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一河對岸的香港的十一分之一。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裡，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

可是，就是這個陳春先卻以一人之力撬動了中國高科技產業。他為服務部所設定的經營原則後來成為中國民營高科技公司創辦的共同規律，那就是：科技人員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轉化規律、市場經濟規律，不要國家拔款，不佔國家編製，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依法自主決策。在他被懷疑、辱罵和嘲笑的身後，一家又一家科技公司在中關村出生了。三年後，在沒有國家任何投資的前提下，中關村赫然成為中國最著名的「電子一條街」，到1992年，這裏的民營科技公司將達到5180家。

年初，魯冠球做了一個決定，他把掛在廠門口的七、八塊廠牌都一一撤了下來，最後只剩下一塊「蕭山萬向節廠」。他是那種直覺很好的人——這幾乎是所有草創企業家的共同天賦，在跌打滾爬了十來年之後，他決心今後只把精力投放到一個產品中，那就是汽車的易耗零配件「萬向節」上。他自己興沖沖地背著產品去參加行業交易會，結果被人轟了出來，因為除了國營工廠，別的企業都「一律不得入內」。魯冠球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在會場門口偷偷地擺攤銷售，他帶去的萬向節以低於國營工廠20％的價格出售因而受到歡迎，他像土撥鼠一樣地悄悄擴大著自己的地盤。為了讓製造出來的產品真正佔領市場，魯冠球表現出超乎常人的決心，這年夏天，安徽蕪湖的一家客戶寄來退貨信，說是發給他們的萬向節有部分出現了裂紋。魯冠球當即組織三十個人去全國各地的客戶盤查清貨，結果竟背回來三萬多套萬向節。魯冠球把全廠工人全部召集起來，然後自己第一個鐵著臉背起裝滿廢品的草包，朝寧圍鎮上的廢品回收站走。這三萬套萬向節被當作六分錢一斤的廢鐵全部賣掉，工廠因此損失43萬元。這在當年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

1980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萬里、趙紫陽等人。躊躇滿志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著重研究體制改革。

「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說，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一日會後，鄧、習在中南海院里散步，兩人閑聊起當年在陝甘寧邊區鬧革命的陳年舊事，鄧突然停住了腳步說，「深圳，就叫特區吧！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后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九-九-藏-書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積累，是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萌芽的重要推動因素，關於這一點始終未被學界注意到。1980年前後，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是浙南溫州、台州地區，二是廣東、福建沿海地區，它們也因而成為當時商品經濟起步最快、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新華社記者魏運亨曾這樣描述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當時每天停泊和游戈于東沙島海域的港台走私船達幾十艘，前往交換私貨的大陸走私船則多達上百艘。電子錶和尼龍布料漲潮般湧進內地，黃金和銀元則退潮般滾滾外流。成千上萬的群眾如痴如狂，沿海城鄉形成了好幾個遠近聞名的私貨集散市場。

浙江的溫州地處偏遠，多年不通火車，交通極其不便，耕地更是稀少，人均只有兩分多一點，因而這裏的農民百年來有離開土地和外出求生的衝動。1979年之後，這裏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一些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地政府法不責眾，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於是，這些走私市場便成為了中國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那些前來採購走私貨的大胆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則成了第一代商人。資料顯示，到1980年前後，溫州的個體工商戶已經超過3000個，在交易活躍的一些集鎮，如樂清的柳市等地相繼出現了一些專業的製造作坊，那些較有規模者在當地被冠以「大王」的稱號，如電器大王胡金林、螺絲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步青、線圈大王鄭祥青等等。這些人的資產在當時都已過10萬元，生產的產品質量大抵可以與國營工廠有得一拼。與魯冠球不同的是，這些大王和他們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私人性質，除了溫州和珠三角的少數地區，在當時國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魯冠球的這次近乎傳奇的行動，讓他領導的鄉村工廠開始具備起大工業的氣質。當年，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要確定三家萬向節的定點生產工廠，在全國56家萬向節生產廠中，蕭山萬向節廠是唯一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它原本連參与評選的機會都沒有，但是魯冠球四處運作，硬是讓北京的專家評審組把它列入了參評的對象，最後竟通過了審定，成為三家定點工廠之一。這次定點的確定對於魯冠球來說是決定性的。它讓這家「身份低微」的企業開始被主流工廠認可。萬向節是一個並不很大的行業，魯冠球的勝利似乎預示著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體制外的民營企業有機會憑著機制的靈活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某些冷門的行業獲得成功。「計劃」看上去是那麼的嚴密，卻可能被靈活的「小傢伙們」一舉突破，這個道理將在日後一再地靈驗。

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只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

