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適合培養高素質的下一代。

比如1999年初，《中國青年報》兩次披露山西兩所大學查出了幾十個假大學生。這樣的事在十幾年前是聞所未聞，現在竟什麼事都冒出來了。

張局長帶著這一早想解開的謎走進了「審訊室」。

馬文奇老師的驚世駭俗之舉在「文革」中成了他不可饒恕的罪行，他要深刻反省講教材以外的文章是出於什麼思想動機，有什麼反革命陰謀，是不是想趁機向學生灌輸不良毒素？

首先是現今一個大學生上學到底要多少錢？

他試圖弄清這個謎。掌握犯罪動機與犯罪心理，是當今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務之一。

（一段時間的沉默後繼續發問）

另外三位假大學生趙建康、李霖君、梁澤民的造假情況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趙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學的哥哥趙建峰代替考試。哥倆替換更容易矇混過關。

上不起大學這種現象本來已經消亡了許多年，怎麼又死灰復燃起來了？我弄不明白。於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貧困大學生」調查。

幾個小女孩嘰嘰喳喳議論了一會兒死是怎麼回事，死後會怎樣。他們沒有害怕也沒有傷感，彷彿在商量著一場遊戲。

每次接孩子時，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車隊停留在學校門口，他不敢把帶女兒的自行車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內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學們看到了，就等於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靈打擊。白先生聽市民指指點點，說上這個私立學校的家長都是大款，心裏總是暗暗叫苦。為了不讓孩子受到歧視，他在給學校的家長工作單位和職業一欄里填的是「民營經商戶」。顯然在私立學校里，大多數家長的職業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個吧。學校很會刮這些財大氣粗的個體經商戶的腰包，一到逢年過節，總要想個法子讓這些有錢的家長們慷慨解囊。「六一節」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當作家長代表被學校叫去，老師提了個小要求：希望家長們支持學校在「六一」前為迎接上級檢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館出點力，「當然是自願啊，我們絕對不搞強求！」校長非常嚴肅地向家長們表示，並說一旦發現有強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級教育局舉報。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舉手，說拿出十萬元贊助學校。這邊剛落下手，那邊的另一位家長立即表示願意出二十萬元無償支持學校。最後有位據說個人資產達十個億的學生家長一諾而出五十萬元。白先生在會上第一次看到了什麼叫有錢人，也第一次領略到了窮人的滋味，從此他再不敢參加什麼家長會了，他讓女兒以「爸爸業務很忙，出國在外沒時間參加」之類的話推辭。

這位江蘇教育官員慷慨激昂地向我倒出了他久積在心頭的不滿。末后他又說：「跟你作家說這些其實沒多少用，因為類似這樣的話，我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也『惡毒攻擊』過，但收效甚微。可我還是想說，不說抑鬱在心頭難受。每年我負責招生，每年看到那麼多考得並不算差的孩子上不了大學的傷心樣，我難過，當然為他們抱不平！」

其實，窮人上不起大學的現實已經非常嚴峻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像上面的這位清華大學的學生如果放在農業、林業等其它大學，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貧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獲得學校一分錢的減免。以中國農業大學為例，家庭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的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學生的月生活費低於一百五十元，也就是我們說的特困生。這些學生的學費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們的生活費全靠打工、勤工儉學和借債來維持。中國農業大學東校區學生處同志告訴我一個數據，1999年他們沒有收到的新生學費就高達七十多萬元，這就意味著有近三分之一的新生沒有交學費。北京物資學院、北京印刷學院等這些第一次被允許列入春季招生的大專院校為什麼能獲得春季招生權？知情人笑笑說，就因為這些學校的專業，一般成績好些、家庭條件不錯的是不會去報考的，現在教委讓他們春季招生有那麼點意思是讓這些學校避開夏季招生的風頭，招點家裡有錢的學生，免得都招些貧困生把學校給拖垮了。能不能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新中國第一階段（1950年至1955年），語文課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的。初中、高中各六冊，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套課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專政各個方面的勝利，清除了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對課本的惡劣影響。但在語文教育方面沒有來得及作周密的考慮，語文訓練和語文知識沒有系統安排，過於忽視文言文。

是我們的科學技術先進了？還是我們的網路有太多的空子可鑽？但我們不得不清楚地面對一件事：那就是日益嚴重的智力犯罪現象。只要稍稍注意一下法制報刊，就會發現：高校學生和大學畢業生犯罪的消息，幾乎天天都能看到，而且他們的手段之高明、之隱蔽、之貪婪，都是觸目驚心的。幾乎可以認定，凡先進的技術領域、凡金額巨大的金融案件，不會沒有高學歷者的參与。那些利用信用卡「搜刮」銀行的巨額錢財，那些利用網路進行詐騙，那些專襲無繩通信的高手，哪一個不是高智商者？

答：問你們北京人。

一切幾乎還是回到了原位：窮人難上大學。

著名作家賈平凹、余秋雨在談自己的美文與散文創作時則多次提到過他們在讀書時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響。《荷塘月色》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美文，是那種滲透了中國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學傳統精神的經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夠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散文大家。賈平凹認為朱自清這樣的文章是任何一個漢學文化學習者必須熟誦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時，聽到國家教委發出的關於《2000年秋季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首先是內容將作不低於三分之一的大調整，其次是高中語文的舊教材將被停止使用，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現在的教育部門適應了時勢的發展需要。同時也證明了社會上那麼多人對現行教材的不滿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國家教委所進行的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中，對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讓人歡欣鼓舞！

張局長後來告訴我，他當時在門外立了很久，「雙腿不知咋的有些搬不動」。他還說，在一次全國高校周邊治安管理工作會議上，上海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也跟他談起了類似的問題，即有那麼一群犯罪分子，專門襲擊家裡有大學生的市民或者本市籍大學生。兩地的辦案幹警們得出某些結論：有些外地高考「落榜生」由對現行各地錄取分數線的不平等性，誘發了某種報復心理，直至走上犯罪道路。上海出過一個案子更絕，一位外籍青年連續到上海市民家作案，他什麼都不偷，只是把襲擊對象家裡的書籍和物品全部毀壞，特別是見主人有什麼大學畢業證書之類的東西就撕得稀巴爛。在大學校園作案也是這樣，不襲擊外地學生，專襲擊上海籍學生。

「上海人是大爺，大爺的孫兒孫女自然也比咱嬌貴三分唄。」

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

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他講下去，看著那些學生，他有時真不忍心再這樣教下去，可他沒有一絲辦法。他有時想，怎麼就沒有人來呼籲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經呼籲過，但他人微言輕。

……這天早上，侯芳芳、吳蘭蘭、袁媛、徐影四個小姑娘像往常一樣背著書包急匆匆去上學，家長們並沒有注意到一張張小臉上的神秘表情，在她們的書包里已偷偷多了一樣文具之外的東西。來到學校，她們匯在一個角落處把東西拿出來，每人都是一條寬五寸長三尺的『白孝布』。

百姓不恨才怪！

為寫本文，我曾留意1999年11月的《法制文摘報》，順便摘下幾則報道，大家讀後可以有一種直接的感覺：

「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什麼樣的明星。沒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詩人氣質的音樂教師對白先生說。這句話讓白先生整整幾夜沒有睡好覺，因為有人對他說，你想把孩子培養成全國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藝術學府學習深造，就等於白日做夢。

老漢嚇了一跳，「小姑娘，花都還沒有打骨朵兒哩，怎麼就會想死呀！快隨我回家去，看你父母不收拾你。」

首發案是順天府的考官李振螂、張我朴等公開貪贓受賄，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無一不取。可也有人花了錢卻沒取上的，於是投狀叫冤。順治皇帝氣不可奈，當即下令對李振鄴、張我朴等人「俱著立斬，家產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徒尚陽堡」。在處決李、張等人的第二天，共達一百多涉案人被抄家流放。此案剛出不久，又有人告發江南鄉試舞弊。順治十四年八月，丁酉年江南鄉試放榜后，許多江南名士榜上有名，但在中舉榜上也有一些靠賄賂官員而上榜的，於是兩江士子嘩然。那些落第士子們群集江南貢院門前抗議。「有人還貼出一幅對聯：『孔方主試付錢神，（指主考官方猶和錢開宗），題義先分富與貧（考題中有《論語》「貧而無謅」一章）』。並且將門上『貢院』兩個大字的『貢』字中間加了一個『四』字，改成了『賣』字；『院』字用紙貼去耳字旁，變成了『完』字，於是『貢院』就成了『賣完』。有人借考題發揮寫了一首《黃鶯兒》：『命題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其時，江南寧書坊中還刻了一部傳奇小說《萬金記》，以『方』字去一點為『萬』，『錢』字去邊旁為『金』，萬、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猶、錢開宗二主考。書中極力描繪了科場中行賄通賄的情狀，作品一直流傳到京城，鬧得人人盡知。」（見《江南貢院》，周道祥著）

女兒的話多少讓我感到一絲安慰，但我仍感覺內心的意緒難平。後來我真的看到了——

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學的幾位學生與他們的導師錢理群教授的對話錄。令人感到，學者們對現有語文教材選編內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們的作家們似乎對這方面的問題看法要少些。

下面是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進學校上的第一堂課的課文及要學會的最初幾句話和字詞。

很多人可能還未必知道，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其實還是位封建科舉考場出來的真正「秀才」呢！1896年，陳獨秀以「古怪的方式對應了古怪的考題」，結果稀里糊塗當上了「秀才」。第二年，在哥哥的極力要求下，他到南京參加盛大的「江南鄉試」，以圖弄個狀元噹噹。心不在焉的陳獨秀對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貢院三天科舉考試印象極深，他在日後的《實庵自傳》中有詳情記述：「……我背了竹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氣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拚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兩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考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大小彷彿現時的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個子長的站在裏面要低頭彎腰，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嘗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裡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自然裡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裏面蜘蛛網的灰塵是滿滿的……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檯，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裡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氣，到了8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熱得都把油布掛起來遮住太陽光，號門緊對著高牆，中間是能容一人來往的長巷，上面露著一線天，大家掛上油布之後，連這一線天都見不著了，空氣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的牆上掛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給我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徐州大胖子，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的腦袋左右搖晃著，拖著怪聲怪調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豎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也！』」

然而我從此也落下了一毛病：每逢秋雨時，無論晝夜，我都無法呆在室內，總要獨自徘徊在雨中，任秋雨把我淋濕。我的嘴裏也總是哼著同樣的一支曲子：茫茫的街頭，錯亂的腳步，走過的街頭只有雨和露，寂寞的心情忍不住，何處是歸路……這首本來是描寫失意戀人的悲涼歌曲，卻真正成了我此刻處境的真實寫照。心灰意冷的我在寒風秋雨中孤獨地咀嚼那種百般無助、萬般無奈的滋味……

問：你讀過幾年書？

我和另一位「貧困問題作家」黃傳會先生已經看到了很多雙流淚的眼睛，和無數個為了幾千元學費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頓飯錢，而不得不低下高做頭顱去當乞丐與娼妓的卑賤身影，我們因此時常有一種欲哭無淚、欲呼無聲的感慨。

可為什麼人們現在卻對已經走過了五十年歷史的中國語文冒出那麼激烈和尖銳的意見了呢？

山東濟寧的王大林，在女兒高考分數下來后，晚上看了電視新聞里說的錄取分數線，高興得挨家挨戶報喜，說自己的女兒今年終於可以進大學了。村上的人也挺為王大林高興，大家都知道大林為了閨女念書，已經第三次讓成績不怎樣的孩子復讀，鄉親們都說大林要交好運了。可是等了好幾天，錄取通知書一直沒有送到大林家來。又過了一二十天，仍不見喜報送來。大林便跑到城裡，親自找到女兒復讀的那個學校。老師見了大林直躲，後來沒辦法，老師只好實話告訴他，孩子今年的高考分數比前兩年是有不少進步，但還是夠不上錄取線。大林說夠上了夠上了，我在電視里聽到的。老師說，你聽到的那個錄取分數線是北京的，不是咱山東的呀！啥，我看的是北京電視節目呀？王大林的兩眼發怵，但他馬上又清醒過來，說：北京更好了，那是中央的地方，北京的分數線是咋樣，全國就得是咋樣呀！老師怎麼解釋，王大林就是不聽，他說他信北京的聲音，信北京的政策。

深圳朱健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兩個例子讓我難忘。他說參加了1998年高考語文閱卷的張智乾先生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在閱卷時發現，有道題要求用時間為主語造出兩個比喻句，那些寫「時間如航船，載我們去勝利的地方」的考生們，都被批卷的老師給了滿分，而另一些寫「時間好比我們手中的沙子，從我們手裡漏去，從此不再回歸；時間就像一列列車，載著我們，經過無數的人生小站，最後抵達死亡」的考生，則被老師判為「思想不積極」而給了零分。為此，身為判卷老師的張先生曾與同為判卷的老師們發生過爭吵，結果失敗的還是他，而且他還因此讓某些領導產生了特別的看法。離奇的是，有位重點中學的權威老師，在調進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兒子正好考大學，兒子讓他藉著押題做答案，他的答案結果被判「錯誤百出」。後來他當語文教研組長后，以自己的權威告訴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標準答案，那些曾經判他幫助兒子做的題是「錯誤百出」的老師們竟一致拍手通過：組長的答案就是比我們的標準！

問：哪裡人？

親愛的中國老師們，世界上還有比學生們自己想出的辦法能更好地教育他們本人嗎？

最後，說一句：教師們辛苦了！（秘瑩）

說明了我們的孩子知識都在提高，而他們的素質卻在普遍下降。尤其是行為規範與道德水準更是在無情地潰退！

時通，以上把臂，唱酬萬里，敢墜斯言。顧貞觀讀罷，淚流滿面，也揮毫寫下《金縷曲》一首回贈：

第五階段（1978年至1988年）編的語文教材，對提高學生語文教學質量起過重要作用，其間曾經修訂過幾次，但老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主要是時代氣息不足。

1958年 　日月水土 　 人、手、足

好了，這樣悲慘的故事如果再讀下去，我們只會有窒息的感覺。在一串串常人無法理解的事件中，大家都在問這樣一個問題：身為傳授知識的教師們，難道就真的一點不懂暴風雨不可能有助於禾苗生長，雷鳴閃電不可能讓百烏歡啼嗎？

那次也是因為考試成績沒有達到「標準」被父母打了一頓以後，她偷偷跑到一座山腳下哭了很長時間，后被一位過路的老漢發現了，問她幹什麼，她說：「老爺爺，我不想回家了，我想死，但我不知道怎樣死才好，你能告訴我嗎？」

「可是你花了那麼大的心血，最後卻為什麼沒有讓女兒上藝術類大學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掙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兒培養成明星的他，結果在去年女兒考大學時，卻把她送進了一所普通大學，而沒有送她到他夢寐以求的電影學院和戲劇學院或者是舞蹈學院。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觀點，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們不無拍手叫絕。寧鉑從此作為中國神童的代表，在科學的春天裡廣為國人傳頌。而也正是他這一神童的出現，使得全國各地迅速冒出了無數的神童來。那時中國是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人才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和財富，黨中央高層人士對智力超常少年給予極大重視，第一個神童大學生班——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便由此誕生。之後，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學都相繼辦起了「少年班」，一時間，中國的「神童」到處都是。而像寧鉑這樣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確實深深地影響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誤了一代的中國年輕人發憤圖強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信心與決心。

我們作為跨世紀的學生，心理壓力很大。我們面臨畢業，面臨中考和高考，家長對我們施加壓力，老師對我們施加壓力。我們都知道老師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好，一節課四十五分鐘，好不容易下課了，老師還要拖堂。我們每天在學校面對著那麼多的科目，回家又對著那麼多讓人頭痛的作業，我們真的很累。我們需要多點休息，需要多點自由，需要多點理解。我們心目中的老師應有幽默感，可以和我們成為朋友。我希望老師不要太嚴肅，可不可以笑一下？

初三年級學生：

漫長的六年中學生活之後，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時渾身散發著陽剛之氣的東北壯漢，變成了從裡到外透著不堪一擊的弱朽之軀。「那是人苦心苦給逼成這樣的。」白先生說。孩子在北京一年，學費加學藝的費用至少三萬元，全靠他一個人掙出來。在北京當臨時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萬把元，其餘的錢怎麼來的，白先生說他不願意講。

於是，「決不讓一個學生因貧困而輟學」的口號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會注意到，喊這些口號的大多是北大、清華、復旦等著名學府，他們完全可以喊得響噹噹的，因為他們的學生大部分是有錢人，極少數缺錢的窮人家孩子能走進這些高等學府，他們一般都會得到校方堅強有力的支持，減免學費一般都不成問題。另外還有社會各界「捧星」般的主動要求幫助這些名校的狀元們，所以這類學校的校長們高喊「決不讓一個學生因窮困而輟學」的口號，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樣輕鬆。但像農大、林大等等專業學校的校長們就不敢輕易喊這類口號了，因為越來越多的學生交不起學費就進入了學校，給學校的正常教學開展帶來了困難。如果再輕易答應減免的話，就會從教師們的口袋裡硬掏錢了，惹出的問題恐怕就更複雜。於是在全社會一致反映與要求下，本來就貸款貸不出去的廣大銀行家們做出了一個姿態：向貧困大學生貸款上學。聽起來很好聽，1999年九十月間，這個消息在新聞電視上很常見，然而效果卻出人意料堤旎好。原因是實際操作上仍然無法解決窮人的實際問題，那就是貸款是需要抵押和擔保的。後來抵押這一條放鬆了，可擔保仍保留著，銀行從不做虧本生意，特別是已經成熟了的商業銀行家們。他們笑眯眯地向大學生走來，原來也想開拓一條「生意新路」，結果此路不通。凡想貸款的學生都是貧困生，而窮人想找人作擔保沒有人願意。如今越是有錢人借錢越容易，而越窮的人越借不到錢，這是世界性的規律。中國人的素質確實有待提高，特別是中國的一些百姓，他們都經歷過大鍋飯的「美好時代」，「吃飯不要錢，上學不要錢」。在新中國前幾十年的模式里，「孩子上大學后就是國家的人了，既然是國家的人了，還要我們掏什麼錢？」好多人今天還這麼想。

