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了，市場頓時大亂，王莽一方面把謠傳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面則大量鑄造小錢。

另外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是，隨著西晉被滅，大量中原世族和民眾渡江南下，極大地促進了長江流域的農業和工商業經濟，中華文明開始了一次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大遷徙。

到了公元39年，在執政十五年之後，劉秀終於痛下決心，下達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國嚴格檢核墾田頃畝和清查戶田，以徹底杜絕兼并之勢。

世族模式發展到魏晉晚期已經腐敗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貴得來實在太過容易，早就失去了進取之心，他們穿著華麗寬大的衣袍，出門要坐車，進屋需扶持，還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於「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連馬與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孫，當然已不堪用世。所謂「魏晉風度」，正是世族門閥日暮夕陽的生動寫照。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四代，其開國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級高級將領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擔任。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爾朱榮發動叛亂，洗劫洛陽，把城裡的貴族富戶消滅殆盡，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經目睹洛陽盛況的楊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變動幣制，他把貨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經錯亂，交易大受影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四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變動幣制，他下令廢止大、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

然而，當劉秀披上帝袍之後，他馬上轉換了角色。王莽想要解決的豪強割據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劉秀本人就是豪強出身，並靠這個集團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戰爭時期，地方勢力乘機廣占田園，營建塢壁，擁眾自重。劉秀一旦擁有天下，也不得不對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條是鑄錢國營化。在這一項改革上，充分展現出王莽改制的混亂和隨意性。

由洛陽向西的國際貿易也十分活躍，「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從這段文字可知，從洛陽到羅馬，商脈綿延，萬物彙集，當時僅在洛陽經商並成永久居民的外國商人就達萬家之多，此城儼然已是世界上少見的國際大都會。

在《後漢書》中有《樊宏傳》，傳主樊宏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時以務農經商而聞名，以平民身份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孫便以此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繁榮的南陽，樊宏的父親「善農稼，好貨殖」，「資至巨萬」。樊家在當地有農田三百多頃，所蓋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閣」，方圓之內，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樣樣具備，還有自成體系的小型灌溉系統。樊家莊園的四周建有自衛的「塢堡」，還有一支召之能戰的私人武裝。在莊園內勞作的農戶，要麼是樊姓子弟，要麼是雇傭的佃農，他們都只對樊家納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戶籍管轄之內。這樣的樊家莊園，宛然一個獨立的經濟體，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給」、「閉門成市」。樊家還與當地的世族望族結成了極其複雜的姻親聯盟，樊宏的姐姐嫁給了南陽的一個劉姓宗親，而劉家又與當地望族李家、鄧家結親。

幽、冀四州最為嚴重，而這四大郡州又是當時的國之重鎮，可見反抗之烈。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謂「五均」是：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一是定時評定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

如果說「五均六筦」是對漢武政策的「東施笑顰」，那麼，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則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極端，這實際上也成為壓垮他的最後那根稻草。

魏晉南北朝期間，幾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經歷過類似的屢毀屢建，與洛陽齊名的中原重鎮長安至少遭過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則三次被夷為平地。在這樣的亂世之中，商業的衍續及商人的命運便如鏡花水月，永無定數。

一是貨幣無法正常發行。董卓之後「錢貨不行」，老百姓以穀物和布帛為貨幣，《晉書》記載，永嘉之亂后，河西一帶「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到後來，不得不進行實物交易，北齊時期，「錢皆不行，交易者皆絹布」，市場機能嚴重退化；

西漢自武帝以來，百余年間，一直通行五銖錢。王莽第一次改變幣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九*九*藏*書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當時，國內已經呈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在此之前，針對土地兼并的狀況，很多人提出過種種的遏制設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議「限田」，他深知恢復到井田制的老辦法是不可行的，不過可以通過額定每戶擁有土地的上限，來防止兼并過度。這種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是一種主流，漢哀帝時就試行過限田的辦法，他下詔「關內侯吏民，名田皆不得過三十頃。」