跟竭力撕開「計劃」口子九*九*藏*書的魯冠球一樣，在浙江南部的溫州、福建和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越來越多的鄉土工廠展現出他們超乎尋常的活力。一位美國《新聞周刊》的記者去福建石獅和廣東南海採訪，他在發回去的報道中說，「石獅的小商品貿易和南海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鍊、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1980年12月，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門口，46歲的陳春先站在寒風中，與一個個騎著自行車前來的人熱情地打招呼，來的人共有14個，每個人都相貌文弱，語調溫和。他們都是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和力學所的研究人員，這次他們都是被老陳「忽悠」來的。在這一天，他們將一起開辦一件「大事情」。

就在珠江三角洲和溫州等地的「地下工廠」如雜草般紛生的時候，在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具有個體色彩的經濟活動還顯得那麼的小心翼翼和寥若晨星。長期的計劃經濟，人們已經習慣在一種格式化的、有紀律和有組織的環境中生活，一旦脫離那種慣性，往往需要極大的外力或勇氣。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那些從事個體商業活動的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底層，他們是失業者、返城人員、有刑事前科的人和低文化程度者，這些人被排擠在「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之外，在無可奈何之際，被迫走上了經商和創業的道路。在上海，一個叫周正毅的19歲的街道小混混因為實在找不到工作，便在熱鬧的楊浦區開了一間小小的餛飩店，後來他成了有爭議的「上海首富」；在烏魯木齊，同樣是走投無路的16歲輟學少年唐萬新跟隨大哥唐萬里辦起了一間照相洗印店，誰也沒有料到20多年後他會從這個偏遠邊城出發，打造出一個市值高達1200億元的德隆帝國。在北京，一個叫劉桂仙的中年婦人則意外地領走了全城的第一張個體餐館執照。

陳春先的舉措在中科院內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但是在社會上，這是一個十分不起眼的事件。沒有一個媒體對此進行報道，陳春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走多遠。這位中科院里思想最活躍的中年人徹底放棄了自己的科學家生涯，他將開始一段平庸而坎坷的企業家經歷，日後他整天為業務而奔忙，甚至還曾經因為債務糾紛而被人兩次綁架。他是一個失意的公司經營者。

這個「大事情」的首倡人就是陳春先。他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學才子，他早年留學蘇聯，因成績優異曾經受到過斯大林的接見。他的學科專項是十分前沿的核聚變，他建立了國內第一個托卡馬克裝置，並在合肥創建了中國的核聚變基地。1978年，中科院評聘第一批教授級研究員，全院只有十個名額，他和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一起上榜。在過去的兩年裡，他作為中國最重量級的科學家之一三次訪問美國，而這三次考察卻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

政府對這場大討論保持了中立和緘默，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開放與變革已經漸漸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它的衍變路徑將十分的曲折，但是前行的方向卻似乎已不可逆轉。

那些日後將徹底扭轉中國公司命運的變化仍然在體制外艱難地萌芽。對於1980年的魯冠球來說，這一年他獲得的最大勝利是他第一次擠進了「計劃」內的序列。這個事情在現在看來，可以算得上是一場「意外」。

面積大則大矣，卻還是只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https://read.99csw.com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后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

一個國家或人生，最大的苦悶是，苦悶被壓抑在心中而不得宣洩。在1980年，隨著體制的鬆動和各種新事物的湧現，人們開始表達自己的情感，國家也在某種程度上默許這樣的舉動。在廣東，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引起轟動，這位後來被入室盜竊的小偷殺害在家中的女作家第一次用充滿悲憫的筆調描寫普通人的生活；表現愛情的《廬山戀》和《天雲山傳奇》更是讓青年人像瘋了一樣地湧進電影院，女主角張瑜的每一套花衣服都引起姑娘們極大的好奇；剛剛復刊的《大眾電影》雜誌大胆地發表了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照片是一對青年戀人激|情接吻的鏡頭。

中關村是北京城北面的一個小村莊的名字。1949年以前，這裡是一個有70戶住家、276口人的自然小村，周邊的墳地佔了土地的30%多。1952年，中國科學院定址於此，再一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又在這個小村的北部形成一個教研院區。日後，中關村一帶先後建起了中科院的幾個重點研究所和大面積的員工宿舍，成為科研人員聚集度很高的一個區域。在陳春先的心目中，「這裏的人才密度絕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素質也並不差，我總覺得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出來。」

作為全北京的第一家個體餐館，劉桂仙的事業從來就沒有走出過翠花衚衕。二十年後，人們依然可以在那條狹長而日漸衰舊的衚衕里找到那間小小的、只放得下七八張八仙桌的餐館。

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佔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里。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把原定的金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但是，工業企業必須完成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4項計劃指標后，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的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地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復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復；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註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九_九_藏_書，港人武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二十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

