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他沒有想要回來？」
「真糟。」我說，但並不打算離開。
「南北戰爭期間這裡有兩百五十個奴隸。」他說，彷彿我們是來談心的，「你離開以前應該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殼了，生鏽的鐵欄杆圍著小墓園。」
「我們很少往預備送到哈特島的屍體上塗香油。」他指的島在東河中，波特墓園就在島上，「我們得先找到她的辨識號碼，然後把她挖出來，用渡輪運回這裏，這我們倒是辦得到。我們也只能做到這裏，真的。可能需要幾天時間。」
「不是聖誕節當天，大約是之前一兩天。」他努力回想，臉上浮現出怪異的表情。
「聽好，安娜說我可以住在這裏，我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
「大門應該關上的。你沒看見那些『不得擅自進入』的牌子嗎？我剛釘上，每兩根籬笆柱釘一塊。你找佩頓·高特做什麼？」
「不，我去參加殯儀館大會，」我又撒謊了，「在假日酒店。」
「我發現了一筆新的支出。」布倫特說。
我把火雞肉和蔬菜什錦加熱，打開了暖爐，然後在白沙發上昏昏欲睡起來，那把勃朗寧就放在手邊。我累得無法做夢。太陽和我是同時蘇醒的，而我這趟行程的目的直到我打開公文包檢査裏面的東西時才顯得真實起來。現在出發還太早，因此我穿上運動衫和牛仔褲出去散步。
佩頓·高特將頭髮往後一撩，一隻腳踏在較低的欄杆上。「簡妮五歲那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當時她有隻小狗，小雜種狗，」他頓了頓，「後來……」他的聲音哽住了，「那隻小狗不見了。那晚簡妮醒來，發現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鄧波爾掐死的。」
我打開《紐約時報》時，他拿出皮夾，給了我一張十美元和兩張五美元鈔票。我替他付了酒錢。「聊表謝意。」我說。
我坐在木桌前等著冰茶，擔心店裡沒人能夠和我溝通，告訴我高特家在哪裡。
「我懂，」我說，「但我必須去那裡。我不想參加旅遊團，只是想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務啊。」
我在屋裡四處閑逛，當海洋轉成鉛灰色、大片烏雲從北邊聚集而至的時候，我餓了起來。屋外有一條散步板道越過沙丘，於是我帶著咖啡漫步到盡頭，看著散步、騎車的人和偶爾經過的慢跑者。灰色的沙地很硬，大群褐色鵜鶘排成戰鬥隊形飛來，彷彿正準備襲擊不友善的魚群或天氣似的。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兒。她從來不讓人家寄支票給她，蕾切爾都是用固定賬號匯錢給她。你知道，簡妮經常得看醫生以免病情發作，因為她的腦部受過傷。」
「是的。」我撒謊了。
「高特先生，」我說，「你知道你女兒現在在哪裡嗎？」
幾分鐘后，我在電話里問馬里諾：「我們得試試DNA檢驗或視覺身份證明。」
「她有我的傳呼機號碼。」我困惑地說。
「她從紐約打回來的那次，」我追問，「向你要錢了嗎？」
他回答時語氣平靜，但有些頹喪。「我實在摸不著頭緒。」
「你怎麼找到這裏的？」
一群海鷗尖嘯著飛過。大隊招潮蟹佔據了一叢香蒲。
「聽說那是個好地方，」女職員親切地說，「很多人到那裡打高爾夫和網球。」她檢査著我的小旅行袋。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到紐約的法醫辦公室，留了口信給霍洛維茨醫生，建議他開始就珍妮的血液進行DNA化驗。然後馬里諾到我的住處接我，這時鄰居們正往窗外探看或打開漂亮的大門拿報紙。
我打開駕駛座車門，它向前跳了幾步。我拿它沒辦法，只好打開公文包，搜出一包從飛機上拿來的花生。我倒車退出車道時，松鼠坐在那裡猛嚼花生，目送著我離去。
「請你給它掛個標籤，」我降低音量說，「裏面有一把手槍。」
他點頭。
芬諾是一家義大利北部美食餐廳。我的祖先來自義大利北部，於是高特以北義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現身。我給韋斯利打電話，他不在辦公室。接著我打給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處，也不在她的房間，最後我只告訴了馬里諾高特又回到紐約了。
我進了屋子，很失望地發現裏面沒有防盜警鈴。
