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四川省諮議局成立。這是大清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中央政府本是希望這類地方議會的組建，不僅能對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諸侯進行牽制，而且能以此擴大執政基礎，為民意參与政治生活和政府決策提供新的渠道。於是，川路公司的賬目問題，成為四川省諮議局的重點監管對象。

川漢鐵路的建設，一直是大清國的重點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經濟驅動之外，這條擬議中的鐵路也成為對抗英、法在大清國西南地區邊疆不斷擴張蠶食的戰略布局。

「施市長」成了「施總」，工作地點也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手裡的權力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大大擴大。儘管只是一名享受廳局級待遇的企業幹部，他卻掌握著一個在上海灘乃至全中國暢行無阻的法寶——資金，足足有350萬兩的白銀！這是川路公司已經籌集的資本金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進行「資本經營」，期望著用錢生錢。即使在上海，這也絕非一筆小錢，施總的晚餐如果多吃幾顆川椒的話，上海灘第二天就一定會感受到那股嗆人的衝勁。

這還只是總公司的紙面查賬。要全面弄清川路公司的賬目，必須將總公司的賬與上海、武漢、宜昌及北京四家分公司的賬相比對。因此，1910年7月，查賬組開始派人奔赴各地，沒料想其間上海股災爆發，查賬任務愈發艱巨複雜。

施典章並不滿意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參加工作以來，在官場中輾轉遷徙，他也就先後混了個瓊州（海南島）和廣州的知府。當年的瓊州可不是什麼令人羡慕的地方，有點門路的幹部都不想去這樣的地方「大有作為」。施典章紮根天涯海角幾年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終於熬到了廣州知府，一躍進入大清國搞「洋務」的一線幹部行列。廣州此時雖被上海壓了一頭，但好歹也還是繁華所在，這令籍貫四川瀘州的施典章成為川籍幹部中少數號稱懂些洋務、懂些經濟的人物之一。

在公司章程方面，川路公司外掛商辦之名，卻無商辦之實，管理人員均由政府委任，而不是股東會任命。一切用人行政多未遵照《商律》，「出股份者，不得《商律》上應享之權利，人非至愚，孰肯投資」。諮議局要求川路公司立即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公司架構。

喬樹枬也在報上發表長篇大論，逐一反駁對他的指控。他多次強調自己只是駐京總理，「既非全路總理，又無節制滬局之權」，因此「無從為奧援，更無從為禍始罪魁」。他雖被任命為川路的駐京總理，但其實從未真正到任，本職工作還是在教育部（學部）。至於指控他冒用川籍京官的名義推薦和安插私人親信，喬樹枬反駁說：所有參与推薦川路幹部的京官都是自願的，並未受到任何人的壓力；而那些被推薦的幹部都經過了總公司組織人事部門的考察后，才報請四川總督任命的。

開了眼界的施典章，盤點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個廳局級，憑自己有限的才幹和更為有限的人脈，要繼續走「紅道」的話，前景實在暗淡。正好當時有個機遇，國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幹部負責投資事務。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著抓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級別也夠。經過一番運作，在川路公司總經理（總理）喬樹枬的引薦下，他得到四川總督錫良的賞識，終於下海經商。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污大案。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根據公司賬目，施典章在正元錢莊所存公款應為50萬兩，但錢莊方面卻只認賬40萬兩，並且向專案組提供了一張加蓋著川路公司專用印章的收據：施典章已經取款10萬兩。同樣，在存放了38萬兩公款的兆康錢莊，專案組也發現施典章已經取走了其中的10萬，餘額僅有28萬兩。而這兩筆共20萬兩的取款，在公司賬簿中毫無記載。

專案組緊急提審施典章。施典章辯稱九-九-藏-書提取的並非公款，而是幫朋友經手的私款，是拿朋友的橡膠股票作抵押而從錢莊得到的貸款，與公司無關。此說如果屬實，則吃進股票作為抵押物的錢莊只能自認倒霉。正元錢莊的經理何兆政堅決否認施典章的說法，錢莊手握川路公司提款收據，手續清晰，證據確鑿。專案組最後認定，施典章涉嫌挪用乃至貪污公款20萬兩，必須退賠。