詩人鄒靜之為上小學的女兒做過一次吃力不討好的事，老師要求根據句子的意思寫一個成語，比如將「關於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語。鄒靜之對女兒說應該是「齊心協力」。結果老師批錯，標準答案是「共同協力」。另一題是把「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寫成一成語，鄒靜之經過一番認真動腦後，指示女兒應該寫「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兒生氣地跑來向父親責問道：爸，你怎麼又說錯了，老師說應該是惟妙惟肖。詩人鄒靜之氣得說不出話了，不過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筆，吶喊一聲：一切都見鬼去吧，這樣的教育，只會將我們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倪校長向我介紹，蘇州中學的「大學少年預備班」是當時根據國家教委精神，與中國科技大學聯合創辦的，始建於1985年。首先是針對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招生后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怎樣更好更系統地發掘少年天才？是否從小學畢業就開始抓而不是大學招生時才進行培養等等。故而，蘇州中學成立了「大學少年預備班」，客觀上成了大學神童們的搖籃。事實上，十五年來，他們也的確充當了這樣的角色。倪校長談起此事頗有自豪感，因為十五年來，每年大學從全國招收的那些特別優秀的少年大學生中，前一至五名幾乎都是他們蘇州中學出來的，而現在又從大學走向更高學府深造、成為國內外著名人才的，也正是這些少年天才。據說自像蘇州中學這樣的大學少年預備班建立后，相關大學的「少年班」招生一般不再在社會上直接尋覓與招考了，而是從這些中學預備班裡選招，這樣減少了很多盲目性，而經歷了中學預備班兩年時間的系統培養，該是「神童」的也就顯露出來了，不像以往某些大學少年班招來的學生，開始確實在某些方面顯示出天才智力，可上大學后，漸漸地「神童」不神了，怎麼也跟不上同班同學，退也不是留也不是，把本來一個還算比較優秀的孩子給毀了，造成多方被動。從中學預備班招生，就避免了這樣的問題。

答：上去了，但沒錄取。

問：那也可以自己開個小鋪、做些小買賣。

「北京人是皇爺，皇爺的孫兒孫女就比咱百姓兒女貴氣唄。」

有報道說，今年像北大、清華等著名學校的學費還將增長，到達一萬元左右，其它大學也相應往上調，對眾多家庭困難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來說，上大學就更成問題。一份來自江西、四川、廣西、河南等十個經濟欠發達省份的調查資料，顯示出一個令人堪憂的結論：大多數農民家長不期望子女讀高中。農民們認為，由於當地的農村教育條件和水平差，在中學讀書的大部分高中生考不上大學，特別是考不上重點大學，而目前所謂考上大學的大多數農家子弟也僅是一些專業很偏的「冷門」專科學校。這樣的「大學生」先不說畢業后找工作還要花一大筆錢「找關係、走後門」，就是現在上了大學，其一年的學習費用也要比普通大學貴出許多。《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專科生僅住宿費就約是本科生的三倍，研究生的七倍。專科生的學費高於本科生的百分之五十。講實際的農民們也越來越會算賬了。他們掐著手指說，在前幾年，我們拚命把孩子送到中學讀書，為的是能考中專、考大學，因為中專生、大學生國家都能給安排工作，孩子們也可以從此改變命運，告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可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中專生、大專生都不能安排工作了，連本科生弄不好還要自己想法找工作。與其這樣，還不如初中畢業后就出去打工。上高中一年少說要花出去千兒八百塊錢，讀大學更不用說了，一年小一萬元。三年高中，少說家裡花出三四千元，上三年大專那就是多花三四萬元。如果孩子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一年怎麼也該拿回四五千元吧！這就是說，對一個家庭來說，等於三年之內，一個上高中的孩子比出去打工的孩子少賺了兩三萬元，而上大專則使家庭經濟損失多達五萬元以上，而且還白白讓孩子耽誤了幾年工作時間。窮人既然念不上、念不起大學，何必再爭著上三年沒有用的高中呢？

不知是孩子想求得父母對她的一點愛，還是在家庭的嚴格教育下這姑娘懂事早的緣故，芳芳不但學習成績好，而且還很能幹，煮飯、餵豬、挑水、洗衣她都於得井井有條。就在悲劇發生的前一個月，芳芳奶奶去世，父母到六十多公裡外的老家奔喪。一去就是好幾天，芳芳在家裡除了操持家務，還要輔導弟弟學習。儘管如此，父母對芳芳的嚴厲仍是有增無減。有一次，她曾因成績達不到100分而一夜不敢回家；又一次因腳背被弟弟用斧子砸傷后，反被母親臭罵……

太悶了，有人就會出來說話。關於語文教材的改革問題，自《光明日報》、《羊城晚報》、《北京文學》等報刊頻頻發表文章后，1998至1999兩年，幾乎成了「討伐中國語文」年。有人說，「讓今天的孩子再讀魯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學會跟政府對著干，是讓他們從小學會伶牙俐齒」，「早該把魯迅這樣的古董從教科書還原到墳墓之中」；「郭沫若是什麼？他的文章里滲滿了奴骨，讓孩子學他能獲得賺錢的手段還是做人的準則」；「中國為什麼出不了比爾·蓋茨這樣的軟體之王，就是因為幾代人一直在傻學雷鋒故事和朱德的扁擔那種傻人傻事」等等。本來是優秀民族文化的輝煌遺產，本來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傑出締造者留下的經典之作，本來是共和國大廈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動搖和拋棄它，不是很危險嗎？什麼可以丟，什麼不可以丟，什麼應該改進，什麼應該弘揚，什麼必須拒絕，什麼必須堅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們千萬不要忘了，忘了就會出現麻煩。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和馬列主義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輕易「討伐」的。記住這一點有好處。

去他媽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強的。走，我們重新找人給他看看！白先生讓女兒擦乾眼淚。

中國的教學模式之所以引起國人的恐慌與大聲疾呼「拯救」。便是這一道理。

國家教育部門已經宣布，2000年全國的大學招生將在去年的基礎上再擴招二十萬，總數將達到年度招生三百萬人。這對那些想上大學的人來說無疑是個福音，不過「擴招」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則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釋，能有機會上大學可以實現自己和祖輩的夢，悲的是能考上大學，卻會因沒錢而進不了大學門。從去年各「擴招」學校得知的情況證實，去年與今年各大學的學習費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華的學生上學費用增幅達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一般大學也跟著往上漲。這使得那些本來上大學九-九-藏-書就感到困難的窮家庭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說——因為你只要一說，馬上就有那些生活條件好的人會告訴說「上不了就快把名額讓出來嘛，咱孩子還急著上不了大學哩！」窮人們哪捨得？已經榜上有名的孩子絕對不會輕易答應，他們的家長們也不會隨意放棄孩子跳出農門進龍門的機會。唉，再苦咱也得忍著，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家長們、鄉村幹部們這樣發誓。於是，便有了我們經常在新聞報道和電視劇中看到全家人餓著肚子供一個孩子上大學的故事；也常常聽說這家的父親為兒子籌措學費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採煤的礦井內；也常聽說，一個在學校成績優秀、表現突出的女大學生，突然在商場或大街上因偷竊而被拘留……

我原本以為寫完《落淚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發表之後的一年多來，我就從來沒有停止這一項本來跟我毫無關係卻始終讓我不得安寧的事——當一個窮人看到有人出來幫助他們后，成千上萬的窮人都向我走來——《落淚是金》發表於1998年10月下旬，從那時起，找過我的貧困生不下數百名，經我之手給牽線搭橋解決貧困的學生有三百餘人次。我知道團中央、全國學聯濟困助學辦公室獲得的社會資助達幾千人次，僅北大、清華、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等首都十幾所高校獲得的社會資助就多達幾百萬元……作為一名作家，我以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發那麼多社會資助並引起全國各界都來關注貧困大學生的熱潮，這就已經足夠了。可是不行，實際情況遠遠出乎我的想像和意料。還是一句話：中國的窮人太多，怎麼就越來越多地從各個地方冒出來了？

當年恢復高考時，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各個省市的錄取分數線不一樣，進了大學一比才知道，因為那時沒有幾個家庭有電視，許多百姓連報紙都看不到。而今新聞媒體特別注意百姓關心的事，一到像高考錄取分數線這樣的大事情，新聞媒體全都報道，所以全國人民都知道你們北京上海是多少錄取分數線。

問：考不上就出來偷搶？

於是，外地人感到了憤怒，無比的憤怒！

現在的社會存在窮人與富人的客觀事實是不容掩飾的。富人為了上大學愁的不是錢，愁的是孩子不爭氣考不出好成績。窮人的家長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績外，更有一愁的是，沒有錢供孩子上大學。

模子是什麼？模子可以用先鋒詞彙解釋為「典型的數字化」。人的思維模型一旦成為像摩托羅拉手機一樣以一種樣式成千上萬地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時，難道不是人類自我毀滅的一天到來了嗎？

與此同時，十分相信神和喜歡造神的中國人，又特別迷信那些製造天才的神話，可謂是急功近利，使盡招術。記不得哪家電視台報道過這麼一則新聞：有一位三十來歲的農民，把自己十二歲的女兒培養成了神童，1998年考進大學，他的招術就是不進學校，因為他的理論是，傳統的小學、初中、高中教學目的只是為了高考一關，用十二年時間太長。他便按照歷年考大學的要求，自製「教學大綱」，每天把孩子關在一間小屋裡進行封閉式教學。從電視屏幕上看到這位家長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別的靈氣。但這位把自己女兒製造成「神童」的家長，還真的把十二歲的女兒送進了大學。這種教育路子培養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暫且不論，值得關注的是，當這位家長把十二歲的女兒送進大學的消息傳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幾個省的家長帶著孩子，要求進由這位農民開的「神童學校」。當地教育部門得知后，說這是非法辦校，勸說那些送孩子來的家長把孩子領回去，重新進正規學校。誰知家長們一個也不聽教育局官員的話，他們說，我們培養孩子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夠考上大學，至於選擇什麼方式誰也管不著，只要能保證孩子考上大學，他（指那農民）用什麼方法我們都不在乎。據悉這個電視報道后，該農民的「神童學校」又一下多了兩倍的學生。幾十位來自各地的孩子正在進行著「神童」的教育與訓練，有的孩子家長甚至連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著孩子到當地住下，他們一心期待兩三年後自己的孩子能穩穩噹噹地走進大學校門……

這樣送走幾批學生后，馬文奇老師已教了十多年書，他對中學語文教材已倒背如流，在學校里被稱為「語文通」，但他卻感到深深的苦惱，他即使想從教材里再挖，點新東西講給學生聽已是力不從心，他覺得無論自己怎樣冥思苦想又都轉回到自己講過的東西上。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覺得一篇又一篇他講那些不知講過多少遍的講義，是愧做老師的。

「你知道現在的老師要求我們的孩子怎樣寫作文嗎？」一位頗有經驗的家長振振有詞地告訴我，「其實很簡單，他們不要求孩子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立意，甚至獨立的語彙。因為在老師們看來，孩子們的考試能力與『標準答案』越接近越好。」

終於、父親再也無心上他的課，向鄰居借了一柄傘和一雙雨鞋出發了，他要步行六十公里才能到達縣城。望著父親在雨中蹣跚的樣子，全家人不由得替他擔心。

「我是一名管教育的政府工作人員，每年看到那些痛不欲生的落榜生和他們的家長的難過勁，我心裏就在喊：要是他們生在上海和北京多好，那樣他們的孩子都可以上大學了！如果按照北京、上海的錄取分數線，我們蘇、常、錫一帶的高中生幾乎全都可以上大學，但現在，我們的孩子多數只能被拒之於大學門外！這是殘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像這樣高考中出現的地域不公現象，下面早已意見紛紛，但始終得不到解決。原因是什麼我們弄不清，倒是有人為了掩飾這種不公，信口雌黃說什麼外省市在高考判捲尺度上比北京、上海松。只有那些根本不了解我們這兒情況的人才敢說這樣不負責的話！我們國家高考是全國統一卷，就像全國的司法部門執行同一法律似的。說那樣的話不是很荒唐嗎？

問：犯罪事實？

答：10月11日，到海淀區黃庄某居民宿舍樓入室偷竊。

感謝上帝使熊雲鶴的卑鄙行徑大白于天下，也感謝通城縣有固煒門為那幾位被冒名頂替的同學作了「適當安排工作和學習」的補償。我祝願這些弟弟妹妹們能奮起直追，把失去的儘可能地找回來。

侯芳芳死活不願回家，後來老漢答應不告訴她父母，她才勉強隨老漢回家去了。

在北京中關村一帶，雲集著中國多所最高學府，這對管轄這個地區的公安分局的張局長來說，是件既光榮，又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弄不好就要砸自己的飯碗。大學城的敏感，絕不亞於天安門地區，中國出現了多少回政治風雲，哪一惶旎與大學聯在一起？但是「張局」自部隊轉業到地方公安局后，由開始的片警到後來的派出所負責人，一直到現在的局座位子，什麼樣的案件都經過手，可這幾年他遇上了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怎麼好幾起外地小歹徒犯罪，都是專門襲擊北京籍市民和北京籍大學生？本來，他和局裡的同志們都是管治安和偵破刑事案件的執法者，有了事去破案，出了惡性|事件去逮人就行。可是這一年連連出了幾起犯罪分子很單一很明確的犯罪目標，讓張局長若有所思：為什麼有一串外地年輕犯罪者特別憎恨北京人？

馬文奇臨退休前一直盼望著能看到語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後他是帶著滿腹的失望離開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講台。他很想告訴學生語文不是這麼學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讓學生多讀點唐詩、宋詞、元曲、《三國演義》、《紅樓夢》，甚至老子、莊子，但他這些年只告訴學生要讀好教材，要找對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點字的解釋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語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書生涯中卻沒有一點兒得以實現。

全國同一張卷子，同一種制度下的考試，卻獲得不了同一個錄取標準，這不是欺人，不是排斥，又是什麼？

年份 課文 字、詞

在《中國青年報》披露上面這則醜聞的第二天，該報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頂替事件。江西某國防科技工業學校的四個班中一下查出二十二個假學生！如一個叫「蔣禮虎」的96屆44班學生，該生還是此班班長。他對記者的採訪連隱瞞都不隱瞞！他說他真名叫周起文，是都陽縣人。1996年參加全省統考後離錄取線差幾分，於是家裡人就給了「教育辦」的幹部兩千元錢，於是他周起文成了現在的「蔣禮虎」來到了這個學校。假蔣禮虎說他根本不認識真蔣禮虎，但他現在在學校的檔案里都是真蔣禮虎的，連上面的照片都沒有換。該校目前已經查出的二十多個假學生的情況基本與「蔣禮虎」一樣，都是出錢或者有權者變花樣讓他們上了學。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這麼不高明的造假活動，如果錄取學校稍稍把工作做細一點，是絕對可以避免的，但這個學校沒有那樣做。原因雖不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些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學校個別決策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這些醜惡現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所在。

於是就出現了那集體自殺的悲慘一幕……

答：為了吃飯。

答：肖××。

白天德，一位現在不知是否還在人世間的身患絕症的中年莊稼漢。十五年前的那「黑色7月」之後，他以非常優秀的成績考上了師範學院。他和全家人滿懷喜悅地天天等候入學的喜報送達，可是沒有，永遠都沒有……當上面我所說的那個《焦點訪談》節目播出后，勾起了這位莊稼漢「被秋雨浸泡了十幾年的灰色記憶」，他從死亡的病榻上艱難地支持起已經被死神咀嚼得所剩無幾的身子骨，用盡全部的力氣，忿憤地寫下了自己的那段親身經歷與日後的苦難：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難忘的往事之中，他說在孩子小學四五年級開始，總有人在他面前說，看這女孩長得多漂亮，將來准能當劉曉慶、鞏俐一樣的大明星。開始白先生並沒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學校被一家廣告公司看中，做了個食品廣告上了鏡頭。廣告公司給學校五千元報酬，上鏡頭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別禮物。孩子回家跟父親說了這事後，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這一夜，白先生決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兒培養成全國著名的大明星！

有一位父親，說自從看張藝謀導演《紅高粱》成功后，他就發誓要讓自己的兒子將來也成為大導演。為此，這位父親從兒子十二歲起，就開始訓練他當導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擺陣布局，如何策劃戲劇情節，如何調動演員情緒等等，那兒子也算是聰明，教什麼會什麼。後來大了些，到十五六歲了，有一天突然問父親，老這樣練太沒勁，得有些真人參加才行。父親就說那你能動員幾個同學最好嘛。於是經過兒子出錢「招聘」，還真來了幾個臨時「演員」，父親一看，還行，兒子找的女「演員」還算有點「靚」。管吃管住這是自然的事，父親掏腰包一天就是幾百元。別人嘲笑他傻，這父親說你們才傻，我現在投資，將來兒子有朝一日當了「張藝謀第二」時，錢算什麼東西？一年不掙回幾個百萬就不是大導演！兒子也很賣力，天天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幾個女「演員」導演，常常到很晚時間。突然有一天父親覺得到兒子回屋睡覺的時間了，於是來到「導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著身子與一位同樣光著身子的女「演員」摟在一起。父親氣急敗壞地將兒子從地上拎起來，說我嘔心瀝血培養你當導演，你他媽狗日的小小年紀不幹正事，盡給我丟臉呀！兒子嗡聲嗡氣地說：我沒有不聽你的話呀，不是都說要當好導演，先得學會睡女人嗎？這個父親氣得差點沒昏過去。

另一位家長發言道：「七十年前的1929年12月，毛主席在所作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里就早已傳授過教育方法：1．啟髮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后次複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說到這裏，這位家長搞高嗓門說：「我補充兩點：11．要利用計算機；12．也可以抽空看些電視節目。」

我想這一幕一定很美，如果孩子們看到后也會很感動的。只是這樣的家長會太少了，幾乎是不太可能出現的。所有的家長會都變成了渾身上下充滿火藥味的老師和校長的無休止地動員研究和出謀劃策的戰術動員。難怪學生們說有的校長和老師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家長是法西斯的幫凶。

問：怎講？

那應該是個神秘的地方。走進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學校時，我猜測著校長是不是願意接受我這個帶著「有色眼鏡去看神童」的特殊來訪者？不想，倪振民校長一談「身世」，我們馬上成了「自家人」——當年他插隊的地方，就離我曾經干過不少年農活的鄉村不遠。一種天然的親近，使我有機會比較客觀和真實地對中國現存的「神童」現象作出相對準確的結論——我真的很感謝倪校長，他的大智若愚的學者風範使我獲益匪淺。

