水北調的工作得抓緊。」毛澤東在與林一山分手時特意吩咐道。

為了聽取不同意見，在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批示「把林一山接來」，同時又批示：「將李銳一起接來。」在三峽工程問題上，林一山「主上」，李銳「反對」，形成了著名的「林李雙雄之爭」。

「你瞧——我這兒就能看得到大壩！」95歲的王作秀聽說我是從北京專門來她家採訪她的，高興地從屋裡走了出來。老人是個很愛面子的人，見我手裡拿著照相機，便轉身回屋穿上一件乾淨的花格子襯衫，然後樂呵呵地跟我聊起那令人神往的中堡島曾經發生過的一幕幕往事。

他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了三峽大壩壩址，查看荊江大堤。在從沙市順江而下的船上，他詳細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專題彙報；到武漢，又參觀了三峽水庫泥沙模型試驗。4天時間，江澤民總書記邊看邊聽邊問，從三峽工程效益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了解得非常具體。

哭也沒有用。小作秀頭3年連家門都不敢出，她倒是想家，也想站在江邊看看能不能望到對岸自己的老家。可她不敢，因為一出家門她就彷彿感到整個小島都在大江那呼嘯的湍急水浪中搖晃，隨時可能沉至江底……

這是因為1954年武漢的那場大洪水，使得毛澤東連續幾個夜晚沒有睡覺。當時江淮發生大水，武漢市被洪水包圍，隨時都有滅頂之災，幾百萬人的生命，只能聽天由命，這讓毛澤東經歷了一場不亞於對付蔣介石几百萬軍隊的艱苦的心路歷程。雖然在他親自指揮和領導下，依靠各級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洪水的包圍，但代價是慘重的，不僅造成了幾十個億的經濟損失，更有數以萬計的百姓死於洪災之中。毛澤東因此決定要把三峽工程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毛澤東在此次暢遊長江后，寫下了著名的《水調歌頭·游泳》這首氣勢恢弘的詩篇。他牽挂的還是「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夢」。

錢昌照又一次回信，而且乾脆說：這是蔣委員長定的事，要張聽命回國。

大約在距今兩億年前的三疊紀時代，今天的長江流域均在蔚藍色的波濤之中，西藏至雲南中西部和貴州西部等皆是一片汪洋，四川盆地和湖北西部也是古地中海向東突起的一個美麗海灣，這海灣一直延伸至今天長江三峽的中部，即重慶一帶。1.8億年前的一場轟隆巨變，使大地又一次脫胎換骨，長江的雛形才開始呈現。那就是有名的印度支那造山運動，地球上從此有了昆崙山、可可西里山、橫斷山和秦嶺山脈。長江中下游南半部逐漸隆起並形成陸地，古地中海不得不大幅度後撤，雲貴高原開始露骨現眉。而此時東方大地的地理環境發生了一場決定性的變化：在橫斷山脈與秦嶺及雲貴高原之間，形成了斷陷盆地與溝壑巨道，遺下雲夢澤、西昌湖、巴蜀湖和滇池等幾大水域，它們相互呼應和串聯，經雲南西部的南澗海峽，奔突古地中海。這是長江的最初風貌，不過它的流向與今天恰恰相反——由東向西。

毛澤東第一個做了「夢」的主角。

重慶人在朝天門樂得直叫「啥子美喲，這才是美喲」！

「尊敬的主任先生，我薩凡奇一生視水利重於生命，生死在所不惜，此番三峽非去不可！請不用為我多慮。」薩凡奇堅定地告訴中國官員，「我連遺囑都寫好了，如果我不能從三峽回來，請將此事轉告我的家人，一切責任與中國政府無關。」

小作秀抬起眼睛，掠過像抽刀似的急流向江中望去，只見大江之中的小船猶如竹葉兒，在驚濤駭浪中時隱時現。「爹爹，那……那兒能待得住嗎？我怕……」

問題是「150方案」確實不是個理想的方案。既然在長江的三峽建大壩，結果建個不到位的大壩，該防洪水的不能保證「百年一遇」，該多發電的卻不能多發電。「150方案」考慮到國家的承受能力，可我們國家在飛速發展呀！最不能接受的是三峽工程「150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慶以下的洛磧與忠縣之間長約180公里的河段，這個位置十分不利，實際上把作為西南水陸交通樞紐的重慶港置於庫區之外，使重慶以下較長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萬噸級船隊難以直達重慶。由於整個川江航運通過重慶港的貨運量佔80％以上，重慶以下不到20％，這不僅會嚴重影響西南地區的經濟建設，而且將影響到華中、華東地區的燃料和原料供應。重慶人因此建議三峽正常蓄水應在180米，其投資、淹沒、移民比「150方案」均有一定增加，但綜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決川江航運問題，充分發揮三峽工程綜合效益，國力又能基本勝任。

一個生活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國農民，她不可能想到自己還需要作什麼秀。然而她的名字似乎又天生給了她作秀的機會。

王作秀那時知道他們是來看長江水的，想在她家這個地方建啥水利工程，就是用長江的水發電唄。王作秀可能是三峽一帶居民中最早知道三峽水利工程的普通百姓了，當然她不知道他們搞出了第一份將三峽工程由夢想變成現實的藍圖。

政策上的偏激、工作上的簡單化和當時國家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的低下，導致了那個時期水庫移民的災難性後果。

李伯寧干其他事一身粗氣，但為參加這次會議他做了充分細緻的準備工作，為了有說服力，他事先特意製作了一盤從三峽庫區拍攝的錄像帶，叫做《三峽在呼喚》，播放給代表們看，並且通過各種渠道給幾十位中央領導每人送了一份。這盤現場錄製的帶子，是李伯寧走了三峽庫區幾個月的最重要的收穫，他自己錄製編輯，親自撰稿寫詞。

20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夏綠蒂寫的一本《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一書，書中這樣評價丁文江：「……他是一位中國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國提倡科學，促進新文化發展的代表人物……作為一名科學家，他是第一位這樣的中國人，既從技術觀點又從哲學觀點研究西方的科學，感到根據科學的思想原則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責任。丁文江所發揮的這種作用——科學家作為文化和政治的領袖——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是前無古人的……」

「搬！咱不搬大壩建哪兒呀？總不能建我們頭頂上嘛！」鄰居有人捨不得搬，王作秀出來說話了。「老壽星」都有這麼個覺悟，誰還有啥子話可說？搬！

這裏面有幾位重量級人物，他們代表著黨和國家的崇高利益。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王震老將軍一生鐵骨錚錚，此時也被沸沸揚揚的三峽工程攪得熱血沸騰。老將軍在無數次親臨三峽地區視察和實地調查基礎上，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三峽工程「主上派」人物王任重，一起邀來張光斗、嚴愷、張瑞瑾、楊賢溢等十來位著名水利專家，大年初三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峽工程諸葛亮會」。會上這些水利專家和老將軍匯成一個共同心聲：三峽工程早上比晚上好，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有能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做好百萬移民工作。一定要抓住改革開放的好時機，排除干擾，儘快促成三峽工程上馬的法律程序。

王作秀哪知這些事，所以她更不知為啥周總理到她家后匆匆直奔當年蘇聯專家打孔鑽井的現場。那時島上沒多少人，蘇聯專家的鑽井設備也比較簡單，尤其是鑽井打孔需要的水還得人扛肩挑。王作秀丈夫和島上的男人們都被徵用去為蘇聯專家打井服務，任務是一人一天挑20擔水，給5角工錢。後來井越打越深，島上的男人不夠用了，又從岸上抽來不少民兵一起挑水。近半個世紀過去后，我到中堡島村採訪，上了年紀的庄稼人都說自己曾經為蘇聯打井隊挑過水。對於那段歷史王作秀最清楚，因為那井離她家不到300米，而且蘇聯人打出的大大小小的岩心一直留在島上，大的要兩人合抱才能夠得過來。幾十年後當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大決議廣播后，—些中堡島農民兄弟還借蘇聯人留下的這些岩心發了不少財。那時有人打著「三峽最後游」之名，引來中外諸多遊客上三峽，中堡島是未來大壩的壩址，又是江心之島，所以遊客們不辭辛勞，下船九九藏書上島，在豎著大大小小「三峽壩址留念」、「三峽中堡島一游」之類的各種紙牌子跟前照相留影。

我想：中國幾代偉人曾經做過的「三峽夢」如今已經成為了現實，他們真的該在天國露笑了……

那一年，鄧小平復出不久，他到湖北視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長江水利委員會負責人的魏廷錚向鄧小平彙報三峽工程情況。末了說：「小平同志，三峽工程建設，從孫中山先生提出，到舊中國几上幾下，解放后毛主席和黨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設三峽，可三峽建設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場夢，我們不清楚這樣的夢還要做到什麼時候？」

那時我國農村形勢非常之好，可以說是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們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也難怪，打農村實行土地承包以後，那幾年全國的農村經濟形勢可以用「突飛猛進」四個字來形容。因此這一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一開始，各省的領導大講特講「好形勢」。李伯寧在西南組，那幾日他整天聽到「鶯歌燕舞」的好形勢，越來越坐不住了，終於有一天他激動地站起來——

那一年是1919年。小作秀不可能知道中國此時有一個偉大的人物，正夢想著在她所居住的江心之島興建一個特別大的水壩。此人便是孫中山，20世紀初的中國國父。

鄧小平對世界形勢作出了判斷：「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打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大，我們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可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

在一大堆長長短短的岩心前，周總理饒有興趣地左看右看，然後拿了一塊拳頭那麼大的岩心，問身邊的地質工程師姜達權：「往下打是不是都是這樣完整的岩心？」

這是一部波瀾起伏、驚天動地的歷史！

毛澤東對這樣的回答表示滿意。但對期望能得到「最高指示」的林一山來說，這次在「長江」艦上他沒有聽到毛澤東關於上三峽工程的肯定回答。可憑他與毛澤東談話的直覺，林一山心裏已經明白一點，那就是毛澤東對長江三峽工程十分關注，而且心底已經有了一種傾向。

「270個。」林一山答道。

「一千多。」

回國后，張光斗看到滿目瘡痍的國家，心情異常複雜，一方面到處呈現抗戰的烽火，一方面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以及無心搞建設的現實，讓他不知所措。於是他打電話給當時任南京政府國防資源委員會副主任的錢昌照教授。錢教授同張光斗是同鄉近鄰，聽說張光斗是學水利專業的，在美國獲得雙科碩士學位，且師從薩凡奇，便十分高興地邀張光斗見面。之後，又任命他到當時的一項重要水利工程——四川長壽的龍溪河水電工地當工程師。那時能當上工程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張光斗以自己的才識和學問當之無愧。

國父暢想在長江三峽上築一座「閘堰」時，並不知道未來三峽大壩歷經近百年的夢想中有一位中國農家婦女竟然與他的偉大設想結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緣。

「游長江？主席，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李銀橋吃驚不小。

未在退休之前「扶正」的李伯寧，在重慶人民歡呼成立直轄市的時候，他老人家已經打道回府退休在家數年了。隨著「150方案」不斷受到各方的質疑和「175方案」的出台，深明事理的李伯寧懂得，「175方案」是針對重慶建設與發展而考慮的，由重慶市來牽頭承擔統籌三峽移民工作，這是黨中央深謀遠慮的戰略決策，個人算得了什麼。