「五均六筦」的國營化改革，剝奪了民間工商業的所有利潤，卻沒有帶來國庫的充沛，土地國有化引起中產以上利益集團的集體反抗，七年四次的幣制變動更是讓金融秩序大亂。王莽還是一個特別多疑和迷信的人，常常借口地震或日食裁撤官吏，在執政的十多年裡竟然換了八任大司馬。他的改革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接下來發生的悲劇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公元17年，荊州大荒，饑民紛起叛亂，四年後，關中地區也鬧大飢荒，烽火更加猛烈，而各地的世族門閥、劉氏宗族乘機隨之造反。

二是地方割據，塢堡林立，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遭到破壞。民眾躲避戰禍，嚮往封閉自足的自然經濟，陶淵明筆下的、那個「不知魏晉」的「桃花源」成了最美麗的生活理想。北朝後期的儒生顏之推（531－約595）寫過一部流傳甚廣的《顏氏家訓》，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孫們說，「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親手種桑織麻，所有的生活器具，從一隻雞到一頭豬，從一把鋤頭到一根蠟燭，都是能自給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鹽而已。」

東漢延續前朝舊制，仍然實行鹽鐵專營政策，不過把大司農所屬的鹽官和鐵官下放歸郡縣經營，同時廢止均輸官等。這意味著，中央把很大的一塊專營收入放給了地方，同時放棄了流通領域的國營化戰略，這直接造成了中央財政的羸弱，以及對地方控制力的減少。到了章帝時期，公元84年，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又把鹽官和鐵官收歸大司農，由中央政府統一實行鹽鐵專賣。可是，僅僅三年後，章帝駕崩，新即位的和帝就下詔，「中央不再實行鹽鐵專營，允許民間自主經營，所得的專營收入重歸地方金庫。」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祖父王賀曾任武帝時期的繡衣御史，王賀的兒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親。王曼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鳳，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史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不過，他非常乖巧，王鳳生病，他連日不解衣帶地嘗葯伺候，比親生兒子還孝順。他還從小飽讀經書，主攻《周禮》和《儀禮》，是王家最有學問的人。

在推行土地國有化的同時，王莽宣布不準買賣奴婢，其理由是奴婢買賣有悖于「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聖人之義。從記載看，王莽似乎一直對奴婢抱持同情的態度，在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他的次子殺死了一位婢女，王莽硬逼著他自盡償命。因此，不少史家對王莽廢除奴婢制度的評價很高，認為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不過，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與限制人口兼并，是打擊世族門閥勢力的配套性政策。

作為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型態，世族和莊園經濟在魏晉南北朝也出現了一個不斷衍變的過程。

這數百年間，工商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大倒退現象。

曹丕創建魏國時，在官員推選制度上發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設置「中正官」一職，將當地的優秀人才分別品定為九級（品），以此選拔官員，其標準有三，分別是家世、道德和才能。這一制度推行之後，「中正官」一職務很快被各地世族壟斷，才德標準僅成擺設，家世成最重要的選材條件，於是便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景象，進一步強化了世族的參政能量。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評論說，此後，官僚逐漸貴族化了，那些「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的士宦們，多半不願去經商牟利，同時，商人要跨進政界，也不免遭受當時講究身分的障礙。

王莽改制，首要之舉是「五均六筦」，這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胡適、柏楊的翻案，是故作驚人之語，還是意識型態上的共鳴，自可留于讀者評說。不過，一個值得思考和討論的話題倒是：為什麼實施了幾乎為同一版本的經濟改革，劉徹成一代大帝，而王莽卻人頭落地？