人為的製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國其實是個很泛濫的現象。據說目前在北京幾家電視台「寄生」的編外節目製作人大約有上千人，而他們每人手下的「學生」少則十幾位，多則上百位，也就是說北京城裡的幾家電視台外圍至少有萬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電視台的大門或者北京電視台的大門給自己留出一條縫來，並期望在某「大導」的提攜之下一鳴驚人，紅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藝部的一位名導不無苦惱地向我訴說，自從他當了文藝部節目的主審后，就時不時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們，說不定某個小報就出來一篇文章把你損得有苦難辯；你要是理吧，他們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纏著你，說是向你送人才來了，把一個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說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愛好藝術，如何如何的有靈氣，又如何如何的嚮往影視藝術。有錢的，開口便直截了當地說開什麼價都行，只要讓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樣演部戲。還說趙薇算什麼？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強幾倍。沒錢的也一樣慷慨，你大導演只要能讓俺孩子演個角色，哪怕在鏡頭裡露個臉，我們全家給你做牛做馬都行。有一次我實在被一對父母的執著所感動，同時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確實可以，便有意讓她在一個小節目里試著演個小角色。哪裡想到，這位自報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來字的台詞讀錯了五六個地方。我說你這個文化水平以後怎麼進大學呀？她說藝術院校主要是考藝術專業，文化課成績不是主要的。我一聽就跟她急了，誰告訴你的？你以為現在還像前十幾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進藝術院校？美得你！現在，人們都以為唱一首歌，演個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揚四方、財源滾滾！這是天大的誤導！中國現有專業影視人員不下一兩萬人，每年又有數百人從大學畢業，能在影視屏幕上閃閃發光的也就是那麼二三十個，加上紅火的歌手、樂手和其他藝術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們熟悉的大牌名星幾年沒戲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趙蔽同班同學和比她高几屆的電影學院表演系的學生，在影視圈裡打雜的也有的是。」這位有責任感的藝術家的一番話，足以讓沉浸於明星夢的人們清醒了。

白天德本來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人民教師，而且從他的文筆來看，他還可能成為一名不錯的作家，然而現在他什麼都不可能是了，連寶貴的生命都將無情地被剝奪了。像他這樣因高考而遭受飛來之禍的人並不少，但願那些置別人于死地而為自己營私的人能良心發現，免得哪一日遭遇報應！

惴惴不安地度過了兩天，第三天早晨，父親帶著滿身的泥濘冒雨趕了回來，褲腿開了大口子。看到父親的臉，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他此刻的表情。父親滿面疲憊，說話時盡量避開不看我，但那偶爾一瞥，飽含著父親對兒子獨有的關切。

問題當然還出在教材內容的編選缺少科學性和合理性上。權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編輯室主任顧振彪這樣分析道：

中國已經走過了五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幾代人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僅僅是一瞬。但歷史又常常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時代的某些行為，使得航船出現巨大的傾斜。由此我們設想，從我們已經深感「標準答案」之危害的過去十幾年，到今後仍繼續進行如此嚴酷死板的應試教育，那麼我們中國就會出現兩至三代人的創造力與獨立人格的毀滅。而這未來的二三十年將是人類比任何時候都要快速發展的時代，當別人已經教孩子們如何通過網上搜尋去佔有資源與財富時，我們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鐵杵磨成針」，這之間的差異將註定中國被人吃掉的日子不會久遠了。

也許在今天這個數字化時代，拿筆杆子的文人已經被貶為低智能的一類人了，但我們惟一自信的是我們在文字方面的能力還可以與別人比試幾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們惟一的優勢也已失去，可以寫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連一個中小學的語文水平都不過關。

有一次開家長會，一個他不認識的學生家長激動地叫他老師。原來，這位學生家長是他50年代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家長對老師的恩難忘，憶起當年事情時感慨萬千。馬文奇告訴學生家長，孩子的語文不太好。學生家長也很苦惱，不經意說出的一句話讓馬文奇幾個夜晚難以入眠。學生家長說：「馬老師，怎麼學的還是那本教材啊！我當年的學生筆記丟了，如果不丟，讓孩子看看，一定會考好的，這孩子就是記筆記不認真。」

答：因為高三畢業后又念了兩年復讀。同學們說我是「高五生。」

我不知在中國還有什麼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學的話題更能引起百姓的關注。在我漫長和眾多的採訪過程中，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他們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許多沒有答案的問題，使我深感問題的嚴重性而不知所措。我的高中班主任張偉江老師，現在在上海市當教委主任，而現在成為他頂頭上司的國家教育部部長陳至立就是從上海到北京來的。張偉江老師和陳部長過去就是熟人，他比誰都清楚，陳部長自當教育部部長后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步子夠大的了，但張偉江老師依然告訴我，有些問題需要「問天」，並非主管部門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決得了的。

「未來的社會，什麼都可能發生，我們可以與別的國家的人一樣去登月球，可以一樣建立自己的導彈防禦系統，然而我們則不能用同樣的意志與精神去戰勝別的民族，因為我們的人文知識早已枯竭，那些語文課本里的東西害了我們整整幾代人……」

對現實生活淺薄的認識、新聞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誤導，使相當多的一部分學生和家長產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錯覺，因而在培養大學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現了許多無謂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經到了打開這一誤區的時候了。

我哭笑不得。

這個女孩子講到她學校和她同學的事時就哭了起來：何老師你不知道，我們學校是個不被人看得起的專業學校，就是因為它的專業現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們當時參加高考時老師說的話叫「冷門專業」。就是現在社會上根本用不著或者隨著以後的科技發展，這樣的專業就要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的發展一日千里，但我們國家的高等教育改革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一些已經落後的專業和該淘汰的學校不僅沒有被淘汰，反而一直保留著，用於培養一些畢業就找不到工作的學生。可就是這樣的專業學校，它的存在卻起著另一種作用：滿足了一部分高考上成績不理想又想圓大學夢的人。這女孩子說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會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沒有多少興趣來念的大學。」女孩子說我到這樣的大學好在我家裡供得起，等以後有機會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學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學是因為高考成績不高且家裡又窮，所以報考了這些「冷門」專業大學。「冷門」的大學容易進，但進來后又出現了另一種叫人看后「渾身發抖的冷」——就說我們班上的一個同學吧，她是廣西的，家裡只有母親和一姐一弟，她說她不是屬於超生，當地的計劃生育政策不像城裡那麼嚴格，允許一定的寬鬆幅度。一個農村家庭里如果沒有幾個壯勞動力，不僅種地會碰到困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會常常受到別人的欺負。這個同學考上大學后，母親希望女兒能走出山村，日後有個前程，但因為窮，只能在女兒上北京念大學時從米缸里取出一筐雞蛋，說娃你對老師說我們家裡不是不想交學費，實在是拿不出能換錢的東西。城裡人不是愛吃雞蛋嗎？你給老師送去，求求他們讓你進學校讀書。這位女同學還真實在，把母親的話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雞蛋背到了學校，報到那天她在交學費時真的拿出那一筐雞蛋，當時有五名學生處的老師在現場辦理報名手續，她就每人送五個雞蛋，然後再向每位老師鞠三個躬，嘴裏一邊念叨著請求學校收她上大學。那一幕讓當時的老師們全都揪著心流眼淚，幾位老師一商量，說這孩子一定要收下。後來他們把情況彙報到校長那兒，校長一聽就急了，說好啊，你們做好人把不交學費的孩子都收了上來，我這當校長的怎麼辦？我日後拿什麼給你們發工資搞待遇？又怎麼給學生把應該上的課上好，準備應該有的教學設施？下不為例，不交齊學費的不能同意入學，有困難等調查清楚后再決定給誰免給誰不免學費的事。校長發了一通脾氣，其實他的「下不為例」已經說了好幾次了，老師們知道，他校長本人就是個「菩薩」，要不我們學校那麼多不交學費的同學怎麼都進了校門？

同時，女兒自己也想了不少辦法，比如她利用一個星期兩小時為比她小的同學做家教。她自己的學慣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掙來的錢買的。白先生很自豪地從一個打好包的紙箱里取出幾個不同的書包和筆盒給我看：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錢買的。

問：報出你的姓名。

我到南京採訪幾位「落榜生」的家長，他們一上來就像要吃掉我似的嚷嚷起來：你們北京人跟上海人不就是憑著皇帝旁邊官大權大，啥好事都你們佔著，嫌不嫌脹肚呀？你們的孩子可以上大學考博士，金榜題名，光宗耀祖，我們的孩子就該當工人階級，為你們「知本階級」壘石鋪路？憑高考錄取這一條不平等，呸，我就看不起你們北京人上海人！

第四階段（1961年至1965年），先後有過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課本。這套課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養讀寫能力，選文力求規範，工具性較強，但缺點仍然明顯，即實用性少，編排也不具嚴密性、科學性。

在「黑客」盛行的今天，我們借得王永勤先生整理出的他的學生的「心聲」，請所有的老師們聽聽孩子們是怎樣「願意做老師的朋友，喜歡老師的微笑」的高三年級學生：

有人再問這位農民「校長」：你把女兒培養成「神童」了，她進了大學又能怎樣呢？他理直氣壯地回答：我沒有想過她上了大學以後會怎樣，但重要的是她比別的孩子提前好幾年上了大學。中國的家長對子女們能有什麼願望？不就是希望他們上大學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經做到了。

第二位是河南王光明先生，他現在在一家計算機公司當老闆。王光明本來是學文科的，到了大學畢業后才改行的。他改行是因為那年高考錄取中遇到了一樁幾乎讓他毀滅生命的倒霉事。王光明參加高考是在80年代中期，那時高考已經相對規範，但競爭則比開始幾年更激烈，特別是像河南這樣的高考大省，每年的高考就是幾十萬考生的一場生死大戰。王光明是其中的一名考場士兵。他報考的是河南大學中文系。河大在河南學子心目中算是聖殿般的地方，誰要是能考進去，就意味著畢業后可能到河南或者鄭州的省府、市府里當幹部呀！王光明考得不錯，考分高出河南大學錄取線30多分，母校的老師都為他高興，因為他所在的小山村裡能考上河南大學就算「狀元」了。然而，王光明沒有等到河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卻等到了第二志願的外省一所師範學院的錄取書。其中的問題恰恰出在普通人並不了解的這個鐵幕後面。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魯區李林中學報名參加考試，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應（平魯區教委黨委書記）為保證其子能上大學，便通過李林中學建檔教師趙建華提供的檔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別名）戶籍證明、畢業生證書在區招辦報了名。由於具體辦事人孟山森把固旎嚴，沒有核對考生照片是否同戶籍等有關證件相符，使得內蒙籍替考生順利參加了高考，成績535分，被山西醫大錄取。

這是為什麼？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比外地低出一大段！低出100分左右！

身為多年老師的馬文奇覺得一下子被這句話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語文筆記，可以幫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績，那我們到底在教給孩子們一些什麼東西呢？

雖然這種企圖借高考為個人私利大撈一把的敗類們，早晚總會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法律雖然可以斬斷那些伸向高考的「黑手」，但卻難以撫平一顆顆受傷的心靈。

答：在地鐵搶過兩個北京女孩的包。

鄭彩雲，原朔州市朔城區一中1998年應屆畢業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報名參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報名接近尾聲時，其父鄭某持鄭彩雲的戶口和其它有關證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該城區二中，以鄭彩雲的名字報名。二中具體辦理報名工作的謝萬紅在未核對有固炷料的情況下，按二中高中應屆生對待接受其報名，並給辦理了高中學生檔案。替考者成績567分。就這樣，真鄭彩雲以「假鄭彩雲」的考分被山西醫大錄取。

想不到學問不深的白先生說出了如此動聽的警世之言。

時間過得很快，當白先生又一次將五千元學費交給那「導師」時，對方告訴他說下個月要帶學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約十天時間。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個實習機會。不過臨出門那天，他教給女兒出門在外的幾個「注意事項」。天真爛漫的女孩哪知父親心頭的擔憂，只顧點頭，卻並沒在意老爸那雙眼裡隱藏的幾多憂慮。

第三階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編寫的語文課本，初中高中各六冊。這套課本選材面廣，課文按思想內容組成單元，語文知識短文穿插在各單元之間，但課文總數過少。後來在1959、1960年重新對上述缺陷進行了修訂，可是單元的編排方面缺少計劃性，同時語文訓練也不夠。

也許是我恐懼於每次回家向父母要錢時的痛苦，在勉強堅持一段時間重新讀書後，我平生第一次違背了父親的意願，自動退學了。父親沒有九_九_藏_書為我的退學責備我。不久，上面來招工，我便成了工廠的一名合同工。

報道之三：安徽消息，大別山某校老師，因為一個學生的作業做得潦草，便令罰做一千遍，並且必須在當天完成。這個學生在做到三百多遍時，已經眼花頭暈，但老師堅決不讓他休息和吃飯。該學生硬是做到六百多遍時，昏倒在桌上，老師看到后，氣憤地走去潑了一碗冷水，訓斥學生不許再偷懶，否則再罰一千遍。就這樣，這個學生不得不繼續做題，直到最後不知人事……老師第二天還在教室里對學生們說：誰不認真做作業，某某同學的下場就是你們的榜樣。

又是一起惡性|事故：一位河南籍歹徒乘主人不在家，撬門啟鎖，竊得室內財產外，有意把不能帶走的家什砸了個稀巴爛，犯罪分子明顯有報復心態。這是為什麼？犯罪分子肖某與戶主絲毫不認識呀！

1999年11月中旬，我來到了如今全國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學預備班的蘇州中學調查。這也是我作為蘇州人第一次踏進這所從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聖的中國名校。吳江橋下古運河畔的蘇州中學，也許是今天中國幾萬所中學中建校時間最長的中學了。1035年，四十七歲的北宋大文學家范仲淹到蘇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裡轉了一圈就選定了一塊建宅風水寶地——南園。「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風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連連稱道。然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處風水最好，與其吾家得此富貴，何不在此辦所學校，讓天下讀書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貴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將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請求捐地建學，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從此蘇州有了學校，「甲于東南」的吳學也由此開始，並一直沿襲至今。范仲淹捐地辦學的故事在江南廣為傳頌，而作為建於此的蘇州中學雖幾經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間卻始終未移過南園寶地一步。至於這裏出過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謂不計其數。我只知道僅二十世紀百年間就有孫中山的大秘書陳去病、語言學家呂叔湘、國學大師錢穆；史學家呂思勉、教育家王國維。葉聖陶、政治家孫起孟等一大批學者都在此執教過。在名師熏陶下的蘇州中學，莘莘學子中人才輩出。當代名人史學家胡繩、顧頡剛、教育家匡亞明、科學家錢偉長、文學家于伶、嚴辰、陸文夫和國家女排教練袁偉民等都出師南園寶地。僅蘇州中學出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這個數字與北京大學現有的院士數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蘇州中學在最近的二十多年裡，還為國家教育事業擔當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即為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輸送少年大學生，是名符其實的「神童」的搖籃。

「教材編纂上的問題是中國語文讓人最傷心之處。」這幾乎是所有專家和學者們共同的「痛恨之處」。

從此以後，白先生決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養女兒身上，他心中有個強烈的願望，那就是把從離婚老婆身上失去的東西，從女兒未來的光環中追回來！白先生本人對藝術一無所知，但他起碼知道兩點：一是女兒的學習必須好，二是女兒的藝術才能必須得有專業人士指導培訓。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嚴格要求女兒上好每一天的課，做好每一道題。後者他可以通過高薪請人達到目的。為此，白先生憑著強壯的身體，身兼三職，每個月賺回兩至三千元來完成對女兒的培養。就這樣，白先生帶女兒度過了小學六個年頭。要上初中了，孩子未來的路怎麼走，這可是個大問題。

在我心中，教師應該是這樣的：首先要和同學們成為朋友，願意聽取同學們的心聲。然後不要當面批評同學，因為每個同學都有自尊心，也就是要面子。還有，講課時要幽默，上課時會開玩笑，因為上課時老師只講課，同學容易走神。最後，不要總是找家長，我想如果您們好好和同學們講道理，他們會聽的。親愛的老師，我們真心希望您和我們是好朋友。

作家莫言的女兒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寫入作文之中，等老師閱后女兒拿回家給他看時，莫言臉上現出了慚愧與怒氣：我的作品沒有一句不是病句！

馬文奇老師不明白，校領導只是開口閉口地提到教委和學生家長，為什麼不真正考慮一下學生呢？他們所學所用以後在社會上發揮什麼作用，為什麼沒有人來關心一下呢？

由於「大官父親笨兒子」總是存在的，於是該操心者總是層出不窮。而且現在有權人比過去那些「遞張條子」、「走個後門」的老一輩腐敗者來說要會用權得多。你這兒不是不錄取嗎？那好，我到他那兒——他那兒的錄取分數線比你這兒低三五十分哩！說不定還能進「重點」。於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個月，那些省與省交界之處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著為鄰近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的公子、閨女辦遷戶口手續！這樣的「通力合作」兩方有利：一邊解決了難題，一邊「引進」了人才且還有很豐厚的額外財政收入。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風，如今就像我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那種情況：上面大喊反腐敗，下面腐敗之風卻非但絲毫沒有收斂，反而貪污受賄的數額越來越大，頂風作案者層出不窮，這可能是當今中國的一大特色。1999年「國考」剛剛結束，震驚全國的一南一北的兩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龍江望奎縣二中高考十六份雷同卷牽出二十二個涉案人，主管副縣長、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長及考場教師，全套人馬一起上陣作假舞弊，實屬奇迹！南邊的廣東中考中發生考題泄密大案，幾個校長為追求升學率，相互勾結，串通一氣，造成兩萬六千多名考生重考的「國考」大案。這回廣東清遠的中考大舞弊，多多少少也使曾幾度瘋狂的該省某些地區高考頂替冒假的「小魁首們」有些小巫見大巫的感覺，著實暗地裡歡欣了一番。