施市長早已不是市長了，還保留著公務員的身份和廳局級幹部的級別，官場商場應酬時人們還稱呼他為「府台」。

查賬的艱難，除了內部管理混亂所致外，還因為川路股本多來自從農民手中強征的「租股」，川中7000萬百姓，號稱人人皆是股東，而這些租股又是靠設在各地的租股局負責徵收，點多、線長、面廣，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雞毛。

11月，四川省諮議局通過整頓川漢鐵路案，以立法者的身份，從籌集股本、修訂章程、清查款項、整理財務四方面對川路公司提出了要求。

施典章以公司名義購入的蘭格志股票，也被專案組發現了重大疑點。施典章是在5月份購入該股票的，遍查當時的股票報價都在1400～1500兩之間，每股至少虛報了250兩的「花頭」，總共虛報了12萬兩。更為弔詭的是，這筆股票也在公司的賬簿上「渺無此事」。

股東們之間的爭鬥陷入糾葛狀態，一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可以肯定的是，川路公司的內部管理已經混亂得難以想象。

內閣侍讀大學士甘大璋算了一筆賬：川路總預算在9000萬兩，如果依靠租股，則湊夠此數當用百年，現在已開工的200里計劃9年完成，那全路至少需90年。「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成無期。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東付息之用。款盡路絕，民窮財困。」川路公司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了。

一方面是民怨沸騰，一方面卻是中飽私囊，川路的資金籌措和全面開工建設遙遙無期，「早停一年租股，早蘇一日民困」就成為很多非既得利益者的共識。

根據舉報線索，郵傳部專案組在陳逸卿的一家錢莊分號內查獲一個賬簿，詳細記載了與施典章之間有關的一筆60萬兩放貸的往來細目。這就是公司賬簿上所謂利華銀行的存款。

這是上海股災后在京的川路股東第一次聚會。

上海畢竟是大清國開放的最前沿，地方當局面對股災這類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而且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突發事件，其反應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預料。

修建鐵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統年間的種種改革仁政一樣，在官僚機器的運作之後都成了猛於虎的苛政。

走進會場，那濃烈的麻辣味變得十分嗆人，會議的主題就是討論上海股災巨額虧損怎麼善後。

但是，甘大璋似乎忽略了：川路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所期望的就是「後路未修，前路已壞，永成無期」，這樣他們就可以守著租股，永成無期地寄生下去。

老喬因為很聽領導的話，善於揣摩領導意圖深受賞識，實際上是川路公司的頭號人物。而川路改為商辦后，由上級任命「總理」的方式並沒改變，並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處設立辦事機構，任命了三處的「總理」；老喬便被任命為駐京「總理」，繼續負責打點高層公關，權力還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這令老喬在隨後的川路風波中成為知名人物，並在辛亥革命歷史中佔據一席之地。

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專案組懷疑利華銀行那15萬兩其實已被施典章侵吞。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這份所謂的利華銀行的存款協議中，居然沒有銀行的信用戳記，也沒有洋商的簽字，而只有施典章與陳逸卿兩人的簽名蓋章。更為可疑的是，作為外資銀行出具的存款協議，居然沒有載明明確的存款數額，而只寫了個模糊的「95萬兩以內」。而且，協議還約定存款到期后，川路公司不得自行向利華銀行提取，只能由陳逸卿個人負責歸還。專案組因此認定，這一存款實際與利華銀行無關，而是施典章與陳逸卿之間的私下放貸，陳逸卿既然已經破產，該筆存款「亦與被倒無異」。

四川籍幹部、財政部科員（度支部主事）杜德輿在呈送給都察院的報告中，痛陳川路租股的危害。按hｔｔpｓ://rｅaｄ•９9ｃsw.cｏｍ規定，如果農民收入不足，只能納糧而無力購股，則不可強行徵收租股。但是，根據杜德輿的調查，州縣幹部在征糧時，往往將租股以「鐵路捐」名義先行收繳，然後才征繳正糧（農業稅），貧困的農民因此總被安上抗糧的罪名，「鞭笞棰楚，監禁鎖押」，「以此賣妻鬻子、傾家破產者不知凡幾」，因此，農民「之視鐵路不以為利己之商業，而以為害人之苛政」。

