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入虎穴」，即要深入第一線，「相機因應」。他將商辦鐵路的第一線稱為「虎穴」，也可見其對既得利益集團破壞力的充分認識。

不久，一個極好的「抓手」出現了：國有詔書發布后11天，中央政府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簽訂了借款合同，引進1000萬英鎊的巨額外資，投入鐵路建設。各省欣喜若狂：這下子可以上升到「愛國」還是「賣國」的高度來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了！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盛宣懷這位「總攬輪船、銀行、鐵政、鍊冶、煤礦、紡織諸大政」，所謂「一隻手撈十八顆夜明珠」的猛人（《經元善致鄭觀應函》）被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倒也情有可原。

三、鐵路建造與管理的全部權力歸中方所有，並由中方自行選派3名外籍總工程師，外國銀行對所聘總工程師有否決權，但須說明否決理由。總工程師聽命于中方督辦大臣。其委任或辭退有關人員須經中方總辦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國郵傳部作最終裁決，對此裁決，不得提出異議。

御史黃瑞麒指出：「收回幹路而不將所收股款絲毫給還，固為失信，但還股款而不使民間享修路之利，仍不免為失信。且京奉鐵路，至今商股未退，幹路國有，不必完全官股可知。擬請明降諭旨，將川漢、粵漢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換官辦股票，仍照原定官利按時給息。路成之後，一律分給紅利。其有不願領換股票者，即將原股如數給退，不使有絲毫虧損。且各項加征之股款，雖當停止，以恤民艱。而全國富商，未嘗不可召之使來，以期眾擎易舉。」這份奏摺，實際上建議在鐵路國有政策的基調下，允許和鼓勵民營資本參与，民營資本依然可以「附股」，投資到國家鐵路上，同受利益。盛宣懷對此大為賞識，向朝廷表示將予以採納。

盛宣懷聚斂財富的路徑，與這些人並沒有大的差別。同樣都是國有資產的打工者和看護者，他們的財富顯然不是來自於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這些企業雖然大多是由國有資金支撐著，但打的卻是「官督商辦」的旗號，財政投入並不作為股本金，而是作為政府的無息或低息貸款，管理者可以「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兩道的信息不對稱，兩頭忽悠，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佔據不少股份。二是經營中大建「老鼠倉」及進行關聯交易，但凡企業的要害部門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後建立很多外圍公司，承接本公司的業務——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裡。

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乾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賬員，一切必須等待股東大會之後再說。王人文對電報禁令也大不以為然，認為禁發電報「雖為預防煽亂，而群情異常惶惑」。他提出，對於涉及鐵路的電報，只需要「將發電人姓名、住址、根據」等「嚴行查問註冊」，「設有煽亂情事，自有國法以繩其後」，這樣才能「弭隱患而安人心」。

艱難的查賬已經令賬目從來混亂、貓膩叢生的川路公司管理層十分畏懼，在中央政府擬定出具體的回購股份方案之前，他們決心主動出擊，手段就是以「假保路」來促進「真保款」，而靶子就選定在租股的存廢。

鄧孝可對於公司現存的資金抱有極大的幻想，「路股現金，今約存者尚千萬。此千萬處分而當也者，則全川永永食其福；此處分案不當也者，虛牝擲金，租股瘡痍，其何日復哉」。他甚至將這些款項分派了用場：「以一百萬金，力擴川航事業；以五百萬金，充地方殖業銀行資本；以二百萬金，為川省教育基金……」同時，他還希望政府「把幾年來已用去之款與上海損失之款，一併用現金償還」。

中央政府在6月17日宣布了鐵路國有補償的方案細節：

可以說，這是中央政府經過縝密觀察和推演后的一次火力偵察。多年來商辦鐵路的無序與腐敗，已經極大地傷害了市場的信心，因此5月18日盛宣懷草擬川路接收思路時，就提出「近年各處支路、礦務多無成效，商民皆不信從」，「股款宜由部接收」，「公債為國民應盡之義務，且有公家保息，以已集之成款入作公債，既不失信於民，而國家亦少籌千萬巨資，利國利民無逾於此」。而對於川路公司在上海的炒股虧損，「公家固無承認之理，公司亦無補救之方」，而且絕不能「攤滅股本」（減少股本），唯一的辦法就是從股息中扣除相應比例，等到日後公司贏利后再逐漸補回。他申明這是權宜之計，平心而論，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與同時代大多數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懷首先並且一直都是體制內的人。與其說他為了經濟上的利益而去謀求政治上的保護，不如說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銳與老練造就了在經濟上的成就與地位。