原來是這樣。從這個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寫《落淚是金》時沒有采寫到的這所學校，其實比我自認為或者在教委、團中央那兒掛上名的農大、林大、民大等這些「貧困學校」還要貧困呢！這個女孩子的學校是所專業很偏的大學，在北京這樣著名學府雲集的地方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女孩子聲明說最好別在文章中說出她的學校的名字和自己的專業來，我當場答應了，因為貧困學校和貧困生都不太願意公開自己的「隱私」，他們有幾怕：怕別人知道後學校以後招生就難上加難，生源不足對學校來說意味著窮上加窮，或者可能會走到關門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學就是這樣，他們總共只有兩千多名學生，結果由於貧困生大多，學校背不起幾百萬元的沉重負債，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已被這所學校的叫苦搞怕了，說乾脆你們別辦了。那學校的校長剛把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職員工透了一絲風，學校立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師集體跑到政府那兒去請願，說誰要關我們的學校，我們就上誰家去吃飯。哪個政府不怕學校鬧事？於是這個省的負責同志把「散布謠言」的人狠狠地批了一通，並立下規矩：要是誰再說那個學校窮誰就下崗。另外，團中央讓我寫《落淚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傳而獲得過二十多個人贊助的書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學生也還不是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嗎？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但我已無力再出動接受它的洗禮。我突然記起，那年暑假的勞動並沒有掙到一分錢，那場罕見的秋雨毀了所有的灰窯，楊樹葉並未枯黃就落了，是秋雨後那場突降的霜凍促成的。

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總司令」、我國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之一的陳獨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以後死的陰影就時常籠罩在她的心頭。幾個小夥伴在一起便時常訴說著各自讀書的艱難，討論著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死後感覺怎麼樣。有一次，幾個小姑娘在一起算了一下賬，現在讀小學三年級，如果到高中畢業，還有整整九年。天呀，九年時間要考多少試，做多少作業，要挨多少打、罵和批評呀。開始她們想到過逃學，到處流浪，哪怕拾垃圾也比讀書輕鬆。但叉聽說沒有家的小孩會被壞人裝進麻袋運去賣了，還有可能被挖掉眼睛，那樣不更痛苦嗎？小姑娘們感到茫然了，熬下去吧，這樣讀書實在是太累太累，去走那條「惟一」剩下的絕路吧。

這就是理由！狼吃小羊的理由！僅僅是為了自己女兒的就業，便毫不客氣地斷送我的前程！

其實，孩子上學僅僅是一方面的開支，白先生要負擔的遠遠不止這些。京城的藝術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個好的老師可以一夜間把自己的學生捧上天，找不到門道，轉一輩子恐怕也不一定進得了藝術殿堂的門檻。白先生來北京時間一長，便多少知道些「圈裡」的事，為此他給女兒設計好了幾套成才方案，先是練習聲樂和舞蹈。這兩項基本功據說是未來女明星們必須具備的條件。白先生想要讓女兒成為最紅的明星，自然要找最傑出的老師。

《今日說法》持人最後說，此起民事官司，雖然原告劉瑤勝訴，但作為這樣的民事案件，它給我們很多反面的啟示，那就是：藝術明星這樣的人才，並不是靠簡單的人為包裝培養就能實現的。主持人提醒廣大學生家長，不要在培養子女問題上出現不合人才培養規律的錯誤做法。劉瑤的「明星夢」破滅的節目播出時間正好是新千年前夜。這件事永遠留在了過去，但「劉瑤現象」在當今社會還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說明：中國目前每年約有二十多萬青年在影視圈內淘金，其中女孩子佔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說約有十六萬女孩子在等待著哪一天會像趙薇一樣被「伯樂」發現和重用。也許平時我們確實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來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長為了兒女成才，不斷地製造著無數神話和離奇故事。而今確實由於許多所謂的「明星」帶給本人及家庭豐厚的物質與榮譽，因而使得無數夢想一夜之間改變命運的家長與青少年們，對明星的崇拜與追求，變得越來越瘋狂。

我們對恢復高考二十二年來多少人走進了大學門有過精確的統計，但誰也沒有對每年數十萬、幾百萬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過非法手段走進大學這所聖殿的情況做過統計，當然也就沒人關注過那些本該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卻被種種腐敗和醜惡現象所剝奪了的人又有多少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國人必須經歷的「年度戰爭」，在千萬考生和幾倍于這個數字的家長們，竭盡全力跨過「獨木橋」的時候，也有人用出賣良心、出賣黨性甚至出賣肉體所聯結的黑色人造梯子越過了「獨木橋」。有位採訪對象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他現在的女兒在去年也參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兒兩人都不同程度地被這種「黑色人造梯子」從獨木橋上掀翻過。當年他被掀翻時還有原因可解——他在插隊時雖然已是黨員先進分子，公社革委會也將他作為知青的代表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但後來到了縣上他就被刷了下來。半年後聽說是一位副縣長的女兒取代了他。「當時我真想自殺，真的。農村的生活實在太艱苦了，我不隱瞞自己在插隊初期拚命表現積極有些是投機行為。」這位如今已在國家機關任「局座」的老兄不無坦誠地說道，「那時哪個知青不想離開農村回城？可路只有兩條：一是頂替父母回城，二是爭取被推薦上大學。現在覺得工農兵大學生不吃香了，但那時誰能進大學都是做夢的事。我那時有過被走後門擠下獨木橋的痛楚感受，萬沒想到的是當我女兒考大學時，這種醜陋的社會腐敗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單個人塞塞紙條、走走後門要嚴重得多！

我無意也無力再去追究什麼，只希望那位副局長的女兒沒有辜負我十年寒窗的辛苦，一直堅守在「教師」這個我難以企及的崗位上，並且做出不菲的成績。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敗。小官也有小官的辦法，可別小看啊！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側擊問孩子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孩子說沒有呀？於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接著上課吧。

父親當時還沒有從「右派」的陰影中徹底解脫出來，雖然在家像只虎，但在把握自己命運的局長大人面前不得不做只小羊羔。

《盲點》一書中舉例說的馬文奇是一位普通的語文教師，1954年走上講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而他對教材的感嘆，便不僅僅是失望了：

用放大鏡看完了語文教材和高考語文考題的幽默劇，再回頭想想孩子們為什麼不願學語文，和今天我們龐大的國家，越來越出不了能寫優秀作品的年輕人，是不是與此也多少有點關係？想想今天影壇、歌壇、電視台里那些膚淺不堪的「流行與時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樣與我們多年來的語文教學有關呢？

原因有兩大方面：一是由於中國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兩大城市，雖然北京三十幾所國家級的大學面向的是全國，但北京作為首都，人口的控制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長期政策，因此，那麼多大學每年總是把相當高的比例名額留給了今後不用為進京人口指標煩惱的北京人。如1998年清華大學總招生為兩千三百五十名，原計劃在北京招生三百四十六人，后又擴招了一百名，可清華在江蘇、湖北等生源大省投放名額僅為一百二十人左右，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而江蘇、湖北等省的考生人數卻是北京的幾倍，如此一進一減，使得北京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更加明顯。其二是北京、上海這幾年在初中升高中時，對生源進行了大量分流，職高、技校全面開花，真正升普通高中的只有四成。如1998年，北京的高中畢業生是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四萬零一百九十五人，而像湖北這一年的高中畢業參加高考的，就達十五點四四萬人，是北京的三點三九倍，可最後錄取比例則遠遠低於北京。

「親愛的叔叔們，我時常聽你們說憎恨網上的『黑客』，然而你們可知道，在我們學校，『黑客』天天在襲擊我們。他們道貌岸然，他們彬彬有禮，但那是在他們歡喜的時候，或者看到了他們滿意的學習成績、了不起的名次排序時。我們無比憎恨這樣的『黑客』，因為他們的權威無法使我們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從，結果將是我們細嫩的皮肉受盡蹂躪，或者天真的心靈被毀滅。救救我們吧，大哥哥大姐姐們，把你們克制病毒的本領教給我們，即使將來用我們全部的生命與努力作抵押……」這段署名「21世紀新網友」留在一個不起眼網站上的話，是一位知道我正在寫高考報告的網友特意為我摘下的。也正是這位「21世紀新網友」的吶喊，促使我必須在本書里寫進關於教育戰線上的「黑客」問題。

1999年的北京電影學院因為《還珠格格》和學生趙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時簡直空前熱鬧，著實讓學院的知名度「實惠」了一番。本來表演系只招三十來個學員，後來報考者多達四千多名！我一個親戚在電影學院工作，他告訴我當時招生的場面之壯觀、之熱烈，聽后真讓我感到我們這些夢想當明星的家長和孩子們太值得敬佩了。

於是，我只好代百姓慟問蒼天——

問：這個分應該到錄取線了吧！

「但，在升學率的高壓下，我們有苦，我們尤奈，我們實在拿不出別的法子。」法庭上，一位向學生施威的老師哭喪著臉，抱怨道。可笑和滑稽總是充斥著我們這個社會。

她那張稚嫩的小臉時常掛滿憂鬱。她對要好的同學說，在家裡要當優等生，而在學校寧願當差等生。

馬文奇老師的回答是想讓學生們多接觸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結果，這句話成了一條更大的罪狀，馬文奇老師因此被打折四根肋骨並被關進了監獄。

這一天她們照樣上課，做作業，回答老師問題，一個個與往常一樣。兩節課後，她們又聚在一起，說是要試試看行不行，幾個人就到學校後面的一片桃樹下，選了一棵很小的桃樹，布條拴了好一會兒才拴好。可是誰也不願先試，還是老練的侯芳芳先來：「試你們都不敢，真死怎麼辦？」她一邊說一邊把脖子掛上去。誰知剛一踩空，樹枝「叭」地一聲斷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到地上。幾個小姑娘哈哈大笑起來。笑過之後，她們像沒事一樣，拉上侯芳芳收拾了東西馬上又去上課。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學來電話，是學生會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單位，她自我介紹是團委派她來請我去作一場《落淚是金》專題報告。「我們學校不少人看了您寫的作品，都哭了。真遺憾，如果何老師您當初也到我們學校採訪一下，我們不可以獲得很多社會贊助嗎？中國農業大學和中國林業大學不都獲得了幾十萬元的資助？他們比起我們學校來算什麼？我們的貧困生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

答：……

從他第一次教書到他重返講台再為人師時，時光一瞬間已流走了近三十年，可他手中仍舊是當年那本教材。他雖然因為想講點教材以外的文章而進了監獄，但他並沒有「認真反思過」。他再次向校方提出，在講好教材的前提下，他想給學生講點兒教材以外的文章，因為這本教材他已經教了近三十年，其陳舊感是不言而喻的。他感覺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他對這次提出抱有莫大的希望。

1955年 　早上起床穿衣服 　毛主席、工人、農民

「導師」眼睛一亮：行啊，說好了，我不付一分錢喲？沒錯。白先生保證。

我並沒有哭。只是一頭扎進冰冷的雨中，任憑刺骨的秋雨把我澆透。

他說有位廣州來的母女倆，前兩年曾來過電影學院報名，但因為沒有考上，老師有意無意間說了「這孩子還是有些靈氣的」，高中畢業的女兒本來可以考進一所文科類大學，也因此放棄了高考，母親原來在一個公司當出口部經理也不當了，她說把女兒培養培養，以後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幾萬元，一年接上三五個電視片，百八十萬元還不像撿似的！為此，母女倆在廣州請了幾位專業教師當家教，天天訓練，花出多少錢不說，光那間原來當客廳的四十多平米房間里的地板都磨薄了兩毫米。當她們第三年出現在電影學院時，老師對那孩子的結論仍然是「有些靈氣」，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門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當母親的也不幹了，責問老師憑什麼不錄取「有靈氣」的孩子？老師被問急了，說我是怕傷了你們的心，才這樣說，可『有靈氣』的孩子並非你們家一個孩子呀！你們看看來報考的孩子中哪個沒有點靈氣？再說『有靈氣』的孩子也並不一定就適合我們學校的招生要求呀！電影學院的學員還需要其它很多條件，比如文化課成績，藝術潛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親拉住老師的手追問道：那你再說說我們孩子到底哪個方面有問題？老師連連擺手，說我哪敢再給你說？要真說了你回去又花幾十萬元請人培訓，如果還是考不上，那時候你們不把我給宰了才怪。那母親大怒，順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師頭上砸去：你以為我現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們好苦，光賠進的錢就是幾十萬元，還有要不回來的幾年時光！

問：高中生？

答：沒錯。

女兒就這樣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對頭，因為那「導師」在給他女兒上形體訓練課時，怎麼兩隻魔掌總是在孩子上身亂摸！

最近國家公布的我國21世紀教育規劃中指出，2010年全國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達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目標（現在是百分之九左右）。其實，北京、上海現在的高考錄取率早已超過了這個比例的幾倍，遠遠走在了世紀發展的前頭！然而北京、上海的超高比例，則更加說明了別的省份的比例之小，那麼這種差異到底為什麼存在？為什麼有這種差異？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陽光下所有考上大學的人們臉上都充滿發自內心的金色笑容！我想會有這一天。

有一件事我以為非常典型他說明校園「黑客」的危害。一本叫《盲點》的書中列舉了這樣一個事例，1992年11月16日這一天，某地一個偏僻的山村發生了一件令全村人驚呆的事：五個女學生（三個九歲，一個八歲，一個十歲）集體上吊自殺。報道如此說——

於是，白先生作出了一個令很多東北人稱道的選擇：辭職陪女兒上北京讀書。

問：年紀輕輕，不能做點正經事？

他於是打報告給校領導，想講一些教材以外的文章，這在當年無異於驚世駭俗，得到的答覆是：講教材是老師的義務，至於講其他是絕不允許的。他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照本宣科，老老實實他講教材，雖然，從那時他就開始有些厭倦這本教材了。

侯芳芳的父親是國家幹部，70年代未由學校分到這個小鎮工作。與本鎮一農村姑娘結婚後，生下一女一子。農民出身的侯父，深知在這山溝里於農活的艱苦和得到一個工作的不易，要跳出「農門」的出路除了讀書還是讀書。「望子成龍，望女成風」，夫妻倆把所有的心血都傾注在這一對兒女的學習上。芳芳愛學習，接受能力強，在父母的輔導下，還未上學就已把一年級的課學完。從一年級到三年級，成績在班上總是居第一，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還擔任了班幹部、少先隊中隊委。遺憾的是芳芳的弟弟對學習毫無興趣，靠讀書成才希望渺茫。於是，芳芳成了這個家光宗耀祖、跳出「農門」的希望，也成了父母在人面前炫耀的「金牌」。為了讓這塊「金牌」繼續發出光芒，達到父母的目的，父母給她定了嚴格的「家規」：考試成績必須雙科100分，下午放學4點20分到家。年年還得評上三好學生。達到這個「標準」不容易，哪能每次考試都是滿分呢？為此挨打也是常有的事了。她常把自己和弟弟相比，產生了受歧視、受虐待的感覺。她對同學說：「我要是個男孩就好了，這樣哪怕成績不好也不會挨打了。」

第二階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學、漢語課本是在建國后第一次對語文課本內容的改革基礎上形成的。初中六冊，高中四冊。相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文學教學體系，選文絕大多數是名家的名作，編排方面也比較靈活多樣，但由於過分強調純文學教學，忽視了作文教學，也忽視了一般語文能力的訓練與培養，而是按照文學史系由古到今的編排方式，違反了由淺入深的原則。

但北京的「聲音」最終並沒有錄取王大林的女兒上大學。為此，王大林懷著一腔困惑，在那年其他孩子都上了大學時，他開始進京上訪。可是從教委聽到的「北京聲音」仍然告訴他：你的孩子的分數進不了大學，因為北京和山東的錄取分數線不一樣！

答：怎麼沒關係？政策不都是你們北京定的嘛！

我想：那就是我。

說完她寫了張紙條留給老師，大意是她死後一輩子也見不到老師了，但她願意去死，這樣以後就再不會有人能打她。罵她、批評她了。她把紙條交給袁媛，就義無返顧地掛上脖子。當她在水管下面掙扎的時候，幾個小夥伴嚇得愣住了，繼而各自向自己家裡跑去。

1992年 　我是中國人我愛老師、我愛爸爸 　中國、老師、爸爸、媽

關於大學貧困生問題，國家想了不少辦法。但問題是我們國家畢竟是個發展中國家，每年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不說為了搞活國有企業每年幾百億幾千億地往裡填，不說為安置下崗職工又從總理的口袋裡掏走了數百個億，不說為科教興國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礎上給教育、科研領域加了上百億，不說每年國家為防災救急備上幾百個億，不說接二連三的各種不得不搞的大慶、大典，單單是每年國務院扶貧辦撥給貧困地區的救困費用就是好幾百億，我們還有龐大的軍隊，龐大的行政幹部隊伍……總之，每一條線都可以輕易地從總理的口袋裡掏走幾百億。國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銀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沒有拉動內需，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仍得不到根本性改變，國家哪有那麼多錢再為那些窮人家的孩子減免學費？大學擴招已經定為國策。擴招容易嗎？現在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的基本費用每年在一萬兩千元左右，而目前從學生那兒回收的錢僅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六百萬在校生計算，國家需要貼進三百多個億。這個數字已經夠讓總理費盡苦心的了，每次全國人大會議上總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實在是難為了腰包本來就不鼓的總理同志。現在又冒出個數量近百萬的貧困大學生，國家從這些學生身上幾乎回收不到幾個錢，一百萬人又得讓國家貼進一百個億，難啊，國家的當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難處。

問：還於過什麼事？

與父母的一次口角，可以離家出走；一次不順心的管教，可以向父母舉刀砍去；個人利益受到稍稍的損失，就會大鬧天宮，折騰個翻天覆地……所有這些心胸狹窄、無情無義、殘忍可憎的種種表現，難道不令我們反思今天的高分低能對整個民族的危害嗎？為了實現每年的高考率，為了保證孩子能走過「獨木橋」，為了跳龍門的那一瞬間的躍起，中國的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到底有多少？

再者，借錢容易還錢難是一些人的習性，你不得不承認。中國金融方面存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前十幾年大批資金出銀行后再也找不回來。現在不行了，銀行收不回貸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飯碗。對大學生也不例外，你沒有擔保人給你作保，銀行就把臉別過去了。許多貧困大學生對擔保貸款一事意見很大，說這等於是在紙上給他們畫了一個餅，想吃又根本吃不著。我就收到過一個我採訪過的貧困大學生的信，她已經幾個月口袋裡沒有錢了，聽說銀行到他們學校里辦貸款的事，她很高興，可當銀行說必須有擔保人時，她無所適從了，因為在北京她舉目無親，找老師和同學們，大家說我怎麼給你擔保法？你再過兩年畢業了，你貸的款到時還沒有還，銀行找我怎麼辦？言外之意是誰也不情願當這樣的擔保人。這個學生把心中的苦處告訴了我，她說：「現在人與人之間沒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們一點也不相信我，難道我是那種賴著不認賬的人嗎？我可以用人格擔保呀！」我看后既為她抱不平，同時又覺得無可奈何。在商業行為和法律範疇里，「人格擔保」在我們中國好像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誰敢對一個並不是親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質的擔保呢？我叩問自己，想想也確實不敢，因為中國之大，人的情況的複雜，許多事能想得到嗎？辦好事得不到好報而反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貧出無賴」，此話雖有損廣大貧困者的心，但現實中確有這類人。對此，我想廣大的貧困大學生，也應該對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戲劇評論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說，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語文課里艾青的那首訪蘇詩。另一篇令他一輩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齡的《促織》。「老師突然把我叫起來背那篇課文，恰恰是我剛背過的，於是站起來就背，沒有打半點絆子。老師為此特別誇獎了我。現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兒，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屍于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九-九-藏-書復聊賴』這一節，我覺得他用幾句話就把人物情感表現了出來，真了不起。」