施典章這個官當得很平淡，沒留下什麼值得回味的東西。唯一能被算上軼事的，大概是後來的北師大校長、廣東新會人陳垣在參加廣州府試時曾受到當時擔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難。施典章在陳垣的卷子上批道「直類孫汶（文）之徒」，后又把「孫汶」圈去，改為「狂妄」。陳垣因此被排除出複試之列。但在輿論的壓迫下，府學不得不在最後時間把他的名字補上。陳垣後來回憶此事，作過這樣兩句詩：「猶憶當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根據一位回川奔喪的留日學生記載，因政府將收取租股的任務委託給農村的「痞子能人」，這些人專以逢迎官長、欺壓鄉愚為事，徵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計算，正好藉此為收受賄賂、報復讎怨之手段。強大而毫無監督的公權力，為鄉村的痞子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

北京城宣武門外的永光寺西街是個熱鬧的所在，全蜀會館（四川會館）以及廣東的新會會館和順德會館都在這裏。1910年9月10日，全蜀會館聚集了一大群四川老鄉，格老子見格老子，倒也不必卷著舌頭說那一口帶著麻辣味的京腔。

喬樹枬也是四川人，當時還兼著教育部部長助理（學部左丞），主要還是在北京為公司打點高層公關。喬樹枬外號「喬殼子」，相當聰明，曾做過司法部司長（刑部郎中），在高官多如牛毛的北京城裡是一名很普通的幹部。「喬殼子」能力很強，當刑部郎中時分管的工作就是「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這是個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結交了不少高層領導。當中央政府決心開設川路公司時，他就成為該公司的首任「總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辦」的旗幟，需要在領導層中安排民眾的代表，喬樹枬就因此下海，卻帶著「救生圈」：他並沒有從學部辭職，而是兼跨做官及經商兩頭，這也是當時大清國官員下海的通例。

10月30日，在京股東會議的名稱升格為「川漢鐵路維持大會」。會議一開始，便明確宣布其宗旨是「對付喬樹枬，不認借外債」。「對付喬樹枬」是高級管理層的內鬥，而「不認借外債」是要維持現有管理層對川路的牢牢掌控。十多天後，一份洋洋洒洒的聯名控告信就呈遞到了郵傳部，信的標題是《川路總理援私舞弊》，控告喬樹枬執掌川路大權，卻從來沒有按照大清的公司法召集過一次股東會議，也未派人查賬，導致公司內部「百弊叢生，毫無覺察」。控告信說，考慮到施典章正在積極準備外逃香港，請求中央政府立即責成上海方面將施典章拘押看管，清查其家產，「以備抵債」，同時「飭令喬樹枬交代清楚，以重官法」。

會後，有人認為僅針對施典章是不夠的，施典章出問題，主持公司大政的駐京總理喬樹枬難辭其咎，應當責令喬樹枬承擔連帶責任，負責追還損失。藉著上海股災，川路公司內部的權力鬥爭開始變得更為波詭雲譎。

早在三年前（1907年8月），郵傳部就派了工作組前往成都，調查川路公司的賬目。他們認定正是川路公司的「收支含混」導致市場信心崩盤，幾乎無人認購股份，如果「不早予徹究，無以昭大信而釋眾疑」。

諮議局指出，投資鐵路「公足以利國福民，而私亦足以養身贍家，此理人人皆能言之」，但川民們之所以還在「望而生畏，不肯投資購股者」，正是因為「公司管理不善，成不成未可知，利與害自不計耳」，要求川路公司從reaｄ•９９csｗ•coｍ排除這些障礙下手。