我站在安娜房子的散步板道上，看著他對抗強風，感覺自己遭到了拒絕。最後他將衝浪板像熨衣板似的緊緊夾住，蹣跚地走過濕滑的沙地。我就這麼看著他和他母親，直到他們的身影變成地平線上的兩個點。我想著他們會去哪裡，是酒店還是住宅？在這樣的風雨之夜，那些小男孩和母親都躲在哪裡呢？
「他打從出生那天起就沒做過一件好事。」佩頓·高特邊說邊抹眼睛。
「你說什麼？」
他臉色大變。「沒有。」
我將拉鏈鎖上，然後看著她將我的旅行袋放上輸送帶。她把機票交給我，我上樓往登機口走去。這裏擠滿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結束準備回去工作，個個都顯得不太開心。
「她的本名其實是蕾切爾，小名叫簡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鄧波爾和簡妮是雙胞胎。」
錄像帶播完了，陪審官員向我走來。她是個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員嗎？」她輕聲說。
我指著菜單上的「Biddy een de Fiel」，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念，而譯文說read.９９ｃｓw•ｃｏｍ是烤雞胸肉配長葉萵苣。
「錢匯到了哪裡？」我問。
「那麼你兩種都要啰？」
但我不會這麼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個地板下的數據機，兩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隱形線路。他想玩遊戲，但有一天他或許會栽跟頭，他或許會由於過度冒險加上吸食可卡因產生的興奮而犯下錯誤。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遺憾。」
「他報的賬或許超出更多。相信我，說不定報了金箔修復法補牙費用的兩倍之多，那可有幾千美元。他說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實沒有。她處於精神不穩定的狀態，又和一個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們哪裡知道被騙了。」
我感到一股極大的哀傷。「我以為你通常會等久一點。」我說。
他依然直視著前方。「我想你們都調查得很清楚了，這都是鄧波爾的功勞。事情接著大概會寫成書或拍成電影。」他輕輕敲擊著欄杆。
「你還需要些什麼嗎，親愛的？」那名女侍者端著杯裝滿了冰塊和檸檬片的冰茶回來了。
「說了只有好處，」我說，「我來就是為了能夠盡點力。」
「他老是忌妒她。情況實在很複雜，因為她非常崇拜鄧波爾。他們小時候真是一對可愛極了的金髮小雙胞胎，但有一天鄧波爾想把她當蟲子一樣壓扁。他很殘酷。」他停了下來。
我在夏洛特機場有充分的時間回電話。兩個電話都是羅絲打的，要和我確認我的空當，因為有幾張傳票剛送來。
「高特先生，」我說，「請允許我和你談談。」
「還有，露西一直聯繫不上你。」她說。
「我只能告訴佩頓·高特本人。」我說。
我突然想起屋子裡或許沒有食物，而我這一整天只吃了那些脆餅乾。
我抵達了約翰·馬歇爾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並無不同，但安全掃描處的職員卻不了解我為何而來。
「你妻子把錢匯給她了嗎？還是寄了支票？」
他不確定地看著我。「誰派你來的？」
「有很多。」
「以下的名字是從陪審投票箱里抽出來的，」他微笑著敘述，「我們的司法系統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夠審慎處理證據，司法公正有賴大家共同維護。」
我望著她。「好吧，來一小盤當配菜。」
我甚至無法確定高特家的人會不會見我，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打電話。他們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都沒有登記在名錄里，但我覺得想找到他們在波佛附近的家並不難。萊夫橡樹園是南卡羅萊納最古老的地區之一，當地居民應該會認識這對從奧爾巴尼遷移過來、家園剛被洪水淹沒的夫妻。
「要不要先點炸土豆片或螃蟹餅？」她說話時目光仍在餐廳里漫遊。
她點點頭，遞給我一塊閃亮的橙色辨識牌，以顯示我攜帶了未上彈藥的槍支。
「我向別人問了路。」我告訴了他經過。