東漢政權延續了西漢的名田制度和戶籍制度。《後漢書》中多處提及，朝廷下令「吏民不得田宅踰制」、「商者不農」等等，劉秀也數次下詔釋放奴婢，可是成效卻非常微小。公元26年，剛剛登基為帝的劉秀就委派馮異清剿南陽等地的豪強，他下令說，「那些擁有城堡的人只要投降了，就將他們遷居到京城來，把民眾驅散，讓他們重新耕地，把營堡要全部摧毀，使他們不能重新嘯聚，這次討伐不是為了佔領土地和屠城，只要能夠平定就可以了。」可見，劉秀意在驅散，而非殺戮，確是「手下留情」的。在馮異等人征討下，南陽、河南以及江淮一帶的豪強被削平不少，可是在全國範圍內，豪強大姓擁兵裂土、雄踞鄉里的現象依然存在，史載，京城和南陽一帶，都是皇帝的親戚和重臣，他們擁有的土地都超過了朝廷規定的數量，但是沒有法律可以約束他們。

在桑弘羊去世之後的八十read.99csw.com余年裡，漢帝國一直沒有從武帝留下的「盛世後遺症」中擺脫出來。由於國營化運動所造成的社會震蕩太大，各項管制政策相繼鬆弛，算緡令再未重啟，均輸和平準二法基本廢止，鹽鐵專營政策幾度反覆。自武帝之後，繼任的幾位皇帝都很軟弱，中央朝綱日漸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則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世族勢力，在財經上，它與春秋戰國時的貴族經濟不同，儼然構成為世族經濟。

劉秀四處彈壓，恩威並施，總算把叛亂平息了下來，可是，豪強勢力實在太大，頑疾終於不能徹底割除。到了後來，劉秀一聲嘆息，只好與之妥協，他留下了八個字，曰「苟非其時，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認時機不到，不如息事寧人。

在西漢末年，這種可以「閉門成市」、莊園化的世族經濟，遍布帝國的大江南北。

新朝要重樹中央集權，就必須削弱世族力量，而要達成這一目標，遏制土地兼并，是關鍵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為決絕——恢復全面的土地國有制，然後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其具體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為王田，一律不得買賣，凡是一個家庭男丁不到八個而田地超過一井（計算單位）的，就把多餘的部分分給宗族和同鄉的人。

總而言之，東漢一朝再沒有出現強權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日漸增強，中央朝政則被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在莊園經濟之下，自由的民間工商業者顯然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各地方豪強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權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種專營政策，形成了無與競爭的權貴經濟，文景時期的民間經濟大發展景象再沒有重現過。《後漢書·循吏列傳》中記載過這樣一個故事：耒陽縣出產鐵礦，當地民眾聚而冶鍊，頗有了一番氣象，一位叫衛颯的官員看見有利可圖，就上書朝廷，將之國營化，從而每年增加了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後漢書》作者對此非常讚賞，把衛颯歸入「循吏」之列。

可是，《度田令》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強烈的反抗，劉秀為了殺一儆百，逮捕大司徒歐陽歙，以他在任汝南太守期間度田不實，接受賄賂千余萬為罪名，將之處死，歐陽歙的弟子千餘人集體上書，為其求情，劉秀不準。其餘被處決和處分的重臣還有河南尹、南郡太守和琅邪太守等人。為了對抗，各地豪強紛紛武裝暴亂，他們攻擊政府住所，殺害行政長官，當政府軍前往追剿時，他們就一鬨而散，軍隊一走，很快又屯集在一起，這種情況，以青、徐、

在各部史書上隨處可見各路世族諸侯靠割據一地而大肆斂財的事迹：三國時，公孫瓚據易京，自築高城，所寵信的人大多是商賈之輩，官商聯手，鬧得民怨沸騰。西晉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萬頃，奴婢千人」。到了北齊時，各位王爺提拔自己的屬官，大多從富商之中選擇，而一些高官的家裡，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賈。連在邊境駐守的將領都沒有太多的心思用於軍事，而是以通商交易為主業。北齊政權還公開賣官，以致於「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廣州在當時已經是南部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南齊書》記載說，只要當上了廣州刺史，騎馬一過城門，就相當於得了三千萬的財產。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雖然價格很高也一定要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些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自戰國之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漸讓位於商品經濟，到了兩漢，商貿越來越發達，職業分工趨於專業，然而東漢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踐踏破壞，主要表現有三：