王作秀自然還不知道後面的事：在周總理來到她家后的第28天，一艘「峽江」號大輪船，從重慶而下，在路過她的中堡島時特意在江中緩行了許久。這時「峽江」號輪船上有一葉窗子，輕輕地被掀開，一位巨人站在窗前久久凝視著中堡島，嘴裏喃喃地念著「三斗坪，三斗坪……」他手中拿著的正是周總理從中堡島帶走的那塊岩心。

「主席的性格你還不了解？說不定明天就要遊了！」李銀橋說。

一句話，重慶的命運連著移民，重慶的今天和未來與新一次的百萬移民連在一起。

是啊是啊，不能再因為移民的事影響三峽工程上馬了！王震老將軍又一次為三峽的事坐立不安，當即揮毫給江澤民、李鵬寫信——

李伯寧不吱聲。既不言要「違抗軍令」，也不言「幹不了」。他的默認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讓我干，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三峽行政區劃，湖北、四川30個縣市，都不能動。二是由他挑選一位中意的人當省長。三是自己年歲已大，只擔當「籌備組組長」，一旦「籌備」結束，就回水利部當顧問。

丁文江、翁文灝、黃汲清、李春昱先後擔任過地質調查所的領導。這些名字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是陌生的，但假如誰要想真正了解20世紀的中國歷史，特別是20世紀中國科學史的話，如果不了解這幾位人物，那必定是不完全的。

長江被再一次證明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母親河的丰韻首先是她那奔騰不息的江水資源。據水利部門介紹，長江流域水系龐大，干支流縱橫交叉，江河徑流豐沛，落差5000多米！有關部門在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中對長江流域1090條河流進行較全面的水能資源普查表明，全流域蘊藏的水資源能量達2.7億千瓦，為全國水資源的40％。可開發的水資源能量近2億千瓦，相當於12個我們即將建成的三峽水電站。長江平均每年流向大海的水量達9760多億立方米，而雨水充足的年份，長江流入大海的水量最多可達13600億立方米。

一切均為水到渠成之事，只欠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通過」的東風了！

新重慶誕生了，「三峽省」的籌備工作理所當然地停止了。

李伯寧退休之前是國務院三峽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1993年1月3日，國務院下發了該年度的「一號文件」，決定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這是三峽工程最高領導和決策機構，每一任的國務院總理是該委員會的主任，主管工業的副總理和國家建委幾位領導出任副主任。接替李伯寧職務的是郭樹言，他原是湖北省省長。

重慶人聽說后好不興奮。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一點。就在中央有意確定正常蓄水170～180米之間的方案時，國內反對三峽上馬的呼聲又佔了上風。

「長江三峽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拳頭，早晚要顯威的。」具有政治家素質的丁文江，激勵著所有心懷「科學救國」之志的熱血青年們。1924年，李四光帶著助手趙亞曾，第一次以一名科學家的身份，實地考察了三峽，寫下了《長江峽東地質及峽之歷史》的論文，對三峽地區的地質情況及周圍環境進行了準確的論述。也許正是李四光先生這一貢獻直接回應了孫中山先生編織的「三峽夢」，所以在次年孫中山先生去世的盛大儀式上，李四光被推薦為抬靈柩者之一。這個殊榮在當時可以認為是後輩「繼承人」的某種象徵，其身價可想而知。

「這個會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心。我要給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全體同志寫封信，建議他們儘快作出決策！」剛剛送走專家們，王震便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心潮，對王任重說。

王震的信很快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小平同志的手中傳開了。小平同志的態度非常明確，三峽工程看準了就早上。而其他那些影響中國命運的高層領導們也紛紛響應王震老將軍的建議，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想法。

直轄市——這不是所有的華夏人可以享受的待遇。

「我贊同你去哈佛大學學習土力學，這對一名水利專家來說，是必須努力掌握的一門專業知識。那兒的威斯脫伽特教授是這方面的權威，你把我的這封推薦信交給他，威斯脫伽特博士會儘力幫助你的。」薩凡奇將信交給張光斗后，用雙手拍拍自己學生的肩膀說，「你讓我看到中國水利的希望，你們中國有一條長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江河之一，聽說那兒有個最迷人的風景險灘叫三峽？」

周總理笑了：「我是給毛主席帶的呀！主席一直在為三峽大壩的事操著心，他能看到這裏的地下有這麼好的岩層會有多高興呀！」

特殊見證人

周總理直起身對王作秀說：「島上的孩子應該與岸上的孩子一樣，有學上。」說著他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從口袋裡掏了一陣，拿出兩元錢，塞到王作秀的女兒手裡，「希望你好好學習，將來為家鄉的三峽建設貢獻力量。」

「把長江攔腰切斷，再修一百層樓那麼高的壩。」

在赴龍溪河水利工地的行程中，張光斗第一次與美麗壯觀的三峽擁抱。當輪船經過三峽險灘時，張光斗無比深情地默默祈求：此生此世，一定要在這兒為國家建一座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壩！

1992年，重慶人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老領導」到了南方巡視，並且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雖然沒有聽到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提到重慶的事，但重慶人照樣興奮不已，因為鄧小平「南巡講話」的一個中心思想，便是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改革步伐要邁得更快、更大。

「是我，阿嫂。我是周恩來。」周總理見王作秀的女兒坐在板凳上洗腳，便走過去蹲下身子笑眯眯地問孩子幾歲啦，上沒上學。

「根據我們地質人員在解放前後十幾年的艱苦勘測和鑽探，他們認為最好的壩址不應該在南津關，而應是三斗坪地區。」林一山說。

王作秀在無奈的恐懼中度過了4年，當她還並不太懂事時，她身體里多了塊「肉」。可那時的江心之島並不能滋養過多的生命，王作秀生下的第一個小生命夭折了。王作秀哭得死去活來。吳家按照島上的遺風給沒有氣息的小生命包上一塊白布，隨即棄入江中……

「不是死要賠，是史篤培。不不不，跟你大嫂說不清，說不清……」姓惲的他們又朝那個「薩凡奇」嘰里咕嚕了一通。

錢正英看中了李伯寧，並向中央報告后獲得認可。

「是……死人啊？」學生緊張地別過頭。然後喃喃地：「這長江真可怕……」

「總得想點辦法。你這個『長江王』對長江洪水問題是怎麼想的嘛！」毛澤東終於把他最關心的問題提了出來。

王秀作感到眼前這個大領導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誰。她愣在那兒尋思著：到底是誰呀？

「哈哈哈……『懸空省長』好啊，可以獨往獨來嘛！」

當主席台兩側的巨大熒屏上顯示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表決的字樣時，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同志起立宣布：現在表決，請代表們按表決器——

李銳是孤身一人來到南寧的，但他才思敏捷，文采飛揚，雖只有8000字，文品卻深得毛澤東的讚賞——這是李銳後來成為毛澤東秘書的直接原因。

王作秀白白等了10年，同時又讓她消停了10年，因為她害怕那被她砸掉照相機的洋人找上門來。

此間，歷時兩年零八個月的專家論證基本結束，時間是1989年2月。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召開了第十次擴大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根據論證報告重新編寫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這份《可行性研究報告》對重慶市來說，具有歷史性意義。一是它明確了專家們的結論：三峽工程對四化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二是關於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接受了重慶人的建議。值得一提的是，專家們在這次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特別推薦了三峽工程的建設方案，即日後被中央接納的如今成為三峽工程建設的總體原則：「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一級開發」，即為從三斗坪壩址到重慶市的630公里江段為一級開發，中間不再修建其他水利水電樞紐；「一次建成」，是指三峽水利樞紐建築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壩一次建到壩頂高程為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庫蓄水不是一次就蓄足正常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於重慶下游的銅鑼峽下口，庫尾淤泥積沙不致影響重慶港區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個對庫尾回水變動區泥沙淤積進行觀測和驗證的時期；「連續移民」，說的是從準備工作開始，庫區移民即分期分批地連續進行，中間不停頓。這項凝聚了黨和全國人民心血的新方案是一個更加有利於千秋大計的英明決策。

「不錯，我是因三峽移民而當上三峽省籌備組組長的。既然這是為三峽移民肩負起重任，我不為移民們著想，還要我做什麼呢？」十幾年後的今天，李伯寧依然如此說。

張光斗，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現年91歲的張教授與愛妻錢玫蔭女士，居住在清華大學的一幢教授住宅樓，二老健康而幸福。有人說，中國當代水利史如果離開了張光斗先生，就將無法寫下去。這是有道理的。這位中國水利泰斗出生在江南水鄉的蘇南名城常熟，與我的出生地僅有二三十分鐘的步行路程，他和另一位常熟人——「中國兩彈之父」王淦昌院士都是我的大老鄉，所以關於張光斗先生的傳奇經歷我早已熟知。

自從中央和鄧小平著意想給三峽工程上馬增加一些熱度以來，圍繞三峽上與不上的爭議也隨之熱浪滾滾。每每此時，李伯寧是最著急的一個人。他絕不是擔心自己這個「三峽省」省長的位子泡湯，而是擔心能給國家經濟騰飛、能使三峽區域人民脫貧的偉大工程要泡湯。

「大嫂，你看誰來你家了！」姜先生側過身子向王作秀介紹他身後一位英俊慈祥的「大人物」。

江澤民總書記到了長江三峽。

張光斗的反對信發出不多久，又接到錢昌照的回信，說興建三峽之事是國家大事，而且是已經定了的事，囑張光斗只管執行任務便是。

「長辦」只好收回方案。

「嘻嘻，你大嫂就住在一百座房子高的大壩頂尖尖上唄！」

可轉眼間銀橋發現他們到的不是長江邊，而是長沙。

大自然的歷史和人類歷史一樣，充滿著辯證法，從來就不曾有一成不變的東西。已知的科學證明，人類的產生始於那麼一點微生物和蛋白質。江河也不例外。我們的母親河長江的初始形態，也是由一時一地的環境一點一滴的孕育而成的。江河屬於大地的一部分，並受大地不可抗拒的一次次地質演變的影響，才有了今天的流程與流向。

