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文藝理論界批評界過分誇大了當時中國此類作品的實際成績，進而走向極端，開始貶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學表現樣式。從宏觀的思想角度檢討這種病態現象，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幫」的文藝殊途同歸，必然會造成一種新的蕭瑟。從讀者已漸漸開始淡漠甚至遠離這些高深理論和玄奧作品的態度，就應該引起我們鄭重思考。

一九八七年訪問聯邦德國的時候，我曾和一些國外的作家討論到有關這九_九_藏_書方面的問題，並且取得了共識。我的觀點是，只有在我們民族偉大歷史文化的土壤上產生出真正具有我們自己特性的新文學成果，並讓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時候，我們的現代表現形式的作品也許才會趨向成熟。正如拉丁美洲當代大師們所做的那樣。他們當年也受歐美作家的影響（比如福克納對馬爾克斯的影響），但他們並沒有一直跟蹤而行，反過來重新立足於本土的歷史文化，在此九九藏書基礎上產生了真正屬於自己民族的創造性文學成果，從而才又贏得了歐美文學的尊敬。如果一味地模仿別人，崇尚別人，輕視甚至藐視自己民族偉大深厚的歷史文化，這種生吞活剝的「引進」註定沒有前途。我們需要借鑒一切優秀的域外文學以更好地發展我們民族的新文學，但不必把「洋東西」變成嚇唬我們自己的武器。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當代西方許多新的文化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國傳統九九藏書文化的啟發和影響，甚至已經滲透到他們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而我們何以要數典忘祖輕薄自己呢？

在我看來，任何一種新文學流派和樣式的產生，根本不可能脫離特定的人文歷史和社會環境。為什麼一種新文學現象只在某一歷史階段的某個民族或語種發生，比如當代文學中的「魔幻現實主義」為什麼產生於拉美而不是歐亞就能說明問題。一種新文學現象的發生絕非想當然的產物。真正的文學新現象就是九九藏書一種創造。當然可以在借鑒的基礎上創造，但不是照貓畫虎式的臨摹和改頭換面的搬弄，否則，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對我國剛剛興起的新文學思潮，理論批評首先有責任分清什麼是創造，什麼是模仿甚至是變相照抄，然後才可能估價其真正的成績。當我們以為是一顆原子彈問世的時候，其實許多年前早就存在於世了，甚至幾百年前中國的古人已經做得比我們還好；那麼為此而發出的驚嘆就太虛張聲勢了。

就我個九-九-藏-書人的感覺，當時我國出現的為數並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都處於直接借鑒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水平，顯然談不到成熟，更談不到標新立異。當然，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這些作品的出現本身意義十分重大，這是毋庸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感情用事的人對這類作品的不負責任的攻擊。從中國和世界文學史的角度觀察，文學形式的變革和人類生活自身的變革一樣，是經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實驗的失敗，也無可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