當父親找到教育局，囁嚅著詢問那位副局長時，得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句答覆：「你們工廠子弟好招工。」

在清華大學，我就遇見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生，他說他家在甘肅祁連山腳下，家裡有父母和哥倆，四個勞動力種三十多畝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湖住全家人的幾張嘴，這還沒算哪年老天爺不爭氣的日子。攤上有個災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還未必能湖口度日。就這麼個人丁相當旺盛的家庭，一年也拿不出幾百元的現錢。他說他上學后每年交學費就得三四千元，在清華大學上學每年交三四千元並不算多，可他說他家裡就是拿不出來。有一次老師讓他填家庭情況，他如實填了，輔導員後來就找他，說你家沒災沒禍的，又都是壯勞動力，怎麼你也要當貧困生呀？他說他怎麼分辯自己家裡確實沒錢，老師還是不相信，說學校里補助的那些貧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單親什麼的，你家裡什麼都是好好的，怎麼可能會把你划進「貧困生」行列呢？這位學生說我聽后覺得再也無法解釋了，可家裡就是這麼個情況，你學校如果讓我家拿出價值三四千元的糧食還有可能，但你讓我們家裡一下拿出幾千元現錢，天作證也是拿不出的。城裡不知道，咱農村特別是山區，地里刨出來的糧食要換成現錢，有時比我們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穫糧食還要難呀！我們現在很多城裡人或者官員們一點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實際生活，尤其是我們農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讀書，一年學雜費加起來也要四五千元，一個月吃飯與生活費總得也要二百多元吧，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萬元。我那可憐的祁連山腳下的爹和媽，還有兩個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學的這一萬元錢？絕對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華大學，全鄉全縣祖祖輩輩就我這麼個「狀元」，我不讀對得起誰呀？這就苦了我爹媽和哥哥們。其實我也很苦，老師後來看我實在拿不出學費，就減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個月飯錢和生活費夠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學里怎麼辦？恐怕日子就更難了。你寫過貧困生的事情，你應該站出來說真話，現在窮人真的上不起大學。

瀏覽目前的報刊，幾乎一談到「教育改革」，就會有大談「素質教育」的文章出現，這個口號實際上從80年代初高考走上正規后，國家教委和各學校便天天高喊不止。事實是，宣傳上的素質教育聲音越喊越高，聲勢越來越大，而實際狀態是應試教育的鞭子越舉越高，往學生身上越抽越厲害。

問：啥叫「算是」？

原來如此。原來我們中國的語文都已經進入了數字化「標準」操作階段了。然而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已經在徹底改變人類的思維形態和語言表達方式。

1989年 　我是中國人我愛北京 　中國、北京、我

這是個難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這天，白先生懷著對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對女兒未來的無限憧憬，住進了北京丰台區的一間農民房子。大城市規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學只能進私立學校，公立學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對此沒有怨言，他反認為北京就應該這樣嚴格管理，不過讓他不滿意的是北京私立學校收費太高，但為了孩子能上完中學，他忍痛把哈爾濱的三間祖傳老房子賣掉了，將所得的十二萬元的三分之二交給了孩子上學的那所私立學校。

康熙十年冬，在北國古塔一個寒夜，江甫名士吳兆騫萬萬沒有想到在流放十八年的荒蠻之地見到了好友顧貞觀，兩人抱頭痛哭。當下，顧貞觀對吳兆春許下諾言：五年之內，一定幫助好友重歸江南故里和恢複名譽。素有「驚才絕艷」之稱的吳兆竅感激之餘，寫下了一首充滿悲憤和生死離別之感的《寄顧舍人書》：

1995年，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做了一次實驗，讓該校當年的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入學的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國語文測試。結果測試的平均成績為63.9分。另一個結果是，學歷越高，成績越低。此次測試中，碩士生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自述》中的陳獨秀和吳兆騫兩位名士在科場拒考，使前者的後半生產生過輝煌歷史，後者則深受苦難。古人曰：科場如吃人的獸場。此比喻有兩種含義，一說舊科舉制度對考生身心的摧殘，二說科舉制度下，種種腐朽的勾當使廣大真才實學者深受其害。然而，今人也有這樣的話：自古考試森嚴，總有惡跡昭彰。

「目前辦少年預備班有很多困難，好多學校辦不下去是有客觀原因的，比如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對孩子入學年齡限制很死，這樣要在十三周歲前就能完成初中畢業學習並不容易，而大學少年班的最低年齡定在十五周歲。其二是少年預備班的投資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學校很難承擔起這樣的負擔。生源也是個問題，我們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報名，現在只有六七十人報名……另外，現在孩子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個人獨立生活能力不斷下降，高考又開始改革，以前大學少年班參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辦越難的因素……」倪校長坦言苦惱。

看，這就是中國教育中所謂的「標準答案」，原來是這樣游移不定，原來是這樣的隨意。

二十多年過去了，關於中國有沒有神童，大學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這些問題一直是人們關心和議論的焦點。而人們之所以熱衷於這樣的話題，就在於中國對造神運動始終情有獨鍾，它源於我們上一輩人對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熱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樣，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數理化方面有寧鉑般的超常能力，中國的各個階層的家長不免人人都有此心。這就使得「神童」們頭上的光環更加神秘。

例子太多了，我先後從這個月的報上剪下十幾條類似的報道，實在不忍心讓這些非人的殘酷例子叫讀者跟著受罪。據一家中小學教育調查信息機構提供的數據表明，每年發生的教師以殘暴的手段摧殘學生的案件不下百起，而每一案件所使用的手段與方法，大多都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在教師粗魯的專制教育下，很多學生的心理出現不正常，有人曾對東北三省的四十二所中學、六十所小學的三萬余名學生檢測，發現百分之三十二的學生有心理疾病。中國中小學生「學生與發展課題組」發布的另一則最新研究成果是：一多半的中學生認為學校的老師教育方法有問題，其中對近三分之一的老師「極不滿意」，「他們像電影里的壞人那樣對待我們」——學生們說。這個課題組還公布一個數字：高中生僅有百分之四點六三的學生是因為「喜歡學習」而上學的，換句話說，有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三的同學討厭學校的老師與老師的教育方法。在升學率和與之相關的提升與提職等因素的影響下，老師以極端手段對待學生，似乎已經在中國中小學里成為普遍的現象。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嬌艷，非常出眾。

瞧，有據有理，頭頭是道。

答：要是我生在北京，用得著去偷搶？早進了很神氣的大學了。不就是你們北京牛嘛，同樣的成績，你們能上大學，我們河南人就不行，我不恨你們北京人恨誰？哼，你抓我也不怕，只要出去，我還會專門犯你們北京人！我恨你們……張局長不再審了，心裏像堵了一團棉絮，說不出什麼滋味。在臨出審訊室時，回頭又問了一句：你真的很想念大學？肖犯：為了供我讀書，我爸我媽還不得不把一個弟弟給了別人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醫大的鄭彩雲、杜海峰、趙建康、李霖君和梁澤民五位假大學生。山西省招生辦考試中心的情況通報這樣披露：

1961年 　公社送我上學堂 　公社、學堂

初二年級學生：

答：咋非要做小買賣？我要做大事。

對死板不變的教材，那些教學時間長的老師們更有意見，只是他們中大多數人不願去捅破這層紙而已。

叉有一次，老師安排她組織早讀課，那些調皮的男孩子把她的書包藏起來了，她就憑著背熟的課文帶領同學們早讀。因有一句課文一時記不起來，引得全班同學一陣鬨笑，恰在這時老師進來了，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狠狠批評了她，說她驕傲自大，自以為了不起。她又委屈，又慚愧，哭著跑出了教室。

我按不同時間採訪過幾位在不同方式下的高考受害者，他們的不平與悲憤經歷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共同遭遇。

那場秋雨纏纏綿綿地下了四十多天。天放晴的時候，父親決定讓我復讀。那時已是10月中旬了。此後他曾為這事去了一次省城，但回來后一句話也沒講，家裡人也沒有問。

馬文奇看看眼前稚氣未脫的學生，覺得學生說的正是自己這麼多年想說的，他看看學生，無奈地搖搖頭，讓學生坐下，一言不發地拿起粉筆把「教參」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讓學生們認真地抄在筆記上，然後背熟，記牢。

現在四十歲上下的人都應該清楚地記得，當1977年國家恢復停止了許多年的高考，數以千萬計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書本，走進新奇而陌生的大學校門時，一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也以優異成績考進了中國科技大學，坐在了比他年歲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身邊。他就是名噪一時的神童——寧鉑。這位被江西冶金學院教師發現並向時任副總理的方毅同志推薦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兩歲半就能背誦三十多首毛主席詩詞，三歲能數一百個數，四歲學會四百多個漢字，五歲上學，六七歲開始攻讀醫書，並掌握許多中草藥，八九歲時已經能下圍棋、熟講《水滸》……「請科技大學去了解一下，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副總理大筆一揮，當年12月底，正值全國恢復高考第一年的最緊張階段，江西省招生辦派出要員，直赴寧鉑家鄉對這位神童面試，結果發現果真情況屬實。這寧鉑不僅在文學、數學、醫學和棋藝上才能超群，還有相當高的實際能力，主考老師跟他下圍棋三盤，老師輸了兩盤。考試結束后，小寧鉑還當場提筆寫了一首七律詩。

五年後的1681年，即康熙十五年，吳兆騫這位因涉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的「要犯」已在塞北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的江南才子，終因被康熙看中其橫溢的才華而被釋放。然而五十四歲的他，最後卻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夢魂縈繞的故里。

退休的馬文奇望著已經上了高中的小孫子在檯燈下寫作業，而孫子的教科書竟然仍是當年他所用的教材，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淚。這眼淚不應該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畢 竟是改革開放的年代啊！

當然她在學校還經常受表揚，每次評獎都有她的份。老師們經常把她作為楷模，號召同學們向她學習。別看是些小學生，他們也懂得諷刺、挖苦、奚落人，如果回回成績考第一倒也沒事，稍有一次失誤就會成為那些頑皮學生挖苦的對象，起鬨、圍攻她，弄得她好久都抬不起頭來。

難捱的日子在這漸漸瀝瀝雨中一天一天捱過。我從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灰白枯槁的臉，感到這沉悶的天空簡直要把我壓垮。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死寂的等待，我的心情壞到了極點。

當過文化部部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過尷尬：他做過幾次現在的語文試卷，結果成績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績是六十分，剩下的則是不及格。

可是對於我呢？我已是一個身患絕症、早已把遺書鎖在抽屜里的垂危病人，就連這篇短文也是我耗費了許多精力才完成的。我無視目前沸沸揚揚的「下崗擇業」，因為我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運用全部的精力來應付死神的侵襲。我最大的遺憾是自己今生沒有從事夢寐以求的教師職業，「做一個比父親強的優秀教師」，也真正成為我的理想之「夢」。

一直頗為「剛強不屈」的罪犯，突然嗚嗚大哭起來。

讀了這些樸實無華的孩子的話，我想，那些靠教鞭與懲罰手段的「黑客」教師們，該把高揚的教鞭放下了吧！學生們只希望您們對他們笑一笑，只要「笑一笑」，其它的「什麼都好說」。而且，您們不是常常自己感覺沒有辦法嗎？那就把學生們教給您的本領都用一遍吧！

這個家長會是「開炸了」，後來校長和老師們與家長們一起反思，比起毛主席說那些話時，我們的時代已經進步了許多，但對待教育問題上這些簡單而並不複雜的道理，為什麼我們一直弄不明白呢？為什麼非得把我們好端端的孩子逼成瘋子，逼成殘疾，逼成傻子，最後不得不拿起刀子來殺自己的家長和老師呢？

身為21世紀的教師，我想應有一個「全球戰略」，即應多吸收一些先進的教學手段及科學的教學制度，應加緊讓素質教育普及開，讓眾多中國學生從題海中解放出來，讓大腦不再成為一個被裝滿的容器，而成為一個將被創造點燃的火把。

進入預備班的孩子，用學校比較規範的話說，都是屬於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神童」。我特別認真地問倪校長：到底有沒有「神童」？他聽后笑笑。倪校長顯然是位嚴謹的人，他是這樣回答我的：「神童」這個概念在教育和科學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異是存在的，聰明與不聰明是存在的。他說他考察「預備班」的孩子時發現，這些孩子與同年齡的孩子相比，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坐得住」。

「行，怎麼不行。」信心十足的侯芳芳說，「電視上不都是用白布嗎？」

關於吳兆騫的惡運還得從頭說起。

嗚呼！為什麼？一位博士生說：我是學理科的，其實小時候我挺愛好語文，可後來從小學讀到初中后，讀來讀去就是那些死板的東西，初中的課文與小學的課文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無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再就是多加幾篇古文和外國人寫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興趣轉到了理科。

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再頑皮、再笨拙的孩子也會溫順和聰明起來了。

王大林沒有多少文化，也從沒有進過北京城，但誰能說他講的這些不是理？

他後來為此事跑到已經開了學的河南大學新生班調查過，從中了解到有幾個學生的考分成績在他之下，可人家為什麼就進了河南大學呢？王光明因此不服，把那張外省的錄取通知書往口袋裡一塞，獨自到縣上、到省里的高招辦，想問個究竟。那些高招辦的老師不是躲著他，就是用「屬於保密」而搪塞他。王光明就是不服，到省政府、省教委上訪，也有領導給他批示，可最後還是查不出到底為何他王光明沒被河南大學錄取。幾個月過去了，王光明一無所獲，那所外省的師範學院也因為一直沒見他報到而取消了他的學籍資格。

雨一刻不停地下著，堅硬的土質路面被浸泡得鬆軟，一擱腳就會陷進去。已經過了9月1日法定開學的日子，我依舊沒有收到任何消息，父親看出我的焦慮，安慰說，這樣的學校開學要晚些時候。

一個人選十萬人爭！可見中國人追逐明星夢多麼狂熱。

那麼中學的「大學少年預備班」的學生是怎樣招來的呢？蘇州中學在招收時，由中國科技大學與他們本校的老師共同組成主考委員會，開始是跑到各地去招收，後來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家長和當地的老師、官員都會主動給孩子報名。預備班的學生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年齡。一般來說不能超過十三周歲，同大學少年班入學年齡條件相吻合。二是初中畢業生水平，考生可不受是否是應屆生限制，但必須達到初中畢業水平，甚至是優秀的初中畢業生水平，這是為了下一步孩子們能夠順利地接受高中甚至比普通高中更深、更廣的知識教育作準備。通常《招生啟事》公布后，考生可以自己填寫報名，也可以由家長、學校、地方有關機構推薦，這是學校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由學校根據學生情況設置幾個考點，進行初試。初試採用筆試，考數學、語文、英語和理化，成績突出的再進行複試，其比例一般為4：l左右，能進入複試的則有很大可能進入預備班，如蘇州中學1985、1986、1987、1988年最初四屆的報考人數分別是一百四十五人、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三人和三百零五人，能參加複試的分別是二十八人、二十二人、二十八人、二十八人。這個比例好像有很大的人為性。倪校長證實了這一點，他說這主要是考慮他們每年只招收二十人左右一個班，「但從初試到複試篩選的比例是符合客觀情況的」。倪校長進一步解釋說，在複試后仍有一些學生被刷下來，如蘇州中學前四屆的最後招生分別是二十一人、十六人、二十人和二十人，寧少勿濫是他們最基本的原則。

為了考察「中國當代高考舞弊之怪現象」，我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錄製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點訪談》。在這個以「偷梁換柱，法理難容」為題的節目里，披露了這樣一件事：湖北省通城縣原招生辦副主任熊雲鶴在任期間，利用修改考分考號、冒名頂替等卑劣手段，將其親朋好友的子女送進學校，共作案十二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頂替的考生十五名。這一案件非常典型。熊雲鶴利用職權，使一些本來擁有上大學機會的學子身懷終生遺恨。他的行為，大可叫人生出「千刀萬剮方解此恨」之感。因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來滿懷希冀的青年男女，從此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甚而走上一條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當看到那位因人為「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涼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會憤怒詛咒熊雲鶴這個喝考生血的無恥之徒。

您們說過，21世紀是與世界的距離縮小的時代，您能否也與我們的距離縮小呢？我希望您們能提醒我們，而不是歧視我們，您們能幫助我們，而不是檢查我們。您們如果能與我們真正交上朋友，我想，您只要說一句，我們就一定能做得很好。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我們，我真心地期待著，我相信您們一定能做到。（胡由傑）

但是外地人很快發現，雖然北京人、上海人無法與他們競爭「狀元」，但依然能浩浩蕩蕩地比任何一個外省市的學子們都輕鬆地走進了北大、清華和復旦、交大。

但我一直都沒有哭。

據教育部門與檢察部門介紹，像湖北通城的熊雲鶴這樣借招生辦負責人職務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腳」的人，幾乎每年都有，就像經濟領域中那些頂風犯罪的腐敗分子一樣，他們極端的自私利己主義思想，嚴重玷污和攪混了中國神聖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讓老百姓不憤怒嗎？

有人後來問那位農民「校長」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簡單：中國科技大學不是也在搞大學少年班？那是國家花大錢在搞，我不花國家一分錢，同樣出了少年大學生，利國利民，你們應該表揚我才對頭。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該生產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來，但既然這類「黑客」現象是存在的，那麼是不是該想一想它產生的最終原因呢？於是它使我聯想起中國目前在中小學校特別是高中教育階段的嚴重得不能再嚴重的應試教育危機。自然，在這中間充當「黑客」的無疑是那些高高舉著教鞭，動不動就對學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書先生。因為這些校園「黑客」們至今仍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行為給我們的下一代，給整個民族造成的「病毒效應」，要比「千年蟲」更令人膽戰心驚！