此時，「格老子」們十分安寧，低眉順目的，與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波濤洶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作乖巧的綿羊狀，當然是有所圖：川路公司的如意算盤是「保存現存之款，求還已用之款」，在將建設鐵路這個顯然已經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甩給中央政府的同時收回所有的投資，包括在上海虧損了的300多萬巨款。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觀察，川路的紳商們分成了兩類，「甲純主自辦，乙則主歸國有，而要求不以路作抵，不提存款，全還用款」，「有力量者，漸趨乙說」。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調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政府放棄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決定根據各省情況因地制宜。這當然導致操作難度大增，原則上「以商股與公捐不同，實用與虛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區別，或還現款，或給保利股票，或給無利股票，分作三項辦法，而終不使其資本虧折絲毫」。也就是說，回購股份將採用三種補償方式：一、現金；二、保利股票，即國家鐵路的股票，分紅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澇保收的利息；三、無利股票，即只能分紅、沒有固定利息回報的國家鐵路的股票。

但是，在沒有盤清家底之前，朝廷並不鬆口，除了明確宣布廢除民怨矢集的「租股」外，未作任何表態。

湖北的情況也類似。《申報》在5月15日報道說：「湖北商辦鐵路公司、鐵路協會、諮議局各大團體，以商辦鐵路收歸國有上諭近於政府奪民權利，將來輸入外債授權他人，殊可驚懼。遂于昨日刊發傳單，奔走相告。擬即日開會舉代表赴攝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辦。」

盛宣懷無論對內對外都是個強勢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數月，會晤將及二十次，辯論不止數萬言。于原約稍可力爭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數事，實已無可再爭」，貸款合同的條款不斷地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不僅年利率依然維持在5％，不https://read.99csw.com到國內錢莊和票號貸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貸款項的半數可以存在交通銀行與大清銀行，這等於為這兩家國有銀行提升了頭寸，而原合同規定只能存在四國銀行。同時，合同還刪除了原定四國有權參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條款，並規定所用鐵軌必須使用漢陽鐵工廠的國產貨，其他原材料則進行國際招投標，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懷堅信，根據這一合同，資金到位后，粵漢鐵路三年內就能全線接通，十年內可以開始還本。

此時，年輕的載灃並不掩飾自己的盛氣鋒芒，尖銳地指出：川路公司要求繼續徵收租股，甚至放棄國有，「是必所收路款，侵蝕已多，有不可告人之處。一經宣布，此中底蘊恐不能始終掩飾」，而王人文在川為官，「目擊情形，一切弊竇，應所深悉」，卻居然幫著代奏，「殊屬不合」，「著傳旨申斥」——也就是給予了王人文一次書面警告。

但這次，盛宣懷並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個極大的厄運在等待著自己。

大多數的川籍京官都同意採用合股的方式，但希望政府能將上海炒股虧損也承擔起來。王人文卻贊同買斷的方式，認為這「或足塞川人之口」。當然，中央政府也有人認為應該全面償還川路的商股，尤其是那些不當家的言官們，御史孫培元就說：「唯吾國各省鐵路，商民辦理有年，集資設立公司，股本久已動用，猝聞改歸國有，群情難免駭疑。血本所關，必有奔走呼號之事，與其臨時而強施禁令，曷若先事而安定民心。宜速籌辦法，或全用官本，商股一律給還，或兼集商資，舊股照常給利。」

二、中國以湘鄂兩省的百貨厘金、鹽厘金等合計520萬兩作為抵押。此項貸款本利如能按期償還，則貸款方不得干預各省之厘捐。

早在戊戌年間，作為一名改革的實際操作者，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更有影響力的改革實踐者一樣，盛宣懷明智地與康梁等口水改革家們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他認為，康有為等「將盡舉吾國之政教、法制而變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變法太銳，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蕭牆干戈，憂未艾也」。盛宣懷是位實幹者和踐行者，通觀《宣統朝政紀》，盛宣懷的姓名出現70多處，幾乎都是奉旨接辦某項艱難的任務，比如對外談判、對內賑災。

辦事過於乾脆的盛宣懷，於6月9日宣布了一個命令：上海、武昌、長沙、宜昌、成都等地電報局，對「煽惑違抗」鐵路國有政策的電報不得收發，「如有擅行收發者，查出即將委員領班分別撤懲」。

這兩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同時分管鐵路，兩柄寶劍的寒光畢露，雷霆手段頻出，令向來軟弱的大清朝廷在鐵路國有問題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讓。

沒有農民是喜歡租股的，在中央政府明令廢除租股前兩天（5月20日），王人文致電中央政府，以四川人民的名義請求「將此項租股立行停止」，緩解「民困」，「以廣皇仁」。但是，在中央政府下令廢除九天後（5月31日），王人文卻應川路公司管理層的請求，向北京發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電報：請求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並緩刊停止租股的謄黃。