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美麗特牌香煙，在風中費勁地想點燃一根。他轉來轉去，最後我伸手兜住他的手並穩住火柴——他在顫抖。
「我覺得足夠了。」
「是你太太付的賬單嗎？」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種恐懼不足為外人道，但我明白。」
通向海松林的沙地平坦而堅實，水面閃耀著白金色的陽光。鳥鳴聲伴隨著嘈雜的衝浪聲，白翅鷸四處尋覓螃蟹和海蟲，海鷗隨風滑翔，烏鴉有如戴著黑色頭盔的高速公路騎手般漫無目的地遊盪。
「她有沒有說是從哪裡打來的？」
「那不在我們的旅遊路線上，已經不在了。」
「那又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故事。簡妮十一歲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處理。」
「醫生，」馬里諾繼續說，「你對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靜一下。」
「今年聖誕節你有她的消息嗎？」我問。
「我們不需要通過美國運通公司來逮他，你應該立刻撤銷你的信用卡。」
「我們必須開棺，」我對他說，「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替她塗香油了嗎？」
「說了沒好處。」
我在想，高特或許希望我能夠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實都是在向我傳遞信息，讓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歡什麼食物，知道他不喝紅酒，知道他抽什麼香煙、穿什麼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什麼時候？總不會是在櫻桃丘的雪地里吧。」
到了午餐時間我離開了，心想不知這輩子是否還有機會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讓我在辦公大樓前下車，我回到了辦公室，再次打電話到紐約找霍洛維茨醫生。
我通過了X光掃描機的檢查，然後一位女職員走出來對我進行搜身，那個很喜歡下雪天的職員則檢査我的提包。馬里諾和我下樓來到一個鋪著橙色地毯、布置著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間。我們在後排坐下，聽著人們打盹、翻紙張、咳嗽、擤鼻涕。一個身穿皮外套、襯衫下擺垂在外面的人翻著雜誌，另一個穿羊毛外套的人則讀著一本小說。隔壁傳來吸塵器的怒吼，聲音闖入橙色房間卻又戛然而止。
「我去找找，可以嗎？」
「昨天，在紐約一個名叫芬諾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東三十六街。數額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我問她是否有，」我的秘書說，「她說她晚一點會再和你聯繫。」
它兩腿直立站著，對我念叨九九藏書了一陣。
「哦。」他閉嘴了。
我在成長階段從來不曾去度假，因為父母沒錢，而現在我又沒有兒女。我聆聽著巨浪沖向海灘的聲響，想起了韋斯利，很想給他打個電話。星星破雲而出，風中夾雜著難以辨識的聲響，也許是蛙鳴或鳥啼。我拿起空咖啡杯進了屋子，一點都不覺得害怕。
「通過西聯國際匯款公司匯過去的，蕾切爾可以告訴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我沒有時間多問，因為到D登機口的距離很長，而前往希爾頓海岬的班機十五分鐘后就要起飛。我一路奔跑，還吃了一塊清淡的無鹽脆餅乾。我抓起幾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帶上飛機，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頓餐食。坐在我身邊的商人瞪著我的餅乾，好像我是個不懂機上禮儀的魯莽家庭主婦。
「真是可恥。」霍洛維茨醫生略為猶豫，才又接著說，「很抱歉，我必須告訴你，我們這裏出了嚴重的問題。」他又頓了頓，「老實說，我希望我們沒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經埋葬了。」
高特直直地站著，將煙灰彈向風中。「不可能。」