這樣的股東會隨後還開過不少次，緊張程度逐漸升級。在10月18日的會議上，決議如下：在京同鄉官紳向郵傳部和都察院遞交聯名信，要求在上海的川路董事向上海道署起訴，並請求政府立即查封施典章的家產；致電四川總督及川路董事局，要求在下個月的常會上選舉新的總理。

而在整頓財務方面，諮議局毫不客氣地指出，公司現在「寄放資本，散存各處，毫無統一，久耗可慮」。而且公司「開支每多浮濫」，「寸路未修，而耗款如是之巨，凡此皆宜整頓者也」。

自從上個月正元在股災中倒閉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擔心陳逸卿會出事。為了防範萬一，施典章已經拍電報將小妾和兒子都招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萬兩銀子，到處放風說自己將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彌補虧空。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國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於是，發動民間的力量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川路公司儘管在創立伊始定性為國有企業，其資金卻依然大多來自民間，而且是來自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徵收的「租股」。這與其他鐵路的民間資本主要來自商界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埋下了日後釀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的伏筆。

股東們還指控，在股災之前一年，上海就有三家錢莊晉益升、元源、厚大倒閉，川路公司因此虧損了12萬兩，喬樹枬並沒有及時召集股東會議對施典章進行問責，導致一年後川路公司在上海股災中遭受巨虧。

在另一份以「四川紳民」名義提交給大清資政院的控告信中，指控喬樹枬欺上瞞下，令郵傳部和四川總督「皆處被動之地位，藉以壓制我全川股東，雖百控而莫敢與抗」。信中說，1905年，北京分公司的員工周維綸曾向商部舉報，卻被下令遞解回原籍，結果死在半路上；而1907年另一員工鄧代聰向都察院上訪，也被關押到京郊大興縣的牢房裡。這次施典章在上海釀成巨虧，郵傳部不聞不問，不僅拒絕代向皇帝轉交川路股東們的請願書，反而將舉報信等轉給四川總督處理，而四川總督又轉回給喬樹枬處理。顯然，喬樹枬的幕後撐腰者已經成為控告的矛頭。

1910年8月18日，廣東人最愛的發財吉日，身在上海的廣州市前市長（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卻一點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發的跡象。上海其實並不熱，因坐江面海，其實比重慶、成都要涼爽許多，但施典章卻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而且是麻辣熱鍋上的。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昨天，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

至此，郵傳部專案組認定：施典章「濫放路局所存之畝捐公款」，350萬兩公款被「虧挪竟至200萬兩」，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絕不是什麼「盈虧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購買蘭格志股票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渾水摸魚；施典章將公款私存到滙豐銀行及已經倒閉的錢莊，數額巨大，情跡可疑，「跡近侵蝕」。

川路開辦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籌款方式為四種：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謂的「租股」，由政府強行攤派到農戶頭上，隨糧徵收，是四種籌款方式中唯一獲得公權力保障的，因此也最為穩定。

喬樹枬還辯解，在上一年的上海三錢莊倒閉事件中，施典章一直是與成都總公司直接聯絡的，駐京辦並未插手。而那次虧損之後，公司已經召集了股東總會，成立了董事局，只是在股東總會上並沒有人提議撤換施典章，之後也無人指責施典章在其中舉措失誤。這些責任絕不能讓他一個人來承擔。

但是，施典章卻提供了另一說法。他解釋說，以公司名義購買的蘭格志股票總共485股，每股進價1750兩，另加了5兩的虛頭，加上手續費等，總共入賬開支為852990兩。而資金則有55萬兩來自公司現金儲備，29萬兩來自滙豐銀行和義善源錢莊的抵押貸款，抵押物就是這批購進的蘭格志股票，其餘一些小的餘款則由施典章本人墊付。根據施典章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動用利華銀行賬上那15萬兩。

大多數農民都將租股當作出錢免禍、無力對抗的捐稅（留日學生語），他們無法等到湊夠50兩當勞什子股東，為了rｅaｄ•９9ｃｓｗ•cｏｍ換得現銀，多將手中的股權低價賣出，因此也造成了川路股票「二級市場」的畸形繁榮，收購者多是富商及公務員們，「有二十余金而得五十兩之股票者」（《汪穰卿遺著》），農民的折損率高達60％，購入者則可坐享暴利。日後保路派所謂的7000萬股民，其實主流只是那些揣著大把股票的有權有勢者。這也是盛宣懷等中央官員堅決頂住壓力，堅持認為租股就是變相捐稅，不為川路腐敗虧損埋單的原因之一。