三是「宣德意」，要大力宣傳中央政府將鐵路收回國有是英明正確的決策，並派人先到港、澳、南洋等地收回海外的大宗股票。

六是「明心跡」，絕對不能在這項工作中拿「分毫好處」。

作為內部徵求意見之用的「歌電」被當作了賣國的證據，鄧孝可在《蜀報》第12期上發表文章，題目就是扎眼的《賣國郵傳部！賣國盛宣懷！》，文章高呼：「四川非無人性，非屬野蠻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提出：「內抗政府，外聯華僑。債票不售，合同自廢。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國人民一線之機也。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長、甥舅，盛宣懷已盡置吾等於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奮！奮！奮！」這篇充滿著悲情的大作，滿紙是政治謾罵和詆毀，並毫無根據地指責政府要鯨吞700萬兩現金，「奪路劫款」，其邏輯是：財經無錢——必須引進外資——全民還債——四川人口多，分攤份額就大。

張之洞去世后，本來一直被他壓制的兩湖紳商失去了制衡，勢力大漲。此時，大清國又在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積極設立地方議會（諮議局），這迅速成為紳商們加入政治遊戲的大舞台，得以進行力量動員和集結，扛起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大旗，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數日後，川路公司再度向王人文遞交了請願書，題目乾脆就是《免刊停止租股謄黃以安人心》，增加的一條理由是租股乃股本，而非捐稅，如果謄黃，會引起百姓誤解，以為以前所收的是稅而不是股。毫無疑問這是睜眼說瞎話，所謂的租股就是以公權力保駕護航而強行徵收的特殊捐稅，大多數百姓根本就沒把自己當成今後或可分紅的股東。但在紳商集團的連哄帶蒙下，這些出了血汗錢的民眾，又將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捍衛那虛無的股權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對抗中央政府，這顯然令各省商辦鐵路公司有點「害羞」。

而那些紛紛藉機成立的湘路公司協贊會、湖南商務總會、湖南粵漢鐵路公司等組織，為了滿足各種會長、總理、幹事們的官癮能夠舉而彌堅，以「人民」的名義向政府發難就是最好的辦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士紳領袖們都遠遠地避開了所謂保路運動，如湖南省諮議局議長譚延闓就故意滯留北京，而副議長亦遠走他省，湖南的運動其實被傳統的地下幫會及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革命黨所控制。

首先，盛宣懷的官運實在亨通。如同那個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樣，他也在科舉場上十分失意，但自從他擔任李鴻章的機要秘書之後，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於任事，他開始在大清國的官僚體系中青雲直上，最後終於成為部長級高官，而且執掌的是權勢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機關——郵傳部。郵傳部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航運等新興壟斷產業，是大清國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戰場。從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該部在六年間居然十三次更換部長，競爭十分激烈，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五是「務堅持」，此事一旦開頭，就必須咬牙堅持，「而後辦事人乃宜著手」，從這點也能看出盛宣懷在整個「收路－保路」衝突的基本思路。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團盤踞的各省鐵路公司，其實已經成了暗無天日的黑箱，他們早已習慣了在黑暗中摸索獲利。盛宣懷和朝廷的政策，示好於民，媚眼並非拋給他們。黑夜給了他們黑色的眼睛https://read.99csw.com，那並非用於尋找光明，而只是用來尋找如何讓黑夜更為黑暗的路徑而已……

山東巡撫孫寶琦請求將煙濰路收歸官辦。

盛宣懷的高明之處，或者說幸運之處，在於他持有大量股票的這些企業及時地進行了改制，從而多少擺脫了政治力量的牽制。1908年，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組成完全商辦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張股票）股東參加，選舉產生了招商局首屆董事會。在董事會的9名當選者中，盛宣懷以4769張得票高居榜首，當選為董事會主席。這些表明，隨著股份制的推行，在這些企業中，股東開始取代政府，「商辦」取代「官督」，而成為企業管理中的主導力量。同樣，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漢冶萍公司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盛宣懷被推舉為總理，隨後又被推為董事長。好歹能得到法制保護的企業股權，以及大量投資于租界內的動產或不動產，為盛宣懷的財富建立了一道防火牆，抵擋來自官場的不可測的風波衝擊。

湖北鐵路公司（鄂路）涉及粵漢、川漢兩條鐵路，其處置方式與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額以現金退還；其來自米捐、租股等的資本金，換髮國家保利股票。