原來「神童」並不神呀！只要他們有意無意接受了一種特別的環境，就有可能成為天才神童呀！但是當產生「神童」的過程不再成為秘密，像寧鉑三歲時就能背誦幾百段毛主席詩詞、計算很多數學題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輕易可以做到時，人們迷信和刻意製造與追求「神童」的現象，為什麼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仍然趨於瘋狂呢？

問：高考成績上不去？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形成「敵我」陣線，親人與骨肉之間沒有了親情，這種情形下即使培養出了天才，也一定是最無情和最具破壞力的可怕的「殺手」。

她覺得自己活得太累了，還不如死了好。死是一種解脫。這種想法在她讀二年級時就有了。

這幾年小官幹了不少讓人們大開眼界的大腐敗之事。

……臨近開學的日子，我還沒有收到師範學院的錄取通知，而沉寂了幾個月的天空終於蘊育了一場綿綿的秋雨。飽受暴晒的世界被清涼的秋雨洗滌得面目一新，連綿起伏的遠山在靠微煙雨中愈顯蒼翠，空氣中透著雨後特有的清爽。初秋的細雨給人以仲春時節的感覺，喚起人想要作詩的衝動。

報道之二：陝西消息，9月27日上午10時許，陝西黃陵縣田莊鎮中心小學四年級學生葛某正上數學課，二十二歲的老師葛小俠因他的數學作業未完成，就向全班宣布：每人須向沒有完成作業的葛某抽十鞭，於是全班五十個同學中有二十八個同學舉起教鞭抽打這個孩子，40分鐘后，這位學生被打得大小便失禁，倒在地上嘔吐不止，最後被人送回家，至今不敢上暈……

問：嘿，還有不小的雄心壯志！幹嘛要做壞事？

順治皇帝得知江南科場醜事后，怒不可遏，當即下令：「方猶、錢開宗井同考試官，俱著革職，並速拿來京，嚴行詳審。」為了鑒別案子真假，順治皇帝決定親自在北京主持複試該科江南中舉的考生。參加複試者每人都身帶刑具，由護軍營軍校持刀監視，每兩名軍士看守一位舉人，氣氛極其緊張。當時已值冬天，考場的舉人們凍得渾身發抖，但也不敢吱聲。瀛台複試，二十四人被罰停會試；十四人因文理不能，革去舉人；只有七十四人准許參加會試。順治一看結果，認定江南鄉試有假，於是便下令將方、錢二人立即正法，其「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另外十八人也受到「責板四十，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併流放到黑龍江的古塔處分」。順治認定處理此案的刑部也不得力，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書圖海在內的一批官人的職務。此案中本來並無吳兆騫什麼事，但這位江南名士看不慣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別是當他走進瀛台，看到考場像刑場的感覺后，當場交了白卷。這下可激怒了順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古塔，且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在無錫，一位教育局的官員給我算過一筆賬：高考二十二年，由於錄取分數線上出現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後果是，江蘇全省至少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每年有一萬以上的考生失去了像北京、上海考生同等條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知識經濟的今天，上過大學和沒有進過大學門的人，不說他們一生的命運會有多大的差異，僅僅造成家庭的直接經濟損失也是難以估計。可是我們江蘇對國家的貢獻是什麼呢？改革開放以後，江蘇一直保持著國民經濟生產總值在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年增長率；無錫、蘇州等地區的增長率則一直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這些貢獻是應該的，因為我們都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可是我們還想說，為什麼我們的孩子卻得不到同樣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吳兆騫這樣的的命運在封建科舉考試中並非鮮見，像他這樣看不慣科場的真才實學者忿憤甩筆出場者大有人在。

「魯迅文章的選編也值得研究，是否應該選這麼多？」

滿清入主中原后，為網羅天下知識分子，從順治三年又重新恢復了中國歷代進行的科舉考試。從此幾乎年年有考。由於封建科舉考試是直接為朝廷所舉行的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便總會有人企圖通過科場達到「一路連科」，「青雲直上」和光耀祖宗、門第貼金的目的，萬種科場腐敗案也就相伴而生。江南名士吳兆騫生不逢時，碰上了清代最為罕見的一場科舉案。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費並不太高卻注重人長相的「導師」，條件是學生在學習期間的演出收入歸他。白先生覺得這個條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讓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總覺得這位「導師」的眼裡內容不太對勁。唉，藝術家嘛，不都是那個德行！只要為了女兒的藝術才能有長進，就是火坑也得讓她跳進去試一試。為了安全起見，白先生想出一個「高招」——他對那位「導師」說他願意義務為「導師」家做家務。

我希望教師首先應面帶笑容，無論是上課還是課下，因為這樣能使同學們感到親切，縮短師生之間的距離，而且愛笑的老師更容易激發和調動課堂氣氛，提高學習效率。（李榮）

問：幾次都是什麼分？

中國的語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轉動了，但卻似乎誰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毀它！

有次開家長會，當家長們提出應該改一改現在的應試教育，校長便反問大家：「我們搞了那麼多年教育，上面的經驗也是一套又一套地介紹，但我們學來學去結果是『找不著北』。」

還有一次，馬文奇在課堂提問時，被學生問得啞口無言。學生回答不上來一篇文章的主題和段落大意，馬文奇讓他好好想想時，學生說：「老師，我特煩語文課，昨天，我爸爸說，他們那時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題，現在怎麼一點兒沒改變呢？」

一個家庭的明星夢的破滅，使白先生父女倆對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種選擇。我問他是不是因為別人的失敗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心？白先生搖頭說：「完全不是。我的女兒的先天條件和後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夠的信心。但我們父女倆都一致同意放棄往日的明星夢，覺得這條路現在被嚴重誤導了。如果說大學高考是千萬人搶行的獨木橋，那麼選擇當藝術家、當影視歌明星、主持人等職業的路，其實是比獨木梳、比鋼絲繩更難走。你想，現在高考錄取率全國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製造明星的藝術類大學的比例是幾百分之一，甚至是幾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兒可以成為這幾百分之一、幾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兒成了這幾百分之一、幾千分之一，那不意味著由於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夢想徹底毀滅了嗎？這太殘酷了！我不願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現這種被人擠壓的殘酷，但我也不願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別的孩子和別的家庭出現這種結果，所以我和孩子決定放棄。而且我也藉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製造成明星的家長們，早早休戰吧！那實在是太痛苦的廝殺，殺害的都是我們自己。」

「黑客」不僅僅出現在高技術領域，而且也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包括我們的道德行為當中，不信你作一些調查統計就會發現，當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發生災難時，最能獻愛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常常不是通過高智商賺大錢的人，而是那些拿錢不多。自己還不一定過得下去的工薪階層或者平民百姓；當大街上出現歹徒血淋淋地向你刺殺過來時，第一個上前見義勇為的，也多半不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是沒有接受過多少教育的平民百姓。在家裡，做父母的嘴磨破了，讓孩子去擦一次地、刷一次碗會感覺特別的費勁，可當給子女幾百元錢花時，他就會笑眯眯地叫一聲爹好媽好……如此反差，說明了什麼？

答：第一次read.99csw.com408分，第二次420分，第三次449分……

由於學習成績好、懂事早的原因，侯芳芳在學校、年級、班上都擔任了職務，成了學校里的「小忙人」，她除了完成自己的作業，還努力做好老師交待的事。但孩子畢竟是孩子。有一次老師要她帶領同學們打掃衛生，衛生沒有打掃完，她就和幾個同學踢毽子去了。老師發現后，沒有批評任何同學，卻把她口、到辦公室「語重心長」地教育了一通，說她是「幹部」，要起表率作用，過後她想不通，悄悄蹲在牆角哭了好久。

之後，王光明上廣東打了一年多工，與王光明同宿舍的一位甘肅籍小范師傅說，我的情況與你一樣，為什麼考上了沒有被錄取？那是人家在調檔時做了手腳，比如你們河南大學在你們地區錄取十個名額，按道理是論考分排隊，但是有人與招生辦的人有關係，他們就可以把分數在後面的人調在分高的人前面，就像排隊買東西時有人「夾塞」了，擠掉的當然是像你我這樣一沒有關係、二沒有權勢的平民百姓嘛！原來如此！王光明氣得咬牙切齒。小范師傅則笑笑道：這還只能算高考不正之風中的「小動作」，「大動作」你可能聽都沒聽說過。王光明第一次從打工兄弟那兒聽到了一些地區的「考官」和「領導」們互相串通一氣，種種觸目驚心的營私舞弊的傳聞。

憑什麼北京人、上海人會有那麼多的優惠條件？什麼高考是公平競爭，差100分的競爭是拉犁的馬車和柏油馬路上的汽車比賽，哪有公平可言！

「有些地區的招生部門和學校聯起手來做，從中相互得到好處，並結成了一般情況下根本無法搗碎的『舞弊長城』和鐵索鏈。」他說他女兒去年第一志願報的省某重點大學，以其高考分數進入了該校提檔的前十幾位。然而結果就是沒有錄取她。後來知道這個學校突然把十幾個名額的「計劃」指標從這個市「調撥」到了另一個市。為什麼這樣做？全因為某市與該校有一筆為數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給我些招生指標，我就多給你「捐獻」些資金。最後倒霉就倒霉在像這位老兄的女兒一樣的考生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這些「黑洞」。一些高校為什麼年年在起勁地向教育部門要「自主」政策？說透了，其中有大大的「黑洞」存在！問題是，你還不好說，因為這是學校的「權利」。可是百姓心裏也有桿秤：你的這種權利背後就是嚴重的腐敗，或者讓人看起來是「合理合法」的腐敗！不懲治這種腐敗，天堤旎容！

報道之一：據《今晚報》報道：天津市第十九中學一個老師因班上有十幾名學生考試成績不及格，便讓這些學生站在講台前，當眾自己打自己耳光。有的學生考試成績26分，就讓他從二十六開始，邊打邊數數，一直打到五十三記耳光——因為這個數到了良好的分數線。有一個同學不敢自己打自己，老師就氣憤地上前親自動手打他。十一名同學放學后，都紅腫著臉，直到在家長追問下才說出真情。

其實，受語文課中的一篇經典文章影響一生的人並不僅僅限於作家。一位已經有十億資產的「資本家」感慨地告訴我，他說他從小就因為受了《鐵杵磨成針》的課文影響，才克服了自己沒有堅韌意志的毛病，「別看我現在資產多得可以用金子來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點點做起來的，而且生意場上大的和小的買賣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你沒有鐵杵磨成針的精神，你就永遠不可能擁有金山銀山。」

他列舉了1998年高考理科第一批院校的最低控制分數線的例子，江蘇是566分，比北京同檔高出83分；湖北省竟然比北京高出102分！文科江蘇529分，北京同檔高出71分。這一年北京考生總分超過600分的七百五十九人，江蘇考出600分以上的人數是北京的近十倍！湖北這一年滿600分的達八千人！他說，再算上山東、湖南兩個考生大省，如果按照分數名次來公平錄取的話，北大、清華、復旦、交大等等著名學府，將全部被這些省的考生所包攬，北京、上海的「狀元」們幾乎可以說無人進得了這些名校。但事實是，這一年北京、上海考得600分以上的學生進了北大、清華等著名大學的比例遠遠高於江蘇、山東、湖南、湖北省，甚至達到十幾倍、幾十倍。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頭的分數輕輕鬆鬆可以進北大、清華，而其它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連大學都上不了，只能重新進恥辱的復讀班——這些考生滿懷信心地在第一志願報考了北大、清華后，等到他們的名額被北京上海考生擠走時，再回頭想用第二志願進次一類的大學時，那兒的學校常常已經關閉了「第二志願者」，所以，每年在江蘇、山東、湖南、湖北等地時常出現考了600多分的考生，最後連學都上不到的倒霉事！

看來，二十余年的中國的「神童」之路由興到衰，也說明了：真正意義上的天才少年，並不是靠人為的製造就可以產生出得來的。正如蘇州中學倪校長所言：是天才的，我們應該給予特別的發現與培養，不是天才的，我們也不要刻意去製造和折磨孩子們，讓后一代在符合科學與自然規律的條件下成長，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問：想考大學吧？

咋北京跟山東就不一樣？難道山東就不是歸中國管的嗎？咋……王大林有一百個弄不懂的問題，任憑教委的有關官員怎麼解釋，王大林就問這兩句話：咱山東是不是個和你們北京一樣屬於中國的？咱山東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們北京考的卷子一樣？如果是，你北京的孩子可以進大學、進重點大學，那咱孩子就也該進大學、進重點大學！

一位家長則說：「你們翻翻《毛主席論教育》一書，他老人家早就說過：現在的課程太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勞動及必要的社會活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

答：那是你們北京，滿400多分說不定可以進個「重點」了，我們河南，行嗎？（犯罪人情緒突然激動，兩眼充滿仇視。）

正是這位「上下大小的腦袋左右搖晃」的徐胖子，使本來可能中狀元榜眼的陳獨秀，痴獃呆地看著眼前的情景而忘了應試一事。幾十年後，陳獨秀回憶起這段往事說道：「在這之後的一兩個鐘頭里，我並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現狀；由這些怪現狀聯想到這般兩足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之最大動機。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後幾十年的行動。」

老教師馬文奇的傷心，亮出了一個中國教材、也是中國教育問題上長期存在的頑症，這便是見不著影子的官僚政府行為。北京市崇文區教研中心教研員蘇豫生以自己親身的經歷指出了這一頑症的癥結：「我教課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後，聽了大約一千多節語文課，平均每年一百多節課。我覺得語文課最主要的問題是把一篇生動的課文肢解成一堆知識拼盤，弄得學生對語文最沒興趣。我曾經調查學生最喜歡哪些課，其中喜歡語文課的人特別少，這跟我們今天的語文教材和教學方法有關係，這當中也涉及政府行為。比如教材的陳舊問題，現在中學語文大綱規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國各地教材都要包括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這一百零一篇摳好了，就會影響學生高考。所以，老師要受教材束縛，還要受高考束縛。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麼全國各地編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聽到一些專家學者說，這個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討，這隻能通過政府行為來解決，不是任何一級教育領導機構能說了算的。」

答：算是。

高考錄取工作上的不公平，其實在許多省份都普遍存在。我採訪北京宏志班時，一位已經考上北醫大的女學生就這樣說：「我過去一直認為自己還是學習比較刻苦的，可上了大學與外地生一比，就發覺自己差遠了。我們北京籍的學生平時能把課程聽完，作業做完算是好的了。一到晚上就忙著看節目，參加活動，要不就是去約會，人家外地學生則都跑到圖書室或教室里做功課，很晚才回宿舍。周末了，我們北京的學生都急著回家，外地同學卻把兩天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他們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成績就是比我們好。我覺得最根本的是，我們北京籍孩子有種天生的優越感，即使成績一般，將來也安安穩穩可以留在北京。外地生就不行，他們要想留在北京，就得出類拔萃，方方面面都強才行。」

（段金捕）

北京人和上海人讓全國羡慕，但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讓外地人不服氣的地方。那就是高考的特殊優越性。

瞧，多懂事的孩子們。

答：正經？什麼正經事？想進機關當公務員，你們北京收高中生嗎？到公司人家先要看你文憑至少大專以上……

考題大體為四類。一類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二類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1998年的《堅韌——我追求的品格》；三類如1980年的《讀《畫蛋》有感》；四類像1998年的另一考題：《媽媽只洗了一隻鞋》。這幾類考題，「教書匠」們自我評價是「年年高考話作文，年年文題有創新」。其實，細看一下，就會發覺中國的高考語文試題都有一個共同的老毛病，這就是「八股」氣。它集中反映了考題總是以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來實現對學生的「假想敵人」的攻擊；往往不是側重將作文作為考察學生的寫作能力這一主導方向，而是使考生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花在猜測題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圖、1996年的《給六指做整形手術》和《截錯了》兩幅漫畫題，這樣的題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實本來是可以發揮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的，可偏偏考生們不敢這麼做，因為老師早已告訴他們：如果不扣題，就會失大分。所以誰還敢輕易任思緒飛翔？一頂模式化的「標準答案」大帽子壓在考生頭上，你想發揮一下嗎？你敢？當心你的一生命運可能就砸在這一「發揮」上！

「中學語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國以外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只佔百分之八，照理應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爾基外，20世紀的外國作家一個也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無一人入選……」

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語文試題在新聞報道中公布時，四川成都的一個中學的師生們頓時一片歡呼，原來他們的老師這年押題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正好與他平時給學生講的一篇科普範文相同！老師和同學們為此歡呼萬歲——正因為押題的正確，至少使這個班的一半以上同學朝著大學的門邁進了好幾步。

1978年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毛主席、我們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該有醜惡的現象出現，但既然是醜惡的東西，只要有機會與土壤，它便蠢蠢欲動，興風作浪；高考中的腐敗，則是直接使不該飽受落榜之苦的人失去了燦爛前程和一生輝煌。

（1）有耐心；（2）有愛心；（3）有情趣；（4）有責任感；（5）能理解學生；（6）能夠微笑授課；（7）能減輕學生的負擔。（張爍）

21世紀的中國又多了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教育發展了，窮人卻越來越上不起大學了怎麼辦？

可是這雨下起來就沒完沒了。天空終日灰濛濛的，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一片迷茫的雨霧中。我有些坐立不安了，開始覺得這綿綿不絕的伙雨讓我感到納悶。我想這點雨不會阻隔我的錄取通知！但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原因呢？我的行李早已捆綁停當，靜靜地靠在冷清的牆角，無言地等待我出發的日子……

答：十幾年吧。

戰鬥英雄黃繼光、董存瑞和羅盛教的故事，還有雷鋒、朱德的扁擔等名篇不是的確影響過千千萬萬的少男少女成為國家的棟樑嗎？

順便說一句我本人的經歷。因為那個浩劫的年代，我連最基本的小學拼音都沒學好，但我自認為從上學到現在，寫作文一直在同輩中超眾，故在女兒面前惟一感到優勢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學」——我向女兒一直很自信地表示過，女兒也確實從。當作家的父親身上得到過好處。但進入初三后的女兒，突然有一天在我繼續「主動」向她請求「上陣」時，她拒絕了，並堅決而無情地告訴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語文科代表，嚴重的話，我可能連中考的成績都要被拉下來！我的天哪！女兒的話，嚇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點自感「優勢」的寫作本領了，而且現在發展到連她寫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導」了。女兒說如果我不照老師的要求去寫，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願意你的女兒考不進重點高中？考不上大學？所以，為了你女兒的前程，老爸你暫時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一對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附近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平房裡住了八年的東北父女倆，今年即將搬出這間「八年抗戰」的小房子，我聽到了這位白先生講述他的「秘密歷程」——

