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罷免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選定還在回國途中的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

就在前輩「政治精英」康有為在青島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以及這起「南京事件」促使蔣介石動了殺心：清黨。

三來武漢有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唐生智撐場面，唐生智手握四個軍，擁有近六萬人馬，看起來似乎有實力制衡蔣介石。

權力，堪稱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絕世武尊。無堅不摧，戰無不勝。所以幾千年來，人們似乎在重複著同一種遊戲——權力與利益的遊戲。人人都希望自己成為遊戲的最終獲勝者。但他們不知道，在權力的遊戲中，絕不會有永遠的勝者。

他的辦法就是發動新的軍事攻勢，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蘇、浙江、上海這三處富饒之地，只要手中有實力，武漢就拿自己沒辦法！

隨著蔣介石通過北伐對各地軍、財、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蔣介石打壓共產黨的態度也日趨明顯，他不僅命令共產黨人按照他和國民黨的規則來辦事，甚至派遣忠實的馬仔——陳果夫、陳立夫二人聯合地方軍閥直接將共產黨人排擠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權力機關，表現得十分霸道。

以「北伐指揮部需要離前線更近」此類的理由拒絕將北伐指揮部搬遷到武漢。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描述農會運動的情況：

這件事就是遷都。因為廣州地理位置不佳，遠離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軍攻克武漢之後，廣州國民政府就有了遷都之意，但遷到哪裡去呢？這是一個問題。

他當即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向這些北伐的骨幹表示他絕不接受上述決議。他認為決議根本不能代表國民黨，在蘇聯的強力壓制下，武漢國民政府已經「赤化」。共產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後那個強大的蘇聯。蘇聯是利用給予國民政府的援助，通過共產黨來謀得對中國政府的控制權。

「四·一二政變」中，雖然國民黨左派也被殺了不少，但是毫無疑問，共產黨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產黨人擁護「三大政策」，幫你國民黨成就北伐大業，勞苦功高，現在你卻過河拆橋，捕我的人，殺我的人，這筆賬一定要算清楚！

第二，拜託大哥張靜江找江浙一帶的富豪們，尤其是找蔣介石自己的寧波老鄉和當年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奮鬥過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辦法，搞些錢花。沒錢是造不了反的。當然了，讓大哥張靜江多出點血也是必須的。

這道大餐有兩處亮點。

麻煩的是，現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會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紳——既包括國民黨也包括共產黨，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說革命都革到自己人頭上了，以至於當時北伐部隊中的官兵們總有後顧之憂，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

進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潛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組織地發動了一起爭對美、英、日等國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館、教堂等，引起長江之上的美、英軍艦炮擊南京軍民報復，史稱「南京事件」（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合理的計劃，堅決的執行，戰事很順利。

武漢對蔣介石的攻擊達到了熾熱的程度，這使得身在武漢的蔣介石支持者無不噤若寒蟬，紛紛秘密出走。

蔣介石攻勢逼人，北伐軍威震全國，與北伐軍尚未直接交手的張作霖也深感威脅。

由此，國民黨一分為https://read.99csw.com二，史稱「寧（南京）漢（武漢）分裂」。

鮮血染紅了上海街頭，染紅了黃浦江。

蔣介石當然不願意汪精衛回來分權，只好暫停北伐，從北伐前線趕回來做同志們的思想工作，試圖努力挽救自己在黨內的形象。

北伐本來是要統一中國，結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現了奉系北京民國政府、汪記武漢國民政府、蔣記南京國民政府三個政府。

更嚴重的是，美、英等國擺出了一副不肯善罷甘休的樣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萬余（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又過了兩天，陳獨秀、周恩來等人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北伐軍得以順利進駐上海。

二來兩湖的工農運動形勢喜人，可以牽制蔣介石和他的北伐軍。

由於黃埔的政治教育已經根深蒂固，面對此種局面，連何應欽、劉峙這種蔣介石的鐵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擔心發生兵變，一度想辭職走人。而有的黃埔下級軍官心灰意冷，乾脆直接走人了。

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起，就因為黨內派系眾多，催生出了一個內訌的「業餘愛好」，吵來吵去，沒完沒了。

在國共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的同時，一件事的發生使得矛盾提前爆發了。

「四·一二」的槍聲擊碎了國共攜手前進的所有幻想和期待，從此共產黨稱蔣介石為「反動派」，蔣介石則叫共產黨為「共匪」。

接下來，汪精衛找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介紹了蔣介石的情況，並告誡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們黨的活動，千萬別給蔣介石挑事的機會。

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對此大為失望：汪精衛完全沒有兌現承諾，不但沒有暫停共產黨活動的表示，居然還自作主張，保證國民政府沒有制裁共產黨的意圖！