幾個人將高爾夫球揮進海里時，一隻海豚冒出水面。這時一個小男孩手中的塑料衝浪板被強風吹落，沿著海灘翻滾，他瘋狂地追趕。我看著這場長達四分之一英里的追逐，接著他的獵物在海灘上一彈，躍上我所在的沙丘。我跑下沙丘抓住它，以免風再度將它吹走。那男孩見狀，剎住了腳步。
「我保證一定辦得到，」我說，風撫平野草，吹亂了我們的頭髮，「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樣本給我。」
「請便。」
我朝車道左側走去，視線在已經收穫過的老胡桃林間的空地上游移。我經過一處長滿浮萍、岸邊有隻蒼鷺在漫步的池塘，沒看見人的蹤跡。但當我走近那棟大戰前建造的豪宅，就發現了一輛汽車和一輛小卡車。屋後有個錫皮屋頂的舊倉庫，緊鄰著一個穀倉。天色漸漸暗下來，我爬上陡峭的門廊階梯去按門鈴時，覺得身上的外套似乎太薄了。
「沒有人知道。我們用濾紙儲存了一份血液樣本，準備做DNA化驗用的，平時我們都是這麼做的，當然，我們也用一個儲存罐裝著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樣本似乎不見了，儲存罐也不小心丟棄了。」
「你告訴我你是誰的時候我就有預感了。鄧波爾涉嫌在中央公園殺害的那個女子就是我女兒。」
我們一直認為那雙靴子是高特穿的。
我的門前停著三輛巡邏車，馬里諾的那輛福特自用車停在磚砌車道上。溫莎農莊蘇醒了，正常運轉起來，鄰居們看著我在警察們的護衛下離去。美麗的草坪上結了白霜，天空就要變藍了。
她的眼睛有如松脂石，充滿懷疑但並非不友善。「你想環島一周嗎？」她問。
我向他解釋了緣由。
「我打賭她一定常常喂你，對吧？」我掏出鑰匙，對它說，「可惜我除了剛才吃過的脆餅乾之外，什麼食物都沒有，我真的非常抱歉。」見它又靠近了些，我停下腳步，「如果你有狂犬病，我恐怕得開槍打死你。」
「我不知道。」我說。
「他不能對我下任何命令，連替我點午餐都不行。」
「要是我能拿到病歷，一定會告發他。但他不會拿給我們看的，事實上，說不定早就銷毀了。」
「這麼說我無法去那裡了？」我問。
「醫生認為她是被馬踢傷的，」他費勁地繼續說，「可我很懷疑。我以為盧瑟會殺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榮譽勳章可不是因膽怯得來的。等到簡妮終於出院的時候，盧瑟就把她帶回家了，但她始終沒有好過來。」
「蕾切爾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們知道他遲早會要了她的命，後來有一回他差點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個弟弟住在西雅圖，名叫盧瑟。」
「不，先生，當然不是。我是弗吉尼亞州首席法醫。」我遞出名片。
「請問你可不可以和我換二十美元的零錢？」我問身邊的男子，因為我聽到空服員在抱怨沒有足夠的零錢找給我。
「四五年前盧瑟去世以後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聖誕節或想到的時候會和我們聯繫。」
發現她的顧客可能更適合吃減肥午餐，她便翻給我看菜單後面的鄉村風味炒蝦。「我們今天也有新鮮的炒蝦，好吃得讓你連舌頭都會吞下去。」
「那雙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其實我是想問路，」我說，「你對萊夫橡樹園熟嗎？」
「可以把衝浪板還給我嗎？」他盯著沙地說。
「那位少將。」我說。
「不可能有這種事。」我說。
「沒人，我自己來的。」
「謝謝，安娜！」當我找到一堆林恩快餐包時，不禁叫出聲。
「我來不是因為好奇，」我說，「也不是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嘆了口氣，眺望著海洋。
「你在胡說什麼？」馬里諾不耐煩地說。
我啞口無言。若不是霍洛維茨醫生的統馭能力有問題，就是這些疏失並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為他是個極度謹慎的人，也許我錯了。我知道紐約的情況，那些政客連停屍間都不肯放過。
「蕾切爾是你太太？」
我在聖海倫娜島上繞過路邊一輛製造出滿天塵土的牽引車，想找個地方停車，問問路。沿路有燒焦的廢棄磚造商店，街道兩側密密分佈著橡樹和由read.99csw.com稻草人守護著的花園，沿街散布著番茄包裝店、農舍和殯儀館。我一直開到特里普島找到吃午餐的地方才停車。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如果你想向我訴苦，那就省省吧。」我把旅行袋扔進後車座，「安娜有慈悲心腸，我可沒有。」