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執掌鐵路總公司，到1908年，在這12年的時間里，他都一直是中國鐵路這個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內部的權力傾軋中，他被趕到了上海，以郵傳部副部長（侍郎）的身份談判對外商約。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卻依然是個副部長；更尷尬的是，部長（尚書）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屬唐紹儀。於是，兩人都只好稱病。唐紹儀勉強幹了幾個月，終於離職。而盛宣懷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

如何在「公平」與「平均」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是盛宣懷所要考慮的難點。在發布鐵路國有政策的次日（5月10日），中央政府要求各省立即統計各鐵路公司的經營狀況，清理清查，摸清家底。

中央政府討論回購方式的「歌電」，是要開誠布公地徵求四川各界的意見。弔詭的是，王人文接到「歌電」后，卻並不公開。此時，他因未能被正式任命四川總督，起了二心，試圖挾靠民意進行某種運作。對於隱匿「歌電」一事，他的公開解釋是擔心此電文會激怒民意，他建議將「現存未用之款七百余萬兩，留用四川興辦實業，增加生產」。

一是「定宗旨」，「換股」還是「發現」（發放現金），需要中央政府拍板。

幾方對比，鬧得最凶的湖南，其獲得的條件較為優厚。儘管湖南還是有意見，認為「以粵省糜費甚巨，而湘公司則十分核實；川省倒賬，巨款無告，而湘公司則分文不少；鄂省毫無基礎，而湘公司則實有已成之路。今相提並論，是以不服」，但湖南的事態立即平靜了下來，湖南巡撫楊文鼎報告中央政府：「湘省對於幹路國有，初甚激烈，近經勸誡，已漸平靜。」廣東、湖北則基本無甚異議。

最後，湖南方面決議，「萬眾一心，恪遵先朝諭旨，及宣統二年上諭，完全商辦，實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舊收集」。除了上訪請願外，他們還決定：對於那些「反對湘路之完全商辦、妨礙湘路建築」的人，「湘人認為公敵，以強硬手段對付之」。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開地因經濟問題而訴諸「強硬手段」的人身威脅。他們還表態說，「外國人如來湘強事（鐵路）修築，湘人必集合全體共謀抵制，無論釀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顧；若部派督辦來湘，湘人亦以此法對付之」，「我輩定以死力爭之，閉市、停課、抗租，均確定為最後之辦法」。

久未登台的盛宣懷，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贏得滿堂喝彩。

這筆外資的引進是張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務。張之洞從比利時人和美國人手中收回粵漢鐵路並改為商辦后，「愛國荷爾蒙」沒多久就被各省商辦鐵路公司縱慾般的腐敗與低效消蝕殆盡，「翻然悔悟，不護前非，仍擬借款築造，乃向英德法三國銀行訂定借款草合同」。1909年6月6日，張之洞與英德法三國銀行簽訂了550萬英鎊的貸款協議，年利率5厘，專用於建造湖廣境內粵漢與川漢鐵路。但此協議在中央政府最後批准前發生變故，「美國援案插入，暫緩陳奏」，而「張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擱至今」。時人感慨，自從粵漢鐵路從洋人手裡廢約收回以來，「已閱七載，倘若無此翻覆，粵漢早已告成，亦如京漢，已屆十年還本之期矣」。

後來鬧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鐵路公司，此時相當安靜，原因則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紳商們都在等待著政府出手，將他們從極度虧損的經營泥潭中解救出去……

端方對王人文不公示「歌電」十分不滿，於6月7日直接致電川漢鐵路宜昌總經理李稷勛，令其向成都總公司索閱「歌電」。「歌電」因此在6月10日才公之於世，錯過了寶貴的9天溝通時間。

對於粵漢鐵路廣東公司（粵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頓，糜費太甚，市值已經從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國有消息傳出后，有人入市收購，股價已經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現每股從優發給六成」，換給國家鐵路保利股票。而已經虧耗的四成，也發給國家鐵路股票，但沒有固定利息，「路成獲利之日，准在本路餘利項下分十年攤給」。

應該說，中央政府的這個方案充分考慮了川路公司的利益，雖然沒有認可其炒股虧損的300多萬兩，但也沒有接收其多達700萬的存款。然而，此時大清國的神經系統基本失靈，中樞釋放出的善意再度被扭曲表達，一場妖魔化中央政府的暴風雨正在成都上空彙集……

各方壓力之下，王人文在報告中央政府「川民希望儘快停止租股」的11天後（5月31日），再度發出電報，徹底改變口氣，請求緩停租股。

粵、湘、鄂、川「四省情形各有不同，受弊輕重亦異」，御史石長信在他那封推動朝廷下決心實行鐵路https://read.99csw.com國有的報告中就指出：「粵則有款而紳士爭權，辦路甚少；湘、鄂則集款無著，徒糜局費……至川漢集款，皆屬取諸田間，其款確有一千余萬。紳士樹黨，各懷意見，上年始由宜昌開工至歸州以東，此五百里工程，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方能告竣。而施典章擅將川路租股之所入，倒賬竟至數百萬之多。」