被稱作先生的人踮了踮腳，向江中一望，又放下腳跟，坐在岸邊的一塊石頭上長吁短嘆：「那不是魚，是死人……」

不久，浪濤呼嘯的三峽峽谷里，響起了轟鳴的鑽機聲……

「高峽出平湖」后，三峽水庫的優勢還在於它構築起了一個效益巨大的長江航行新天地。預期到本世紀30年代，通過長江峽江壩址的單向貨運量將由現在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客運約400萬人次。屆時從重慶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們看到「天塹變通途」的壯麗景象。那時長江的新一段黃金水道將名副其實，足可與世界上內河航運最發達的美國密西西比河以及歐洲的萊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其實這些年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三峽工程問題有過分的「關心」。某國家想承攬一項工程，後來投標失利了，他們就發表文章說「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如何如何會有幾百萬中國農民「喪失家園」、「淪為難民」。我在庫區採訪時，雲陽縣的人告訴我，那一年某國有幾個記者，想拍一組三峽移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悲慘情景」。他們走了一路，沒有找到什麼「理想」的鏡頭可拍，後來假扮成中國記者【他們有人會說漢語】，叫一個家住山腰上的農村大嫂，讓她背一個背簍，裏面裝了不少東西，趕著一頭豬，往山上走，說還必須有哭的樣子。那大嫂笑了，說我哭不出來。那些記者就趕緊塞上200元錢給那大嫂，並說這是演戲，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錢面上，一邊往山上走，一邊抹著眼淚，可就是因為並非「專業」，所以總不像。那幾個別有用心的記者的陰謀最終也沒有得逞。這還不算，日本有個右翼組織為了污衊三峽工程有「人權」問題，甚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指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員責問，說你們中國人建了三峽水庫後會造成污染，你們長江的「污水」就會直衝到我們日本島上，就會影響我們的吃水問題，這是「太大的人權」問題！中國代表團成員一聽就覺得對方在無理取鬧，並反問對方：我們中國的長江出海口在什麼地方？你們日本國的位置又在什麼地方？那幾個日本人中還算有一兩人有點地理知識，一算，對呀：長江出口處是在中國的上海吳淞口，距日本國還遙遠得很呢！再說長江出口處的東海海域的水也不會倒流到黃海海域呀！

到底是誰最先對中國三峽工程作出過貢獻，過去人們以為僅有一個美國人，他叫薩凡奇。其實在這位美國人之前，中國的地質學家就已經作過許多貢獻。這裏說到的兩位穿長衫的人就是李四光及他的學生趙亞曾。這一年身在江心之島的王作秀沒有能與李四光師生見面。倒是李四光與學生走完三峽后寫出的《長江峽東地質及峽之歷史》中，首次將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島」繪製在自己的論文插圖中，並從此聞名於世。

王作秀在江心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漸漸忘了外鄉人到島上來的事。不過就在她已經忘卻外鄉人和洋人是什麼模樣時，194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王作秀正在江邊菜地拾掇，一大隊人馬從大江岸頭乘船分3次登上她的中堡島。他們有的拿著長棒【測量尺】和籬笆桿【三角架】，還有幾個持著槍哩！

在一條遠離毛澤東的小船上，站著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攝影家侯波同志。正是她的勇敢，我們才可以看到毛澤東此次暢遊長江時的那張珍貴的江中之照，以及主席站在敞篷船上的精彩留影。

12月14日，李鵬總理在三斗坪壩址工地上，按動了三峽工程正式開工的電鈕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視著中國的偉大征戰！而當代中國人以充滿自信的氣概破解「世界級難題」的壯舉也全面拉開帷幕……

長江村人民是勇敢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們的精神不朽。我到三峽採訪，途經他們那兒，站在大江的輪船上，就能看到那塊巨大的標語，尤其是「安置移民」4個字特別醒目。

這個提案其實僅是李鵬總理給全國人大的一封信。

「……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也！」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默然，他們都因李伯寧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況而震驚。田紀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得知李伯寧在會議上有個發言，也紛紛過來聆聽。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中南海。

該上馬了！

毛澤東的臉色突然變了：「什麼大警衛員，去你的，不要來『禁』我游長江！」

人大的表決是下午3點55分，而4時許的重慶市內已經鞭炮齊鳴，市晚霞秧歌隊的20名老年秧歌隊隊員作為第一批歡呼的隊伍走上了大街……重慶人民沸騰了！

歷史的車輪前進到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這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實行改革開放的時代。

這叫什麼事嘛！張光斗叫起來了：「你讓我給人家擦屁股，可連張手紙都不給！讓我怎麼辦？」

王作秀老人是中堡島人，一個住在長江江心的老人，一個住在三峽大壩壩心的老人，一個與三峽大壩情系近百年的老人。這「三個一」足以使她成為偉大的三峽工程史詩上閃耀特殊光芒的人物——雖然在本文之前她可能從未被史學家們寫過一筆，但無論如何人們不應忘卻這樣一位可敬的人物。

那天王作秀拿出家裡所有可以吃的東西，為勘測隊員們做了一頓特別豐盛的飯菜。可飯桌上大家默默無言，一片悲切。只有因為臨別時想照相留影而磕掉上排牙的「小詩人」陳夢熊，一邊流著淚水，一邊念念有詞地吟詠著他那「臨別畫壩址，峽影動戀情；但望十年後，巨工成奇景」的新作。

美國人也有上當的時候，不過是上了他們「最好最好的朋友」蔣介石的當。

「怕啥？江水淹不到你脖子的，最多也就是淹到腳脖子吧。」父親瓮聲瓮氣地說，卻不敢多看女兒一眼。

那些日子里，王作秀把為這樣的「讀書人」做「三峽飯」看做是自己生活中最幸福和自豪的事。

「是，主席，我林一山和長江委全體同志時刻聽從您的指揮和調遣！」林一山「刷」地站起身，畢恭畢敬地向毛澤東敬了個禮。

林一山不語。

一個讓億萬中國人夢想了近百年，僅工程論證就長達40載，上與不上爭執了30餘年的跨世紀宏偉工程，終於要上馬了！

同年1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林一山突然被中央警衛局的一輛小車接送到漢口火車站。他一看車站上停靠的是一輛專列，便知道肯定是哪一位中央領導同志要見他。果然，一進車廂，就看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三位領導人。

丁文江死得太早，當他準備親自到三峽繪製一幅工程圖時，在途經湖南湘潭煤礦幫助勘察工作時，不幸煤氣中毒，猝然與世長辭，年僅49歲。

1990年春，「兩會」按照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中央常委能否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彙報」。

「萬眾一心，不怕困難，艱苦奮鬥，務求必勝！」1994年金秋時節，江澤民總書記再次來到三峽庫區，面對滾滾東去的長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萬三峽移民發出總動員。

「請主席放心，三斗坪的花崗岩風化層只有30多米，對大壩壩址沒有多大影響。」

鄧小平說：「三峽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爭論了幾十年，毛主席為此也操了幾十年的心。三峽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發電，又能促進旅游業，帶動長江中下游經濟，這麼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幹？」

李伯寧是水利專家，他明白中央決定修改「150方案」就意味著整個三峽庫區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所謂的「150方案」，指的就是未來的三峽庫區蓄水水位將基本確定在150米。關於三峽庫區蓄水到底應該在多少米較為合適，早有爭議。1958年「成都會議」后，具體實施長江開發管理的「長辦」對三峽大壩到底要修多高，工程規模到底要多大，防洪、發電、航運和供水等綜合效益有多大，移民數量有多少，總投資應該是多少等等關鍵性問題作出綜合考慮，向中央提出了蓄水185米、190米、195米和200米等四種方案，並表明他們傾向於200米方案。

建三峽首先要確定大壩建在何處，故張光斗接受的任務是配合美國專家，對三峽地區進行實地勘測，確定大壩壩址的最佳位置。當時派往三峽地區的有兩支隊伍：一支是張光斗他們的水利技術隊伍，主要是負責收集地形與水文資料；另一支是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技術隊伍，主要負責三峽壩址和水庫庫區的地質情況。張光斗身為水利工程技術隊伍的上級管理人員，仍然堅持認為，此時在三峽建設水利工程是不適宜的，時下的工作充其量只能進行一些原始資料的收集與準備而已，故向美國專家柯登和中國同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兩支技術隊伍隨即根據各自的工作任務到三峽地區進行實地勘測，當時圍繞建設三峽工程的一個首要問題是大壩將建在何處。薩凡奇曾經提出過6個大壩預選地。1945年冬，薩凡奇再次來到中國，並同柯登等人再次到三峽的南津關查看，這位水利大師才有了自己的傾向性的意見：大壩建在南津關。

此後，周恩來便開始直接領導起有關三峽問題的工作，這一傳統延續到現在，三屆國務院總理都是三峽工程的最高領導者。

王作秀不知這笑眯眯的洋人要幹啥，連跌帶逃地躲進了自己的小茅棚內。她身後是一陣更高的笑聲。

長江啊長江，你給了中華民族太多的輝煌，你同時又讓我們的同胞經受了太多的水患痛苦！

是啊，假如三峽工程在20世紀40年代那個傷痕纍纍的中國開始興建，中國的今天將不知是個什麼樣！

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反華勢力，對所謂「三峽移民人權問題」的關注更不用說了，所下的本錢已經進入了他們的某些「國家預算」。從20世紀90年代起的歷次國際人權會議上針對我國人權問題的一次次「提案」，幾乎無一例外地將「三峽移民人權問題」列入其中。他們在三峽移民問題上的奇談怪論和說三道四，從來也沒有停息過。一句話，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國人能在建設如此規模的水利工程中將百萬移民問題處理好！

百萬三峽移民因此被稱為「世界級難題」。

「長江村精神是真金！」李伯寧對新灘鎮長江村的精神給予高度評價。10年後，接替他職務的原湖北省省長、時任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的郭樹言，來到新灘長江村，見了當地人民在昔日光禿禿的岩體上開墾出的一片片柑橘林后，心潮澎湃，久久無語。

「做得對，應該這樣。」在談到上游特別是四川盆地的洪水洪峰到達三峽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時，湖北、湖南及江西等下游地區同時下暴雨怎麼辦，毛澤東警覺地問：「長江洪水的成因到底是什麼？」

「光榮喲，光榮。我見過周總理，還見過李鵬總理，大江截流合龍那天，李鵬總理還請我上觀禮台呢！江澤民主席也見到了。光榮啊！」95歲的王作秀耳不聾，眼不花，還獨自起居開伙。

這是一曲魂牽魄動、欲罷不能的壯歌！

在重慶市「直轄」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國」的四川省乃中國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時達1.119億，是英國和法國的總和。在西方世界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國就這麼大，人口就這麼多。60億的全球人口，光中國四川一省就達1億之巨，這在中外行政區劃史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啥子叫樓？」

李伯寧，現年85歲，河北人，一個特別有性格的「倔老頭」。據說年輕的時候在他老家英名傳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擊大隊的大隊長，在著名的肅寧大捷中威震敵膽。可他又是個「文人」，當游擊大隊長時就經常寫詩作文，而且這種愛好到當上部長后依舊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寫的簡歷中，當官的經歷寫得很少，大半內容是記述他一生的文學成就。2002年國慶前我到他府上拜訪，臨走時他給了我一些作品。我幾乎一夜之間看完，我有兩個重要發現：這位老革命家從年輕時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長歲月里，對文學的那種激|情始終如一。他笑說自己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最老的會員——1995年加入作協時，他年屆八旬，已在部長級職位上幹了二十幾年。第二個發現是，李老不僅自己酷愛文學，並造詣匪淺，更難能可貴的是連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響」成了作家，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歲時，李伯寧和夫人都出版了長篇小說。

20世紀與21世紀相接的三峽工程建設，又一次因「大移民」而使重慶進入最輝煌的時期。

姜達權和同行的人都歡騰起來。

「姜先生呀，1947年那會兒你一走，咋就十多年沒上我們中堡島呀？」一日，王作秀問小個子姜達權工程師。

但中央的態度呢？老領導人鄧小平的態度呢？急切等待消息的重慶人明白一件事：重慶要成為直轄市，中央的態度、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態度最關鍵。重慶人對鄧小平的感情也許比誰都深，因為鄧小平是重慶解放后的第一任「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辦公所在地就在重慶】。「老領導」——重慶人這樣稱呼鄧小平不為過。