比起以老窖而著名的家鄉，施典章更為習慣生活在這個華洋雜處的「東方巴黎」。巨大的權勢令他並不艱難地弄明白了一個硬道理：這個大都市表面上充滿了歧視，卻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錢包有多厚，你的嗓門就有多粗；坐擁350萬兩白銀的施總，當然是能繞樑三日的男高音！

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範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而施典章幾乎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陳逸卿的身上，在陳逸卿實際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謙餘三家錢莊，川路公司的總存款高達113.5萬兩。

根據大清《商律》，專案組建議責令施典章退賠其虧挪各款，收繳其所有非法所得，並在全案定結后「發交地方官監禁三年，罰金即定為一萬兩，繳清後方得釋放」。相比這件案子引發的巨大雷聲，處理結果簡直就是毛毛雨。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於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肌吸髓而來」（《民立報》），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這便正好被管理層作為資本經營的借口，以便為這些資產「保值增值」。在投資另一國有企業重慶銅元局失敗后，川路公司承受了200萬兩的巨大損失，痛定思痛，餘下的資金便被集中調集到了上海與漢口，進行相對保守的投資。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資金的一半350萬兩，並由施典章親自坐鎮。

針對股東的這些指控，川路總公司發表聲明為喬樹枬開脫。聲明說，施典章於1905年即已被任命為總收支，而喬樹枬在1907年才被任命為駐京總理，各有專責，「自不能代任其咎」。

陳逸卿被捕，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陳逸卿還兼任著幾家美資公司的買辦職位，在老美的強力干預下，他並沒有被關進上海縣那暗無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羈押在「中外合作」的租界法院內。後世的史家多將此解釋成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為「漢奸」護短。其實，陳逸卿經手了太多與美資公司相關的業務，只有把他控制在手上，美國人才能弄清那一盤糊塗賬，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也如同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一樣，「能者多勞」，農民負擔遠比一些欠發達地區更重。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兩項賠款，四川就分攤到每年200多萬兩，僅略低於廣東，位居全國第二。此次，為了建設鐵路，租股的負擔又是每年200萬兩，要從農民口裡一粒米一粒米地奪食。正如四川留日學生在《川漢鐵路改進會報告》中所說，四川的千萬百姓並無股東之能力，而是在紳商們所把持的政府公權高壓下，強迫為之。這份留日學生編撰的報告，還一針見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於擾民；租股之弊，莫甚於中飽。」各縣的租股局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第二衙門，四川的基層政權基本被他們架空或控制，大清朝廷則莫名其妙地成為民意痛恨的對象，為土豪劣紳們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鍋。

川路公司的燒錢能力堪稱一流，至1908年鐵路還一寸未修，其籌集的800多萬兩資金卻已經有150多萬兩花在了工資及辦公經費上，另200萬兩又在重慶銅元局上投資失利，損失殆盡。

被震驚了的江蘇專案組，立即將此案情逐級上報給了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批示下，負責全國鐵路建設的郵傳部派出了第二個專案組，進行更為深入的調查，卻發現：在案發前兩年，施典章還曾經向陳逸卿名下的其他兩家錢莊分號存入款項，而且居然都是在這兩家分號宣布倒閉之後。此外，施典章還曾將一筆17萬兩的公款私自移存至滙豐銀行，公司賬上亦無記載。

在查賬方面，雖然部委清查兩次，但股東沒有直接參与，終究還是「不能泯局外人之疑慮」。諮議局九_九_藏_書認為，股東投資一種事業最為看重的「在於監視出入，較量錙銖，稍一不當，頓生乖離情跡」。