不過蔣介石和蘇聯顧問之間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補牢還有用嗎？

我們可以看到，國共兩黨雖然在根本主張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時已是水火難容。

當前局勢於己於國都有利，未來可期！就在汪精衛意氣風發之際，國內的形勢卻已漸漸不妙，又到了考驗他汪精衛執政能力的時候了。

馮玉祥的跳槽對汪精衛來說，當然是一件難得的好事，不說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蔣介石的力量。

其一，中央委員、各部部長基本都由國民黨左派、共產黨員出任。換句話說，國民政府已由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親共產黨的左派全權把持。

可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所佔的地區越來越多，一些問題也就隨之出現。

1926年9月16日，從蘇聯考察歸來的馮玉祥，在三國名人呂布的老家內蒙古五原發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蘇聯革命的萬丈高潮與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偉大，接下來略表自己偉大的愛國情懷與獻身革命的決心，最後他決定率國民軍全體將士加入中國國民黨，出師北伐！

汪精衛回國時轉道蘇聯，斯大林接見了這位國民黨的左派領袖，並希望他能協調蔣介石和蘇聯顧問之間的關係。

其二，由汪精衛在4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會上討論決定蘇聯顧問和共產黨的問題；

這兩項決議全部都是針對蔣介石的。與會者一致認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竟然拒絕將北伐總指揮部遷至武漢，這絕對是即將叛變革命的苗頭！應該收其權，只保留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消除蔣介石獨裁https://read.99csw.com的可能性。

一來武漢的地理位置和工業實力不錯。

但蔣介石還沒有下定最後的決心，畢竟支持武漢政府而反對他的力量可不小。

雖說同意遷都武漢，但蔣介石既沒有同意交權，也沒有同意將北伐指揮部搬遷到武漢，因為他已下定決心展開反擊，他要採取更加簡單暴力的辦法來改善當前這種不利的局面。

國民黨左派堅決反對他，近一半的國軍大佬反對他，如一直想取蔣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產黨的張發奎都發表了聲明，表示堅決支持武漢，連搖擺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潛也表示支持武漢。

雖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還得繼續干。

蔣介石當時依靠的還是答應跟他一起乾的地方軍閥，如李宗仁、李濟深等，甚至連當年混江湖時的關係戶——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麾下的上海青幫都用上了。

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廣大國民黨人、軍隊士兵的不滿，甚至包括髮動者共產黨在內，都覺得鬧得太過分。

遠在武漢的汪精衛急壞了：咱們不是已經達成共識了嗎，你蔣介石怎麼背信棄義？於是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蔣介石的「武力清黨」只是一種借口，是反革命，是喪心病狂，是自絕於黨，是自絕於民眾，罪該萬死。

4月15日，廣東李濟深起兵響應蔣介石，討伐共產黨。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產黨人倒在槍口之下，熊雄、蕭楚女等犧牲，黃埔軍校數百名共產黨員和同情共產黨的同學被槍殺，省港罷工委員會被查封，工人糾察隊被強行解散。

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決心在上海等地發動工人運動收回租界，打擊帝國主義，給蔣介石來些強硬的表示，但他們萬萬沒想到，斯大林從現實利益的角度出發，要求他們對蔣介石做出一些讓步，保持目前國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蔣介石逼向其他帝國主義一邊（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如果資本家不答應，工人糾察隊就會出動，逮人、私設牢獄、沒收店鋪，給你來個一條龍服務。

陳獨秀、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紛紛避往武漢。

兩個昔日的仇敵在強大的對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麼叫做唇亡齒寒，於是利落地化干戈為玉帛。

兩個星期後，即3月23日，北伐軍攻陷南京，蔣介石將北伐總指揮部也遷至南京。

3月10日，由蘇聯顧問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人主導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七天後勝利閉幕，主要成果是兩項決議。

蔣介石為清黨猶豫不決的時候，汪精衛終於從莫斯科回到了故土。

於是，4月5日，汪精衛和陳獨秀聯合發表「汪陳宣言」——《告兩黨同志書》，重申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及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核心地位，無產階級是不會搞獨裁那一套的，工農武裝堅決服從政府管理，國民黨也不要懷疑聯共政策，關於國民黨驅逐共產黨員，解散工人糾察隊的說法都是謠言，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事業攜手奮鬥到底，絕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撥離間。

在當時，控制基層組織的是廣大士紳，而現在工農運動「革」的就是這些士紳的「命」。所謂「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士紳的代名詞「土豪劣紳」就是在這一時期得來的。

孫傳芳放下身段與張學良結為異姓兄弟，拜張作霖為乾爹。乾爹自然不是白當的，總得有些表示。於是張大帥以東北軍為主，乾兒子的直系殘軍為輔，成立了「安國軍」，並派遣一路軍隊南下，助「安國軍」副司令孫ｈｔｔｐｓ://ｒeaｄ.９9csw•coｍ傳芳守御江浙。

