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年多時間的上市過程中，英語不太好的仰融其實只去了兩次紐約，美國方面的大部分事務都交由汪康懋等人奔波搞定，而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國內資本的組合上。種種跡象表明，在進入金杯的時候，資歷淺薄、民間炒家出身的仰融與其說是收購者，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活躍於幕前的操盤手，在他的身後隱藏著一個強大的政商關係群和錯綜複雜的資本網路。然而，這位心思縝密的人顯然不甘於扮演這種「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他要擁有自己的「王國」。就在買下金杯股票的當月，華博財務公司、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與瀋陽金杯汽車製造有限公司組建了新的瀋陽金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998萬美元——之所以是這個很奇怪的數字，是因為當時政策規定，3000萬美元以上的合資項目要上報國務院審批。金杯佔60％的股份，華博和華銀分別佔25％和15％的股份。

在很多年裡，仰融把自己的出身和經歷包裝成了一個謎。他自稱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財經大學畢業，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次公司內部會議上，他介紹自己的經歷時還說：「在越南打過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傷，腿斷了，頭也打開了，三進手術室，奇迹般地、沒有殘疾地活了下來，這以後便開始既珍惜又藐視生命。」而實際上，他出生在江蘇省江陰市北國鎮，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他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是1995年前後的事情了，在這之前他應該沒有讀過任何大學。初中畢業后，他先是做了一陣子的廚師，後來承包過家鄉的一個小商店，再後來到江陰市外貿公司上班。

當時，瀋陽金杯要在美國上市，僅憑一個國有企業的概念還不足以引起美國投資者的興趣。於是，在幕後人士的指點下，1992年4月，仰融的華博與許文通掌管的海南華銀、中國金融學院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其性質是「非官方的非營利性組織」，註冊資金由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從「事業創收」中拿出10萬元，華晨則出資100萬元，仰融出任董事、副會長。隨後，華ｒｅａd•9９cｓw.cｏｍ晨公司隱身其後，其資產以「划入」的方式全部裝入基金會中。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基金會對於金杯的上市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參与上市全過程的汪康懋證實說，美國證監會官員到中國考察時，中國人民銀行出面進行了接待，一些文件都是在中國人民銀行的一個會議室里簽署的。汪康懋說：「沒有他們，華晨上市不好辦。」

這個大人物是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許老先生是江蘇啟東人，仰融的鄰縣同鄉。他是老資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系統很多顯赫的官員和學者都曾經受教於他，在這個圈子裡人脈深厚，一時無二。仰融雖非科班出身，但他獨有的資本嗅覺和精幹的操作能力卻頗得許老先生的欣賞。通過許文通，仰融結識了一些高層政商人士。在這種交際中，仰融視野陡開，褪去了不少草莽氣，因而也比苟且於灰色角落、只知道倒買倒賣的楊百萬等人有了更遠大的前程。在許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日後一個始終沒有解開的謎團是，仰融用於購買金杯股票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2003年，仰融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稱，他投入金杯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而據很多股市專家指出，1990年前後的中國資本市場規模非常之小，深圳和上海的兩個證券交易所都是在1990年12月才正式創辦的，進入流通的股票不到區區20隻，仰融縱有通天奇才，也絕無可能在一年半載里斂聚起數千萬元的財富。據大學畢業就跟隨仰融的蘇強稱，在1991年3月，他到東湖賓館投奔仰融的時候，「在仰融手下，主要也只是三五個人，沒有什麼職務，成天拎個包，裏面裝好多身份證和圖章飛來飛去，和企業管理絕不沾邊。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規的，說不清楚」。另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策劃收購瀋陽金杯，其投入的所有現金都來自許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九-九-藏-書司。

將一個有中央銀行背景而性質又是非官方的非營利性組織的基金會，作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實在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構思。它既可以激發投資商無限的想象空間，而又對實際運營不造成影響，這可謂是華晨上市一案中最為精妙和關鍵性的一著。然而，造化弄人的是，10年之後，正是這精妙的設計最終造成了一代梟雄仰融的出局。

在購股事宜完成後，仰融迅即赴美。在紐約，美林證券分析師汪康懋正翹首等待著他。據汪康懋回憶，仰融穿著一件厚重的軍大衣走在狹窄而高樓聳立的華爾街上，他大聲說：「我們要把五星紅旗插在這個地面上。」在汪康懋的牽線下，第一波士頓證券公司答應做瀋陽金杯上市的承銷商。汪康懋還記得他第一次去瀋陽工廠時的吃驚心情。儘管他已經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落後狀況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可是眼前看到的景象還是讓人十分氣餒：「金杯汽車是一個非常老舊的廠，有50來個部件廠，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工廠的廁所是漏風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女會計師都不願進去。」當時的企業現狀是，金杯幾乎沒有什麼優質資產，其主要出產的海獅客車每年只能賣出2000輛，有99％的零部件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時值日元狂漲，工廠的回籠資金還不夠買零部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向以規範嚴格而著稱，在當時，連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都沒有企業在這裏上市過。可是，在汪康懋、仰融兩人的運作下，瀋陽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過了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審查，最終得以被批准上市。客觀而言，論及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怎麼也輪不到名不見經傳和了無生機的瀋陽金杯。其之所以能意外勝出，主要得益於美國資本市場開始對「中國概念」特別青睞，而他們又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毫無認知。就這樣，送到門口的「金杯」成了被選中的對象。

20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機制僵化的國有企業已經江河日下，難以為繼，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討論國有企業的「生與死」。而在許文通等人九*九*藏*書看來，要把國有企業搞活，僅僅靠管理鬆綁和財政輸血顯然是條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須在制度架構和運營模式上有大胆的創新，而資本市場無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種資源和手段。年輕氣盛的仰融很是贊同這種理念。於是，在圈內人的引領下，他接觸到了東北一家陷入困境的國有客車廠，它就是瀋陽金杯客車廠。