「有兩個地方作了變更，」她直視著我說，「你們即將看到的錄像帶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我們看了錄像帶，了解了我的公民義務和權利有多麼重大。我看著帶子里的治安官謝謝我能夠執行這項極其重要的任務。他告訴我說我接獲傳喚來決定另一個人的命運，然後指著他用來選擇我的那台電腦。
「你兒子呢？你還與他聯繫嗎？」
「我不知道。也許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他們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換鞋子穿。有很多種可能。但我認為她不會心甘情願地送人，理由很簡單，叢林靴非常適合在雪地里穿。在街頭流浪時，這雙靴子當然強過我們在班尼所在窩地看見的那些鞋子。」
馬里諾在我耳邊低語：「因為他已經不在了。」
「原來如此。」我說。
他停頓半晌，直到能夠再度開口，又連著清了幾下喉嚨。「某年夏天簡妮堅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滿二十五歲的時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過生日，於是她、盧瑟和他的妻子莎拉從西雅圖飛到奧爾巴尼。鄧波爾好像無所謂一樣，我還記得……」他輕咳一聲，「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以為大概沒事了，也許他已經克服了心魔。生日聚會上簡妮玩得非常開心，帶了我們那隻老獵犬齙牙去散步。她想拍照，於是我們替她拍了幾張，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後我們都回到屋子裡，只有她和鄧波爾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時間，他回到屋內，我問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說：『她說她想去騎馬。』我們等了又等，她一直沒有回來。於是盧瑟和我出去找她。我們發現她的馬還拴在馬廄里，而她躺在那裡，全身是血。」
她將電話轉給我。
「高特不在里士滿，」我說，「他已經回到老巢，在一間有電腦的公寓或房間里。」
「霍洛維茨醫生，」我小心地說，「到底出了什麼事？」
「不用了，謝謝你。」他羞澀地伸出雙手，喃喃說著。
「瘋了，」馬里諾又湊近我耳畔，「你需要貸款嗎？」
他正面凝視著我，我感受到了那種解脫了的疲憊。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氣。「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個不知名的貧民墓地，我要她回家來陪著我和蕾切爾，她總算能夠和我們住在一起了，因為他再也無法傷害她了。」
包括馬里諾在內，這單調死寂的房間里共有三名穿著制服的警察圍繞著我。陪審官員姍姍來遲，八點五十分，她走到講壇上開始作說明。
「和鄧波爾接觸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雙管霰彈槍射他，」他下巴肌肉緊繃，「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兒子。」
「洪水不是你兒子造成的，」我溫和地說，「即使是他也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我找佩頓·高特。」我說著抓緊公文包，迎著他的目光。
「塔克局長還沒有撤回對你的保護令。」
他給了我們一個電話號碼，並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沒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他把煙蒂往泥地里一扔，一隻螃蟹追著煙蒂跑去。
他的碼頭切入一片無垠的沼澤，巴瑞爾群島在地平線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見景象。我們倚在欄杆上，看著招潮蟹爬過黝黑的泥漿，偶爾有牡蠣吐著水沫。
「當時她在哪裡？」