鮑羅廷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主要是因為他對蔣介石不放心。

蔣介石可不會等他們準備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於1927年2月發起浙江戰役。

這篇聯合宣言實際上是汪、陳二人企圖緩和局勢之舉。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黨內同志們面前的威信，結果事情沒辦好反把自己搭了進去。

第一，鑒於目前自己勢孤力單的客觀現實，他找來大哥張靜江，委託對方幫自己聯絡一些黨內元老，建立統一戰線，為他日出來單幹做準備。張靜江對蔣介石很夠意思，立即出馬，找來了不少元老級別的人物，如蔡元培、吳稚暉等。

陳獨秀正為此事發愁之時，汪精衛就自己送上門來了。

蔣介石原以為「分共」后就可實現國民黨內的團結，排除干擾，完成北伐。可他沒想到，分共是實現了，可國民黨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各有主張；軍事上，蔣介石和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軍閥互相攻伐不已，幾乎無日不戰。國家陷入了更深層的混亂。

蔣介石本人是一個極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人物，同時還是一個擁兵自重的強勢領導者，他當然不會屈服於蘇聯給予他的壓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權的現實，遂下定決心與蘇聯顧問、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翻臉，另立中央，分庭抗禮。

一個月後的3月19日，北伐軍佔領杭州。

再加上戰爭本身對生產和貿易的衝擊，企業被迫停工，銀行被迫歇業，各大商業公司紛紛倒閉，兩湖地區日漸陷入生產癱瘓、市場萎縮、經濟停滯和物價飛漲的局面。

蔣介石看汪精衛已經撕破臉，也就乾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個國民政府，自任中央軍委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至於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人選，他已經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資歷能與汪精衛匹敵、因為「刺廖案」賦閑的國民黨右派領袖胡漢民。

在蘇聯「城市暴動」政策的鼓動下，無產階級似乎一下子覺醒了，各地的工人運動如火如荼，他們組織工人糾察隊，組織工會，和資本家鬥爭，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來有聲有色，風風火火，工會人數高達數十萬，糾察隊也有好幾萬人，但是這一支組織並不嚴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

隨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開始武力清黨，白色恐怖驟起，無數人頭落地。

汪精衛在黨內有不少擁護者，有些威望。因此，蔣介石決定在上海跟汪精衛碰個頭，開會商議一下。如果能把汪精衛爭取過來最好，萬一談不成再動武不遲。

至此，長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軍之手，北伐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唯一的遺憾是沒能幹掉孫傳芳，這可是一個極度危險的武裝分子。只要此人還有一口氣在，就不能掉以輕心。

這種反抗方式看起來著實有些簡單粗暴，但這正是蔣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

所以一旦武漢成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漢的制衡力量順利地削弱蔣介石的黨政實權，並順理成章地要求蔣介石將北伐指揮部從南昌遷到武漢，在軍事九_九_藏_書決策上對他進行牽制。

在北伐的過程中，蔣介石的一些做法，讓鮑羅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見之明。

在譚延闓等近六十名國民政府要員從廣州北上武漢的途中，將他們邀請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實上的「首都」。

北伐軍之所以能夠勢如破竹，和蘇聯的大力幫助是分不開的，但這些幫助不是無償的，他們的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在北伐所到地區發動工農運動和進行反帝宣傳。

作為一個不想失去權力，還想繼續北伐直至勝利的人，蔣介石卻面臨著即將失去蘇聯援助，並遭受其他列強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個人前途堪憂，北伐前途也堪憂！

其三，通告武漢中央，在汪精衛復職之前，武漢發出的命令無效；

罷工的起因也簡單：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們要求起碼把工資漲到八十大洋，而當時一塊大洋在武漢可以買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購買力折算的話，八十大洋相當於21世紀的三千多人民幣。其他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須超過三個月之類的要求不知凡幾（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蔣介石雖未公開將「南京事件」歸結為共產黨所為，但他根據自己的判斷法則「一切疑點歸於共產黨及其背後的蘇聯」，推斷「南京事件」是「奸黨」所為（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目的是製造他和美英等國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國主義的對面。因此在「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公開宣布通緝「禍首」——第二、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產黨人李富春和林伯渠。

汪精衛隨即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其所有職務，懸賞二十五萬元捉拿蔣介石，殺之者亦獎賞十萬元。

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數千人失蹤，工人領袖、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犧牲，周恩來僥倖逃生。

亮點二，調虎離山，迫使孫傳芳從江蘇向浙江調兵救援，等江蘇兵力空虛時，北伐軍就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南京、安徽發起進攻。

馮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後，當然是斯大林和蘇聯的努力。更準確地說，是蘇聯指示李大釗具體操作了此事。