在推翻新朝之後的十來年中，中國又陷入一個「人相食」的亂世。

王家騰達是因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宮為嬪，因生下兒子劉驁當上了漢元帝的皇后，劉驁（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鳳更是被任命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開始了外戚專政。王莽24歲時被任命為黃門郎，30歲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順、懂禮、恭謙和十分節儉而聞名，據載他的夫人常年穿著沒有拖地裙擺的長袍，腰間系著圍裙，來客見了，大多以為是家裡的奴婢。這樣的外戚當然深得朝野，特別是儒生階層的歡心，被稱為是「當代周公」。

公元25年，劉氏宗族劉秀稱帝，建立東漢政權，史稱光武帝。在他建政之時，戶籍登記者只剩下十分之二。另據《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劉秀登基后那幾年，天災人禍不短，公元26年，天下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第二年，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只能交換到大豆五升，全國的道路交通都斷隔了，糧食無法長途運輸，當兵的只好用雜果來充饑。到公元30年前後，中原連續遭受旱災、蝗災和重大水災，谷價騰躍，人用睏乏，郡縣殘荒。據歷史學家們的推算，當時全國人口銳減，在籍的人口竟只剩下1200萬左右，比秦始皇統一中國時還少了幾百萬，西漢二read.99csw.com百余年的社會積蓄可謂付之一炬。

當時之世，無論是世族勢力的壯大，還是土地兼并過度，或財政困難，其實都是中央權力旁落的體現，甚至王莽能篡漢自代本身，也是皇權羸弱的結果。所以，他登基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實現中央集權。在隨後的十多年裡，王莽推出了眾多的經濟改革政策，無不圍繞著這一主題展開。

自「董卓之亂」后的近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奇異的「插曲」。在這期間，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東漢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國已有人口7200萬，到公元265年司馬炎建立晉朝時竟銳減至2400萬，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復到3380萬，可是「八王之亂」爆發后，人口死亡過半，西晉南遷時，漢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萬。翻開這段史書，到處是殘酷殺伐、屠城流血、陰謀政變。

土地私有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數百年，一朝更改，對社會秩序造成的震蕩可以想見。史載它的執行結果是「農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場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滯了，民眾站在道路上相視而哭泣。」

到公元22年，王莽不得不下詔書，廢止即位以來的所有改制政策。可是，天下事已不可為，第二年的10月，叛軍攻進長安城，當了十五年皇帝的王莽逃至未央宮的漸台，被一個叫杜吳的人砍下腦袋。

南北分裂之後，天下鼎沸，無權無勢的農民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於世族地主，從而更加增強了後者的力量。當時把世族修築的城堡稱為「塢堡」，在廣袤而動蕩的北方原野上，到處林立著森嚴的塢堡，北魏時代，河北有韓、馬兩姓各兩千余家，「劫掠道路，侵暴鄉閭」（《魏書·韓胤傳》）。甚至大族聚居，一個宗族就有將近上萬戶人家，炊煙連接，房屋比鄰而立，延綿不絕。據鄒紀萬在《魏晉南北朝史》一書中的統計，永嘉之亂后，塢堡組織發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門、太原等地有三百余，關中地區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強紛紛結塢自保。

公元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爆發聲勢浩大的黃巾軍起義，朝廷徵調諸路兵馬平叛，擁兵將領與地方世族豪強藉機掌握大量武裝，繼而引發了「董卓之亂」。從這一時間開始，到公元589年的整整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混亂和分裂時期，是為魏晉南北朝。

中國自從形成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之後，歷朝新建，首要任務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權可得，「削藩」不成，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必永無寧日。東漢初建，豪強除而不盡，光武帝就學不成漢武帝了。在財經和產業政策上，他也不得不把權力下放。