此時，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中央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其具體條款剛剛傳到成都，川路高層利用此機會，將保路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結果弄假成真、騎虎難下。

5月16日，鐵路國有宣布后一周，川路公司董事局出手了！他們致電郵傳部，說鐵路國有政策傷害了四川人民的「急公之心」，懇請郵傳部繼續維持川路商辦的局面。22日，中央政府下發文件，明確提出：即日起立即停止四川和湖南兩省的鐵路租股——謄黃髮布。

革命黨人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年初才創刊，此時發表了一篇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的文章，呼喚「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何海鳴則發表了《亡中國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動。湖廣總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報》報館，逮捕何海鳴、詹大悲。

最艱難的是川路公司。一方面，川路的資本金大多數來自強征的租股；另一方面，川路雖然才建了20多華里，卻在所謂的資本經營上虧損了300多萬，捅了個巨大的窟窿。川路公司當然希望中央政府能將這個漏洞補上，而這對盛宣懷來說顯然是不可接受的。盛宣懷的計劃，就是先解決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湘路先了，粵路次之……湘粵釐定，不怕蜀事不定」。

這對革命黨來說，也是絕好的機會。在革命黨的暗中鼓動下，湖北多次舉行千人集會，革命黨人陶勛成親自上陣，痛斥政府媚外辱國，也在公開大會上斷指明志，而留日學生江元吉則割肉血書「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16個字。

王人文改口的理由是說川路公司的紳商們表示，四川人民「均不願停止租股」，「以保路權」。川路公司高層在當日提交給王人文的報告中再度高舉民意大旗，聲稱「川民以租股為川路命脈」，「萬眾協心」，不該廢除；而且，租股是在「先皇帝」光緒手上批准的「先朝成案」，誰廢止，就是對「先皇帝」不敬；甚至赤|裸裸地威脅說，川路公司「人心固結，股東過多，尤未便操切從事，致釀變端」，要求王人文立即請示朝廷，停止國有，維持租股。這篇洋洋千言的報告，通篇沒有一字提及租股擾民，沒有一字提及管理混亂。既得利益者們巧妙地將自己藏在了民意的石榴裙下，本是政府、紳商、民眾的三方博弈，被他們變成了政府與民眾的博弈，而他們則不僅是幕後操縱者，甚至還是裁判。在掌握了輿論權的既得利益者把持下，那些胼手胝足、真正承擔著改革成本的小民百姓，是沉默的一群，也是總能輕易「被代表」的一群。川路公司高管擔心「租股一停，生命立絕」（川路總公司致宜昌分公司電文），但那究竟是誰的「生命立絕」呢？

粵漢鐵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約100萬兩，全額以現金退還。其來自米捐、租股等的資本金，換髮國家保利股本。

取締「租股」，嚴禁用公權力強迫農民以交租的方式「被當股民」，這一減負舉措被強大的地方利益集團徹底扭曲。紫禁城的腦部信號無法在帝國的臉面上準確地表達出來，還有什麼痛苦能比得上「面癱」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壓力呢？

作為橫跨官商兩道的成功人士，從其所作所為判斷，盛宣懷從來就不相信口號，更不相信高喊口號者本人對口號的真誠，那些橫飛的唾沫背後其實只有兩個字——利益。沒準，盛宣懷那時就有機會聽過法國思想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

陝西巡撫恩壽請求將西潼鐵路收回官辦。

國有政策宣布后數日（5月12日），粵漢鐵路湖南公司在長沙賈公祠召開大會，到者數百人；次日，又在教育總會開會，到者數千人；再后一天，繼續在教育總會開會，到者就達到數萬人。商議的主題則是，如何以抗拒為手段實現利益最大化。

信息不對稱下的群眾動員，效果很好。5月16日，長沙、株洲一帶鐵路工人一萬餘人「一概停工」，進入長沙示威遊行，「沿途聲稱，如撫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傳單上則出現了更多的敏感詞：「我們辦我們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錢。萬一我們修路的時節，有誰來用強迫手段壓制我們，那時我們做百姓的人，橫直是一條死路，大家把這條性命，與他拼一場，在學堂的人，大家散學，做生意的，大家鬧市，湖南全省的糧餉，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們湖南的百姓怎麼辦呢？」言辭間充滿了情緒的對抗。

在那個年代，貪腐已是常態，官員們倘能在貪腐之外還做點實事，就已經算相當具有先進性了。盛宣懷自己在寫給醇親王的信中就說：「蓋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盡趨之，辦事人受讒謗而人盡戒之。」