第三，由他親自出馬，聯繫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這種國民黨內軍權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卻企盼提升的少壯派，讓他們跟著自己一起對付共產黨。

再度迎戰孫傳芳，上次吃過虧的蔣介石給對方精心準備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應欽率軍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發進攻浙江。兩面夾擊浙江。

至於汪精衛，其處境也好不了太多。國民黨右派本來是既反對聯共又反對蔣介石，結果看到汪精衛宣言中堅定的聯共立場后，氣急敗壞，居然轉而支持蔣介石。畢竟在右派眼裡，他們和蔣介石畢竟只是黨內矛盾，但和共產黨卻有著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

首先是陳獨秀。由於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越過他這個總書記直接給共產黨發號施令，他手中根本沒有實權。而在黨內同志對蔣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諸多不滿的時候，他卻發表如此退讓的聲明，令其黨內威信大為降低。

實際上這場紛爭源於國民黨內部的爭權奪利，以及國民黨和蘇聯對革命領導權的爭奪，真正的主角是國民黨右派、左派和蘇聯顧問，是蔣介石、孫科、鄧演達和鮑羅廷這些人。

嚴格地說，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依靠的並不是他的基本部隊——黃埔軍。

蔣介石利用了軍隊內部對工農運動的不滿，成功地利用反共清黨把軍隊團結在他的周圍，目的其實是想打垮國民黨九*九*藏*書內部的反對派，消除蘇聯、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影響力。

其四，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指揮，否則視作反革命組織，嚴加取締；

隨著北伐的捷報頻傳，蔣介石在民間、在黨內的威望也不斷地攀升。但是與此同時，蔣介石獨斷專行的行事風格也引起了國民黨人的不滿，他們開始懷念汪精衛在位時的民主作風，急切地希望汪精衛儘快回國，以限制蔣介石越來越高的聲望，分散蔣介石手中的權力。

再過三天，北伐軍佔領南京。

農民那邊就更熱鬧，失控得更厲害。兩百萬農會會員「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

就在蔣介石一路凱歌高奏的同時，國民黨內部傳來了不利於他的消息。

蔣介石當然知道遷都武漢對他意味著什麼，因此他採用如下方式進行了反抗：

這起事件引發的外國軍事干涉擊中了蔣介石的軟肋。

總體來說，工農運動失控了，組織不嚴密，打擊面太廣，程度也過激，得罪了很多人。

此時，「欽差大臣」——蘇聯顧問鮑羅廷給出了他的答案：武漢。

其一，蔣介石表示堅決擁護汪精衛復職；

但是努力無效。因為事態已經無法控制，國民黨左右兩派、蘇聯顧問、共產黨都支持汪精衛復職，蔣介石孤掌難鳴。所以蔣介石也只好站出來，歡迎身在法國的汪精衛回國主政。

因此，鮑羅廷必須得想一個辦法制約蔣介石。思來想去，鮑羅廷認為把首都遷到武漢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就在張作霖惴惴不安的時候，孫傳芳找上門來了。江西之戰孫傳芳損失慘重，麾下精銳損失殆盡。他考慮再三，感到無力獨自阻止北伐軍的進攻，於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獨自登上北上的列車，拜會張作霖。

其實，斯大林並沒有完全指望汪精衛，他之前已經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蔣介石的棋。

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頭槍聲大作。

於是「擁護汪主席復職」的呼聲日漸高漲，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和國民黨左派的鄧演達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動委員會」。

亮點一，重兵攻擊浙江，以優勢兵力拿下孫傳芳的核心地盤。

經過兩輪會談，蔣介石與汪精衛達成如下協議：

自從蔣介石在「整理黨務案」中暴露了他打壓共產黨、分裂國共、搞一黨專制的意圖后，鮑羅廷就對蔣介石很是戒備：此人危險，他的這種搞法就是將共產黨納入他和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之下幹革命，完全背離了「聯共」的道路。

陳獨秀此時也是進退維谷。

蔣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氣得罵出了娘希匹：我率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你們卻在背後暗算我！

汪精衛對於自己因為「中山艦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階自然樂意。於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踏上歸程。

簡單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舉不僅令越來越多的人不滿意蔣介石，也讓「倒蔣迎汪」的潮流越來越洶湧。一片譴責聲中，蔣介石最終只得同意遷都武漢。

「南京事件」發生后，蔣介石趕緊跑去上海向列強保證，事件不會擴大，不會以武力收回租界。這種在帝國主義面前退讓的做法，讓蔣介石沒少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批評，很沒面子。

以武漢一地為例，從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起，接下來的短短三個月中，罷工已達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點六次。

看到事情偏離了預計的軌道，蔣介石下定了最後的決心。

4月12日，蔣介石發布「武力清黨」命令。

其五，共產黨暫停在國民黨內的活動。

他為此幹了三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