漢人對土地情有獨鍾。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真實地記載了當時民眾對土地的看法。他認為，天下財富可分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種，其中，從事農桑是為本富，經營工商為末富，「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著指出「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說，從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積累財富，而流通領域的利益更大於製造業。那麼，一個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長久地擁有財富？司馬遷給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來致富，然後就去買田致地，靠農田來保有之。司馬遷的這種理財觀念在當時已成共識，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便寫道，「在炎漢一代，無論軍人、說客、文士、貴族、官僚、儒者、商賈，一旦取得多量貨幣，皆投之於土地，以立所謂本富之本。收買不得，則用非法之手段以謀奪之。」土地兼并態勢之烈，既與農耕經濟的特徵有關，也與這種財富觀念有重大的干係。

這些世族的勢力實在太大，北魏政權初建時曾實行「宗主督護制「，以利用這些世族地主來暫時地維護基本的社會秩序。在《北齊書·崔陵傳》中還記載了一個細節：當時中原以崔、盧、李、鄭為四大名門望族，其中又以崔姓為首，與崔家聯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當朝的婁太後為博陵王娶親，納崔陵的妹妹為貴妃，太后特別關照前去提親的中使說，「一定要辦理得風風光光，千萬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話了。」連皇室都擔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見世族之顯赫崇高。

王莽的經濟改革，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啟動改革之時，「削藩」已經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對抗的集權；其二，武帝的對匈戰爭順乎民心，為改革創造了強大的輿論壓力；其三，七十年的「文景之治」，為國營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斂財空間；其四，武帝有效地發揮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北魏文學家楊炫之在《洛陽伽藍記》中詳盡記錄了當時洛陽的繁華：出西陽門四里，有一個規模驚人的「洛陽大市」，方圓八里，按行業分類，有通商、達貨、調音、樂律、退酤、治觴、慈孝、奉終、准財、金肆等十個大商業區；城東有專賣南方水產的集市和馬市，城南四通市賣本地水產。在洛陽的市場里，吃、穿、戴、用、玩樂之物，婚喪喜慶所需物品，還有天下難得之貨，應有盡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備，可以盡情享樂遊玩。在洛陽的市場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仆隸畢口」。洛陽城裡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劉寶，他的店鋪遍及全國，在州郡都會之處，都有他的宅子，各養駿馬一匹，據說他還能控制食鹽和糧食的read.99csw.com價格。

在公元2年，全國登記在籍的戶數為1236萬，總人數有5761萬。據《漢書·食貨志下》記載：王莽還沒有死的時候，天下亂殺，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

這些因軍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夠延續數代不衰，成為所謂的世族，還與另外一個制度有關，那就是官僚推舉制。自殷周以來，朝廷官吏都是靠推舉而產生的，由此出現了一個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強廣收門客，唯親是舉，其子孫門徒長久把持官職，累世拜相為將的情況比比皆是，到西漢中後期，這一情況已經比較嚴重，出現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話」，世族門閥由此而生。積百年經營，這股日漸壯大的世族力量驚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們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則官商結合，自成體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納人口，盤根錯節，終成與先秦貴族經濟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強氣候。

跟歷史上所有的現象一樣，世族的產生是制度性的產物，它與兩種制度有關，一是軍爵制，一是官僚推舉制。

這一時期內，各路英豪紛紛登上歷史舞台，先是曹操、劉備、孫權等人割據爭霸，中國進入著名的三國年代。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迫漢獻帝遜位，建立魏朝，東漢滅亡。公元265年，出身河內（今河南）世族門閥的司馬炎取代曹魏政權建立晉朝（西晉），繼而滅蜀國和吳國，統一了天下。然而僅僅經歷了九年的短暫安定，馬上爆發了延綿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到公元316年，匈奴軍乘亂攻破洛陽，是為「永嘉之亂」，晉政權南下建康（南京），建立東晉。其後兩百多年，中國分裂為南北兩朝，在北朝，各民族紛紛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國，先後竟有十六國之多，一直到公元439年，才由鮮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統一了北方，然後再度分裂，一百多年裡，又先後經歷了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諸朝。在南朝，也是數度改朝換代，東晉一脈持續了一百來年，到公元420年被甲兵出身的劉裕所奪取，其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代。