專門用於回購商辦鐵路的國家鐵路股票，固定利率為年息6厘，即6％，該鐵路獲利后，再按股分紅。5年後，股東可決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最令人們浮想聯翩的是，急於追求政績的盛宣懷和中央政府高層在鐵路國有上似乎操之過切。5月8日才成立首屆責任內閣（即所謂的「皇族內閣」），9日就在未與地方充分溝通的前提下匆忙公布鐵路國有政策，20日則簽訂了四國銀行貸款合同。見慣了老牛拉破車的低效政府的大清民眾，對於這種罕見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幾個問號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頭鬼腦的朦朧色彩。

遲到的謄黃終於發布了，已經洶湧澎湃的暗流並未停息。

短短11天內，堂堂一省的最高領導居然發出了截然不同的兩份民情報告，中央政府「覽奏殊堪詫異」。攝政王載灃在6月2日的批文中嚴厲指出：「鐵路改歸國有，乃以商民集款艱難，路工無告成之望。川省較湘省為尤甚，且有虧倒巨款情事。竣削脂膏，徒歸中飽；殃民誤國，人所共知。」因此，停止租股的政策絕不會更改。

其實，湖南鐵路公司與川路一樣九-九-藏-書，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下才啟動的——其500多萬兩總資本金中，商股才100萬兩，其餘的都是米捐、鹽捐、租捐、房捐等。那些高喊著民權、產權的紳商們，其實都只是代理人，但被代理的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紳商們便儼然當家做主，動輒以人民代表自居。這些高喊著愛國的人們，在修路無能、籌資無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試圖引進被他們所痛恨的外資，只是外資毫無興趣與之合作。

至於四川鐵路公司（川路）則並沒有強制性地收取其700萬存款。已經動工的宜昌－萬縣段用去400多萬兩，「除倒賬外」的實用工料之款，換髮國家保利股票。宜昌開辦經費33萬，及成、渝各局已經開支的辦公用費，發給國家無利股票。公司賬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萬兩存款，如願入股，可更換國家保利股票，5年後分15年還本，「亦准隨時抵押，並可分得餘利」。

七是「通電報」，加強工作中的通信溝通。

但是掌聲未息，本該對國有政策報以最大掌聲的廣東、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卻是噓聲一片。掌握了話語權的商辦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將鐵路國有看作是對既得利益的極大侵犯，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盛宣懷和郵傳部成了眾矢之的。

四是「守密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那些反對者的煽惑「志不在路」，而又不能貿然解散他們，以免引起新的風波，因此很多工作必須秘密進行。

在盛宣懷報送給中央的《條擬收路辦法》中，冷靜地列出了收回鐵路的幾個要點：

八是「設收股處」，建立辦事機構，以組織手段表示「決無反汗」。

與他有同樣鬱悶經歷的還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隸總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磚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禮上沿途派人照相，構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辦川漢、粵漢鐵路。

川路公司股東、曾經短暫留學日本的立憲派人士鄧孝可，在《蜀報》上發表《川路上今後處分議》：「今政府此舉，就吾川人言之，尚不無小利。故就愚見所及，吾川必欲爭川路商辦，甚無味也。以交通便利言，則國有自較速；以股息之利言之，則商辦亦難期。況吾川路公司成立之性質，記者（即鄧本人）始終認為謀交通利益而來，非為謀路股利息而來者，故曰聽『國有』便。」

所謂「謄黃」，就是將中央文件謄抄在黃紙上公佈於眾。清末時，謄黃只適用於仁政恩詔，只有刊載喜訊的最高指示才符合此例。

鐵路國有就是盛宣懷唱響的第一個高八度，贏得了那些為路所困、切盼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在以「四川駐省各法團」（法人社團）名義提交的一封請願書中，光緒皇帝被再度抬出來，證明租股的推行源於先帝爺的「遠識深心」，「並非規劃未善，尤非不量民力」。這等於是給鐵路國有政策扣上了「大不敬」的高帽子。

沒有人能真正說清楚這種對抗的目的，究竟是為了國家、民族、地方、股民，還是這些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靠路吃路」的高管們。

對於大清國的腐敗，美國《紐約時報》甚至認為這危及人類道德：「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禦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機會。只要外國的公司引誘他們、進行賄賂的話，再怎麼老掉牙的槍支或再怎麼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他們同樣也大肆購買了許多原材料……他們在買東西的過程中，行賄現象和貪污行為比比皆是。」