1991年夏天，中國商業界最轟動一時的新聞是「罐頭換飛機」。南德集團的牟其中用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回4架蘇製圖－154飛機，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元到1億元。這樁頗有點異想天開的交易，在媒體的大肆渲染和報道后廣為人知。所有的人都對之津津樂道，驚嘆為資本經營的天才典範。在上海東湖賓館7號樓的辦公室里，當人們正熱烈地議論著這件事的時候，35歲的仰融坐在高背大皮椅上，一臉的不屑。當時，他潛心策劃的一個資本項目運作已接近尾聲，而從日後看來，它的確比以物易物的「罐頭換飛機」要高超和精妙得多。

將一家效益乏善可陳、毫不起眼的公司重新「包裝」，居然能夠在國內及全球最重要的資本市場上雙雙融資成功，這可算是一個罕見的事件。當時的中國，證監會尚沒有成立，連《公司法》都還在討論之中，華晨的海外上市遊走在政策的邊緣地帶，居然突圍成功，非專業出身的仰融財技之高超實在令人欽佩。日後，他十分自得地對《中國企業家》記者說：「外國人認為我是推動中國企業國際化的第一人，他們說中國國際化的稅收是我推動的，中國企業國際化的上市準則是我推動的，上市的國際會計準則是我推動的。後來，很多中國公司到美國上市，全是拿我的招股說明書換成它的業務內容跟著上市的。」其言不無誇張之處，但也大半算是事實。全球知名的哈佛大學商學院便曾把華晨上市招股書收錄為經典案例教材。

1992年，華銀把所有股份又轉讓給了華博。6月，在高人的指點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稅天堂」之稱的太平洋小島百慕大設立了一個項目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華博10九-九-藏-書0%控股，瀋陽金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這家專門用於上市的「殼公司」。到8月，仰融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獨立上市條件」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關鍵性的換股，將華晨對金杯客車的控股比例擴大到51％，成為該公司的控股方。與此同時，仰融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對華博的資本改造，其股權結構改為仰融佔70%、另一自然人佔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在這一過程中，許文通與華晨的關係十分耐人尋味。在數次洗牌后，收購資本的提供方、國有性質的海南華銀日漸淡出；1993年，許文通離開海南華銀，隨即出現在「華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華博財務公司，並出任董事長。

在美國上市成功，得益最大的當然是金杯客車。這家由農機部門拼湊而成的汽車廠一躍成為國內產權性質最優化的知名企業。工廠所在的瀋陽大東區是國有老牌企業林立的地區，其門前一條「東北大馬路」蜿蜒6公里，20世紀五六十年代創辦的鋼廠、鋼管廠、起重機廠、建築機械廠和陶瓷廠等比鄰而建，在1991年前後都已相繼陷入困境，只有馬路盡頭的金杯汽車廠竟鳳凰涅槃，煥然一新。因金杯客車的上市，遼寧省和瀋陽市雄心勃發，發誓要在東北打造一個全新的汽車產業基地，用當地官員的話說，「要把瀋陽建成為中國的底特律」。

瀋陽金杯客車廠是一家組建不久的工廠，1987年，瀋陽農機汽車工業局將局內的50多個小型的汽車修理和部件工廠拼湊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齡的副局長趙希友出任廠長。趙希友雖已年近60歲，卻是一個很活躍和有闖勁的改革家。金杯創建之初，人員渙散，設備老舊，資金缺乏，幾乎一無是處。趙希友想到了發行股票的辦法。根據當時的報道，金杯是東三省第一家被允許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制企業。趙希友的募資規模是1億股，每股1元。為了融到資金，趙希友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甚至跑到北京國家體改委的大院里貼布告賣股票，好奇的媒體記者對這個新聞大加報道。不過，他擺攤一天，也僅僅只賣出了2．7萬股。就這樣，從1988九-九-藏-書年底開始發行股票，歷時1年有餘，還剩一半股票在自己手上。就在這個時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在了焦頭爛額的趙希友面前。他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請你把剩下的股票都賣給我吧。」更讓趙希友匪夷所思的是，這位南方來的年輕人對他說：「我要讓金杯成為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原始股的價格買下了4600萬股記賬式股票。這些股票被裝在20個紙盒箱子里，從瀋陽空運到了上海，在東湖賓館7號樓的地下室里，仰融從上海財經大學雇來一個班的學生花了大半個月的時間，把它們一一填名過戶。於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東。

很顯然，仰融通過這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重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這個上市項目中的權益。他在資本運營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在這個時候已經鮮明地展現了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在當時被他自詡為精妙之筆，而日後卻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

1992年7月，金杯汽車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車為主要資產的華晨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一股」，在華爾街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獲得超額認購85倍，融資7200萬美元。《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說：「這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也許從今天開始，社會主義中國真正融入到了資本主義的遊戲中。」

他有一個叫仰翱的二哥，在無錫辦了一家精細化工廠。1989年9月，仰融所在的外貿公司發行400萬元企業債券，他就拿著這筆現金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此人自幼膽識過人，天性頗不安分，在渾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場上自然如魚得水，成了第一代資本炒家。當年的上海東湖賓館是早期炒家們聚集的根據地，滬上頗有名的楊百萬、劉太、朱煥良等人都曾在此紮營坐莊，仰融日日跟這群人廝混在一起，興風作浪，很是賺到了一點錢，同時也歷練出一番縱橫捭闔的運作本領。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90年前後，因機緣湊巧，他結識了一個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