陳逸卿好歹有美國人罩著，而施典章既在朝中無人，又無海外關係，他此時最後悔的就是沒早當個「裸官」或「裸商」，早些把家眷安頓到香港，辦好洋護照，一旦「風緊」就能「扯乎」。

在四川省諮議局主導和支持下，川路股東成立了董事會，其所聘任的查賬人郭成書、陳一夔等一時成為全四川最忙碌也最引人矚目的人。但川路公司賬目經手人周文彬拒絕交出賬簿，在多方壓力下才擠牙膏一般交出167本賬簿，隨後又陸續交出73本。后經股東會決議，要求全面查賬，周文彬又拿出70多本。查賬人發現這些賬本賬目含混，無可對證；可周文彬再也不肯交出底賬，狡辯說早就交完了。1909年11月查賬人開始清查成都公司的賬目，到1910年的6月，足足7個多月才基本完成，提交了「錯誤」、「浮濫」、「侵蝕」三張表，密密麻麻，報給董事局及四川總督。而被周文彬藏匿的那些賬簿，直到1911年1月1日經成都某印刷公司的經理熊某舉報，才在該印刷公司內起出了4本底賬，中間抽篇換頁、挖補塗改，層見迭出。

出問題找政府，這是大清國曆來的傳統，倒不是商人們天生軟骨，而是政府實在太強、太有才了。川人兀自在集會上痛心疾首、慷慨陳詞，最後還得落實在那張充滿了謙卑哀求的狀子上面。會議的決議其實很簡單：要求在北京對違規入市、涉嫌貪污挪用公款的公司CFO（總收支）施典章提起訴訟，請各有關部門主持公道，同時立即派人到上海查賬。

當時南充等地出台的土政策是，將股份再切小，除了50兩的大股外，還設了5兩的小股，以便農民們積少成多后兌換大股。但即使5兩的小股，農民們也往往得花費數年時間才能攢夠，在這之前，只是由徵收員出具白條小票，上面寫明已收多少，待湊成股數后再換髮股票，而未發股票前則不給利息。當農民湊成「小股」（5兩）后，只是換髮一張「另票」，依然不給利息。而省里是按照各縣的總額下發股票，並按照股票的數額下發每年6厘的股息。如此一來，大量農民散戶的股票滯留在租股局手裡，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幹部的幹部們提供了大好的機會，坐吃利息。

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發現租股利息被中飽鯨吞后，曾經專門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無論何項股本，一律給息，路成后復與分紅……似此名實乖違，弊端百出，若不從嚴整頓，無以昭大信而釋眾疑。」他還親自查處了一批幹部，但他的個人努力在官僚機器的強大化解之下毫無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層幹部，埋下了日後被殘酷處決的伏筆。

川漢鐵路公司的資金幾乎都是取自強行攤派到農民頭上的「租股」。「被當股東」的7000萬四川人被腐敗案黑幕激怒了，他們多方上訪、要求中央政府徹查……

如今他是施總，川漢鐵路公司的CFO（總收支）。五年前（1905年），當他帶著幹部身份這一救生圈下海時，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文件——聖旨。川路公司已經在兩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施總成了眾多兼跨官場、商場的「兩棲幹部」之一，頭上帽子紅燦燦，保障著退路，而腰裡錢包則是鼓囊囊的，代表著一個弄潮兒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穫。

除了在陳逸卿做股東的三家錢莊違規存款外，施典章還在陳逸卿擔任買辦的一家外資銀行利華銀行存放了95萬兩的公款。公司賬目顯示，這筆存款在3月份時被提取了20萬兩。在5月份又提取了15萬兩，卻記載為「蘭格志抵款」（蘭格志橡膠股票），也就是說，這15萬兩被用於公司購買蘭格志股票。公司賬目顯示，利華銀行的存款餘額應為60萬兩。

誰也料想不到的是，這卻揭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場遠比金融風暴更為可怕的颶風正在青萍之末醞釀！

9月25日，沒來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所派的專案組抓獲並查處。或許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處級別遠超出他的想象：溥儀小皇帝的老爸、攝政王載灃親自批示，中央政府多個部委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