問：定政策也沒有擋你們河南人的路！

前往江西主持科舉考試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劉柞遠，在行至陝西潼關時，有布政司人役孟經魁為生員高巍然等說情，說高等三人可以每人出兩千兩黃金賄買舉人。這種事在封建社會的科舉場上並不鮮見，但因順治皇帝執政后，屢次嚴辭警告下官：倘若發現有人作案，當斬不恕。劉祚遠懾于禁令，不僅不敢收受賄賂，相反將賄賂人鎖拿，並奏皇帝嚴辦。但仍有人並不像劉柞遠那麼聽話，我行我素。於是觸目驚心的順治丁酉科場案終於發生了。

「不是不想，而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太過時了，或者說太急功近利了。」白說，觸動他產生這個想法的是前年他帶著女兒去某藝術學院招生現場所看到的一幕。「那天我和女兒本想觀摩一下，誰知，那天的一個意外事情使我和女兒都改變了往日的明星夢追求。其實也不算是驚心動魄的大事，這種情景聽藝術院校的老師們說年年都可以見到。正因為如此，才真正觸動了我和女兒的心哪。那天我和女兒到音樂學院門口看招生，想不到初試的人有幾千人！而且這些孩子一個比一個強，女孩子個個長得像花似的，好像都曾在電影電視里見過。結果呢，這些孩子沒有多少被錄取。我們看到有父女倆抱頭痛哭，哭得傷心的程度令在場的人不得不過來勸解。那女孩子一邊抹眼淚一邊向在場的人說，她父親已經得癌症三年了，就是為了她考音樂學院，不惜到一個有毒的礦上干重活掙錢才得上的。三年了，他把看病的錢全都花在了女兒的學藝上，這最後的一年，結果她沒考上，父親再也無力到礦上為她掙錢繼續學藝和考大學了……那父親後來不顧臉面地流著眼淚對我們在場的人說，你們也別信啥明星不明星，孩子能有個有幸福的家庭、有個工作做就行了。人死了，還有啥求的？就是兒女成了大明星，當爹當媽的都累死了，能看見些啥呢？就算我們的兒女當了大明星，心裏會有歡笑嗎？沒有，不會有的……」

「從建國到20世紀末，五十年間，我們共有過九套語文教材，在早期的幾套里，知識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幾套，則充滿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後的語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識，可惜所編排的教材，幾乎沒有一點可以同這個時代同步前進的新內容……這樣的語文教材不讓我們的孩子在自然科學高度發展下，成為人文精神和知識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什麼最可怕？不是原子彈，是我們人類自身的創造性被人為地扼殺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愛因斯但早就警告過我們。但中國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則一意孤行地做著這樣一件可以用「喪心病狂」四個字形容的事！

1949年 　開學了我們上學 　學校、我們

答：不擋？不檔我就不會進你這兒來了。

包胥承一諾，盼烏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薄命長辭知

問：為什麼？

寧鉑式的神童，在中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極左時期結束后的撥亂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給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華社在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報道中這樣說：科技大學在二十年間已向全國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歲以下的大學生，已畢業十五屆，共五百五十名學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國內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獲博士學位，這一比例遠遠高於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創造了中國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歲的大學生、十五歲的研究生、二十三歲的博士生、二十六歲的副教授、三十歲的教授，他們漸漸顯示出群體優勢，在國內外一些著名學府、科研機構和經濟領域中嶄露頭角，擔任重要工作。十三歲考進科大少年班的施展，畢業后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一舉攻克數學界著名的難題「關於布朗運動的數學模型」，剛屆三十歲就已成為法國居里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在美國加州大學的科大少年班學生張家傑是世界上第一位認知學博士……所有這些，都充分讓人相信，「神童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的，有輝煌業績的，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進入「知本家」時代后，人們對二三十歲的博士在美國華爾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條條誘人的報道，怎不叫國人嘆為觀止！

「到下個世紀，孩子們都會使用網際網路，並在網上購物與設計星球上的新家園，可是他們卻不會如何去面對和處理身邊的人與人關係，甚至不會懂得運用最基本的語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老百姓沒有門道也沒有多少錢，所以他們的子女只好「落榜」。於是他們憤然：這樣的「交易」算不算腐敗？如果算腐敗，那就也該天堤旎容！

顯然，高智力犯罪的增多，並不全部怪罪於我們的教育，但「中國的應試教育是不把人弄成廢物就絕不收場」的事實仍客觀存在，在一次中學生家長會上，一位學生所作如上的大聲疾呼，贏得雷鳴般的掌聲。且不說此話是否有些偏激，它至少透露出學生們是何等痛恨應試教育！

我幾次與山西省團委和《山西青年》聯繫，想打聽白天德的近況，但一直沒有消息。有人說他已經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有人說他還在作死亡前的最後掙扎。可我知道，不管什麼情況，對一位身患絕症者來說，前景總是一個。人都有一死，白天德並不怕死，只是十五年前那位教育局副局長在招生時伸出的一隻「黑手」，深深地害苦了白天德及他父親和全家人。不知那位局長大人能否知道這一切，倘若知道的話，是否良心上該有所醒悟。因為你在給自己女兒留下光明的時候，怎麼會沒有想到另一位青年將被你推向黑暗的深淵！

透過這些不同年份走進學校的第一堂課上所學的第一句話、所學的第一個字詞，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時代的那些編教材者心裏都有一根編寫語文教材的「秤桿」，這就是當時的時代烙印。過去的五十年，中國大體經歷了三大歷史進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幾年，那是翻身的中國人對毛主席、對共產黨的樸素感情下產生的對知識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國人的腦子簡單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人們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與世界對自我的影響。可見那些編教材的老師們頭腦里都依據同一個「時代準則」，有所區別的無非就是深度與點面方面的量和質的差異。然而我們發現，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斷更新與變化的過程中，惟獨語文教材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還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們初、高中讀本，我們馬上就覺察到，那一本本裝幀越來越精美、價格越來越高的《語文》教材，內容的陳舊、篇目的單一，已經到了「誰看誰煩」的堤旖。

歹徒獨特的犯罪心理，北京、上海市民當然不可能明白，市民們只明白活在他們生活的城市，先天就有一種優越感。北京是首都，不用說這兒的每一塊紅磚綠瓦都沾著皇家氣派，就是小衚衕里那些拉三輪車的人說起話來，叫你外地人吭哧半天也頂不過他。最讓外地人羡慕的，是這兒有通向「黃金屋」、連接「人上人」的多所中國著名學府。上海也牛啊！誰不知道當今「上海人」掌管中國天下事！再說上海人向來腦子靈光，風流倜儻，歷來就高人一等。今朝今世，別人做不了的事，上海人就能做，且做過後全國人還得向他們學！鄧小平都說了，當初在進行特區規劃時沒把上海划進去是個失誤。

（王連智）

初一年級學生：

不是沒有出路，只是必須有心。北京育鴻中學校長王永勤先生便是這樣的有心人。他的學校之所以在北京人心目中享有崇高聲望，在於他善於溝通學生與老師之間那道深深的溝壑。他認為面對新世紀，如何做好教師，是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21世紀國際競爭的焦點是人才資源，而決定人才資源數量與質量的關鍵在於教育。教學過程中，學生是主體，學生就像一面鏡子。學生們想的字字句句，都非常值得我們認真思考與研究。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作報告時，問同學們誰能說出90年代中國出過什麼著名文學作品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我，到最後才有一個女生站起來說：「瓊瑤的《還珠格格》。」

在南京，當我講起電影學院1999年招生的「後趙薇現象」時，朋友笑說這並不稀奇。前一年，電視劇《小蘿蔔頭》的劇組招聘演員引發了一場爭當明星的大戰。劇組在重拍這部歷史題材電視劇時；導演考慮到「小蘿蔔頭」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覺，弱弱的小可憐的樣子，當然孩子還必須有靈氣……」原定開機時間快到了，可主角仍沒適合的，於是有人提出公開招聘，這樣可能選擇的面更寬些。《新華日報》、《揚子晚報》透露消息：劇組準備在全國範圍內尋找「小蘿蔔頭」演員，一個三至四歲，一個七至八歲。豈料從劇組透露信息到開機拍攝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全國共有十萬余兒童少年經家長們之手，參加競選「小蘿蔔頭」。最後從這十萬余名竟選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劇組「一眼盯上」，成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她慢慢感到爸爸媽媽都不愛她，小小年紀變得少年老成。雖然因為她「成熟」，鄰居們誇她，親戚朋友贊她，但是人們並未發現，在她身上缺少了同齡人的天真活潑。

嗟乎，此札南飛，此身北，夜闌秉燭，恐遂無期，惟願尺素

白先生久久沒有從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緒，而我也同樣因這個震憾心靈的故事而沉默了。

再看一看1999年的高考錄取比例，外地人對北京和上海的憤恨就更大了：北京的高考錄取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四，全市四萬九千二百零五名考生，「中舉」的就有三萬六千五百九十五人，基本達到四個考生中有三個能上大學。上海是自己出題考試，從1999年文理考題看，難度明顯低於全國卷子，所以它的高考升學率比北京還要高出十來個百分點。可江蘇、山東、湖南、湖北的比例又是多少？這些考試大省的比例卻一般不足百分之三十，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原因是考生多，招生指標少，而提檔的分數大大高於北京、上海，故錄取人數就少得多！

《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一篇《憂思中國語文教育》，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

寫這一問時，正好那天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后的「今日說法」節目里，播出了這樣一則內容：北京一個女高中生叫劉瑤，她母親與天蝶公司簽訂了一個由劉瑤方出資十萬元、公司方出資二十萬元、兩年之內由該公司將劉瑤培養成影視歌三棲明星的合同，但四個月後，劉瑤本人和她母親覺得該公司沒有什麼作為，於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萬元「培養費」款項。公司不幹，說合同時間是兩年內完成對劉瑤的「明星培養」，不予退錢。無奈中，劉瑤母親把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後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沒能按照合同內容完成對劉瑤應該做的培訓工作，應退回四萬元。

那天我在北大與幾位曾經勝利走過十幾年的考試而邁入中國最高學府的社會學研究生們一起議論此事時，他們大為感慨道：「標準答案」是一個自然科學里轉化來的數字概念，它是計算機時代的產物。可是社會學科里很多問題的解釋和理解是不能用什麼「標準答案」來判定的。中國的文字和詞彙之豐富，一個字詞又能有幾種解釋，還有明意、暗意之分，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把諸如『齊心協力』與『同心協力』、『一心一意』與『全心全意』這樣的詞語分解出誰對誰錯來。它們之間的標準與非標準，就連電子計算機都無法判定，何況我們那些靠主觀臆斷的幾個判卷老師。而在社會學科里（其實一些自然學科里也同樣存在）用「標準答案」來規範、框定學生和考生的認識、行為和能力，培養和訓練出來的只能是那些考試機器和失去活躍思想、失去聰靈敏捷、失去獨立人格、失去創造性的人！這樣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個人都進入大學，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強制的時間表來毀滅我們這個古老而優秀民族的活力！

每年近千萬參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們的家長就是小一個億的人數，再算上三億中小學生和大學生們及他們的家庭成員，中國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標準答案」所困惑並埋頭苦幹著嗎？年年都有大批的學生不能繼續升學，年年都有那麼多靠死記硬背而邁進死板式教育門檻的學生，年年有那麼多經歷「標準答案」拿到一紙文憑卻到社會上連飯碗都不好找的畢業生，無論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了，不都是這種人為的模式化教育的犧牲品嗎？

但理解之後，我們大喊了半天的貸款實際上又成了一件有頭無尾的事。為了照顧教育部門和銀行自己的面子，有過幾條這樣的消息：首都幾家銀行紛紛搶灘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為學生貸款。問題是銀行家們除了敢到這些完全能貸得起、還得起的著名學府外，他們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貸款、貧困生又多的學校去呀！「那些學校，誰去了誰就倒霉。」一位女銀行職員如是說。

天哪！高考的分數，每一分對考生來說就像登山的一個高高的台階。這100分，就是一百個登天的台階呀！

這些孩子回家后，的確遵從侯芳芳所囑，沒有告訴任何人。待第二天上午芳芳父母找到她的時候，已是一具冰涼的屍體。

在女兒出去的幾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為想女兒的事而獨自獃獃地在冷凍庫里忘了出來，結果被同事關在裏面，差點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這天半夜，女兒突然從外地打來電話，哭著要回來……

一句不經意的話說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聲。

於是，學生們每天都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那些其實就是「八股」中「破題」、「read.99csw.com承題」等傳承而來的「扣題」、「立意」。其結果是說「扣題」，實力讓你戴著手鑄跳舞；講「立意」，實則叫你蹲在井裡游泳。久而久之，教書的老師就有了一套對付這種考題的本領，如老師教給學生：凡以後遇到像需要表明「責任」一類的題目時，就按照「談談孔繁霖，批判王寶森，想到錢學森，聯繫中學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獲得高分。於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題「戰勝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萬的考生為了表現「堅強」的精神，竟然不惜讓自己的父母都「雙亡」，那一模一樣的故事編得最後連判卷老師都發笑了，最好調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雙亡的，我們就給好分，如果不是，我們也給好分，因為這是中國式的「標準作文」。

「孩子在氣質與長相方面都繼承了她媽的優點，同時又從我們東北人的血脈里獲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說，先天的條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該留在我這樣一個沒有一點兒藝術細胞的父親身邊。」白先生說完拿出一張女兒的相片給我看。

是啊，中國人對後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個，那就是成名成家，「學而優則仕」。也許正是這個不朽的心愿，才使我們五千年的古老教育傳統里，總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帶來的奇特效應。

雨，依舊不停地下著，天氣已經變得十分寒冷。

本來這部分內容並不打算寫，因為我的那部《落淚是金》已經把有關貧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事寫得夠讓人落淚的了。但是，就在我準備放棄這部分內容時，一日，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節目勾起了我落淚的回憶：一位叫楊修平的湖北籍孩子，1999年高考後被湖北師範學院錄取，但由於他家窮在原中學上學時欠下不少錢，中學就把他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扣住了，一直扣到電視新聞播出的12月2日還在校方手裡。

第一位是汪海潮先生，他現在是上海綠谷集團公司的副總裁，生意場上玩得非常順手。我們是在共同作為北京電視台一個節目的嘉賓時認識的。汪海潮是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參加考試的，這位從小吃盡苦頭的農家子弟，當年聽說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的消息后，把地里幹活的鐵鋤往田頭一扔，飛步到過去的同學那兒借來一大包沒頭沒尾的舊書就「啃」。後來他感覺非常好地走出了考場。但卻一直沒有等到入學通知書，他心急如焚地跑到教育局問，人家告訴他：「你是不是有什麼親戚歷史上有問題？」汪海潮一聽就像癟了氣的皮球——那時候「政治」在人們的心目中是第一把尺子，汪海潮對那個教育局幹部「呸」了一聲，就發誓永遠不再參加高考了，因為他後來得知正是他的「社會關係有歷史問題」，而白白將自己獲得的一個好大學「送給」另一位掌權的領導子女了。汪海潮幸運的是第二年他意外地獲得了「解放」，鄧小平同志及時發現了恢復高考後所出現的這一問題，一筆把「注意考生政治表現和社會關係」這一條從「考生條件」中給劃掉了。

第六階段即20世紀最後十多年的現行語文教材，雖然專家們力圖改變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願觸犯所謂的「敏感區」，結果因為多選老的內容而捨棄新的內容的「保險」，使整個教材遠離現實，遠離時代，最終被人譏諷為「爺爺上的課，兒孫仍在背」的古董。

但校方領導對此卻聽而不聞，只是說，如果學生考得不及格，影響了升學率，到那時，上至教委，下至學生家長都不會答應。

答：河南商丘人。

同時我又看到了另一則報道，「零點市場調查公司」對山東、江蘇、天津等五省市兩千零七十名富裕農民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三點八的富裕農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念到高中以上學歷，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希望孩子們在上高中后能考上大學，並且把考上大學作為培養自己子女最重要和首要的選擇。一個富裕了的溫州農民，曾出資年薪十五萬元請家庭教師，將來要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大學。他的全部理由是，我自己生不逢時，雖然賺了很多錢，但仍然是「一身土氣」，惟一的願望就是要讓孩子考上大學，實現他父親想改變門庭地位的夙願。

《中國青年報》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教所對北京部分高校的學生消費所作的調查顯示，平均每位大學生的年消費為七千三百元左右，其中學費約為兩千元左右，佔百分之三十；餐費約三千元左右，平均佔百分之四十；住宿費在五百元左右，佔百分之六；其它消費包括交通、文化、娛樂等約佔百分之二十七。該報公布的另一個數據還顯示：百分之三十三點七的大學生家庭的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八千至兩萬元的家庭年收入佔百分之三十六點八；兩萬元至五萬元年收入的家庭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七，五萬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三點四。我同時看到《中華周末報》對1999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成都七個城市的大學生上學到底要花多少錢作了一個更為詳細的調查。如文史類，南京的高校統一為三千二百元。在上海的熱門專業如復旦新聞、法律等專業為三千八百元，非熱門專業為三千四百元。最低是一千六百元，如華東師大思想政治和歷史等很少人報名的專業；最高達四千九百元，如華東政法大學的法學專業。北京普通高校為三千二百元，西安為兩千七百五十元，武漢為三千二百元到三千九百元；成都為兩千四百到三千五百元；廣州是三千五百元。理工科比文科普遺要高出幾百到兩千元左右。南京約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五百元；上海最高的前沿學科專業和醫學專業高達九千五百元。還有特別高的是外語、藝術類專業，一般都在六千元一八千元。這些是硬費用，軟費用即生活方面的其它開支每年約在兩千至一萬元左右。這兩項數據表明，中國的大學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數，將由於他（她）一人上大學而用去全家幾乎所有經濟資源。事實上，據我這兩年中對貧困大學生的調查所知道的情況表明，上面的數據只是大體上準確。原因是在這些枯燥的數字後面，掩飾著的是這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和他們的家庭為了上大學這件事，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幾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著經受貧苦與債務的困擾。