這是自商鞅「廢井田」之後，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

劉秀是南陽的遠裔宗族，從小勤于稼穡，還經常往返于宛地作糧食買賣。他這一脈宗族正是王莽想要削弱的地方世族勢力，劉秀的舅舅就是前面敘及的南陽世族樊宏，劉秀的岳父郭昌是南陽一帶的富豪，田宅財產數百萬。他的妻兄陰識「有田數百頃」，姐夫鄧晨是「世吏二千石」的官僚大地主，妹夫李通「世以貨殖著姓」，為商人大地主。此外，跟隨劉秀創建東漢政權的開國功臣鄧禹、耿弇、馮異、銚期等「雲台二十八將」，大多是豪強世族。由此可見，在王莽與世族門閥的經濟和軍事戰爭中，後者最終取得了勝利。

此外，在地方行政治理上，權力也被分解。劉秀把全國分為13州，除了京城之外，各派刺史一人主政。最初，刺史僅履行監察郡國之責，但隨著其許可權的不斷擴大，刺史逐漸發展為兼領行政、財務、軍事的地主長官，其權力空前膨脹，到東漢中後期形成了子承父職的門閥景象，地方割據已成赫然事實。史家唐長孺便認定，「州郡僚佐中所謂大吏、右職，照例由本地大姓壟斷。大姓冠族每郡只此數姓，所以州郡大吏就帶有世襲性。我們認為，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這還不是毀滅的終點，隨著戰事的結束，洛陽竟再次復甦，可是，到了公元583年，東魏和西魏為爭霸中原，展開洛陽爭奪戰，東魏大將侯景攻陷洛陽後放火燒城，又把辛苦堆砌起來的繁華付之—炬。

在公元一世紀前後，有一個孤貧的儒生決定對世族宣戰。讓人驚奇的是，他以「和平政變」的方式登基稱帝，然後啟動了一場引起重大爭議的改制運動，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民國思想家胡適稱他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

以上四條，王莽無一可得，他的失敗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來的。因此，任何經濟改革，都有路徑選擇和「時間窗口」兩個重要條件，錯過一個，都難取全功。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以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世族經濟歸根到底是權貴經濟，由權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徑，因此，在這種社會型態之下，「導致中國歷史上前所罕見的官商勾結與官僚資本。」

不過，魏晉南北朝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思想大解放時期。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的瓦解，思想禁錮被打開，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現奇葩爭艷的絢爛景象，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一書中稱：「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難以計數的軍事家、繪畫家、文學家、生活家、宗教家。

王莽稱帝后，事事以《周禮》為標準，宣布要「奉古改制」。關於王莽改制，後世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他是「托古篡漢」，托古是名，篡漢是實，因而是一場政治鬧劇，另一種則認為，他是真心實意的要按周代古制來改造弊病叢生的當代，是漢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義試驗。其實，就經濟改九-九-藏-書革而言，這兩種觀點都不完備，因為王莽確實是想改革，不過他並不想改回到遙遠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標其實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王莽38歲時當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馬，其後元帝、哀帝、平帝連續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渦中幾度沉浮，展現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他以藥酒毒死平帝，立年近兩歲的孺子嬰為帝，自稱「假皇帝」，三年後，廢孺子嬰而登基稱帝，國號「新」。在中國歷史上，歷代開國皇帝均為戎馬出身，唯兩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則天，一儒一女，堪稱異數。

如果從兩千年歷史來看，從先秦到1949年，歷代治國者試圖將土地全面國有化的人非常之少，嚴格來講，只有兩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