希爾頓海岬機場停滿了私人飛機和在島上擁有產業的富人的噴氣式飛機。終點站大樓比一間小屋大不了多少，所有行李都堆放在外面一張木檯子上。天氣清涼，天空灰暗多變。乘客們紛紛趕往等候的汽車和班車，我聽見了他們的抱怨。
「這我知道。」
我突然明白，我所說的不是這位無疑身為旅遊團經營者的老闆想聽的。
「我們則在奧爾巴尼看管著鄧波爾。相信我，要是我能夠把他送走而留著簡妮，我一定會這麼做。她真是個貼心可愛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淚水沿著他的臉頰滾落，「她會彈鋼琴、吹薩克斯，盧瑟把她當親生女兒那樣疼愛。他只有兒子。比起從前，這時的情況算是好多了。蕾切爾和我每年會去西雅圖幾次。告訴你，我已經夠難受的了，可蕾切爾的心幾乎碎了。後來我們犯了一個大錯。」
「你還留著她的病歷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問他。
「我們得讓你離開，」她悄聲說，「你不該在這裏的。你應該早點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這裏呢？他知道你在這裏嗎？」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嗎？」
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門框上。「上帝，」他咕噥著，「為什麼你們這些人就是不肯放過我們呢？」
「我對此表示懷疑。」
「請讓我試試。」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麼暖和。」
「哦，糟了，」我說著打開車門，「又是你。」
他略為猶豫。「你知道，這些都是蕾切爾在處理。」
我獃獃地坐了一會兒，思索著應該怎麼做。我越想越覺得困惑，軍方為什麼會在意珍妮https://read.99csw.com的身份是否得到確認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將的侄女而軍方又知道她已經死亡，應該會希望她被驗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對。
「你真好，」他說話帶著黏膩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來自紐約。」
他說：「簡妮死了，對吧？你是法醫，你正是為這件事而來。」
我沉默不語。
我在機場停車坪租了一輛銀色林肯，並在裏面靜坐了片刻。雨點敲擊著車頂，我看著「赫茲」租車公司給我的地圖，卻無法看清玻璃窗外。安娜·澤納的房子所在的帕米多沙丘距凱悅酒店，也就是飛機上那個人的落腳處不遠。我看不清楚他的車子是否還停在停車坪，但我判斷他和他的高爾夫球袋應該已經不在那裡了。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他用雙手抹著臉。我無法形容內心的難過，為他和他的女兒簡妮。我不敢告訴他這個故事有個悲慘的結局。
「當然，在人們的記憶里那些墳墓經常遭竊。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後建造的。」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兩邊的眼角，忍住哭泣。晒黑的額頭上皺紋很深，一縷偶然穿透雲層的陽光將他的頭髮映照成淡灰色。
「一定是她好幾年前從她叔叔那裡得來的，後來又變成高特的了。」
「她叫簡妮？」我驚訝極了。
「如果我付費呢？」我說，「請你的遊覽車司機帶我到萊夫橡樹園去？」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坦白告訴你，大概是到處晃蕩，需要錢的時候才打電話回來。」他凝視著站在樹樁上的一隻白鷺。
「是的。」
「你是到希爾頓海岬參加卡羅萊納便利超市大會嗎？在凱悅酒店？」
我在匡提科過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網的回信不少，但對確認珍妮的身份沒什麼幫助。
它朝我露出小小的白肚皮，鬍鬚抽|動著。
「可惡！」坐在我旁邊的男子叫道，他拖著高爾夫球袋。這時雷聲驟起，閃電照亮了部分天空。
馬里諾沉默了好一陣才說：「他為什麼要拿走她的靴子？」
「我有幾張照片想讓你看看。」我輕聲說。
「呀，」他懶懶地說，「你想怎麼做？把照片拿給高特看，問他這個慘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長得像他妹妹？」