富人千方百計希望兒女上大學，而窮人又不想讓子女白做大學夢，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從此又開始進入「大學僅為富人開」的時代？

如此看來，中國的作文准都不會寫了，只有那些老師，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標準答案」的老師，那些手執考試卷子和紅筆的老師們才會做。真是可悲。

1981年 　全國人民熱愛共產黨 　熱愛、共產黨、人民

白先生是東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輕時是個很酷的男人。事實上正是這個原因，他才有可能被當時下放到東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團女學員看中並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實實在在的工人出身，當時在哈爾濱一家肉聯廠當搬運工，體力勞動使他的雄性氣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眾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結婚的頭幾年，白先生可謂風頭出盡，很快小兩口有了一個千金，日子就這麼平平安安地過著。待到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來，1987年他們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臨時在閘北區蘇州河邊租了一間房子過日子。白先生的任務是負責每天接送孩子上學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廠做臨時工。女人是搞藝術的，一出家門就很風光，誰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貧民窟」。過慣了那種充滿了頂天立地的豪氣生活的白先生，覺得上海這塊地盤不適應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實在無法正常維持，孩子是借讀生，學校收費比一般的學生要高出幾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妝上的費用還得靠他做臨時工拿的幾個錢補貼。為留與走的問題，白先生沒少跟女人吵架，最後倆人達成協議：女人留在上海，他帶孩子回哈爾濱。離開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場，夫妻倆心裏清楚，這一別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給她寄來一張離婚協議書。信中說，離婚的原因不用說了，孩子可以留在哈爾濱，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說什麼也沒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兒視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從此開始了一個男人艱苦的追求與夢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兒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經出過一部長篇了，可是他也不無悲哀地告訴我，他在兒子初中時的一次期中考試時為兒子搞了一次「壓題作文」，結果大作家的「壓題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師說那篇作文缺乏規範語言。兒子從此再不敢讓當著名作家的父親代勞上陣了。

答：不想回答。

中國高考中的腐敗源於封建社會留下的舊意識，始於「文革」中「群眾推薦」加「組織選拔」的錄取制度慣性。考察幾千年中國走過的選錄人才的歷史，有兩條線是非常清晰的，即靠推薦和考試。早期的封建社會和後期的封建社會都用過這兩種方法。比起官官相佐，你拉我捧的推薦制度，科舉考試更容易避免人為因素在錄取人才上的舞弊現象。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世紀里，通過考試上大學是教育體制的舉措，尤其是1977年恢復高考，其目的就是更公平地在同等條件下選拔人才，一改像「文革」中出現的那種誰有權。跟誰關係好就可以一步跨「龍門」的弊端。然而，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今天的新社會，那些營私舞弊現象從未斷絕過。恢復高考的二十二年間，這類叫人憎恨的醜惡現象幾乎年年都有，且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與發展，營私舞弊的手段與方法也變得越來越可惡。

為什麼連自己的文章曾被選進過語文課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績？

只是當電視台的記者採訪那位與我同命運的女同學，她泣不成聲地說了一句「熊雲鶴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時，我禁不住淚流滿面……

日奶奶的，我兒在俺老家這裏考了400多分連個大專都夠不上線，瞧你們北京上海，同樣的分數竟然能挑個重點大學上！這是什麼平等！

之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等報相繼展開了「炮打中國語文」的一篇篇檄文。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也紛紛加入了「中國語文教育」的大討論，北大、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著名學府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們的加入，使得中學語文一夜之間成了眾矢之的。

據說，後來家長會開得好多人哭了起來，校長也哭了，老師也哭了。

還是來聽聽培養「神童」的專家是怎麼說的。倪校長在我請他回答這個問題時顯得非常嚴肅，他說：他作為一名中國名校的校長和一個有使命感的中國教育工作者，認為中國這麼大的一個有古老文化的國家，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偉大國家，必須有科學大師、必須有政治和經濟包括文學方面的大師，這是時代和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所必須具有的，大師可以被認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這些天才人物確實有超凡的智慧與能力。但是，這樣的天才不是製造出來的，靠刻意的製造是永遠出不來的。因此，廣大家長們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學的思想與規律，較早較好地進行孩子的早期智力開發，把孩子培養成素質型與專業型相結合的人才，這才是根本的任務。倪校長向我透露：目前中國各大學的少年班已經越來越少，只有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還在保留。曾經各地都蜂擁而上的「大學少年預備班」現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蘇州中學還堅持著。他們之所以堅持辦下去，是基於三點考慮：一是他們已經辦了這麼多年，積累了不少經驗，二是中國如此一個偉大的國家，確實有一些非常超眾的人才需要發現和對他們進行早期的有系統的培養。三是中國是個教育大國，其教育模式不應是單一的，應該豐富多彩些。

問：這跟北京人有什麼關係？

我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學生，只希望教師愛笑，不偏心，關心同學。也許大人們都認為老師嚴肅點好，但學生眼裡的教師不留作業，愛開玩笑才是一位「頂好」的老師。但我不同意不留作業。寫作業、複習功課是學生的一種天職，你要不寫作業還算學生嗎？笑，是每個人都會的，但有的老師上課卻喜歡板著臉，讓同學們一看就沒心思上課。不偏心，是每個同學的願望，在教師面前應該人人平等。（田靜鑫）

問：為什麼專門搶竊北京人？

不知是今天的傳媒誤導了我們廣大學生家長和不懂世事的學子們，還是我們今天的大眾媒體過多地崇尚明星並給予他們太多光環的緣故，從80年代後期開始，與藝術和影視專業沾邊的大學越來越熱門。如北京的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廣播學院這些可以誕生明星的高等學府，成了廣大學子和他們的家長追求與奮鬥的目標。為了能實現進這樣的大學而編織的「大學夢」，我們從每一個考生和他們身後的家長那裡所聽到的故事，幾乎無一例外的可以輕易進入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品之中。

當我靜下心來讀一讀專家們的這些震聾發聵的話語時，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應該找出我們父輩和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女兒這一代人讀過的那些語文課本，來引證一下是否真的馬上會出現一場中國人文精神的大崩潰。我後來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學一年級語文教材，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們很容易認識中國五十年來的語文教育走過了怎樣一條路子。

那天我弄得很狼狽，好在旁邊有朋友介紹說，他何先生也是江蘇老鄉！這才使一幫心頭之火未熄的南京市民緩和了許多。不過，一聽我是北京的「江蘇老鄉」，話題就更多了。有位幹部出身的家長說，我們江蘇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向國家交的稅是最多的，孩子上學同樣條件下花的錢也要比北京上海的多，像南京這樣的地方，為什麼擇校風越演越烈，就是考大學競爭激烈呀，可為什麼我們貢獻最多、在孩子身上花的教育投資也是最多的江蘇老百姓，理應我們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優於別人，但現在不僅不優於別人，反而不如別人，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一大段。這絕對是不公平的，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顯然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上是「皇家貴子是一套，百姓庶民又一套」。

到廣東順德一家賓館終於找到了女兒。還好，白先生見如花似玉的女兒沒有出什麼大事。只是這回他再不讓女兒跟那個「導師」學藝了。女兒告訴父親，就是這位「導師」在到廣東順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讓她進他房間「陪陪」。開始她並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後來發現不對勁時，便哭著要走。那「導師」就大發脾氣，狠狠地抽了她兩記耳光，氣呼呼地對她說：「像你這樣獃頭獃腦的丫頭也想出人頭地？哼，只要我在圈內，就休想！」

「要是京官們到下面來看一看，我們這些地方的孩子們是種怎樣的競爭狀況，看看學生和老師的辛苦，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我們的考生分那麼高。在許多地方，一般重點中學到高二第一學期就基本結束了高三的課程，後面的時間全在為高考準備。高二以後，學生和老師幾乎不再有節假日可言。可在你們北京，據說臨近高考時，還有學生看球賽、看《還珠格格》！我說這話時，有人又會說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的素質教育比外地生好。不錯，比起那些連校舍都解決不了，也根本沒有語音室的窮地方的山區、邊遠地區可能是這樣，因為那裡的高中生靠的就是死做題，做死題，學校沒有這樣的條件進行素質教育。但是像我們江蘇沿海一帶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不信你們看一看我們這兒的學校，你說論學校環境，還是學校教學設施，哪一樣都不比你們北京、上海的學校差。北京四中、八中和101中學是名牌吧，可在我們這兒，隨便拿一個地區市級中學都可以跟他們比一比。有人說硬體不能說明問題，要看軟體。好啊，我也想看看你北京、上海的老大哥學校到底軟體好在什麼地方？老實說，素質教育在我們中國的中學里，還沒有真正產生呢！誰的升學率下去了，你就免談素質教育，只有那些升學率高的學校才有權利談素質教育，可是你真心讓那些升學率高的校長老師談談他的素質教育好在什麼地方？誰也談不出來。因為中國從來就是以分數代替素質，分好其它就全好。我們不服氣高考錄取上的不公平就在於此！」

「這個行嗎？聽大人說上弔都是用棕繩。」年僅八歲的袁媛天真地問。

不平等始終存在。外地的孩子們，準備好了，即使你跨進了大學門，未來仍有不平等，這種地域上的差異雖然不近人情，但卻是客觀存在，一時難以完善。當然，更應該提醒的是北京和上海的學子們，你們應該更加珍惜自己與生俱來的優越，要把黨和政府給予的關照，化作為國家多作貢獻的動力，以回報命運的恩賜。

我撫摸著一個個已經磨破的筆盒，感慨萬千地想：也許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在「貴族學校」靠自己的勞動掙錢的學生了。

白先生聽完我的讚美，頗為自愧道：這孩子如果放在你們北京人手裡，現在不是趙蔽也應該是陳紅了。

想到自己的不幸經歷，王光明此刻才有了改學計算機的念頭。他有一個簡單而樸素的願望：錄取提檔要是用計算機處理，誰想做小動作也難，或者一查即清。兩年後，王光明真的考進了某大學的計算機專業。他感到欣慰的是，不僅自己重新考上了大學，而且知道現在的高考錄取中的提檔等等都實現了計算機操作，使那些想利用職權做手腳的人，再也不那麼容易得逞了。現代化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有效地避免了眾多的王光明式的不幸遭遇的出現。

呸！有本事咱們站在一個起跑線上，看誰能進北大進清華！自打80年代以來，外地人跟北京人早較上勁，而且後來證明北京人就是考不過外地人，如今在北京學生中叫怨喊屈進不了北大清華的大有人在。上海的情況也是如此，你上海的復旦、交大不是很中嘛，那好，我就專考這兩所名校，擠你個上海人沒面子！復旦、交大多少年來招進的頭幾名「狀元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報道之四：11月22日鄭州電，記者在葛埠口鄉一學校看到，該校教學樓二樓距地面三米多高，樓下是硬土地，上面磚頭裸|露。11月6日，六名男生沒完成家庭作業，數學老師熊某某勒令他們到走廊上去寫。過一會兒，這些學生仍沒寫完，一學生說：「我不會做。」熊老師說了氣話：「人家都會你不會？你真笨，跳樓算了。」然後就回教室繼續上課。該班教室在二樓，這個學生真的鑽過護欄，抓著下邊的鐵管跳了下去。回到教室后他對老師說：「我跳下去了，讓我進班吧。」熊某某表示不信。那學生無奈說：「不信我再跳給你看。」當著老師的面仇又跳了一次樓。熊老師便對其餘五名學生說：「你們也做不出來嗎？那都跳下去吧！」五名學生便排著隊依樣跳了下去。其中一名落地時扭傷了腳，當即坐在地上不能走動……

也許在百姓心目中，能夠端平一碗水，靠實力跨越人生命運新台階的事非高考莫屬了。正是由於大家對高考的這種認識，被稱之為「國考」的中國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來越神聖。考生們吃盡苦中苦，熬過十幾年寒窗之後，踏進考場的那一瞬間的無比緊張、激動，都是因為這一原因。然而，人們當然不會想到，在高考這一神聖的凈土裡，其實也從來就沒有讓很多百姓感到過真正意義上的放心一回。所以有位考生家長對我說：天下腐敗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腳的人最可惡！

「她寫的作文幾乎全是假話、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學幾乎都寫過扶老婆婆過街，給老師送傘，借同學橡皮那類的故事。她們快樂地共同編著一樣的故事，然後套上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師那兒領一個好分。她們老師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誰不抄誰是傻子』。」詩人鄒靜之在《女兒的作業》中這樣慷慨激昂道，「我在書店看到過《兒童作文經典》這類的書，擺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經典』這詞現在已經變得這麼隨便。這些書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提高你的寫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應付考試的、可以改頭換面的模本……我曾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他們看過的經典比我在『文革』當知青時還要少，他們不看巴爾扎克，也不看馮夢龍，他們不看金斯堡，也不著白居易。談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幾歲的人能寫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學的兒童很多了，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模子里走出來的孩子。」

新時期以後，馬文奇老師重返講台，面對那一張張稚嫩的渴望知識的臉龐感慨萬千，他重新整理備課筆記，雖然他累積起來的幾米高的中學教學筆記在「文革」中皆被燒毀，但所有的筆記都藏在他頭腦中，他重新開始了教書育人的辛勤工作。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學生。教第二批學生時，他對語文教材已了如指掌，他很想給學生們講點新東西，於是他就反覆思考教材中的每一篇課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做一些新的理解，在過去的備課筆記上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他的努力同樣換來了學生們的成績，馬文奇老師感到前所未有的為人師的快樂。

有一位專家對我說，中國的高考語文試題，特別是作文試題，可以說恢復高考二十二年來，絕對打不了及格分，因為從國家考試中心的題庫中選出題目開始，到閱卷老師的判卷、打分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八股文風」！他的話提示了我對二十二年來的高考語文試題作了一次認真的翻閱，結果發現確實很有趣，也很可笑。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優秀生，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家長就都該知足了。

「同樣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鐘課就不行了，有的成績差的孩子在課堂也最多能靜得下心二十來分鐘，可預備班的這些孩子就大不一樣，他們通常可以認真地聽你講三四個小時的課，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時間相當於我們成人，這就使得他們對知識、對事物的學習與研究比同齡學生要強得多。」倪校長進而給我揭示「神童」的秘密，「從我們的預備班生源來看，所謂智力超常者，他們的家庭環境佔主導作用。比如教師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觸較高知識層次的爺爺奶奶等。應該說，這些孩子中真正屬於超常智力者僅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屬於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於這些孩子從小受的環境影響，比如一些山區或者條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師自己的孩子，他們因為在家沒有人照顧，就被教書的父母帶進了學校、帶進了教室，他們在很小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在開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識，二三歲的小孩，從人的腦力開發科學角度講，是非常重要的階段，而這些孩子正是在此時得到了外界有意無意的腦能開發，所以日後他們的智力就明顯比同齡孩子要強。一些有爺爺奶奶關照的孩子也是這樣。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神童』產生的根源。當然，先天特別聰明的孩子也不是沒有，但那種孩子的比例實在太小。我們招收的幾百名少年預備班學生中，可能有那麼幾個而已。」

父親從縣城教育局一位熟人那裡探知，我的檔案根本未投，取代我的是教育局某副局長落榜的女兒。

單說趙薇的追星族們的所作所為就能讓人氣死。一個女孩子聽說趙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後來因為知道是個「傳言」，於是就跳樓自殺，雖被人救起，仍造成終身殘疾。另一個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讓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來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說你這不是神經有毛病嘛！就這麼一句話，這孩子就離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滿世界找，最後孩子的母親心臟病複發，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勝枚舉。

「文革」中的語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語錄為主。

「政治人物的文章選得太多，誰的官大，誰就進語文課本。」

有位山西的朋友說，有幾千年黃河文化熏陶歷史的晉國人，考試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國罕見的。其實，就全國範圍而言，類似山西的舞弊現象不在少數，且有這樣一個特徵：越是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地區，這種冒名頂替造假現象越嚴重。

天才神童真的有嗎？

最後他終於說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賣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個周末外出收廢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幫過一個小哥們在東北做成過一次大豆生意，賺了兩萬多元。「總之，除了沒偷沒搶，什麼事我都干過。」白先生說。

中國的貧困學生，小學有，中學有，大學更有。這是我國國情決定的。到底現在中國還有多少人屬於貧困階層，恐怕沒人能說得上。國家早先有個在2000年前消滅八千萬貧困人口的計劃，現在該到時間了，但真正摘掉了多少貧困人口的帽子，或者說摘掉貧困帽子后又有多少人重新變得貧困，這實際上是一筆很糊塗的賬。因為中國太大了，中國的情況也太複雜。可我們又都知道，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富人不是很多很多了嗎？這也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中國畢竟是個發展中國家，城市中的絕大多數人和自然條件相對好一點的農村的人民生活是富裕起來了，而且有的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甚至中康水平，但沒有多少改變和沒有多少提高的貧困地區也還相當多。世界人口報告有個數據，說全世界目前貧困人口還有十億多，國際人口與經濟機構衡量貧困的標準是以「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計算。按此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有約三億多。也就是說，按照國際統一的衡量標準，我們還有三億多人口是貧困人口，他們組成了近一億個家庭。這些家庭的孩子也要佔我們每年參加高考和被高考錄取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就是說：我們國家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貧困群體！

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放學了，她們四個集中在「試死」的地方，又來了個叫李平平的小姑娘，問她們去幹什麼，袁媛回答說是去上弔。幾個人都說讀書太難，死了算了。李平平被說動了，可是她沒有白孝布，急得差點哭了，她們答應等她去找。果然不一會兒李平平高高興興又找來條「白孝布」。幾個人慌慌張張去找了好幾個地方都不滿意，最後選在離學校約一公里遠的一條懸空的自來水管下面，幾個人用小手抓住那水管試了試，說是這裏好，不像桃樹會斷，再說下面是一片青草坪挺乾淨的。於是她們就把布條拴了上去，布條下面都留有一個空套子，彼風吹得晃晃蕩盪的。有人提議和父母老師告別，幾個人齊刷刷跪在草坪上，天真的臉變得肅穆了。這一「儀式」結束，正要準備「實施」，吳蘭蘭猛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許舅舅還會給她兩元錢買糖吃，不等小夥伴們同意，她拔腿就跑了。吳蘭蘭一走，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便有些動搖了。只有侯芳芳仍十分堅決，她說：「你們這些膽小鬼，你們不死我死，但不准你們告訴任何人，如果哪個敢當叛徒，我會變鬼來找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