此外，王莽也仿效漢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來經營「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鉅賈王孫卿為主管市場的「京師市師」、「漢司東市令」，任命洛陽城裡有「十千萬」資產的富商張長叔、薛子仲為「納言士」，在各地設置專營事務的官吏時，大多用的是當地的商人，讓他們當上了交易丞、錢府丞等等。由於缺乏鐵腕的監督機制，這些穿著官服的商賈乘機與行政官員沆瀣一氣，虛設帳簿，掏空國庫，大肆牟取私利，最終的結局是，官府的錢庫沒有充實多少，卻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與貴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緣來維繫和傳承的，不過它沒有法定的世襲性，其衍續壯大，有賴於一代代子弟的經略努力，同時，世族在價值觀上一切以家族利益為大，國家意識薄弱，對中央政權缺乏忠忱度。

自漢之後，人們對王莽多持毀垢的態度，唐代詩人白居易有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不過到了近世之後，知識界的態度大有更改，民國學者胡適就兩次撰文為之翻案，他寫道，「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然而王莽確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我近來仔細研究《王莽傳》、《食貨志》及《周禮》，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確是社會主義者。」因寫作《中國人史綱》而聞名的台灣歷史學家柏楊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說：「王莽是儒家學派的巨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王莽有他的政治抱負，他要獲得更大權力，使他能夠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一一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所以他的改制都是「為了改善這種不公平和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

三是城市文明屢興屢毀。市井工商，事關民生，所以是一種「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時光，就一定會鶯飛草長，宛成氣象，二十年便能出現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華都市，然後，政權動蕩，兵戈再起，一切錦繡灰飛煙滅，輪迴重新開始。這便是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一再上演的劇目。此等故事，以洛陽最為著名。

在漫長的農耕時代，一個人或一個家族能否成為勢力，主要看兩件事情，一是擁有多少土地，二是擁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夠擁有這兩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貴族諸侯，日久天長，他們就形成了足以與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終而出現春秋戰國的割據局面。秦國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貴族世襲體制，他提出的「軍爵制」，即軍功受田制度，讓非貴族血統的普通人通過戰功也能夠獲得大量土地。此後五百余年，由戰國而秦，再由秦入漢，先後產生了大批平步清雲的軍功地主，他們獲得受田，然後憑藉豐厚的賞賜俸祿、社會地位的優勢，再大肆購置田地，與此同時，他們還招募了大量的私人農戶，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繳納租稅，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冊的編戶人口。其經濟安排，按自給自足的原則規劃經營，具有強烈的封閉性，可以完全不賴外界而獨立生存。在世族內部，因血緣宗族而構成紐帶，族長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種方式參与社會活動。

洛陽在兩漢時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榮之地，公元186年，發生董卓之亂，董軍攻佔洛陽，將方圓200里以內的宮室和民房一律焚毀，把數十萬人向長安驅趕，洛陽化為—片廢墟，曹操曾賦詩記錄道：「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焚燒。垣牆皆頓僻，荊棘上參天。」曹魏時期，洛陽被定為首都，再度復活，盛極一時。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亂」時，洛陽先後四次被叛軍洗劫，被殺民眾達20萬之眾。到了「永嘉之亂」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劉曜攻陷洛陽，燒毀坊市，殺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再毀。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遷都於此，洛陽重新恢復生機，歷三十年，再次成為北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極為可觀。

政策的動刀之處，仍然是土地兼并和人口兼并。

在稅賦政策上，王莽也採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緡之法，他宣布徵收個人所得稅，所有從事工商業者，無論是養蠶的婦人還是縫補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縣官自報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稅率繳納稅金，有敢不報者或自報不實者，全部沒收所得，並罰在官府做工一年。這一政策如何落實，史書不載，估計又是為某些官吏敲詐民間創造了無數的機會。

短短七年間，王莽四次改變貨幣，政府的金融信用幾乎破產，每次變動，都造成民間的一次大破產，監獄里因此人滿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