「我覺得那個牙醫佔了她的便宜，我見過這種事。」
他看上去八九歲的樣子，穿著牛仔褲和運動衫。他的母親正從海灘那端趕過來。
「拜託，我們談論的是個身份有待確認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權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飛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時。我的傳呼機響了兩次，但我無法使用行動電話。我讀著《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心思卻滑入了崎嶇的窄徑。我思索著該對鄧波爾·高特和那位我們稱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說些什麼。
應門的男人臉上的表情告訴我，車道盡頭的大門原本不該敞開。
「我們可以先化驗她的DNA啊。」我說。
「這是私人土地。」他用平板的嗓音聲明。
下午，我帶著一個鼓鼓的公文包和過夜用的旅行袋開車來到里士滿機場。我沒有打電話給旅行社，因為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去處。我在美國航空公司的櫃檯買了一張前往南卡羅萊納希爾頓海岬的機票。
「還有，」陪審官員接著說，「錄像帶會告訴你們擔任陪審員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實仍然是二十美元。」
菜上得很慢，我結賬時已經一點鐘了。那位衣著艷麗的女士——我猜是這家店的老闆——正在外面的停車場上和一個開著輛小遊覽車的黑人女子說話，車身上寫著「嘎勒旅遊團」。
「請說。」我的神經為之緊繃。
「你知道，」他的聲音再度感傷起來，「那場洪水好像是在懲罰我似的。我是在奧爾巴尼的種植園裡出生的，」他轉頭看著我，「那座園子熬過了兩百年的戰亂和惡劣氣候。那場暴風雨一來，芬林特河漲了二十多英尺。州警、軍人緊急圍堵，洪水還是淹過了我家屋頂，那些樹就更別提了。再也無法靠胡桃樹過活，有好一陣我和我太太跟大約三百個無家可歸的人擠在救濟中心。」
這主意似乎不錯。我付了二十美元便上路了。距離並不遠，不久遊覽車就開始減速，一隻色彩鮮艷的手臂指著窗外一道漂亮白籬笆後面的大片胡桃林。車子經過一條長長的泥地車道，車道盡頭的大門敞開著。行進了約半英里的時候，我瞥見了白色木料和暗銅色的屋頂，上面沒有任何表明屋主姓名的門牌，也沒有標誌說明這裡是萊夫橡樹園。
「他又在玩遊戲了，」馬里諾憎惡地說，「他明知道你會追蹤他的支出狀況，醫生。他就是要讓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嗯，還好我們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來，想瞧瞧他是在什麼樣的家庭里長大的，這對蕾切爾造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早上好，斯卡佩塔醫生，」他咧嘴笑著說，「那場雪很美吧？是不是讓你覺得好像生活在聖誕卡裏面？還有隊長，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對馬里諾說。
「為何不用牙齒記錄？」
若說鄧波爾·高特是他的兒子，我倒看不出有任何相似之處。此人體格結實，頭髮斑白，長臉，顯得飽經風霜。他穿著平底橡膠便鞋、寬鬆的卡其布褲子和常見的灰色連帽運動衫。
「你直接回你的住處吧，我去接你。」
我開上了二九-九-藏-書七八號西側公路，經過一片長滿香蒲、沼澤草、大米草和燈芯草的平地。池塘里舒展著蓮花和蓮葉，幾乎在每個轉彎處都可以看見大群的老鷹在翱翔。遠離了群島，多數地區的居民似乎都相當貧窮，狹窄的道路兩邊坐落著白色小教堂和仍然垂掛著聖誕燈飾的活動房屋。快接近波佛的時候，我看見了汽車修理場、建在空地上的小型汽車旅館和飄舞著南方邦聯旗幟的理髮店。我兩次停下來翻找地圖。
「你介意我抽煙嗎？」
「斯卡佩塔醫生，」羅絲站在辦公室門口，「布倫特從美國運通打來電話。」
他仔細地打量著我，眼神有些猶豫不決。「你不是記者之類的人吧？」
「我猜那意味著我一早就得離開這裏。」
「簡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要不要我幫你把它交給你媽媽？」我和善地問，「風很大，你一個人很難把它帶回去。」