哈哈，哈哈哈……

她心中始終有個美好的願望：早日能在「一百層樓高」的大壩頂上安上自己的家……

毛澤東對長江、對三峽的關注，從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門城樓的那一刻便已經開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長江」艦出巡長江中下游，就帶上了人稱「長江王」的林一山。

「哈哈哈……」毛澤東聽后開懷大笑。「他真要那麼做了，還真連去台灣的船票都成問題喲！」

關於人類起源有許多說法，但無論哪一種觀點，都認定長江流域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而且是東方人類的主要發源地。

年輕先生的一句玩笑話，讓王作秀當真了一輩子。

此刻的重慶，真是喜上加喜。剛剛迎接百年開埠的山城人民，都在議論「直轄市」的名分。

重慶市首任市長蒲海清，這位在重慶人民心目中有著很好口碑的「老重慶」，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https://read.99csw.com副書記、副主任，專司領導三峽工程事務。談起重慶建市前後的變化，他會情不自禁地從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我從大學畢業后就一直在重慶工作，後來調到四川省政府當領導，前二三十年並不感到重慶多麼落後，可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這樣的「小弟弟」也一天一個樣，遠遠地把重慶甩在後面，更不用說廣州、上海那些現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慶市成立，我再從省里回到這兒任職，有機會仔細地看看這個曾經與之相伴了二十幾年的城市，這時我才猛然發現重慶被飛速發展的時代甩得太遠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覺還是五六十年代時的樣子。晚上再看看這個城市，簡直就是一個小縣城，連片像樣的燈光都見不到。有一次我到一個企業檢查工作，下崗職工們把我圍住了。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地要跟我這個市長對話，他們舉著牌子呼著口號要讓我這個市長給他們飯吃，給他們工作做。重慶是個老工業城，這幾年她的產業落後了，新的產業又沒上來，原先那些名噪一時的企業紛紛倒閉或者縮小規模，下崗職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個地方，工人們反映說他們現在連基本生活都非常艱難，我當時特別衝動，拳頭捶在桌子上咚咚發響。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工人愣了，繼而反問我說你這個市長發啥子脾氣？你不給我們飯吃你還惱怒？我說我不是衝著你們來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頭夠不上天嘛！如果夠得上，我真想把天打個窟窿！我是一市之長，我心疼我的百姓過著這種生活，也恨自己沒長三頭六臂。面對這麼個城市，這麼個大攤子，怎麼辦？靠大家一起動手奮發圖強唄！而這時我們重慶又幸運地得到了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三峽移民使重慶市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因為……因為我們得聽毛主席您的話。」

重慶人自然不幹了！

「元謀人」是迄今為止，長江流域可以證明的最早的一批「公民」。而在發現「元謀人」的前五六年，長江三峽的巫山地區，一個名叫「大溪」的小鎮同樣讓考古工作者吃了一驚，因為在這裏的考古發現，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經有人類在此進行著以水稻為農作物的大量經濟活動，輔以漁獵和採集及制陶等，建築和制陶皆已相當發達。「大溪文化」使我們能夠看到祖先在長江三峽一帶安居樂業的田園生活和傳播文明的輝煌一頁。

但孫中山畢竟是想讓長江之水變成富民強國之源的第一人。他的「三峽夢」永遠閃爍著光芒，激勵著後人繼往開來。

然而三門峽這邊的整體移民工作剛剛開始，更大規模的移民還在源源不斷地向寧夏方面遣送。有人聽說「先遣隊」移民的命運后，不願去。幹部說：不去，可以，那你就去跳井！去跳黃河！

「是的，這是紀律……」姜達權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你不曾聽說長江最初是由東向西奔流的吧？但這確是史實。

「快快，保護主席啊——」岸上驚天的呼聲，江中的李銀橋等隨遊人員聽得清清楚楚。沿江兩岸的人流，隨著奔騰而行的江水，伴著毛澤東的一沉一浮，躁動和奔跑著。人們一邊沿江岸奔跑，一邊不停地喊著，好像要抓住那一瀉幾百米的長江之水，願將血肉之軀為自己的領袖築成安全的攔江大壩。

林、李發完言后，毛澤東沒有放過他們：「光講還不算，你們每人各寫一篇文章，這回長點沒有關係，三天交卷。」

重慶人應該向這兩位領導人致敬，尤其應該記住積勞成疾而不幸早逝的肖秧同志，他為重慶直轄市的設立，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的博大胸懷。

飯後，兩人再次走到甲板，毛澤東指著滔滔東去的長江之水，語氣中帶著幾分憂慮：「長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第一大河，它脾氣好壞，對國家和全體人民利益關係極大，你們可千萬不能馬虎啊！」

一位外國專家對三峽如此痴迷，讓國民政府第六戰區副長官兼江防司令吳奇偉感動了，他親自出馬陪同，並派重兵隨團與薩凡奇一行乘「民康號」輪船專程前往三峽考察。那時日本軍隊為打通中國內地的南北交通要道，在三峽一帶與國民黨政府軍展開了拉鋸式的激戰。薩凡奇一行的三峽考察團幾乎天天處在敵我雙方的戰火之下，情況非常危險。然而薩凡奇竟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直奔三峽地區。

「主席，我要求發言！」老者挺直身板，在眾人注視下毫不含糊地面對主席台，高聲說道：「三峽工程是一項舉世矚目的大工程，應作為重大方案處理，必須有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能通過。怎麼能輕率地作為一般方案處理呢？」

「萬歲——長江三峽！」

那會兒山外面蔣介石挑起的內戰正打得你死我活，大江腹地的中堡島則格外寧靜。王作秀的小天地似乎並沒有因為外面炮聲的轟轟隆隆而慌神亂陣。但也有一點變化，王作秀覺得這些勘測隊員們給她的飯錢越來越少，有時甚至光吃不給。這讓她沒法再支撐下去了。有一次她板著臉找到那個給她起「三峽飯」名的小個子姜達權，說我又不是有錢人家，你們怎麼只管吃不給錢呀？姜達權見王作秀到他那兒討飯錢，臉一下紅到脖子根，話都說結巴了：「嫂……嫂子，我們……實在有幾……幾個月沒接上餉了。真不好意思。日他個蔣介石的娘，他光知道打……打共產黨，就不知道咱們辛辛苦苦為國家在搞實業興國……」

然而國人的三峽工程夢實在做得太長、太苦了，曲曲折折，時伏時起，朝現夕隱。像姜先生這樣埋頭執著工作的人竟然也時常忽兒上島來，轉眼又無奈地被調離工地現場，而且在「文革」時期一走便是幾年、十幾年……中堡島上的岩心雖然依然聳立在灘頭，卻也飽受風雨侵蝕，不少被埋入泥土。王作秀覺得自己的頭髮也像這些紛落的岩粉，不是掉落，就是變成了白色。兒女們也有了自己的兒女，可三峽大壩就是沒個影。她不明白。好在她的身體依然硬朗，她一直等著姜達權他們再來吃她做的「三峽飯」。

在章鴻釗時代，中國不曾有其他像樣的科學研究機構，直到共和國成立，地質調查所仍然是中國最強的科研機構。那時中國的基礎科學特別是地面科學，不像現在分得那麼細，地質科實際上還承擔著考古、水利、礦業開發及環境保護等諸多科學研究工作，如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發現、玉門油田的開發等等，都是地質調查所的功勞。而三峽工程開發研究始終是地質調查所的一項重要工作。

「發電，讓我們中國人都用上亮堂堂的電燈。那時候大嫂你家就不用煤油點燈了，只要通一根線，夜裡就像白天一樣了，你做飯也不用柴火……」

1984年，國務院原則上批准興建三峽工程，並立即進入施工準備，相繼成立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並開始籌備三峽行政特區【即籌建三峽省】，以及專門從事三峽工程建設的三峽開發總公司。

三峽就是這般偉大！偉大得讓一些敵視我國的人無不感到心驚肉跳。然而，在三峽工程帶給我們巨大效益的同時，畢竟要犧牲某些局部的利益，移民便是其中最重要和關鍵的一項。

姜達權去世后不久，中直機關黨委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滔滔長江接納了這位「三峽之子」最後的擁抱——姜達權的骨灰撒在了大江之中，撒在了他曾經吃過無數頓香甜「三峽飯」的中堡島上……

姜達權一愣，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按照規定誰也不能隨便帶走這種地質標本的，「這……總理有什麼用嗎？」

李伯寧大腿一拍：「向諸位求饒，我這個『省長』現在是一寸土地也沒有，是你們兩個省上的『懸空省長』。」

三峽的命運註定曲曲折折。就在一年一度的「兩會」即將召開之際，被三峽工程「主上派」稱為「領頭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突然病倒。這一消息傳出，令「主上派」們心頭好一陣緊張。關於王任重對三峽工程上馬所作的貢獻和努力，在黨的領導層內人人皆知。作為20世紀50年代的湖北省省委書記，王任重在任期間，經歷了1954年武漢被洪水圍困的那場驚心動魄的災難。所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江澤民，三代領導人在決策三峽工程問題時，王任重全都參加了，而且他的意見一直影響著三代領導的最終決策。「三峽工程能上的話，我願意前去擔當工程總指揮。」王任重在年富力強時曾多次向毛澤東和鄧小平表過態；在他年高體弱的20世紀90年代初，還向江澤民總書記表過這樣的態。「三峽夢」是這位堅定的老革命家畢生的追求和夙願。據他身邊的人介紹，在三峽工程進入最後幾年的論證階段，只要有人向他談論有關三峽工程的事，身居要職的他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立即滿腔熱情地給予支持。有位專家說，僅他一人通過王任重之手轉給中央領導的有關三峽方面的建議書就不下十幾件。每一次，王任重都辦得非常認真，直到有迴音為止。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比別人早知道這一年的人大會議上要將三峽工程上馬的決議提交表決。作為政協的領導，又是三峽工程最堅定的「主上派」，王任重更加激動地期待這一偉大時刻的到來。然而，就在盼望多年的夙願即將實現時，他因勞累過度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于「兩會」開會前4天突然病情惡化，猝然逝世。在彌留之際留下遺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峽工程的壩址。」長江滾滾東流，不舍晝夜。共產黨人那份憂國憂民的情懷，與群山峽谷同在。

1944年5月5日，薩凡奇飛抵中國重慶。翁文灝和錢昌照等政府官員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萬里終於說話了：「今天的議程不包括大會發言。請代表們繼續表決！」

「三斗坪的地質層是花崗岩的，風化比較嚴重。」

小孩子哪見過這麼多外鄉人，只知道搖頭和點頭，不敢說一句話。

毛澤東來了興趣：「我說你這個『長江王』可真不簡單，論什麼事，都是用大數據說明啊！」

「這怎麼行？鬧了幾十年的三峽工程，結果跟我們重慶啥子關係都沒有呀！不行！我們不同意！再說這『150方案』無論從蓄水防洪還是從航運角度考慮，都不是理想的方案。我們重慶是西南最大的城市，眼看著三峽水庫到家門前卻又夠不著，這算哪門子的事嘛！」重慶人開始吵吵嚷嚷起來。