5月，發行量超過兩百萬冊的《中國青年》發表了一封署名為「普通女工潘曉」的長信《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個標題徹底地擊潰了人們心中那道搖搖欲垮的意識形態欄柵。潘曉在信中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真的，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我曾冒出過削髮為尼的念頭，甚至，我想到過去死……心裏真是亂極了，矛盾極了。」

陳春先已經被他的這個設想激動了很久，第三次考察回國后，他終於決定從自己做起，來催生出中國的矽谷。在他的奔波下，北京科協成了他的支持者，這個力量弱小的協會借給陳春先200元錢，並幫助他開設了一個公司帳戶。於是，在年關將近之際，陳春先在中關村的一個倉庫辦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

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鳴，同時也招致激烈攻擊。於是，就人生道路問題，全中國展開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討論，潘曉的名字轟動一時。大討論一直持續到來年3月，致使《中國青年》達到它的最高發行量——369萬冊，僅是讀者給雜誌社和潘曉的來信，就超過6萬封。這樣的討論，對一個封閉日久的社會無疑帶有很大的顛覆性，它讓人們開始懷疑現有生存狀態的意義和價值，對未來的生活產生前所未有的憧憬和謀划，日後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飲料公司之一的廣東樂百氏集團創始人何伯權回憶說，當時是中山縣共青團副書記的他與一位女孩在一起熱烈地討論這個話題，正是「潘曉來信」讓他重新審視和規劃自己的人生，那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划為經濟特區的總面積有327.5平方公里，東西長50餘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里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彷彿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里。

劉桂仙是幼兒園的一個勤雜工，家裡有五個孩子，因為實在生計維艱，便動起了開小飯館的念頭，她的餐館開在東城區翠花衚衕，取名悅賓餐館。現在已經沒有資料可以顯示，為什麼北京市會選中這個沒有背景的婦女來開第一家個體餐館。開業的第一天，區工商局局長專門跑來告誡劉桂仙：「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個體飯館，你要好好開，千萬別給政府抹了黑！」劉桂仙開店實在不容易，在當時，幾乎所有的食品——糧食、油、魚、肉、禽、蛋全都是憑票供應的，為了幫她弄到豆腐票、豬肉票和糧hｔｔpｓ://ｒeａd.９９csw.cｏm票等等，東城區動員了工商局、糧食局、飲食服務公司等部門，為悅賓餐館特別開「小灶」。只有這樣，劉桂仙的小餐館才不至於關門大吉。因為是京城第一家個體餐店，每天都有很多外國記者來拍照採訪，而提的問題都大體一律：「這飯館是你自己開的還是政府要你開的？」「你擔心自己將來挨批鬥嗎？」「你掙了錢會不會被別人拿走？」事實上，這些問題劉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個人問問清楚。第二年的大年三十，兩個大人物來到了悅賓餐館，陳慕華和姚依林兩位副總理親自來給她拜年。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一個新的身份名詞開始在城市裡流行：個體戶，它指的是象劉桂仙、周正毅這樣的沒有國家保障、自主創辦小店小鋪的人，它聽上去似乎百味雜陳，有蔑視、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對「自由身」的暗慕。

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只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對黑暗的抵抗以及個人意識的蘇醒在這兩行詩歌里毫不隱藏地逼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

在鄧小平說這句話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勛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

陳春先去了著名的矽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他深深為那兩個地方的高科技公司的繁榮而心動不已。報國心切的陳春先直覺地認為，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矽谷，讓那些沉睡在實驗室里的科技成果可以轉化成有市場價值的商品。回國后，他多次在各種場合發言呼籲。在他的方案中，甚至已經圈定了「中國矽谷」的地點，那就是他工作所在的中關村。

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19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識著國家已經在嘗試著用價格槓桿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著人民的衣食住行。也就在春節前後的一天，在鄧小平的家鄉四川廣安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車拉著從黑龍江運來的20噸玉米，停靠在廣安火車站的站台前，有人在車皮上貼了一張白紙，上面寫著幾個毛筆大字：「打倒鄧小平！」不多時，就有人在大字下批註：「你還想不想吃黑龍江玉米？」

1980年的北京之冬十分寒冷，整個12月共下了五場鵝毛大雪，有報道說，這年冬天的降雪量是近二十年來最大的一次。陳春先的服務部在開業兩個月後終於接到了第一單生意，海淀區一個街道小廠的廠長問上門兜售業務的核聚變科學家陳春先：「你能幫我們解決一下電源上的問題嗎？」陳春先楞了一下，然後說，「當然能，你可以給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