「好吧，」他說，「我們去碼頭。」
我把門鎖上，轉上門閂。沒人知道我在這裏，應該會沒事。安娜來到希爾頓海岬多年，都不覺得需要保安裝置。再說高特此刻在紐約，不可能跟蹤我到這裏。我走進有著鄉村風格原木裝潢和落地窗的客廳，硬木地板上鋪著色彩明亮的印度地毯，桃花心木家具有些退色，罩著各種顏色鮮亮的飾布。
「理由很簡單，」我說，「因為他想要。」
「怎麼回事？」
「我的車庫裡起碼有一百萬張病歷。」
回到安娜的屋子后，我把在冰箱里找到的麵包圈烤熱，暢快地洗了個澡，然後穿上原來的黑色外套和寬鬆長褲，整理好行李，關上大門，好像再也不會回來。我絲毫沒有被監視的感覺，直到那隻松鼠再度出現。
「你知道她都在那裡做些什麼嗎，高特先生？」
「沒人會明白。」他說。
「不了，謝謝你。」
「你可以把槍留在裏面，」女職員對我說，「你的袋子上鎖了嗎？」
「我痛恨騙子。」
「你明天上午八點得去擔任陪審員，」馬里諾說，「羅絲打電話告訴我的。」
「不行，目前你還不能單獨開車去市中心。」
「十天。通常都是這樣，凱，你也知道我們有儲藏空間不足的問題。」
「她在紐約打的電話。」
「錢的事很重要，」我說，「她向你要了多少錢？你給了嗎？」
她的牙醫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顎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製成銀。當然，沒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遺憾，因為它們能夠顯示骨折舊傷、牙床形狀和骨骼構造等有助於辨認身份的特性。至於她的病歷，當我觸及這個話題，她那位目前已退休並住在洛杉磯的牙醫變得言辭閃爍起來。
「打擾了。」我對那位老闆說。
「哦，當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幾個警察來保護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們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點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不是。」我向她解釋我是誰，她則不時地望著馬里諾和其他警察。
「有些醫生會佔病人便宜。他們虛報病歷，然後向醫療保險單位或保險公司報賬。」
餐廳的名字是嘎勒屋，招呼我的是個高大的黑人女子。她穿著一身熱帶色彩的蓬蓬裙，用發音奇特、富有音樂感的語言向櫃檯后的一名侍者說話。嘎勒方言混合了西部印第安語和伊麗莎白式英語，是奴隸的語言。
我無法想象他的親生兒子給他帶來了什麼樣的折磨，因為這位父親在內心顯然還深愛著兒子。
我靜靜聆聽。
「你說簡妮後來住在西海岸？」我問。
我們沿著碼頭走去。
「你在聽嗎？」馬里諾問。
「那麼用石蠟塊保存的組織樣本呢？」我接著問，因為萬一其他方法失敗，固定的組織細胞也可以用來化驗DNA。
霍洛維茨醫生沉默不語。
「所以我才來找你，」我說，「我需要你幫忙才能證明她是你女兒。」
其他陪審員全盯著我們。我們走進來之後他們就一直盯著我們，原因再明白不過。他們完全被司法部門忽略了，而我卻被警察團團圍住。現在陪審官員又跑過來，他們大概以為我是被告。他們不知道被告不會和陪審員待在同一個房間里看雜誌。
她轉過頭，狐疑地看著我。「那裡住了幾個新搬來的人。他們對旅遊團不太友善，你懂我的意思吧？」
年紀較大的人多半趁著這個陽光尚不灼烈的時刻出門。我散步時專註于迎面吹拂而來的海風，感覺自己能夠暢快地呼吸。手牽手漫步經過的陌生人的微笑令我感到溫暖，當他們向我揮手時，我也揮手回應。情侶們相互攬著腰，有些人則獨自在散步板道上喝咖啡，眺望著海洋。
「你的女兒呢？」
雨勢減弱了，我從機場出口開上威廉·希爾頓林蔭大道，再轉往昆斯·弗利路，接著到處遊盪了一陣，直到發現那棟房子。它比我預期的大些。安娜的度假小屋可不是一棟小平房，而是一棟用玻璃和木料建造的漂亮鄉村宅邸，屋后的停車坪上長滿了矮棕櫚樹和披著西班牙青苔的水櫟。我登上前廊階梯的時候，一隻松鼠從樹上跑了下來。它跑到我的面前，兩腿站立，臉頰快速鼓動著，像是有很多話要對我說。
「當死亡原因明確的時候，我們不採用組織樣本做顯微鏡檢驗。」他說。
「沒有。」
飛機起飛后，我撕開芥末包，向空服員要了加冰塊的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