但是，這一完全平等簽訂的借款協議立即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攻擊政府的依據，「賣國」、「貪贓」的罪名幾乎成為盛宣懷及郵傳部的代名詞。盛宣懷的名聲本就不好，號稱「一隻手撈十八顆夜明珠」，而在對外採購和引進外資時吃回扣、「加帽子」（在定價上加虛價中飽私囊），在大清國不是潛規則，而是顯規則。

「歌電」重申了對川路公司賬款的處理原則，提供了兩個選項：一是買斷，即「實收支款項，由部籌還，自造支路」；二是合股，川路的實際開支不以現金一次性退還，而是換取「公債股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如果選擇了買斷方案，因為中央財政拮据，「必借洋債，必照湖北以部有之川省財政作虛抵，已成之路必須估借」。同時，對於資金返還后，四川省「自辦支路、礦務，未必確有把握，若再放倒賬，或徒滋耗費，商民必受虧損」。這說明，中央政府此時對地方監管款項的能力毫無信心。因此，「歌電」提出了「經度支部（財政部）會議」后的方案：川路公司「不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換國家鐵路股票，六厘保息，須定歸還年限，須准分派餘利，須准大清銀行、交通銀行作抵押」。同時明確表示，川路公司在上海「資本經營」造成的巨額虧損，國家不能承擔。

梁啟超也說：「（晚清朝廷）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為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藉許可權之說以為擠排異己之具；借新政之立以為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

一、中國向德法英美四國銀行借款1000萬英鎊，年利率5厘。用於建造1800華里的鐵路以及車輛設備，鐵路將在3年內完工，貸款則須在40年內還清。

比部長級別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懷從踏進機關大門的第一步開始，一直都是腳踩官場與商場兩隻船；而且與胡雪岩那種挖空心思擠入官場內尋找靠山的買賣人不同，盛宣懷下海，都是由組織任命、帶著紅頭文件和財政資金的。當然，盛宣懷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業才幹，在官方資源的強大支持下，無論「外戰」還是「內戰」，幾乎無往而不勝。

江西籍在京官員集會，一致贊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將九南鐵路收回國有。

四、所用鐵軌必須使用中國漢陽鐵工廠自行製造的產品，價格則由郵傳部比較歐美產品價格而定。所需從外國購入的重要原材料與產品，須通過招標方式進行，經理之人須通過公共市場，擇價格最廉者或貨料最佳者購買，定購材料及支取費用，須由中方督辦大臣或總辦核准簽字。進貨時須由中方所聘者驗看后才能進貨。如中國的原料或產品與各國原料或產品相比，質同價低，或價同質高，則應優先購買中國原料或產品，以鼓勵中國工業。

這份令盛宣懷相當自得的合同，基本內容是：

令同時代人艷羡的是，盛宣懷不僅是商戰上的常勝將軍，而且其聚斂起來https://read.99csw.com的大筆財富居然順利地移交給了子孫們。在遭遇了大清與民國的兩輪清算后，盛宣懷依然給子孫們留下了價值高達2000萬兩白銀的遺產。而他的同時代人，如徐潤、鄭觀應、劉學洵、劉鶚，其財富基本是曇花一現、及身而隕，而張謇等人雖然在實業界名聲巨大，其實是個「空心老倌」，並沒有多少真金實銀。

里程最短、籌資最順利、鐵路完工最多的廣東省，本來受鐵路國有政策的衝擊很小，但他們也站出來對抗中央政府，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好的談判砝碼。廣東鐵路公司的紳商們「大動公憤，紛籌對待之法，已決定一面奏劾盛宣懷，一面質問總協理大臣」（《申報》）。在6月10日的廣東粵漢鐵路公司股東大會上，股東表示要「萬眾一心保持商辦之局」，「路亡國亡，政府雖欲賣國，我粵人斷不能賣國」，對政府的「破壞」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的殺氣騰騰的口號。

「外戰」方面，他的經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購美資旗昌輪船公司。在一系列兩敗俱傷的價格戰幕後，大清國充分發揮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強大優勢，不僅授予輪船招商局壟斷經營權，而且還提供財政貸款。而又正值美國資本方計劃實行戰略轉移，從中國撤資改投美國新興的鐵路大建設，旗昌輪船上終於升起了黃龍旗，降下了星條旗。在輪船招商局將旗昌公司納入懷中的同時，主導收購事宜的盛宣懷也乘機將輪船招商局納入自己懷中——以徐潤為首的招商局原各級官員，或因腐敗問題，或因能力問題，受到了整肅。