中國政府將與美國莫里森克努特蓀公司的三峽鑽探談判任務交給了張光斗。經過一陣商討，最後達成協議，由美國公司派來8台鑽機，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負責。

「好啊，有您這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三峽工程，我這個『主上派』勁頭就更大了。王副主席，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願意在您的信上籤上我的名字！」王任重高興地說。

「你這樣的人才，其實我已經找了好久，現在算是找到了！」那天，林一山陪毛澤東在「長江」艦的甲板上，當他聽完毛澤東的話時，眼前不覺一陣眩暈。是自己聽差了？主席怎麼會對我這樣的人感興趣呢？還說找了好久才找到的，他找我做什麼？

這也難怪，從解放后的二三十年裡，為了未來的三峽建設，重慶市一退再退，建設不能重點投入，蓋房子也得往「200米」未來水庫線以上蓋，啥子都別想順順噹噹做。堂堂西南「第一城」，原想等候三峽開工那一天重振威風，結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沒有。

然而歷史仍在前進，三峽工程如同已經揚起的風帆，它正以不可逆轉之勢等待人民代表的審定。

「哐！」這份雖然粗糙但卻貨真價實的「國產」三峽工程設計方案，後來被鎖在了國民政府交通部的鐵櫃里，躺了長長的10年。這首先要怪日本侵略者，其次要怪一心搞內戰的蔣介石。

「放棄攻讀哈佛的博士學位了？」

【何建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兼作家出版社社長】

毛澤東笑了。

「有何依據？」毛澤東問。

沸騰了一段時間的三峽工程建設問題，此時已經開始進入到具體的工程前期準備了。在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的指令下，張光斗所在的工程總處重點將三峽工程的勘測和規劃工作放在首位，那時除了工程自身的問題外，並沒有提出移民等問題。「蔣介石政府才不管這些，他歷來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更何況三峽工程的建設其實根本沒有真正放在他的心上，那時老蔣想的是如何搶佔抗戰的勝利果實，然後再一舉消滅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一位老水利這樣對我說。

這年9月，水利部的一位資深老領導李伯寧就當時爭論的焦點——「三峽移民問題」給王震寫信，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使老將軍熱血沸騰。

「萬歲——中華民族！」

「三峽大壩舉世矚目，又那麼高，誰也沒有建過，更何況在中國這樣一個遠比美國經濟和技術條件差的地方建設，應當對大壩壩址的地質情況進行全面的勘測。」在研究和確定大壩壩址的討論會上，張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張。

中堡島的居民們便成了百萬三峽移民中的第一批移民。只是他們搬得並不遠——從江心島搬到了大壩工程「紅線」之外的那個山坳上。

那天，王作秀見周總理一行從她家走後到了蘇聯人打井的地方看岩心，便湊過去看熱鬧。

議題只有一個：討論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交全國人大審議。會議最後一致同意提交議案請全國人大代表討論。這就有了一個多月後那次歷史性的表決場面。

「我的翁大先生，這工程一開始就是美國人想乾的事，你知道美國人是些什麼東西？說好了要幫助我打垮共產黨的，說好了要給多少武器多少裝備，可眼下我碰到麻煩了，他們就開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說我還起什麼勁跟他們玩什麼三峽工程？通知你們的人，別幹了！」蔣介石煩躁地手一揮，接著又忙他的戰事去了。

大災過後，李伯寧來到新灘，老百姓像歡迎「救星」似的向他擁來：「李部長啊，要不是你下死命令，要不是你派人把我們拖走，我們怕是早就給葬在大江江底了……」李伯寧點點頭，回應說：「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呀！你們的生命比什麼都重要啊！」

「這幾天聽大家都在講大好形勢，我要講一講『不好形勢』。大家講大好形勢時，講得頭頭是道，講得滿滿當當，可一講全國有多少地方吃不飽穿不暖時就不敢講實話了！說是怕影響改革開放形象！可我不這樣認為，我們雖然一些地方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但也應當有足夠的勇氣認識我們國家還有相當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難過啊！

「老天爺，如此龐大的工程就這樣一甩手不幹了？！我如何對得起大家？如何對得起薩凡奇先生？如何對得起參与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術人員？又如何向國人交代？」

翁文灝的「實業救國」心愿再次受到打擊，他辭去了政府經濟部長和資源委員會主任一職，改由錢昌照出任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仍由錢總負責。在政治上主張自由民主的錢昌照，是三峽工程主上派和積極推動者，但卻無法與蔣介石的主張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辭職不幹了。蔣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灝，力勸他再度出山。但時隔不久，翁文灝發現已經全面啟動的「薩凡奇計劃」根本沒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計劃，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報告」里除了「做好與共產黨全面作戰」的字眼外，沒有別的內容可言，他憤憤地找到蔣介石責問道：「三峽工程到底干還是不幹嘛？」

「抵不上！絕對抵不上！」林一山肯定地說。

目前世界上排在最前列的大型水電站有巴西、巴拉圭合建的伊泰普水電站，其移民數僅為4萬人；非洲的迦納沃爾塔樞紐，移民為8萬人；印度的薩塔薩洛瓦水庫，移民為10萬人。中國人太多，中國人又習慣隨江河而居。在新中國建設的數以萬計的水庫中，移民共超過1800萬人。超過30萬移民的就有好幾個，他們是新安江水庫，移民30萬人；丹江口水庫，移民38萬人；三門峽水庫，移民40餘萬人。這一方面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移民工作的卓著成就，另一方面我們也飽嘗了某個水利工程因為沒有安置好移民所造成的痛苦。

「說得好！水利總是為人民的。」教授非常高興地拍著學生的肩膀，勉勵道，「我們的人民日子過得太苦，政府又那樣腐敗無能，我支持你的志願！」

「歡迎先生去。」

1935年7月，張光斗在美國加州大學土木工程系註冊，成為美國著名土木工程專家歐欠佛雷教授的研究生。其間有同為中國留學生的夥伴對他說，憑你的聰明和能力，應該攻讀其他專業，土木工程沒前途。張光斗沒有動搖自己的理想，而且學習成績優秀，導師給了他雙份獎學金【其中一份是清華大學給的】。這時國內正發生著一件大事：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勝利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張光斗從美國的報紙上看到消息后受到極大鼓舞。雖然當時的他還沒有任何的政治傾向，但他彷彿看到了東方的一縷曙光，情不自禁地給國內一位地下黨的同學寄去了自己積蓄的美金。

「是，主席。」林一山堅定地回答道。

此時的蔣介石早已顧不得什麼面子了，他已經跟美國人撕破了臉面，正忙著逃往台灣。一日，張光斗接到通知，說資源委員會已搬到台灣，要求他所在的水電總處做好準備一起撤到台灣，在人員撤離之前先把水電檔案特別是三峽工程方面的資料全部裝箱運到台灣。

繼他之後的蔣介石口稱自己是「孫先生的學生」，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背叛先生。他一度大權在握，真要繼承孫先生的遺志，在三峽建設問題上是能有所為的，但他太熱衷於經營自己的蔣家王朝了。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他蔣介石便舉起反革命的屠刀，逆歷史潮流而動，於是一場場血腥的鎮壓成了他夜不能眠的主業。

那場面太令人難忘和激動了！無論是主席台還是大廳的普通坐席上，許多人相互擊掌慶祝，有的緊緊擁抱在一起，有的在興奮地抹著淚水。夢想70多年，調查50餘載，論證40個春秋，爭論30個冬夏，三峽長夢終於成真。

「行行，就是啥子也沒的吃，我們能吃上大嫂的手藝也會開心得很哪！」

翁文灝博士是丁文江的密友，也是地質學界的開拓者之一，他做過好幾年蔣介石政府的行政院秘書長和行政院院長。這位老先生一生走過些彎路，但多數時候是以一名科學家的身份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三峽工程實質性的工作，是在他手下開始的。

「還用說嘛，呼籲三峽工程啥時少得了你嘛！」王震樂開嘴巴，用拐杖親昵地敲敲王任重的腿，「走，現在就寫。」

「當然，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我不游它，就對不起中華民族喲！」毛澤東開心地說道。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使重慶直轄市的誕生進入了「十月懷胎」期。

1990年在江澤民總書記的親自推動下，以鄒家華為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正式成立，至1991年8月該委員會通過了新編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這之前的1984年2月，國務院曾對三峽水庫蓄水到底多高有過方案，當時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庫蓄水150米。這個方案差點促成了一個省的誕生這是后話。重慶市領導們聽說「150方案」后提出了異議，說水庫蓄水150米就到不了重慶，這對重慶發展極為不利。於是，專家和領導們一起重新商議論證，最後確定為蓄水175米，「175方案」便是這麼誕生的。

那封信這樣說：「……三峽移民由於數量大，是個極為艱巨的任務，要想實現中央提出的一次性補償為開發性移民所採取的就地就近安置的辦法，關鍵在於早動手、早投入、早安置。如果喪失了有利時機，不及早掌握為安置移民所需要的土地資源，就會重走過去移民的老路，造成移民的極大被動，甚至喪失『就地后靠，就近安置』的條件，這樣三峽就可能修不成了……我們的水利水電專家嘔心瀝血地反覆調查研究和論證了幾十年，工作越做越深，論據越來越充分。特別是近兩年零八個多月的重新論證，集中了全國50多個學科，在國內最知名、在國際上也有重大影響的400多位水利水電專家和權威，對三峽工程所存在的每一個問題和社會上每一點疑問，都認真地進行了客觀研究和反覆論證，從而再一次得出了『三峽工程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國力是可以承受得了的，上比不上好，早上比晚上有利』的科學結論。當然，還有少數不同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允許的，即使三峽再爭論100年，也很難有百分之百的贊成……移民工作是三峽工程的關鍵，因此建議中央早日進行移民工作的準備。移民工作動手越早，移民和三峽工程就越主動……」

「不得了，老天一次下雨就淹死那麼多人！」毛澤東聽后口中輕輕地「噓」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可老天要下雨，我們沒得辦法制止呀！」

毛澤東笑了：「可我想聽你的意見嘛！你是『長江王』！」

我們不僅能經受得住，而且要使百萬三峽移民都能搬得出，穩得住，逐步能致富！中國領袖們如此說。

貧窮。無法生存。三門峽移民們經歷的那一幕在今天看來是無法想象的，然而它是真實的。幾乎從移民們遷移到目的地的第一天開始，他們就踏上了「返庫」之路【回到三門峽庫區】。從1957年開始到1990年為止的30多年裡，返回三門峽的移民多達一二十萬人。他們中大多數是在中央〔1985〕29號文件下發后遷回的「合法返遷移民」，還有相當一部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遷回三門峽，流落各地，有的則在返回的路上發生了悲劇……

「委員長先生，我看薩凡奇先生的計劃值得好好研究，國民政府應該全力支持之！」翁文灝帶著「薩凡奇計劃」親自來到重慶的蔣介石官邸。正被全國各地抗戰烽火弄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隨意看了一眼「薩凡奇計劃」，對翁文灝說：「眼下戰局緊張，建設上的事我哪有心思過問。如果你們覺得可以，就看著辦，不過我的國庫可是空的呀！千萬別向我說錢的事！」

兩年後的1958年1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建設三峽的議題，可想不到在黨內遇到了阻力。

外界也許並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峽移民，中國不會出現第四個直轄市。

王作秀居住的中堡島在三峽一帶非常有名，是現在三峽大壩修建的中心，也是長江流經宜昌地段那個叫三斗坪地方的江心之島。所謂江心之島，其實是泥沙等物被江水裹挾然後又被江水撒下形成的一片沙洲而已。日久天長，那沙洲上長出了綠樹花|蕾，飄逸起稻香谷味，附近的人慢慢在那上面搭棚建房。久而久之，江心島便成了一個有名有姓的地方。王作秀居住的那個島就叫中堡島——大江中如堡壘般永不毀滅的小島。

王作秀並不知道這些勘測隊員回到南京后經歷了一場生死抉擇。尤其是小個子姜達權，他父親是國民黨政府的「立法委員」，幾番為兒子買好了到台灣的飛機票，還準備了自衛的手槍。可姜達權沒聽從父親的安排，卻與錢昌照等一批人冒著生命危險，完整地保護了「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使新中國有了第一個最健全的地質科研機構。

林一山說：「對。根據專家們預測，像三峽這樣的大工程，即使蔣介石真心想搞，其結果肯定也是非常慘的，有可能弄到最後他逃往台灣的船票都買不起。」

我驚詫地發現，無論是蒲海清這樣的老市長，還是現在的重慶市新領導班子，他們和三千多萬人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新重慶的誕生與命運，與三峽移民息息相關，緊緊相連！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應該說主要是暴雨。根據資料，像1935年7月1日開始的那場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縣，當時的降雨量達到1500毫米，一夜就淹死了漢水等下游12萬餘人……」

不日，薩凡奇告訴張光斗：「美國國務院已經接到中國政府的邀請，並同意此事。」

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三峽工程建設，就這樣在轟轟烈烈中開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場。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三峽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實在是國家的政治工程。中華兒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夢想成真？！

在這個日子里，剛剛經歷了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風波的中國心臟北京，尚處在飄蕩不定的非常歲月。按照常規，國家最高領導者恐怕不會在這種情況下，離開自己的政權中心，去關注其他什麼事。但中國在20世紀末的最後十余年裡崛起了一位政治領袖，他註定要做出非凡的舉動。

「那我也簽上名字。」周總理從姜達權手中要過筆，也在那塊記錄牌上認真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話，高瞻遠矚，擲地有聲！從此，建不建三峽工程已不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可三峽工程實在太大，大到連許多專家左思右想也想不到的問題此刻全都出來了。

「孫先生的三峽之夢，也是我章某人的畢生之夢！不在長江三峽上有所為，就枉為中國一介書生也！」章鴻釗每每背誦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第二部分第四小節時，總會抖動那束美麗的山羊鬍鬚，痴情而高聲地說道。

她自然不知道，小個子姜達權他們和幾名洋人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幾乎是靠個人的力量在進行著國家三峽工程壩基的勘測調查任務。她自然更不知道，就是被她「教訓」得說話也結巴的小個子姜達權，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判斷挑戰國際大壩權威薩凡奇先生關於三峽壩址那著名的「薩氏六方案」。這是何等的氣概！幾十年後證明姜達權他們的見解是完全正確的。

壞了，他們是來抓我的呀！王作秀一看大驚，因為她又看到了那個洋人！她驚恐萬狀地奔回家。

80歲高齡的李伯寧，依然像熱血少年般地抒發著這份赤色純真，這份鐵骨錚錚。

這又是一位「老三峽」。郭樹言一干就干到今天，他因此成了「三峽移民時代」的風雲人物。

在此次大災之中，新灘鎮所在地橫遭災禍，長江村304戶村民中290戶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們因此一夜間全都成了難民。然而長江村的村民們又是幸運的，因為大災剛過，「三峽省」的李伯寧又給他們送來了「開發性移民」的及時雨。

不幾日，在我地下黨同志的幫助下，滿滿當當的40箱資料全部裝好，20箱假資料被堂而皇之地運到去台灣的碼頭，張光斗在移交手續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資料則悄悄地在夜間被隱藏了起來，張光斗也在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些真資料，為新中國建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光斗、孫越崎，還有中央地質調查研究所的黃汲清【大慶油田的主要發現者之一】、李春昱【著名地質學家】等人，為完整地保護好水利和地質資料及一批優秀的技術人員，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長江不僅一路接納和匯聚了千萬條河川共同構築起浩浩6300餘公里長的世界第三大河流，而且以其兩岸肥沃的土地和清澈的碧水給人類的生息繁衍構築了溫床。

我在三峽庫區就遇見這樣一個人，她的名字叫王作秀。

「銀橋，我們到長江邊，去游長江！」毛澤東對自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

太好了！有鄧小平這個態度，魏廷錚高興得恨不得蹦起來。

今天的移民，移的單單是一個活脫脫的人嗎？不是。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實是堆積成的物質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精神列車，移的是見不著底的慾望之海，還有思想、願望和扯不斷的顧慮與懷舊情結……

林一山：「兩個小時。」

翁文灝的心頭如同被一盆冷水澆潑：沒有錢建什麼三峽大壩嘛！

東方巨龍再次被喚醒，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空前高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推動國家向現代化目標奮進的號角，響徹中華大地。

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像三峽工程這樣引人注目的表決，因為它太激動人心了，同時又爭議得太激烈了。

https://read.99csw.com「請放心，我一定遵照您和小平同志的囑託，把這件事辦好，讓黨滿意，讓人民滿意。」李鵬總理充滿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心。

江心小島的人說，他們是國民政府的長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隊的。王作秀至今記得那領隊的人姓惲，還有—個長著大鼻子的洋人。洋人盡會嘰里咕嚕地說些聽不懂的話。有一次晚飯後，那洋人看著夕陽下坐在江邊解衣給孩兒餵奶的王作秀，突然哇哇哇地在她身邊又蹦又跳，然後舉起一個什麼玩意就「咔嚓咔嚓」起來。王作秀不知何物，嚇得趕緊一邊護住孩子，一邊隨手拾起泥塊朝那洋人扔去。有一塊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個會「咔嚓」的怪物上。那洋人一驚，怪物掉進了江中，一轉眼消失得無影無蹤。

中宣部、水利部隨即包下一艘游輪準備赴三峽實地採訪，回來好在各媒體下「毛毛雨」。不想，大江中部的「毛毛雨」尚未見到，華東的一場特大洪水席捲江浙皖閩和上海等省市，損失慘重。顯然，華東特大洪水主要是因為長江的原因，這條大江實在無法頂住上中游的巨流滾滾而下，於是把富饒的長江三角洲淹了個「咯噔咯噔」。這場洪水對華中的湖北湖南來說是小頭，但兩省損失也不是小數，1000個億哩！

「20萬移民怎麼辦？這筆錢沒有算進去呀！」當助手們將《報告》遞到翁文灝手中時，他想到了一個誰都沒有考慮的大事。

勘測隊里有個叫陳夢熊的年輕人，野外歸宿時經常獨自躲在王作秀家的后棚里搖頭晃腦，吟詩作詞，而且時不時還拿出幾首請阿嫂「賜教」，樂得王作秀幾次燒糊了「三峽飯」。

這些被書磨滑了舌頭的男人們，光嘴上甜！王作秀偷偷笑罵一聲，心裏還是想著那個能把家安在100多層樓高的大壩上的美夢。

「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

1932年冬至次年春，江心島來了一批外鄉人，這使得王作秀成為中堡島第一個與外界有聯繫的村婦。

李銀橋可著急了，連忙向羅瑞卿和王任重彙報。

「不行不行！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衛員，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您要真去游長江我可不答應！」羅瑞卿比誰都著急。

「我有一個月60元的補助，國家對我好著呢！我要活到大壩建成那一天……」她滿懷深情地對我說，然後掰著手指算道，「還有六……七年，那時我都102歲了。哈哈……你信不，我能活得到……我知道的三峽工程的事比誰都多，你信不？」

李伯寧得知此事後，命令部隊：「傳我的命令：所有拒絕撤離的人，不管是誰，統統都給我拖出來！」

張光斗點點頭，他敬佩薩凡奇先生不僅是國際級的水利大師，而且是位傑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這話不知怎麼傳到了蔣介石那裡，蔣先生哈哈大笑，「有用有用」，轉身對站在一旁的翁文灝說：「娘希匹，不就是20萬人嘛！都讓他們充軍，給我去打共產黨！」

作為那次「兩會」的歷史性見證人之一，我同樣感到激動，但也同樣有種感覺：我們的那些決策者中間有相當數量的人仍在擔心三峽工程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中，外界都猜想可能是工程技術方面的，其實恰恰相反。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對我們這樣一個水利大國和修建水電站非常在行的國家來說，已經不是什麼大的問題了。因為在這之前，三峽大壩的不遠處，中國建起了另一座大水電站——葛洲壩。由於葛洲壩的壩址地形、地勢、河流等因素遠複雜於三峽壩址，加上葛洲壩本身也是一座重量級大壩水電站，早在中央決定建設葛洲壩時就提出了要將它作為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所以，業內人士早有定論：既然我們能建葛洲壩，三峽大壩就不在話下。可是三峽工程畢竟是超世界級的人類從未有過的巨大水利工程，技術難題是不得不讓人擔憂的。可專家們包括那些社會學家們甚至有相當多的政治家們更擔心的是移民問題，一百多萬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輩輩的家園，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這談何容易！更何況，伴隨這一百多萬人的還有那些城市、鄉鎮，那些工礦企業、學校醫院……那些你想都想不到的其他因素！

林一山知道毛澤東在將自己的軍，只好如實招來：「只要條件允許，我當然舉雙手贊成建三峽水庫！」

而我們尊敬的老戰士李伯寧仍然沒有閑著，他開始著書立說，幾年後一部50多萬字的《我的水利夢》出版了。

從那時開始，王作秀這位中堡島主人陸續地接待了各式各樣的工程地質人員，自然最熟悉的還是像姜達權這樣的地質工程技術人員。

總書記笑了：這回「毛毛雨」真的下得恰到好處。

1992年4月3日，對於許多人來說也許是個沒有什麼特殊意義的日子，但對居住在萬里長江上至四川江津【現改屬重慶市】，下至湖北宜昌的全長662.9公里一帶的千百萬人來說，可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日子。因為這一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從那個洋人薩凡奇來后，王作秀所在的中堡島就開始熱鬧起來。不說那鶴髮童顏的薩凡奇第二年又來到她家，就是中國自己的這個勘測隊那個調查組也隔三差五地來江心小島。每來一批人都要到王作秀家坐一坐，吃一頓由她做的「三峽飯」——這名兒是那個人稱「老三峽」的地質師姜達權給起的。那一次，姜達權陪著薩凡奇推薦給三峽工程當總工程師的柯登博士到王作秀家吃飯，柯登博士覺得女主人的飯做得特別香，便好奇地問這是什麼飯，姜達權隨口說了個「三峽飯」，誰知美國洋博士從此張口就要吃「三峽飯」。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個星期里，李伯寧就打點行李，與秘書一起悄悄來到三峽庫區。湖北和四川的省領導們聽說他來了，開玩笑地說：「歡迎未來的明星省長到來！」