雲貴總督李經羲致電盛宣懷：「桂蜀國有，從速宣布為宜。」他很實誠地認為「滇、黔、桂以無力，望國有」，不似湘、粵、蜀那樣「為私利抗國有」……

會場氣氛是激動的，甚至有點感人。有一名叫賈武的人慷慨陳詞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與盛宣懷共戴天」。據說，一時間「滿座痛哭，聲震屋瓦」。在之後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中，我們能不斷發現這種動輒千人萬人的集體哭場景象。那些在鐵路建設方面成績平平的高管們卻在動員民意、操縱集體無意識方面顯露出了出色的才華。

川路公司的盤賬則揭開了巨大的黑洞。王人文只能統計一個大概數字，因「公司開辦八年，賬卷山積」，而且，這次查賬並不只要總賬，還需要明細賬，「既須剔出重收重支，又須分別財產及消耗」，並將與宜昌、漢口、上海、北京四家分公司核賬，「倉促間難以完成」。

張之洞未竟的談判由盛宣懷接力，這也註定了他日後「賣國賊」的命運。為了改變商辦鐵路大量佔用和耗費有限的社會資源，鐵路國有及引進外資已經成為朝野的主流思路，這一談判被大大加快。

掌管了鐵路、航運、電報、郵政四大肥缺的郵傳部，一直就是腐敗的淵藪，官員連軸換，因此在當時就被戲稱為「運動部」。1909年，部長陳璧就以貪污罪名被革職。陳璧引進外資貸款「借高息不借低息，得其回扣，飽其私囊」，而且還賣官，「凡欲佔一席位置者，非運動不可，故陳璧在京時，大有臣門如市之慨」。據估計，其貪污總額約在585萬英鎊。而另一任部長唐紹儀，其「營私舞弊和重用親戚的做法，甚至在中國也達到了不同尋常的規模……他在海關或鐵路或郵傳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撈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親戚或姻親，或是他的廣東同鄉」（莫里循語）。

「內戰」方面，盛宣懷最富傳奇性的案例就是將財神胡雪岩徹底打趴下。嚴格地說，盛、胡之間的鬥爭，並非單純的商戰，而是兩人背後的李鴻章、左宗棠的權力鬥爭及路線鬥爭。胡雪岩儘管戴著紅頂子，但畢竟沒真正在機關內混過，根本不是盛宣懷的對手。當胡雪岩高舉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依託其阜康錢莊里的儲戶資金，與外商進行生絲大戰以圖獲得暴利時，盛宣懷則瞅準時機，輕巧地打斷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資金鏈。胡雪岩曾經出面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債，這些債務的管理也是阜康錢莊的重要業務和利潤點。清政府將這些債務分解落實到相應的省份，統一匯總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給胡雪岩；而外資銀行則直接從胡的錢莊按時收取本息。上海官場恰恰掌握在李鴻章和盛宣懷手中。在胡雪岩的「生絲大戰」到了最關鍵的時候，盛宣懷密令上海道台暫緩向胡雪岩支付官方還款，胡雪岩的資金鏈立即繃緊。同時，盛宣懷再向外放風阜康錢莊銀根不穩，引發了擠兌風潮，胡雪岩的資金鏈終於崩斷，導致身敗名裂。

腐敗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深入，這是大清國改革的最尷尬局面。時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國聞備乘》里，曾經生動地描寫了宣統年間的「七黨林立」：「孝欽訓政時，權盡萃于奕劻，凡內外希圖恩澤者，非夤緣奕劻之門不得入。奕劻雖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進。至宣統初年奕劻權力稍殺，而局勢稍稍變矣。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於是洵貝勒（載洵）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載濤）統軍諮府，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等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勾通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后之尊，寵任太監為一黨。澤公（載澤）與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載灃福晉，榮祿之女）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一黨。」

租股擾民，早已成為四川的一大弊政。一方面是農民負擔沉重，另一方面是租股被大量浪費、挪用、貪污，成為把持鐵路公司的紳商們的小金庫，這實際上也是中央政府下決心將鐵路收歸國有的原因之一。

在王人文被申斥的前一天（6月1日），負責鐵路國有事務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鐵路大臣端方向他發了一份聯名電報，闡述對川路款項的處理思路，卻沒有料到，王人文的進退失據令這份本為徵求意見的電報成為引爆火藥桶的導火線。這就是四川保路運動史上著名的「歌電」（「歌」為電報的韻目代碼）。

福建漳廈路公司打報告給郵傳部，請求趕緊派人「接管經理，並召集股東開會，布告暫行由部接收」。

盛宣懷絕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異數，屬於那種令人艷羡、嫉妒到咬牙切齒的成功人士。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盛名卓著的盛宣懷突然吃起素來（后盛被查辦抄家，均未發現涉及從本次四國銀行貸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證據），早已習慣了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的國人卻也寧願相信「莫須有」。自然，不少反對者並非反腐敗，而只是痛恨自己沒有機會腐敗而已。