「坐坐，坐下慢慢說。」毛澤東滿意地看了一眼林一山，用手指指椅子，招呼道。

在場的人都知道誰也無法阻止毛澤東遊長江的決心。

穿著考究的薩凡奇面帶笑容地走過來，向王作秀伸出雙手，說：「我們美國人是很友好的。來，我們一起跳個舞吧。」說著就要挽過王作秀的纖腰。

「哈哈哈，大嫂呀，你不用怕。他不是上次來的那位史篤培先生，這位先生叫薩凡奇，大名鼎鼎的薩凡奇博士是位最最善良的美國人，是美國墾務局的總工程師。被你砸掉照相機的史篤培先生已經回美國教書去了，不會再來了。」

「啥子？三峽水庫真要建了！真要在我們這兒建大壩啦？！」王作秀終於明白了：原來大伙兒是在慶祝全國人大剛剛通過的關於三峽工程正式上馬的決定呢！

重慶人好不心涼。

1932年，在翁文灝和另一位愛國科學家孫越崎先生的奔走下，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一支長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隊，並於次年10月完成了一份《揚子江上游水力發電勘測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第一次將葛洲壩問題提了出來。當時的科學家關於建設三峽水壩的設想，不像現在這樣建一座超級大壩，而是在三峽流域建若干個中小壩，所以翁文灝時期的「三峽夢」是在長江的三峽水域段攔腰切它幾塊，建幾個不同類型的發電壩。葛洲壩地段好，水頭高12米多，設想中的發電裝機容量為30萬千瓦。同時提出的另一處建壩地址是黃陵廟，水頭高20米左右，發電裝機容量為50萬千瓦。據測算，兩處工程費用為1.65億元。

17歲就是八路軍游擊隊大隊長的他，後來跟著毛澤東等共和國元勛們一起從西柏坡走進北京城，黨的一聲號令，使這位夢想當作家的職業革命家，來到了水利部，並且一干就幹了半個世紀，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輩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員。

天哪！20塊大洋！王作秀嚇得幾天不敢出門，生怕那洋人找上門將她家的那個草棚棚扒了。後來洋人沒來，倒是那姓惲的先生來過，說阿嫂，我們一回生二回熟，以後我和其他的人還會來中堡島的，到時還想喝口你家的茶，你可別怠慢啊！

「好什麼呀？到時不小心摔下來還望你們兩省能給我老李一個埋身之地呢！」李伯寧也開玩笑回敬。

蔣介石的一聲「別幹了」並不等於三峽工程就此了結，下馬後三峽工程的遺留問題很讓人頭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國人惱火，負責三峽壩址鑽探任務的美國莫里森克努特蓀公司堅持要求中方賠償。政府本來就沒有什麼錢，賠啥？時任資源委員會主任的孫越崎找到張光斗，說你是他們的老朋友，又是薩凡奇的學生，這事由你全權代表解決，不過說好了，除了同意給他們回家的路費，其他的錢我一個子兒都沒有！

在那一段時間里，孫中山作為國民革命的創始人，在制定《建國方略》與規劃民族復興的偉業時，其目光已經深情地留在了長江三峽上。1924年8月，他應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之邀發表演說，對開髮長江三峽水力資源作了更加抒情的描述：同學們，中國是窮，沒有大不列顛一樣滿地跑的火車，也沒有美利堅一樣橫貫東西的鐵路大通道，但我們有長江，有長江三峽那樣取之不盡的水力資源！那時我們不但可以供應全國的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而且可以用來製造農民用的化肥！到那時，我中華民族哪有不屹立於世界之林的道理？

是啊，移民問題怎麼辦？

張光斗不想在美國導師面前說明自己的想法，因為他深知包括薩凡奇先生在內的美國水利專家們對幫助中國修建三峽工程的動意都是善良的。但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美國朋友面前他不便將美國政府利用貸款，插手中國三峽工程背後所有的政治目的說得那麼透，所以對柯登的問話，張光斗只好繼續保持沉默。

活脫脫一大群男人被弄得這樣狼狽，王作秀也就不再為難他們了：「反正是熟人了，有言在先，咱島上有啥子，我就做啥子給你們吃。」

「是，主席。」

幾十年後的今天，張光斗對自己當年的這番意見頗有感慨道：「那時我是一個熱血青年，雖然對政治不甚熱情，但卻說了真話，現在看來這四點意見仍然是對的。」

這位巨人就是毛澤東。

薩凡奇抬頭看看天上飛過的太陽旗敵機，風趣地說：「它是專打輪船的，那好，我們就改用『11』號車。」他讓輪船靠岸，並令隨行考察隊員沿山道步行前往三峽一帶。

一個直轄市的誕生

毛澤東問完話，直起身子，站在專列的窗口，不再言語了。倒是劉少奇和周恩來吩咐林一山回去後繼續抓緊對三峽地區的地質與水文方面的資料收集與分析工作。

「那當然好，能請薩凡奇先生來中國訪問，是件大事。政府方面的邀請手續我來負責辦理。」錢昌照得知后非常高興，很快辦妥了邀請薩凡奇先生的有關手續。

王作秀驚愕：「啥子事要讓你蹲牢嘛？」

筆者當時作為中央某機關報的一名記者，有幸目睹了那個表決過程：

這可怎麼辦？張光斗萬分焦急，不知所措。身為總處的總工程師，所有的資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運到台灣，那絕不是他想做的，因為張光斗此時已經做好留在大陸的打算，他知道到台灣去就不會有他從事水利專業的用武之地，而蔣介石要把大陸的國家水利資料運到台灣無非是給當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業製造麻煩。可張光斗也知道如果他拒不執行命令，後果相當嚴重。就在這時，他的朋友、我黨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給他出了個點子：「你不會給老蔣運點假資料去！」

這位學生就是張光斗。當時他是上海交大二年級的學生。那時大學二年級后就要分專業了，「九一八」事變，使他的靈魂發生了一場震蕩，「水利總是為人民的」成了他一生追求科學救國真理的座右銘。

此時的會場上靜得能聽見李伯寧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長的心跳聲。

「我的計劃說得很清楚，靠向美國政府貸款嘛！中國政府是有償還能力的嘛！」薩凡奇聽了翁文灝轉達的蔣介石意見，不由激動地站起身大聲說道：「對三峽這樣偉大的工程，國家應該全力關注和支持，因為它能夠將一個國家建設推向全面發展的航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更需要將這樣偉大的工程建設推進和發展。當年我在美國的哥倫比亞河上主張修建大古力水壩時，正是羅斯福總統的支持才使這項偉大工程獲得成功，美國國家和美國人民才從大古力水力發電站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與好處的。長江三峽的自然條件比美國的哥倫比亞河更好，它在中國是惟一的，在世界上也是惟一的。上帝賜給了你們如此福分，實在太理想了！我現在65歲，如果上帝能假我以時日，讓我將三峽工程轉為現實，那麼請你們中國人同意我一個心愿，在我死後埋在三峽。那樣我的靈魂將永遠得到安息！」

就這樣，薩凡奇用了整整10天時間，對三峽兩岸的地形地貌和江河流域進行了全面的考察。10天後，他獨自躲在四川長壽的龍溪水電工程處完成了著名的《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即「薩凡奇計劃」。

「我什麼時候說過謊話？」毛澤東一本正經地說道。

當年的三門峽水庫修在黃河邊，那時的移民任務和安置地，全都是由國家「計劃安排」和「政策決定」的，你去不去那可是「政治任務」，是「支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大是大非問題」。為了確保移民工作的全面展開，有關部門將首批到寧夏的移民安排為一個特別的先遣【必須是青壯年】，共5208人，出發那天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縣鄉村上的幹部們全部出動，並且動員了幾萬人的歡送人群。先遣隊的移民們個個精神抖擻，胸前掛著大紅花。根據文件規定：先遣隊的移民必須以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為主，中農和上中農基本上沒有，地主富農更不在其列。所以當時庫區的百姓出現了父子、夫妻、兄弟、姐妹踴躍爭當先遣隊員的動人場面，有個鄉分配的先遣隊名額是154人，結果報名的達1087人。有人為了爭取當上先遣隊員而咬破手指，寫血書，表決心。

他心中裝的最多的還是鄧小平理論。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的事只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我們見過面？」毛澤東問林一山。

作為大江之中的江心小島主人，王作秀註定了伴隨三峽工程的時起時伏而成為一個特殊人物。老人還能記得當初她上小島時的情景，因為她家窮，窮得連一身衣服都置不起。12歲時父親把她帶到江邊，說你就上江吧。小作秀當時嚇得直哭，說爹你養不活我我不怪你，可你不能把我扔進大江餵魚呀！老爹一聲長嘆。說你傻，爹再狠心也不能將自己的閨女活活扔進大江里嘛，你看看，那大江中央不是有一塊突出水面的地方！對啰，再往前看——那兒不是有一個小棚棚，那是一戶人家，你就到那家去。

毛毛雨是什麼？那是上海話，人們對春天裡那種濛濛細雨的稱謂。總書記通過幾番調查考察和聽取各界意見，心裏已有幾分數了。對長江三峽的正面宣傳的「毛毛雨」從此開始「下」起來。

有關人員告訴我，在長江有歷史記載的洪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幾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為每秒80000立方米。三峽水庫庫存的泄洪能力可以保證在每秒102500立方米。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來臨時，我們國人可安心酣睡了！其實，長江洪水的「百年一遇」，並不是每100年就有一次像1870年的每秒80000立方米大洪水從天而降。「百年一遇」是一種概率的表述，用一段通俗的話來比喻：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轉動一下，肯定有時是正面有時是反面，其概率為50％。但並不是說每轉兩次肯定是一正一背，也許是兩正也許是兩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許100年中長江一次也沒有特大洪水，也許100年中就連續來了兩次大洪水。三峽大壩給我們擋住的就是在一二百年中像1870年那樣的大洪水，不管它來一次兩次，還是一次也不來，我們都可以放下心來。

張光鬥眼睛一亮：「印度離我們中國很近，先生應該到我們中國去一趟嘛！」

王作秀為此不止一次站在小島中央默默地發獃……其實她哪知道身在北京的姜達權他們從來就沒有間斷過三峽工程的工作，只是這位卓越的地質學家因長年在野外辛勞過度，身體已像燃盡的油燈。當1986年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建設進行專家大論證時，姜達權已經無法起床，胃出血、肺炎、肺膿瘍外加類風濕、強直性脊椎炎，使得本來就瘦小的他，五臟六腑、四肢七竅俱損。可他的心卻始終系著三峽工程，對大壩和庫岸穩定的技術問題尤其時刻牽挂。他瞞過醫生和親人，揮筆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寫了一封長信。當聽說國家領導人親自批轉他的意見后，興奮之情溢於言表。1987年7月14日，被病魔折騰一夜之後，姜達權早晨醒來感覺似乎大為精神，便堅決要求出院。無奈之下，他的二兒子只好抱著體重僅有30公斤的父親回到家。回家后這位地質學家便在自己的書房內趴在桌子上開始工作，彷彿要將失去的分分秒秒時間抓在手裡。啊，上帝呀，你再給些時間，讓我把要說的話都說完吧！姜達權艱難地將自己心中要向國家領導人說的有關三峽工程的建議寫成「萬言意見書」，他還沒有來得及寫完最後一行字，便心力全無，氣絲不見……從醫院回家的第三天早晨7時28分，一顆赤誠的心終於停止跳動。

李伯寧是在三峽大壩第一次蓄水那一年與世長辭的，他算幸運的，因為他看到了三峽大壩高高聳立於揚子江上的雄偉氣魄，相比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偉人，他要有福氣得多。聽他的子女說，老人在逝前看到三峽大壩落成的那一幕電視實況轉播時，高興得連喊：中國了不起！中國人了不起！我死而無憾了！

1985年，國務院正式任命他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在這之前，由於三峽工程一直在醞釀之中，所有準備工作在鄧小平和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從來沒有間斷過。在李伯寧就任籌備組組長之前，不叫「三峽省」，而叫「三峽行政特區」【有點像深圳經濟特區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間兩個字】。1984年一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峽行政特區」的提法，有悖于《憲法》，故而經鄧小平同意，乾脆叫「三峽省」。

委員長宣布：「通過！」

毛澤東哈哈一笑：「沒有那回事，我也會經常過問三峽問題嘛！」說完，毛澤東認真地看著周恩來，伸出四個手指，說：「你一年至少要管4次！」

「三峽省」的籌建，是中央依據對未來三峽整體建設的考慮而作出的一個特別決定。這也足見中央對三峽工程的重視。新中國從西藏和平解放以後，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對省或直轄市的行政區劃有過重大調整。誕生一個新的省或直轄市非同小可，因而從不輕易行動。偉大的三峽工程催發了一個重大的動議，而這動議首先來自移民工作對中央決策層的影響。

那場面太壯觀，太令人激動。水中的毛澤東也深深地被感動了，他見附近有保護他的小木船向他靠近，便示意小木船停遠些。

1879年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小農場主家庭的這位國際水利大師，從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后一直供職於美國內務部墾務局，他的勤奮敬業使他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總設計師的高位。他先後主持了美國及世界各地60多座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薩凡奇提出要在美國西部的哥倫比亞河上建造全世界最大的大古力水壩，發電量為197萬千瓦，投資3億美元。這樣的工程，這樣的投資，在當時的美國也是了不得的事。為此美國國內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反對浪潮，連薩凡奇的同行美國土木協會也組織集會，憤怒地聲討薩凡奇：「他是老了還是瘋了？為什麼要在那片不毛之地修一個花費如此大的水壩？把薩凡奇從水利權威的位置上拉下馬！他已經不配了！」最後還是羅斯福總統獨具慧眼地把關鍵的支持票投向了薩凡奇。大古力水壩用「美國精神」完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工程，創造了幾個「世界第一」。大壩的建成，為美國在戰後的生產力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其充足和寶貴的電力資源巨大地推動了美國的迅速崛起，特別是西部的繁榮。薩凡奇因此成了美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也從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水利界的崇高地位。

「三峽工程耗資如此巨大，國家這麼窮，萬萬不能在此時興建啊！」張光斗接到錢昌照的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不行，他決定以一位科學家的負責精神，制止這種盲目行為！

林一山心頭不由得更加敬佩毛澤東，繞了一大圈，他終於挑明了主題。林一山此時不明白毛澤東對三峽工程到底是怎麼看的，所以試探性地說：「我們長江委當然很希望能夠修建三峽水庫，但就是不敢去想。」

「噢，技術人員講千啰！了不得！難怪有人稱你是『長江王』，有實力嘛！」毛澤東歷來對部下說話特別幽默。

人類離不開水，離不開水的不僅僅是人類。沒有水就沒有萬千生物。月亮很美，但它永遠是個沒有生機的寒冷與寂寞的世界，太陽輝煌，但它永遠只能燃燒出烈焰。它們不可能像地球那麼驕傲，因為它們沒有水，沒有取之不盡的生命之源。

秉性耿直的張光斗以科學家的真誠，在之後的幾十年水利生涯中始終堅持自己的這種性格，使他在中國水利史上成為不可動搖的泰斗！也正是由於他一絲不苟的專業精神和堅持原則的性格，使中國在一次次關係到國家命運和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上減少了無數的損失！

「啊，要修這麼高的壩呀？！」王作秀驚得目瞪口呆，「那……那我們住哪兒呀？」

李伯寧的「三峽在呼喚」這一吼，著實讓中國的高層領導者感到上不上三峽工程已遠非是個工程問題、技術問題，也非資金問題，它關係到幾千萬人民生存與發展的根本問題。

「以後還來不來了？」王作秀問。

新灘。長江三峽北岸的一個小鎮，這個在縣級地圖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卻在長江三峽一帶有很高的名聲，幾乎無人不曉。新灘的名聲是與它所處的險要地段有關。它處於著名的兵書寶劍峽，上距秭歸舊縣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壩和正在建設的三峽工程壩址分別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萬里長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險灘，由上中下三灘組成，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達10米。遙相對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鍵子崖，北岸是懸崖峭壁，臨江屹立，三灘對峙，緊扼川江。早有《歸州志》稱：「楚蜀諸灘，首險新灘。」據當地人介紹，別看新灘在長江三峽如此險要地段上，險得連猿猴都不敢鳴，但它卻是峽江上一直比較富裕和繁榮的地方。為什麼？就因為它險，過往船隻到此一般都不敢貿然前進，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這兒有了商店和客棧。本地人利用險灘，吃著險灘，因為他們熟悉兵書寶劍峽的險情，所以過往的船老闆們都請當地人引航，收入自然豐足。新灘人靠灘吃灘，卻也飽受另一種災難的懲罰，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險。據地質考察，新灘整個地段是塊巨大無比的斷裂滑坡岩層，隨時可能發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場滑坡災難降臨，新灘鎮「人畜所剩無幾」，就連這地段的江面也斷流整整82天，這是大江歷史上最恥辱的記錄。新灘新灘，就是因為幾乎過百年就要來一次徹底的消亡和重建，這個險灘因而也總是推「陳」出「新」。

「真是一群書獃子，不除江山社稷之患，建一百個三峽工程也是白搭！」蔣介石暗暗嘲笑翁文灝這樣的知識分子。他的戰刀繼續揮向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

山體在滑動，房屋在墜毀，整個新灘鎮已經到了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幾百米之下的滔滔長江滑去……

「就像你家一百座房子疊起來那麼高。」

林一山和李銳不曾想到主席還有這項任務交代，於是只好連夜奮戰。

然而，居住在三峽庫區的人們等待三峽工程上馬的日子實在是太久太久，他們不明白先是廣州【孫中山時期】再是南京【蔣介石時期】后是北京【毛澤東時期】的人怎麼就一直定不下這個日子。

「對對，長江三峽特別地壯觀美麗，而且水急灘險，可以修建世界上最偉大的大壩！」張光斗說起自己的祖國時，那份情溢言表的樣子讓薩凡奇深受感染。

次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經過縝密考慮，正式決定設立重慶直轄市，除達縣地區外，基本按照謝世傑、肖秧的建議，將原四川省的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劃給重慶，加之重慶原先的11區10縣【市】，面積8.2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3000萬。

等全鎮1371人全部撤出，5分鐘后，即6月10日凌晨4時15分，六七萬方岩土由山頂直瀉而下，掀開了震驚世界的長江又一次斷流的序幕。

「樓你都不知道呀？就是……就是疊起來的房子。」

1956年夏，毛澤東在廣州巡視，住在一個市郊的小島。南國的夏日，異常燥熱。老人家待不住了，提出「換換地方」。

張光斗好不高興，他為自己促成此事而感到榮幸。

中國人的「三峽之夢」開始了新一輪的苦苦尋覓、苦苦探求。

「主席，您……」林一山想證實一下自己有沒有聽錯，可是一見毛澤東這時完全沉浸在欣賞長江的滾滾波濤時，只好將嗓子眼上的話吞了下去。

可姜達權再也沒有來。

交通部的官員便以「5116」號指令「暫不宜實施」之名，「哐當」一聲，把它久久地鎖在了鐵皮櫃里。

周總理好奇地問：「取走岩心還要簽字辦手續呀？」

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此時興建三峽工程。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薩凡奇的學生，中國青年水利專家張光斗。

1919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落下硝煙瀰漫的鐵幕，一切現代文明都處在朦朧之中的時候，一心追求「登中國於富強之域」的孫中山先生，用英文寫下了一部振興中華民族的著名論著——《建國方略》。在這部論著的第二部分「實業計劃」中，首次提出了在三峽建造水閘提升水位用以改善川江航道和水力發電的宏偉設想。作為20世紀振興中華民族的號角手，孫中山先生面對滿目瘡痍的華夏大地曾經沮喪過，但在付出血的代價之後，他依稀地看到「實業救國」之路的那片曙光依然燦爛時，便如此激|情地描繪了長江三峽之夢：

「尊敬的薩凡奇博士，我的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我要回國參加建設，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我的人民效力。」張光斗從哈佛領到碩士學位證書後再次回到薩凡奇身邊，他對導師說此話時，語調深沉而悲切。

長江三峽就這樣沉甸甸地裝在了江總書記的心裏。這一裝他就再也沒有放下過。

「老師，我要選學土木工程專業。」

「看了《三峽在呼喚》，我睡不著覺啊！」老將軍在給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的信中感慨萬千。

「揚子江三峽計劃為一傑作，事關中國前途，將鼓舞華中和華西一帶工業之長足進步，將提供廣泛之就業機會，提高人民之生活標準，將使中國轉弱為強。為中國計，為全球計，揚子江三峽計劃實屬必要之圖也！」薩凡奇在把計劃呈給翁文灝前特意寫下了自己對三峽工程的近萬字的看法，那字裡行間充滿著激|情，使翁文灝等中國官員看后興奮不已。

「明年我要到印度的巴黑拉水利工程當顧問。」薩凡奇告訴自己的學生。

「先生說得對。」

「喜事兒！喜事兒！」王作秀邁開小腳，跟著大伙兒一起歡呼起來。

後來不長時間，就有幹部上島來動員她家搬遷，說三峽工程馬上要動工了。

就這麼定了。

就當時的形勢而言，他的每一個細微行動都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國際上所有的敵我勢力都在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

長江湍急的江水奔騰不息，後浪推著前浪，毛澤東被一個急浪衝出十幾米。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到我們這代人手裡該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4天的實地考察后，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肯定和堅毅的話。

「是啊，長江不治，中國就沒有希望。」先生說。

中國歷代領導人做了近百年的「三峽夢」，三峽人聽了近百年「三峽修壩」的神話。做夢的人永遠有個「夢境」懸在那兒可以讓人憧憬，而神話則會使人發生宗教式的迷信。

太好了！1000多萬千瓦的偉大工程！中國第一！世界第一！薩凡奇當夜就向翁文灝先生表示：明天我就去長江三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